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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8879 次 历史版本 1个 创建者:hcl112233 (2011/5/21 17:35:23)  最新编辑:爱在西元前 (2015/8/7 9:09:33)
八七会议
拼音:Bāqī Huìyì (Baqi Huiyi)
同义词条:“八·七”会议,“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旧址
  八七会议旧址
  八七会议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是在汪精卫叛变、中共中央改组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目的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革命斗争的方针。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0人,候补中央委员3人,中央监委、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湖南湖北的代表8人,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央秘书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瞿秋白主持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运动的决议案》、《最近职工运动的决议案》及《党的组织决议案》,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改选了临时中央政治局。

  八七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没有注意防止“左”的思想的出现,使“左”倾情绪在党内滋长起来,给后来的中国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

  “八七”会议以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赴湖南,于9月9日发动和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随后10月的广东琼崖、海陆丰武装起义,11月的湖北黄安、麻城武装起义,12月的广州起义等相继暴发。从“八七”会议到1929年底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党在全国各地先后举行了一百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标志着我党进入了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造红军的新时期。

会议背景和目的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集团公然背叛孙中山确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勾结帝国主义,首先在上海把反革命的屠刀对准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7月15日,汪精卫集团撕下伪装,在武汉实行“分共”,共产党由合法变成“非法”,由地上转入地下。白色恐怖弥漫武汉,笼罩全国。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已经发展到6万多名党员的共产党,顷刻间只剩下1万多名党员。艰难曲折的中国革命走到了十字路口,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又一次抉择。
瞿秋白主持会议
瞿秋白主持会议


  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改组,陈独秀退出领导岗位,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李维汉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最后阶段带有转折性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变化。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发布了7月13日宣言,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这个宣言是党的新政策的开始,公开谴责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支持右派军官屠杀工农群众的反动政策,并号召工人、农民及革命士兵跟着共产党奋斗到底。这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战略转变的开始。临时中央从7月下旬到8月初作了三项重要决策:一是决定发动秋收起义;二是决定发动南昌起义;三是确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

  为了总结第一次国内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统一全党思想,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因出席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既不是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故称为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选一处能安全开会的地方很不容易。经多方考虑,会址选在武汉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这幢银灰色西式公寓,当时是驻国民政府农运顾问洛卓莫夫夫妇的住宅。年仅23岁的中央秘书邓小平提前三天进入小楼,负责接待到会代表。

会议准备工作


  八七会议之所以能很短的时间取得重大成果,是因为会议之前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材料准备。

  1927年中共五大以后,武汉地区的革命形势进一步恶化,反革命活动迅速表面化,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迅速走向反动,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层为挽救革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先看共产国际。5月底,共产国际发来紧急指示,主要内容是:实行土地革命;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农工,组建自己的可靠的军队;成立军事法庭,惩办迫害工农的军官。这一指示虽因多种原因未能贯彻执行并因罗易泄密而为汪精卫集团公开“分共”提供了借口,但是它提出了挽救革命危机的关键所在,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方针的转变提出了总体思路。7月8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要求中共党员退出国民政府,抗议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镇压工农运动的反动行径。7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要求中共必须做到:毫不迟疑地退出武汉政府,以示抗议;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有步骤地把工农武装起来,开展土地革命,采取措施纠正中共中央的错误并从政治上纯洁党的领导成分。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为危机中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方向性、指导性意见,具有重要意义。
八七会议参会人员
   八七会议参会人员

  再看中共领导层。在四五月份举行的中共五大上,瞿秋白散发了他的油印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点名批评彭述之,实际上是批评陈独秀恽代英明确表示赞成瞿秋白的小册子。瞿秋白还与任弼时蔡和森等一些代表发言批评陈独秀的政治和组织问题报告,罗亦农也对陈独秀的报告表示失望。5月马日事变以后,毛泽东对从湖南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的同志们说:“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长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到农村去,下乡组织农民。要发动群众,恢复工作,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6月,张太雷领导的湖北省委制定《关于对国民政府及工运、农运之策略要点》,提出“整军经武,准备应变”,准备武装农民“上山”和争取地方武装等策略。7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农民武装可以“上山”或加入同党有联系的军队中去,以保存革命力量。蔡和森也提出“只有以进攻对付进攻,以暴动对付暴动,以政变对付政变,才能制胜一切敌人”。这些思想和主张已经成为中共领导层许多人的共识。它说明面临革命失败,中共领导人对於革命的转变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和应变之策。

