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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6940 次 历史版本 0个 创建者:小白不白 (2011/6/23 11:01:22)  最新编辑:小白不白 (2011/6/23 11:01:22)
魏晋南北朝手工业
拼音:Wèi Jìn NánBěiCháo ShǒuGōngYè (Wei Jin NanBeiChao ShouGongYe)
同义词条:三国两晋南北朝手工业
 
三国两晋南北朝手工业
魏晋南北朝手工业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手工业,比起秦汉时期是有发展的。尽管这时期手工业内部分工的部门大致依旧,但品种增多了,产量有所增加,生产技术也有很大进步。
 
 
  

建筑业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建筑,主要是继承和运用汉代的成就。但由于佛教的传入,其间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建筑,即佛教建筑,特别是建造了佛教寺院和高层的佛塔。随之而来的印度、中亚一带的雕刻和绘画艺术,也使我国在石窟、佛像、壁画等方面有了巨大发展。这种情况对中国的建筑艺术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使汉代比较质朴的建筑风格变得更为成熟和圆淳。
 
  佛教东汉就已传入中国,经三国两晋到南北朝,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以致兴建了大量寺院、佛塔和石窟,并使其成为这个时期最突出的建筑类型。梁武帝时,建康佛寺达五百多所,僧尼十万多人。地方各郡县也都建有佛寺。现存的栖霞山千佛岩就是南朝齐、梁时的王公贵族施舍所造。十六国时期后赵石勒崇信佛教,兴立寺塔。北魏统治者更是不遗余力地崇佛,建都平城(山西大同)时,就大兴佛寺,开凿云冈石窟。迁都洛阳后,又在洛阳伊阙开凿龙门石窟。到北魏末年,北方佛寺达三万余所,其中洛阳有一千余所,可见佛教建筑之盛。
 
  北魏佛寺以洛阳的永宁寺为最大,按《洛阳伽蓝记》所记,中间置塔,四面有门,塔后为佛殿。经近年发掘证实,其平面布局与文献记载是一致的。初期的佛寺布局与印度相仿佛,仍以塔为主要建筑物,置于佛寺中央,而以佛殿为辅,置于塔后。北魏洛阳有许多佛寺是由贵族官僚的邸宅改建的。所谓“舍宅为寺”,就是把前厅改为大殿,后堂改为讲堂。于是,佛寺进一步中国化,不仅把中国传统的庭院式木架建筑应用于佛寺,而且使私家园林也成为佛寺的一部分。这些佛寺也往往是市民游览活动的场所。这在《洛阳伽蓝记》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佛塔本是埋藏舍利供佛徒礼拜而作,传到中国后,把它缩小变成了塔刹,并与东汉已有的多层木结构楼阁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式的木塔。永宁寺培是该时期一座著名的木塔,方形、九层。除了木塔以外,还发展了石塔和砖塔,北魏时建造的河南登封嵩岳寺砖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佛塔。这种塔与楼阁式木塔不同,采取密檐式,仅作为礼拜的对象,而不供登临游眺。其来源是公元三世纪时印度出现的高塔形佛殿,即后来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所记的“精舍”。除上述两种塔以外,从壁画和石刻中得知,当时还存在第三种塔--单层塔。
 
  石窟寺是在山崖上开凿出来的洞窟型佛寺。汉代已掌握了开凿岩洞的施工技术,佛教传入后,开凿石窟寺的风气在全国迅速传播开来。最早是在新疆,如三世纪起开凿的库车附近的克孜尔石窟,其次是甘肃敦煌莫高窟,创于秦苻坚建元二年,其后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辽宁、江苏、四川、云南等地的石窟相继出现,著名的有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等。这些石窟中规模最大的佛像都由皇室或贵族、官僚出资修建。窟外还往往建有木建筑加以保护。石窟保存下来的历代雕刻与绘画,是宝贵的古代艺术珍品。从建筑功能布局来看,石窟可分为三种:一是塔院型,与初期佛寺以塔为中心相同,这种窟在云冈石窟中较多;二是佛殿型,窟中以佛像为主体,相当于一般寺庙中的佛殿,这类石窟较为普遍;三是僧院型,在印度称毘诃罗(Vihara),主要供僧众打坐修行之用,窟中置佛像,周围凿小窟若干,每窟供一僧打坐,敦煌第285窟即属此类。此外还有一种小窟,分布在一、二类窟的周围,也属打坐用的禅窟。石窟的壁画、雕刻、前廊和窟檐等方面所表现的建筑形象,是我们研究南北朝时期建筑的重要资料。
 
  中国自然风景式园林在这一时期也有若干新发展。北魏末期贵族们的住宅后都往往建有园林。园中有土山、钓台、曲沼、飞梁、重阁等。同时,叠石造山的技术也有所提高,如北魏洛阳华林园、张伦宅及梁江陵湘东苑,或重岩复岭,石路崎岖,或深溪洞壑,有若自然,即其例证。魏晋以来,一些士大夫标榜旷达风流,爱好自然野致,在造园方面,聚石引泉,植林开涧,企图创造一种比较朴素自然的意境。这种风尚无疑对当时园林和苑囿的建筑产生一定的影响。
 
