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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14129 次 历史版本 0个 创建者:旭媛媛 (2011/7/7 10:42:11)  最新编辑:旭媛媛 (2011/7/7 10:42:11)
英国卫报
拼音:Yīngguówèibào(Yingguoweibao)
同义词条:曼彻斯特卫报
 
英国卫报
英国卫报
 
 
  《卫报》(The Guardian)是英国的全国性综合内容日报。创刊至1959年因总部设于曼彻斯特而称为《曼彻斯特卫报》。总部于1964年迁至首都伦敦,不过于曼城和伦敦均设有印刷设施。一般公众视《卫报》的政治观点为中间偏左。 《卫报》的排印系统在1988年实行电脑化之前,由于经常出现植字错误,因此被民众戏称为《The Grauniad》,揶揄报章连自己报名也拼错。

  

改版


  该报一直以来都是大开型日报,至2005年9月12日改版成柏林型版式(Berliner,即470×315毫米),并标榜为全不列颠唯一的全彩色印刷日报(不包括北爱尔兰),此次改版并全面了采用新的字体、和版式设计。2005年8月的统计数字指《卫报》发行量有32万5千份。“欢迎来到改版后的《卫报》。虽然我们暂时称它为‘柏林式’《卫报》,但这个名字应该不会叫得很长,毕竟,这不是一个太雅观的名字。”《卫报》主编艾伦·罗斯布里奇(AlanRusbridger)9月12日宣布,184岁《卫报》一改“大报”式样,把报纸做得到更小,更精美。经过18个月的努力和800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12亿元)的投资,英国主流报纸《卫报》12日展示出最令人惊艳的面孔---抛弃了传统的大报风格,也没有追随于新潮的小报版式,而是推出了英国第一张“中间版式”的全彩色日报。《卫报》从报头到色调焕然一新。一份以黑为主要色调的主流报纸,变成醒目但是沉稳的深蓝色。

三大变革重塑《卫报》


  罗斯布里奇连续3天在《卫报》头版阐述新理念。他说:“我们曾经试了好几种选择,从版式的大小到版式的起源,最后我们还是选择了‘柏林式’(Berliner)。在从现在开始不太长的日子里,我们力求使《卫报》回归自然和简单。”

  首先是版式的变化,从以前的对开大报缩小为31.5厘米宽、47厘米长的“中间版式”,比传统的大报小,但又比《泰晤士报》、《独立报》等小型报纸大。另外《卫报》的报名字体也发生了变化,改成新颖的“卫报埃及体”。我们希望,这种字体比大卫·赫尔曼20年前定下的字体更典雅。此前,每节版块的标题是由斜体的GARAMOND字体和富兰克林哥德体的“GUARDIAN”组合而成,和《卫报》的刊名统一起来,通过不断的重复形成了鲜明的特色。正文的字体采用一种名为NIMROD的字体。

  其次是色彩变得更鲜艳。从以前的部分彩色印刷,改为全部彩色印刷,由德国“罗兰”高速印刷机印刷。用《卫报》编辑的话说,这张报纸是英国“最鲜艳的”报纸。

  第三是副刊和姊妹报纸的变化。《卫报》著名的副刊G2也将采用全彩色印刷,大小只有主报的一半,从周一到周五发行,每天36版,更便于读者在拥挤的公交车和地铁里阅读。《卫报》每周六出版的姊妹报纸《观察家报》也将在2006年初改成“柏林式”。G3的变化不大,仍以招聘广告为主。 《卫报》的内容不会因样式的改变而失去风格,《卫报》首席评论员西蒙·詹宁斯仍将每周两次在《卫报》上撰写评论。

