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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5942 次 历史版本 1个 创建者:七月 (2011/8/28 10:10:44)  最新编辑:七月 (2011/8/28 14:13:35)
宁夏须弥山石窟
拼音:Níngxià Xūmí Shān Shíkū (Ningxia Xumi Shan Shiku)
同义词条:固原须弥山石窟,中国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
  
须弥山石窟
须弥山石窟
 
 
  宁夏须弥山石窟,位于中国宁夏固原县城西北六十公里处之须弥山东麓,六盘山脉之北端,位于东经106,北纬36。此处曲径幽静,岩石嶙峋,山峦叠嶂,自北朝起,历代皆在此营建石窟。须弥山石窟为中国十大石窟之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概述


  须弥山一语是梵文的音译,是宝山的意思。须弥山石窟范围南起寺河,北迄黑白沟,东始和尚坟,西止青山梁,南北长1800米,东西宽700米。其所在的这一带重峦叠嶂,松柏青翠,流水环绕,景色秀丽。根据石窟的形制和造像的风格来判断,石窟大概始开凿于北魏晚期,经隋、唐陆续开凿而成。根据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的重修碑文记载说,唐代称为“景云寺”,明代改称“国光寺”。原有石窟130多窟,并有地面的建筑寺院,现保存较完整的有20多窟,分布在当地群众称为“大佛楼”、“子孙宫”、“圆光寺”、“相国寺”、“桃花洞”的五个山峰之上,蜿蜒长达2公里。

  洞窟分别开凿在山麓的东南向崖面上,呈扇面形展开。现存已经编号的洞窟一百三十二个,由南至北自然形成八个区域,即大佛楼区(1-5窟),子孙宫区(6-39窟),圆光寺区(40-50窟),相国寺区(51-103窟),桃花洞区(104-108窟),松树洼区(109-118窟),三个窑区(119-125窟)和黑石沟区(126-132窟)。由于长期受自然的侵蚀和大小地震的破坏,致使许多洞窟和造像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现仅有十三个洞窟保存较好,整个窟群共计一百一十三龛,大小造像三百一十五尊。

  北朝之石窟较少,中心有四方塔柱,塔柱分层,每层皆有佛龛,洞窟四壁按一佛二菩萨配列。隋代所建石窟之布局类似北朝,但中心柱改为单层,铺像增加二弟子,雕像之造形一改北朝之秀骨清相,而变为手足丰腴,朴实拙重。唐代石窟有十余座,窟面仍为方形,无中心柱,铺像增至七身,造像之面形丰满,神情安详。另外,石窟中有多处唐、宋、西夏、金、明各代的题记及明代碑刻。这些都是研究唐、宋、金、西夏各代佛教传播的重要实物资料。

  北魏所开凿窟内的佛和菩萨像,额部宽广,脸部瘦削,鼻梁高隆,眉细眼长,唇薄嘴小,头发梳成高耸的螺髻。佛像披着袈裟,而菩萨像则袒露上身,下着曳地的长裙。洞窟的形制带有较浓厚的印度“支提”窟形的特点。

  隋代的石窟大多处于窟群的中心或偏南的地带。窟内雕像的陈设,除承袭北朝时一佛二菩萨的配式外,新出现了阿难迦叶二弟子。有的塔柱下脚雕有吹奏萧、芦笙或弹琵琶、抱箜篌的伎乐人像,有的窟顶雕有飞翔飘舞的飞天

  唐代的石窟布局平面虽然仍是方形的,但中心的塔柱已经消失,不再出现。窟内的佛像大多是盘膝端坐在莲花座上,面相温和安详,手势作说法或召唤的姿式,身着袈裟,衣纹线条流畅,富于动感和质感。

  第二窟是须弥山石窟中最大的一窟,窟内雕有释迦牟尼的坐像,高达25米,双手置膝,双腿下垂,面相丰满,神态威严安详。菩萨像大都是一手抚胸、一手提瓶的女性形象,她们的头梳高髻或佩戴宝冠,胸前饰串珠璎珞,臂腕佩带环钏,肩上的披帛一直垂到地面,显得十分华贵端庄,具有典型的唐代艺术风格。

  须弥山石窟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最大的石窟群。该石窟由于地处偏僻,加之有关的文献记载甚少,长期以来未被人们注意,直到本世纪50年代,随着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才逐渐为人们所了解与重视。1961年,须弥山石窟被公布为宁夏回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2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局组织人员对须弥山石窟作了初步调查,将造像保存较好的二十个洞窟作了编号。1982年,国务院将须弥山石窟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至此,须弥山石窟的研究与保护工作得以真正开始。

  1982年5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组成联合调查组,对须弥山石窟进行了综合考察,将所有一百三十二个洞窟重新编号,并绘制了部分洞窟的实测图。不久,北京大学考古系研究生在宿白、马世长教授的带领下曾几度前往须弥山,对石窟作了进一步调查,并作了详细的文字记录,拍摄了照片,绘制了实测平面、剖面图。同时,对北朝至唐代的洞窟作了分期研究。另外,还有研究者对须弥山石窟题记以及石窟的历史进行了专题研究。  

须弥山石窟的开凿


  石窟的开凿与佛教的传入有着密切的关系。自东汉时佛教传入我国以后,它的“生死轮回说”、“众生平等说”、“求得佛根涅盘来解脱苦恼”等学说,逐渐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至南北朝时期,佛教已成为全国上下争相崇信的“国教”,于是,开窟造像蔚然成风,皇室运用国力开凿了著名的云冈龙门等窟,各地亦竟相仿效。仅河西走廊一线的主要石窟就有敦煌莫高窟西安榆林窟武威天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庆阳北石窟泾川南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等等。

  北魏末年,战争连年,徭役加重,民族矛盾尖锐,农民起义时有发生。北魏统治者为维护和加强自己的政权,进一步提倡崇佛修禅,来转移人民对朝廷的不满。于是,开窟造像的风气尤为兴盛,须弥山石窟应运而生。

  固原是须弥山石窟的创建地。它地处黄河中游,自古以来是西北的军事重镇,也是宁夏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心。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固原就是人类生息繁衍的地方,先人们在这里创造了丰富的文化。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固原的属县中发现新石器时期“马家窑文化”、“半山一马厂文化”、“常山下层文化”的遗址就达上百处之多。春秋战国时期,固原是北方游牧民族重要的生息地。1973年,在固原县城西郊、战国秦长城东南不远的一处山丘上发现了一批文物,其中有青铜鹤嘴镐、锛、铃以及各种青铜马具。这批青铜马具风格独特,生动地反映了古代的匈奴、义渠族人民游牧生活的特点和“尽为甲骑”的傈悍习俗。

  固原,地理位置重要,是关中通往河西走廊、大漠南北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又是“丝绸之路”由长安到河西走廊最短路线的必经之地,有“关中咽喉”之称。1981年发掘的北魏墓,墓中的漆棺画引人注目。在漆棺的前档方框及侧档连珠圈内绘有许多菩萨形象,皆有头光,发束高髻,面形方圆,上体袒露、戴有项圈、臂钏、腕钏,披巾呈圆环状绕肩,这与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形象相似,是受外来文化影响所致。又如,在北周原州刺史李贤、田弘墓及南郊隋唐墓地中出土的鎏金银壶、玻璃碗等亦是外来文化的遗物。

  根据以上情况,可以充分地证明,固原不仅历史文化丰富,而且是各种文化的交融之地。固原丰富的文化内涵为须弥山凿窟造像提供了源泉和借鉴。

  距固原县城55公里绵延南北的须弥山,是六盘山脉的支脉,海拔1800米。须弥山,是梵文Sumern的音译,为宝山的意思。至于须弥山的称谓始于何时,不见记载。史书中最早提到“须弥山”的是明嘉靖十二年(公元1532年)刻印,由杨经纂修的《固原州志》,其曰;“须弥山,在州北九十里,上有古寺,松柏桃李郁然,即古石门关遗址。”其后的方志基本上沿袭了这一说法。据须弥山石窟现存明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重修圆光寺大佛楼记》碑载,“平凉府开城县,去治西百里,(有)山,号须弥。”可见明成化以前已经有了“须弥山”的称谓。