  由于民族大融合,这时期室内家具陈设发生了若干变化。一方面,席坐的习惯仍然未改,但传统家具有新的发展。如睡床增高,上部加床顶,周围施以可拆卸的矮屏。起居用的床加高加大,下部以壶门作装饰,人们即可以坐于床上,又可垂足坐于床沿;床上出现了倚靠用的长几、隐囊和半圆形凭几(又称曲几);两折四牒可以移动的屏风发展为多折多牒式。另一方面,西北民族进入中原地区以后,不仅东汉末年传入的胡床逐渐普及到民间,还输入了各种形式的高坐具,如椅子、方凳、圆凳、束腰形圆凳等。这些新家具改变了人们的起居习惯与室内的空间处理习俗,成为唐代以后逐步废止床榻和席地而坐习俗的前奏。  

水利事业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国家动荡分裂,水利事业受到影响,总的来说,成就不如两汉。但江淮之间和长江以南地区的水利事业则较两汉有所发展。
 
  在农田水利方面,大多数是整修原有陂、塘、堨、门,使之发挥灌溉效益。比如曹魏时期刘馥与邓艾在屯田区兴治芍陂、茹陂等,就属此类。孙吴在今南京东南十五里修了娄湖,周围七里,溉田数千亩。西晋光熙元年(306年)陈谐在今丹阳县城北作堰拦马林溪水成塘,周长一百二十里,汇集七十二条山溪水,溉田数百顷。曹魏嘉平二年(250年),刘靖在蓟城(今北京)修戾陵堰、车箱渠,引湿水(今永定河)灌溉土地万余顷。这个时期的水利著作,以郦道元《水经注》为杰出代表。所记载的水道变迁及水道位置资料,是研究水利史的最基本的依据。书中所记著名水利工程有28处,包括农田水利,治理黄河,修整航道,修建堰、堨、运河等。此外,还将先秦至汉晋以来各地泽渚、陂塘、堤堰的兴废情况作了较详细的陈述,使今天的读者及水利学史研究者能够据此恢复当时水利建设的部分面貌。书中不仅记载水利工程的地理位置及其变化,而且记载修筑水利工程的技术与方法以及使用的建筑材料等,这些资料都是研究水利学史时必不可少的。《水经注》由于对水道记得详细准确,加上支流、湖泽分汉,城邑,山岭等资料,所以能够全面地来考察一条河甚至一个流域的情况,从而能够推断人工治理的利弊及兴废,为今天的水利建设提供借鉴。《水经注》在水利史上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一块瑰宝。  

纺织业  

三国时的纺织业

  汉末,蜀地丝织业已很发达,所产蜀锦以精丽著称,享有盛名。左思《蜀都赋》赞美蜀锦“贝锦斐成,濯色江波”。《文选》李善注引谯周《益州志》称:“成都织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他水濯之,不如江水。”三国时,诸葛亮也说过:“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蜀中军需唯依赖锦”,可知蜀锦生产仍为军需的主要来源,并在蜀地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当时蜀锦畅销各地,魏、吴都到蜀去买锦。山谦之《丹阳记》记载:“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蜀也用锦来作馈赠,环氏《吴志》称“蜀遣使献重锦千端”。刘备赏赐群臣多用锦,“先主入益州,赐诸葛亮、法正、张飞、关羽,锦各千匹”。
 
  吴国割据江东,提倡桑蚕业,因而纺织生产有所发展,官营纺织手工业规模迅速扩大,陆凯疏谏孙皓提到:“先帝时,后宫列女以诸织络,数不满百,..先帝崩后,..更改奢侈,伏闻织络及诸徒,乃有数千。”同时,官府三令五申要民间增产蚕丝,群臣关于在养蚕缫丝时“暂免他役”以及禁止蚕织时“以役事扰民”等建议,屡见不鲜。这一时期养蚕生产情况,在杨泉所撰《蚕赋》中有详细的描述。当时对养蚕的温度、用桑、蚕座、上簇等技术都有严格要求,如蚕儿“逍遥偃仰,进止自如”的蚕座疏密标准,“在庭之东,东爱日景,西望余阳”的簇室选择条件等,都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中积累的宝贵经验。缫丝产品质量也很好,如诸暨、永安(武康)等地能生产高级的“御丝”。丝织物的花纹繁多,如吴王赵夫人能织作龙凤锦和五岳列国地形锦。
 
  曹魏虽据有纺织业的中心襄邑、洛阳等地,但由于长年战乱等原因,这些地区的产品“皆下恶”,无法与蜀吴相比拟。但魏国没有官营纺织手工业,专门从事官练的织造,如《魏志·司马芝传》记述司马芝“迁大理正,有盗官练置都厕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狱”。  

