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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9984 次 历史版本 0个 创建者:小白不白 (2011/6/6 22:00:14)  最新编辑:小白不白 (2011/6/6 22:00:14)
《庄子注》
拼音:ZhuāngZǐ Zhù (ZhuangZi Zhu)
同义词条:庄子注
 
郭象《庄子注》
郭象《庄子注》
 
 
  《庄子注》,注释《庄子》并阐释魏晋玄学的著作。十卷。西晋郭象撰,亦被认为是魏晋时期向秀、郭象合著。成书于西晋。《庄子注》是中国西晋玄学家郭象解释《庄子》的名著之一。《庄子》和《老子》一样,是魏晋玄学理论所凭借的基本思想资料。郭象在其《庄子注》 一书中以注的形式阐发了他的玄学宇宙观及其伦理思想,指出名教即“天理自然”。把儒家的人道原则同道家的自然原则合而为一,“儒家贵名教”与“老庄明自然”在郭象的“圣人”——理想人格上达到了同一,即“内圣外王 ”。认为“性各有分”、“各安其分”的性命说和人生论。
 
 
  

作者介绍

 
郭象
  郭象
  郭象,字子玄。生于魏嘉平四年(252年),卒于晋永嘉六年(312年)。河南洛阳人。曾在西晋朝廷历任黄门侍郎、豫州牧长史、太傅主簿等职。郭象少年时即以有才理、喜好老庄之学,能言善辩而扬名,曾被时人誉为“王弼之亚”,是西晋著名的玄学家。著作有“碑论十二篇”,但均已佚失。
 
  郭象总结了当时玄学思潮发展中关于“贵无”或“崇有”观点的争论,在向秀《庄子隐解》的基础上,作了《庄子注》一书。当时,注《庄子》者数十家,比较著名的有:崔撰注、向秀注、司马彪注、李颐集解、郭象注等,其中尤以郭本:“特会庄重之旨,故为世所贵。”(唐陆德明:《经典释义》) 
 

内容介绍

 
  郭象注《庄子》,共三十三篇,基本按《庄子》内、外、杂篇之分,为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分十卷注之。第一卷,内篇:《逍遥游》、《齐物论》;第二卷,《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第三卷,《大宗师》、《应帝王》;第四卷,外篇:《骈拇》、《马蹄》、《肤箧》、《在宥》;第五卷,《天地》、《天道》、《天运》;第六卷,《刻意》、《缮性》、《秋水》、《至乐》;第七卷,《达生》、《山木》、《田子方》、《知北游》;第八卷,杂篇:《庚桑楚》、《徐无鬼》、《则阳》;第九卷,《外物》、《寓言》、《让王》、《盗跖》;第十卷,《说剑》、《渔父》、《列御寇》、《天下》。
 
  在《庄子注》中,郭象对庄周的思想有所继承和发展。
 
  首先,在“有”和“无”的问题上,郭象提出“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者生生者哉?块然而自生耳。”他认为,“无”就是虚无,不存在,它不能生“有”。而“有”才是现实存在的一切,是唯一的存在。“有”之所以为“有”,只是“自生、独化”,“自有”。
 
  其次,在政治上,他提出“游外以宏内”之说,认为“游外”的人即那些超脱于现实之外的“至人”、“神人”与“游内”的人即那些讲仁义说道德的帝王圣贤是一致的,最好的“游外”者也就是最好的“游内”者。圣人常常是能“游外以宏内,无心以顺有”的。
 
  再次,在“有为”和“无为”的问题上,郭象把“无为,,看成某种特殊的“为”,认为“无为”并非“拱默山林”,而是万物各自做应当做的事,尽应当尽的责,“群才万品各任其事而自当其责矣。”郭象还特别强调了圣人的“无为”问题。在他看来,圣人的“无为”是“无心而任化,任物之自为”。只有这样,圣人才能“无心而顺有”,达到万有的境界。
 
