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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11567 次 历史版本 1个 创建者:小白不白 (2011/5/17 12:54:43)  最新编辑:爱爱不爱 (2012/9/18 9:33:16)
维新运动
拼音:WéiXīn YùnDòng (WeiXin YunDong)
英文:Reform Movement
同义词条:戊戌维新运动
戊戌维新运动
戊戌维新运动
 
  维新运动是清朝光绪二十四年间(公元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这次变法主张由光绪皇帝亲自领导,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希望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现代化道路。无奈支持新政的光绪推行速度过快,因此变法被相对保守势力反对,最后演变成为政变,维新派人物被杀,慈禧太后因此获得实权。维新运动失败,使中国损失一批热心于国家改革的精英和支持者,将中国推上革命的道路。
 
 
 

维新派的思想渊源与嬗变  

早期的维新思潮

  中日甲午战争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政治舞台,发起了旨在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要求变法改革,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一运动的发生,有着当时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和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背景。而就其思想渊源来说,则远在运动兴起之前,是鸦片战争以来进步的思想家们对中外情势的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
《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
  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地主阶级改革家,堪称维新思想的先驱者。鸦片战争时期,有鉴于外国入侵和国家的积贫积弱,他们积极了解西方,寻求强国御侮的途径。其中,林则徐开倡导学习西方的风气之先,主持编译了《四洲志》。魏源则在此基础上,撰成《海国图志》一书,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主张,建议设厂制造轮船、枪炮,并以此为起点,进而发展民用工业。而龚自珍以其思想的敏锐和大胆,揭露封建社会的现实矛盾,抨击清朝政府的腐朽统治,发出了调整君臣关系、变革用人制度等改良政治的“更法”要求。他们的这些思想,涉及到维新派关于改变封建专制、发展资本主义这两大课题,因而对后世影响很大,特别是龚、魏二人,大受后来维新派的推崇。不过,从实际情况看,他们提倡的向西方学习,重点是在工艺技术,而非自然科学理论,更非社会政治制度;他们吁求改革,主要还是出于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这同维新派的思想又有本质的区别。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冯桂芬,是个承上启下的人物。战后不久,他著成《校邠庐抗议》一书,将中国与西方作了系统的比较,认为中国不仅在军事上落后于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有不如西方之处。由此提出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广泛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技术、自办新式工业等一系列主张。并要求许士民自由上书皇帝,府县以下官员由乡民公举和监督,表现出一定的民主倾向。冯桂芬在政治上仍属地主阶级改革派,但他的思想比龚、魏等人显然前进了一大步,而成为维新派全面学习西方文明的前奏。他的《校邠庐抗议》深受维新派重视,戊戌变法前刊布流传甚广。
 
  同治末年以后,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出现了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其代表人物,有王韬、容闳、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陈虬、陈炽汤震何启胡礼垣等。这些人,多数是从洋务派及地主知识分子分化而来,因而开始阶段的思想还有较多的旧痕迹。自中法战争失败起,他们的认识水平显著变化,所提出的维新主张有了明显的资产阶级特征。这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具有了比较明确的国家主权观念。反对外国侵略和维护民族独立,这是鸦片战争以来所有中国进步思想家的共同主张,但识见深浅大不相同。地主阶级改革家们所注意的,主要是外国进行军事及经济侵略的现实。而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则开始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他们认识到,外国强加的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规定,以及中国海关由外国人管理的制度,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剥夺,后患无穷。因此坚决反对不平等条约,要求谈判修改,取消外国在华的这些特权。
 
  其次,要求变法,全面学习西方。这方面比较突出的内容有二。一是提出“商战”的口号,主张实行“重商”的经济制度,也就是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早期维新思想家认为,外国的经济掠夺是中国贫弱的主要原因,要立国自强以抵制外国侵略,最重要的莫过于振兴商务。因此,他们反对清政府限制民营企业的政策,要求如同西方那样提高工商地位,对民族工商业力加扶持。二是突破封建专制的传统观念,主张实行“君民共主”的议会政治。他们通过中外对比,初步认识到君主专制阻碍着国家的富强,认为昏君失政、佞臣弄权、草民积怨和民气不振,皆由此出,而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则可避免这种种弊端。但他们又不赞成取消君权,认为西方式的民主权力偏下,也有结党营私及遇事推托不决等诸多流弊。因而,他们主张在保留君权的前提下设立议院,使“君民共主”,以避两极之偏。显而易见,他们所要的“议院”不过是归属于君权之下的议政机构,而非体现民权的立法机关,这同西方国家的君主立宪制度还有重大差距。
 
