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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10104 次 历史版本 2个 创建者:七月 (2011/8/28 11:55:11)  最新编辑:七月 (2011/8/28 14:13:43)
犍陀罗
拼音:Jiantuóluó (Jiantuoluo)
同义词条:健驮逻,健陀逻,乾陀越,犍陀呵,犍陀,犍陀罗国,健驮逻国,健陀逻国,乾陀越国,犍陀呵国,犍陀国,业波罗国,业波国
  犍陀罗,梵文 Gāndhāra,古代印度十六大国之一。又作健驮逻、健陀逻、乾陀越、犍陀呵、犍陀。意译香遍、香行、香净、香风、香林。又有业波罗(Gopa^la)国、业波国之称。北接乌杖那、西隔那揭罗曷、滥波二国而通迦毕试,东北隔乌剌尸而与迦湿弥罗相对,东南挟信度河而接呾叉始罗。其位置大致在今巴基斯坦境内西北方之白夏瓦(Peshawar)及其附近地区。  

概述

 
犍陀罗堵坡建筑群代表作——达摩罗吉诃
犍陀罗堵坡建筑群代表作——达摩罗吉诃
  犍陀罗为从西北方越过兴都库什山前往印度平原的重要路线,自古即有许多异族入侵。自西元前五世纪开始,印度、希腊伊朗等边境王朝相继入侵统治,由于各种文化、宗教相互影响,故此地文化呈现多样化。西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入侵时,据说该国都城为布色羯逻伐底(Pus!karavati^)。西元一世纪时为月支族贵霜(Kus!a^n!a)王朝所统治;二世纪时,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王定都布路沙布逻(Puru-s!apura,今之白夏瓦),极力保护佛教,此地之佛教因而大为兴盛。

  佛教传入此地,始于阿育王时(西元前三世纪左右),迦腻色迦王时代至五世纪期间,盛行说一切有部系的佛教。据传其间亦流传大乘佛教,无着、世亲、法救、如意、 36胁比丘等人皆曾活跃于此。迦腻色迦王尝在王城东南建立大塔及伽蓝,其中大伽蓝以佛钵而知名于时。此外,中国有关佛教的遗迹甚多,如布色羯逻伐底城有一伽蓝,为世友造《品类足论》之故址,城北有法救撰《杂阿毗达磨论》的旧伽蓝,另有释尊舍眼的窣堵波、梵王所建的二石窣堵波,其西北五十余里则有教化鬼子母的遗迹。又,跋虏沙城北方有苏达拏太子的遗迹、自在论师造《阿毗达磨明灯论》的伽蓝。附近之弹多落迦山又有独角仙人居住之故址等。

  犍陀罗的佛教,以迦腻色迦王时代为最盛期,其后渐衰,五世纪中因哒(Ephtalite)族入侵而消灭。七世纪玄奘访此地时,邑里多已荒芜,人烟稀少,王族绝嗣,隶属迦毕试国,迦腻色迦王所建的大塔亦告毁坏。然而本国的佛教美术,因为受希腊、罗马样式的影响,而发展成独特著名的犍陀罗美术,且经由西域而影响及于中国日本等地。  

历史发展


  犍陀罗公元前6世纪被古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Empire)占为行省,公元前326年又被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征服。亚历山大大帝从印度河流域撤走后,古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的开国皇帝旃陀罗笈多月护王)率领当地人民揭竿而起,组织了一支军队,从亚历山大的部将塞琉古手中夺回犍陀罗。旃陀罗笈多派自己的孙子阿育王担任犍陀罗的总督,这个由于目睹了太多的残酷战争和杀戮而幡然觉悟皈依佛教的君王开始在他的领地上传播和推广佛教, 佛教被尊崇为为国教,蓬勃发展超过1000年,直到公元10世纪。

  犍陀罗国的领域,经常变迁,西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入侵印度时,它的都城在布色羯逻伐底,约在今天巴基斯坦白夏瓦东北之处。西元一世纪时,贵霜王朝兴起于印度北方,渐次扩张版图,并有喀布尔河一带。迦腻色迦王即位时,定都布路沙布逻,就是今天的白夏瓦地区。王去逝后,国势逐渐衰微,至寄多罗王,西迁至薄罗城,以王子留守东方。