  须弥山峰峦叠翠,怪石嶙峋,苍松挺拔,桃李郁然,曲径幽静,石门水(寺口子河)在山前徐徐流淌,别具一番境界。

  须弥山石窟就是在多灾多难的北魏末期,在文化含蕴丰富的固原,在风景幽美、环境僻静的须弥山上开凿了。  

须弥山石窟的分期  

北魏末年是须弥山石窟的初创期

  北魏时期的洞窟分布在须弥山子孙宫区的南面及中部,共有十三个,占全部洞窟的百分之十。其中礼拜窟(中心柱窟)有四个。礼拜窟分中心柱窟和佛殿窟两种,均是僧尼礼拜集会、说法受戒的场所。僧禅窟有九个。僧禅窟是僧尼的住处,亦是僧尼持戒、坐禅修道的地方。窟内一般没有造像和装饰,仅有火炕和禅座,可容一人卧躺或坐禅。僧禅窟分布在礼拜窟的周围。

  北魏时期的礼拜窟规模不大,中小型者居多。窟的平面为方形,窟门上方开有明窗,覆斗顶,壁面多不开龛。中心柱柱座较低,柱身分三层,每层中间以隔梁分开,柱四面皆开龛凿像。此期的造像组合以一佛二菩萨为主,也有交脚弥勒、乘象、骑马、一佛二弟子的造像出现。造像较为瘦削,衣服下部的褶纹比较繁复。佛像造型多为高肉髻,面相清秀,长颈削肩的“秀骨清像”式,着褒衣博带装,衣纹作密集平行式阴线刻,大衣披覆龛下。菩萨头束高髻,细颈削肩,身着襦裙,披巾于腹前交叉。弟子身着袈裟,拱手而立。这种造像组合及造型特点在云冈石窟普遍可见。造像衣纹作粗糙的密集平行式阴线刻,具有“黄土高原”的特色。

  北魏时期有四个礼拜窟,其中有两个即22、28窟的中心柱已残毁,四壁无龛像,14、24两窟保存较好。

  第14窟中心柱四面开龛,分上、中、下三层。上层龛两侧转角处雕仰莲瓣二重。南面龛内像已凿毁,可见四身像痕迹。西、北面龛内均雕一坐佛,头均失,身着通肩袈裟,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东龛内雕一交脚菩萨,左手抚膝,右手持物贴右胸前,交脚坐于方形高座上,脚下踏一朵大莲花。中层龛内均雕一佛二菩萨,佛坐于方座上,手印、装束与上层龛相同。两侧菩萨仅存痕迹。下层西龛内雕二佛并坐,其余三龛内均雕一坐佛。窟内北壁开一龛,东、西壁各开二龛,皆为圆拱形。雕像已漫漶不清,仅见轮廓。

  第24窟中心柱上小下大,略有收分。柱身分三层,四面各开一尖拱形龛。上层南面龛内雕一佛二菩萨,佛着交领袈裟,施说法印,结跏趺坐于龛底,无座。西面龛内雕一立佛二菩萨。北面龛内雕一乘象菩萨。东面龛内雕一骑马菩萨。北面、东面两龛内的雕像构成佛传故事中的“乘象入胎”和“腧城出家”的情节。中、下层龛内均雕一坐佛二菩萨。窟内壁面均不开龛。  

西魏时期是须弥山石窟承前启后的阶段

  北魏末,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至公元534年,魏孝武帝在部下大将军高欢的威胁逼迫下,逃到关中投靠重臣宇文泰。自孝武帝出逃后,高欢立元善见为孝静帝,都城迁至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史称东魏。公元535年,宇文泰杀死了孝武帝,立元宝炬为文帝,迁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即西魏。

  西魏的文帝和宇文泰均笃信佛教。宇文泰更是“兴隆释教,崇重大乘。虽摄总万机,而恒扬三宝。第内常供百法师,寻讨经论讲摩诃衍”,“立大中兴寺,尊高僧道臻为西魏国大统”。“后又改修官制,设大宗伯职掌沙门道士之法,其属官有司者掌法门之政”。佛教在文帝和宇文泰的倡导下,国内崇佛之风大为兴盛,须弥山大量开窟造像势所必然。

  须弥山西魏洞窟共计二十五个,数量要比北魏多,但规模不大,布局分散。按其窟龛形制及造像的变化,可分为前、后二期。

  前期共十九个窟,主要分布在子孙宫区东、西崖面上。

  礼拜窟有中心柱窟和佛殿窟两种。中心柱窟为中小型,主室方形,穹窿顶或覆斗顶,壁面不开龛或每面各开三龛,中心柱座基较低,柱身分层无隔梁,四面开龛。龛形以圆拱为主,少量尖拱龛。佛殿窟主室方形,穹窿顶,三壁三龛。造像组合仍以一佛二菩萨为主,造型、衣饰基本上与北魏相同,衣饰的阴线刻,采用了等距离平行式,衣褶疏朗,显得柔软。从窟龛形制和造像看,显然继承了北魏时期的风格。

  中心柱窟有17、32;33计三个窟,其中17窟的中心柱已凿毁,窟内亦无多大内容。第32、33两个窟保存较好。

  第32窟为覆斗顶,中心柱上小下大,略有收分,柱身分七层,每层四面各开一圆拱龛,内雕一佛二菩萨像,造像更为清瘦。窟内三壁各开三个尖拱形龛,中龛稍大,两侧龛较小,龛内雕一坐佛二菩萨,漫漶严重,仅见轮廓。门壁两侧各雕一尖拱龛,内有雕像一身。

  第33窟为双层礼拜道中心柱窟。窟外上方残存圆形椽孔,东、西崖壁各有一梁孔,系木构窟檐遗迹。窟内覆斗顶,中心柱已不存,窟顶及地面凸起部分可见残迹。窟内三壁各开三龛,内各雕一佛,风化严重。在中心柱与窟壁之间凿出一重屏墙将二者隔开,屏墙与窟壁间隔约1米,形成回廊式。每面屏墙上段凿五个小龛,为圆拱形,内雕一坐佛。下段凿出三个通道,又将中心柱与四壁空间沟通。屏墙下段实体部分各开一尖楣圆拱形龛。这种特殊形制目前在各地石窟中属孤例,其渊源与流向有待进一步研究。

  佛殿窟有七个,且p18、19、20、8、2、34、35窟,均风化严重,难辨面貌。

  西魏后期有六个窟,分布在子孙宫区东崖面的中部和北部。僧禅窟分布较为分散。礼拜窟主要为中心柱窟,主室方形,覆斗顶。窟内雕仿木结构,顶部四披分界处为斜枋,顶与壁端交接处有梁架,四壁设角柱,柱为圆形,斜枋、梁架作方形或八角形。三壁各开二帐形龛。造像组合仍为一佛二菩萨。佛像造型略宽,无削瘦之感。菩萨头戴花冠,上身袒,下着裙,披巾在膝部横一道,双肩垂挂璎珞,在体侧绕环,衣纹作直平阶梯形,线条简练、粗疏。

  西魏后期的中心柱窟保存较好的仅第36窟,但中心柱已毁,窟顶及地面凸起部分可见残迹。从残迹看,中心柱较粗,可能不再分层。第37窟亦属中心柱窟,但未完工。另外,在北魏时期开凿的第28窟的壁面上凿有帐形龛和雕像,观其形式与风格应是西魏后期的作品。  

