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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12034 次 历史版本 0个 创建者:lily (2011/7/6 13:16:56)  最新编辑:lily (2011/7/6 13:16:56)
王明
拼音:Wáng Míng(Wang Ming)
同义词条:陈绍禹,陈露清,陈绍玉
  王明(1904-1974),原名陈绍禹,又名陈绍玉,字露清,中国安徽六安金寨县双石乡码头村人。家庭出身贫民(亦说小商人)。

生平简介

从安徽农村出来的革命青年

王明
王明
  王明原名陈绍禹,1904年阴历四月初九(阳历5月23日)出生在安徽省金寨县一个贫民家庭。金寨县成为鄂豫皖苏区后,王明的父亲、母亲、弟弟、妹妹都参加了革命,父亲在六安、霍山县当过干部,母亲做过妇女工作,大妹妹陈觉民当过商城县妇委秘书,小妹妹陈映民当过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经过长征到达陕北。

  弟弟陈绍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抗战时期到了延安。王明是全家人中最早参加革命的。他幼时聪明伶俐,读过七八年私塾,9岁开始写诗,深得老师赞赏。1919年入固始县志诚小学读书。在这里曾受过进步教师詹谷堂(后为共产党员)的影响。1920年夏,王明考入朱蕴山等人创办的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简称三农)。五四运动后,朱蕴山买了许多进步书刊如《新青年》、《共产主义ABC》等带到学校,王明班级的国文老师钱杏(阿英)公开在课堂上宣讲十月革命,介绍列宁高尔基陈独秀等人,都对王明的成长起了一定的作用。王明在班级里是数一数二的优秀学生,参加过抵制日货、反对省议会贿选等进步活动。1924年夏,王明在三农毕业后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简称商大),在这里学习了一年。其间在校刊上发表过几篇宣传革命运动、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1925年作为商大学生代表,积极投身于武汉声援“五卅”运动,同年夏天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莫斯科留学备受米夫器重

  成立于1925年9月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全称中国孙逸仙劳动大学),是为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培养干部的学校,由国共两党分别选派学员。1925年11月28日,王明与俞秀松马骏张闻天乌兰夫王稼祥吴亮平伍修权孙冶方潘自力张琴秋等60余人到了莫斯科。第一期学员中还有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于右任的女儿于秀芝等国民党保送的学员。

  对王明一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巴维尔·米夫,当时是中山大学的副校长。王明在俄文班学习时与米夫还是一般的认识。中山大学开学后,学生中的中共党员成立了中共中山大学莫斯科支部(简称旅莫支部)。书记是从法国旅欧支部转来的任卓宣(即1926年回国后叛变投敌的叶青)。任卓宣的官僚家长作风和对学生的种种限制,引起大多数同学的不满,能言善辩的王明与任卓宣辩论时,讲得头头是道,得到大家的拥护。1926年9月中山大学学生会(当时称学生公社)改选时,王明当选为学生公社主席,可以说是出人头地。1927年1月,米夫以苏联共产党宣传家代表团团长的身份来华,挑选王明做他的翻译。从此,他与米夫有了密切的接触。他们于3月到广州,然后到上海、武汉。这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4月27日在武昌召开。米夫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王明也以工作人员身份参加大会。大会闭幕后,王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当了两个月的秘书长,当时蔡和森兼任宣传部长。王明还兼任《向导》的编辑(主编是瞿秋白)。他以“绍禹”的笔名在《向导》上发表过两篇文章,还陪同米夫在武汉与陈独秀长谈过一次。武汉“七·一五”政变后,他随同米夫于八月初回到莫斯科。这时,中山大学校长拉迪克去世,米夫当上了中大校长,不久又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王明从此备受米夫器重。1927年以后,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想培养一批俯首听命于共产国际的中共领导人,王明自然成为首选人物。他以米夫为靠山,在中山大学内俨然成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拉拢一部分人搞宗派活动,先是制造出“江浙同乡会”事件,打击俞秀松等同志。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王明以工作人员身份参加了大会,获得发言权。他在会上作了《关于江浙同乡会问题》的报告,把莫须有的“江浙同乡会成员”诬陷为“托派分子”。以后又以反对所谓“第二条路线联盟”的名义,给一些工人出身的中大学生扣上“工人反对派”的帽子;给对王明和中大支部局的工作表示不满的团支部的一些人扣上“先锋主义派”的帽子,并且把矛头指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王明的宗派活动显然是错误的。但是同时还应该看到,这是在苏联共产党内斗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在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的支持下进行的。王明在中山大学学习和工作的四年,对他一生具有重要影响。他在这里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同时也深受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左倾思想的影响。

回国两年半,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29年春,王明被派回国内,3月上旬到达上海。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周恩来、秘书长恽代英等,按照从苏联回国的留学生先去基层锻炼的惯例,把王明分配到沪西区委做宣传工作,7月又调到沪东区委任宣传干事,并兼《红旗》报通讯员,在沪东区委书记何孟雄领导下工作。王明认为对他的安排是大材小用,工作不那么积极。但这期间王明的意外收获是,与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回国后在沪东区委妇委工作的孟庆树谈上了恋爱。1929年10月,王明被调到李立三任部长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在《红旗》报工作。善于耍笔杆的王明,在这里有了用武之地,天天埋头在亭子间里看材料、写文章,从1929年9月到1930年1月不到半年内,先后在《红旗》报和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上发表了37篇时事政论文章。王明的理论基础是在苏联打造的,免不了受“左”的影响,回国后又受李立三左倾思想的影响,所以这时期王明发表的文章,一方面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反对军阀混战,支持工人阶级斗争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发展又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王明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唯命是从的,所以他的文章有时阐述一些正确的观点,有时又散布一些脱离中国国情的左倾理论。

  1930年1月12日,王明在上海英租界参加一次秘密集会时,被巡捕房逮捕,2月18日获释。这期间他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就是为了急于出狱,买通一个看守,去党的秘密机关送信要钱,虽然党的机关没有因此遭到损失,但王明这种做法违反了党的纪律,因此出狱后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文革”中有人据此说王明是叛徒,是不能成立的。
  