更小空间包罗万千


  在9月12日的新《卫报》头版,报头底色是深蓝色,不再是以前的没有底色,而Guardian一词,不再是黑色,而是白色,栏数从8栏减为5栏。另外,报头上方的导读部分占据可整个头版的三分之一。12日主要导读G2副刊的内容,四张图片错落有致。在版面下方,也是导读区。包括国内新闻、政法新闻、国际新闻以及财经新闻。在第二版,还有三栏宽的导读。为了让这个区域更加有趣,还特意刊登了一张漫画,并在下方设置趣味游戏。记者还注意到,导读功能还延伸到了网络。以两栏宽度把《卫报》网络版的内容也“链接”起来,凸显对新技术的包容与灵活运用。这与《卫报》注重利用网络等新技术的思想是分不开的。目前,《卫报》网络版也极受读者喜爱。新《卫报》试图在更小的空间内,容纳更多信息。正如其在头版右下角的广告所说的一样:“更大并不总是更好……”

半世纪最强变革


  罗斯布里奇9月12日在头版Columnfive(第五栏)文章里写道:“没有哪一份报纸能够一成不变。你手中的报纸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希望你加入到我们的革新过程中来。我们有股东和经营者,但你们才是我们的决定者。”一方面为了解决现代人在紧凑空间里读报的麻烦,另一方面为了应对电视和网络等媒体紧张激烈的竞争,英国《独立报》、《泰晤士报》早前纷纷放弃了坚守多年的对开大报(broadsheet)风格,转为四开小报(tabloid)版式发行。2003年9月,《独立报》同时出版了大小两种规格的报纸,7个月后全部改为小报。《泰晤士报》随即跟进,在2004年11月也改用双版本印刷发行。在坚守了1年多以后,《卫报》也决定改弦易帜,不过他们用的样式是介于大报和小报之间的“柏林式”规格。罗斯布里奇说,“我们正在从头到尾重新制作一份报纸”,而这将是《卫报》50年来“最激进的变革”。

世界报业改革变风向


  现在报摊上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大报、小报,又多出个中间式样的报纸。对于《卫报》采取“中间路线”的改版方式,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黄芝晓教授称,这种极具创新精神的改版方式可能在世界报业范围引起新一轮的改革风潮。《卫报》是英国具有184年历史的老牌大报,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国际著名设计大师大卫·赫尔曼的主导下,《卫报》寻求一种更为现代、更适应新技术优势的设计风格。此后,《卫报》注入了设计领先的概念。先是在版面上更追求视觉的满足,后来又率先推出对开四版的小报型副刊G2,在英国着实掀起了一阵旋风。黄芝晓教授认为,《卫报》经过长时间精心准备推出的“中间版式”计划,使之在英国群雄逐鹿的报业市场中开辟出一个柳暗花明的新天地。在电视和网络媒体的夹击下,世界报业界一直在寻找革新的突破口,传统大报经过了上百年的发展,在版面上已很难有所突破,要实现平面媒体的革新,版式大小的调整可能是一个有效的突破点,于是世界各报纷纷走小报路线,但小报存在诸多缺点,如无法展开深度、严肃的报道,版面难以容纳更丰富的新闻等。“中间版式”则很好地解决这个矛盾。它既保留了大报的严肃风格,又不失小报的灵活和便捷,可以称得上是一股“两全其美”的清风。《卫报》这个时候带了个好头。《卫报》的上一任改版总监大卫·赫尔曼说:“设计在报纸的编排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远比仅仅满足人们的视觉感官要求要大得多。”对于已经走到改革十字路口的传统报纸来说,大胆创新,顺势而动,应当是它们实现复兴的必由之路。

