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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6066 次 历史版本 0个 创建者:旭日东升 (2011/7/27 14:23:59)  最新编辑:旭日东升 (2011/7/27 14:23:59)
谭震林
拼音:Tán Zhènlín (Tan Zhenlin )
 
谭震林
谭震林
 
 
  谭震林(1902-1983)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湖南攸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第十二军政委、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委、第三野战军副政委。参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皖南抗日根据地,并参与指挥济南淮海战役。建国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顾委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曾直言上书,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坚决斗争。
 
 
 

谭震林生平

早年

图为位于谭震林陵园的谭震林铜像
图为位于谭震林陵园的谭震林铜像
  谭震林,汉族,1902年出生于湖南攸县城关镇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11年,谭震林入私塾学习,两年后,在书纸店当学徒,并广泛阅读了进步书籍,从而接受了革命思想。20年代初期,在攸县、茶陵组织发动两次工人斗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攸县工人纠察队长、县总工会宣传干事、县党部工农运动特派员。曾组织发动家乡人民支援北伐,开展农民运动,解除反动武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到攸县后,发动县城万人游行示威。"马日事变 "后,由于反动派下令通缉,他奔走长沙、 武汉仍无法找到党组织,被迫回攸县进行地下革命活动。

  1927年冬,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县城,谭震林被推举为茶陵工农兵政府主席,同时恢复了茶陵工会组织,并任工会主席。年底,随工农革命军撤离,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投入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先后当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常委、副书记、书记和工农兵政府土地部长,在江西省永兴县成功地领导土地分配工作。1929年,谭震林任红四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第四纵队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和红四军前委委员。1930年,同罗炳辉率红十二军攻克湖南攸县和江西吉安并投入中央根据地反围剿战争。1930年至1932年任红十二军政委、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一方面军军委委员和福建军区司令员、政委。1932年指挥部队取得水西渡、上杭、马伏等战斗的胜利。主力红军长征后,与张鼎丞邓子恢周密部署,出色指挥了红军三年游击战争。1935年任闽西南军军委军事部长,1936年任闽西南军委副主席。整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谭震林是卓越的政治工作者和优秀红军指挥员。

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的谭震林
抗日战争时期的谭震林
  抗日战争时期,谭震林是江南抗日根据地的开拓者。1938年 ,谭震林先后任新四军第二、三支队副司令员, 亲率第三支队在皖南广泛展开游击战争,还打败日寇对清水潭、马家园的进攻, 繁昌保卫战以小胜大,七战七胜,粉碎日寇夺取繁昌、 扫荡皖南的计划。1940年,谭震林在江苏突出抓抗日武装建设,将组建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一、二支队合并组成江南抗日义勇军司令部,自任司令员兼政委,创建东路抗日游击根椐地。1941年任新四军第6师师长兼政委、苏南区党委书记。同年夏,谭震林率部主动出击敌人80余次,粉碎日寇疯狂进攻;同年初冬,亲自深入江都、高邮、宝应等地区,领导开辟新区,所部十六旅遭偷袭后,请求回苏南,兼任十六旅旅长,总结经验,整顿部队,同敌人展开顽强战斗,保护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1942年谭震林调任新四军第二师政委兼淮南区党委书记,狠抓了机关作风整顿和生产自救运动。1944年, 谭震林率部解放淮安、保应以东广大地区, 取得了占鸡岗反顽战斗的胜利,扭转淮南地区抗日被动局面。
 

解放战争

  1945年,谭震林任华中分局副书记、 华中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华中野战军政委,并当选中共七届中央委员。 同粟裕指挥部队作战40多天,完成华中战场作战任务后挥师山东。1947年谭震林任华中野战军第一副政委;指挥内线“兵团”取得胶东战役的胜利。1948年,同许世友指挥发起胶济线西段战役、潍县战役、兖洲战役济南战役。随后,同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组成总前委指挥淮海战役,亲率3个纵队胁迫国民党冯自安部起义,并与兄弟部队全歼黄伯韬兵团。1949年,谭震林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此间,中央军委对全军实行整编,华东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谭震林任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