王明
王明
  王明出狱后被调到全国总工会,主要工作是编辑《劳动》三日刊和写文章。过了几个月,王明又重回中宣部任秘书。这时李立三是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实际上主持中央的工作。在李立三狂热宣传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左倾气氛中,王明是一个积极的吹鼓手。他和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观点是基本相同的,都来源于共产国际,但王明对共产国际决议是照抄照搬,对马列原着引经据典,不变动一字一句;而李立三则不大拘于照本宣科,还有些他自己的发挥,因此两人在某些具体观点上有所不同。王明虽然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有过批评,但其基本观点比李立三还左。当时,以何孟雄为代表,得到林育南李求实等支持的一些同志起来反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反对在李立三主持下于1930年6月11日通过的中央政治局《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王明的观点与何孟雄的观点是有区别的,但他联络从中山大学回国的博古王稼祥何子述等,利用何孟雄等反对李立三的契机,在7月9日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引经据典,咬文嚼字,与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人争辩起来。李立三对王明等的突然袭击十分恼火,给王明等扣上“小组织者”、“右派”、“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等帽子,并撤销了王明的中宣部秘书职务,王明还受到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被调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1930年8月,共产国际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于9月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评后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开始,共产国际没有把李立三的错误说成路线错误,三中全会也说“仅仅是策略上的错误”。王明等开始也表示同意六届三中全会的报告。后来,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的沈泽民等,把1930年10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一封信的内容透露给了王明,这封信把李立三的错误上升为“反国际的政治路线”错误,并对三中全会有不满的表示。王明预先得知这一信息后,乘机打起“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帜,与博古联名于11月13日、17日连续给中央写信,指责三中全会没有揭露立三路线的机会主义实质,声称立三路线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布朗基主义等等混合物”。接着,王明又花了半个月时间,写出了《两条路线》意见书,这篇洋洋十万言的大作,王明上台后曾于1931年2月在上海印过第一版,1932年3月在莫斯科印了第二版,更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这本小册子把李立三的左倾当成右倾批,硬说“立三路线”是“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同时批判瞿秋白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完全抹煞六届三中全会在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中的积极作用,指责瞿秋白和三中全会“反国际路线”;并且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他对于中国革命问题一系列基本政策和策略上的左倾理论。他在许多问题上比李立三的观点更左。例如,他认为只有工农和下层小资产阶级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否定“第三派”和“中间营垒”的存在,把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都当作革命的对象。他认为“目前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直接革命形势,但在全国革命运动新高潮日益生长和不平衡发展的条件之下,直接革命形势,最近可以首先包括一个或者几个主要的省份。”他主张“真正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的胜利。”王明和李立三一样,坚持城市中心论,把准备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起义,当作党的最主要的任务。他不懂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军作战和根据地发展的规律,埋怨到1930年冬还没有建立起一个能成为革命中心的根据地,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右倾。在土地革命问题上,王明提出坚决打击富农等左的主张。

  王明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政治纲领。不过,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同党的纲领还是一致的。尽管王明把“立三路线”归结为“反革命的本质”,但是我们不能把王明的小册子说成是反动的或反革命的本质。而且还应该看到,王明的基本观点都来源于当时的苏联和共产国际。

  1930年12月中旬,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秘密来到中国。他不先找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等谈话,而是先接见他的得意门生王明,为王明撑腰打气,把王明树为“国际路线忠实代表”,反立三路线和反调和路线的英雄。在米夫操纵下,中共中央首先在1930年12月12日作出决议,取消李立三掌权时给王明的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取消给博古、王稼祥、何子述的最后严重警告处分。12月25日又任命王明为管辖上海和苏、浙、皖等几省的江南省委书记。为了给王明上台铺平道路,米夫发动批判了实际上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拉拢了当时戴着总书记头衔的向忠发,争取了“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周恩来,并且违反党的纪律,确定王明、博古等15名非中央委员参加四中全会,而且享有与中央委员同等的权利,同时又不让一些持不同意见的中央候补委员参加会议。米夫限定只开一天的六届四中全会,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王明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米夫在会上把王明吹捧了一番,并且宣布了一个共产国际提出的候选人名单,结果原来还不是中央委员的王明一下子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远东局还提议王明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但未通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米夫在中国住了半年,这期间,中共中央的大政方针,主要按米夫的意见决定,王明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四中全会后三个多月,发生了1931年4月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被捕叛变和6月中共中央名义上的第一把手向忠发被捕叛变的事件。1931年10月18日,王明同孟庆树等离开上海,乘船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在他们离开上海之前的9月下半月,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后叛变)、李竹声(后叛变)六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中央常委,此后党中央的工作由这个临时中央政治局主持。

在共产国际六年的功与过

  王明从1931年11月7日到达莫斯科,到1937年11月14日离开莫斯科回国,他在莫斯科住了整整6年。王明不仅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还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之间起着桥梁作用,王明在参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方面,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不论正确或是错误,都有王明的一份,但不能全归于他。王明出国后,他的左倾思想对临时中央仍有影响,但他在莫斯科无权以个人或代表团名义对中共中央发布指示,国内的事情毕竟还是临时中央决定。
 
王明回忆录
王明回忆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史学界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有关王明的论述,不断有所修改。例如,1990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在1931至1935年遵义会议这一章中,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出现”,写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对苏区的危害。”把白区工作遭受的损失,根据地的左倾政策,排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统统归罪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这一章四个小标题,三个都写上了这顶帽子。1991年7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着《中国共产党历史》做了许多修改,2002年9月出版的最新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又做了进一步修改,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改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把1991年版党史写的“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贯彻执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改为“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贯彻执行‘左’倾教条主义方针。”把“共产国际通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等人对中国党的指导,有许多是脱离中国实际的。”改为:“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有许多是脱离中国实际的。”把“这次会议(六届五中全会),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顶点”,改为“六届五中全会,博古主持会议并作报告,将‘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这些修改并不是为王明开脱,而是更加切合实际。

  王明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期间,最大的贡献就是为制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此,最新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作了这样的叙述:

  1935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上,季米特洛夫作了《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提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在于建立广泛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为驱逐帝国主义和争取国家独立而斗争。会议期间,王明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作了关于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的发言。这次大会把建立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各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鉴于法西斯势力在世界范围内日益猖獗的形势,会议要求纠正自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

  根据华北事变以来的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和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

  8月25日至27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会议,讨论在中国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王明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的报告,指出:在当前中国的具体情况下,革命力量应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南京政府的斗争,但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只要真正停止反对红军的战争并掉转枪口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也不排除与之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八一宣言》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这次会议,突出中日民族矛盾,提出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初步纠正了“左”倾关门主义,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阵营的范围。

  1935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张浩回国到达陕北瓦窑堡,在12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瓦窑堡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瓦窑堡会议作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的决议。但仍然提出:“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指出:“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不对的。这个观点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要真正武装抗日,还必须有蒋介石或他的绝大部分军队参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首长必须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立即开始停战谈判和签订共同对日作战协定的建议。”上述一系列文电,对于中共中央在后来发生的西安事变中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具有重要的作用。应当肯定,王明在提出和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方面,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而统一战线是取得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左”倾政治

提出“左”倾政治纲领

  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抗战时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已是众所周知。

  1929年王明回国,任中共上海沪东区委宣传干事,后调中共中央宣传部任《红旗》报编辑。王明先后在《红旗》、《布尔塞维克》等报刊上发表文章30多篇,宣传共产国际的思想、方针、政策。其间,他还写了《两条路线》(后改称《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提出了在新形势下的“左”倾政治纲领。

  1930年底王明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次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主持中央工作。按照共产国际指示,派特派员和中央代表到各苏区进行反右倾斗争,导致“肃反”严重扩大化,伤害了大批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中高级党政军干部。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后,王明指令他的亲信博古代理总书记。10月王明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不久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负责亚洲、拉美各国共产党事务。

  1937年11月,王明由苏联回国,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在武汉和延安的毛泽东对抗,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严重损失。1938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免去王明的书记职务。王明从此失势,主要是共产国际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核心地位。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王明在延安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国女子大学校长、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中央委员等职。

“左”倾错误失败

  1941年后王明因病长期休息。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王明受到了严厉批评。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宣判了曾统治党4年之久、影响党达1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死刑。当时王明给全会写信对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亲自提议让王明继续担任中央委员。终于,王明在44名当选中央委员中,以选票倒数第一当选。“七大”之前,王明主要从事妇女和统战工作。“七大”以后,中央决定由王明担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党的政策以及起草法律条文。

  1946年6月,中央又成立了法制问题研究委员会(1948年12月改为法律委员会),中央仍任命王明为该委员会主任。解放战争时期,王明领导该委员会出色完成了制定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全国性的宪法草案等工作,还在山西参加过一段时间的土改。

