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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3124 次 历史版本 0个 创建者:jinling (2011/7/14 11:18:26)  最新编辑:jinling (2011/7/14 11:18:26)
重庆忠县中坝遗址
拼音:Chóngqìng Zhōngxiàn zhōngbà yízhǐ (Chongqing Zhongxian zhongba yizhi)
同义词条:忠县中坝遗址,中坝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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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县中坝遗址
忠县中坝遗址

  中坝遗址位于忠县县城正北6公里(甘上加洽)井河两岸的台地上,遗址东西最长约350米,南北最宽约140米,总面积约50000平方米。由于河水的常年冲刷,该遗址的主体部分已沦为河床左侧一座面积约7000平方米的孤岛,人称“中坝”,故将遗址命名为中坝遗址。

简介


  中坝遗址位于三峡库区腹地、重庆忠县县城正北6公里干井河两岸的台地上,遗址东西最长约350米、南北最宽约140米,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河水的常年冲刷,使遗址的主体部分沦为一座面积约7000平方米的孤岛,人称“中坝”,故名中坝遗址。 5000年连绵不断的“通史”式遗址,其厚达12.5米、通史性的地层堆积,在世界上也是极其罕见的中坝遗址。

  中坝呈西北-东南向横列,地貌为三级阶地,西北高,东南低。第三级阶地位处中部偏西,是直径约13米的圆形土台,高出二级阶地约2米;第二级阶地分布于中坝西部至中部,相对较平,面积约2800平方米,高出一级阶地约2米;第一级阶地分布于中坝中部东部,自西向东倾斜至河滩,面积约4000平方米。现三级阶地全为菜地。

考古发现

堆积五千年的文明

中坝挖掘出的瓷器
中坝挖掘出的瓷器
  中坝遗址的年代从距今约五千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历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南朝、唐、宋、明、清至近现代,基本上没有大的缺环。地层堆积厚、层多、出土遗迹和遗物丰富,在古今中外的考古发现中是空前的,其文化信息的蕴含量难以估量,是重庆三峡库区五千年历史的缩影和见证。

  1997年12月,开始了对中坝遗址的抢救性发掘。经过六个多月的发掘,发现了3座西汉中期以前的龙窑,将四川盆地使用龙窑的历史,提前到了距今两千多年以前;发现了数十座春秋到战国时期的房址,这是在重庆峡江地区首次发现这一时期的房屋遗迹。

  1998年的10月,开始对中坝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在Ⅰ区发现了一个宋末元初的窖藏,发现瓷、铜、铁器108件,有锅、碗、瓢、盆、盘、盏、碟、瓶等,基本上囊括了日常生活的各种用品,其中的玉壶春瓶,品相皆好,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在Ⅰ、Ⅱ两区,先后在西汉地层下各发现了一座龙窑,后来又在Ⅰ区西周早期地层下,发现了打破新石器时代地层的龙窑。由于只发现了一座,无法对比,我们保守的将该龙窑的年代定在商周;在Ⅱ区还发现了“中坝三叠层”:在汉代地层之下,发现了与“三星堆文化”三、四期相当的商代遗存。商代地层之下,又发现了相当于老关庙下层的遗存。在老关庙下层之下,叠压的是哨棚嘴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后来,在Ⅰ区也发现“中坝三叠层”的地层叠压关系,发现了多组重要的遗迹间叠压打破关系。

  1999年10月,开始了对中坝遗址的第三次发掘。这是一次关于盐业考古的专题发掘。发现了数以百计的房址和灰坑,也发现了大量的灰沟、墓葬、“洞”等遗迹和数以万计的遗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了地层叠压关系清楚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窑3座,将四川盆地使用龙窑的历史,提早到了距今四千多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

  2000年9月,开始了对中坝遗址的第四次发掘。此次发掘出土了前几年工作中没有发现过的地层关系明确的夏代文物,填补了中坝遗址及峡西地区古代文化编年上的空白,至此,中坝遗址5000年发展史上一个大的缺环被连接上了。还发现了唐代中期前后的、排列整齐的盐灶遗迹。这也是三峡库区首次发现与盐业生产有关的唐代盐灶,为研究该地区盐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通过这次发掘,对中坝岛东南部的形成原因有了初步的了解。