两晋、南北朝的纺织业

  自两晋以降,北人南徙者甚多,由于他们习于罗纨绮縠等丝织服物,桑蚕业也随之南移,并促进了南朝丝织业的发展。南朝各朝都置有少府,下设平准掌织染,大力生产各种丝织品。丹阳有斗场锦署,无疑是官设纺织手工业。此种机织技工是刘裕灭姚秦后由“平关右迁其百工”而来。其后,锦署成为南朝官府手工业常设纺织机构,制作王室服物。
 
  南朝纺织手工业发展迅速,宋时“丝绵布帛之饶,衣复天下”。当时使用三国时发展起来的一蹑鼓动数综的较先进的机织技术,织造水平和生产能力提高很快。宋武帝时“广州尝献入筒细布一端八丈,帝恶其精丽劳人,即付有司弹太守,以布还之,并禁岭南作此布”。梁时镶嵌金箔的罗,已织得十分精美。《吴越钱币志》提到织文图案,有“天、人、鬼、神、龙、象、宫殿之属,穷极巧妙,不可言状”。锦的产量很大,梁侯景据寿将反,“启求锦万匹,为军人袍”。陈时曾有“上织成罗文锦被二百首,诏于云龙门外焚之”的记载。南方织造技术驰名塞外,《南齐书·芮芮虏传》载:“芮芮王求医工等物,世祖诏报曰:‘知须医及织成锦工、指南车、漏刻,并非所爱。南方治疾,与北土不同。织成锦工,并女人,不堪涉远。指南车、漏刻,此虽有其器,工匠久不复存,不副为误’。”但南方本为麻葛产区,桑蚕和丝织虽渐兴起,产量尚不丰富,服物仍以麻葛织品为主。
 
  后赵石虎都邺城(河北临漳),在各族混战中几乎征服了整个北方。石赵的丝织业相当发达。陆翽《邺中记》载邺城设织锦署,“巧工作锦”,“皆数百人”。邺锦、蜀锦齐名,名目极多,据《邺中记》记载:“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龙、小交龙、蒲桃文锦、斑文锦、凤凰朱雀锦、韬文锦、桃核文锦、或青绨、或白绨、或黄绨、或绿绨、或紫绨、或蜀绨,工巧百数,不可尽名。”随后建立的前秦,丝织业也很发达,如苻坚时(357-394),秦州刺史窦滔妻作回纹锦远近闻名。
 
  北魏统治者在纺织业原很发达的河北地区,搜罗到大批纺织工匠,因而纺织品产量大大增加。拓跋嗣时屡见“赐群臣布帛各有差”、“赐天下镇成将士布帛各有差”、“以绸绫绢布百万匹..赐王公以下”的记载。拓跋焘时,平城宫内有“婢使千余人,织绫锦”,有“丝、绵、布、绢库”,常以“金锦缯絮”颁赐臣下。及至元宏时,罢尚方锦绣绫罗工人,并将“御府衣服、金银、珠玉、锦绣”等物“班赍百官及京师士庶,下至工商皂隶,逮于六镇戍士各有差”。元翊时,听任百官进左藏库取布绢,“多者过二百匹,少者百余匹”,可见库藏丝织品之多。
 
  北齐和北周沿袭北魏制度,重视发展纺织工业。如北齐设“太府寺..统左、中、右三尚方”,“中尚方又别领别局、泾州丝局、雍州丝局、定州绸绫局四局丞”;“司染置又别领京坊、河东(山西永济县东南)、信都(河北冀县)三局丞”。当时的丝织业中心仍在河北,直到唐代前期,河北定州仍是贡奉绫锦最多的地方。织物非常精丽,《北齐书·李元忠传》载元忠“曾贡世宗蒲桃酒一盘,世宗报以百练缣”,《北齐书·祖珽传》记载祖珽“出山东大文绫并连珠孔雀罗等百余匹,令诸妪掷樗蒲赌之,以为戏乐”。北周也在泾州、雍州各地分设织局令丞、司织中大夫、小司织上士以及缝工、雕工、韦工、玻工、毳工、绩工、织丝、织采、织枲、织组等各中士、下士,棉布据魏人孟康称:“闽人以棉花为吉贝”,大约福建早在汉代已种植棉花。《太平御览》卷八二○辑魏文帝诏曰:“夫珍玩所生,皆中国及西域,他方物比不如也,代郡黄布为细,乐浪练为精,江东太末布为白,故不如白叠子所织布为鲜洁也。”这里所谓白叠子所织布,当为西域生产的“白叠布”。由此可见,在三国之际,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所织棉布已传入中原。
 