“柏林式”翻叠多玄妙


  早报专稿 “柏林式”(Berliner)是个有趣的名字,乍听起来容易被误解为“柏林人”。1961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在柏林墙边发表他那著名演说时,曾讨好地说,“我是一个柏林人(Berliner)。”不过他没有想到,Berliner这个词还有另外两个有趣的含义,一是草莓甜甜圈,另外一个就是指报纸的式样。“柏林式”的式样堪称欧洲大陆历史最悠久的三大报纸样式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报业发展潮中兴起,并一度非常盛行。与“柏林式”相仿的还有“北德”式样和“法国”式样。采取了“柏林式”的样式后,《卫报》目前的纸张大小是315×470mm,印刷页面的大小则是287×443mm。颇为讽刺的是,尽管这种不大不小的式样和柏林息息相关,但德国的主流大报,如《世界报》和《柏林晨邮报》却不约而同地“抛弃”了“柏林式”,使用更大的式样---374×528mm。《柏林晚报》略小一些,但和“柏林式”相比却还是显得宽阔。至于美国国内的那个柏林小镇(位于新罕布什尔),当地的《柏林每日太阳报》甚至从没听说过“柏林式”。“柏林式”的玄妙之处或许令人意想不到:如果把长方形的报纸对折,得到的是和原本式样完全相同,但尺寸缩小的“小版本”。依此类推,读者还能折叠出更小版本的“报纸”。从这一意义上说,人们可以把一张大报折成方便携带的小报,甚至是“小小报”。无论在信箱、报亭还是人们的手中,这种样式都非常人性化。尤其是喜欢在公交车、地铁上看报的人们,都能随心所欲地折叠报纸---他们能通过不同的折叠方式仔细研究各种边栏,而且不会因为体积过大影响身边的乘客。此外,对于许多欧洲绅士而言,把折叠的报纸夹在骼膊下,顿时凸现了他们都市化气息。“我会穿一件黑色T恤,手拿《卫报》。”有读者这么评价新《卫报》。

《卫报》中文版


  2009年,英国著名媒体《卫报》和中国社区翻译网站译言网合作,正式推出了《卫报》中文版。以后中国读者只要登录《卫报》网站,每天都可以读到一系列中文的《卫报》文章。“翻译是理解的桥梁!”《卫报》副主编伊恩·凯兹说明了出中文版想法的初衷。伊恩·凯兹介绍说,目前中文版的操作流程是,中国译者在网站上“认领”或直接翻译一篇文章后,译言网编辑会首先对文章的格式、字体进行统一调整和校对,指出翻译中的错误和不通顺之处,然后进行修正;修正之后的译文会被收录并出现在《卫报》中文版上。《卫报》称,报道将关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和国际关系,视角会来自农民工、商人、博主以及官员。除了中文版,《卫报》还推出专题报道《十字路口的中国》关注中国。伊恩·凯兹表示,目前暂不会推出类似金融时报中文网和华尔街日报中文网这样的独立域名网站,因为他们从事这块工作的人手更多,规模也大。但如果反应良好,也不排除扩大规模。

相关新闻

“我们的内容不会妥协大小的改变”


  9月12日是英国老牌严肃大报《卫报》“瘦身”亮相的第一天,早报记者当天通过电话对《卫报》的现任主编艾伦·罗斯布里奇(AlanRusbridger)进行了专访。

  就是要抓住年轻人

  东方早报:首先要恭喜《卫报》今天以崭新的版式亮相。第一天读者以及评论界对新版式的反响如何?罗斯布里奇:谢谢。反响很好,很多读者都表示他们喜欢新的《卫报》,我看到电视上有设计师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喜欢新的版式。但是今天是第一天,下结论还为时过早,读者通常是比较保守的,他们对变化往往采取抵触的态度,但从今天的反应看来是非常良好的开端。东方早报:有研究人士指出,付费日报从大报向小型报纸靠拢是一个长期的大趋势。因为读者更倾向小型版式的报纸,您同意这一观点吗?《卫报》的改版是外界所言随着《泰晤士报》、《独立报》的改版而闻风而动?罗斯布里奇:我同意,至少在英国的市场上,读者喜欢小而便于携带的报纸,特别是他们出门或者坐地铁的时候。我们早在2003年夏天就决定要改版了,而《泰晤士报》、《独立报》后来的运作只可以说是更坚定我们要改变的决心。东方早报:一般来说,大报更吸引男性、中老年人、社会结构的最高端和权利机构,而女性、中端市场、年轻人和有抱负者更喜欢小报和更小版式的报纸。您表示新亮相的《卫报》旨在指的新一代读者,那么是指出哪一人群呢?   罗斯布里奇:是年轻人。新的年轻一代是在图片与色彩中成长起来的,对于他们而言传统的黑白报纸太落伍了,不具有吸引力,这也是我们推出全英国首份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全彩页报纸的初衷。