  2001年9月,开始了对中坝遗址的第五次发掘。此次发掘,在一座唐代房址的小坑内发现了一个钱币窖藏,出土了半两五铢开元通宝乾元重宝等钱币数千枚。发现了唐代的“瓦棺葬”,为研究该区域的葬制、葬俗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经对遗迹分析,我们发现,此区人类活动最早的时间是在西周时期,春秋、战国到汉代,古人在此活动都较少,到唐宋时,才达到比较繁荣的阶段。从大量发现的灰烬和房子情况分析,此区仍然是以生产为主。

  2002年3月,开始了对中坝遗址的第六次发掘,这次发掘并没有超出历年发掘的范围,但却取得了重要的发现。首先是弄清了遗址中心区中坝岛主要是由堆积和淤积两种合力形成的。西部主要以堆积为主,东部主要以淤积为主。中坝岛在新石器时代要比现在小和“矮”很多,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地形地貌没有大的变化;自夏代晚期和商代起,开始向中坝西南断崖和西部倾倒尖底器等陶器碎片,中坝西部开始扩大和增高,历西周、春秋、战国至秦,中坝增高了大约2至5米,秦以后,扩大和增高的速度开始减缓。中坝东部自宋以后,加快了淤积的速度,不断的淤积、扩大、增高。在这两种合力下,最终形成了20世纪70年代以前,大、小中坝约15000平方米的范围。自20世纪80年代修建公路护堤以来,特别是修建羊子崖电站以后,每年洪水冲刷,到现在,小中坝已荡然无存,大中坝也只剩下约7000平方米的面积了。其次,再次发现了夏代遗存。第三,确证古人对答井河左岸的开发利用是在西周及其以后。

  根据不同地层出土遗迹、遗物的综合分析和初步研究,中坝遗址的年代从距今约五千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历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南朝、唐、宋、明、清至近现代,基本上没有大的缺环。地层堆积这样厚、层次这样多、出土遗迹和遗物这样丰富的古遗址,在古今中外的考古发现中都是空前的,其文化信息的蕴含量难以估量,可以说是重庆三峡库区五千年历史的缩影和见证!

井盐生产遗址

中坝挖掘出的陶罐
中坝挖掘出的陶罐
  中坝遗址的遗迹和遗物应该是相互配套进行生产的场地和工具。这些遗迹、遗物之所以有别于已经发现的遗址类型,正是因为该遗址的特殊性质造成的。探寻本区域从古至今的各类生产资源和历史上的经济支柱产业以及我们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初步成果,都表明它应该是井盐生产遗址。

  仔细观察、分析中坝遗址发现的遗迹、遗物和它们的堆积形态,我们发现,它和已发现的聚落、城址、祭祀、冶钢、铸铁、烧陶、制瓷等类型的遗址有着明显的差别。

  新石器时代的窖藏  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数以百计的灰坑和窖藏,它们分布密集、打破关系复杂。这类窖藏大多口大底小,口径约1-2米左右,底径大都小于1米,高度多在1米多,超过二三米的很少。这类灰坑坑壁都较斜直,底部太小,基本可排除作为半地穴式房子的可能。我们知道,窖藏大多分布于房址内、外及其附近,像中坝这样密集分布和打破关系复杂的情况,在其它遗址中很难见到。

  “洞”类遗迹  这类遗迹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分布范围不大,洞也相对较稀疏,经夏、商,发展到商末周初时,有密集的分布。西周至战国,柱洞密集程度逐渐减小。这种遗迹现象,笔者在十多年的考古实践中从未见到过。

  黏土坑  在西周时期遗存的发掘中,常常发现一类用黄黏土加工四壁和坑底的较小的灰坑,有的在黏土壁内再用正或反置的缸、瓮等残部为内壁进行使用,在器物的内壁,常常发现有灰白色的钙化物,坑底部往往有沙粒样沉积物。这类黏土坑用途、功能等问题,也有待我们进一步的认识、研究。
  “水槽”类遗迹  在春秋战国时期遗存的发掘中,我们常常发现一类长方形,坑壁用黄黏土加工,内壁常常留有厚、薄不等的灰白色钙化物的遗迹。在1997年,我们把这类遗迹定性为墓葬。这类遗迹内或多或少的发现有同时期的完整器物,但不见有人骨出土。当时的解释是,可能这一地区的土壤呈酸性,不利于人骨的保存。但随着发掘的继续,这类遗迹日渐增多,但始终未见确定的人骨发现,而我们在发掘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墓葬中,却有保存完好的人骨出土。这种现象引起我们进一步的反思,结果否定了这类遗迹的墓葬性质。通过对这类遗迹的出土情况和现象进行观察,我们发现,它们大多和房址有较为密切的关系,我们认为,它们应该是和房址配套使用的一类遗迹。