  最后,在“性”(本性)和“为”(人为)的问题上,郭象指出,“性”和“为”是一对对立的概念,“性”是指某一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素质;那些不属于某一事物内在素质的,则称作“为”。也就是说,是人为加上去的。他说,性之所能,不得不为也;性所不能,不得强为”。只要顺着事物的“性”去做,那无论做什么都可以。根据这个道理,“圣人”只要顺着他的本性去做,就能够达到“无为”的境界。  

《庄子注》的美学思想

 
  郭象《庄子注》不仅反映了郭象个人丰富的思想,还包含有同时代玄学家眼中的庄子印象。郭注的美学意义就在于对个体感性生命的肯定——自足而自由,对审美体验的阐发——不离语言而又超越语言。  

“任性”而“自得”

  “性各有分”“适性则一”正是郭象认可的美。虽“万物万情,, 趣舍不同”,但“各当其分, 逍遥一也”。生物的寿夭、生死、穷达、贵贱、智愚各有不同,郭象认为,只要满足了各事物的本性,夭不必羡寿,死不必羡生,穷不必羡达,贱不必羡贵,愚不必羡智。各自守护着上天赋予的职责,不做越俎代庖的事,各自保持心态平衡就能各自相安,消弭争端。
 
  郭象之所以提倡“不以外伤内”,其实是在“名教”中求“自然”的做法。在他看来,人们之所以不能做到放任性情达到逍遥的境地, 原因是只会从差异中看待事物,总是以小羡大,不能找到平衡点,因而不能自我解脱。郭象显然是借注解庄子来树立自己的人生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士人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所以对于人生产生了浓重的幻灭感,只希望在有限的年头抓住瞬间即逝的时光来享受,所以心内向往山林之乐。但是有些士人心中仍然怀着起于屠钓的幻想, 把隐居山林、学道求仙当作求官的一条终南捷径。郭象说“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这说明他的美学思想已经不纯粹是老庄的“淡然出世”了。如郭熙所说“君亲之心两隆”,人除了有向往自然山水的欲望外,也有企望世俗之乐的心理。郭象“游外以冥内”的思想化为封建士大夫的美学思想,“这种封建士大夫的美学基本上是有所失意但仍混迹官场的知识分子的美学,与归属于隐逸的在野派知识分子的美学不同。”
 
   郭象的美学恰恰适应了当时官场中那些标榜自己拥有遗世独立的高蹈情怀,身在朝野心在山林的官员。因而郭象也为后人所诟病, 说他将庄子飘逸出尘的思想庸俗化为一套媚世顺俗的学说,是“儒道互补”的罪人。但是,不可否认,唐以后逐渐形成的封建士大夫美学正是郭象“游外冥内”思想在审美和艺术领域的反映。欧阳修关于“富贵者之乐”和“山林者之乐”的议论,苏轼关于“寓意于物”和“留意于物”的议论都显现着郭象思想的影子。郭象希冀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在世俗之中营造出一个庙堂与江湖兼具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成为古代知识分子人生失意的一个缓冲,有助于消解落魄、孤独;也为他们能够不下堂筵而领悟山林趣提供了场所。
 
  郭象把名和利之类的外在牵绊称为“物累”,他高扬人性,强调人要发挥主体性,“适性则一”,可以说他把人从礼教的约束中剥离出来,在伦理窒息的社会中打开了另一扇窗户,让人深呼一口气。但是,人的本性有反面的因素,心存“真性”随意做事,“适性”还美吗? 郭象在这里偷换了概念,他把庄子提倡的顺应自然之“性”强拉到社会中,解释为社会伦理之“性”。他已经把“三从四德”等纲常信条归属到人的本性中,实则是将庄子高扬的独立性、主体性纳入到礼教的范畴。所以他才说“性各有分”、“适性则美”。郭象将玄虚的道拉下了圣坛,构建了自己纳儒入道的独特的美学体系。我认为, 他是发展了庄子思想中的消极自由观, 是一种源于无奈的达观。他的这种“犬儒”思想,从统治者的角度上说,能够起到稳定社会的功效,但是,从消极意义上说,它的流播可能会造成知识分子自我苟且思想的一致,导致思想界万马齐喑的状况,不利于思想和文学多元化的发展。

