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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4992 次 历史版本 0个 创建者:jinling (2011/6/14 10:16:30)  最新编辑:jinling (2011/6/14 10:16:30)
炭河里西周城址
拼音:Tànhélǐ Xīzhōu chéngzhǐ (Tanheli Xizhou chengzhi)
同义词条:炭河里遗址,湖南宁乡炭河里西周城址,宁乡炭河里西周城址,宁乡炭河里遗址,炭河里西周方国都城遗址,湖南宁乡炭河里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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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宁乡炭河里西周城址
湖南宁乡炭河里西周城址


  炭河里遗址位于湘江下游支流——沩水上游的黄材盆地,隶属宁乡县黄材镇寨子村。遗址发现于1963年,当年在遗址东南部黄材河与其支流溪河的交汇处大水冲出一件商代提梁卣,高至喜先生前往现场调查发现了该遗址。1973年,湖南省博物馆又对遗址进行了小面积发掘,从而基本认定了遗址的年代为商周时期。


考古发现


  发现、解剖并确认了西周时期的城墙,揭露2座大型人工黄土台建筑基址,清理出2座可能为宫殿建筑的大型房屋遗迹。在城内外均发现了与城墙同时的壕沟线索,并对壕沟的走向、形成原因、沟内堆积情况及时代等进行了发掘。在城外台地上发现清理了西周时期小型贵族墓葬7座,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和玉器。

  西周时期古城址是首次在湖南发现,在整个南方地区也不多见。炭河里西周方国都城遗址的发现,对研究湖南地方史、地方青铜文化和早期国家社会的形成等具有重大意义。找到了备受学术界关注的“宁乡铜器群”所属的考古学文化,为湘江流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商周青铜文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

  20世纪30年代以来,湖南宁乡炭河里遗址和周围邻近地区陆续出土了多批商周青铜器,达300余件,其中大部分出在以遗址为中心直径不到2公里的范围内。如四羊方尊(1938年出土)、人面方鼎兽面纹瓿(内贮224件铜斧)、“癸”卣(内有环、玦、管等玉器320余件)、“戈”卣(内有珠、管等玉器1170余件)、云纹铙(伴出环、玦、虎、鱼等精美玉器)、象纹大铙(重221.5公斤)等无一不是中国商周青铜器中的上品,被考古界称为“宁乡青铜器群”。宁乡籍此以青铜器之乡享誉海内外。

  1963年,湖南省考古所确认炭河里遗址为一处西周遗址。2001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炭河里遗址进行试掘,发现这里有大型土台建筑遗迹。2003年11月初至2004年12月底,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两次共发掘了近3000平方米的面积。

  发现、解剖并确认了西周时期的城墙,揭露2座大型人工黄土台建筑基址,清理出2座可能为宫殿建筑的大型房屋遗迹。在城内外均发现了与城墙同时的壕沟线索,并对壕沟的走向、形成原因、沟内堆积情况及时代等进行了发掘。在城外台地上发现清理了西周时期小型贵族墓葬7座,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玉器和陶器。

考古分析


宁乡黄材及周边出土商周青铜器地点示意图
宁乡黄材及周边出土商周青铜器地点示意图
  1. 通过在遗址南面黄材河对岸进行的地貌考察和探沟发掘工作,找到了两条古旧河岸的痕迹。其中,北边距离现黄材河南岸约50米处的河堤痕迹很明显,经访问得知为1969年大水之前的黄材河南岸河堤。而南边距离现黄材河南岸约150米处隐约可见一古河岸痕迹,经钻探和发掘了解到,该处以南的地层堆积在耕土层下有商周时期文化层, 而该处以北范围内均为2米以上的淤土和砂砾层, 是典型的河相堆积, 这似可证明黄材河商周以后大约向北移动了百数十米,从而冲毁了城墙和城址。遗址东面溪河的目前状况是1953年在洪水冲刷的基础上人工改道形成的,其老河堤现在遗址东北面200余米处清晰可见。看来炭河里遗址及城墙目前保存状况的形成的确与黄材河及塅溪的改道有直接关系。

