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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12737 次 历史版本 0个 创建者:冰菊物语 (2011/9/23 10:29:59)  最新编辑:冰菊物语 (2011/9/23 10:29:59)
王叔文
拼音:Wáng Shūwén (Wang Shu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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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叔文(735~806),唐越州山阴人(今绍兴人),著名政治改革家。历任苏州司功,善围棋。唐德宗时,担任太子李诵的侍读,“常为太子言民间疾苦”,王叔文以棋侍太子。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顺宗即位后,安史之乱以后,宦官专政,藩镇割据, 任命王叔文为翰林学士,实行改革。协助王叔文进行改革的主要有王伾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陈谏凌准程异韦执谊等八人,他们组成了革新集团。王叔文的改革是针对当时的弊政而进行的。 在唐德宗时, 设有所谓“宫市”。王叔文罢除了宫市和五坊小儿。此外,政府还两次放归后宫宫女和教坊女妓900 人,诏令全国免除欠税银50多万两,禁止官吏在正税之外的额外进奉。这些改革措施都深受人民的欢迎。改革成败的关键是兵权。王叔文任命素负重望的老将范希朝为京西神策诸军节度使,韩泰为神策行营行军司马,目的在于夺取宦官手中的兵权。宦官首领俱文珍刘光琦串通一些官僚和地方节度使,拒绝服从政府命令。不久,俱文珍等利用顺宗患中风不语病,拥立太子李纯为皇帝(宪宗),顺宗被迫退位。接着,王叔文等人都被贬逐。王叔文也因而失势,被贬为渝州司户,永贞二年(806年)赐死。王伓被贬为开州司马,不久病死。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及韦执谊等八人先后被贬为边远八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王叔文等人前后掌权一百四十六天,史称“永贞革新”。
 

生平简介


  王叔文(753~806),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为人聪明机智,胸怀大志,懂得治国之道,有文武谋略。他还下得一手好棋。唐德宗时,王叔文在东宫服务。与他同时在东宫服务的还有翰林待诏王伾。王伾,杭州人,善于书法,为太子侍书。王伾一直被太子亲近,与太子狎玩,亲密无间。他们两人,一个是棋待诏,一个是侍书待诏,都是太子李诵的老师,和太子朝夕相处。在宫中,他俩常常和太子讨论国家大事,深得太子的赏识和信任。
 

革新准备

  唐朝自“安史之乱”后,中央朝廷上,宦官专权,政治腐败,一些正直敢言的大臣如前宰相陆贽等都被相继贬逐出京;地方上,藩镇割据势力称王称霸,愈来愈嚣张。中央与地方、藩镇与藩镇间的战争,连年不断。朝廷又一再向老百姓额外加税,横征暴敛。国家危机四伏,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日益深刻、尖锐。王叔文一有机会,就与李诵讲说天下大事,议论民间疾苦。其中谈得最多的是宫市问题。所谓宫市,就是宦官在长安东西两市掠夺民间财富的手段,是一种虐政,老百姓深受其害。白居易有首《卖炭翁》诗,就是专门讽刺、揭露宫市之弊的。

  一次,李诵在宫中与王叔文等人又谈到了宫市的弊害,他表示说:“寡人正准备就此事尽力进言。”大家都称赞,唯独王叔文一言不发。李诵很奇怪,等到众人退走后,便问他:“先生刚才一言不发,是为什么?”王叔文说:“我承蒙太子的信任和钟爱,只要有什么想法,哪敢不说出来。本朝制度,太子只需好好学习,不要多过问朝政。皇上在位已久,如果有人乘机挑拨离间,说殿下收揽人心,那怎么解释得清楚!”李诵闻言大吃一惊。原来李诵的父亲唐德宗猜忌心很强,又性情急躁,刚愎自用,常常轻举妄动,这些,作为儿子的李诵自然非常清楚。从此,李诵对王叔文极为尊重和信任,东宫的一切事情,都依靠王叔文裁量决定。