建国后

1954年,陈丕显(右二)与谭震林(左二)迎接阿尔巴尼亚劳动代表团抵沪访问
1954年,陈丕显(右二)与谭震林(左二)迎接阿尔巴尼亚劳动代表团抵沪访问
  建国之初,谭震林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并主持华东局工作,顺利完成接管建政、清匪反霸工作,全面部署并组织实施浙江省建设发展规划,亲自领导修复杭州风景区。1954年调任中央副秘书长兼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1956年当选为党的八大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1957年谭震林回湖南攸县成功地开展民主办社试点工作,整个农业合作化期间,谭震林对中国农业发展道路作了长期艰苦努力的探索。十年内乱期间,谭震林气魄雄伟, 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同林彪江青反党集团作坚决斗争,严厉斥责张春桥并揭露江青的野心,虽惨遭迫害仍不畏强暴,毫不妥协。1977年至1982年间,谭震林先后当选为中共十大、十一大中央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谭震林主动退居二线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和中顾委副主任。1983年9月30日在北京病逝。

经典战役

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总前委,右起:谭震林、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粟裕
淮海战役总前委,右起:谭震林、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粟裕
  1948年11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统筹与指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和地方武装共60万人,于11月6日发动淮海战役。

  辽沈战役后,国民党统帅部为避免徐州之部队重蹈卫立煌集团全军被歼的覆辙,决定将刘峙集团主力收缩到津浦路徐州生蚌埠段两侧,采取攻势防御阻止解放军南下,必要时放弃徐州,凭借淮河抗击,确保南京、上海。以徐州为中心的国民党部队有5个兵团、共约80万兵力。

  11月8日,国民党第59军、77军,在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率领下,在淮海前线驻地台儿庄地区举行起义。第59军、77军原为冯玉祥西北军旧部。张克侠、何基沣皆为中共地下党员。为组织起义,周恩来与叶剑英曾分别对张克侠和何基沣做过指示,经过张、何二人的工作,该部在淮海战役开始前已做好了起义准斋。11月6日,战役打响。8 日凌晨,何基沣、张克侠等人宣布起义,下午该部按计划撤出防地,向运河北岸开进。9日,起义部队从台儿庄一线北渡运河。10日进入峄县解放区。张、何起义为解放军创造了全歼黄伯韬兵团的有利条件。

  11月11日,美军副参谋总长魏德迈与同民党代表、民社党的蒋匀田在华盛顿研究中国战场形势,为蒋军设计了一个防守方案,他对着中国地图说:“如徐州失守,惟有退保中国东南与台、澎地区。照地理的形势说,自福州至昆明三角地带,较易防守,所以我划一条代表战略地带的红线。惟四川省的经济价值甚高,不应轻易放弃,所以我划一条虚线,以为试守之计。”“现在美国海军尚固守青岛基地,目的即在支持平、津三角地带傅作义的守军,使能牵制中共军队,不能即刻大批南进,盼拖长时间,以便布置防守东南半壁的战略基地。”
 
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

  11月22日,蒋军第七兵团司令黄伯韬,在淮海战役碾庄战斗中被解放军击毙。黄伯韬祖籍广东梅县,1900年生于天津,1918年入陆军第九混成旅学兵营,后又进江苏军官教育团第五期学习。历任营长、师参谋长、副旅长、师长、军令部高参、军长等职。孟良崮战役时,任第1兵团第4纵队司令,74师被全歼,受到“撤职留任”的处分。今年,在苏北和豫东作战中颇为努力,博得了蒋介石的信任。9月,升为新组建的第7兵团司令,所部被解放军包围于碾庄地区,全军覆没。

  11月29日,正当双堆集地区的战事紧张进行之际,国民党第85军110师5000余人,在师长廖运周率领下,举行战场起义。11O师原为冯玉祥西北军旧部,廖运周是中共地下党员。淮海战役开始后,110师所在的第12兵团于 11月24日被解放军包围在安徽宿县双堆集地区,廖运周和其他中共地下党员决定乘突围之机举行起义,并把起义计划和有关军事情报通知了解放军。28日,廖运周向全师宣布了起义计划。29日,110师按解放军事先指定的路线开到解放军的阵地上,起义成功。这一行动打乱了黄维兵团的突围计划,使其全部被歼。