  2.壕沟的多处解剖和清理发现,城内的2条壕沟虽均宽15米、深2.5米左右,但沟内堆积情况却完全不同。北边靠近城墙的壕沟(编号G6)底部有较厚的灰色淤泥层,且包含物很少,沟上部的晚期堆积较厚,而南边距离宫殿区较近的壕沟(编号G5)底部淤泥很少,有厚约1.5米左右的灰土堆积层并含有密集的商周时期陶片。这说明G5废弃堆积的年代与城的使用年代同时,其形成年代当早于城墙,其废弃很可能与城墙的建造有因果关系。我们推测G5是现存城墙修建之前炭河里遗址的外围环壕,后因遗址扩大并修筑城墙而被废弃并沦为城内生活垃圾的倾倒所,而G6的形成应与城墙有直接关系,从沟两侧自然土质和沟的体积与城墙主体部分土质和土方量基本一致来看,它应该是修建城墙时取土形成的,而且沟内堆积情况表明,其形成后应一直作为城内排水设施使用,其废弃年代也应与城墙相同。城外壕沟(编号G9)仅在一处进行了解剖发掘,但钻探结果表明其与城墙走向一致,沟内堆积为淤泥夹河卵石,沟两侧被其打破的次生黄土层与城墙基础部分堆积的土质土色无异。由此证明炭河里城墙是两边取土中间筑墙形成的,城内外两条壕沟均具有排水功能。这与长江以北地区目前所见城址的情况相比有显着特点,却很适合黄材盆地周围山高水急、来去迅速的水文环境。另外, G5出土了大量陶器,目前已修复200余件,这批陶器不仅是我们判定炭河里城址的年代、也是对以炭河里城址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和性质研究的关键材料。

  3.宫殿区因为不便轻易处理已揭露的两座大型建筑基址(即F1、F2) ,我们仅选择在两座基址之间较小范围内继续进行发掘,同时对两座基址进行了解剖。结果表明,在这两座基址下面还有三个时期的建筑遗迹,可依地层本身将炭河里遗址宫殿区现存堆积划分为从早到晚的四个时期,除第1期可能为普通居民生活区外,第2~4期均为宫殿建筑分布区。据此,我们推测第2~4期与城的使用年代大致相始终,但不排除可能有晚于第4期的堆积被破坏和冲毁。第1期的年代可能略早于城墙而与居址区外围环壕G5的形成和使用年代同时。

  4.上述工作的同时,我们组织专门队伍在城址周围台地和低山进行了近半年的钻探调查,特别是以往出土过铜器的地点附近。但始终未发现可能与城址相关的主要墓葬区,仅在城址西北部“新屋组”台地上找到十数个零星分布的小型墓葬,其中有西周墓7、春秋墓2、战国墓3座。可喜的是7座西周墓虽然规格较小,但均出土铜器和玉器,我们判定其墓主人身份应为中下层贵族。这批墓葬的发现和清理,对于建立炭河里城址与以往出土铜器群之间的联系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炭河里城址的年代、文化面貌和性质等问题,发掘简报和拙着《炭河里城址的发现和宁乡铜器群再研究》一文主要根据G5出土陶器中外来因素器类与中原及邻近地区同类器的比较,再参之城址各重要遗迹出土遗物以及各遗迹之间的早晚逻辑关系,初步认定城址的始建年代不早于商末周初、使用年代主要为西周早中期、废弃年代约为西周晚期前后。从陶器分析来看,炭河里城址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以本地文化因素为主体,同时包含可能来源于湖北东南部、洞庭湖西北部和中原地区商周文化的特征性因素,表明它是一支地方性的考古学文化。不过,外来文化尤其是商文化因素占有相当分量,器类有鬲、簋、假腹豆等,周文化因素,如鬲、簋等也有少量出土,特别是大量出土 的仿铜陶鼎形制与中原地区商末周初至西周时期的铜鼎几乎完全一致。再加上高规格的宫殿建筑及其与中原地区商文化一致的城址或宫殿基址均非正南北向而略偏东的特点以及墓葬中随葬玉器的作风等, 又似乎表明以中原商周文化为主体的外来文化传统不仅在当地的日常生活尤其在礼制方面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所以, 我们认为以炭河里城址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是一支外来势力与本地文化融合并存的地方青铜文化,可以命名为“炭河里文化”。