  关于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的问题,7月8日召开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就作出了决定:“中国共产党应该召开(最好是秘密召开)紧急代表会议,以便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纠正党的领导所犯的根本性错误”。7月1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拉斯科尔尼科夫提出《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方面建议》,其中第三条是“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召开中共中央全会”,第七条是“责成中央全会立即着手筹备党的代表会议”,第八条是“立即向中国派遣一名有影响的俄国工作人员”,取代被召回的鲍罗廷。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鲍罗廷主持改组中共中央,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陈独秀不再视事。临时中央政治局一成立,立即着手筹备紧急会议。“七一五”之后,一部分中央领导人就隐居在汉口德林公寓,进行紧急会议的筹备工作。

  7月23日,新派的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到达武汉。和瞿秋白、张国焘见面。7月26日,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张国焘到南昌向周恩来、李立三传达有关起义的指示,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留在武汉,同罗米那兹一起负责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文件起草等各项筹备工作。中央紧急会议的筹备,从中共中央改组算起有25天,从罗米那兹到武汉算起也有半个月。到8月初,已经拟好了会议的5个文件,确定了会议的各项议程。

与会人员


  由于时局紧张,交通不便,只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和湖南、湖北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

  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毛泽东

  中央监察委员有:杨匏安王荷波

  共青团代表有: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等22人。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及另外两位俄国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议程和内容


  由于白色恐怖,形势紧迫,会议仅开了一天。会议共有3项议程:1、共产国际代表作报告;2、中央常委代表瞿秋白作报告;3、改选临时中央政治局。

第一项议程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关于党过去的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了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这次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然后,他就《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发言。首先,他分析了中国各阶级的情况,说明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中国革命。中国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求得自身解放。如果过去党对农民有正确的领导,不在农民问题上对国民党让步,不阻止农民运动,坚持党的独立性,就不会使革命失败。直到八一南昌起义,中国的革命才开始有了一个坚决的转机。他还批评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联合战线中放弃党的领导权的错误。同时又认为现在还不应退出国民党。
八七会议开会用的桌子
  八七会议开会用的桌子

  接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彭公达罗亦农任弼时李子芬瞿秋白都作了发言。大家的发言,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路线问题。毛泽东、蔡和森、任弼时认为,过去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只重视上层几个领袖人物,而忽视了广大工农群众,这就使党失掉了群众基础。邓中夏说:过去有许多同志都感觉到中央的指导不好,现在再拿事实更看得明确,机会主义发生不是自今日始,而是早有由来,现在由于阶级斗争加剧,就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罗亦农认为,五大以前,党对大资产阶级估量太高。五大时又对小资产阶级估量太高,所以对国民党看得太高。邓中夏说,以前甚至将谭延闿唐生智孙科等地主买办军阀都看成小资产阶级了。总之,由于阶级估量和阶级分析上的错误,这就必然造成过去中央在指导路线上的错误。蔡和森、邓中夏和任弼时等,还批评了陈独秀的封建家长作风,要求撤换陈独秀的领导职务。

  二、关于农民和土地问题。毛泽东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批评了过去中央反对农民运动的错误。他说: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发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党内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者却不革命。蔡和森说:五大的中心集中到土地革命,制定了很好的决议,但大会后的中央并不实行,而采取压制农民运动的态度。任弼时说:党无土地革命的决心,并造出一个理论,说土地革命是一个很长远的过程,不知道这是目前的行动纲领。