  向徐州西逃的杜聿明所部3个兵团,被华东野战军11个纵队包围于永城东北青龙集、陈官庄地区,并将其突围的孙元良第16兵团歼灭。1949年1月6日,华东野战军对青龙集、陈官庄地区被围之敌发起总攻,经4日战斗,全歼第2兵团、第13兵团,活捉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击毙第2兵团司令邱清泉。战役至10日胜利结束,历时65天,消灭国民党军5个兵团和1个绥靖区的部队,计22个军56个师(内有1个半师起义),共55万余人。此外击退由南京方面来援的第6、第8两个兵团。至此基本解放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已处于解放军直接威胁之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已陷入土崩瓦解状态。

渡江战役

 
渡江战役
           渡江战役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百万大军发起渡江战役,夺取国民党的政治经济中心。1949年2~3月,中共中央军委依据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既定方针,命令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中原、华东军区部队共约100万人,统归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指挥,准备在5月汛期到来之前,由安庆、芜湖、南京、江阴之线发起渡江作战,歼灭汤恩伯集团,夺取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以及江苏、安徽、浙江省广大地区,并随时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同时决定,第四野战军以第12兵团部率第40、第43军约12万人组成先遣兵团,由平(今北京)津地区南下,归第二野战军指挥,攻取信阳,威胁武汉,会同中原军区部队牵制白崇禧集团,策应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
 

谭震林击垮“两个凡是”


  粹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由于存在“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党的工作呈现出徘徊的局面。

  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挺身而出,针对“两个凡是”,他向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致信,果断地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他还理直气壮地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他还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的当天,新华社向全国转发。12日全国各大报多数加以刊载。文章说出了许多人想说而不能说不敢说的话,从而引起强烈的反响,引发了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当时,对于邓小平的讲话和《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谭震林极为赞赏,感触尤深。他叫秘书帮他把各大报大刊上刊登的有关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都找给他。他认真地钻研,一字一句地推敲,为敢于冲破思想“禁区”的这些文章叫好。

  恰在这时,《红旗》杂志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组稿,约请老同志写文章,他们自然想到了谭震林。

  谭震林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的老同志,当年担任过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又接替毛泽东任湘赣边界第二任特委书记。几十年来,他跟着毛主席浴血奋战,戎马倥偬,历尽艰险。像他这样的老同志,幸存者已凤毛麟角。请他写纪念文章,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谭震林接到《红旗》杂志的同志预约的电话,欣然回答:“好呀。来谈谈吧。”

  谭震林热情地接待了《红旗》编辑部的同志,一了解,编辑部的意图是想请谭震林写一些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故事,而不要涉及理论问题。

  可是,谭震林早已站在批评“两个凡是”这一边。他深切体会到,“两个凡是”是极端错误的,“两个凡是”的理论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必须予以摒弃。他严肃地对来者说:“如果不写理论问题,找我写干什么 什么人都可以写嘛 你要找我写,我就要写理论问题,不仅要写一般的理论问题,而且要写大理论问题,要写根本性的理论问题。这就是井冈山根据地建立的过程,也就是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井冈山的实践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要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

  他口若悬河,入情入理向来者一连讲了3个小时。

  来人将情况反映到编辑部领导那里,得到的回答是:“还是由他按自己的意图写吧,反正文章要经中央领导审查,由领导把关。”

  谭震林还是按照自己的老习惯,重要的文章自己亲自动笔,不要秘书代劳。

  盛夏的北京,酷暑难耐,谭震林无暇到北戴河避暑。他独自关在房子里,排除一切干扰,时而冥思苦想,时而奋笔疾书,一字一句做起大文章来。

  从题目到内容,几经修改、斟酌,他终于写出了文章初稿,于10月下旬送到《红旗》编辑部。

  编辑部看了谭震林颇有分量的文章,产生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文章的第四部分都是讲的关于真理标准的问题,应该删去。他们所持的理由是,主管宣传的中央领导同志已明令《红旗》不要对这个问题表态。不管以谁的名义发表文章,一旦《红旗》杂志刊登,就代表《红旗》的表态。《红旗》是党中央的理论刊物,不得不持慎重态度。另一种意见认为,文章是谭震林写的,又是以他个人名义发表,应该尊重他本人的意见,况且他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文章又写得很深刻,有见地,有独到之处,文责自负嘛!

