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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7542 次 历史版本 1个 创建者:hcl112233 (2011/6/1 18:11:43)  最新编辑:hcl112233 (2011/6/2 11:35:57)
李维汉
拼音:lǐ wéi hàn (Li Weihan)
同义词条:李和笙,罗迈
李维汉
     李维汉
    李维汉(1896.6.2-1984.8.11),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者之一,长期从事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他是党和人民公认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在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方面的著名理论家。又名和笙,化名罗迈,湖南长沙人,1896年6月2日出生,1922年加入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改组为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他是常委会5个成员之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央巡视员、中共江苏省委兼上海市委组织部长、书记。解放战争时期,根据中央决定,参加政协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广泛接触各方面的著名人士,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回延安后,先后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秘书长、政务院秘书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主任,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三、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他是中共第四、五、六、八届中央委员,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4年8月11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8岁。

    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为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民族团结,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生平简介


    1896年6月2日出生于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庭。

    1916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青年时的李维汉
 青年时的李维汉

    1918年和毛泽东蔡和森等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

    1919年10月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2年6月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商量酝酿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负责组织工作。同年10月代表中国少年共产党回国接洽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4月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

    1925年1月出席中共四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后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还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同年7月中共中央改组,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他是五名常委之一。他和瞿秋白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秋收起义作为党的重要任务。会议选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他当选为委员。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他和瞿秋白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1928年中共六大后,作为中央巡视员,视察上海工作。

    1929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兼上海市委组织部长、书记。

    1930年9月任中共江南省委(管辖江苏安徽上海市浙江等地)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时被撤销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会后赴莫斯科学习。

    1933年回国到江西苏区,任中央组织部干事,后任部长。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长征中任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仍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1936年9月任中共定边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书记。

    1937年1月任中共陕甘省委书记。3月任中共中央群众工作委员会书记。不久又任中央党校代理校长、陕北公学副校长和党团书记。

    1939年任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他先后起草了《回回民族问题提纲》和《蒙古民族问题提纲》,均经中央讨论批准,这是中国共产党系统地研究少数民族问题的开端。1940年10月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1942年参加延安整风运动,兼任中央研究院新闻研究室和教育研究室主任。同年9月调任中共西北局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

    1946年1月,参加政协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是年底回延安后,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副部长,后改任部长。
李维汉画像
       李维汉画像

    1948年底至1964年,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主管党和国家的统战工作、民族工作、宗教工作,成就卓著。

    1949年10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秘书长。同时,还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秘书长、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1年5月作为中央人民政府首席全权代表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进行谈判,达成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促成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1954年11月任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主任。

    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下放湖北咸宁

    1977年回到北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到平反。

    1979年任中央统战部顾问。

    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他是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第三、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4年8月11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8岁。晚年著有《回忆与研究》。

主管统战和民族工作


    他长期主管党和国家的统战、民族和宗教工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提出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政策,被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采纳。

    在统战工作上,他系统地调查了中国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提出经过由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经过公私合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和和平赎买,逐步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1962年提出要为大多数右派分子摘帽。

    在民族工作上,提出联邦制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建议采取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主持制定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经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实施。还主持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1年5月,作为中央人民政府首席全权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谈判,达成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为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宗教工作上,他提出宗教具有群众性、长期性、国际性、复杂性和民族性,必须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改革宗教中的压迫剥削制度,以适应社会主义制度。

    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为统战工作作出卓越贡献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李维汉同志奉命出任部长。在此后长达16年的统战工作中,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新中国统一战线工作的发展。
李维汉的衣物
     李维汉的衣物