在西柏坡

  1949年3月,党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王明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报告,并对毛泽东大加颂扬。但在口口声声强调“在毛主席的旗帜下”的同时,他对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进行了一些非议。

  针对王明这种口是心非的态度,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闭幕词中对他进行了诚恳的批评。全会还特别作出决定,王明应就内战时期和抗战时期所犯错误写一个声明书提交政治局审阅。王明在会上口头表示接受。

  3月16日下午,毛泽东亲自到王明家里,劝他写好声明书。毛泽东还把张闻天等人的认识材料提供给他作为参考。可实际上,王明对党中央要他写声明书的决定一直拖延,对过去的错误拒绝作进一步的深刻检查。

  直到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在重点讨论了财经工作后,专门就王明的问题作了讨论,并于6月9日通过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

  七届二中全会曾对王明问题作出过决定,但只是口头而非书面的。七届三中全会的正式决定说明了,王明的问题已不是一个小问题,而已发展成党内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这关系到党贯彻正确路线与肃清错误路线的问题。但七届三中全会对他既没有进行批判,也没有给予任何处分。

  七届三中全会召开时,王明正在天津考察工作,并未出席。回京之后又病倒了,不知七届三中全会有关他的决定。直到7月30日,中央办公厅把全会文件转给他后,他才看到这一决定。8月17日,王明就此又给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写了一封信,表示准备在病情允许和工作安排好之后写声明书,要求中央给他提供相关资料,并征求完成时限。不过他强调,由于各种原因,写好声明书“需要相当久的时间”。8月18日,毛泽东在王明的信上批示:“王明的声明书应在11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开会以前写好,并送交政治局。”毛泽东还让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将这一时限口头传达给王明,并尽可能地给他提供写声明的相关材料。

赴苏养病

孟庆树
王明之妻:孟庆树
  但是,9月上旬,王明突然向中央提出去苏联治病的请求。按理只有当他写完声明书,经中央审阅合格后才能去苏联。但党中央和毛泽东考虑到他确实有病,苏联的医疗条件和医护水平又比我国强,所以在同苏联方面交涉获准后,同意了他的请求。1950年10月25日,王明和他的夫人孟庆树、两个孩子王丹芝王丹丁以及中央派遣的保健医生陈锋禹、保姆陈启珍一行6人,在警卫秘书田书元的护送下,由北京乘火车出发,经东北前往苏联。11月初,他们顺利到达莫斯科。

  这次赴苏,是王明本人请求,经党中央批准而成行的。但事隔20多年后,王明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中却歪曲说:他之所以赴苏治病,是毛泽东“突然决定和有意安排的”,目的是“企图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假借美国的飞机把他炸死在赴苏的铁路线上”。然而,大量事实证明,他的这个“有意谋害”之说是站不住脚的。不仅中央安排妥善,他在整个行程安全无险,就在行前的10月23日,他还专门给刘少奇和毛泽东写信辞行,字里行间洋溢着感激之情。王明第一次赴苏养病一呆就是3年多。病情好转后,1953年12月9日,王明回到国内,继续在法制委员会工作,仍旧住在北京孟公府胡同2号的四合院里。1954年4月,他的旧病复发,住进了北京医院,此后一直在静心养病,再没有工作过。

  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召开。会前,王明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请他转交中央并主席,称自己因病不能出席,并主动提出因长久不能工作,请求中央解除自己中央委员的职务。这时,王明身体十分不好,于是,王明再次提出赴苏治病的请求。经中央同意后,王明和夫人、孩子等一行于1956年2月1日抵达莫斯科。

  1956年9月召开党的“八大”。“八大”召开前夕,中央曾于8月上旬致电王明,希望他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回国参加会议。9月8日,王明回电表示因病无法回国参加“八大”,向中央和“八大”主席团请假。王明在“八大”上仍被选为中央委员。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苏。他在繁忙的访问期间,还特派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赖祖烈等人前去看望。这时,王明的病情基本好转,可以回国工作了,但王明却不想回国。中央为照顾他,没有催他回国,而且还坚持经常给他送东西。王明一家赴苏后,孟公府2号留下了王明夫妇的父母。为了使老人过得好一些,国家特别给每位老人每月50元的生活补助。而且,中央一些同志还常去看望4位老人。1957年5月,王明父亲陈聘之不幸病逝。由于王明没在国内,国务院机关事务局一手操办了丧事,将王明父亲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并修了很好的坟。陈聘之去世后,国家给了王明的继母黄莲舫700元的抚恤金,还将3位老人的生活补贴提高到每月150元,对此,王明也表示了感激。

“文革”期间当了叛徒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王明被戴上了“机会主义头子、苏修代理人、大叛徒”的帽子,受到了深入揭批,成了反面典型,中央也和他逐渐断了联系。但中央对他再没有作出任何决议,也没有开除他的党籍。

  当国内在“文革”的浪潮中猛烈批判王明的时候,得到苏联支持的王明开始在国外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大肆攻击党和毛泽东,逐渐走上了与党完全对立的道路。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王明已是病魔缠身。但王明即使躺在床上也没有停笔。1971年,他相继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五十年》、《“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等文章。《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逆行为》是王明抱病编写的最后一部作品,约20万字。全书主要围绕“文革”展开,否定毛泽东思想。“文革”确实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晚年所犯的一个错误思想,但是王明抱着一个目的,是借着批判“文革”,贬低搞臭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为自己的错误路线翻案。

  1974年3月27日,王明病逝于莫斯科,葬于新圣母公墓

起草新中国第一部法律

  
  毛泽东对王明可谓仁至义尽,在中共七大上,亲自提议让他继续担任中央委员。终于,王明在44名当选中央委员中,以选票倒数第一当选。这再一次说明毛泽东一以贯之的思想与气度: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新中国,决定让王明担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王明并不是学法律的专才,但当年他在延安分管妇女工作,后来又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做过一些法律草案起草工作。

  王明干妇女工作还是颇有一套的。中央十分重视妇女工作,专门成立了中国女子大学,创办了《中国妇女》杂志,这两件事全由王明办。毛泽东认为把妇女工作交给王明来抓,由他来领衔起草《婚姻法》的草案,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当然,王明上面还有法律科班出身的董必武挂帅,这《婚姻法》的工作交王明去具体操作,还是可以放心的。

  王明是属于学院派的理论家,要办什么事,先得找理论依据,他要求法制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必须很快熟悉这一方面的马列论着;同时,与同志们一条一条地审理中共在战争年代制定过的有关婚姻的法规和条例。中共在夺取全国政权前的20多年里,对婚姻问题向来重视,制定过一系列有关法规和条例。这些都成为王明起草新中国婚姻法的基础。同时,也借鉴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婚姻法》。

  据说,初稿是由王明口述的,秘书记录。那天,王明一口气述了17个小时,边述边改,17个小时一气呵成,形成了23000字的初稿,显示了王明的才气。在起草《婚姻法》的工作中,王明是特别“顺”,一是对工作非常投入,二是对中央领导言听计从,表现出很好的合作态度。

  历经41稿,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了。1950年4月1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七次会议上,王明代表法制委员会向会议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并作了“草案”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会议通过了这部8章27条的《婚姻法》。毛泽东主席随即发布中央政府主席令,《婚姻法》在1950年5月1日起在全国实行。这部《婚姻法》一直使用了30年,到1980年才修改。