  在西元前三世纪,到西元五世纪,前后七、八百年间,佛教曾盛行于此国;阿育王派遣布教师到此布教,是佛教在犍陀罗的发端。此国原是上座部,尤其是说一切有部的中心,但后来国内的僧众吸收了大众部的学风,因此大乘思想也曾风行一时。迦腻色迦王统辖广大的领土,当时犍陀罗是他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东西文化交会的枢纽之地。国王后来皈依佛教,在都城广建寺塔,造立佛像,开启了著名的希腊式犍陀罗佛教艺术。 大致来说,犍陀罗属小乘有部教派,世友、法救、胁尊者等,都是犍陀罗有部的杰出论师。西元四、五世纪,世亲造《俱舍论》三十卷,这部论书将有部繁琐的教义予以整理、统一、批判,历来被视为有部学说集大成的论着。

  世亲之兄无着,出家于犍陀罗国,先在化地部修学,后转赴东方,受教于一位罗汉,研习小乘空观,但仍不能满意,于是前往中印度学大乘空论,在阿踰闍国入禅定三昧,上升兜率天,会见弥勒菩萨,学习《瑜伽师地论》、《大乘庄严经论》、《中边分别论》等大乘经义,回到人间后,为大众广说妙理,又教化其弟世亲皈依大乘。世亲回小向大后,专研大乘教法,遍历憍赏弥国等中印之地,宣扬大乘教,又作大乘论书百部,亲炙受教的弟子约有一千多人。

  无着、世亲之时,犍陀罗也奉行大乘,但小乘教是主流。中国东晋的法显宋云等人都曾到过此国,称道该国国民崇敬佛教,好读经典。宋云曾把在犍陀罗等地的见闻撰成《宋云行纪》。在宋云返回洛阳三十多年后,有犍陀罗国人闍那崛多来到长安,在四天王寺译出《金色仙人问经》二卷、《妙法莲华经。普门品》重颂偈等三十九部。由此可见,西元四世纪到六世纪间,犍陀罗佛教与中国佛教间的来往交流已经逐渐受到重视。

  自西元六世纪以后,佛教失去王室护持,后虽有突厥王一时再兴,然而到第十世纪,又为回教徒所迫,佛教终于绝迹。据《大唐西域记》卷二载,犍陀罗国的疆域,东西约千余里,南北有八百余里,东临信度河(今印度河),都城名布路沙布逻,王族绝嗣,隶属迦毕试国,市井空荒,人烟稀少。可见国力曾鼎盛一时的犍陀罗国,在七世纪玄奘大师西行之时,不但已荒废没落,且已臣属于他国。

  总括而言,西域佛教自西元前二、三世纪到西元四、五世纪之间,教派多属小乘,当时盛行小乘的有疏勒、罽宾、犍陀罗等国;至于大小乘思想混合,而仍以小乘为主流的有安息、康居、龟兹等国;主要盛行大乘的则有大月氏、高昌、于阗等国。四、五世纪以后,犍陀罗因无着、世亲二位大乘论师的出世,大乘佛教遂有流行北印度的趋势。
金迪亚尔神庙
金迪亚尔神庙

  随着佛教的流布,佛塔、雕刻、绘画等佛教艺术也因而发达,佛像多以泥土、漆灰为原料,佛画以壁画为主,样式则多为融合希腊、罗马、波斯、大夏、印度等风格的犍陀罗艺术,此外还有回纥式、喇嘛式等。七世纪以后,中国美术色彩渐浓,遗物多见于吐鲁番一带。至于取材范围,佛像主要有佛陀观音文殊等菩萨,绘画以《贤愚经》、《六度集经》的故事为对象。经典的编纂、书写、翻译也极盛行,仅高昌、于阗二地,就发现了中阿含、般若、秘密等二十余种。

  隋唐之际,穆罕默德在大食创立回教,由于用武力传教,马蹄所到之处,佛教尽为所灭,安息、大月氏、康居、迦湿弥罗、犍陀罗、疏勒、于阗、龟兹、高昌等各国的佛教,从三国时代明代之间,先后被祆教、回教侵略吞并,西域佛教也因而从此没落。  