  房址  中坝遗址发现的房址数以百计,这些房址大多呈长方形或方形,但其地面很少有全地面范围内平整一致的,它们大都四周略高,中间略低,有的甚至分布在斜坡上呈倾斜状。这些地面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随时间的推移逐渐变硬,至战国时,变得硬如岩石。在地面范围内,也发现有柱洞,但这些柱洞排列都没有规律,至今未发现一例封闭呈一定形状的,而且,在部分地方分布很密集,人在其中,活动不便。在房址范围内,都发现有用火痕迹,但这些痕迹都有别于灶或火膛。1997年,最早发现这些房址时,按照传统居住类房址的思维惯性来思考,总想搞清楚它们的开间、进深、外墙、隔墙、墙基、灶和火膛等情况,但时至今日,在数百座房址中都只发现有地面、柱洞、水槽和用火痕迹等,它们与传统居住类房址差别很大。这类房址应该不是人们生活、居住的地方,而是另做它用的生产类作坊。

  新石器时代的敞口深腹缸  这类器物出土的数量非常多,都以夹粗砂红褐陶为主,器外壁饰绳纹,唇部多饰绳纹且纹痕很深呈花边或锯齿状,底部多呈柱状和尖底。我们曾安排有丰富修复经验的技工对B区所获的这类器物进行拼对、修复。但一件也未能修补起来。2001年法国国立科学研究院,布列斯特大学,布列塔尼、高卢研究中心的盐业考古专家顾磊(Pierre Gouletquuer )先生到工地参观考察后指出,这类器物的底部部分,与他在非洲看到的盐业生产工具十分相像,不能修复很正常。在国外盐业生产的同一件陶器,曾经有在相距数十、甚至上百公里之外被发现的例子。
  商、周时期的尖底器  尖底器主要是泥质陶,多为红、红褐或灰色,大都素面。口径约四五厘米、高在6-14厘米左右。这类器物最先发现时,曾被当做酒器,但现在已知,在世界其他地方常与制盐的过程相关,应该是生产工具类器物。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人类学系的盐业考古专家布朗教授(Dr. Ian Brown)1999年3月到忠县参观考察后,写了《尖底器——中国中部一种可能用于制盐的器具》的论文,他认为是制作盐块的模子和用来运送时的容器。郑州大学的李峰先生在主持邓家沱遗址的发掘工作期间,曾经做过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将现在的食盐用水稀释后盛入角杯内,再将其插入当地农民烧柴火做饭后留下的灰烬中,角杯能轻易保持竖置不倒的状态,大约二三十分钟后,灰烬的余温将水全部蒸发,盐就结晶在角杯壁上,用手指沿杯壁轻轻一刮,盐就撒落下来了。这类器物在生产过程中到底是如何使用的,是一器专用或是多用?还有待我们深入研究。

  花边束颈圜底罐   这类器物最早出现在商代遗存中,但数量较少。到西周时,数量大量增加。经春秋到战国时,已多到占出土陶器总量的95-98%以上。两周时期的遗址地层,可以说是用陶片堆积起来的,因为,陶片量比土还要多得多。此类器物陶质全是夹砂陶,多为红褐或灰褐色,几乎都饰绳纹。口径多在10多厘米,高约10-20多厘米。对这类器物的研究,以前开展较少。孙华、曾先龙先生曾经根据1997年度的发现资料,对这类器物和尖底器进行过分类、排序与用途推测等方面的研究。但总的来说,开展的研究工作还是太少,还需要多方面再做工作。

  上述遗迹、遗物分开来看,可能不易理解或困惑的问题会更多,但联系到一起考虑,有的问题可能会更容易得到解决。比如:我们在商周之际的柱洞内,发现较多的尖底器及碎片;在春秋时期前后,发现多例花边圜底罐口上底下正置柱洞口上的现象。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这些遗迹和遗物应该是相互配套进行生产的场地和工具。这些遗迹、遗物之所以有别于已经发现的遗址类型,正是因为该遗址的特殊性质造成的。探寻本区域从古至今的各类生产资源和历史上的经济支柱产业以及我们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初步成果,都表明它应该是井盐生产遗址。

分期断代标尺

神秘的中坝
神秘的中坝
  中坝遗址“三叠层”叠压关系的发现,首先明确了它们的相对早晚关系,在哨棚嘴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和老关庙下层遗存之间,还发现了前承后继的中坝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二期遗存,说明它们是前后相续的。通过对中坝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整理研究,基本树立起了峡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分期断代的标尺。