  为了使李诵做皇帝后能够迅速施展抱负,推行革新,王叔文秘密结识了许多有名的朝士,其中关系密切的有刘禹锡、柳宗元、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凌准、程异等人。王叔文把这些密友推荐给李诵,说某某可做宰相,某某有将才,将来都可大用。王叔文尤其看重刘禹锡和柳宗元,说刘禹锡有宰相之器,柳宗元可大用,因此经常与他俩共同谋议朝政。李诵也热心为王叔文援结朝士。翰林学士韦执谊,聪俊有才,能诗善文,三十几岁就考取进士,拜右拾遗,召入翰林。当时唐德宗特别宠爱韦执宜,与他歌诗唱和,让他出入禁中。一次,唐德宗过生日,李诵献佛像贺寿,德宗吩咐韦执谊为佛像写赞文。赞文成,德宗又命李诵赏给韦执谊不少缣(双丝的细绢,非常名贵)帛,以为酬劳。韦执谊到东宫拜谢,李诵趁机对他说:“韦学士知道王叔文吗?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韦执谊与王叔文从此便有了密切交往,建立了非同一般的友谊。
 

埋下祸根

  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正当以王叔文为核心的“二王刘、柳”集团顺利发展时,太子李诵忽然在贞元二十年(804)九月中风,口不能言。这差一点使他不能继承皇位,并给后来“永贞革新”的短命埋下了祸根。

  李诵患病的第二年(805)正月二十三日,唐德宗去世。二十六日,李诵正式继承皇位,是为唐顺宗。唐顺宗因不能说话,不能接见外廷官员,于是经常住在宫中,周围挂着帘幕,只有嫔妃牛昭容和宦官李忠言在左右服侍。王伾因为可以在内宫通行无阻,出入随便,于是在牛昭容、李忠言与王叔文之间往来传递旨意和信息。王伾从宫中传出圣旨,让王叔文坐镇翰林院处理朝中事务。王叔文作出决策后,需要有人贯彻执行,王叔文便荐引韦执谊为宰相,让他在中书省负责落实。百官汇报工作、请示事务,也是一经韦执宜,二经王叔文,三经王伾,四经李忠言和牛昭容,然后转达给唐顺宗。同时,刘禹锡和柳宗元等人专门负责收集信息,反馈意见,归纳整理,提供参考。二月二十二日,唐顺宗正式任命王叔文为翰林学士,王伾依前为翰林待诏。至三月,王伾也为翰林学士。在此前后,王叔文又把他的密友凌准引用为翰林学士。从此,一个以唐顺宗为总后台、翰林学士王叔文为总指挥的革新集团正式形成。

  翰林学士一职始设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其职责主要有两项,一是起草机密诏令,二是轮流值宿内廷,以备皇帝随时召唤使用。翰林学士出现以前,唐朝中央的公务文书都是中书省的中书舍人负责起草;翰林学士出现以后,“专掌内命”,直接侵夺了中书舍人草诏权中最重要的部分,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翰林院地处金銮殿西,靠近天子,直接隶属于皇帝,翰林学士是朝中除宦官之外唯一得以出入内廷的官员,他们与皇帝的关系自然比其他朝臣更为亲近和融洽,故有“天子私人”之称。翰林学士可以在较为轻松的氛围下与皇帝商讨政事,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更容易被皇帝所采纳,因此在政治上产生的影响力不可低估。

  和中书舍人一样,唐朝的翰林学士人数,一般都是配置六人。可是贞元二十一年是比较特殊的一年。当年在学士院居职的已有郑絪卫次公李程张聿王涯李建等六人,其中郑絪、卫次公居学士之位已达十三年之久。按理说,学士员额已满,无需补充新的人选,可是唐顺宗即位后,却又任命了王叔文、凌准、王伾三个新学士,使翰林学士的人数达到九个,这种现象是非常特殊和少见的。可以这样说,王叔文等三人是在学士院已经满员的情况下硬塞进来的。之所以出现这种奇特现象,目的显然是为了便于让王叔文等人控制朝政。果然,王叔文自取得学士职位后,“内赞画谋”,指挥定夺,朝廷事务都由他决断。在王叔文的谋划下,“二王刘、柳”集团又不断越级提拔后辈新进,发展革新派势力,并迅即着手内政改革。
 