北周是须弥山石窟开凿史上的高峰期

  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宇文氏废西魏而建北周政权,历五代皇帝,共二十五年时间。虽然北周历史短暂,但它是中国南北朝时期最后统一北方,势达西蜀江汉的封建王朝。它结束了北魏之后大半个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北方人民在经历分裂与战乱之后得以喘息和安宁,社会生产及文化事业得到迅速的恢复与发展。北周一代除武帝晚期外,诸帝均信佛。周太祖提倡“大乘”。明帝时期“佛法全盛,国家年别大度僧尼”。明帝曾下诏营造“大陟岵”和“大陟屺”两大寺院。武帝初年“本循例事佛,造功德”。周室上下,广及民间,礼佛修德者大盛于西魏。因此,北周在须弥山大规模开窟造像达到了高峰。

  须弥山北周洞窟集中在圆光寺区陡峭的崖壁上,分上下二层。僧禅窟分布在礼拜窟的周围,形成与礼拜窟整体组合的形制。礼拜窟主要为中心柱窟,规模较大,主室平面方形,覆斗顶。窟内雕仿木结构,有斜枋、梁架、角柱、栌斗。中心柱柱身四角雕立柱,下有莲花柱础,上有栌斗承接中心柱顶部的梁架及窟顶的斜枋。中心柱不分层,四面各开一龛。窟内三壁各开三龛。龛以帐形为主,龛楣上浮雕帐褶、莲瓣、宝珠、璎珞等,两侧悬垂流苏,流苏上端一般衔在龙、凤、象的口中。少量为尖楣圆拱龛,龛楣上浮雕七佛。造像组合单铺以一佛二菩萨为主,但总体组合为三佛、七佛题材。造像与前期有了明显的变化,一改纤细飘逸“秀骨清像”之风,呈现出粗壮敦厚之感。佛像肉髻低平,面相浑圆,肩宽腹鼓,直平阶梯形衣纹,雄浑敦厚,庄严肃穆。菩萨头戴矮花冠,上体袒,下着裙,颈饰项圈,双肩搭披巾,垂挂璎珞。璎珞多在体侧环绕,少量在腹部交于莲花壁饰,具有清丽婉约、刚中带柔的风范。

  在北周石窟中有第45、46、47、48、51共五个中心柱窟。

  第45、46两窟是须弥山石窟中雕饰最为精致、华丽的洞窟。

  第45窟的中心柱分柱座和柱身两部分。柱座四面有浮雕,为八伎乐供宝。四角转角处饰有浮雕,为象头。中心柱柱身四面开龛,龛内均雕一佛二菩萨像。

  窟内东、西、北三壁各开三龛。东壁中间龛内雕一立佛二菩萨,两侧龛内分别为一坐佛二菩萨及一倚坐佛二菩萨。西壁中间龛内雕一立佛二菩萨,两侧龛内分别雕一坐佛二菩萨及一倚坐菩萨二胁侍菩萨。北壁中间龛内雕一立佛二菩萨,两侧龛内均雕一坐佛二菩萨。南壁窟门两侧各雕一龛,龛内一坐佛二菩萨。窟门上方雕有三个小龛,中龛一坐佛二菩萨,两侧龛内均为坐佛。
须弥山石窟
须弥山石窟

  窟内诸龛为浮雕帐形龛。四壁诸龛下方均有浮雕,内容为供养人。窟顶四披浮雕飞天、香炉、化生、花草等风化严重,仅东披保存较好。

  第46窟的形制基本上与45窟相同,为四披顶中心柱窟,但面积略小于45窟。

  窟内东、西、北三壁各开三龛。东壁中间龛内雕一立佛,两侧龛内分别雕一坐佛二菩萨及一倚坐佛二胁侍菩萨。西壁中间龛内雕一立佛,两侧龛内分别雕一坐佛二菩萨及一交脚菩萨二胁侍菩萨。北壁中间龛内雕一立佛,两侧龛内均雕一坐佛二菩萨,龛楣上方雕有七佛,中间佛两侧雕有飞天。南壁窟门两侧各开一龛,龛内有一坐佛二菩萨像。窟门上方开三龛,中间龛内雕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萨,两侧龛内分别雕有男女供养人。

  中心柱四面各雕一龛,龛内均为一坐佛二菩萨,唯南面龛龛楣上方雕有七佛,中间佛两侧各雕一飞天。中心柱基座南面浮雕四伎乐,东面为供养人,西面和北面均雕神王像。

  窟内四壁下部为通壁覆莲座。窟顶浮雕因风化严重,其雕饰难以辨别。

  第51窟是须弥山石窟中规模最大的窟。它由前、后(主室)室和两个耳室组成。主室进深13.20米,宽13.50米,高10.6米,系仿木结构四披顶中心柱窟。中心柱四面各开一圆拱形龛,除东面龛内无雕像外,其余三面龛内均雕一佛二菩萨。主室东壁中间开一门通前室,北壁中间开一门通北耳室,南壁中间开一门通南耳室。在南壁的后部存一大龛,龛内雕一佛二菩萨。西壁通面开一圆拱形大龛,内有三身坐佛像,均高达6米余。佛像双目正视,慈祥中略带威严,令人肃然起敬。在南耳室雕有三尊力士像,风蚀严重。除以上龛像外,其余壁面造像多为隋代补凿。从51窟现存遗迹分析,当初的开窟计划应在北、南二壁各开两个大龛,内雕一佛二菩萨,这样,北、南、西三壁在整体上构成七佛题材。在北、南两窟门外壁上方各凿有一尖楣圆拱形小龛,从龛内造像风格看,属西魏时期的作品,可见51窟的开凿是利用了西魏时期选择的地形。

  北周的五个中心柱窟中,除51窟未完成外,另有47、48两个窟仅凿出窟龛形状也停工了。究其停工原因,可能是与周武帝毁佛事件有直接关系。建德三年(公元574年)五月,“武帝诏僧、道大集京师,始议毁法”,五月十五日下敕“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周武帝这次毁佛比较彻底,须弥山51、47、48等窟中途停止开凿似属必然了。

  北周时期在须弥山开凿的洞窟其规模之宏大,造像气势之不凡,木构框架之精美,窟内雕饰之华丽,在各地石窟中当首屈一指。它是北周时代风格在石窟艺术方面的体现,后人把这种风格称之为“长安模式”。  

隋代是须弥山石窟再度兴起的时期

  北周末年,辅政大臣隋国公杨坚于公元581年迫周静帝退位,夺取政权,建立了隋朝,自称文帝。公元589年,隋朝起兵灭南朝陈国,结束了魏晋以来300余年南北分裂的局面。此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南北水陆交通开拓,中外文化进一步交流。随着历史环境的改善,加之隋朝两代皇帝(文帝和炀帝)皆尊重佛法,于是,建寺造像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须弥山石窟也不例外,自周武帝灭佛停凿以来,再度兴起。

  须弥山隋代洞窟中有两个中心柱窟,即67窟与70窟。僧禅窟附凿在中心柱窟侧旁。中心柱窟主室方形,窟内雕仿木结构,覆斗顶,北壁凿一龛,东、西壁各开三龛,中心柱四角的仿木结构简化,栌斗部位以莲花柱头代替。中心柱基座较高,柱身不分层,四面开龛。龛以帐形、尖拱、圆拱形为主,帐形龛雕饰简单。造像组合仍以一佛二菩萨为主,主龛内出现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组合。隋代造像基本上继承了北周的风格,但也有所创新,逐渐形成了一种丰满圆润、作风写实的新风格。如菩萨膝部微屈,使身体略呈“S”形,具有动感。不足之处是佛像头部较大,上身略长,有比例不够协调的感觉。