  南北朝时,棉布已广泛流行。高昌为产棉区,其都城在今新疆吐鲁番东南的哈喇和卓。1960年,吐鲁番阿斯塔那309号高昌时期的古墓葬中,出土了一种以大红、粉红、黄、白四色构成几何图案的织锦,为丝、棉混合物,残长37厘米,宽25厘米。这个时期的墓葬中,也出土有纯棉纤维织成的白布,还发现了和平元年(西魏大统十七年,551年)借贷棉布(叠)和锦的契约。一次借贷叠布达六十匹之多,这种棉布显然是当地生产的。棉布和锦同被用作流通手段,可见棉布产量不会很少。《南史》列传第六十九也记载:高昌“其地高燥”,“寒暑与益州相似,备植九谷”,“多草木,有草实如茧,茧中丝细如,名曰‘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除吐鲁番外,于田一带也有了棉织品。1959年,于田县屋于来克遗址的北朝墓莽中,出土了一块长11厘米,宽7厘米的蓝白印花棉布。  

印染技术

  三国时期的织物印染技术,是直接继承东汉的。根据许慎《说文解字》记载,东汉时已能染十四种以上的颜色。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古墓出土的大量锦绮,可以看到有大红、绛红、粉红、黄、淡黄、浅栗、紫、宝蓝、翠蓝,叶绿、白等颜色,色彩极为丰富。还值得一提的是,魏晋时,南京以染黑著称,所染黑色丝绸质量相当高,一般平民穿不起,大部为有钱人享用。晋代南京秦淮河南有乌衣巷,据称住在这里的贵族子弟及军士都穿黑色绸衣。南京出产的黑绸直到近代仍驰名中外。  

采矿业

 
  关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采矿技术,有关文献中只有一些简略的记载,如左思《魏都赋》曾提到一种“墨井”,从张载的注可知,墨井深八丈。唐李周翰的注称:“墨井,井中有石如墨”。可见“墨井”就是采煤井。这表明西晋时中国已开凿了具有一定深度的煤井。煤井之下有巷道,有支撑顶板的木头和简单的排水机械。据《晋书》载:石虎因盗掘古墓而发现了一个久废的旧煤井,其中有支撑顶板的木垛和大量坑道水。《南齐书·刘悛传》载“南广郡(令四川珙县西南)蒙山下有烧炉四所,又有古掘铜坑,深二丈”。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谈到开采丹砂矿时说:“采砂,皆凿坎入数丈许”。南朝王韶之撰写的《始兴记》中,有一段关于开采银矿的较详细的记述,“英德、清远,其山传有银矿者..其矿或红如乱丝,或白如草根,或衔黑石,或有脉,谓之龙口。循龙口挖之,浅者一、二丈,深者四、五丈,有焦路灶土然,斯矿苗也。又挖则矿见矣。由微而盛,盛而复微,或如串珠,或如瓜蔓;微则渐绝,绝复寻焦,焦复见矿,若焦已绝,则又盘荒也”。王隐《晋书·地道记》载有开采金矿的两段文字。其一曰:“鄱阳乐安出黄金,凿土十余丈,披沙之中,所得者大如豆,小如粟米”。这是开采沙金矿。其二曰:“金乡县多山,所治名金山。山北有凿石为冢,深十余丈,隧长三十丈,旁却入为室三方。云得白免不葬,更葬南口,凿而得金,故曰金山。故冢今在,或云汉昌邑所作,或云秦时”。这是偶尔发现的山金矿。  

冶金业

 
  三国曹魏,鉴于“盐铁之利,足赡军国之用”,仍实行盐铁官营。《三国志·蜀志·王连传》载刘备任王连为司盐校尉,“校盐铁之利”,“有裨国用”,又设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引吴黄武五年(228)“采武昌山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皆是南钢越炭作之”。
 
  三国到南北朝时期的长期战乱,严重破坏了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但由于军事和农业生产的需要,冶铁业仍具有一定规模,后赵、南燕在丰国、绳池、商山设有铁冶。北魏时经济逐渐恢复,《魏书·食货志》记载:“其铸铁为农具兵刃,在所有之”,西至长安,东尽即墨,营造器中,必尽坚精,相州牵口冶(今河南濬县)尤以锻炼军刀著称。北周在夏阳(陕西韩城)设铁冶,“每月役八千人,营造军器”。渑池北魏铁器窖藏共出土各类铁器60多种,4000余件,总重3500公斤。《梁书·康绚传》记述修筑浮山堰时,曾用东西二冶铁器数千万斤沉于堰所,可见北方和南方冶铁业都有相当的规模和生产能力。
 
  北方人口和技术南迁,使南方地区的矿冶业进一步发展。西晋在安徽贵池和湖北武昌设梅根、和塘两冶。东晋在江南诸郡县设冶令和丞。《晋书·庾亮传》记邓岳在广州“大开鼓铸,诸夷因此知造兵器”,所用技术是由浙江会稽郡传去的。南朝时,建康有左右冶,尚方有东西冶,扬州成为冶铸中心,上虞谢平和尚方匠师黄文庆号称中国绝手。
 