革新措施

  改革攻坚战打响后,王叔文充分发挥了他坚决果断、注重效率的办事才干。就在他正式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的前一天,就惩办了大贵族大贪官李实,撤销其京兆尹职务,贬为通州长史。李实是唐朝皇族,袭封道王,专横残暴。贞元年间,关中大旱,粮田大面积颗粒无收,他却大肆虚报产量,强迫农民照常纳税,百姓恨之入骨。王叔文毫不留情,杀一儆百,拔了这颗钉子。消息传开,人心大快,欢呼相贺。紧接着,又连办了不少好事,主要有:一、废除宫市:二、废除五坊小儿;三、禁征宫中乳母;四、废除常贡以外的进奉;五、释放宫女和教坊女乐。

  五坊小儿与宫市一样性质,同是暴虐之政。所谓五坊,是指鵰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小儿是指在五坊的服务者。五坊小儿在长安内外各处张网捕雀,有时把网盖在百姓家门口及水井上,不让百姓出入打水,只有给了钱,才许可打水。他们到饭店吃饭,非但不付钱.还要留下一筐蛇,叫店主好好饲养。店家无奈,只得赔钱赔礼,千求万求,这批恶人才肯把蛇筐带走。王叔文革除宫市与五坊小儿这两项虐政,百姓拍手拥护。

  唐德宗贞元年间,宫里要乳母,都令寺观选婢女充当,但总是不能中选,因此寺观轮到出婢女时,经常出卖产业在民间选购有姿色的民女送入宫里,成为民间一害。“永贞革新”禁征乳母,为百姓免了一害。

  取消进奉。节度使通过进奉钱物,讨好皇帝,有的每月进贡一次,称为月进;有的每日进奉一次,称为日进。后来州刺史,甚至幕僚也都效仿,向皇帝进奉。唐德宗时,每年收到的进奉钱多则五十万缗,少也不下三十万缗。贪官们以进奉为名,向人民搜刮财富。王叔文掌权后,下令除规定的常贡外,不许别有进奉,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接着又罢除盐铁使月进钱。盐铁专卖是唐朝中后期政府的重要收入,由盐铁使经管。所谓盐铁使月进钱.是后来巧立名目,在正课之外,每月向皇帝进贡的所谓羡余钱,专供皇帝私用。这项弊政,不仅苛敛百姓,而且影响国库的正常收入,它的被废除,于国于民皆有利。

  唐朝后宫二三千人,有许多宫女头发白了也见不到皇帝一面。白居易《上阳白发人》一诗写道:“上阳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使者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就是咏叹宫女悲惨生活的诗。三月初,释放宫女三百人,释放教坊女乐六百余人,还通知她们的家属到宫门外迎接。宫女放出后,百姓家人团聚,高呼万岁。在中国历史上,这类事历来被视为德政。

  同月,追调前宰相陆贽、前谏议大夫阳城等大臣回京听用。这些大臣多因正直敢言,触怒了皇帝,而被贬逐到外地。唐德宗自贞元十年(794)起,长期不颁布赦令,不再重新使用被贬逐的大臣。但他们大多很有才德名望,调他们回京,深得人心。可惜陆贽、阳城还没有听到佳音,就死在贬所了,正人君子都为之扼腕叹惜。

  在实际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革除了这么多的虐政、弊政,做了这么多好事,可见“永贞革新”办事之快,效率之高,由此也可见王叔文改革之坚决,决心之大。这些改革内容,都是老百姓迫切希望解决的热点难点问题,这就使“永贞革新”得到了民心和社会舆论的支持。在改革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础上,王叔文与革新集团成员们共同谋议,准备从以下三个方面将革新推向深入。

  第一,集中财权。当年三月,提升浙西观察使李錡为镇海节度使,解除其兼领的盐铁转运使职务,明是升职,实是削他的利权;加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宰相)杜佑为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这实际上是把盐铁利权收归中央直接掌握的措施。接着在两天之后,王叔文亲自兼任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杜佑虽领使名,其实盐铁大权全由王叔文专掌。王叔文一向认为,钱粮是国家的根本,只要掌握了钱粮,什么事都好办。所以,为了制约方镇割据势力,巩固中央集权,他必须将国家赋税收入大权抓到手中。