  隋代的两个中心柱窟,第67窟保存较好。窟内雕仿木结构框架。窟内北壁中间开一帐形龛,龛楣雕有莲瓣和三角垂饰纹带,下为帷帐,两侧垂挂流苏一串,龛内雕一佛二菩萨。东壁中间亦开一帐形龛,龛内一佛二菩萨。西壁开有二龛,龛内均雕一佛二菩萨。东、西壁的龛像因风化严重,残缺不全。此窟的中心柱基座较高,柱身为方柱体,四面开龛,龛内雕像均为一佛二菩萨。

  第70窟窟内也是雕仿木结构。北壁中间开一圆拱形尖拱楣龛,龛内雕一佛二菩萨像。佛像肉髻低平,面相方圆,身着双领下垂袈裟,宽肩鼓腹,施禅定印,结跏坐于束腰须弥座上。两侧菩萨身姿略微扭曲,具有动感。西壁开三个圆拱龛,中龛稍大,内雕一铺三身像。主尊菩萨为交脚弥勒,右侧菩萨头戴宝冠,有宝缯下垂及肩,面相方圆,双肩垂挂连珠纹璎珞,披巾于腹前交叉。上身袒,右手举于胸前,执莲蕾。左侧菩萨已残毁。北侧龛内雕一菩萨,头戴宝冠,有宝缯下垂及肩,右手举于胸前,左手下垂,身姿略微扭曲,显得轻盈。南侧龛风化严重,不见造像。东壁正中开一龛,龛内雕一铺三身像。此窟的中心柱由柱座和柱身二部分组成。柱座较高,方形。柱身亦为方形,四面开龛,南面龛内雕一铺五身像,其余三面均为一佛二菩萨像。此窟风化太甚,龛像大多漫漶不清。

  隋代除新辟洞窟外,另在北周的第48、51等窟内补凿一些中、小型龛像。其造像风格同样是既继承北周遗风,又创造了一种丰满圆润、作风写实,但比例不够协调的新风格。  

唐代是须弥山石窟的兴盛期

  入唐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阶级矛盾暂缓,社会秩序安定,生产较快发展,国际交往频繁,文化艺术随之进入一个光辉灿烂的新阶段。作为佛教艺术的石窟造像艺术在统治阶级的倡导下,呈现出异常兴盛的景象,特别是盛唐时期。高宗、武则天颇信佛法,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高宗下诏废玉华宫为佛寺,武则天上台伊始即颁布先佛后道诏,以佛教为护国之法又大度僧尼,广建佛寺,并敛钱凿大像。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须弥山石窟进入了开凿史上又一个高峰期。

  须弥山唐代洞窟数量最多,根据它们在窟龛形制、题材内容、造像特点等方面的变化,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期:约为高宗永隆元年至武周如意元年(公元680-692年)。此期凿有两个大像窟和三个佛殿窟,共五个礼拜窟。顺序是先在大佛楼区凿第1窟及第5窟,然后在相国寺区中部凿佛殿窟。此期僧房窟数量较多,分布也较为集中。

  第1窟为敞口龛式。窟内北壁设一低坛,低坛上雕一药师佛,高4.85米。佛像螺发,面相浑圆,身着交领袈裟。左臂曲置胸前,手中似托一药钵状物。右手上举,作说法印。足下踏仰覆莲座。

  第5窟唐时称景云寺,在一个大龛内凿一身倚坐弥勒佛,像高达20.6米。佛像螺发,两耳垂肩,面相丰圆,眉毛细长,双目微微睁开,显得安详亲切。佛像身着敷搭双肩的袈裟,内着僧祗支,双手自然地平放于膝上,足下踏一莲座。

  佛殿窟有77、78、79三窟。佛殿窟主室方形,覆斗顶或平顶,三壁起坛。造像整体组合为三佛题材,每个壁面一身主尊佛。单铺组合为一铺七身,即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或二天王)。佛像身材略显粗矮,着垂领大衣。菩萨头束高髻,圆环形项圈,上身斜披络腋,下着贴腿裙。络腋或在胸前翻出一带,披巾顺肩敷搭或在腹下膝上作二道横过。束腰仰覆莲座饰单圆莲瓣,身体成浅”S“形扭曲。力士踩山形座,或持三叉戟。天王身着铠甲,下着袍,脚登靴踩单夜叉。天王、力士力度皆显不够。这一时期的造像,适应了当时现实社会人们的审美习尚,即以丰满健壮、雍容华贵为美,但在造型上略有僵硬之感。

  二期:约为武周如意元年至玄宗先天元年(公元682-712年)。此期的礼拜窟有佛殿窟和涅架窟二种,共计十六个,且 80、82、83、71、72、69、86、87、88、89、90、75、76、52、53、54届,它们集中在相国寺中部地区。僧房窟除集中开凿成片外,开始与佛殿窟成组布局。

  佛殿窟与一期相似,造像整体组合为三壁一佛,少数三壁二佛;单铺组合以一铺十一身为主,出现一铺十三身。佛像双肩较宽,略显丰满,着垂领大衣或通肩大衣。菩萨身体修长,发髻、服饰、座及姿态皆承一期风格,但出现花形项圈。天王、力士体格粗壮,颇具力感。力士未持三叉戟。坛基壁面出现了雕刻壶门的做法。

  涅盘窟仅75窟一例。主室平面纵长方形,平顶,西壁设坛,坛上雕一涅盘像,头南脚北,右胁而卧。西壁壁面浮雕五身举哀像。北壁西侧第一身为跪像,余皆立像。南壁因风化严重,仅见痕迹。这一窟形在国内尚不多见。

  三期:约为玄宗先天元年至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12-779年)。此期除在相国寺东崖面继续开凿窟像外,其开凿中心转向了相国寺西北的桃花洞区。僧房窟开凿在礼拜窟周围,与礼拜窟成组布局。

  礼拜窟有中心柱窟和佛殿窟两种,共计八个窟,即62、62附2、64、105、105附1-4窟。

  佛殿窟基本上承前期形制,唯62窟为新形制。

  第62窟主室方形,穹窿顶,三壁开龛。西壁中间开一大龛,两侧各开一小龛。大龛内雕一倚坐佛二弟子二菩萨,小龛内各雕一身立式菩萨。南、北两侧壁前部各开一小龛,龛内雕一天王,后部各开一大龛,龛内为一铺三身像,主尊分别为倚坐菩萨和八臂半跏菩萨。

  第62窟的佛、菩萨、弟子皆有桃尖形项光,身体丰满。佛像高肉髻,身着垂领大衣。菩萨束高髻,圆环形项圈上连珠纹饰间隔分布,络腋皆在胸前打褶,披巾横过身前位置以下移至近脚腕处。圆莲座或无座,身体多直立。力士高台座。天王持戟,脚踩双夜叉,雄健有力。

  第105窟为中心柱窟,位于冲沟深处的山崖上,俗称桃花洞。此窟由前、后(主)室组成。前室横长方形,南、北壁各开二个上、下分布的小龛。北壁上龛内雕二立像,下龛内雕一佛二菩萨,在下龛的内外还饰有火焰纹头光和云纹等彩绘。南壁上下龛内分别雕有一结跏趺坐佛和二立式菩萨。主室亦为横长方形,乎顶。三壁开龛,单铺组合为一铺三身或一身立佛像。主室中心柱四面开龛,龛内分别雕弥勒佛阿弥陀佛地藏王菩萨观音菩萨

  “安史之乱”以后,李唐王朝由盛而衰,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固原地区陷于吐蕃,须弥山石窟由此衰落。  

须弥山石窟的装修及寺院建设

 
  唐代以后,须弥山再无大规模的开窟造像活动,但作为崇扬佛教的石窟寺仍然是统治者关注的地方,更是佛教信徒们朝拜的圣地,因而金、明、清几代曾对须弥山石窟有过规模不等的改凿、装修及寺院建设。