  铁范、生铁范铸术和铸铁柔化术等在汉代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百炼钢已相当成熟,魏、蜀、吴三国都用之锻制刀剑。曹操曾令工师制作“百辟利器”,曹丕《典论·剑铭》说:“选兹良金,命彼国工,精而炼之,至于百辟”,制成的刀剑有美丽的纹理,文似灵龟,“采似丹露”,“理似坚冰”,“曜似朝日”。《太平御览》卷346引《刀剑录》称:“蜀主刘备令蒲元造刀五千口,皆连环,及刃口刻七十二湅”。《古今注·舆服》称:“吴大帝有宝剑三..一曰百炼,二曰青犊,三曰漏景”。陈琳《武军赋》称:“铠则东胡阙巩,百炼精刚”。《晋书》记述赫连勃勃命将作大匠比干阿利造五兵之器,“射甲不入,即斩弓人,如其入也,便斩铠匠,又造百炼刚刃为龙雀大环,号曰大夏龙雀”。由此可见,一些少数民族也已掌握这项技术,并用于铠甲和兵器制作。
 
  此外,在制钢技术方面出现了新的突破。《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四十五“石部”引陶弘景语:“钢铁是杂炼生鍒作刀镰者”,这是最早明确记载用生铁和熟铁合炼成钢(即灌钢)的文献资料。东汉王粲《刀铭》: “灌辟以数”,晋张协《七命》:“乃炼乃烁,万辟千灌”,这些词句似乎表明类似的工艺在汉末、晋代已经出现。北齐的綦母怀文用灌钢法造宿铁刀,“其法,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钢。以柔铁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斩甲过三十札”。“生”指的是生铁,“柔”指的是熟铁。先把含碳高的生铁溶化,浇灌到熟铁上,使碳渗入熟铁,增加熟铁的含碳量,然后分别用牲尿和牲脂淬火成钢。牲畜尿中含有盐分,用它作淬火冷却介质,冷却速度比水快,淬火后的钢较用水淬火的钢硬;用牲畜的脂肪冷却淬火,冷却速度比水慢,淬火后的钢比用水淬火的钢韧。由此可知,当时不但炼钢技术有较大的发展,淬火工艺也有了提高。灌钢法在坩锅炼钢法发明之前是一种先进的炼钢技术,对后世有重大的影响。
 
  冶铸中的鼓风技术,也有了重大进步。三国时魏国的韩暨在官营冶铁工场中改进和推广应用水排,计其利益比马排、人排增加了三倍。这种鼓风水排,节省了人力、畜力,提高了生产效率,为后代广为流传使用。
 
  这一时期的铜产地主要在河南、山东、四川、江苏、湖北等省。金、银、铅、锡也有一定开采量。据《魏书·食货志》记载,恒农郡(河南陕县)铜青谷矿每斗可得铜五两四铢,河内郡(河南沁阳)王屋山矿每斗得铜八两(含铜量约2.5~3.5%),长安骊山银矿每二石得银七两,白登山银矿(今山西大同)每八石得银七两(含银量约0.2~0.6%)。总的来说,有色金属的生产仍处于恢复和缓慢发展的阶段。
 
  除青铜外,黄铜和白铜在此期间已有冶炼和使用。《太平御览》卷八三引曹魏钟会《刍荛记》:“秀生似禾,鍮石像金”。晋王嘉《拾遗记》说:以鍮石、珷块为隄岸”。梁宗懔《荆梦岁时记》称:“七月七日,是夕人家妇女或以金、银、鍮石为针。”这里的鍮石,即是现代的黄铜。至于如何炼得,尚待进一步研究。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说:“螳螂县因山而得名,出银、铅、白铜、杂药”,螳螂又作堂琅,即今云南会泽、巧家一带,这里的白铜当即指镍白铜。  

机械制造业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机械制造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并且出现了一位机械大师马钧。
 
  马钧,字德衡,曹魏时扶风(今陕西兴平东南)人,是一位杰出的机械发明家。他的突出成就是改进织机和发明(或改进)翻车。据《三国志·方技传·杜夔传》注称:“时有扶风马钧,巧思绝世,傅玄序之曰: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为博士,居贫,乃思绫机之变。..旧绫机五十综者五十蹑,六十综者六十蹑。先生患其丧工费日,乃皆易以十二蹑,其奇文易变,因感而作者,犹自然之成形,阴阳之无穷。”由于绫机的改良简化,使操作简易方便,提高了生产效率。这种新绫机很快就得到推广应用,促进了丝织业的发展。杨泉《织妇赋》描写织绸女工“节奏相应,五声激扬,..屈申舒缩,沈厚抑扬”。
 