  三、关于军事工作和武装斗争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了陈独秀不做军事工作的错误,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毛泽东说: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已被注意,但仍没有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起义,非要依靠军队不可,这次会议应重视这个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定起来注意这个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完全由于主观上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枪杆子中取得的”。罗亦农说:过去党不注意夺取政权的武装,上海、湖南都是半途而废,这是非常错误的。

  就以上几个问题讨论以后,国际代表作了总结发言,讲了革命形势和革命性质。接着进行了表决,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告全党党员书》强调指出:“工人阶级的革命党,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只有公开的批评这些错误,而且要使全党党员都参加这种批评。无产阶级政党不怕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共产主义者不能无所畏惧无所忌讳的批评党的错误、疏忽和缺点,那么,共产主义者也就完了。我们的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我们是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之先锋队能够在自己错误经验里学习出来,绝无畏惧的披露自己的错误并且有力量来坚决的纠正。”

第二项议程

  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报告。报告指出:现在主要的是要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我们的军队则完全是帮助土地革命的。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的武装,有这样好的机会,这样多的力量,我们必然要点燃这爆发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报告提出了今后工作的三条策略原则:第一,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要注意揭露汪精卫派民权主义的假面具;第二,要注意群众,团结真正的左派;第三,在革命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报告在最后还提出要注意作好团结国民党革命左派的工作,以及注意加强军队和士兵中的工作。
邓小平题词
邓小平题“八七会议旧址”

  瞿秋白报告后,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并追认批准了1927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等文件。

  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指出:“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来发动和组织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会议要求中央党、团机关“应当在极短期间调最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尽量分配到各主要的省份做农民暴动的组织者。”

  会议通过的《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指出:要“注意于武装工人及其暴动巷战等军事训练,即刻准备能响应乡村农民的暴动,而推翻反革命的政权”。“工人阶级应时刻的准备能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以乡村农民之胜利为依据,推翻反革命政权,而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权的城市政府”。

第三项议程

  会议的第三项议程是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会后,临时中央政治局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决定王荷波任北方局书记,蔡和森为秘书;张太雷赴南方局,任广东省委书记;罗亦农赴长江局工作;毛泽东去湖南在湘赣边区领导秋收起义

会议三大中心战略


  1927年8月7日在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检讨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与国民党关系问题上的右倾错误,指出党应当在过去指导思想的错误中学习,把力量建立在工农群众的身上;那种与武汉国民党中央领袖联合的路已经走不通了,左派国民党及其领袖执行革命政策的程度如何,要看我们党依据于武装工农等的实现力量如何。中国共产党在血的教训中,认清了国民党宁汉两大势力的真面目。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获得的这种经验教训,为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为抗日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共合作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和政策资源,从而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走向。
八七会议纪念活动
  八七会议纪念活动

土地革命战略

  八七会议总结了党中央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推行右倾妥协政策的教训:在五大时,《土地问题议决案》虽然通过了,但是党的负责人陈独秀谭平山却说,现在只要扩大而暂时不能深入革命,所以没收土地还要等一等。八七会议指出,现在中国革命的根本内容是土地革命,并提出了在最近期间农民暴动的口号和措施,包括:农村政权属于农民协会;肃清土豪乡绅与一切反革命分子,没收他们的财产;没收重利盘剥者财产,用以改善农村中贫民的生活;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分这些土地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祠族庙宇等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对于小田主则减租,租金率由农民协会规定之;解除民防等类的武装与其他地主的军队,武装农民等。八七会议《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与中共五大《土地问题议决案》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但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后期中共中央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坚决地把土地革命的政策贯彻到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中,以武装暴动的手段来推进土地革命的开展和土地问题的解决,从而把中国革命推向了新阶段―――土地革命战争阶段。

工农武装战略

  八七会议深刻检讨了过去一切政策及工作都只是和国民党军队将领办外交的错误,指出,这种政策实际上在士兵之中没有任何作用,中共中央始终没有认真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到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到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没有提及一般共产党员的军事训练―――这实是我党第一等重要的责任,没有提及系统的集聚零碎散乱的工农武装队伍,使后者一旦组织起坚固的力量,便可以做发展革命的真实的拥护者;没有想尽方法取得武器以武装工农。中央那时认为武装工农是难以实现的,甚至以为是有害于与国民党军队联合的。