以“自性”为标准

  郭象主张万物以“自性”为标准。“真”即本性,“个性价值的发现” 到此才算基本实现。落实到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藻就意味着,只要是表现了个体的内在的真实本性,就是美。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谈到“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而首先对个体生命予以充分、全面肯定的,是郭象。以《世说新语》为例,其中固然有大量纯粹对形式之美的欣赏,但同样有很多对人物道德、功业的品评。也许可以说,魏晋人物品藻的特点就在于“各有其美”,即对“人格个性美”的充分肯定。这种个性在魏晋时期就体现为人内在的真实本性,体现为“真”。郭象《庄子注》说:
 
  1.真在性分之内。(《秋水》注)
  2.凡非真性,皆尘垢也。(《齐物论》注)
  3.所以迹者,真性也。(《天运》注)
  4.任真而直往也。(《天道》注)
 
  “真”即“性”。只要是顺应自己的真实本性,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本性,就是美。哪怕像刘伶当众嘲弄统治者“何故入我裤中”,像阮籍为邻家女郎痛哭,像阮咸高唱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个性价值的发现”到了郭象这里才基本实现。这种对个体感性生命的肯定对于文艺与审美的自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郭象玄学与文学的自觉》一文中,作者陈士部论证了郭象感性审美主体的确立对刘勰文心雕龙》和陆机的《文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不赘述。要言之,对个体感性生命的肯定---自足而自由使得郭象在入世、出世,内圣与外王这为冲突的两端中找到了平衡点,倒真是“任性”而“自得”,悠游不迫,游刃有余了。  

“寄言”而“出意”

  玄学作为一种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的哲学社会思潮,不仅关注“名教”与“自然”、“有”与“无”等哲学和社会问题,同样也关注“言意之辨”的文学命题。在言意问题上,郭象概括出“寄言出意”的信条。《庄子·逍遥游》郭注说:“达观之士,宜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不足事事曲与生说,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耳”。这种“要其会归”、“遗其所寄”的注解精神显然是深契于玄学“得意忘言”之义的。
 
  郭象同庄子一样也认为语言虽然不能够完全表达人的思想感情、主旨和观点,但是其承载内容的作用不可忽略。接受者大可不必太计较言论上的对错, 应该只将其当作获“意”的工具,并且,语言本就要追求含蓄、“味外之旨”、“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这与庄子“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的说法一脉相承,也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与郭象处理“言”、“意”关系的注解精神相一致,陆机把“简约”列为衡定作品优劣的首要标准,不论诗赋碑诔均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这就从诸种文体的意和辞两方面提出了“要归遗寄”的普遍要求。至于陆机的“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之论,虽然有受王弼注解《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启示和影响的明显痕迹,但我认为这两句话与其说是在追问文学的本源, 倒不如说是在探讨文学表达的辞和意的关系,试图解决“辞发义显”的问题。历代的文艺家、美学家都不能忽视对“言意之辨”的探讨,因为这是解读文本必备的钥匙。
 
  正如闻一多所说,“庄子不仅是大思想家, 而且是诗人。他的思想本身就是一首绝妙的诗。”(《古典新义·庄子》)并不像司马迁所说,庄子“皆空语无事实”。希望对庄子及其注本的解读“不到顶点”,不要消歇。  

历史评价

 
  总之,郭象以“寄言出意”的注释方法,抛开了《庄子》的字面意思,按照他自己的思想体系来领会庄周的精神实质,表明了他和庄周思想的差异,并陈述了其玄学思想体系的基本内容。
 
  郭象的《庄子注》,是魏晋时期众多《庄子》注本中最有影响的一部,是迄今流传最广的一本《庄子》注。它不仅继承、发展了庄周的哲学思想及其思辨性思维方法,是研究庄周学说的重要参考资料,而且代表了魏晋玄学发展的高峰阶段,带有后期玄学的理论特点,因而也是现代研究魏晋玄学思想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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