  销量上升但不会大幅

  东方早报:您说过虽然《卫报》版式变了,但是《卫报》严肃、全面、客观地报道新闻,对重大事件阐发自己独到、客观的观点这些老传统都不会变,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卫报》是一份披着小报外衣的大报?罗斯布里奇:对,是这样的。我们报纸的定位与基调以及内容绝对不会随着报纸大小的改变而妥协。有一点,我要指正的是,《卫报》不是小报式样,是比大报小,比小报大的“柏林式”。东方早报:仅仅以图片等绚丽外表吸引年轻读者,而实质内容与论调不变,这种吸引力能持久吗?有种普遍说法,说《卫报》虽然不是英国销量最大的报纸,但其读者群非常稳定,您觉得改版后的《卫报》随着读者群的拓宽,销量会大幅上升吗?罗斯布里奇:我们一直试图在严肃新闻与轻松报道之间保持平衡,我们的G2副刊就是这方面尝试的成功例子。副刊以报道文化、流行、生活、教育等方面的资讯,节奏与风格更加趋向于杂志。当然报道诸如北爱尔兰暴乱等严肃政治问题时,我们也可以配上鲜活、具有现场感的图片,使新闻更具可读性。至于销量,我很有信心,改版后《卫报》的销量一定会上升,目前我心中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绝对是稳中有升,而不是非常大幅度的。

《卫报》的中国新闻

范跑跑


  上个月,当四川大地震来临的时候,范美忠正在都江堰镇的光亚高中课堂上教语文。“地震了”,他大吼了一声跑出教室,飞奔下楼梯跑向操场,在足球场的正中央停下。范美忠后来在自己的博客中承认,“我发现学生们没有一个跟着我出来。”当再度回到教室的时候,谢天谢地,那些学生没有伤亡。当被问到为什么不试图帮孩子们逃生时,他回答道:“我从来不是个勇敢的人,我实际上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安全。”范美忠的坦诚在中国激起了愤怒,博客作者们给他起外号叫“范跑跑”,要求将其开除。这位老师告诉一家时报说:“但事实上,当地震发生的那一瞬间,老师也是脆弱的。不管是政府还是学校,都没有教过我们逃生和救援技能。当时我很害怕,我的本能反应就是赶紧逃跑。这样的直率是很少见的。没什么人乐于讲述自己在那个时候逃跑,只是因为自己害怕了,这样的故事并不常见于我们的历史。甚至被称为“历史上最胆小的人”的布鲁斯.伊斯梅,都从来没有试图为自己的行为作过如此大胆的辩护,要知道当时他是白星航运公司的经理,他扔下了正在下沉的泰坦尼克号中的1500人自己跑了。不管怎么说,贪生怕死这种东西,是道德上的一个迷宫,例如:一个人得需要多大勇气去拒绝服兵役呢?然而,小说创作却钟爱胆小鬼,想想堂吉诃德,想想弗拉什曼,想想史酷比中的长毛狗。据海明威(他一定也贪生怕死)估计,贪生怕死仅仅是“一种拒绝想象功能的丧失”。但如果按马克吐温所说:人类本来就是一个贪生怕死的群体。”你可得有足够的勇气去承认这一点。Is this really China's biggest coward?on Henley The Guardian, Wednesday June 4 2008 Article history. When last month's Sichuan earthquake struck, Fan Meizhong was teaching a literature class at Guangya high school in the town of Dujiangyan. "It's an earthquake," he shouted, before legging it out of the door, down the stairs and on to the playing field. On reaching the middle of the football pitch, Fan later confided to his blog, "I found none of my pupils were with me." And when, back in the classroom, those pupils - none of whom, thankfully, was harmed - asked why he had not tried to help them escape, he replied: "I have never been a brave man, and I'm only really concerned about myself." Fan's refreshing frankness has sparked outrage in China, with bloggers dubbing him "Runner Fan" and demanding his dismissal. "But the fact is," the teacher told the Changjian Times, "at the instant of an earthquake, a teacher is weak, too. Neither the state nor the school taught me life-saving or rescue techniques. I was scared, and my instinctive response was to run." Such candour is rare. History does not abound with tales of men happy to record that they turned tail and ran because they were frightened. Even J Bruce Ismay, "the greatest coward in history", who as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White Star line abandoned the sinking Titanic as 1,500 of his passengers perished, never attempted such a bold justification of his actions. Cowardice is, in any case, a moral maze: how much courage did it take to be a conscientious objector? Fiction, though, loves cowards: think Don Quixote; think Flashman; think Shaggy from Scooby Doo. Hemingway (he would) reckoned cowardice was merely "an inability to suspend the functioning of the imagination". But if, as Mark Twain said, "the human race is a race of cowards", you have to be a pretty brave one to actually admit it.
 