  据《后汉书·张让传》记载,东汉毕岚曾“作翻车”,供洒道之用。这在马钧之前约半个世纪。但毕岚的翻车是否就是后世的龙骨水车,不得而知。而马钧所作之翻车,则无疑是用于农业排灌的龙骨水车。其结构精巧,“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可连续不断地提水,效率比其他提水工具高得多,并且运转轻快省力,儿童都可操作。所以马钧应是龙骨水车的发明者,至少可以说他是继毕岚之后,对翻车作了重大改革,并用于农业排灌的革新家。翻车问世后,迅速得到推广,并沿用至今。在近代水泵发明之前,翻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提水工具之一,对灌溉农田,发展农业生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钧还制成了久已失传的指南车。关于马钧作指南车的问题,以及与高堂隆、秦朗在宫廷上的争论,史书上有很生动的描写。其后的祖冲之曾将一辆只有外壳的指南车,制作安装了内部机构,予以修复。但宋代以前史书关于指南车的记载都较简略。直到宋代,燕肃于1027年,吴德仁于1107年又先后制造了指南车,《宋史》详细地记载了指南车的内部构造。据此,人们才对指南车有了更具体的了解。
 
  马钧还改进了连弩和发石车,又利用机械传动装置,创造了以木为轮,以水为动力变化万端的水转木偶百戏。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成就卓著的机械发明家,如杜预刘景宣祖冲之等。他们在发明或改进各种机械,如先进的农业加工机械--畜力连机磨,水转连磨,水力连机碓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交通运输工具

 
  三国以前,陆上运输所用的车辆,多数是双轮车。双轮车只适用于在平地大道上行驶,而在山间小路上则无法使用。三国时,蜀汉在与曹魏的战争中,由于山道运粮困难,运输工具亟待解决。这时,蒲元发明了独轮车--“木牛”,“廉仰双辕,人行六尺,牛(指木牛)行四步,人载一岁之粮也”(《蒲元别传》)。这种独轮车适用于在崎岖小道上行走,一千多年来一直被广泛使用。
 
  造船技术在这一时期也有很大的发展。孙吴政权建立不久,就拥有船舰五千余艘,并不断派出较大规模的船队,北航辽东,南通南海。其中大船上下五层,可载三千人。晋在作灭吴准备时发明将许多小船拼装成一艘大船的造船方法。这种大船称为“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晋书·王濬传》)。这一时期的造船数量很大,东晋安帝时,建康一次风灾,所毁官商船只约达万艘;北魏神三年(430),在冀、定、相三州造船即达三千艘。由此可见造船业之发达,如何提高船行速度,是船舶设计建造中的重要问题。祖冲之造“千里船”,可“日行百余里”,有人认为这是利用轮桨的车船。关于车船的最早明确记载,出现在唐代。《旧唐书·李皋传》载有李皋设计的新型战船,“挟二轮蹈之,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梁侯景军中有160桨的高速快艇“鵃”,“去来趣袭,捷过风电”;这是史书所见船桨数量最多的快艇,后世快艇大都在40至60桨之间。船用设备亦有改进,如船尾已采用升降舵,帆的面积逐渐加大,大帆用布120幅,高9丈,并注意到帆的方位,以利于充分发挥风帆效率提高船速。  

兵器制造业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的需要,攻城略地的战略战术以及攻防器械和兵器制造,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在攻守器具方面,有火车、发石车、钩车、虾蟆车等。梁侯景在制作攻城器械方面尤为突出,曾“设百尺楼车”,又造飞楼、撞车、登城车、钩堞木、阶道车、火车等,“并高数丈,一车至二十轮”。攻防器械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在官渡之战中,先是曹军失利,袁绍军“为高橹,起土山,射营中”,使曹军“大惧”。曹操便令制造发石车,摧毁了袁军的楼车,于是曹军转危为安。这种发石车被袁军称为“霹雳车”。在兵器制造方面,诸葛亮改造前人连弩制成一种新式连弩,取名“元戎”,它具有简单的自动发射性能。两晋时弩机趋于大型化,《晋书·舆服志》称:“中朝大弩卤簿,以神弩二十张夹道,..刘裕击卢循,军中多万钧神弩,所至莫不摧折”。三国时,刀已安上长柄,作为长兵器使用。刀的质量也比前代提高了,蒲元为诸葛亮造刀三千口,用这种刀劈砍装满铁珠的竹筒,象斩草一样。两晋和南北朝,兵器的质量又有了新的突破,东晋时发明横法钢,以制刀剑,锋利无比;南朝时改进了灌钢技术,提高了钢的质量,从而有利于制造兵器;北齐綦母怀文所造钢刀,据说能斩铁如泥。两晋、南北朝的兵器种类,除承袭前代的刀、矛、剑之外,还增加了少数民族的杂色兵器,如鞭、锏之类。原来的戟,已很少用于战阵,而多用于仪仗,矛也逐渐演变为枪。  

