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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6509 次 历史版本 0个 创建者:小白不白 (2011/6/7 21:37:20)  最新编辑:小白不白 (2011/6/7 21:37:20)
张居正改革
拼音: ZhāngJūZhèng GǎiGé (ZhangJuZheng GaiGe)
 
  张居正改革是在明代中叶以来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实行的政治变革。在张居正秉政期间,对明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整顿了吏治,巩固了边防,国家财政收入也有明显的好转。据记载,万历初年太仓的积粟可支用十年,国库的储蓄多达四百余万,国泰民安,国力臻于极盛。从这些方面来看,张居正改革确实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因此,他被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李贽誉为“宰相之杰”。  

时代背景

 
  明朝中叶,贵族大地主兼併土地的情况相当严重。在江南,有的大地主占田7万顷。在朝廷,大学士徐阶一家就占田24万亩。全国纳税的土地,约有一半为大地主所隐占,拒不缴税,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收入。贵族大地主疯狂地掠夺土地,封建剥削的进一步加剧,激起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接二连三地发生了邓茂七、刘通、蓝廷瑞以及刘六、刘七等农民起义。明王朝处于危机四伏的境地。
 
  要将封建统治维持下去,地主阶级一些当权人物认为,必须改革政治,寻求一条自救的道路。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得到了推行。  

人物介绍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是徐阶的门生,明穆宗隆庆六年(1572),张居正得到大太监冯保的支持,取代了拱,在明神宗万历年间,连续10年担任内阁首辅(宰相)。挽救明朝统治的危机,他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整顿,尤重于经济的改革,企图扭转嘉靖、隆庆以来政治腐败、边松弛和民穷财竭的局面。  

改革措施

 
  在明神宗万历年间,张居正连续10年担任内阁首辅(宰相)。他採取的措施主要包括:  

内政改革

  在内政方面,他首先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制。张居正创製了“考成法”,严格考察各级官吏贯彻朝廷诏旨情况,要求定期向内阁报告地方政事,提高内阁实权,罢免因循守旧、反对变革的顽固派官吏,选用并提拔支持变法的新生力量,为推行新法做了组织准备。并且整顿了邮传和铨政,他的为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和“强公室,杜私门。”  

经济改革

  在经济方面,张居正的成绩最为突出。他曾任用著名水利学家潘季驯督修黄河,使黄河不再南流入淮,于是“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而漕河也可直达北京
 
  “一条鞭法”则是张居正在经济改革方面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史上的重大变革。
 
  明朝初年的赋税制度十分繁杂。当时的赋税以粮为主,银绢为辅,分夏秋两季徵收。此外,还规定农民要服各种徭役,并交纳特殊的土贡等等。“一条鞭法”的内容是:“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就是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併徵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大大简化了徵收手续,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实行这种办法,使没有土地的农民可以解除劳役负担,有田的农民能够用较多的时间耕种土地,对于发展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作用。同时,把徭役改为徵收银两,农民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比较容易离开土地,这就给城市手工业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来源。没有土地的工商业者可以不纳丁银,这对工商业的发展也有积极作用。
 
  “一条鞭法”的推行,使明政府的岁入有了显著的增加,财政经济状况也有不少改善。国库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可供五六年食用,比起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年用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军事改革

  张居正在军事上也採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他派戚继光蓟门李志梁镇辽东,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了“敌台”3000余座。他还与鞑靼俺达汗之间进行茶马市贸易,採取和平政策。从此,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  

水利改革

  在水利方面,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推荐、起用先前总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并兼治运河。潘季驯在治河中贯串了“筑堤束沙,以不攻沙”的原则,很快取得了期的效果。万历七年二月,河工告成,河、淮分流。计费不足50万两,为工部节省资金2万两。徐州、淮安之间800余里的长堤平等蜿蜒,河水安流其间。因而,“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黄河得到治理,漕船也可直达北京,“河上万艘得捷于灌输入大农矣”。  

改革结果

 
  经过上述改革,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机器,基本上实现了“法之必行”、“言之必效”,国家的经济状况有了改善,财政收入有所增加,在国防上增强了反侵略的能力。当然,张居正倡导改革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而是为了巩固明朝的封建统治。因而,他的变法不可能触动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只能作一些修修补补的改良,挽救不了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总趋势。儘管如此,张居正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  