  这部《婚姻法》,本应该成为王明进入新的政治生命的开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有一个明确的决议,要求王明对自己的错误有一个书面检查,但王明始终没有作出书面检查,他企图以起草《婚姻法》之“功”来抵消错误。但中央不允许,工作是工作,错误是错误,两者不可相抵。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要求王明对自己的错误“作一次深刻的反省”,在“思想上行动上真正有所改正”。毛泽东在一份指示中写道,“王明的声明书应在11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开会以前写好,并送交政治局”。王明根本就不想回应,一旦要他作检查,他就推说自己有病,要求去苏联治病。中央政治局很重视,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批准了王明的赴苏请求。谁知,王明竟一去不复返。

  王明一到苏联就发泄,趁国内“文化大革命”爆发,便在苏联出版了《中共五十年》,对毛泽东大肆攻击,还出版了一本自命比毛泽东诗词还要高明得多的、收有30多首诗的《王明诗歌选》

王明语录


  1932年春,第一次淞沪抗战之际,,王明说: “今天中国面临的是两国之争,即新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腐朽的中华民国的斗争”,“两国之争,决定着中国目前的全部政治生活”,“两国政权的尖锐对立,是目前中国全部政治生活的核心。(见《王明传》

  “农村工人一点没受过教育,蠢得很,什么也不懂,甚至比一般农民还要落后些”(《王明言论选辑》

  “中国共产党有以斯大林为领导的列宁主义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王明《中国革命危机的加深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在许多地方的土匪渐与农民运动相接近,渐渐直接的帮助农民的斗争,这种事实尤其使共产党员不能不注意到他们对于土匪的关系的问题。我们应当钻进土匪队伍中去……可以组织他们作革命的争斗”(《武装暴动》的序言指示)

  “只有苏维埃政府是唯一的廉洁政府,这种廉洁政府是中国人民有史以来时时刻刻的希望出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完全具备有现代国家的一切条件和成份,它完全有资格称作文明的人民共和国”(《王明言论选辑》)

  “三民主义”是“白色恐怖的旗帜”(王明《为什么不组织雇农工会》)

历史评价

 
王明等人驻武汉
王明等人驻武汉
  中共在1937年后对王明的评价一直采取否定态度,特别是在毛泽东时代,王明基本上完全以教条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代表的反面教材面目出现。他被广泛认为在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期间犯了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中共的革命事业造成重大的损失(参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具体表现为“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同时,他又被认为在1937年到1940年期间犯了对国民党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片面强调“一切依靠统一战线,一切为了统一战线”,忽视了对群众的积极发动和中共的独立自主性。

  近年来,对王明的评价有了新的观点。认为王明在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间的行为有着深刻的国际和国内原因。对于王明在1937年到1940年的行为,中共称为“投降”是不恰当的,因为他并没有投降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实际行动。更有一些学者人认为王明与毛泽东在方针和基本原则上没有原则上的分歧。

“王明中毒事件”之谜

尘封66年的14件文献

  王明以“到苏联治病”为由,于1956年2月抵达莫斯科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国。自1969年开始,他陆续在国外发表一系列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

  1974年3月,王明将1971年写的《中共五十年》和《“整风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演习》、《“文化大革命”和毛同帝国主义合作的方针》以及1974年写的《“孤僧”的命运和毛泽东的十大》四篇文章汇集成书,取名《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徒行径》,1975年由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用俄文出版。1979年至1980年,《蒙古消息报》中文版全文连载了此书。

  1980年12月,由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将王明的《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徒行径》一书翻译成中文,改名《中共五十年》,于1981年2月内部出版,仅“供中央领导同志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考”,并在中译本的出版说明中强调:“在这本书中,王明坚持反动立场,颠倒是非,造谣诬蔑,对我党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加以歪曲和篡改,对我党一些领导人恶毒地进行攻击,千方百计地为他过去所犯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狡辩,充分暴露出他的丑恶嘴脸。”

  《中共五十年》可以说是王明反动立场的一次自我曝光。他在该书第二编第五节《蓄意毒害王明并摧残他的健康》中大肆造谣诬蔑,对延安整风时期的所谓“王明中毒事件”进行恶意歪曲,攻击毛泽东强迫他住院治病,“然后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指示主治医生金茂岳用含汞的药物逐渐毒害”他。该书出版30多年来,在国际上造成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其不实之词严重丑化和贬损了中共和毛泽东的形象。

  几十年来,史学界一直没有找到驳斥王明诬陷毛泽东的确凿原始史料。令人惊喜的是,笔者最近从民间收藏者赵景忠手中发现的当年中共中央调查“王明中毒事件”的原始材料,成为可以澄清这一史实的最确凿、最有力的证据。这批原始文献主要有:

  一、1943年6月14日的《关于王明患病经过及诊断治疗的讨论》,大32开,9页。铅笔记录稿。参加者主要有:傅连暲(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共中央卫生处处长,时任中央医院院长)、鲁之俊(时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马海德(时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外籍专家)、王斌(时任中国医科大学校长)、李润诗(时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小儿科主任)。

  二、1943年6月30日的《为王明同志会诊记录》,16开,连封面共15页。圆珠笔记录稿。此文件封面注明“李部长存查”,为李富春存查的原始材料。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也曾提到这份会诊记录。他说:“会诊结论写了两份,一份由我保存,另一份当时经李富春转中共中央。”文件由李志忠记录,7月7日整理好。文件后面并附贴有用铅笔在64开左右的纸上抄写的“毕道文的意见”,共3面,2页。

  三、1943年8月6日的《委员会记录》,5页,大32开。钢笔记录稿。清楚标明到会人员有:刘(刘少奇)、任(任弼时)、康(康生)、邓(邓发)、李(李富春)、克农(李克农)、连暲(傅连暲)、王斌、鹤峰(王鹤峰,当时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鲁言(廖鲁言,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科长)、一新(陈一新,原名陈绍燧,王明的远房弟弟,时任王明秘书)、金医生(金茂岳,毕业于齐鲁大学医学院的医学博士,时任中央医院妇科主任、王明的主治医生)。

  四、1943年8月的《有关王明患病经过的报告》,16开,5页。毛笔手书。应为王明的妻子孟庆树所汇报。

  五、1943年8月14日,主治医生金茂岳写给康生转中央各首长的亲笔信,即检讨书,16开,2页。毛笔手书稿在该信首页右上角写有“弼时少奇及委员会同志阅”字样,应为康生手书。

  六、1943年8月的《王明同志现病临时诊断和今后治疗初步意见》。12页,16.7cm×29.2cm。圆珠笔手书。

  七、1943年11月11日的《关于王明同志住院的经过情形的报告》,16开,5页。钢笔手书。文末有傅连暲和石昌杰(时任中央医院党支部书记兼副院长)的签名。

  八、1944年7月5日王明在中央医院化验室报告单1张。

  九、1944年7月5日明明(王明的儿子)在中央医院化验室报告单1张。

  十、1944年7月5日孟庆树在中央医院化验室报告单1张,检验号为00672。

  十一、1944年11月10日孟庆树在中央医院化验室报告单1张,检验号为1617。

  十二、1944年11月10日明明在中央医院化验室报告单1张,检验号为1619。

  十三、1944年8月31日的《会诊记录》,2页。钢笔记录稿。背后附有王明、明明和孟庆树的化验报告数据抄件。会议由傅连暲主持,阿洛夫(时为中央医院苏联专家)、李润诗、李科长、王校长(王斌)、鲁部长(鲁之俊)、陈教员(陈应谦,时任中国医科大学教员)、何主任(何穆,时任中央医院内科主任,是毕业于法国耶鲁士大学的医学博士)参加,记录陈仲武(当时在中央医院、中央门诊部从事医疗和教学工作,并协助傅连暲参加中央领导的医疗保健工作)。