    李维汉为筹备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呕心沥血、辛勤操劳。1949年6月15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被推选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秘书长,负责政协代表的提名。他经过广泛听取意见,反复酝酿,提出了一份由各党派、区域、军队、人民团体和特邀代表等5个方面共600多名代表组成的名单,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赏,称赞说“这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天书”,李维汉同志 “出的力最大”。同时,李维汉同志还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具体筹划。毛泽东同志曾对新中国成立后是否实行联邦制的问题向他征询意见。李维汉同志提出的在统一的(单一制的)国家内,实行自治地方制的建议,经中央讨论,作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列入《共同纲领》。

    李维汉为人民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殚精竭力,卓有建树。1949年10月,他任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秘书长,并兼任中央统战部部长,政务院秘书长,国家民委主任,政务院劳动就业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主任,主管党和国家的统战、民族和宗教工作,是社会主义民族工作的重要开拓者之一。1951年4月,他作为中央人民政府首席全权代表,参加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谈判和签订,为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西藏的发展、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20世纪60年代初,他进一步深入研究统一战线理论,先后写出了《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争取胜利的一个法宝》、《中国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关系》等7篇文章。

    李维汉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出谋划策、艰辛开拓。1953年春,他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亲自带领调查组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调查资本主义工业的公私关系问题,他的调查报告《资本主义工业的公私关系问题》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成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指导思想,其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成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为民主法制做贡献


    李维汉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领导岗位上,他始终坚持发扬民主精神,大力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
李维汉题词
  李维汉题词

    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参与《宪法》、《选举法》的制定工作。在党的八大上,他提出要在宪法的基础上发扬统一战线中政治协商、共同工作、互相监督和自我教育的民主传统。他指出:我们需要来自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同时我们还需要来自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他们的意见和要求有助于我们认真地分析和处理问题,保持清醒的头脑。他还提出实行自觉自愿、独立思考、自由辩论的“三自”原则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三不主义”。

    李维汉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对党和革命事业坚贞不渝,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文革”中,他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下放湖北咸宁。但是,他始终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满怀信心。他说,不管遇到什么风浪,有两条决不动摇,就是一要革命,二要党。1978年,他写信给中央,主张对错划为右派分子的要复查平反,被中央采纳。1979年,他被增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0年5月,李维汉针对“文革”虽然已经过去,但封建遗毒还很深的情况,向中央提出补上反对封建主义思想这一课的建议,得到邓小平的赞成。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中,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和肃清政治思想上的封建遗毒的历史性任务。后来,党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反对封建主义思想从组织上、制度上作了相应的规定。这是李维汉晚年的一个重要贡献。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他被选为中顾委副主任。他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发表了《有关党的建设的几点意见》的重要文章。

李维汉在宁夏

奉毛泽东之命到定边

    1936年6月17日,西征红军解放了陕北重镇定边,6月21日,又解放了与定边县毗邻的宁夏盐池县,均建立起了红色苏维埃政权。接着,由蒙汉游击队解放了与该两县相邻的内蒙古鄂托克旗二道川、三段地一带,与盐、定两县连成一片。

    9月的一天,在陕北瓦窑堡毛泽东召见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李维汉,交代新任务。李维汉到达时,毛泽东对李维汉说:“准备打宁夏,夺取银川,因此要组织定边工作委员会,进行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并指定李维汉任工委书记,宋任穷宋时轮(盐、定驻防军司令员),高岗贾拓夫为委员,与盐、定两县委密切合作。9月22日,李维汉与宋任穷一道,由瓦窑堡动身到定边,旋即又到盐池开展工作。
李维汉书信
  李维汉书信

在定边工委工作

    李维汉到盐、定时,宁夏战役计划正在加紧进行。为了紧密配合宁夏战役,李维汉领导的定边工委与新成立的三边特委及盐、定两县委密切合作,抓紧进行了以下工作:一是同盐、定两县委商定了白区工作计划;二是派出得力人员,到宁夏吴忠一带黄河沿岸,查明了渡河点和攻城有关的一些情况,准备提供给部队利用;三是组织了一个回民游击队。