  第二,裁抑藩镇。王叔文向来反对封建割据,十分痛恨藩镇势力。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曾派他的副手刘辟到长安见王叔文,要求兼领三川。刘辟转达韦皋的话说:倘若您把剑南三川交给韦某管辖,韦某自当不惜一死,尽力帮助您;倘若不肯把三川交给韦某管辖,韦某也自会有办法向您回报。王叔文怒不可遏,坚决予以拒绝,还准备杀掉刘辟,吓得刘辟狼狈而逃。这件事反映了王叔文及“永贞革新”具有不妥协的精神。

  第三,谋夺宦官兵权。这是打击和铲除宦官专权集团的重要部署。“安史之乱”以来,宦官掌军权的为害相当严重。为剥夺宦官的兵权,这年五月,任命很有威望的老将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镇行营兵马节度使,同时任命度支郎中韩泰为左右神策军行军司马,欲取代宦官俱文珍等人手中的兵权。但由于宦官有所准备,未能如愿。这个失败,给“永贞革新”留下了后日的最大祸患。

  如果这三大部署都能破除阻力,进行下去,那么“永贞革新”就很可能取得成功。可惜,不仅谋夺宦官兵权受阻,而且在改革过程中,革新派内部又出了事。

  革新之初,革新派内部团结一致,关系融洽无间。王叔文作为革新派的核心和实际领袖,作风民主,经常与刘禹锡、柳宗元、吕温等人商议事情;王叔文与韦执谊也和睦相处,相互支持。他们两人,一个在翰林决策,一个在中书执行,内外配合得很好,这才使“永贞革新”迅速做出了不少成绩,历史上因此又称“永贞革新”为“王叔文、韦执谊用事”。当时在位的宰相还有高郢郑珣瑜贾耽等人,他们都是朝廷元老,王叔文等人用事后,他们有的退职,有的躺倒不干,以示抗议和不合作。韦执谊身处其中,各种关系很难处理,压力很大。时间一长,他就怕别人说他这个宰相全是靠王叔文才当上的,于是有意和王叔文拉开距离,表示与王叔文有矛盾,并在几件具体事情的处理上,故意同王叔文唱反调。如侍御史窦群曾上奏,攻击刘禹锡居心邪恶,扰乱朝政,不应当留在朝中任职。又上门找王叔文,恶言威胁,叫他不要落个类似李实的下场。王叔文与人商议,决定罢窦群的官,只有韦执谊说窦群有倔强正直之名,加以阻止。王叔文要杀刘辟,又遭韦执谊竭力反对。还有个叫羊士谔的人,公然反对王叔文,攻击革新运动。王叔文大怒,要下诏斩他的头,韦执谊坚决反对;王叔文改为杖杀,韦执谊仍以为不可,不予承办,最后只将其贬为汀州宁化县尉。韦执谊时时标新立异,却又暗中派人去向王叔文解释和道歉,说:“我并不敢违背约定,只是打算多方设法成就老兄的事情罢了!”对这种两面派行为,王叔文哪能容忍得了,于是破口大骂,两人从此产生了嫌弃。王、韦交恶,实际上是“永贞革新”的决策指挥中心和执行系统的一个重要环节出了故障,开始内外脱节,运转失灵。反对革新的宦官集团和藩镇势力于是乘隙而入,大肆反扑,加紧破坏。
 

革新对象

  “永贞革新”的矛头既然是针对宦官集团和藩镇势力,自然要遭到他们的反对和破坏。他们知道革新派的后台是唐顺宗,决策人物是王叔文,因此始终把他们君臣两人选定为主要攻击目标,伺机开刀。唐顺宗的病愈来愈重,只能偶尔由人扶着上殿坐坐,让群臣从远处瞻望,不能与大臣面对面交谈。朝廷内外对唐顺宗的病都很担忧,怕他突然死去,国家陷入混乱,因此很想确立太子。这股情势很快被宦官集团利用了去。他们联络藩镇割据势力,极力拉拢广陵王李淳,谋划让李淳取代唐顺宗。三月末,大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召来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王涯、李程等入宫,起草文书,做好册立太子的文件准备工作。四月,正式立李淳为皇太子,并改名为李纯。当时,只有王叔文已经看清这是他们阴谋取代唐顺宗的第一步。他面有忧色,但口中又不敢说什么,只是吟诵杜甫所作《诸葛亮祠堂》当中的两句诗“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以发泄忧愤,大有英雄末路之叹。