  十四、1945年7月29日的《王明同志检查结果》。2页。钢笔手书。此件有2份。由周泽昭(时任中国医科大学外科教员)和陈仲武抄存。其中一份有用毛笔书写的参加会议人员名单:王校长(王斌)、史副校长(史书翰,时任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鲁院长(鲁之俊)、陈教员(陈应谦)、黄主任(黄树则,时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医务主任)、李主任(李润诗,当时请了病假)、马顾问(马海德)、苏部长(苏井观,时任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卫生部长)、曲主任(曲正,时任中国医科大学教育长)。下有他们的签名。

认定属医疗技术事故

  在1943年8月的《王明同志现病临时诊断和今后治疗初步意见》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诊断:根据王明同志全部病历研究,原只有心脏病、慢性扁桃腺炎、痔疮,在治疗过程中,因为药物而引起中毒,其中以慢性汞中毒为主,以致全身衰弱并存在下列各种病变,即:慢性胆囊炎、心肌衰弱症、慢性轻度肾炎、自主神经失调、多发性神经炎等。

  受当时延安医疗条件和药品的限制,在王明患病治疗过程中,因为甘汞的副作用导致王明尿液中含有汞。王明和孟庆树为此致信中央,告发金茂岳是国民党特务,要毒害王明。

  当时整风运动刚刚开始。对此,中共中央立即组成了调查委员会,审查金茂岳。1943年8月6日,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邓发、李克农等亲自参加调查。从他们的身份上就可以看出这个调查委员会的规格之高,可见中央对王明的身体健康是极其重视的,尤其在出现轻微中毒后更是提高了警惕,对此专门成立了调查委员会作彻底的调查。从调查记录上可以看出,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邓发等都亲自对金茂岳进行了仔细的审查问讯。

  从1943年6月30日的《为王明同志会诊记录》和1943年8月6日的《委员会记录》中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邓发等人审查问讯金茂岳的现场记录,都可以看出王明中毒的原因,是因为金茂岳在治疗当中疏忽造成了医疗技术事故,完全是药物的副作用所致。另外,从傅连暲石昌杰1943年11月11日的《关于王明同志住院的经过情形的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王明患病和会诊经过的所有记录,同样表明王明中毒是药物的副作用,属于医疗技术事故。

  1943年8月6日,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邓发等人对金茂岳进行了审查问讯。金茂岳由主治医生变成了“被告”。之后,金茂岳专门致信康生和中央各首长,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刻检讨。他说:“我再诚恳地向党坦白地讲,我没有一点意思来用药毒害我亲爱的王明同志,也没有受任何人的指示(使)、利诱、威胁等等,及利用红十字会而来害王明同志及破坏党、破坏边区的情形及行动,这完全是因药发生的副作用,肝炎而又用其他药来治发生中毒现象,当时认为病的发展错下去的……”

医生金茂岳主治

王明等人汉口合影
王明等人汉口合影
  在傅连暲和石昌杰1943年11月11日的《关于王明同志住院的经过情形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王明在延安整风时期患神经性心脏病确是事实,从1941年10月下旬至1942年8月13日在中央医院住院治疗。

  对于王明患病,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组织了傅连暲李鼎铭(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王斌、何穆、鲁之俊、史书翰、李润诗、侯建存(时任中央医院儿科主任)、魏一斋(时任中央医院医务主任)、曲正、金茂岳、黄树则以及外籍专家毕道文(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医学院的印尼华人,时为中央医院专家)、马海德和苏联派来的医生阿洛夫等,参与护理人员包括朱仲丽(王稼祥夫人)、郁彬刘正绘王心潘莉乐丰纪敏宁克奕朴李坚张万露周易等十多人,几乎动用了延安最好的医疗专家和护士。

  住院之前,医疗专家们曾在杨家岭为王明会诊过2次,住院后会诊过7次。王明当时因为心脏和扁桃腺发炎住院后,又出现了便秘和卡塔尔黄疸。根据当时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主治医生金茂岳在静脉注射葡萄糖的同时,使用了清泻药物甘汞。治疗几天后病情有所好转,但因为医生、护士之间没有认真检查,导致服用甘时间多了几天,病情又有反复和加重的趋势。

  傅连暲说,在出现轻微中毒后,会诊专家决定由李鼎铭用中药医治。当“征求王明同志的意见是否改变主治医生”时,“王明同志表示仍要金主任主治(大约是在肝发炎的时候)”。而且“王明同志与小孟刚入院时,对金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而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不仅诬蔑毛泽东指使金茂岳陷害他,还编造了金茂岳在确诊中毒的“阴谋败露”后跪在孟庆树的面前痛哭流涕的情节。上世纪80年代,金茂岳在接受中央档案馆同志采访时,曾详细地回忆了王明在延安整风期间患病和治疗的经过。《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年第3期以《关于王明治病和出国的材料》为题发表过这次访问的内容。

  当金茂岳听来访者读完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编造其跪在孟庆树面前痛哭流涕的情节时,时年80岁因患脑血栓瘫痪在床的他,费力地欠起身子说:“王明放屁!混蛋!没的事!”“那时候王明是教条主义者,我根本不知道!”“‘双十二(西安事变)’连蒋介石都放了,说毛主席害王明,小孩子也不相信!”

孟庆树发牢骚态度差

  在傅连暲和石昌杰1943年11月11日的《关于王明同志住院的经过情形的报告》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王明住院的条件和规格非常高,医护人员都是精兵强将,在生活上也是“需要什么买什么,一切费用都是实报实销”。

  “他所住的房子除了三个窑洞外,还有三间平房。在他住院期间,大家都觉得他是很特殊的。好多特殊的药品(如割扁桃腺时的药品等)及医生、护士、生活等问题无不满足他的需要。关于孟庆树同志在王明同志住院时,所有医生、护士都觉得她表现不好,这表现在她常常发牢骚(另有材料),与王明同志经常吵嘴,常常影响到王明同志的病不好。对于医生、护士的态度也不好,特别对于护士看不起,把护士当佣人使用,没有一个护士不背后议论她的。(当时)护士们好多都不愿意在王明同志处工作。有一次,陈一新同志来调查小孟在医院表现,与小孟当面谈过后,小孟即与王明同志讲了。王明同志也责备过她对护士的态度是不好的。结果,她与王明同志大吵一顿,一天不吃饭,三天不去照顾王明同志。这是我们记得起的一些主要问题。”

  事实上,对王明的病情,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极为关心。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去医院或家中看望,及时解决医疗问题。1943年9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还给重庆的董必武发电报说:“如有此机会,你可顺带交涉王明、王稼祥等大小7人乘这次苏联来延飞机去苏治病。此间亦经过联络参谋向国民党交涉,如得许可,苏机当可照办。”

  1943年11月15日,孟庆树本人也致信任弼时李富春并请转毛泽东及中央各位同志,极力否认她说过王明中毒是中央某某人所为的话,并说:“我再一次地以十万分的热忱感谢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为了给王明同志治病,想尽了许多办法,无论在医药生活方面和对金大夫问题处理方面,都花了很多力量。只要是延安办得到的都办了,而且富春同志还经常去重庆西安等地为王明同志买药买东西。这些是王明同志和我都常感不安的……过去如果没有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之关照,王明同志恐早已不在人间了,将来在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的继续爱护之下,王明同志还有恢复健康重新为党工作之可能,并将在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的领导与帮助之下在实际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显然,这与30多年后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的说法大相径庭。