  金代重建景云寺。在72窟东壁南侧有一则金大定正隆六年(公元1161年)的题记(阴刻),记载了重建景云寺,国家拨给”度牒“应付开支的情况。题记署名的有五位僧职人员,即赐紫顺化大师党征芭、赐紫净严大师设令抹、赐紫密印大师撒底、赐紫慈觉大师党征清、讲经律论戒师党征继。另外,还有三人是非僧职人员,他们是山主党征结、党征温和监寺党征木。

  明代重建圆光寺及装修佛像。在45窟及46窟前有两通明代成化年间的碑,即《敕赐禅林》碑和《圆光禅寺记》碑。《敕赐禅林》碑追记了明代正统年间旧景云寺僧绰吉汪速在45-49窟前兴建寺庙,明英宗赐名圆光寺的情况。《圆光禅寺记》碑记载了明成化年间该寺住持大方重修庙宇廊庑后再请敕赐禅林,获皇帝敕赐”圆光“匾额并降经一藏的情况。另在第5窟前有一通明成化十二年(公元1467年)《重修圆光寺大佛楼记》碑,详细记述了重修大佛楼的过程。
  
宁夏须弥山石窟
宁夏须弥山石窟
  明代,除朝廷运用国力对须弥山石窟进行装修及重建寺庙之外,尚有不少是佛教信徒自愿出资装修的事例,如51窟后壁右侧墨书:“弘治九年五月廿日”“奉佛妆颜口金保安信士……施资财贰口”,重装51窟佛像。如第45窟中心柱正面龛左侧角柱上墨书“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装佛,祈“家眷平安,吉祥如意”。又如第45窟门壁有明毅宗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见此门户洞开,佛像被风吹埋不忍目击”,因舍资做门题记。

  清代康熙中期对须弥山石窟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修复。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建碑《重修须弥山禅院碑记》,详细记载了这次修复过程。

  除金、明、清三代曾对须弥山石窟进行过装修、建寺外,西夏、宋朝似乎亦有过重装活动,如第1窟立佛左侧有西夏”辑都“(公元1057-1062年)“拱化”(公元1063-1067年)题记,其均为西夏毅宗谅诈的年号,可能在西夏极盛的元昊谅诈时期,曾对立佛作过装修。又如在51窟内有二则题记,一则在南耳室右壁刻有“绍圣四年(公元1096年)三月二十三日收复陇干姚雄记”。姚雄宋朝御边名将。另一则在北耳室南壁门上小龛东侧,“记题耳……崇宁癸未口春十……”,崇宁癸未即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可能在此期间,宋朝对须弥山石窟有过装修。

  须弥山石窟的装修及寺院建设,有的留下了如上所述的题记、碑刻等文字记载,有的曾经改凿、装修、重建,但并未留下文字。因此要确定某一洞窟的开凿及佛像的装修等情况,需要研究工作者根据窟内、外各方面的情况来分析、判断。  

须弥山石窟的特点


  须弥山石窟与其他大型石窟相比,无论在规模、数量以及保存的完好程度上有所不及。但是,须弥山石窟本身具有的独特性,使它在中国石窟中占有重要地位。  

各时期的洞窟分区开凿

  须弥山石窟的分布有其鲜明的特点,就是开凿者充分利用须弥山优越的地质地貌,随山势迂回曲折,自南而北地开凿,自然地形成了大佛楼、子孙宫、圆光寺、相国寺、桃花洞、松树洼、三个窑和黑石沟八个区域。每个区的石窟时代都各有侧重,如子孙宫区的南部和中部主要以北魏、西魏时期的洞窟为主。圆光寺区及相国寺区以北周时期的洞窟为多,隋代洞窟也分布在这里。大佛楼区、相国寺区及桃花洞区主要是唐代的洞窟。松树洼、三个窑及黑石沟区除有个别是北朝时期的洞窟外,多为隋唐时期的小窟。

  各时期的洞窟分区开凿的特点在各地石窟中是少见的。一般石窟多连续开凿在一个崖面上。也许,因为各时期洞窟分区开凿的缘故,须弥山石窟少有后代改建前代洞窟的例子,各期洞窟基本上保持了原貌,这为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便利条件。  

洞窟组合结构

  北魏、西魏、北周时期,僧禅窟主要开凿在礼拜窟的周围,形成组合开凿的体制。这种体制与新疆克孜尔石窟是相同的。它源于公元4世纪的克孜尔五佛堂寺院。在寺院中,有礼拜堂、讲堂、禅房、杂房等建筑,既方便僧人礼佛听经、参禅打坐,又照顾到了僧人的生活起居。这种组合结构的优越性比较明显,故一直延续至唐代。  

“人”字形的排水系统

  须弥山石窟开凿在地质新生代早第三纪始新统的沉积岩上,山岩为中粗粒砂状结构,岩质疏松,容易遭受自然的侵蚀,特别经不起雨水的冲涮,严重时会导致洞窟的溃塌。古代的匠师们在凿窟之前就考虑到了这点,所以在须弥山石窟的窟门上方崖面上,普遍凿有“人”字形的排水防护沟漕,并且在沟漕的下端凿有盛水功能的水窖窟。这样,雨水可以顺沟漕直接流向水窖窟,既避免了雨水对石窟的直接冲涮,又解决了僧人们的日常用水。环绕圆光寺窟群上部的排水沟漕长达20余米,是开窟造像时附带的一项十分独特而又艰巨的工程。 

仿木结构洞窟

  被称之为”长安模式“的须弥山北周石窟,其特点之一是几个主要洞窟,如第45、46、51等窟采用了仿木结构,包括有斜枋、梁架、角柱、栌斗等等,其建筑之精工,雕刻之华丽,令人叫绝。这种仿木结构在中原石窟中未曾见过,中原石窟中的仿木结构一般是将龛做成屋顶形或在窟门外做窟檐,仅此而已。须弥山北周石窟仿木结构与此不同。它与麦积山第43窟,即西魏文帝乙弗后的瘗窟有些相似。麦积山第43窟后室作盈顶竖长方形,雕出斜枋、梁架、角柱,极似柩室,中有享堂,外有拜廊,建筑精细,雕刻富丽。可见,北周的仿木架结构在某种程度上是继承了西魏后期的做法,而且有了新的创造和发展。北周的仿木结构洞窟为研究北周窟形特点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  

罕见的穹窿顶

  须弥山北魏时期的僧禅窟中出现了穹窿顶,到西魏前期大范围地采用。这种在顶边留出一圆周窄平台,顶中间部分向上凿成宽大圆缓穹窿状的窟顶在中原石窟中未见过,是中亚和新疆石窟常见的形制。公元4世纪,中亚的龟兹国流行禅教,其禅窟一般采用穹窿顶。中国与西域、印度的交通,主要经过龟兹国,这种穹窿顶的大量出现,或许与龟兹国的佛教传播有关。另外,北魏时,在北方、西北方继匈奴之后又出现了柔然(蠕蠕)和高车(敕敕)两支强悍的游牧民族,构成对北魏政权的主要威胁。经北魏政权的数度征讨,高车归附,高车人被陆续迁到漠南,河套地区也成为他们放牧之地。当时,固原是统治高车人的据点,穹窿顶的出现也许与民族迁徙、融进了不同文化内涵有关。  

“黄土高原”雕刻风格——密集平行线阴刻

  固原与陇东、陕北同属于黄土高原,这一带的石刻造像,在衣纹雕刻的技法方面有一新的表现,就是采用密集平行线阴刻。这种技法用刀力度大,直硬,刻线深,较粗糙,其效果是让衣褶密集堆积,显得有厚度。如固原东面彭阳县出土的北魏石刻造像、陕西耀县药王山保存的石造像、陇东禅佛寺所存石塔残件上的雕像、陕西宜君县花石岩三个窟的造像衣纹均采用了密集平行式阴线刻,这种技法称之为“黄土高原”风格。固原须弥山24窟内的造像衣纹大量运用了这一技法,而且极为流畅、成熟,故称其为“黄土高原”雕刻风格的典型。  