犍陀罗的发现


  19世纪初, 一些驻扎在北印度的年轻的英国军人, 在当地人的农田和果园中发现了一些呈希腊风格的佛教艺术品, 那时的这一地区是半独立的部落统治,英属印度的英国士兵和行政官员开始关注印度次大陆的古代历史。19世纪30年代发现阿育王时期的硬币,同时古代中国旅行者的游记被翻译成英文。

  1938年,天才的建筑师、冶金专家、钱币和文字学家詹姆斯·普林塞普(James Prinsep)在为英属印度的加尔格达造币厂工作时,和当时的英国士兵亚历山大·坎宁汉、查尔斯·马松一起等破译了佉卢文,坎宁汉后来成为英属印度的考古局的首任局长,而马松则是第一个发现了古代印度河文明遗址哈拉帕的欧洲人,在他的《俾路支斯坦行记》(Narrative of Various Journeys in Balochistan)一书中详细地描绘了这一发现的详情。随着大量古代钱币的被发现(图片13),和中国古籍中记录了的古代佛教圣地的地点和地图所提供的必要的线索,从而联结起犍陀罗的历史。坎宁汉于1848年在白沙瓦以北发现了犍陀罗雕塑,他还在19世纪60年代确定了塔克西拉遗址所在地。从那时起,大量的佛像在白沙瓦谷地被发现。从1912年至1934年, 英国考古学家约翰·马歇尔对塔克西拉遗址进行了发掘。他发现了独立的希腊、帕提亚以及贵霜时期的城市遗址和大量的窣堵波和佛教寺院。这些发现有助于建立更多的犍陀罗历史和艺术的年代表。1947年巴基斯坦独立以后,艾哈迈德·哈桑·达尼教授带领白沙瓦大学考古系在白沙瓦和斯瓦特谷地有了一系列新发现。目前,白沙瓦和世界各地的大学和研究人员正在对许多犍陀罗文明遗址进行发掘工作。 

中西文化结合的例证


  在尼雅废墟中的犍陀罗文化属于古印度北方文化,深受古代波斯文化和希腊文化的影响。犍陀罗即今天的巴基斯坦北部,阿富汗南部和克什米尔;在古波斯帝国强大时期,犍陀罗地区成为波斯的一个省。因此,波斯文化很快传入犍陀罗地区。古代印度通用的文字是梵文。佉卢文是仅用于犍陀罗地区的地方性文字,来源于波斯的阿拉美文,属于拼音文字,其书写的格式是从右向左,上下转行。在贵霜王朝时期佉卢文得到了普遍的使用和发展,并传入中国新疆南部,成为古代于阗、鄯善的通用文字。随着贵霜、于阗鄯善的衰落,佉卢文停止了使用。在史书中虽然有记载,但是后人都不知道佉卢文究竟是什么样子,以及如何使用等有关问题。在19世纪后期人们才在和田地区发现了“汉二体钱”,这是古于阗国制造的佉卢文与汉文合璧的铜钱,由于文字太少,学者仍然无法进行深入研究。自本世纪初以来,在和田、尼雅、楼兰、安迪尔等地,发现了佉卢文木牍,总数约在1000件左右,其中80%出土于尼雅废墟。

  卢文在古代印度早已失传,保留下来的实物资料极少,仅限于钱币和碑铭。然而人们却没有料想到,在尼雅废墟中竟出土了数以百计的佉卢文木牍,于是在西方国家出现了研究佉卢文的热潮。经过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佉卢文现在已成为可以译读的活文字。

  犍陀罗艺术,是古代希腊艺术与印度艺术结合的产物,其内容主要是佛教,故有“希腊式佛教艺术”之称。古希腊艺术的东传,与亚历山大的东征有关。在佛教兴起之初,是根据印度民间流传的鬼神像来绘制佛像。在犍陀罗文化兴起之后,人们则参照希腊的人物肖像来绘制佛像。佛像脸部呈椭圆形,眼睛深凹,高鼻梁,头发作波浪形,有发髻。实际上是以希腊的宙斯(主神)、阿波罗(太阳神)、雅典娜(智慧女神)为模式制作。在建筑上,多叶板装饰,柱子多中间鼓起的圆柱子和人物像柱子。

  在尼雅的壁画、家具等器物上,都可以看见犍陀罗艺术的影响。尼雅出土的木牍封泥上,通常捺有两个封印,其左侧多为雅典娜、普罗米修斯的侧身像,右侧则为汉文印章(有时只有人像,而无印章),这是中西文化结合的最好例证。