  两种意见,互不相让,针锋相对。

  正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刻,谭震林又给《红旗》送去了呕心沥血的修改稿,还郑重其事地附上了一封信,阐明自己的观点。他在信里写道:“文章只作了一点小的修改,主要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这一点原文上是有的,只是不够突出,不够明确,我把它加强了……如果你们认为还有什么修改,请想好后,到我家当面商量。”

  恰恰在这个焦点问题上,谭震林不但不同意删去文字,相反还要加强,以突出真理标准问题,还约请编辑、记者到他家来谈,真是旗帜鲜明,寸步不让。

  编辑部又讨论开了,觉得对谭震林的意见不能掉以轻心。有人想出如下处理意见:

  一、先派人去同他商量。说明中央已指示《红旗》不介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请他考虑删去有关段落。

  二、如谭万一不同意删去,就将他的文章打印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审查。

  11月14日,编辑部派人来到谭震林的家,将编辑部的意见向他转达。来人彬彬有礼地说:“我们想听听谭副委员长的意见。”

  谭震林沉思片刻,点燃一支香烟,抽了两口,吐出一串长长的烟雾,然后坚定地说:“如果说这篇文章的材料选用得不那么恰当,这都好商量,至于文章的观点,丝毫不能改动。”

  停了片刻,他望着对方,又强调一句:“真理标准的讨论,是关系到全党的大事,不能含含糊糊,模棱两可。”

  《红旗》的同志也知道谭震林的性格,他认准的事,谁也别想改变,何况他的态度如此明朗。再向他解释,也无济于事。因此只好说回去向领导汇报。

  “你回去告诉你们的领导,发表了这篇文章,丢不了党籍,住不了‘牛棚’,如果有谁来辩论,叫他来找谭震林!”送别时,谭震林又补充了一句:“这篇文章,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这就是我的观点。”

  后来,他又打电话给《红旗》杂志的负责人,坚定地说:“对于文章的观点,你们要改我一个字,你们就不要登。”

  《红旗》杂志的领导无可奈何,只好将稿子送中央常委审查。于是,一场“笔墨官司”打到了中央最高领导层。谭震林的文章成了常委们的传阅件。

  《红旗》在送审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们请谭震林同志写了一篇纪念毛席诞辰85周年的文章,准备在12期发表。谭震林同志强调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这就要使《红旗》卷入这场讨论。我们建议他修改,他表示不同意,于是请中央主席审查,现送上这篇文章,请审定。

  这篇文章先后由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人进行了审阅。

  华国锋首先表示同意在《红旗》上刊登此文。

  李先念看到文章后,在上面写了一句批语:文章确长,没有时间看,反映对《红旗》意见不小。

  文章送到邓小平的案头。他认真审阅,仔细推敲,并作了修改,还在稿子空白处写了耐人寻味的批语:

  这是一篇好文章,我看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遍,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加强了。如果《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介入 不介入是假的。实际上已经介入了,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介入本身,可能就是介入。

  两天之后,李先念得知邓小平的态度,便抽空看完了谭震林的文章。他感慨地说:“这么好的一篇文章,《红旗》不登的话,那错误就更大了。”随后在稿纸上面挥笔写道:“我看了这篇文章,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被动了。”

  中央领导的批示,陆续送到《红旗》杂志社。杂志社负责人又向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汪东兴请示,汪东兴见那么多高层领导人都有明确的态度,只得无可奈何地同意刊登。

  于是,这篇题为《井冈山斗争的实际与毛泽思想的发展》的文章,便刊登在《红旗》1978年第12期上。文章的开头说:“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 还是以思想、意识等精神方面的东西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 这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之间的一条根本分界线,也是是否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根本标志。井冈山斗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正是在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依靠农村积聚和发展革命力量,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他在回顾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之后,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一样,不是教条,而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又用来指导实践的革命理论,我们绝对不能像林彪、‘四人帮’那样,把毛泽东思想加以割裂和歪曲,断章取义地摘引只言片语,奉若神明,变成教义,不顾时间、地点和条件,到处套用。林彪、‘四人帮’表面上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高喊句句是真理,实际上他们是在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东西。”