中国文学对西方人来说是个谜


  中国的文学就像这个国家,规模庞大、变化迅速,但西方对其几乎一无所知。 “仿佛一艘驶入视野的大型集装箱船。”总部位于北京的出版科学研究所的国际研究员保罗·理查森说,“一边装满了圣诞饰物、家电和运动服装,另一侧是堆积如山的图书、绘画之类的东西,我们对后者却毫无察觉。”他继续说:“若你要一般的《卫报》读者说出一个中国当代小说家的名字,他们多半答不上来。都说这是中国世纪,但我们还搞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中国,也是世界上消耗原材料最多的国家,如今又成了二氧化碳头号排放国,它正以势不可挡的姿态迈向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命运。但是,随着北京准备迎接今夏的奥运盛会,这个经济超级大国的13亿人的文化生活对西方许多人来说仍是一个谜--他们的畅销书作家不为人所知,他们的最激动人心的作家的作品未被翻译成外文。再加上中国出版业的庞大规模,情况就变得愈发奇特。“中国的一切都规模惊人。”理查森说,“该国的图书出版业规模排在世界前三位。从数量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版市场--官方数据是一年60亿册,这还不算大量盗版书。2007年中国图书市场大约为40-50亿英镑,位列世界第四,排在美国德国日本之后,英国之前。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市场仅次于美国。” 但是,中国的文学仿佛身处与地球平行的另一个世界,许多西方几乎闻所未闻。尽管不乏大作家、先锋诗人和畅销书作者,部分人一年就入账100多万英镑,但正如驻北京的翻译家兼记者埃里克·亚伯拉罕森所言,有些数字未必可信。 尽管如此,对于想打入这个欠发达市场的出版商来说,机遇前所未有。据翻译家尼基·哈曼表示,中国人对书籍如饥似渴。“当你到大城市,就会看到书城,规模跟百货商店差不多,”她说。比如,北京图书城雇用了约700名员工,上架图书多达23万种。“上次我到武汉,当地人周日排队等书店开门。在书店里,你会看到人们坐在地上或蹲着看书,过道挤满了人,手推车里装满了书。书店里到处都是人。”与西方不一样,中国的大多数读者是年轻人。理查森说:“老一辈的人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他们是在一个十分不同的环境里长大的。他们大多喜欢看经典名著……现在新一代的年轻人对经典不感兴趣,他们身处这个变迁的社会,周遭的一切都在变化。触动他们的是这些。”
 