    李维汉主持定边工委开展的第四项重要工作是,为团结哥老会开了香堂。为了广泛团结三边及周边地区在白区立不住脚的哥老会英雄好汉和行侠仗义之士,定边工委和三边特委在定边城内设立了哥老会招待处,并在招待处设立了哥老会山堂(哥老会组织机构),欢迎周边各地、各山堂哥老会的山主大爷,四路好汉兄弟,共同前来商讨救国大计。消息传开后,曾有陕北宁夏陇东内蒙古等各路哥老会大爷(头目),齐集三边赴会,气氛空前热烈。

    1936年11月中旬,就在红军各部队准备实施宁夏战役计划之际,战场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宁夏战役被迫中止。中共中央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于是,定边工作委员会也因情况变化而宣告结束。

在少数民族委员会工作

    李维汉在盐、定期间,不但领导着定边工委的工作,同时还肩负着少数民族工作的重任。

    早在1936年7月,中央认为盐、定地区接近内蒙古,为了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决定在定边成立蒙民工作委员会。9月,李维汉到三边后,中央又通知将蒙民工作委员会改为中共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直接受中央领导,由李维汉任主任。

    当时,宁夏川区的回族群众及马鸿逵部队的士兵,因不堪忍受马家军阀的黑暗统治,纷纷逃往盐、定两县苏区谋生。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协助两县政府均予以热情接待与妥善安置。根据他们的个人意愿,有的就地安置为民,有的参加了回民游击队。据当时统计,盐、定两县最初安置回民60来户300余人。

    在团结蒙民方面,特别注重对蒙古族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不仅设有专门做蒙民统战工作的机构与人员,而且在定边设立了蒙民招待所(后来改称三边交际处),主要接待蒙古族上层人物。根据蒙古族人的信仰习惯,为了方便统战工作,李维汉高岗毛泽民董必武(中央党校校长、当时党校驻定边)、贾拓夫宋任穷等,还与伊盟蒙族头面人物申计米图、杨清扎布等开香堂,结拜成“把兄弟”,在当地传为佳话。

    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我方与蒙民的关系。后来,跟伊南游击司令章文轩也交好,互派代表商谈贸易。我方经常派人持介绍信到蒙地买马,蒙方都热情帮助。蒙古族人来盐、定赶集做买卖者增多,我方都给予照顾和方便。中共三段地工委能够在蒙地长期存在,与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在该地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组织筹粮委员会

    1936年11月下旬,红军三个方面军在联合作战取得了山城堡战斗的重大胜利后,全部后撤到陕甘宁三省交界地带的山区休整。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彭德怀、政委任弼时)驻在盐、定交界处的梢沟塬村,也就是彭德怀后来在《自述》中讲到的“我和任弼时住在一个一米高、两米宽的土洞(牧羊者住的)内,聊避风沙”的那个地方。此时,毛泽东电示李维汉、董必武在定边成立“筹粮委员会”,由李维汉、董必武负责,高岗、贾托夫均为委员。
李维汉纪念邮票
     李维汉纪念邮票

    筹粮委员会成立以后,马上在盐、定两县开展筹粮工作,至今,在宁夏博物馆还保存有向盐池县南区三乡农民白天义借谷子二斗五升的《借粮证》。上面写着:“为着抗日战争胜利,保证抗日红军给养,征求爱国人民自愿地借粮给苏维埃,以便充分供给抗日红军,这是每个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的光荣义务!”盐池农民张世英等,还保存着他们的前辈借粮给红军的《借粮证》。这都是盐池人民积极支持抗日红军的历史见证。

    大约在12月8日或9日,李维汉和三边特委书记贾拓夫一同到梢沟塬向彭总汇报筹粮工作。彭总问筹了多少粮,李维汉回答:“只能保证三个月。”彭总说:“可打三边。”李维汉根据盐、定两县地广人稀的情况,又说:“也筹不了多少。”彭总说:“中央在考虑来个‘小长征’,打到汉中去。”