须弥山石窟的“三多”

  在须弥山石窟中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三多”,即僧禅窟多,中心柱窟多和未完成窟多。造成这“三多”,各有其原因。

  僧禅窟多,考其石窟的时代,大多是北魏、西魏、北周时期的,这与当时的政局有着密切的关系。北魏末期,政局不稳,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政权,转移人们对朝廷的反抗,大力推崇、宣扬佛教,于是,国内信佛者甚众。一些教徒出于虔诚,出家为僧,凿窟修道,这是原因之一。其二,出家从僧也是逃避王役的极好办法。据《魏书·释老志》载:“正光以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户,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由此可见,舍家凿窟、为僧者成风是北朝政局动荡的产物。僧多,僧禅窟也就相应的多了。

  中心柱窟多。北魏有中心柱窟四个,即22、28、14、24窟。西魏有四个,即17、32、33、36窟。北固有五个,即45、46、47、48、51窟。隋代两个,即67、70窟。到唐代仍有中心柱窟出现,即规模较大的105窟。共计十六个,占须弥山石窟总数的8.2%。须弥山石窟中中心柱窟如此之多,在各地石窟中是不多见的。另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须弥山现存石窟中,龛像保存得完好或比较完好的均是中心柱窟,其原因,恐怕是与须弥山的地质有关。须弥山岩质疏松,容易斧凿,也容易塌方,所以凿窟人在开凿之前必定会考虑到这一因素,能起到支掌窟顶避免塌方的,似乎开凿中心柱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措施。当然,中心柱窟的多少,有它的演变历史,这里仅就须弥山而言。  

须弥山石窟的未完工

 
  须弥山未完成窟多。在须弥山一百三十二个洞窟中有六个窟属于未完成窟,它们是西魏时的37窟,北周时的51、47、48三窟以及唐代的81、85两窟。这些石窟开凿后未能完工,据学者们猜测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须弥山地域广阔,石质又极易开凿,因此开窟时无需利用前代未完成窟来改凿。
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
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

  二、石窟开凿至半途停止与当时的突发事件有关。西魏一朝年代短暂,仅24年,而在须弥山开窟造像的数字却很惊人,达二十五个洞窟之多。第37窟是后期开凿的,未能完工,估计是因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7年)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废恭帝而自己称帝,建立周朝,改朝换代所致。唐代的两个石窟中途停止开凿恐怕是因为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吐蕃兵临固原城下,石窟开凿被迫终止。

  未完成窟保存下来,为今日研究古代开窟顺序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线索。北朝37窟窟内只凿出全窟约一半的空间,中心柱凿出半个,表明最初是先开窟门,进入室内后,自前壁开始,凿出全部窟顶至地面的空间,再向后部推进,凿出中心柱及回廊。唐代85窟窟门、窟顶及正壁造像均已完成,右壁凿出四大块轮廓,左壁仅凿出最内侧的一块轮廓,表明先开窟门,进入室内后,由窟顶向下开凿;凿像自后壁开始,然后是左、右二壁以及其他地方。 

须弥山石窟的价值


  约公元3世纪,源于古印度的石窟艺术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并于公元5世纪前后和7世纪初(北魏和盛唐时期)先后形成两次开窟造像的高峰。须弥山石窟就是中国石窟艺术史上两次高峰时期产生的经典之作和杰出范例。

  须弥山石窟所在的固原,是历史上的西北军事重镇,也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上的重镇,还是中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融合的接交带,更是佛教艺术东传过程中的中转站。大量西域文化流经这里,在向中原传入的过程中相互吸收、融合,须弥山石窟艺术就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体现。同时,固原特殊的地理位置为佛教艺术及其文化继续沿着草原丝绸之路东传朝鲜、日本奠定了基础。

  须弥山石窟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出了不同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并呈现出以下特点,即由远而近、由西向东,各个石窟的民族特色越来越浓,外来的影响则越来越淡。在其初期的石窟里,佛教造像反映出以秀骨清像和褒衣博带为主的特点,呈现出时代特征,其民族化、世俗化成分浓厚,艺术风格等方面明显受到来自云冈、龙门、巩县及东部邻近地区诸石窟和南部麦积山与东部北石窟的影响。在接受外来各种风格影响的同时,它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石窟艺术风格特征。开凿于西魏时期的第33窟是一个中心柱形双层礼拜道的支提窟,此洞窟形制为仿印度阿旃陀支提式窟,形制特殊,在内地各石窟中为孤例。这种特殊的支提窟最接近于印度阿旃陀石窟的原型,而且又有和龟兹、敦煌等地支提窟中某些相似的特点,以及当地特有的自然特点和民族习惯性,创造出具有本地特征的支提窟形制。这个特殊洞窟的形成与印度阿旃陀新疆、敦煌等地石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是我国古代人民与其他国家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北周时期的洞窟,不论是洞窟形制,还是造像特征和服饰,不但受到东部响堂山石窟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南部麦积山石窟的影响,是长安佛教造像样式在须弥山石窟的具体体现。须弥山唐代石窟造像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古代艺术家、僧侣和民众对世俗生活美的感悟和理解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因而所塑造的形象更为人性化、生活化,每一尊造像仿佛就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随时都可以和你进行情感交流和心灵沟通,以启迪和净化你的灵魂。

  须弥山北魏和西魏时期的中心柱窟接近于河西、云冈、巩县中心柱窟,很明显是受到当时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地区石窟的影响;北周、隋代的中心柱窟与北齐响堂山等地石窟相似,而仿木结构与麦积山相似,这也显然受到了当时政治、文化中心所盛行的内容的影响。唐代中心柱窟除了受到本地北周、隋代中心柱窟的影响外,也与东部邻近地区唐代诸中心柱窟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因此,须弥山中心柱窟的开凿,更多地受中原等地石窟的影响,但与中原等地石窟也不完全相同。总之,它以独特的视角和手法体现出一种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民间性和地域性特点,从而形成了鲜明的地方风格。这种变化充分反映出佛教艺术传播中的多样表现形式,在题材内容、艺术风格、雕塑技法、美学思想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

  与其他大型石窟相比较,须弥山石窟窟室形制、造像组合和内容、造像特点和风格,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具体体现为:各个时期的洞窟集中分区开凿,并且少有后代改建前代洞窟的例子,使各期洞窟基本上保持了原貌,这为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便利条件;科学而独有的“人”字形排水系统充分反映了当时雕凿者的技艺和智慧;罕见的穹隆窟的大量出现,与当时北方游牧民族的活动有直接关系,成为研究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历史的有力佐证;早期石窟的造像雕刻具有明显的黄土高原风格,并将佛教传说故事中的“乘象入胎”和“逾城出家”等情节引入雕刻内容,以及早期的支提窟形,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须弥山石窟在佛教东传中的重要历史作用;被称为“长安模式”的北周石窟中,宏大的开凿规模,精细的雕工,富丽的装饰,其独特的造像组合和开窟风格,在全国石窟中绝无仅有,为研究北周石窟窟形特点等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须弥山石窟僧禅窟多、中心柱窟多、未完成窟多,是政局动荡的产物,这些都与研究当时封建王朝的政局变迁、政权更迭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为研究须弥山石窟开窟顺序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线索;大量石窟窟前建有窟檐等建筑遗迹,为石窟形式与石窟保护提供了研究实证。

