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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9834 次 历史版本 0个 创建者:于归 (2011/8/31 14:25:54)  最新编辑:于归 (2011/8/31 14:25:54)
都察院
拼音:Dūchá Yuàn(Ducha Yuan)
同义词条: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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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察院官员处理政事议事之处
都察院官员处理政事议事之处
  都察院(注音:ㄉㄨ ㄔㄚˊ ㄧㄨㄢˋ),中国明代创设的主管监察的中央官署。其前身为汉以后历代中央政府中的御史台朱元璋于吴元年(1367)亦置御史台,设左、右御史大夫(从一品)、御史中丞(正二品)、侍御史(从二品)、治书侍御史(正三品)、殿中侍御史(正五品)和察院监察御史、经历、都事、照磨管勾等官。洪武九年(1376)裁侍御史及治书、殿中侍御史,十三年专设左、右中丞(正二品)和左、右侍御史(正四品)。不久罢御史台。十五年(或云十四年)更置都察院。

  唐代始设有察院,是监察御史办公的机构,与台院、殿院三足鼎立,同为御史台。察院成员称为监察御史,时人亦称侍御。《新唐书·百官志三》载:“御史台……其属有三院:一曰台院,侍御史隶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隶焉;三曰察院,监察御史隶焉。”明清改称都察院(亦可简称察院)。

  1636年,清朝皇太极即位后,清政府将监察文武百官的职责归于都察院。长官为左右都御史,下设副都御史、佥都御史。尔后虽有改名,但是该机关纠察中国十五道、在京百官的职责没有改变。

  都察院旧址在北京西城旧刑部街,东西走向,东起西单北,西至闹市口,在西长安街北侧,与之并行。50年代扩宽西长安街时,旧刑部街被拆除。在都察院旧址上,兴建了民族文化宫等现代建筑。

历史

 
都察院处理事务处
都察院处理事务处
  都察院起源于汉朝。汉朝设御史大夫,掌管监察工作,强化对地方官吏与不法豪强的监督工作。唐朝设御史台,“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御史大夫为台长,御史台下设三院,分别是台院、殿院、察院。具体由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组成,分别行使对皇帝的劝谏,中央百官、御史台本部,以及朝廷内部和全国各地的行政监察工作。明朝以前各朝代的监察制度基本沿袭前朝。

  明朝初年,沿元旧制,设御史台,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罢御史台。十五年改置都察院。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及浙江、山东等十三道监察御史共110人。洪武十六年(1383年),将左右都御史封为正四品,左右佥都御史封为正五品。第二年,又进一步将都察院改为正二品衙门,与六部尚书衙门品秩相齐,左右都御史与六部尚书合称七卿。左右佥都御史,监察御史、都御史之职,据《明史·职官志二》说:“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贪冒坏官纪者,劾。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劾。遇期觐,考察,同吏部司贤否陟黜。大狱重囚会鞫于外朝,偕刑部、大理谳平之。其奉敕内地,拊循外地,各专其敕行事。”

  翻检《淄博历史人物》,明朝时淄博籍官员在都察院任过官职的有以下几人:

  史永安,字磐石,约生活在明末清初,周村塘坞村人。入仕不久即擢任御史。天启二年,时任巡按御史的史永安与解职巡抚李枟、提学佥事刘锡元全力据守贵阳,击败叛军,立下大功。后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再后,史永安设埋伏,发奇兵,击溃蒙古番部进攻,被朝廷晋升为右都御史。

  博山的任浚、桓台的王象乾兼任过右副都御史。淄川区的高举、翟凤翀、王鳌永,博山区的张让,周村的韩取善、毕自严、毕自肃,桓台的耿庭柏,都曾兼任过都察院的右佥都御史。
巡抚都察院颁发契尾
巡抚都察院颁发契尾

  明朝都御史的权力很大,凡官吏之考察黜陟则会同吏部进行,重大刑狱则会同刑部与大理院审理。其他各官署则分属十三道监察御史稽察。监察御史充任的职务,远比前代繁重。据《明史·职官志二》所载:“在内两京刷卷,巡视京营、监临乡、会试及武举,巡视光禄,巡视仓场,巡视内库、皇城、五城、轮值登闻鼓。在外巡按、巡盐、茶马、巡漕、巡关、攒运、印马、屯田。师行则监军纪功,各以其事专监察。而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按临所至,必先审录罪囚,吊刷案卷,有故出入者理辩之。”