  炭河里城址面积较大,城内外均有壕沟;城内几个时期的宫殿基址规模宏大、作工讲究, 规格应很高;城内文化堆积层中发现较多的小件铜器、铜器残片和铜块等,城外西周墓葬中出土的多数铜器地方特点明显, 无疑为当地铸造, 推测城内应该有铸铜作坊;而且, 城址周围及附近地区历年来出土了大量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种种迹象表明它们和炭河里城址有密切关系。因此, 炭河里城址应该是主要存在于西周时期但独立于西周王朝之外的湘江下游地区地方青铜文化或方国的中心聚落或都邑。与炭河里遗址面貌相同的考古学文化遗存除分布于黄材盆地( 调查材料显示城址周围台地上零星分布的同类遗址点另有数处, 其中出土人面方鼎的胜溪村新屋湾一地点2001 年进行了小面积发掘,发现残存的壕沟一段,并出土大量西周时期陶片) 外,目前所见还有位于沩水入湘江河口处的望城县高砂脊遗址。高砂脊遗址1996、1999年进行了两次发掘%&, 遗址居址区遭严重破坏,仅发现一批墓葬。其中2座墓主要随葬铜器,墓底形状为长方形并有棺类葬具痕迹,其余17 座墓形状不甚规则,坑内陶器多有意打碎后分层放置,与岳阳温家山商代晚期墓群埋葬习俗相同,应是没有棺类葬具的贫民墓葬。

商代早期三苗地域图
商代早期三苗地域图
  比较炭河里和高砂脊两处遗存,有如下诸多共同点,可见两者属于同一个考古学文化:

  1.陶器所反映的文化面貌和属性相同。如:陶质均以夹砂陶为主,陶色多呈红褐色,均有少量红胎黑皮陶和硬陶,纹饰均以方格纹为主,器形多为圜底、三足和圈足器,平底器较少。器类组合和文化属性均主要包含本地土着因素和以商周文化为代表的外来因素两大类,其中本地因素的器类如宽折沿的和 形鼎、高领罐、、碗、器盖和硬陶罐、 等均为两地大宗器类,外来因素器类如仿铜陶鼎、鬲、簋、盆、尊等两地均见。

  2.铜器的种类和文化属性接近。如均以鼎为主,此外如尊、矛、削、斧、刮刀、车軎形器等两地均见。从文化属性来看,均分为商式、融合式和土着式三组,特别是土着式器类如宽折沿釡形鼎、斧、刮刀、车軎形器等形制完全相同。

  3.两地墓葬的埋藏习俗类似。炭河里发现的7座小型中下层贵族墓,开口保存较好的2座上部为椭圆形,与高砂脊5号墓相同;墓底均为长方形,其中2座有棺类葬具痕迹,与高砂脊2座铜器墓一致;炭河里没有发现贫民墓,无法比较,但两地墓葬流行用陶器或铜器残片随葬且随意摆放的现象惊人地相似。

  4.遗存年代和所处地域一致。高砂脊遗存的年代从发表的墓葬材料来看主要为西周早中期,与炭河里城址年代一致。地域上高砂脊在沩水入湘江口,炭河里在沩水上游,均处同一水系的干流两岸,相距不过百余公里,可浮舟三日一个来回,何其便利。

  当然,炭河里与高砂脊也有一些差别,如:高砂脊陶器中商文化因素不及炭河里多、也不够典型,其仿铜陶鼎不象炭河里是典型中原铜鼎的风格,而带有明显的地方特点,类似早期越式鼎,也不见炭河里较多见的殷式簋;高砂脊陶器无论质地、大小规格、火候、作工等方面均不如炭河里;高砂脊的两座铜器墓形制远大于炭河里已发掘的几座西周墓,随葬铜器的数量和精美程度至少不亚于后者,但均不见玉器等等。不过,我们认为这是遗址的聚落等级不同造成的。炭河里遗址有城、大型宫殿建筑等,毫无疑义是本区域最高等级的聚落,是炭河里文化的政治中心所在地,而高砂脊很可能是隶属于以炭河里为中心的政治集团或方国的次级聚落,故而其外来文化因素相对较少,而可能是高砂脊当地最高统治者的两座铜器墓虽然随葬铜器较多却没有资格随葬玉器,表明其地位尚不及炭河里的中下层贵族。高砂脊遗址的文化性质属于炭河里文化这一点的确认,让我们有理由推测炭河里文化的分布范围应是以沩水流域为主要区域并有可能包括北到资水下游南岸的今益阳、桃江、安化,南到湘江及其支流涟水流域的今湘潭、湘乡、双峰、涟源、娄底等县市的湘江下游西部地区。炭河里城址、墓葬的发现和发掘以及城址年代、文化性质等的初步认定,为我们探讨遗址与周围地区以往出土的商周铜器群之间的联系,确认宁乡铜器群的文化背景,进而对整个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明的起源、发展等重要学术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通过对大量考古材料及线索的分析和逻辑推理,我们认为炭河里城址与宁乡铜器群关系密切,同为炭河里文化的不同内涵,即城址与铜器群的主人属于同一个政治集团或人群。理由是:

  1、地理位置重合。城址位于黄材盆地西部,而铜器群出土地点正好以城址周围分布最密集。以往出土的许多重要铜器大多数就分布在城址周围不到2公里的范围内,据统计已达250余件,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人面纹方鼎、“戈”卣、“癸 ”卣、“己”分裆鼎、云纹铙、兽面纹瓿、“ 父乙”涡纹等。另外,出土虎食人卣的沩山和出土四羊方尊、象纹大铙的月山铺分别位于黄材河及塅溪河上游山区,曾经出土数十件铜铙的老粮仓地区与黄材盆地也仅一山之隔,最远距离均不超过20公里,这些铜器无疑是基于某种方式从黄材盆地内流散过去的。

  2.年代吻合。如前所述,炭河里城址的主要存在时期为西周时期,遗址的最早年代可能到商末。铜器群的年代,虽然按照中原地区的断代标准来看大多数的铸造年代应为商代晚期,但也有明显为商末周初和西周时期的,同时也不能完全排除有些现在断为商代晚期的铜器铸造于西周时期的可能性。况且,即使是铸造于商代晚期的铜器,其在西周甚至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被使用或埋藏均合乎情理。

  3.文化等级上正相匹配。炭河里城址的高墙宽壕和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显示其决非普通聚落,而是一定范围内区域文化的中心都邑,青铜器作为当时最先进的技术产品,必定为某一政治集团或国家的上层阶层所垄断和支配。所以,炭河里城址和周围出土的铜器群应该属于同一个政治集团的最高权力阶层。

  4.城址内出土的铜器、玉器等遗物显示其与周围地区出土的铜器群有直接联系。如:前述1963年黄材河与 溪河交汇处发现的“癸 ”卣(注,-) ,器表纹饰无任何磨损,内贮玉器未曾散落,可断定不曾发生长距离位移。其出土处大致位于城址中心区,可证该器原本是城内窖藏或祭祀所埋之物。该器铭文的“ ”字也见于城外出土的分裆鼎和涡纹 上。器内所贮1170余件玉器,绝大多数为管、珠类,还有少量 、环等,与城外出土的“戈”卣中所贮玉器种类一致,玉质和工艺也相同。2001年夏在城址东面1.5公里处黄材河中发现的特大兽面纹瓿,肩部四个牺首已不见,口沿和圈足有残损、器表纹饰有明显消磨痕迹,应该是埋藏于城内之物被河水冲下去的。2005年城内壕沟G5⑥层出土的1件小铜斧,形制与1959年寨子山出土的兽面纹瓿(注$%&)中所贮224件小铜斧完全一致。

  5.城外墓葬的年代与城址及铜器群相同,分布地点也在共同的小区域内,墓葬出土遗物分别与城址和以往出土的铜器群有诸多联系,证明三者是一体的,是同一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内涵。如:墓葬周围台地及填土中多见与城内面貌一致的陶片。墓葬出土的铜器既有中原商文化风格的器类,也有地方特点作品,主要有鼎、卣、爵、尊、刮刀等,除不见铙外,其它与铜器群种类基本一致。玉器亦以管、珠为主,见少量 、环等,种类和工艺都与“癸 ”卣、“戈”卣中所藏玉器相同。也许有人会认为,宁乡铜器群中有一批铜器的年代为商代,而炭河里城址的年代为西周,年代上似乎不太吻合。我们认为,这并不能成为炭河里城址与宁乡铜器群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的反证。大家知道,铜器为耐用品,商代铜器在西周乃至更晚的时期被使用和埋藏不难理解,在考古发现中这样的实例不胜枚举。况且,宁乡出土的铜器中也有一些明显属于商末周初或西周前期的,如人面方鼎即有学者断为商末,“ 父乙” 涡纹 和2002年湖南省博物馆在月山铺乡龙泉村收集的铜等年代很明显属于西周时期。另外铜器本身的断代也不能绝对化,即使在中原地区,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的铜器很多时候也无法绝对区分,南方地区铸造的铜器更是如此,某些中原铜器的传统因素在南方地区延续的时间很长。而且到目前为止,湘江流域出土的商代铜器材料尚无一例可确证埋藏年代为商代者。