  在1995年对尼雅遗迹进行保护性发掘中,从收集到的6个木棺内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物,还发现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字样的锦帛,曾轰动了中外考古界。  

犍陀罗艺术  

佛像  

苦行的释迦牟尼,犍陀罗片岩石雕。
苦行的释迦牟尼,犍陀罗片岩石雕。
  犍陀罗艺术创造了希腊化风格的犍陀罗佛像。佛陀本身是反对偶像崇拜的,涅盘之后500年间,他的弟子和信众们主要尊崇了他追求自我解脱的教法,以静修和冥想为主,并不热衷于佛教的传播。对佛陀的纪念和缅怀也以修筑佛塔和雕刻与佛陀生平相关的象征物来实现,比如菩提树代表初次说法,宝座代表得道,莲花和石阶上的脚印代表降诞,佛塔代表涅盘。佛像的出现与公元1世纪以后佛教的传播和印度大乘佛教的兴起有关。佛教传播到远方,那里的人们说不同的语言,无法读懂佛经,有什么方法能比形象的佛陀生平故事雕塑和佛陀塑像更理想呢?

  贵霜时代正处于印度佛教从部派佛教向大乘佛教演变的阶段。大乘佛教不强调追求自我解脱,而是标榜救度一切众生,把仅仅追求自我解脱的派别贬称为小乘,把宇宙的最高本体“如来”当作最高神来崇拜,认为佛陀释迦牟尼只是如来的暂时化身之一,未来的佛陀——菩萨则是为普度众生而显现人形的救世主,是神化的超人或人格化的神。大乘佛教这种把佛陀神化、人格化的观念,恰恰符合犍陀罗地区流行的希腊、罗马文化的“拟人说”即“神人同形”的造像传统。于是犍陀罗艺术家开始打破印度早期佛教雕刻的惯例,仿照希腊、罗马神像直接雕刻出佛陀本身人形的形象,创造了希腊化风格的犍陀罗佛像“

  最早的犍陀罗佛像出现在公元一世纪,中国的东汉时期。先是描述佛陀生平的佛传故事浮雕,是在建造佛塔时围绕塔基的装饰。故事浮雕多达一百多个场面,从前世佛本生故事、释迦牟尼的诞生、上学、宫廷生活、出城见历生老病死、树下观耕思惟、决意出家,到出家后的苦修、成道、说法、神变、涅盘、荼毗、分发舍利和建塔,几乎表现了马鸣的长诗《佛所行赞》中的全部情节,而佛传主人公佛陀的形象完全以写实的人形刻画,从中能看到初期佛陀与众人同等高度,到后期佛陀形象远远众人高大而突出的过渡。  

菩萨像

  犍陀罗艺术还创造了菩萨像。菩萨是梵语菩提萨埵(Bodhisattva)的音译略称,义为 “觉悟的有情众生”,即未来佛陀。在犍陀罗弥勒菩萨的信仰颇为兴盛,菩萨为救度众生而推迟自己进入涅盘的时间,把众生从此岸的生死苦海拯救到彼岸的极乐世界。菩萨的出现代表了佛教从小乘向大乘发展,有上求菩提、下化众生的双重追求。一方面要自己积世修行,达到彻悟的境界;另一方面要在现实的苦难中救助他人,使他人走向觉悟的世界。菩萨的装束和面目体态无疑是当时犍陀罗地区民族特征和艺术手法的完美体现,他们都是尚未脱离尘世浮华王侯般的人物。相比已经悟道的佛陀的离世远遁,菩萨更接近世俗世界,也更具有亲和力;一般上半身裸露, 下半身穿着裙,应该就是至今仍在巴基斯坦和印度流行的“陀地”(Dhoti),脚下是有珠串装饰的鞋子。唇上留须,长发绾在头顶,有豪华的束发珠串和敷巾冠饰,这是印度河恒河区域的贵族装饰。胸前佩带的三、四重绳状项饰,常有一对龙型怪兽口衔宝石,却是取材与北方中亚游牧地区。“活泼而华贵,酷似贵霜时代印欧混血的风度翩翩的王子。” 