  韦皋是藩镇势力中反对革新的主要代表,自从兼领三川的无理要求被王叔文拒绝后,一直在伺机报复。当他侦知王、韦交恶后,马上上表,奏请唐顺宗休息,让太子李纯监国理政;同时又写信给太子李纯,说唐顺宗用人不当,王叔文、王伾等人是“群小得志”,扰乱纪纲,要求李纯“斥逐群小”。紧接着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也上了同样的表文,频频向唐顺宗施加压力。

  与此同时,宦官集团阴谋除去王叔文。这时,朝廷突然下了一道制书,让王叔文兼任户部侍郎。制书虽然明确了王叔文仍依前充任度支、盐铁副使,但宦官俱文珍已趁机在制书上削去了王叔文的翰林学士之职,而没有翰林学士这一职务,便无法领导革新运动。王叔文一见制书,就知道是阴谋,大为吃惊,说:“我天天要到翰林院商量公事.不带此职,如何进去!”王伾为之再三疏请,最后才争取到每隔三五日可入翰林院议事,不过翰林学士之职却永远失去了。

  真是祸不单行。就在韦皋奏请唐顺宗让位的同日,谋夺宦官兵权受阻又碰上了王叔文的母亲病危,眼看丁忧(遭父母之丧,称为丁忧。)去职已不可避免。至此,王叔文心力交瘁。他在翰林院设下盛宴,请诸学士及李忠言、俱文珍、刘光琦等共饮。席上,他说:“近年来我竭尽心力,不避危险艰难,兴利除害,这都是为了报答朝廷的恩典。我一旦离开朝廷,各种诽谤一定会纷至沓来,到那时谁肯体察我的隐衷,说一句公道话?”结果,话不投机,酒过数巡,不欢而散。第二天,王叔文丁忧去职。

  王叔文一旦去职,革新派失去了核心,“永贞革新”的决策指挥中心事实上已经瓦解,停止了运转。为了谋求王叔文复职,王伾每天找宦官求情,作了些努力,但都没有结果。不久,王伾中风,失去了活动能力。宦官集团于是开始全面反扑。俱文珍等不断逼迫唐顺宗交权,让太子监国。七月二十九日,唐顺宗被迫把军国政事全部交给太子处理。八月初四,顺宗又被迫下诏禅让,自称太上皇,并决定九日让太子正式继位。可是还没等到李纯正式即位,宦官专权集团就对革新派进行全面清算。六日,贬王伾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九日,太子李纯在宣政殿即位,是为唐宪宗。接着一贬再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是为“八司马”。这就是“二王八司马”事件。“八司马”贬所都在边远之地。陆质先已病死,李景俭守丧在家,吕温出使吐蕃未还,未及于贬。王伾不久就死在贬所。唐宪宗元和元年(806),赐王叔文死,时年仅54岁。至此,“永贞革新”彻底失败了。
 