造纸业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造纸技术比汉代已有明显进步。通过对出土汉纸和三国两晋南北朝纸进行检验,即证明了这一点。汉纸白度差,表面不甚平滑,结构不紧,纸面上纤维束较多,纤维帚化度低,帘纹不显,纸质粗厚。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的纸则白度增加,表面较平滑,结构较紧凑,纤维束较少,有明显的帘纹,纸质较细薄。有的晋纸纤维帚化度达到70%,已接近机制纸。
 
  汉代造纸术发明后,在书写纪事材料方面,还是纸与缣帛和简牍并用,纸还不足以完全取代简帛。这种情况,到晋时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晋代已能造出大量洁白平滑而又方正的纸,人们不再使用昂贵的缣帛和笨重的简牍来书写,而逐步习惯于用纸。最后纸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书写材料,彻底淘汰了简牍。随着造纸术的进步和推广,这一时期的南北各地都建立了官私纸坊。北方以洛阳、长安及山西河北山东等地为中心;浙江会稽安徽南部和建业、扬州、广州等地则为南方的造纸中心。当时主要生产麻纸、桑皮纸和楮皮纸。浙江嵊县剡溪沿岸是藤纸中心。由于藤纸质地优良,曾名噪一时。但在南方仍以麻纸为大宗。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造纸原料,以麻料为主,此外还采用其他韧皮纤维原料如楮皮、桑皮、藤皮等,有时还将树皮纤维和麻料混合起来造纸。造纸原料的扩大,与造纸技术的革新是密切相关的。这一时期的造纸,已在沤制脱胶,碱液蒸煮,舂捣,漂洗,打浆,抄纸等工序上更加精细,如舂捣已不止进行一次,并一般以碓代替杵臼,打浆度有显著增加。为改善纸的性能,晋代已有施胶技术,早期的施胶剂是植物淀粉糊剂,或将其掺入纸浆中,或刷在纸面上,再予以砑光。这样处理的纸在书写时就不会发生走墨、晕染等现象。在设备方面,出现了活动的帘床纸模,即用一个活动的竹帘放在框架上,因而可反复捞取成千上万张湿纸,并且这种先进的抄纸工具,能抄出紧薄而匀细的纸面。这是造纸技术中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革新。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纸的加工技术也有了发展,其中较重要的加工技术是表面涂布,即将白色矿物细粉用胶粘剂或淀粉糊刷在纸面上,再予以砑光。这样,既可增加纸的白度和平滑度,又可减少透光度,使纸面紧密,吸墨性好。对纸张加工的另一技术是所谓的“潢治”之法。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有专篇叙述染潢法:“凡打纸,欲生则坚厚,特宜入潢。..蘖熟后,漉滓捣而煮之,布囊压讫,复捣煮之,凡三捣三煮,添和纯汁者,其省四倍,又弥明净。写书经夏然后入潢,缝不绽解。其新写者,须以熨斗缝缝熨而潢之。不尔,入则零落矣。”这样一整套入潢法,其目的不仅在于染色,更重要的在于借黄蘗药力以防虫蛀。另外,书中还叙述了利用“雌黄治书”以防虫蛀的方法。  

陶瓷业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烧制瓷器的生产技术已进入更成熟的阶段。
 
  当时南方以青瓷为主,北方以白瓷为主,间有黑瓷等。三国时,各地的瓷窑都用当地的瓷土作为制坯原料,而西晋的越窑则可能有意识地选用了铁、钛含量较高的瓷土作为坯料,使胎烧成灰色,对釉起衬托作用,并使釉青中带灰,色调比较沉静①。这一时期,南方各青瓷窑场都使用石灰釉。由石灰石和瓷土配成的石灰釉,其特点是光泽好,透明度高。而黑釉则是用含铁量很高的紫金土配制。北魏时期,青瓷烧造技术传到中原,以后又发展了黑瓷和白瓷。而白瓷的产生,为我国制瓷工业开辟了广阔的前程。早期的白瓷,胎料经过淘练,比较细白,釉层薄而滋润,呈乳白色,但仍普遍泛青,有些釉层厚的地方呈现青色,说明它脱胎于青瓷。北方青瓷、黑瓷、白瓷的烧制成功,为以后唐、宋时期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准备了技术条件和打下了基础。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陶器,在南方作为日用器皿的数量并不多,大量流行的是明器。北方的铅釉器在三国至东晋时期已日趋衰落,北魏以后才开始复兴,并在汉代传统基础上有了改进,其用途日益扩大,花色品种增加,施釉方式也增多了,或黄地加绿彩,或白地加绿彩,或黄、绿、褐三色并用;从汉代的单色釉向多色釉迈进了一步,并为过渡到唐代三彩陶器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陶塑艺术不甚发达,制作简陋,形态呆板,数量不多。但北朝的陶塑艺术则突破了生硬的作风,注意了神态的刻划,因而造型优美。这一时期的建筑用陶,继续得到发展,砖瓦的生产规模较大,产量质量都有所提高。砖瓦的大小、形制均不同于汉代,花纹瓦少见,大多数是素面瓦。瓦当上的卷云纹渐被莲花纹所代替。吉祥文字仍旧流行,并出现印有纪年的瓦当。北魏已使用了琉璃瓦,施浅绿色的釉。砖除了有长方形素面砖和绳纹砖外,还有供装饰用的大小雕塑砖两种。其中一面塑有神态凶猛、巨口虬须,怒目獠牙的兽面,造型生动,气魄宏伟,有很高的艺术水平。  