  城址和青铜器均属高等次的文化内涵或因素,对于商周时期的南方地区来说更是不可多见,而这两种因素同时在地理位置偏僻而非交通要道的宁乡黄材地区交集,单从概率上来说,两者之间也应该存在密切关系。

考古价值


  西周时期古城址是首次在湖南发现,在整个南方地区也不多见。炭河里西周方国都城遗址的发现,对研究湖南地方史、地方青铜文化和早期国家社会的形成等具有重大意义。找到了备受学术界关注的“宁乡铜器群”所属的考古学文化,为湘江流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商周青铜文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

宁乡青铜器之谜


湖南宁乡炭河里西周城址出土文物.
湖南宁乡炭河里西周城址出土文物.
  宁乡青铜器的发现主要集中在黄材及其周边,其总数达300余件。而其中出土的四羊方尊、人面纹方鼎、虎食人卣、象纹大铜铙、兽面纹提梁卣、兽面纹大铜瓿等均体现了我国商代青铜文化高度发展水平。这批青铜器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在形制上非常独特。如各种纹饰的大铜铙,在宁乡境内出土三十多件,其中老粮仓一次出土五件、一次出土十件。这在全国是非常罕见的发现。它们形体非常厚重,一般高80厘米左右,重约80公斤,其中月山铺出土的大铜铙,重达221.5公斤。如四羊方尊,造型非常奇巧,它以四只羊身组成器身,尊的肩部四角以立体羊首装饰。又如虎食人卣以一立虎为造型,口内衔一人。这些青铜器的造型,非常生动,而且也很写实,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同类青铜器所表现的庄严古朴具有明显不同,更显得清新秀丽。

  二是在纹饰上具有别样风格。如人面纹方鼎运用写实手法,以四个浮雕的人面作为主要器身装饰,在其他地区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中见所未见。大铜铙上的纹饰除个别饰以云纹装饰外,其它都以断面作半圆形的粗线条组成饕餮纹,这种纹饰风格在中原商周青铜器中也未见过。

  三是在冶铸上显得特别精致。如四羊方尊、虎食人卣、人面纹方鼎等,在铜、锡、锌的含量比例上与中原地区青铜器有所不同。其冶铸技术非常精湛,体现了中国古代青铜器工艺的最高水平。

  宁乡青铜器引起了考古界和史学界的高度关注。它们是何人何地铸造?原材料从何而来?铸造工艺技术从何而来?冶炼遗址在哪?这一系列问题,一直困扰着国内外的专家学者。

  关于宁乡青铜器何人何地铸造,有的专家学者认为是“贡品或外来民族带入宁乡的”。

  在殷商时期,宁乡这个地方便出现了地方王国,并经常接受来自黄河流域的诸多小国敬奉的“青铜器”贡品,这一点还可从宁乡青铜器带有典型的商朝中原工艺风格得到证明。

  炭河里古城址发掘后,考古界有了一种新观点,即“外来民族带来”。专家提出,古方国城的地理位置偏僻,不可能是本地土着民族的区域文化中心,同时在遗址里没有发现煤炭、制作材料和冶铸等生产作坊遗址,像四羊方尊这样铸造精良的青铜器只有掌握较高的冶铸技术、具有相当政治经济实力的实体才能铸造,因此“本地制造”青铜器的的可能性不大。另外,这里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些带有典型的中原风格,其铸造年代应该是商代,它的铸造地应该是在江汉平原地区,在周灭商前后,因受到强大的周王朝势力压迫,江汉平原地区的古方国便携带象征国家政权的青铜器与部分灭国南逃的商朝遗民迁居湘江流域。

  宁乡青铜器由中原传入宁乡的观点遭到了部分考古专家的质疑,他们认为是宁乡本地铸造。这些专家提出:宁乡青铜器出土地点偏僻,在几千年前的交通条件下,要将这些数百斤重的青铜重器从千里之外的黄河流域运来,谈何容易。湖南省博物馆原馆长熊传薪、高至喜等考古专家认为,可能是商朝中期以后,中原地区的一些铸造工匠南迁到长江,后到达黄材一带,他们利用长江中游出产的铜矿资料在湖南地域铸造的。