  据说,洪武年间,文武百官上朝时有“两怕”:一怕朱元璋的玉带,二怕御史官的绯衣。朱元璋上朝时若将玉带高挂在胸前,表明皇上今天情绪不错,没有什么大碍。若是朱元璋将玉带揿在肚皮下面,文武百官则个个噤若寒蝉,胆战心惊,因为这是朱元璋要下决心大开杀戒的预兆,当天准有大批官员掉脑袋。监察都御史上朝时要是穿上绯衣,便意味着在皇上面前要弹劾官员,指不定轮上谁倒霉。所以,文武百官上朝时格外留神“玉带”和“绯衣”这两件东西,只要有其中一件出现,上朝的官吏无不战战兢兢,心惊肉跳。

  明朝对御史的选授极其慎重。《明会要?职官五》引《三编》载:永乐七年(1409年),朱棣召御史张循理等二十八人至,问其出身,皆由进士及监生,惟洪秉等四人由吏。帝曰:“用人虽不专一途,然御史为朝廷耳目之寄,宜用有学识通达治体者。”黜秉等为序班。诏:“自今勿复用吏。”明年冬,申谕吏部,着为令。自此以后,规定御史必须从进士及监生中有学识并通达治体者选任。

  明朝对出现工作失误御史的惩办也极其严厉。据《世法录》记载,洪武十五年(1382年)五月,御史雷励误把良民判为徒罪。朱元璋查获其事,责备他说:“朝廷能使顽恶慑伏,良善得所者在法耳。少有偏重,民无所守。尔为御史,执法不平,何以激浊扬清,伸理冤枉?徒罪尚可改正,若死罪论决,可以再生乎?”并命法司论雷励之罪,以示警戒。不但如此,就连书写失误,也被认为不称职而获罪。据《梦余录》记载,宣德年间,御史谢瑶在荐举文牍上误书被荐者姓氏,奏书上呈后,又自陈改正。朱瞻基对吏部说:“古人奏牍皆存敬慎,石庆书‘马’字缺点,惧及死。今荐贤不知其姓,岂能知其才?轻率如此,岂称御史之职?”便把谢瑶贬为交址大蛮县知县。宣德十年(1435年),朱瞻基又特谕都察院:“朝廷设风宪,所以重耳目之寄,严纪纲之任。近年以来,未尽得人,妄逞威福,是非倒置,风纪废弛,令吏部:今后,初仕者不许铨除风宪。凡监察御史有缺,令都察院堂上及各道官保举,务要开具实行,移咨吏部,审察不谬,然后奏除。其后有犯赃及不称职,举者同罪。”可见有明一代,对御史官的选授和督察甚为严格。

  清初仿明制,于崇德元年(1636年)五月设立都察院,其职能与历朝的御史衙门差不多。皇太极下谕:“凡有政事背谬,及贝勒大臣有骄肆侵上,贪酷不法,无礼妄行者,许都察院直言无隐。即所奏涉虚,亦不坐罪;倘知情蒙蔽,以误国论。”顺治初年又规定:“凡朝廷政事得失,民生利弊,以时条上,百官有奸贪污绩,亦得据实纠弹。”未入关时,都察院初设承政1人,左右参政各2人。顺治元年(1644年)改承政为左都御史,参政为左副都御史。顺治三年(1646年)规定左副都御史满、汉各2人。顺治五年(1648年)规定左都御史满、汉各1人;右都御史,为总督兼衔;右副都御史为巡抚、河道总督、漕运总督兼衔,都不设专员。左都御史是都察院的主管官员,《清史稿?职官志二》说:“左都御史掌察核官常,参维纲纪。清朝都察院除监察政治得失外,具体担负的工作是:参预九卿一起议奏折;凡重大案件与刑部、大理寺公同审断;稽察各级衙门、官吏办事的优劣;检查注销文书案卷及封驳事;监察乡试、会试、殿试;巡视各营等事务。