其他雕像

  除了大量佛传故事浮雕和佛像、菩萨像以外,犍陀罗艺术中也有一些异域诸神和凡人的雕像,诸如希腊雅典城邦的守护神和智慧女神雅典娜、放诞不羁的葡萄酒神狄俄尼索斯埃及神话中的哈尔波克拉提斯(Harpocrates)、好色之徒萨堤罗斯、穿着希腊式的基通 (Chiton)和希马申(Himation)的饮酒男女、扛花环的希腊罗马童子、戴尖顶帽的斯基泰战士、印度财神般遮迦与他的配偶生育女神诃梨蒂(鬼子母)等等。这些异域形像的造型都受到希腊化艺术的影响,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犍陀罗艺术融会东西方文化因素的特质。 

影响

  犍陀罗艺术伴随着佛教的传播而从中亚向东扩散,东渐中国、朝鲜日本,为远东佛教艺术提供了最初的佛像的范式。贵霜王朝开始,来自犍陀罗或克什米尔的高僧在中国西域络绎于途;从公元4世纪起,中国朝圣者开始前往佛教的起源地印度,以求获得原始的佛教经文典籍,其中最著名的有法显(公元395-414年 )和奘(公元629-644年),他们的旅行笔记中描述了犍陀罗佛塔、佛像的庄严壮丽。中亚佛教传播者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努力也带来了艺术风格的影响,新疆楼兰地区米兰佛寺的佛像和于阗地区拉瓦克塔院的佛像、菩萨像,明显取自希腊化风格的犍陀罗艺术。克孜尔石窟的塑像和壁画则杂糅了希腊化、波斯与印度的因素;有些泥塑的佛像、菩萨像与呾叉始罗和哈达的塑像相仿。犍陀罗时期迦毕试的样式甚至影响到中国内地敦煌云冈龙门石窟的佛教造像,形成了大量与汉地风格高度融合的艺术作品。这种吸收了犍陀罗佛像因素的中国式佛像后来又传到朝鲜、日本。  

研究

  犍陀罗艺术被发现的的一百多年来,特别是被系统发掘的一百年来,引起了东西方各国学者广泛的研究、探讨和争论的兴趣。斯坦因在1896年陪同法国东方学家阿尔弗雷德·富歇(Alfred Foucher, 1905-1923)前往英属印度西北部(今巴基斯坦)考察犍陀罗遗址,富歇后来出版了《犍陀罗的希腊式佛教艺术》三卷本(L'Art Greco-bouddhique du Gandhara. 3 vol),是世界上最大的一部研究犍陀罗佛教艺术的专着,主要采
石头制窣堵波,佛传故事石雕,拉合尔博物馆藏。
石头制窣堵波,佛传故事石雕,拉合尔博物馆藏。
用图像学方法详细说明犍陀罗雕刻的图像题材和形式要素。而约翰·马歇尔退休回到英国之后,发表了考古调查报告《塔克西拉》(1951),他去世后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犍陀罗佛教艺术》(1960)主要采用年代学和美学风格分析方法研究犍陀罗艺术,试图建立考古年代与艺术风格的联系。涉及佛像起源的问题,希腊、罗马起源说和印度本土起源说两派观点仍各执一词,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西方专家和
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亚洲的专家众说纷纭,各有不同见解。由于犍陀罗时代的印度次大陆各个王国都鲜有文字历史,因此关于犍陀罗艺术的各种观点还都缺乏考古学的确凿证据和年代学的准确判断的支撑。

  关于犍陀罗艺术的外文著作的中译本,已有英国学者马歇尔的《塔克西拉》(秦立彦译)和《犍陀罗佛教艺术》(王冀青译)、日本学者宫治昭的《犍陀罗美术寻踪》(李萍译)等书,2009年新出版的《犍陀罗》(陆水林译)是犍陀罗的故乡巴基斯坦的考古学家穆罕默德·瓦利乌拉·汗(1905-1992)的是仅有的的乌尔都文著作(1986),根据作者亲自在犍陀罗地区长期从事考古调查工作的经验,以犍陀罗艺术为中心,全面介绍了犍陀罗的历史、文化、宗教、雕塑和建筑艺术。并由中国摄影师张超音在犍陀罗文化遗址和各博物馆实地考察时拍摄的大量珍贵的高质量照片,直观和详尽地展示了这一人类历史上的文化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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