华西村


  在华西村,中国的富裕之路被最为明显地标注出来。华西村是官方承认的中国最富庶的村庄。我们乘着地方政府的加长豪华轿车穿越纺织大桥,经过烟囱林立的钢铁厂,从一排一排整齐的淡蓝色的房子前面疾驰而过,绕过15层的金塔宾馆,最后下车走进一段铺着红地毯的长廊。这条混凝土铺就的通道记录了自中国决策者26年前开始调和他们的意识形态饮料以来,这个村庄取得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物质进步。华西村最大程度地将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政治控制与迅速致富的市场经济理论结合在一起,其结果是它成为全国的学习榜样。为了展示这杯鸡尾酒给当地居民带来的幸福感,“华西村之路”上挂满了村里每个家庭满面笑容的合影。 每家每户的情况被详细地列出:人口、房产、手机、电视、洗衣机、电脑、空调、摩托车、照相机、冰箱和音响的数量。乍一看,这些数据似乎证明华西村自称“天下第一村”是有道理的。1995年,华西村成为第一个上市的中国村庄。自那以后,以纺织和钢铁为支柱的当地经济开始腾飞。它们的迅速扩张使得全国百分之九的年均增长率都显得迟缓。2003年,华西村企业的销售收入为100亿元。预计到2008年,华西村的销售收入会再翻一番。正式身份仍是农民的华西村居民变成了富裕的实业家。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城市居民的年均可支配收入才突破1000美元,而农村居民的年均可支配收入比城市居民低三分之二。而华西村的居民每年可得到1500美元的工资、1万美元的奖金和2.5万美元的股票分红。20年前,华西大多数居民是居住在狭窄的平房里,为了买一辆自行车而省吃俭用的农民,如今,他们成了富裕的股东,家庭平均居住面积超过了450平方米,每户至少拥有一辆汽车。这些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数据意味着华西村在全国性的党员教育中成了学习的榜样。此外,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这里,寻找中国社会发展的线索。这是一个在世界上越来越受关注的话题。今年早些时候,微软的比尔盖茨盛赞中国创造出一种“新形式的资本主义”。但北京的政治家们更愿意谈论“科学社会主义”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按照中国国内媒体的描绘,位于上海以北大约100英里处的江苏华西村既是一个“天堂”,又是一个“强权社会”。华西村居民虽然名义上比任何地区的居民都富有,但他们缺少花钱的时间和自由。饭店会在晚上10点之前关门,这样,工人们就不会睡过头。假期很少。纸上资产给村民带来的现金并不多。他们每年百分之八十的奖金和百分之九十五的分红必须交给集体进行再投资。如果他们离开华西村,这些纸上资产将不复存在。华西村的政府官员孙海燕说:“我们的资产属于集体,不属于个人。我们这儿有句俗语,叫做厂在股金在。”但由于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似乎很少有人介意这一点。孙海燕尤其深有感触。他记得小时候每周只能吃一顿肉。现在,他在当地餐馆用河豚招待客人,他家住的是一栋靠近人工湖、装有希腊柱子、大理石楼梯的新别墅。华西村的指导原则是务实主义。华西村前党委书记、华西奇迹的领头人吴仁宝说:“不管这是新主义还是旧主义,我们的目标就是共同富裕。”文革期间,吴仁宝成了“走资派”,他因为想在村里建工厂而遭到批斗。改革初期,吴仁宝再次受到批评。当时,全国掀起包产到户的浪潮,吴仁宝为了征用方便却继续将土地收归集体。如今,他被视作全国英雄。但他说,他的指导原则很简单。“这里的人有5个生活目标,即票子、车子、房子,儿子和位子。我们给他们提供了这些东西。这里每个家庭都很富裕。现在我们的目标是让全中国都富裕起来。”华西村的体制更像古代王朝。最上层的是统治家族:儿子吴协恩已经取代吴仁宝出任华西村党委书记。最近,吴协恩又以百分之百的支持率获得连任。吴仁宝的儿孙至少掌管了一半的企业。处于最底层的是3万名外来工。他们承担了钢铁厂和纺织厂的大部分工作。每月工资不到145美元。吴仁宝说:“他们拿的工资和本地人一样多,只不过他们没有股份。”但为了让所有人都满意,华西村必须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华西村将周围26个村庄并入自己的版图。现在,华西村人口[包括外来工在内〕已经超过6万。吴协恩说,政治稳定是快速发展的基础。吴协恩说:“我认为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成功模式,最重要的是灵活变通、乐于接受新思想。我们不是共产主义制度,我们是百分之百的股份制。”但在当地的幼儿园,孩子们学习的却是另一套理论。   吴仁宝的孙女、女园长吴杰唱起了华西村的村歌:“华西的天是共产党的天,华西的地也是社会主义的地。”吴杰说:“我们会带着孩子们到村里转一转,让我们看看我们变得多么富裕,并告诉他们这要归功于我们勤劳能干的村领导。我们希望他们长大后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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