    定边距梢沟塬90华里,李维汉与贾托夫骑马当日返回定边。刚过了两三天,西安事变发生了。中央电令贾托夫回保安待命,三边特委书记一职由李维汉代理。12月17日,在三边休整的红军主力全部南下。此时,又接到彭总电报,说不用再筹粮了,筹粮委员会就此结束。12月下旬,中央又来电召李维汉回保安,接任新成立的陕甘省委书记职务。李维汉在盐、定虽然只工作了3 个月时间,但他为党为人民所做的大量有益工作,是三边老区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纠正两县工作中的两个偏差

    李维汉同志善于调查研究和观察思考。他来到盐池、定边两县以后,很快就发现了这里前一阶段在打土豪分田地过程中发生的一些过左行为。

    一是,少数武装部队和地方机关不走群众路线,发生了错打土豪甚至乱捕乱杀的现象,几乎把所有的地主豪绅都吓跑了。按照当时政策,对工商业者,一般原则是只没收他们当中的汉奸、卖国贼、反革命分子的财产。而盐池县共没收了11家商店,其中只有两家是反革命的,其他各家则是一般的商人兼地主。定边则将一家靠做木匠活起家的店铺也没收了。个别地方还发生了打教员当中的“土豪”,结果把一些知识分子也吓跑了。

    二是,在领导工人(店员)进行经济斗争时,没有很好地执行劳资两利的政策,片面地强调工人的眼前利益,犯了狭隘的经济主义和行会主义的错误。例如,硬性规定将工人工资平均增加55%到 73%,还规定老板要给工人发鞋袜,工人回家半年之内不得扣工资等。结果引起劳资关系紧张,少数工商业主感到无利可图,出现关门停业甚至外逃的现象。

    了解到上述情况后,李维汉和毛泽民协助三边特委,大力宣传党的统一战线策略和经济政策,切实纠正了前一阶段所发生的偏差,进一步调整了各阶级、阶层的关系,不但圆满地完成了土地分配任务,而且争取外逃的豪绅地主和知识分子大量地返回了苏区。例如,定边县外逃的地主豪绅128户,回来了124户;外逃知识分子67名,回来了43名;少数外逃的富农也全部争取回来了。

    为了引起其他各地对于上述问题的注意,李维汉专门撰写了一篇题为《定、盐城市工作的两个教训》的文章,发表在1936年9月中共的党内刊物《党的生活》第10期上。

李维汉故居


    李维汉故居位于长沙县高桥镇松村火烧坝,1896年李维汉出生于此。故居原为高桥地区一座有名的建筑,9栋13厅,鳞次栉比。大门外两侧是高耸的照壁,房屋深达三进,屋与屋之间有天井、回廊。大院正中为过廊,过廊后进入后栋。后栋有5间正屋和诸多杂屋。众多房屋,错落有致。20世纪70年代初期,李维汉身受“四人帮”迫害,故居被拆,今仅存门楼一座保持原样。此外,尚存古井一口,井口1米见方,水质甘洌。今高桥镇建有“李维汉同志纪念室”。

婚姻家庭


    李维汉的夫人是金维映,曾为邓小平第二任妻子,1941年在莫斯科的精神病院里担任志愿护士时被德军轰炸机空袭炸弹炸死。

    其子李铁映李铁林也均在中国共产党内先后身居要职。

人物评价


    李维汉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德高望重的社会活动家。他在革命战争年代,从事党政、统战、司法和教育工作,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朽功勋。建国后,对党的建设、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健全、社会福利事业和统战工作,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新闻战士,他晚年担任中国政协副委员,继续为统战工作献出自己的一份心力。李维汉一生,不谋私利,不图虚名,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实事求是,数十年如一日,甘做人民的公仆。他是廉洁奉公的典范,实事求是的典范。

    李维汉的一生,秉公执法,是人民的好公仆,也是人民的好法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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