  宁乡青铜器之谜,困扰了几代考古专家和历史学家,至今还没有完全揭开。

  揭开宁乡青铜器之谜的关键是弄清三苗方国地望变迁史。

  拙文《揭开宁乡炭河里古城主人之谜》中论述下列观点:三苗在商代时应是退出了长江以北地区,凭借长江天堑与华夏集团对峙,不晚于商末周初由部落联盟变成了三苗方国,其都邑就是炭河里古城。

  三苗东部曾达到今江西鄱阳湖区。《战国策·魏策》“吴起云: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考古发现江西有三个重要的商代遗址,即位于赣水河西边的清江(现樟树市)吴城商代遗址和位于赣水河东岸的新干大洋洲商墓、牛头城商周遗址。据考古发掘,新干牛头城遗址及大洋洲墓为同一文化类别,但与相距约20公里的吴城遗址不属同一族群。

  大洋洲商墓于1989年出土了480多件铸造精美的青铜器,具有浓厚地方特色,这批青铜器上的虎形象特别引人注目,许多专家据此认为:牛头城商周遗址很可能是甲骨文中记载的“虎方”。

  吴城遗址至今尚未发现大型宫殿遗址和奴隶主墓葬,许多专家认为它不是一个方国都邑。其出土的大型青铜器也较少,铸造上限是商代晚期,与黄材周边出土的青铜器铸造上限相同。所以,吴城遗址应是商代时三苗东部的一个军事重镇,是为了防御赣水河对岸的“虎方”。

  “虎方”,是一个以虎为图腾崇拜的氏族。甲骨文中有关“虎方”的记载,只有一条卜辞(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6667):

  贞,令望乘暨举途虎方,十一月。

  举其途虎方,告于大甲,十一月。

  举其途虎方,告于丁,十一月。

  举其途虎方,告于祖乙,十一月。

  “途”有“征伐”义〔(5)〕,举、望为族名,这条卜辞的大意是商王为了征伐虎方,卜问是向先祖大甲还是祖丁、祖甲举行告祭才能得到保佑,取得胜利。大甲、祖丁、祖甲都是商王朝的名君,被视为战神,商王因战事向他们举行告祭,仅见于征伐鬼方、土方等少数劲敌,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虎方也很强大,商王对此很慎重。

  在商代,王师只有右、中、左三军,遇有重大军事行动,一般是以王师为骨干,辅以用兵地附近的氏族军。据彭明瀚、陈树详两先生考证:举是居住于湖北汉水支流举水流域的一个氏族(《试论商王朝对南土方国的战争》);据岛邦南先生考证:望位于亳南淮阴间,即今淮水上游北岸(《殷墟卜辞研究》第278页),所以商代末期虎方势力已发展到离此不远。

  据考古发掘,江西吴城古城于商末废弃了,应是被“虎方”方国攻取毁灭。江西省考古研究所于2002年发现了16具颅骨散落或叠压在吴城遗址的城壕沟土层里,其中两具颅骨有明显的被锐器砍伤的痕迹。经过DNA测试分析,初步推断出土个体在族属上接近苗瑶民族系统。苗瑶民族均为三苗后人,笔者推测吴城城破后,“虎方”人砍下了战俘——三苗人的头颅,祭祀苍天神明。从那时起三苗方国失去了东部大片土地,其东部势力范围退到了今湖南湖北江西交界处,其中铜矿资源丰富的铜岭被“虎方”占领。也引起了商王朝将战争的矛头指向了“虎方”。

  商王朝没有征服“虎方”。商末,“祝融之后、芈姓季连之苗裔鬻熊至周,事西伯昌(周文王)。鬻熊子熊丽始封于雎山之间” 。周初,诞生了一个新的诸侯国——楚国。“虎方”直到春秋时期才被楚国所灭。《左传·哀公四年》载:“(公元前491)楚人既克夷虎,乃谋北方”, 夷虎即 “虎方”,所以“虎方”当时处于楚国南部,即江汉以南。“虎方”是什么时候控制了江汉以南沿岸地区?笔者推测:西周中期(其理由后述)。从那时开始三苗方国东北部势力范围退到今湖南与湖北交界处。三苗方国原有土地并非全部由虎方占领,西周中期,北方的鄂国也南迁至今湖北鄂州市城区东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6—1997年对长沙望城高沙脊商周遗址进行了发掘,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表明:湘江下游属三苗方国。