  谭震林的这篇文章,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严密的逻辑,有理有据地生动地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有力地驳斥了“两个凡是”的荒谬论调,雄辩地宣传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列主义的根本原理,对于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起了积极的作用。

  文章发表后,许多人登门拜访谭震林,支持者赞不绝口:“你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你真是敢于坚持真理,敢闯思想禁区的带头人 ”同时也有不少好心人为他担心:“你还是当年的‘谭老板’!何必卷入这场笔墨官司?有理讲不清啊!”

  谭震林充满信心地回答:“在大是大非面前,我就是要挺身而出。《红旗》不找我,我也要‘放炮’。这场笔墨‘官司’,我要奉陪到底!”

  1978年12月18日,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22日通过的全会公报中指出:“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而冲破“两个凡是”的樊篱,到三中全会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划出了我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使中国人民真正拨开了“文革”浩劫的阴霾,踏上了阳光灿烂的康庄大道。

  在解放思想的主旋律中,谭震林奏响了强有力的乐章,为冲破思想“禁区”立下了汗马功劳。
 

谭震林的脾气


 
谭震林是第一个交申请结婚报告的人
在新四军谭震林是第一个交申请结婚报告的人
  对谭震林的脾气,陈毅元帅曾经说过:"他若朝你发脾气,你可能受不了。可是一转身呢,他又在说你的好处了……"这是指谭震林批评人时,叫被批评者下不了台、无地自容、难以忍受,但过后不记帐,从不背后给人穿小鞋。

  一个人发脾气的时候,正是他个性表现最充分的时候。谭震林的许多老部下仍记得谭震林在第二次涟水保卫战前后,大发脾气。

  提起那次战役,许多人都说:"那场仗打得很很凶凶的呀!"建国后曾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在这次战役中任民力动员指挥部的主任。一天下午,他正在涟水的河边指挥架桥。由于敌人刚把桥炸断,修复也刚刚开始,聚积在河边的人越来越多。忽然通信员骑急马跑过来,只对项南说了一句:"司令员的。"项南接过信,打开一看,只有一行字:"今晚不把桥架好就枪毙你!"项南知道司令员这道命令的份量,组织大家齐心协力把桥架好。谭震林来视察,对架桥工作感到很满意,可当他来到河边,看到河边的队伍乱成一团,人马、辎重、伤员、民夫,嘈嘈杂杂,有的队伍还为过河发生争吵。

  谭震林脸色铁青:"这哪里是在打仗,简直像搬家!"

  他朝伤员的担架走去。果然,担架上有许多零碎的坛坛罐罐。谭震林立定,对身后的参谋说:"派几个兵,把担架上的夜壶一类的东西,统统给我打掉!"

  过了一会儿,河边传来砰砰的敲击声。有人不满,便要骂娘,可当看到谭震林虎着脸,便霎时没了声音。

  正因为他脾气大,有的干部很怕他。他的夫人也曾劝过他:"你能不能脾气小点,别管那么多闲事?"

  他则理直气壮地回答:"怎么是闲事?该管的,就是要管。这种事情,只要别叫我碰上,碰上了就别怪我不客气。"何止是不客气,有时还叫人下不来台。他的道理是:就是让你下不来台,否则你是记不住、改不了的。
 
谭震林与田秉秀结婚时合影
谭震林与田秉秀结婚时合影

  他下基层考察,结束时,干部开会。参加会议的干部都是捧着稿子念,很乏味,在场的我不是打哈欠,就是抽烟。当一个领导开始发言时,又是念稿子,而且磕磕巴巴,念得很不顺畅,显然稿子不是他写的。谭震林火了,当场打断这位领导的发言,问道:"你的稿子是谁写的?"被问者只好说是别人替写的。"那今天是你发言啊,还是别人发言?"说完从口袋里拿出自己的讲稿,说:"我都不像你,三页半的稿子,还让秘书起草。"他站起来,巡视了一圈会场,当场对这些干部批评道:"官,越当越懒!讲十几分钟的话,都要别人替写。这不脱离实际才怪!今后你们要是再让别人写稿子,就是不称职!"