武装斗争战略

  会议向全党提出了进行武装斗争的任务:中国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在极短期间将最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尽量分配到各主要省份,去做农民暴动的组织者。

会议后的实践成果


  八七会议上两大政治战略的转变,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赋予了中国革命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迅速发展成为燎原之势。
八七会议学术研讨会
   八七会议学术研讨会

武装起义的爆发

  在八七会议召开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先后领导了100多次武装起义。比较大的起义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海陆丰起义海南岛起义黄麻起义等。到1930年夏,全国已建立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特别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起义失利后,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队伍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在井冈山上开辟了中国第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

土地革命的开展

  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土地革命广泛地开展起来。在根据地内,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通过各个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实践,基本上形成了一套比较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路线、政策和方法,如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等。土地革命的开展,使农村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剧烈变动,被压迫的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成为农村的主人。广大无地少地农民分得土地后,生产积极性极为高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很快得到改善。同时,广大农民在政治、经济上的翻身,极大地激发了革命积极性,他们以空前的热情,支援红军和中国革命。

中国革命成功道路的开辟

  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总结了根据地建设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提出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最终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科学论断,为复兴中国革命和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探索出一条成功的道路。

会议意义


  八七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八七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八七会议纪念展览馆
   八七会议纪念展览馆

  “八七”会议的首要功绩,是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主义错误,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第二个功绩,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八七”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明确指出了“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中心问题”。确定土地革命为我们的总方针,不论从理论上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都是完全正确的。关于武装斗争问题,毛泽东强调秋收起义非军事不可,“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句话发展为后来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著名论断。

  但是,这次会议由于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思想和党内“左”倾情绪的影响,在反对右倾错误时没有防止“左”的错误,不认识应当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组织恰当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反而容许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并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因而为后来的 “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

会议旧址寻觅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共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及武汉市文物管理部门就开始查找“八七”会议旧址、考证史实。然而,岁月流逝,冲淡了人们多少记忆。上世纪50年代初,曾有“八七”会议在九江召开之说。1958年,周恩来首先确定会议不是在九江召开的,
八七会议会址现状
    八七会议会址现状
而是在汉口召开的。于是,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及文物管理部门,开始了更深入细致的查找工作。到1966年2月,陆定一第二次实地查寻后,基本确定鄱阳街139号“启新照相馆”摄像室就是“八七”会址。但随后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使这项工作被迫中断。直到1971年6月,武汉市委才重组班子继续这项未完成的工作。经邓小平李维汉等反复回忆和考查,印证了陆定一的回忆,证实鄱阳街139号(原三教街41号),就是当年的“八七”会址。

  这是一条临近长江边的僻静小街,街边散落着各式西洋风格的建筑。武汉作为开埠较早的城市,汉口沿江地带是一片外国人的租界,鄱阳街139号就是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是一幢上世纪20年代初建造的三层西式公寓。远远望去,就见门楣上一块红色横匾,邓小平题写的“八七会议会址”六个镏金大字,在春日的阳光下熠熠生辉。走进一楼大厅,迎面的墙上,排列着两行肖像照片,那是当年出席会议的部分代表年轻的容貌。

  八七会议旧址汉口鄱阳街139号的“怡和新房”,原为1920年英商罗惠公司修建的公寓。楼房属砖混结构,面积约523平方米。当时,楼下是一个印度人开设的小百货店。楼上是一位苏联农民运动顾问洛卓莫夫的家。从中央领导人的安全考虑,会议是在二楼靠后面巷子的一间房子里召开的。现在一楼开辟为会议陈列室,面积70多平方米,展出大量的照片、图表、文献资料和有关文物。二楼是会址展览室,面积有26.65平方米,室内陈设比较简单,几张桌子和20多张凳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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