革新败因

  “永贞革新”运动被扼杀,唐朝政治更加黑暗,这是唐朝的悲剧。作为这一革新运动的实际领袖和积极推动者,王叔文更是一个悲剧人物。

  王叔文等人都是有文化有能力的低级官僚士大夫,他们身无长物,不怕冒险,敢于以变革朝政为己任。如王伾,仅官太子侍书;王叔文,仅以棋待诏为东宫侍读;刘禹锡、柳宗元、程异,仅官监察御史;韦执谊,仅官吏部郎中;凌准,仅官侍御史;韩泰,仅官户部郎中;韩晔、陈谏,史书不记当时任官,职位显然更低。他们在取得皇帝的信任和支持后,很容易与一些宫朝新进携手合作,共同开创新的局面。正因如此,他们当权后,便完全把老人抛开,全部使用和依靠激进的新人来推行新政。新人固然有新人的长处和优点,但新人尤其是地位低下的新人掌权,很容易引发人们的妒忌心理。这年三月,侍御史窦群、御史中丞武元衡,即将革新党派列为异己,并进行攻击。窦群见到王叔文时,甚至称“事固有不可知者!”王叔文问:“你这是什么意思?”窦群说:“去年李实倚仗着恩宠与尊贵的地位,可谓气焰嚣张,不可一世,你在当时,还在道路边犹豫徘徊,不过是江南的一个小吏罢了。现在你一时又占据了他那样的地位,你怎么知道路旁没有像你当年那样的人物呢!”韩愈对刘、柳等新进也怀有妒忌心理,如他在《永贞行》中,称革新党派掌握朝廷大权是“太皇谅阴未出令,小人乘时偷国柄”;又直言不讳地批评说:“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对革新党派升官过快表示强烈不满(《全唐诗》卷三百三十八)。韩愈举进士在贞元八年(792),刘禹锡、柳宗元举进士在贞元九年(793),到变革新政时,韩愈仅官江陵掾曹,而刘禹锡、柳宗元等新进却为政坛上叱咤风云人物。在这种情况下,韩愈对刘、柳等人怀有妒忌心理也是可以理解的。还有不少大臣认为王叔文只是一个翰林学士,地位低而又办事专断,也对他强烈不满,唐宪宗即位后,便纷纷对他进行攻击。而大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等人,“皆先朝任使旧人”,他们不但痛恨王叔文等朋党相结,而且对地位原来比他们低得多的同类李忠言突然获得皇帝的尊宠,也非常不满,从而把他作为宫中新进予以排挤打压。

  其次,“二王刘、柳”集团以翰林学士身份为依托,进出内廷,把持朝政,本就有些名不正言不顺;而他们进了翰林院后,对内结交李忠言、牛昭容,对外超用韦执宜为相,二王则于翰林院居中策划,此外还有同党“采听外事,谋议唱和”,以至于“荣辱进退,生于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其时,宰相贾耽郑珣瑜“相次归卧”,称病不起;杜佑、高郢慑于淫威,“莫敢出言”,王叔文等人于是“益无所顾忌”(《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六)。一时间,翰苑大权大大高出中书门下二省,以王叔文为首的“二王刘、柳”集团几乎完全操纵了朝廷内外的政治局势,其权势之盛,连当朝宰相也要畏避三分,故韩愈在《永贞行》中形容当时的形势是“元臣故老不敢语,昼卧涕泣何汍澜”。王叔文等人凌驾于宰相之上,把翰林学士的权力无限扩大,搞秘书当政,这是极不正常的,最终结果只能是走向其反面。可以这样说:王叔文等人领导的革新运动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一定成效,正是凭借了翰林学士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而他们之所以迅速归于失败,也是搞秘书当政的必然结果,所以他们是成也翰林败也翰林。

  第三,唐朝中后期以后,国家权力都掌握在宦官和藩镇手中,而革新派则是一批手中有笔却无剑的文人,他们写写文章动动笔还可以,但无法驾驭那么复杂的政局,也应付不了多方面的牵扯关联。因此,王叔文等人根本不是善于玩弄阴谋的宦官和充满血腥杀气的藩镇的对手。更要命的是,他们所依靠的,只是一位重病在身、口不能言的皇帝,而皇帝又基本上处于宦官们的控制之中,所以,在必要的时候,宦官们随时都可以把革新派一网打尽。王叔文等人的权力来源和基础,就以我们这些毫无做官经验的书生看来,也太玄乎了。然而王叔文和他的密友们,却官迷心窍,看不到或者说不愿承认这一点,还在外面同声唱和,互相吹捧和推崇,说他们是伊尹、是周公、是管仲、是诸葛亮(《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六),豪壮得意,舍我其谁,认为天下再没有别的人物,岂不十分可笑!而宦官拒不交出兵权,他们却一点办法都没有,说明这个革新集团的权力基础真的太脆弱了。在这种情形下,他们要去碰最顽固的宦官势力和最强大的藩镇武装,真是太不自量力了。因此,他们的失败,是注定了的。