珍贵文献出自康生家

  综合以上文献,参考有关史料,笔者经考察研究,王明在延安时期患病情况十分清楚,完全不存在其在《中共五十年》中诬蔑毛泽东“蓄意毒害王明并摧残他的健康”的谰言。

  据收藏者赵景忠介绍,这批文献上世纪80年代末出自康生家属曹轶欧之手,系延安整风时期负责调查此事的康生所秘藏。或许是出于政治目的,康生隐藏了这批重要的调查材料没有上交中共中央,使得毛泽东遭王明《中共五十年》之诬蔑长达30多年。这批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在新中国成立60年前夕重见天日,使得王明在《中共五十年》里编造的谎言不攻自破,也使得扑朔迷离的“王明中毒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

相关报导

谈王明的功过是非

  对于中共党史上的重要领袖王明,过去人们只知道他犯过严重错误,对其历史功绩则知之甚少,对其犯错误的根源有时也缺少中肯的分析。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王明作出了新的评价,为全面认识王明提供了新的正确的视角。

  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中,王明是非常出名的,以犯有重大错误而出名。从延安整风运动起,对王明的评价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王明作出了新的评价,这是对王明研究的一个新进展。

  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王明作了哪些新评价?怎样看待这些新评价?

  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王明的新评价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王明的错误的定性有了新的提法。过去在涉及王明错误时,把他在土地革命后期的错误称为“左”倾冒险主义,把他在抗战初期的错误称为“右倾投降主义”,《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分别表述为“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错误。二是把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与临时中央的错误作了区分。虽然指出了王明教条主义对全党的统治和影响,但在阐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明确指出了临时中央的责任,而没有沿用传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称谓,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与王明直接联系起来。三是指出了王明的功绩。如他在共产国际期间,主持起草的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的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定立共同对日作战协定的宣言;要求中共满洲省委广泛组织抗日游击战争和“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的“一二六指示信”;主持起草的著名的《八一宣言》;他在中共代表团会议上的《为争取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的报告等,并对它们的作用给予了肯定。怎样看待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对王明的新评价。
 
《中国共产党史》
《中国共产党史》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所作的这样的评价,是比较准确的、实事求是的。毫无疑问,王明在民主革命时期是有严重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并非始自王明,但把教条主义推到极端地步的却是他。他比李立三更“左”、其教条主义形态更完备、更有理论色彩,尤其是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因而对全党的影响更大、更深,统治全党的时间更长,危害也更大。尤其是经过对其错误路线的强力推行,其唯上唯书、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长期笼罩了全党,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严重地妨碍了党对中国革命的探索和革命的发展,使中国革命经历了一个严重的曲折过程。抗战初期他的右倾错误,虽然由于有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没有造成全局性的灾难,但在党内形成了思想混乱,对党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工作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当时,蒋介石处心积虑阴谋利用抗战、利用国共合作的形势搞垮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没有形成共同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形式、国民党在当时占据优势的情况下,王明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强调与国民党的合作而忽略党的独立自主的主张,必然将把党和革命事业带入极其危险的境地。若循此以往,则党的前途、革命的前途不堪设想。这些,历史已经作出了结论。事实清楚地表明:王明是不堪领导中国革命重任的,其主张是错误的并且对党的危害极大。

  过去评价王明,有两点常常为人们所忽略。一是王明的错误有深刻的国际原因;二是王明的错误是在探索中国革命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是在“如何进行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

  在评价王明错误时,有两点应当看到可是却往往为人们所忽略。一是王明的错误有深刻的国际原因。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一些战略思考和对中国革命的许多指示不符合中国实际,甚至损害中国革命。而共产国际要求绝对服从的组织原则极大地制约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探索。既缺乏独立探索意识又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就是因为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而被赏识推举到中共领导职位上来的。因此,他的教条主义就既有他自身的原因,同时又有共产国际的原因,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二是王明的错误是在探索中国革命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是在“如何进行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重要领导人,王明在当时的政治信仰、奋斗目标是无可非议的。土地革命时期,他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和党的纲领是一致的;抗战时期,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上,他与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王明的思想动机、基本政治立场是不错的,他的错误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方针、政策和策略等方面的错误(当然,这些错误可能导致全局性的错误)。对此,中共中央曾明确指出过。如毛泽东为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起草的“结论草案”,在尖锐地批判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的同时,指出:王明等人在推翻国民党,建立苏维埃,实现土地革命的奋斗目标上,在要同进攻苏区的敌人进行作战上,以及在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等,都和正确路线的主张“并无什么不同”。延安整风运动后期,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一再宣布:王明等人的问题是“党内错误问题”。我认为,明晰这两点对正确地评价王明是十分重要的。

  既然王明没有背离党的立场,并且在抗战时期遵照党的指示,在与国民党谈判中拒绝蒋介石“融化”共产党的要求、批判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反共叫嚣,为维护党的利益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其他一些斗争,以及在抗日等一些重大问题上坚持共产党的立场的言行,可以断定:虽然王明在这一时期有许多的右倾错误,但绝不是政治信念发生变化,他没有背弃共产党而转向国民党,不是要投降国民党,因此不能把他的错误说成是“投降主义”。

  王明犯错误的根源是教条主义,即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他国经验神圣化,照搬照抄,用之来指导中国革命。

  王明犯错误的根源是教条主义,即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照搬照抄,用之来论述和指导中国革命,而不顾中国国情和革命的具体实际,不考虑中外差异和时空的不同。土地革命时期,他把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主要对象,强调反对资产阶级的主张,源自于斯大林的中国革命“三阶段”理论和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他所谓革命高潮的形势判断和强调的“进攻路线”,也是根据斯大林的“第三时期”理论而提出的;他坚持的“城市中心论”道路、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是照搬了苏联革命的经验,如此等等。因此,用“左”倾教条主义来概括,最能反映他的错误的基本特征,由此,其错误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表现为关门主义、在干部问题上表现为惩办主义。用之来概括统治在这一时期的错误,要比用“左”倾冒险主义准确得多。

  王明与临时中央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委任博古等人组成临时中央,王明是有很大责任的;他的“左”倾教条主义的主张和思维方式,也对博古等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后来临时中央的一系列“左”的方针政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部署,是主要来自共产国际的呢?还是主要受王明的影响呢?还是临时中央执行教条主义的结果呢?这是尚不清楚和需要认真研究的。但有一点起码可以明确,就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责任或大部分责任不应该由王明承担,以前所谓“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提法是不准确的。

  在评价王明时,还有一点不应忽视,就是王明虽然犯有大错,但也不是一无是处。必须全面客观地考察,才能比较全面地反映民主革命时期的王明,才能对他作出比较准确的评价。

王明发迹之路:谁是他升迁中不可或缺的贵人?