改革成功的原因

 
  张居正改革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张居正自身的才能

  张居正自身具有锐意改革、勇于任事的精神。如前所述,张居正自幼聪颖绝伦,是嘉靖时期的二甲进士。可以说,他才学过人,有胆有识。他以天下为己任,视“爱憎毁誉等于浮名”,牢牢握住大权强行推广改革,虽遇丁忧、病重,亦毫不放松。这种不怕攻击诽谤、任劳任怨、锐意改革、勇于任事的精神是创业者、改革者必须具备的品质,如果没有强烈的责任感、过人的胆识和广阔的胸怀,是承受不起创业、改革给自身带来的巨大压力的。这种坚定不移与雷厉风行、带头实干的作风,是改革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主观因素。  

善于把握时机

  他善于把握有利时机,积极争取各种力量为我所用。争取皇权的支持,并取得了对皇权实际上有限度的控制,这对改革的顺利推行至关重要。中国历史发展到明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皇权专制得到空前的巩固和提高,如废丞相,设内阁;废大都督府,设五军都督府;设特务机构--锦衣卫 、东厂、西厂等。正因如此,任何大臣之能否入阁,入阁后能有多大权力,能否推行其主张,能否持久任职,其关键要看能否取得和保持皇帝(皇室)对自己的宠信和支持。张居正是在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下上台执政的。明穆宗英年早逝后,年仅十岁的太子继位,即明神宗。年幼的皇帝一时未能亲裁政事,皇权的运行存在很大的空隙。张居正与宦官冯保联合赶走高拱之后,以顾命大臣、师保和首辅的身份,从多方面争取皇权的支持。他运用经筵、日讲等方式向年幼的明神宗灌输自己的为政思想,密切君臣之间的关系,使皇帝对自己敬若神明,言听计从;他严格要求皇帝上朝,以免形成因君臣阻隔、君主被宦官包围而受控于宦官的局面;他教神宗学习太祖、成祖对章奏的批阅,防止宦官独揽批阅权;他利用李太后望子成龙的愿望,满足其徽号上的野心,获得了太后的信任,太后委其以大柄和对皇帝朝夕纳诲之责。正是在强有力的皇权支持下,张居正才力排各种阻力,展布自己的政治抱负,较顺利地推行改革。  

缓和阶级矛盾

  对于长期以来与内阁倾轧争权的宦官势力,张居正不是与之对立以争高低,而是尽量缓和矛盾,力求将阻力转化为助力,取得对方的支持与合作,这在与冯保的关系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冯保是李太后母子的“肺腑内臣”,是被昵称为“大伴”的司礼太监。高拱担任首辅后,要求集权力于内阁,曾亲自出面并示意科道等官点名弹劾冯保;朝臣们对“任命太监冯保入司礼监”,又为在穆宗遗诏中加有命顾命三大臣“同司礼监协心辅政”等争论不休,以致一时廷议沸腾,冯保处境困窘。就在关键时刻,张居正对冯保采取了认可态度,并将高拱欲弹劾并驱除冯保的秘密告知冯保(高拱要张居正和他合作,除掉冯保)。冯保冯保得知后,先发制人,到两宫倾诉高拱的罪状。于是,张居正与冯保联合,驱除了高拱。从此,张居正获得了首辅的宝座,冯保稳固了自己的地位。在此后的日常政务和事务中,张居正又对冯保采取有限度的忍让和加倍的礼遇,以搞好关系,二人关系竟“胶漆如一人”。于是,冯保便成了张居正与宫闱内的皇帝、太后交通信息的有效渠道,总是为他的改革排除各种障碍。借助于冯保有效的钳制,内宦以及内戚们也不再擅权作恶。综观张居正执政的十年间,冯保“为之左右”,替他在宫中打点,达到了“宫府一体”的地步。这在宦官往往压制内阁,干扰朝政的明代,是极为难得的。以致有人谓:“江陵之得国也,以大珰冯保力”。就是这样,张居正得以顺利地实现自己的抱负。  

善于培养人才

  张居正还善于发现和培养改革的骨干分子,用人得力。在推行“考成法”淘汰官僚队伍中的冗沓分子的同时,他既争取过去拥护高拱的官员的支持,又大倡“惟才是用”,不拘一格起用人才。他不仅知人善任,而且放手使用,为他们开展工作创造条件。如起用行伍出身的李成梁负责东北边防、被罢官的潘季驯主治黄河;任用名将戚继光镇守蓟州一带,在边境沿线整饬军备,修筑边防要塞,开垦屯田,储积钱谷,以期兵精粮足,战守有备。这些人都取得了显著的政绩,成为张居正改革的得力助手。  