  第四,王叔文等人,可以说都是一些“欲侥幸速进者”(《旧唐书·王叔文传》)。他们当初参加革新运动的动机都不是很纯,或多或少,或重或轻,都带有一些名利思想。正因如此,在运动中,他们才忙于升官,急于求成。然而,此举既授人以口实,又欲速则不达。他们不但自己忙于升官,而且一个接着一个提升平素与他们有交往的人,以至于一天以内要提升好几个人。只要他们的同党中有人说“某人可以担任某官”,过不了一两天,此人便已经得到这一职位。王叔文及其同党的门前,昼夜车马往来,门庭若市。等候谒见王伾、王叔文的客人,以至于要在他们所住街坊的饼店和酒家过夜,这些饼店和酒家收取每人一千钱,方肯收留为房客。王伾尤其猥琐卑下,专门以收受贿赂为能事。他制作了一个收藏金钱的大柜子,夫妇二人便在大柜子上就寝。“永贞革新”运动仅半年便告失败,和他们这些人本身存在的缺陷也是分不开的。

  第五,王叔文处事果断,敢负责,这是他的优点,但为人傲慢,不知道尊重别人,则是他的严重不足。有一件小事,集中体现了王叔文的为人:三月二十八日,各位宰相在中书省共同进餐,根据惯例,宰相进餐时,百官没有敢晋见宰相的。王叔文来到中书省,打算跟韦执宜商量事情,便让中书省值班官吏去通知韦执宜。中书省值班官吏将老规矩告诉了王叔文,王叔文却怒气冲冲地喝斥他。值班官吏害怕,只好进入中书省向韦执宜禀报。韦执宜迟疑徘徊,面色羞红,但他还是起身出来迎接王叔文,到他办公室交谈了好长时间。杜佑高郢郑珣瑜贾耽已在此前托病不上班)都放下筷子,等他回来。这时传信人却来报告说:“王叔文也要了份饭,韦相公与他已经在阁中共同进餐了。”杜佑、高郢内心明白这样做是不妥的,但畏惧王叔文,都不敢开口说话,唯独郑珣瑜叹息着说:“我岂能再在这个位子上呆下去!”于是骑马回家,从此不再上班。贾耽、郑珣瑜都是当时有名望的人物,他们相继退隐,产生了不小震动。而王叔文等人因没有可顾虑和忌惮的人,从此后说话办事更加为所欲为。俗话说性格即命运,王叔文的性格脾气,也决定了他最终只能是一个悲剧人物。

  第六,“永贞革新”运动,虽说是由王叔文等人推动的,但这个革新党派,却是在唐顺宗的直接领导下形成的。可惜的是,顺宗在即位前,突患喑疾,口不能言;即位后,一切依靠二王,不能亲自指挥。变革新政运动的前途,一开始就呈现不祥之兆,后来变革失败,自然不足为怪。

  王叔文这个秘书当政的典型虽然是一个悲剧人物,但他的活动与“永贞革新”是连在一起、密不可分的。“永贞革新”颇多善政,一定程度上符合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是进步的。“永贞革新”功不可没,王叔文同样功不可没。在中国历史上,王叔文与“永贞革新”一起,永远有他的地位。
 

人物评价

 
  唐朝中后期,出现了一个“二王八司马”事件,这个事件后来又被称为“永贞革新”运动。近年来虽有不少学者认为,“二王八司马”事件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不能称作革新运动,但为了叙述方便,在这里暂且还是把它称为“永贞革新”运动。这个运动发生的时间虽然不长,前后总共不过半年,却做了不少事,影响也很深远。同时,由于有不少文坛巨匠卷入其中,所以特别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个运动从发生到结束,王叔文始终是其中的核心人物和实际领袖,而他担任的最重要职务,又仅仅是一个翰林学士(皇帝机要秘书)。在官本位盛行而又等级森严的中国古代社会,由翰林学士来担负这么重大而神圣的革新使命(说白了就是秘书当政),自然是名不正言不顺的。最后,革新失败,王叔文成为一个悲剧人物,也就理所当然。

  王夫之肯定王叔文“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亦云善矣。”但批评其:“器小而易盈,气浮而不守”,“胶漆以同其类,亢傲以待异己,得志自矜。”

  王鸣盛认为“叔文行政,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阉臣,跋扈之强藩。”

  由于二王出身翰林待诏,属于伎艺方术之流,不同于世族出身的翰林学士,非正统官僚系统出身,在唐朝注重出身与经历的官场习惯中主导改革自始就难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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