炭河里西周城址挖掘现场
炭河里西周城址挖掘现场
  宁乡青铜器是“三苗”方国先民铸造。

  我们弄清了三苗方国地望变迁史,宁乡青铜器之谜迎刃而解。

  关于宁乡青铜器铸造的原材料即铜材来源问题,在“三苗”方国范围内现在发现的商周时期的古铜矿遗址有三处,即江西瑞昌铜岭商周铜矿遗址湖北黄石铜绿山商末铜矿遗址湖南麻阳九曲湾铜矿遗址

  江西铜岭和湖北铜绿山在夏商时期属“三苗”方国地域,此岭此山铜矿资源均丰富。

  商代时三苗先民首先对江西瑞昌铜岭铜矿进行了采冶。据考古发掘:铜岭铜矿遗址是中国迄今发现的矿冶遗址中年代最早的一处大型铜矿遗存,其采冶时代从商代中期开始。这应是“三苗”方国商代铸造青铜器的铜材主要来源。

  商代末期,虎方方国占领了铜岭,三苗方国于是对湖北黄石铜绿山铜矿进行采冶。据考古发掘:铜绿山铜矿从商代末期开始采冶。这应是“三苗”方国商末周初铸造青铜器的铜材主要来源。

  宁乡西周中晚期铸造的青铜器不如商代周初的青铜器,推测应是西周中期, “虎方”方国又占领了铜绿山,但三苗方国又在今湖南怀化麻阳九曲湾找到了铜矿。麻阳,现在仍然是一个苗乡,原本属三苗方国地域。经考古发掘,九曲湾古铜矿从西周中期开始开采。所以也应是由三苗先民发现并开采的,这就是三苗方国西周中晚期铜材来源。

  关于宁乡青铜器铸造技术,三苗来自蚩尤九黎族,九黎族是中华大地上掌握金属铸造技术最早的部落联盟。《尸子》云:“造冶者,蚩尤也”

  在有的商人南迁时,也带来了青铜器的冶炼铸造技术。如“戈”族是商贵族的一支,据有关记载,“戈”人在夏代就掌握了铸铜技术。“戈”人向江南的迁徙是目前所记载在商代从中原迁到南方有族徽可考的两个主要氏族之一。1970年2月,在炭河里遗址范围内的王家坟山出土一件全身满饰凤鸟兽面纹、底盖内均铸有一“戈”字的商代青铜提梁卣,应是“戈”人所铸。

  再者,商王国的文化影响,远远超过其政治权力的范围,商人与各方国之间,大多有战争和贸易——三苗人也可能在与中原商人交易时,熟知了中原商人的青铜器铸造技术。

  关于宁乡青铜器冶炼遗址,至今在宁乡尚未发现。在炭河里旁边,上世纪五十年代修建了黄材水库(即青羊湖),不能排除冶炼遗址被淹或破坏了。况且炭河里遗址目前发掘只有一小部分面积,又恰好在王宫及其周边,不能证明遗址内没有铸铜作坊。

  不可否认,炭河里周边出土的精美青铜器,其中也有一部分应是外地铸造,很可能就是在江西瑞昌铜岭铜矿和湖北黄石铜绿山铜矿当地附近铸造的,再通过长江借道湘江逆沩水河运到宁乡黄材。根据周卫健等《瑞昌铜岭古矿冶遗址的断代及其科学》(《江西文物》1990年三期)一文介绍:江西瑞昌铜岭村附近发现了成片的红烧土和大量炼渣堆积,早期地层所采取的古代炼渣,经分析,含铜量仅0.334%,炼渣多为片状,色黑,表面有波纹,表明炉况正常,有较好的流动性。表明当时人们已掌握了较为先进的冶铜技术,随着铜岭和铜绿山这两个铜矿被虎方先后占领,长江中游铸造的青铜器就不可能运到黄材,而西周晚期“三苗”方国要铸造青铜器,只能将湖南怀化麻阳九曲湾的铜矿通过锦江河借沅水河运到长江,转道湘江逆沩水河运至宁乡铸造。《湖南宁乡炭河里西周城址与墓葬发掘简报》载:“(炭河里)城内堆积中发现较多铜器残片和铜块等,推测应有铸铜作坊。”但由于缺乏熟练冶炼工匠,所以宁乡西周中晚期在本地铸造的青铜器不如商代周初的青铜器。

  宁乡商代青铜器中也不能排除有一部分可能在江西吴城铸造,因为在吴城遗址中发现了铸铜工具。

  综上所述,宁乡商周青铜器是“三苗”方国先民铸造的,“三苗”方国先民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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