  王明是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冒险主义和抗日战争时期右倾投降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以他为代表的左、右倾错误曾经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危害。王明也曾为革命事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观其一生,可谓“过”远远大于“功”。

  (一)

  1925年10月7日,共产国际来中国招收第一期中山大学的留学生,王明被录取。10月28日,王明与张闻天、乌兰夫、王稼祥、伍修权等60余人由上海起程,11月28日抵达莫斯科。

  中山大学学制两年,课程主要有经济、历史、现代世界观问题、俄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中国社会发展问题、语言学等7类。年仅24岁的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是列宁主义课的教员,他能言善辩,对远东革命问题较有研究,是王明崇拜的偶像。每逢上列宁主义课时,王明总是争着第一个发言。王明在列宁主义课上的积极表现赢得了米夫的好感,又由于其在校内活动中表现积极,所以在1926年9月举行的中山大学学生公社 (相当于校学生会)改选大会上,王明当选为学生公社主席。

  1927年1月,米夫以联共宣传家代表团团长身份来华,王明作为翻译陪同回国。米夫一行由莫斯科出发,先乘火车到达海参崴,又由海参崴乘船,于3月到达广州。此时,中国北伐战争进展迅速,国民革命军已经占领了武汉三镇,全国工农运动迅猛发展,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次大革命风暴正处于巅峰时期。米夫和王明一行到达广州时,国民政府已迁都武汉,所以他们又经上海转武汉,并出席了于4月27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

  米夫和王明返回中山大学之前,校内正发生“党务派”和“教务派”的激烈争论。1927年夏,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因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被解除了校长职务,教务长阿古尔出任代理校长。阿古尔与俄共中山大学支部局书记谢德尼可夫由于在学校工作上各执己见,又各有一批支持者,形成了以各自为首的“教务派”和“党务派”。中山大学第一期学员中,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人学习成绩很优异,参加了教务处的一些工作。张闻天、沈泽民等在同学中较有影响,参加了支部局的一些工作。因此,一些中国学生也被卷入这场“党务派”和“教务派”的争论。

  恰在“党务派”和“教务派”争论不休之时,米夫和王明回到了中山大学。王明见有机可乘,便向米夫献上了一箭双雕的“妙计”,他让米夫首先把没有卷入两派之争的“第三种势力”争取过来作为自己的力量,然后联合“党务派”反对“教务派”。这样既可以掌握“党务派”,又可以搞垮“教务派”,从而全面控制中山大学的权力。米夫采纳了王明的建议并取得了成功,还由此正式升任中山大学校长。王明也因“献计有功”,成了米夫言听计从的座上客,在米夫的家里也挂起了王明的相片。

  (二)

  1929年3月,王明结束了在中山大学三年半的学习和工作,被共产国际东方部派回国内。在王明回国之前,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对王明的工作给予妥善安排。接到米夫关于王明回国的电报后,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对王明的工作不做特殊安排,仍按惯例,留学生回国后首先到基层工作。于是,王明先被派到中共上海沪西区委作宣传工作。同年7月底,又调任中共沪东区委宣传干事,兼《红旗》报通讯员。1929年10月,王明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编辑和采访员。
 
王明、毛泽东等人
王明、毛泽东等人
  由中共江苏省委下辖的一个区委的宣传干事调到中央宣传部,直接来到中共中央的机关报《红旗》工作,激发了王明的工作热情,在此期间,他发表了大量文章。这些文章大多数是根据国际国内的政治斗争需要而写的针对性较强的时事评论和政论性文章,也有一些是论述专门问题的理论文章。

  1930年1月12日,王明在出席上海工联在英租界垃圾桥附近召开的一次布置年关斗争的会议时,被捕入狱。王明被捕时是工人打扮,真实身份没有暴露。因此,他买通看守,让其到位于鸭绿路的中共中央宣传部资料科送信。信的大意是:“我已被捕,请设法营救。”

  中宣部资料科是党的秘密机关,王明让监狱看守直接到党的秘密机关送信,严重违背了党的纪律。因此,王明被营救出狱后,党中央给他以党内警告处分,并将其调离中宣部及 《红旗》报,分配到全国总工会,任全总党团秘书和《劳动》三日刊编辑。

  全国总工会是当时中共领导下的最大的群众团体,《劳动》三日刊是全总的机关刊物。在全总工作期间,王明又在《劳动》、《红旗》上发表了19篇文章。这些文章主要是为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推波助澜。由于王明在此期间积极追随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因此,只在全总工作了3个月左右,就又被调回中共中央宣传部任秘书。

  “立三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发生的第二次“左”倾错误,其产生与共产国际的“左”倾指导紧密相联。但是,中央在关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是否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对于敌我力量的估量以及制定冒险主义武装暴动计划和成立行动委员会等方面,又与共产国际的文件与意愿之间有些不一致,造成了在具体行动方针上与共产国际的矛盾。

  王明回国以后,本来是“立三路线”的积极追随者,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对马列着作引经据典,对共产国际决议照抄照搬,这就与“创造性”地执行共产国际“左”倾政策的李立三在某些理论观点上发生了分歧。1930年7月9日,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讨论6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的会议上,王明就决议中关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一省与几省的政权以及反右倾等问题,发表了不同意见。王明等人当场掏出马列着作和共产国际决议,摆在桌子上,引经据典,与李立三等中央领导展开了一场学院式的争论。搞家长制的李立三在理论上争辩不过,就给王明等人扣上了“右派”、“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小组织者”等帽子,并由向忠发当场宣布,立即撤销王明全总党团秘书的职务。随后,中共中央又给王明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

  1930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批判了“立三路线”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武装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日常工作,结束了“立三路线”。但是,1930年10月,共产国际发出了《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国际十月来信)。该信在指责立三错误是路线错误的同时,也批评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错误”,从而造成了中共党内领导层的新危机。这成为王明上台夺取党的领导权力的契机。

  1930年12月,共产国际委派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亲自来华,贯彻国际路线,扶植王明上台。

  米夫来华后,把王明封为“反立三路线”的英雄和“国际路线的忠实代表”之后,又以应该提拔“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干部”为借口,将王明提拔为中共江南省委书记。

  1931年1月7日,米夫一手策划和操纵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秘密召开。为了确保王明能够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米夫提议,经中共中央同意,王明等15名非中央委员也参加了会议,而且这15位代表既有发言权又有表决权,同中央委员享有同等的权力。

  会前,米夫亲自起草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并拟定了准备补选的中央委员和改组后的政治局委员名单,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提出。虽然在选举时不少代表反对王明任政治局委员,但在米夫的精心安排下,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步登天,在六届四中全会上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1年10月18日,王明离开上海,于11月7日抵达莫斯科,就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在离开前,王明提议并经共产国际批准,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等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临时中央总书记博古充当了王明代理人角色,继续执行王明“左”倾路线。

王明为什么反对陈独秀回延安

  陈独秀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长期以来,对于他1937年出狱后为何没有回到党内工作一事,社会上流传着多种说法。那么其真正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1937年陈独秀出狱后,毛泽东和张闻天提出有条件地让陈独秀回到党内工作。
 
周恩来、王明等人
周恩来、王明等人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于洛川会议上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包括释放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这成为陈独秀出狱以及回到党内工作的契机。当时,毛泽东和张闻天提出了陈独秀回到党内工作的三个条件:1、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和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2、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3、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作出这样的决定,是有多方面考虑的。