石油天然气开发

 
  经过秦汉长达四百余年的大一统局面,社会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这就为三国两晋时期石油天然气的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同时,经过这四百年的凿井实践,也为石油天然气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基本的技术手段。
 
  首先,人们对酒泉延寿、高奴等地的石油苗有了新的认识。郦道元在《水经·河水注三》写道:“酒泉延寿县南山出泉水,大如筥,注地为沟,水有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黄,后黑如凝膏,然极明,与膏无异,膏车及水碓缸甚佳,彼方人谓之石漆。水肥亦所在有之,非止高奴县水也。”这是对石油的形态、性质及用途所作的详细和真实的记录。其中还明确指出石油非高奴独有。从上述材料中还可以发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石油不但被用于照明,而且还用作润滑剂,“膏车及水碓缸”。
 
  随着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强,新疆地区与内地的联系更加密切,这时史书中出现新疆石油的最早记载。《北史》中记载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县一带)“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数里入地,甚臭”。这里讲的“流出成川”者即石油在地表风化后,大量流出的现象。当时人们把这种石油视作灵丹妙药,认为“服之发齿已落者能令更生,病人服之皆愈”。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也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了石油的药用价值。17世纪中亚地区的人们认识到巴库地区石油的药用价值。19世纪初,美国的丹纳用石油制成药品,号称可医治百病。相比之下,中国对石油药用性的认识,要比世界其他地区早得多。
 
  此外,这一时期在石油应用上还有一项重大突破。石油密度比水小,可以漂浮在水面燃烧,不易被扑灭。根据这个特性,人们首次将石油用作火攻原料。北周武帝宣政年间(578),突厥围攻酒泉,酒泉人以石油为燃料,焚烧突厥攻城器具,突厥人用水扑火,火不但不灭,反而愈烧愈旺,突厥军大败。这样酒泉城才未被突厥军占领。这个战例,在中国军事史和石油应用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
地位。此后石油逐渐成为火攻武器的重要原料。
 
  人们在对石油认识加深的同时,对天然气的开发利用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国时期,蜀相诸葛亮曾亲往临邛,观看天然气井的壮观景象。这时临邛的天然气井“深六十余丈”,如果折成现行公制,相当于138.24米。这样深的井,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天然气井挖凿成功后,如何采气便于利用,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天然气井采气的最早记录见于晋朝张华《博物志》。书中记述临邛天然气井“执盆盖井上煮盐”的采气法。说明最早的采气装置是“盆”,即煮盐的铁盆,反盖在井上,使井底上升的天然气不致扩散和泄溢。然后“以竹木投以取火”。这就起到采气和利用热能的作用,从而成功地开发浅层天然气。此外,人们还掌握了竹筒采集储存天然气的技术。
 
  这时的天然气,不但被广泛应用,还成为文学作品的重要素材。著名文学家郭璞在其《盐池赋》中写道:“饴戎见轸于西邻,火井擅奇乎巴濮”。左思更有“火井沉荧于幽泉,高焰飞煽于天垂”的佳句。大书法家王羲之因听说四川天然气奇景,写信问友人具体情况,而给后人留下了千古名帖。秦汉时期,天然气井仅限于巴蜀及陕西少数地区。魏晋时期,发现天然气苗的地区有所扩大。据《博物志》记载,酒泉延寿的人们不但发现了石油,而且也发现了天然气喷出地面燃烧的情况。值得一提的是,《晋书》中记载炎熙元年(306)五月,“范阳国地燃,可以爨”。地燃即天然气喷出地表燃烧的现象。当时范阳国辖境,相当于今河北涞源以东,固安、永清以西,徐水、容城以北,北京房山区以南的地区,就是今华北油田所在地。一千六百多年前,我国人民就在这里发现天然气,并用于烧饭,这是很了不起的。不久,人们又在这一地区幽州遒县发现了天然气。魏晋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提高,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能力也不断加强,虽然这时还摆脱不了神秘主义的桎梏,认为石油、天然气为“异物”,但对它的产状、性质及用途已有较深刻的了解,并大胆地将这些“异物”用于生产生活的许多领域。这一时期对石油苗、天然气苗的记载,为我国石油、天然气工业的兴起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发现油气显示较多的地区,如玉门、延长、新疆、四川等,都成为后来石油、天然气勘探的重要地区。我国早期的油气田正是在这些史料所提供的范围内建成的。因此,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可以说是我国开发利用石油、天然气的一个重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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