  以1998年“中坝三叠层”和众多新石器时代晚期遗迹、遗物以及大量的地层与遗迹间叠压打破关系的发现为契机,1999年,选择部分典型遗迹单位进行整理,以地层和遗迹间叠压打破关系为基础,将中坝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归纳为前后相继而又阶段性特征明显的三期,并因中坝遗址发现较早,遗迹、遗物都很丰富,在此区域和阶段内最具代表性,提出了“中坝文化”的命名。

  在2001年的整理工作中,我们又对1998、1999年度发掘所获的资料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期排队,1999年的初步认识,在本次工作中得到了检查、验证,并得到进一步细化、充实,我们将中坝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归纳为三期八段十二组,建立了比较完整、系统的中坝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编年。在1992年到1998年,重庆峡西地区先后提出过“魏家梁子文化”,“老关庙下层文化”,“哨棚嘴文化”,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魏家梁子文化”和“老关庙下层文化”之间,相同因素较多,二者同“哨棚嘴类型文化”差别较大,它们是一个文化还是不同的文化,谁早谁晚等问题,由于没有直接的地层叠压关系,一直得不到解决。

  中坝遗址“三叠层”叠压关系的发现,首先明确了它们的相对早晚关系,而且,在哨棚嘴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和老关庙下层遗存之间,还发现了前承后继的中坝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二期遗存,说明它们是前后相续,承继发展的一个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解决了此前在峡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上,一直悬而不决的问题。通过对中坝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整理研究,基本树立起了峡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分期断代的标尺。

影响地区土著文化

  通过六年的发掘和初步研究,发现该遗址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代,虽然在不同时段,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周边临近地区的文化因素,但却始终以当地土著文化为显著特征。

  中坝遗址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夏、商、西周、春秋、战国到秦代地层、遗迹、遗物和它们相互间叠压打破关系的发现和出土,为我们研究当地土著文化的内涵和发展、演变等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坝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末的代表性器物群是敞口深腹尖底缸、贴边侈口罐、盘口罐等。发展到夏代,敞口深腹尖底缸消失,侈口罐、盘口罐得到继承,但形制特征上有所变化,新出现敛口罐、溜肩罐、和有周边文化因素的黍、(上规下鬲)、敛口瓮、小平底罐等。发展到商代,盘口罐消失,侈口罐也已变化,敛口罐、敛口瓮、小平底罐等被继承.新出现圜底罐、罐形釜、尖底器等。发展到西周,敛口罐、敛口瓮、小平底罐等消失,圜底罐、罐形釜、尖底器等被继承,圜底罐更成为当时直至春秋、战国出土量最大的一类器物。新出现按窝唇罐、辫状唇罐、花边小口罐、尖底盏等。发展到春秋,尖底器、按窝唇罐等消失,辫状唇罐退化呈花边状,至此以后,将器物口沿加工成花边状,成了此遗址的一大特征。圜底罐、尖底盏等被继承,新出现垂沿尊形器、花边口釜、素沿圜底罐等。发展到战国,春秋多数器物被继承,但形制上有变化。新出现盆形釜、直口尖圜底罐、矮柄豆等,到其中晚期,出现了楚式鬲、附耳鼎、折腹缶等。

  通过六年的发掘和初步研究,发现该遗址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代,虽然在不同时段,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周边临近地区的文化因素,但却始终以当地土著文化为显著特征,在不同时代,都有独具特色的代表性器物群,在不同时代的代表性器物群的偏早和偏晚阶段,都会发现有较多上一时段和下一时段的文化因素,表明它们是连绵不绝、一脉相承的土著文化。

考古价值


  首次发现了有明确地层关系的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文化与老官庙下层文化晚期阶段共存)-老官庙下层文化-哨棚嘴文化的地层叠压关系,初步建立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时期的年代序列,对建立峡江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具有重要意义;发掘首次在重庆峡江地区揭示出东周时期房屋居住遗址48座,其数量之多,上下叠压延续分布的现象,在同时期遗址中尚属罕见;房址均为地面建筑,平面多呈长方形,面阔3间,房址地面都经过加工处理。这批房址的发现对了解峡江地区东周时期的聚落形态、房址结构的发展和变化、生活方式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发掘还揭示东周时期墓葬23座、汉代龙窑5座,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龙窑,对了解汉代龙窑的结构、研究龙窑的起源、发展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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