  从陈独秀方面来说,陈独秀虽被开除党籍,其错误是路线错误,自己是被动的,他和党的矛盾,在性质上是人民内部矛盾;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没有变节,继续反对国民党,拒绝国民党的高官厚禄的利诱,为他要求回到党内工作,留下了余地;陈独秀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被国民党杀害,说明陈独秀要求回到党内工作,与反对国民党腐败统治有关,有感情基础;此外,陈独秀提前出狱,是中国共产党争取国民党一道抗日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提出释放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包括释放陈独秀,陈独秀是感激党的营救的。这一切表明,陈独秀希望回到自己发起的党内工作,有思想和感情基础,有阶级基础。郑超麟先生因为陈独秀后来被拒绝去延安,写文章根本否认陈独秀曾提出回到党内工作,这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从党内外环境看,一方面,党正处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关键时期,需要团结社会上各方面的力量一道抗日,同意犯了错误的陈独秀回来工作,在党内外都有巨大的影响,与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精神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党经过长征,加上张国焘分裂党,力量消耗很大,需要加强党的内部团结。过去,在处理陈独秀的方法上,由于采取了打击的政策,影响很坏,现在有条件的欢迎陈独秀回来工作,也是总结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的需要;当时,林伯渠王若飞、博古、叶剑英周恩来董必武等和陈独秀有直接或间接接触的同志,都表示欢迎陈独秀回到党内来工作,说明陈独秀回到党内工作,在党内有基础;毛泽东经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胸襟宽阔,眼光远大,毛泽东思想正处于成熟时期,他和张闻天一起,表示有条件的同意陈独秀回来工作,是真心实意的,并不是因为陈独秀脾气犟,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给他出难题,而不希望陈独秀回到党内来工作。当时,《解放》刊登署名“冰”的文章《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希望他“重振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来”。没有毛泽东的同意,《解放》杂志的这篇文章,是不可能发表的。

  王明和康生的态度,彻底堵塞了陈独秀回到党内工作的道路,他们还给陈独秀戴上了“汉奸”的帽子

  陈独秀在听到毛泽东提出的这三个条件后,情绪是高兴的,并就这三点一一作出了答复。但陈独秀的确说:“回党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

  陈独秀是个倔强的脾气,一时不写检讨,错过了回到党内工作的最佳时间。正在决定陈独秀是否回到党内工作的关键时期,王明和康生1937年11月29日从苏联回延安。王明到延安后第五天,就在《解放》杂志迫不及待地发表了《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斗争的新时期》一文,称“日寇侦探机关……首先是从暗藏的托洛茨基——陈独秀——罗章龙匪徒分子当中,吸收作这种卑劣险毒工作的干部”。接着,康生在《解放》周刊第29、30期上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道出了陈独秀当日寇侦探的所谓“事实”。王明和康生的态度,彻底堵塞了陈独秀回到党内工作的道路,而且他们给陈独秀戴上了“汉奸”的帽子。

  王明阻止陈独秀回到党内工作,是其抵制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一部分,目的是树立自己在党内的权威。

  那么,王明为什么坚决地阻止陈独秀回到党内工作呢?

  首先,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以势压人。对于王明的居高临下,毛泽东立即意识到了,称他是昆仑山上下来的人;和王明的第一次集体合影,毛泽东站到了后排。在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说:“我们和甚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针对“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的反驳,王明严厉地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陈独秀他们是领取日本津贴的汉奸、杀人犯……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主张联合除汉奸外的一切力量抗日,这是王明把汉奸的帽子强加给陈独秀,把不是汉奸的陈独秀硬说成汉奸的原因。为了反对陈独秀回党内工作,王明不择手段,不惜触犯众(民主人士)怒,诬陷陈独秀是“汉奸”。

  其次,王明反对陈独秀回到延安工作,一石二鸟,实质是在抵制毛泽东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矛头直指毛泽东本人。在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谈到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王明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放弃无产阶级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这和毛泽东坚持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观点针锋相对是对立的。由于党内思想不统一,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和会议以后的一段时期,处在少数甚至孤立的地位。李维汉回忆说:“有一次我去看望毛泽东,他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443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这些都说明,阻止陈独秀回到党内工作,是王明抵制毛泽东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一部分,目的是树立自己在党内的权威。

  1938年11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因为失去共产国际的支持,王明失势。这成为毛泽东重新谈陈独秀的转折点。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毛泽东十分高兴,原因之一,他在总结党的历史时,不再受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影响,对于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的评价,可以有更独立的见解。这是毛泽东为什么在抗日战争后期,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和七大上多次肯定陈独秀的国际原因。

毛泽东与王明

毛泽东与王明
毛泽东与王明合影
  从革命的资历上来比,毛泽东要比王明的资历老,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王明却不是,但王明由于参加革命就去了苏联,得到了当时共产国际领导人米夫的赏识,在他回国后,在米夫的支持下,于1931年当上了共产党中央常委,这时毛泽东仅仅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党中央常委只有三人,即向忠发、周恩来、王明。由于向忠发是一名工人出身,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不如王明高;又由于周恩来没有生搬硬套苏联革命经验来指导中国革命,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不被重视;只有王明是响当当的共产国际的代言人,所以王明掌握党内的最高权利,从1931年至1935年四年时间,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由此毛泽东有很长一段时间受到排挤和打击。直到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才回到党内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与王明有许多共性,如他们的亲属为了革命事业都付出了许多牺牲,为了革命,毛泽东有五位亲人献出宝贵生命,王明有两位亲人宝贵生命,可见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又如他们两人都善于坚持斗争哲学,毛泽东是在斗争中前进,王明是在斗争中发展,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敢于同博古进行坚决斗争,获取了党内的领导地位。在土地革命初期,王明回到国内,敢于同“立三路线”进行坚决斗争,获取了党内的领导地位。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明又一次从苏联回国来到延安,毛泽东与王明的政治斗争在所难免。那么,他们的斗争谁胜谁负呢?张国焘有一句话:“王明是斗不过毛泽东的”。

  王明是在1937年11月回国。回国前王明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斯大林对王明说:共产党应该积极地参加到民族解放斗争中去,你们中国现在搞统一战线,要注意自己不要叫人家统走,要有决心到大海中游泳,但又不要把自己淹死。在谈到中国革命战略阶段时,斯大林说:现在主要是打日本,过去那些东西现在不要谈了。谈到政权问题时,斯大林说:将来你们军队到哪里,政权也会是你们的,但一定要搞好国内统一战线。那时斯大林说了“中国共产党还是要以毛泽东同志为首”。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还提醒王明,“虽然你在共产国际工作多年,而且是执委会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之一,但你回国后并不代表共产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国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导人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王明回国后,曲解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俨然是捧着上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处处以共产国际代表和领导自居,甚至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在工作中闹独立性,完全辜负季米特洛夫的希望。在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的政治见解与王明的政治观点发生第一次冲突,王明提出了“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一支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的真正全中国统一的国家军队”。对此毛泽东坚决反对,并主张抗日战争中共产党“独立自主”原则。但是由于王明是共产国际代表,回国前又受到斯大林接见,王明的讲话得到了与会多数同志的同意,尽管如此,毛泽东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与王明之间的政治分歧给与会者留下深刻印象,彭德怀后来在《彭德怀自述》中回忆说:“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贯彻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观点与此相反。可见会议的精神不一致,感觉回去不好传达,后来回去传达,只好是毛主席怎样说,王明怎样说,如实传达,让他们的话在实践中去检验。”

  后来在1938年“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又战胜了毛泽东的政治主张,从此王明在党内傲气十足,目中无人。

  1938年夏季王稼祥从苏联共产国际总部回国,他带回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应该告诉全党,必须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他是实际斗争中锻炼和成长起来的领袖。”毛泽东看了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指示,非常高兴,认为解决王明的问题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决定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当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后,与会的多数同志表示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政治领导,王明彻底败下阵来,从此王明在党内地位一落千丈,在也没有复苏的可能性。李德看到王明的失落下场,颇有感慨地说:“在中共党内没有人能和毛泽东相抗衡,毛泽东战胜了博古、张国焘、王明,最后可能战胜蒋介石。”,历史的发展验证了李德的话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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