  脾气大并不意味着谭震林对别人的意见一点都听不进去。对待批评,谭震林曾经说过:"对来自上头的批评,你要敢揽起来。对来自下级的批评,你要听下去,要当下级干部的'出气筒'。"淮海战役的一个战斗间歇,谭震林决定在自己领导的东线兵团召开一次会议,让大家提意见。他可没想到,许多人的意见,竟都是对着他来的。最让人难忘的还是有个老同志说他"还不如蒋介石"。会议上,许多同志都对兵团领导工作中的错误缺点提出意见。这位老同志直接就批评谭震林:"谭政委,你接人待物,很不像话。"会场上的气氛马上就紧张起来,大家忍不住看着谭震林。谭震林和颜悦色,说:"好,你说下去。""大家知道,我在国民党里做秘密工作。我去见蒋介石的时候,喊声报告,给他敬礼,他还站起来给我还礼。那天我去见谭震政委,喊了报告,你呢,像没听见一样,既不站起来,也不还礼,我看你还不如蒋介石!"这下会场开了锅了。当时,蒋介石的名字在革命队伍里是和狗屎差不多的,这位老同志竟然说谭震林比不上蒋介石,这下可有好戏看了。但谭震林依然微笑着,认真地听着。他并没有立即解释,而是反复思索。吃饭的时候,见大家仍在议论此事,他站起来,说:"大家就不要再谈了。同志们的工作环境不同,相处时难免有些隔阂,这位同志讲出来,就是好事,希望大家以后能够注意。"

  他牢记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古语,即使在建国后,身居副总理之高位,仍时刻保持着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倾听百姓的呼声。对那些官僚主义的倾向和问题,从不客气,从不留情。于是他便得了一个外号--"谭大炮"。

谭震林故居

 
谭震林故居
谭震林故居

  在繁昌孙村镇中分村,有一处徽派建筑的三间老房子,尽管外墙的砖面有些斑驳,留下岁月侵蚀的痕迹,但整个老房子仍保存得较为完整,一块“谭震林故居”的牌匾挂在门口,这里就是新四军三支队副司令谭震林于1938年底至1940年冬居住的地方。

  走进客厅是一张大桌子,两边各有一溜靠椅,据说是当年召开会议时,三支队团首长们坐的。左边的房间是谭震林与妻子田秉秀的卧室,房内有一张老式的雕花床,一张梳妆台,他们大女儿谭泾远所用的摇床,还有一只用来取暖的火桶,该火桶是用一棵整树桩制成的。

  琴与爱情

  在中分村,至今流传着许多有关谭司令的故事,其中口琴与爱情的故事是其中较为经典的一个。

  据说,谭震林每天傍晚处理完军务后,都会不带警卫,只身一人来到村边的小溪旁散步,此时,他会掏出自己心爱的口琴,吹上几支曲子,如《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等。有时他还会遇到来溪边洗衣服的田秉秀。也许正是由于悠扬的琴声,将他俩联系到了一起。1939年6月,谭震林与田秉秀终于结合。结婚时,他们在村口栽下了两棵树,令人称奇的是,两棵树的根部后来逐渐长到了一起。如今,这两棵树已长得枝繁叶茂,村民们将这两棵树命名为“将军连理树”。

  一张凉床

  田秉秀刚到中分村时,住在徐肖人家里。徐肖人(又名徐崇斌),当时任中分村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毕业于省立女子中学,是当时村里的女秀才,年龄与田秉秀相仿。田秉秀与徐肖人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两人经常一起搞文艺宣传,还发动妇女做军鞋,替部队缝衣服。1939年6月,田秉秀与谭震林结婚,她就将自己平时使用的一张凉床送给徐肖人,作为纪念。徐肖人老人目前仍然健在,住在繁昌县城,她的身边还保留着一张与田秉秀在一起的珍贵合影,那张凉床目前还放在中分村的老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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