  须弥山石窟的修建、是固原古代社会繁荣发达的象征,是丝绸之路珍贵的文化遗存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融合、创新发展的明证。它与固原地区保存和出土的各类北朝、隋、唐文物,共同展现了古代固原繁荣昌盛的发展历史,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须弥山石窟的保护


  曾被世界历史遗迹保护基金会公布为2007年-2008年“世界百大濒危文明遗址”之一的宁夏须弥山石窟目前正在得到有效保护。当地正在采取多种措施对须弥山石窟进行文物保护,同时还在进行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风化是须弥山石窟遭受破坏的最大难题。为更好地保护石窟文物,须弥山石窟文管所在总结前面几次防风化试验工作的基础上,联合河南省洛阳市龙门石窟文物保护中心,聘请河南省洛阳市龙门石窟文物保护专家担任技术指导,在须弥山石窟进行防风化化学加固试验工程。目前正选取8个试验块,分别用4种新型纳米材料,对试验块进行多次渗透处理,并做好数据采集工作,为今后大面积的防风化化学保护工作做好准备。

  此外,旨在保护周边环境的综合整治项目已完成或接近完成建设防护网、铺设砂石路、修建防洪渠、修建排洪涵洞等工作。

  据须弥山石窟文物管理所副所长高军介绍,中国在丝绸之路申遗项目中,把须弥山石窟作为48个项目点之一,国家划拨4200多万元用于丝绸之路宁夏固原段的文物保护。正在建设的须弥山石窟博物馆投资4000万元,将考虑环境因素,在建成之后恢复原有地表面貌。

  此外,针对石窟周边的一些古树在长年累月的风吹雨淋中露出了树根,文管所对这些古树在不伤及树根的前提下加固了钢筋。过去的山路被游人踩踏,经常掉土,现在全部予以砌护,巡山道路全部铺了石条,电线也全部掩埋到地下。  

◎附:壬泷、牛达生〈须弥山石窟〉(摘录自《须弥山石窟》)


  虽然石窟开凿的历史失载,但须弥山的位置正处于北上大漠、西出陇右的要道。清《甘肃通志》卷十载:“州北九十里须弥山上有古寺,松柏郁然,即古石门关遗址。”古寺即指石窟寺而言,而石门关则是隋唐以来著名七关之一,地当西北通往都城长安的冲要,是屏蔽长安的门户。

  须弥山石窟以唐代开凿最多,不乏技巧娴熟之作。然而有几个未完成洞窟却给人以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它们是第八十一、八十五窟。就窟形和未完成的造像风格来看,它们与第六十九、五十四等窟是同期窟。第六十九窟左壁造像风化较少,主尊倚坐像塑造写实、衣薄透体,同敦煌第一九四窟西壁盝顶龛内倚坐佛像极为相似,是盛唐时期的成熟作品。第一九四窟被认为是吐蕃占领前修造的最后几个窟之一,约当代宗时。而代宗一朝须弥山地区已为吐蕃占领。

  唐·咸亨三年(672),吐蕃灭吐谷浑,势力日盛。睿宗时,得河西九曲之地,自此“与唐境接近,(中略)始率兵入寇”。安史之乱后,戍防西边的军队东调,吐蕃乘机于广德元年(763)“大寇河、陇,陷我秦、成、渭三州,入大震关,陷兰、廓、河、鄯、洮、岷等州,盗有陇右之地”,以至一举攻陷京师长安,代宗仓惶逃往陕州,今固原一带被吐蕃占领,至大中三年(849),统治时间达八十六年之久。

  吐蕃强盛以来,扩张重点主要是争夺西域、夺取安西四镇剑南。及至安史之乱事起,唐室“尽征河、陇、朔方之将镇兵,入靖国难”,吐蕃乘其间隙“尽它西、陇右之地”,于广德元年出其不意兵临长安。边将告急,执掌军国大事的程元振竟不以为然,待吐蕃兵过邠州,“上(代宗)始闻之”,郭子仪仅及带领二十骑奔赴咸阳,却面临弥漫数十里的二十余万吐蕃军。代宗“仓猝不知所为”,只得出逃陕州。吐蕃攻下长安后遂退兵进驻原、会、成、渭之地。

  须弥山第八十五、八十一窟规模不算小。第八十五窟正壁造像几乎已雕琢完毕,虽已严重风化,仍可看出雕刻技巧堪称上乘,而左右二壁却仅只开出石坯的大形。第八十一窟则是刚凿出方室正待着手造像便被放弃。这些规划严整的洞窟,无疑是在始料不及的情况下突然停工的,其原因就是连唐代宗也没有想到的吐蕃入袭。如这一设想可以成立,那么与第八十五窟在窟形造像上都相近似的第六十九、五十四等窟,均应开凿在这段时间的前后。以第六十九窟造像与敦煌第一九四窟造像相比较,时代、风格、雕塑特点的相似是显而易见的,可进一步证实这批洞窟的时代。

  秦、原、安乐等州与瓜、沙等州的收复,在唐代是件大事。781至848年吐蕃占领敦煌六十七年;763至849年吐蕃占领固原一带八十六年,二者在历史时期上是一致的,对于石窟艺术的研究来讲,这个历史时期也是重要的。景云寺大佛龛(第五窟)龛侧赫然刻划有“大中三年吕中万”七字;第一0五窟主室左壁斑驳的壁面上,也有“大中三年”的题刻,自然都是复归唐朝之时所为。

  像北方大多数的石窟一样,唐代以后,须弥山石窟不再有开窟造像活动,但仍先后有规模不等的妆修和寺院建设。今日尚留有不多的碑刻和题记,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可为考察唐以后石窟寺的发展提供一些线索。

  第一窟是唐代立佛造像龛,曾经过西夏时期重妆,在佛像的下部留有汉文墨书的西夏年号“奲都”和“拱化”题记。

  唐末以来,党项族在西北地区继吐蕃之后强盛起来。原州一带地当宋与党项势力范围的边界,宋于至道元年(995)以原州故平高县地置镇戎军,西夏国建立后,在此曾数度发生战役。1043年宋、夏媾和,至1070年,双方边境有过一段较为和平稳定的时期,宋于边境设榷场以进行双边贸易,并在镇戎军设市马场,“以通戎人卖马之路”,并解决宋朝的军需。位于东西交通通道石门关口的须弥山,宋、夏民众在这里显然有着密切接触,石窟寺也成为双方信徒朝拜的圣地,奲都(1057~1062)、拱化(1063 ~1068)题记就是这时期留下的。

  “须弥山”一名见于史传,大约也是这个期间出现的。1965年苏联史学界发表了西夏仁宗朝《天盛年(1149~1170)改定新法》之第十章译文,标题“司次行文门”,系规定西夏官衙行署和军府州县的品第。其中第四品(原文为下品)列有原州,第五品(原文为末品)列有须弥寨,当系因山得名。由于《改定新法》列举的许多地方并不是西夏所辖,因此有理由认为须弥寨是宋军所设、所辖,但在宋史记载中尚未见述及。

  第五十一窟右侧门外壁面上工整地镌刻题记三行:“绍圣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收复陇干,姚雄记”,为当地的历史提供了一条新材料。陇干城又记作笼竿、陇竿,地在六盘山外、好水川边,扼守着原州至陇西一线。庆历三年(1043)以陇竿城置德顺军,曾一度为西夏占据。绍圣四年(1097)宋军出击,连破洪州、盐州、宥州,并新建了西安州和天都砦,巩固了原州、秦州的地位。岷州蕃兵将姚雄曾参与了这次战役,但史传无收复陇竿的记载。第五十一窟题记可补史载之阙,同时也说明北宋曾进一步巩固对须弥寨一带的控制。