高超的策略水平

  张居正在改革中表现出高超的策略水平。张居正除了采用多种方式和手段,从各方面争取到皇权的支持,妥善地处理与宫廷实权人物李太后、宦官冯保等人的关系外,还假托恢复“洪武祖制”之名,行改革之实。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间,已经把各种政制和律令基本确定下来,曾一再下令,后世子孙不得擅改洪武制度,此即后世官僚视作天条的“洪武祖制”。张居正正是巧妙地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为自己的改革活动涂脂抹粉。虽然他集权于内阁,实行一条鞭法等等,都是对“祖制”的明显改易,但他于执政之初,就打出了“法祖”的旗号,一再声称自己改革的目标是要恢复明初的“洪武祖制”,从而极大地减轻了改革的阻力,创造了有利于改革的氛围。  

改革注意循序渐进

  改革注意循序渐进,有条不紊。明朝进入中期以后,由盛转衰,危机四伏,各种矛盾突出暴露出来。吏治腐败、豪强兼并、军官贪污,这是当时影响最大、危害最深的积弊。张居正正是抓住这些进行改革以“救时”。但改革从何入手,是全面铺开,还是循序渐进,这是一个大问题。尽管他看到财政危机十分严重,但“致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只有整顿好吏治,才能有行法之人,所以张居正的改革从整顿吏治入手。而“稽察吏治,贵清其本源”,这“本源”在地方是督抚巡按,在全国则是中央政府。整顿好这些领导机构是关键,于是他以此为改革的突破口。在具体做法上,先采用平稳易行的考成法,加强对官吏的督促与考核,然后下令裁减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部门的冗官,以提高官吏的素质和行政效率;同时恢复久已不行的皇帝面奖廉能制度,使忠于职守的官员受到鼓舞,更要报殊恩,成为表率。通过吏治改革,张居正获得了一个素质和效率较高的行政班子,为此后推行的各项改革奠定了基础。
 
  在推行赋役制度改革方面,一条鞭法虽然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的“因势而行”之举,但他仍然先在湖广地区试行,取得可行性的证明后,才在全国推广。
 
  总之,张居正以超人的胆识,尽量利用了历史舞台所能给他提供的条件,去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活动,并取得了比商鞅、王安石变法所取得的更大的成果,其中有若干历史经验,值得后人汲取。  

张居正之死

 
  1582年六月,张居正病死,一些改革的反对派重新麋集,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他们攻击张居正改革“务为烦碎”,清丈土地是“增税害民”,实行“一条鞭法”是乱了“祖制”。他们下令撤销了张居正死时特加的官爵和封号,进而查抄家产。
 
  张居正的长子被逼自杀,其他家属也惨遭迫害。代表大地主、大贵族势力的封建顽固派又掌了权,劳动群众生活更为痛苦。  

张居正评价

 
  张居正是明朝历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以天下为己任,不畏讥弹,敢于担当,有传统政治家的优秀政治品格,“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苟利社稷,生死以之。”“既忘家狗国,遑恤其他!虽机奔满前,众镞攒体,孤不畏也。”他深知“事长君易,事幼君难。”真是大吕黄钟般的铮铮之言。他教育、辅佐幼主十年,弼成万历初政,政绩显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堪称一代良相。张居正利用专制权力,强化管理,振衰起敝,使明朝出现了暂短的中兴,是少有的治世能臣,是传统意义上的大政治家。
 
  张居正的专权违背了君主制的根本准则,专权超过了限度,犯了大忌。他成为凌驾于皇帝之上的权臣,年幼的皇帝在一忍再忍下,终于发出猛烈的反弹。明人沈德符说:张居正“要挟圣主,如同婴孺,积忿许久而后发。其得后祸已晚矣”。幼主强臣,这一看似偶然的,与个人性格、行为密切联系的现象,却对明朝的政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皇帝被压抑多年后的猛烈报复,以至于怠政,明朝从皇帝不控制到失去控制,加速了明朝的瓦解。但另一方面,专制统治的松懈乃至解体,却助长了新事物的发展和社会转型。
 
  张居正没有提出足以挽救明朝统治衰败的根本办法,只是对旧制度修修补补,使其得到加固。张居正执政使明朝出现了短暂中兴,不过是给垂死的旧制度服卜剂强心剂,延缓了它的寿命。因此,张居正一死,他通过加固旧制度而不是建立新制度得到的成果,也就无法延续了,人亡政息是必然的。质言之,张居正通过加强专制——不论是皇权专制,还是相权专制,对社会对百姓都一样——达到了他的政治目的,而强化专制是与当时迅猛发展的社会经济和思想解放潮流背道而驰的。所以,张居正死后,社会变迁潮流如同洪水冲决堤岸,不可阻挡,明朝历史进入了转型期。张居正成了最后的卫道士,历史走向了他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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