  清朝都察院的内部机构设有直接为堂官办事的九房一库。各房库共设经承25人,分理堂官交办的各有关事务及管理伙食、保管档案等事。其下办理行政事务的机构有经历厅、都事厅,此外还有值月处、督催所等机构。都察院所属执行监察任务的机构有十五道,十五道的职官有掌印监察御史、一般监察御史。十五道共有掌印监察御史30人(满、汉各1人)、一般监察御史26人(满、汉各1人)、笔帖式32人、经承49人,总数为137人。十五道监察御史初有“坐道”、“协道”之分。“坐道”为空衔,并不办本道之事;“协道”也不固定办理某道事务。至乾隆十四年(1749年)开始固定各道职掌,负责稽核本省刑名案件外,同时稽察在京各衙门事务。
清都察院官员所用藏青缎打籽绣獬豸纹补子
清都察院官员所用藏青缎打籽绣獬豸纹补子

  清朝时淄博籍官员在都察院任过官职的有以下几人:

  王士禛(1636—1711年),字子真,又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世称王渔洋,桓台县新城镇人。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王士禛升任左副都御史,充经筵讲官,兼《三朝国史》副总裁。七月秋审,他秉公执法,纠正了“杨成案”、“萧儒英案”等大错案。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王士禛升任左都御史。这期间,朝廷欲裁监察御史若干名。王渔洋力持不可:“天子耳目官,可增不可减。”其意见终被采纳。

  毕道远(1810—1889年)字仲任,号东河,周村区王村镇万家庄人。曾任过左都御史。

  博山的任浚兼任过右都御史,博山的孙之獬、桓台的伊辟兼任过右副都御史。

  明清时的监察制度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督察院是从封建国家行政系统外部进行吏治监察的特殊机制,而监察的目的主要是针对官吏的不法行为。作为初设都察院的朱元璋清楚,各级官吏对于特权乃至法外特权及非法利益的追逐,是导致整个官僚机构贪赃枉法腐败变质的重要原因。他曾语重心长地对大臣们说过:“朕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过度。凡民之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贪污蠹害吾民者,罚之不恕。”(《典故记闻》卷二)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为使“朱氏天下”长治久安,朱元璋不得不对官吏的腐败行径加大打击力度。在这种形势下建立的监察制度,不啻在明朝的各级政权机构中布下了一张严密的大网,官吏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监控之下。据吴晗先生《朱元璋传》中记载,官员钱宰奉朱元璋之命进行修订《孟子》一书的工作。一日,钱宰下朝回家,因感工作进展顺利,心情颇为舒畅。于是,他便乘兴吟诗一首:“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当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钱宰上朝,朱元璋一见他便说,你昨日做得一首好诗。只是我并没有嫌你迟到啊,我看还是把“嫌”字改为“忧”字如何?钱宰闻听吓出了一身冷汗,赶忙磕头谢罪。朱元璋说:“朕今放汝去,好好熟睡矣”,于是便将钱宰遣送回了老家。

  其二,明清监察制度所采取的是“以卑临高”、“以小制大”、“内外相维”的制约机制。封建社会的行政系统向来是从上而下地进行监督,而明清时的监察制度却打破了上述原则。监察御史品秩低微,仅仅是正七品官,皆属于低级官员。但是,他们却被赋予了监察检举那些“位高品尊”的文武百官的大权,有事可以直陈天子。另外,监察官的选拔非常严格,非进士不能录用,这就使监察官的职位显得十分尊崇。同时,监察官的升迁非常快,这对于监察官来说也具有巨大的激励作用。朱元璋所创立的明代监察制度具有“秩卑、位尊、权重、厚赏”的鲜明特征。“秩卑”则因官轻爱惜身家之念亦轻,不会因“高官厚禄”而有颇多顾忌,也不会像官场“老油条”那般处事,对违法乱纪姑息迁就,对责任人和相关部门息事宁人。“位尊”则因地位殊荣而敢于进言,同时也可以得到精神慰藉。为使监察官勇于以身殉职,明朝皇帝特别明令凡“死谏、死节、阵亡者都给赠官”的殊荣,极力提倡和宣扬“忠君报国”的理念。“权重”则因有“能整饬吏治之威重”,所以能充分发挥其监察作用。“ 权重”的结果让监察官们倍感责任重大,激发了他们的进取精神,达到了“以小驭大”的作用。“厚赏”则因奖励丰厚,促进了监察官的锐进精神,使他们觉得从事此项职责,是仕途进身最有利的途径。正是由于“秩卑而命尊,官小而权重”的特点,明清的监察制度对于澄清吏治取到了一定的成效。