  南宋·建炎四年(1130),固原地区被金占据。明·成化四年碑中记载,旧寺僧奏称寺原有崇宁三十五年敕赐名景云寺记事碑之事。崇宁仅五年,“三十五年”(1136)时当南宋·绍兴六年,固原已为金兵占据,是寺僧仍奉赵宋正朔。第七十二窟东壁有大定四年(1164)题刻一篇,具名“景云寺番僧党征佶”,知金代仍称景云寺。

  明代是须弥山石窟千年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兴盛期,其与明廷重视在固原一带的监牧有重要关系。

  年固原城墙壁面剥出刻铭方砖一块,记载景泰二年(1451)发五千余人修补城垣事。《明史》〈地理志〉载:“固原州,本固原守御千户所,景泰三年以故原州城置。”砖铭与史载吻合。值得重视的是,砖铭中明示主管筑城者为陕西苑马寺长乐监监正及平凉卫指挥等,此砖并由陕西苑马寺带管黑水口总甲二人镌刻。这表明明代在固原城执掌权力的是苑马寺,固原的复兴正是由于监牧得到了重视。

  须弥山仅存的几通碑刻中以三通明碑最为重要,皆成化年所立。成化四年碑共二通(立于第四十五、四十六窟窟前),一记旧景云寺僧绰吉汪速在旧寺基址上重建佛殿廊庑后请赐寺额,并追记正统八年(1443)敕赐圆光寺一事,其时在重修固原城垣之前。显然当时并未立碑,圆光寺基址狭小,规模亦可想见。迟至成化四年(1468)镌碑记事,并于礼部抄出敕赐寺额的文书而补立碑刻多通,这说明石窟寺受到重视,其复兴是在固原城重新修建及置固原州之后。

  成化四年为圆光寺立碑者,除定国将军参将河南刘清外,主要人员和地方机构即为“苑马寺承事郎长乐监监正建安……”、“陕西苑马寺带管黑水口”及“甘州群牧千户所”等。因碑文残泐,虽不能认为立碑的长乐监正与固原城砖铭上的王某为同一人,然而修筑城垣和圆光寺立碑者是同样一些地方机构则已毫无疑问。

  可以认为,明初近百年中石窟寺和固原城一样处于破败之中,虽在正统年间有寺僧修建并得敕赐寺名、降经一藏,但真正的复兴是在固原作为监牧的地位得到重视之后。除上述修寺、赐额、立碑等之外,成化十二年(1476)重修第五窟前“大佛楼”、约在弘治九年(1496)重妆第五十一窟佛像,均可表明明代中叶须弥山石窟最后的兴盛。

  须弥山石窟虽然经受了历史上长期人为的和自然力的破坏,现存较完整的造像窟仅占少数,但石窟分布地域较广,一些洞窟和造像规模宏大,仍不失为我国古代大型石窟寺之一,在洞窟形制和时代上也有许多突出特点:

  洞窟分布与开凿时代有关。首先北魏时开窟是集中在今天称作子孙宫的山坳崖面上,北周时开凿工程向北发展,集中于圆光寺、相国寺,唐代开窟则除最南端的大佛楼而外,集中于相国寺北面和西面,其中有充分利用地形、地势开凿规模巨大的第一0五窟和第五窟。

  中心柱式洞窟较多。属北魏者有第十四、二十四、三十二三窟,即除第三十三窟窟形特殊外,有造像的洞窟均是中心柱窟。北周至隋代洞窟中现保存有造像的也都是中心柱窟,计有第四十五、四十六、四十八、五十一、六十七窟和第七十窟。在其它地区的石窟寺中唐代中心柱已不多见,但须弥山规模很大的第一0五窟却是个相当完整的中心柱窟。以往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心柱窟的演变主要取决于时代的变迁。就须弥山状况分析,石质松散,在开凿中型以上的洞窟时必须以中心柱作支撑,这一点是开凿者的主要考虑。如以大致同期开凿的云冈、龙门、巩县石窟作比较,也可印证这一点。因此,解决中心柱窟窟形演变问题时,因地域、石质造成的特殊性因素也不容忽视。就开龛形式讲,北魏中心柱每面分数层开龛,北周至唐代均为每面只开一大龛而以突出造像为特点,这是与它处石窟相一致的。

  须弥山有一类尚未凿完即停止施工而被放弃的洞窟,很引人瞩目。推测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须弥山地域广阔,石质又极易开凿,因此开窟时毋需利用前代未完成窟来改凿,故一些未完窟得以保存至今。这些洞窟为今日研究古代开窟工序提供了难得的实例。例如,北朝第三十七窟未开完,现状表明,最初是先开窟门,进入室内时,自前壁始,凿出前部窟顶至地面的空间,然后向后部平推凿进。目前窟内只开凿出全室约一半的空间,正面刚刚开出半个中心柱即被放弃,清楚表明了当时的开凿程序。这个窟形现状与莫高窟第二五九窟几乎完全相同,故可证明二五九窟绝非中心柱窟形制尚未完备的代表作,而只不过是因故未开完便塑像绘壁的一个特殊洞窟。

  其二,造成未完成即放弃的重要原因是当时出现的重大历史事件。唐代数窟未完工而中缀是因吐蕃兵至,已如前述。北周第四十五至四十九窟一组有统一规划而未全部完成则可能是574年周武帝灭法所致。

  北周第五十一窟以规模论,在中国同期洞窟中无疑是最大的,但显然并未完成,其原因尚难遽定。笔者设想有如下多种原因:原设计规模超出当时技术力量和施工能力;计划不周,施工过程中窟顶前部可能已有部分塌落;原设计的意图大约是后壁造三佛,左、右壁各一佛,为五佛题材,却因左壁崖面厚度不足,无法开一佛的大龛而终于放弃。未能按计划开完的其它壁面,亦可能因遭灭法而搁置,至隋代才补开若干龛。

  特别应当提到的是,在须弥山石窟,北周洞窟相当集中,而且有突出特点。主要洞窟内部全为仿木帐架结构。第四十五、四十六窟内部保存较完整,四壁和中心柱每面龛形均为华丽的垂帐形式,十分类似麦积山石窟上七佛阁诸龛的帐形结构,无疑是研究北周窟形特点、木构佛帐等最重要的实物。
  
须弥山石窟
须弥山石窟
  第五十一窟因严重塌方已损坏了原貌。此窟亦为仿木结构,洞窟后部右上角保存尚完好,可看出中心柱至四壁间的顶部为四坡形,上面亦有桁架。右壁大佛龛上方壁面与顶部交接处也有一横向仿木构件。中心柱虽塌毁严重,但在塌落的菩萨头旁还清楚地留有一段八角柱身,即中心柱上仿木的角柱。在这段柱身与造像头部间还有一段棱角分明的浮雕装饰,是唯一残存下来的垂帐的一部分。据此可知中心柱上原来至少在左、右、后三龛均有垂帐。第六十七窟虽小,雕刻也简单得多,仿木的帐架却很精巧、清晰,内部结构与第五十一窟相类似。

  最后附带介绍一点,就是第六十九窟的雕造技法。第六十九窟造像头部都已在十年动乱时被砸掉,一些造像身体部分保存尚好,细审之间可以发现,凡肌肤裸露部分(如手、脚、力士赤裸的上身及下肢),在雕凿成形体之后,均贴敷一层类似今日纱布的织物,然后抹泥打底子再敷彩。须弥山石质极易风化,但经这样处理之后既显示细腻、柔韧的肌肤质感又极好地防止了石刻的风化。笔者曾见到一件菩萨头部的残块,其眼睑的细微转折处仍棱角分明,毫无损伤。古代匠师的手法纯熟、巧妙,造像技艺水平达到了惊人的高度。这种技法很像是借鉴于夹纻像的制作而创造的,目前尚未见到任何其它唐代石刻造像或泥塑造像使用过这种方法,这对研究唐代雕塑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也许是绝无仅有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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