  在这种制度和机制下,明清政坛上涌现出不少优秀的监察官员,他们秉公执法,忠直敢言,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甚至不惜以命相搏。如洪武时期御史韩宜可劾丞相胡惟庸;成化时期给事中吴原、御史徐镛劾西厂首领太监汪直;嘉靖时期给事中吴时来,御史王宗茂、邹应龙劾内阁首辅严嵩、严世藩父子;天启时期左副都御史杨涟劾“九千岁”大太监魏忠贤,都是明代监察官壮怀激烈,弹击奸恶中最着名的事例。

  甚至对于封建王朝的最高君主,有的御史也敢冒杀头之险,犯颜直谏。洪武年间,御史周观政巡视南京奉天门时,恰巧遇见太监正领着一伙女乐往奉天门内走去。周观政当即上前制止,但领头的太监自以为有圣旨在身,不把周观政放在眼里,与其强辩。周观政坚持说就是有圣旨也不得违背大明的内宫制度,坚决不准女乐入内。太监无奈,只好回宫面奏朱元璋。不多一会儿,传出皇上口谕,不再让女乐入宫。周御史可以回去休息。不料,周观政不依不饶,坚持“必面奉诏”。没有办法,朱元璋只好亲自出宫进行安抚,对周观政说,你做得对,我已经反悔,不用女乐了。

  正是由于明代监察制度和这些监察官的努力,不仅维护了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保障了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而且也保卫了大明帝国政权的稳固。

职官与职责

 
  都察院初设监察都御史八人,秩正七品。分监察御史为浙江河南山东北平山西陕西湖广福建江西广东广西四川十二道,各道置御史三至五人,秩正九品。十六年,升都察院为正三品,设左右都御史各一人,正三品;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正四品;左右佥都御史各二人,正五品,其下尚有经历、知事等官。十七年,升都御史为正二品,副都御史正三品,佥都御史正四品,十二道监察御史正七品。建文二年(1400),改都察院为御史府,设御史大夫。改十二道为左右二院,设御史二十八人。成祖时,复洪武十七年旧制。永乐元年(1403)改北平道为北京道。十九年,罢北京道,增设贵州、云南、交□三道。洪熙元年(1425),称“行在”都察院,同六部。宣德十年(1435)罢交□道,始定为十三道。正统中,去“行在”字;其在留都南京之都察院,称南京都察院。从宣德十年起,定十三道监察御史一百十人,其中浙江、江西、河南、山东各十人,福建、广东、广西、四川、贵州各七人,陕西、湖广、山西各八人,云南十一人。其在外加都御史或副、佥都御史衔者,有总督、提督、巡抚、总督兼巡抚、提督兼巡抚、经略、总理、赞理、巡视、抚治等员。

  都察院的职责是专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及一应不公不法等事,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凡大臣□邪、小人拘党、作威福乱政者劾,百官猥茸贪冒坏官纪者劾;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以希进用者也在纠劾之列,遇朝觐、考察时,与吏部共司官吏黜陟。有大狱重囚会审于外朝,由都察院会同刑部与大理寺共同审理,合称三法司会审。内外百司之□邪,分属各道御史稽察。在内两京刷卷,巡视京营,监临乡会试及武举,巡视光禄,巡视仓场,巡视内库、皇城、五城,轮值登闻鼓。在外巡按诸军,提督学校,巡查盐务、茶马、漕运、关隘、屯田等事务,□运印马;师行则监军纪功,各以其事专监察;而巡按则“代天子巡守”,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可与省区行政长官分庭抗礼,知府以下均奏其命,往往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按临所至,必先审录罪囚,吊刷案卷,有故出入者理辩之,对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朝有大政,可以预议。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赃从重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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