  早期维新思想家刚从旧营垒脱胎,受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还重,因而思想主张多有局限,也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尽管如此,经过他们的努力而形成的一股维新思潮,为稍后而起的戊戌维新运动作了重要准备。  

康有为的变法理论

  康有为(1858-1927年),字广厦,号长素,广东 南海县人。他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早年饱受传统儒学教育,年过二十以后始从《海国图志》入手,涉猎西学书籍,由此获得西方社会政治与自然科学的启蒙知识。就对资本主义的实际了解而言,康有为本不如王韬、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思想家。但由于他立志改革,一经接触西学,即致力于变法理论的研究,建立起完整的思想体系,又使自己的活动一开始就具有实践性,因此能够超越前人和同辈,成为维新领袖。
 
  中法战争后,康有为着手撰写《人类公理》,即《大同书》的初稿,其内容虽主要是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不代表康有为对现实的主张,但反映出他已动念于国家的改造。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赴京应会试,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陈述“强邻四逼”的形势,请求“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以挽救国家危亡。这是康有为鼓吹变法维新的开端。光绪十七年(1891年)起,康有为创办“万木草堂”学馆,聚徒讲学,培养出梁启超、徐勤、麦孟华等一批维新运动的骨干。其间先后完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两部著作,由此奠定了维新运动的理论基础。
  《新学伪经考》刊行于光绪十七年。在这本书中,康有为把东汉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经典的古文经学概予否定,说成是西汉刘歆为帮新朝王莽篡汉而编造的“伪经”,与孔子无关,应称“新学”。这样,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顽固派“恪守祖训”的立脚点,促使人们对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依据产生怀疑,转而去接受一种新理论。
 
  《孔子改制考》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写成,光绪二十四年 (1898年)刊布。在这部著作中,康有为刻意制造历史根据,把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古代改革家,以证明变法维新“合乎古训”、不违圣人之教。进而借今文经学的“三统”、“三世”说,提出和论证历史进化的理论,认为夏、商、周三代不同,故都因时变革;而人类社会必然要沿“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依次演变递进,愈变愈好。他还牵强附会,把据乱、升平、太平三世,分别指为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三个时代,并强调当时中国须经维新由君主专制而进入君主立宪的必要。康有为对历史演进的划分和解释并不科学,但他确认历史是不断发展的,主张用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这就直接冲击了封建顽固派“敬天法祖”的思想。
  康有为抬出孔子作变法的护身符,并从儒家经典中寻找变法的理论和根据,这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和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深厚。然而,他依变法的需要而对儒家经典任意取舍和发挥,在当时又是不可多见的大胆之举。因此,《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一经发表,立即在思想界引起极大震动,并以此而招致封建守旧势力的激烈攻击,被强令毁版。  

“公车上书”与维新派群体的结成

 
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
  以著名的“公车上书”为标志,变法维新由一种思潮发展为政治运动。维新派则自此结社“合群”,逐步形成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并以积极的活动实践,不断扩大自身的社会影响。
 
  “公车上书”发生在光绪二十年三月末(1895年5月初),起因于甲午战败后《马关条约》的订立。当时,举国沸腾,群情激愤。康有为正在北京参加会试,于是发动各省应试举人1300多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康有为亲自起草万言书稿,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局势,指出对日割地赔款将会丧失人心,导致列强灭亡中国的恶果。就此,他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并特别强调:“改变祖宗成法”是立国自强的根本,要求光绪皇帝采取措施,行富国、养民、教民之法,发展工商业;同时改革政治制度,由各省士民公举“议郎”,供皇帝咨询和讨论国家大政。这些建议,使本来属于封建士大夫的“公车上书”,带上了明显的资本主义色彩。虽然这次上书因顽固派官僚的阻抑未能递达皇帝手中,但被传抄印刷,流布全国,摧动起势不可挡的变法潮流。康有为也因此而声名大振,取得了维新运动的领袖地位。
 
  “公车上书”后,康有为得中进士,授工部主事。但他未去就职,而是致力于变法的组织和宣传活动。就在这年六月(1895年7月),康有为在北京刊印《中外纪闻》(初名《万国公报》),译介西学,鼓吹变法,意在开通风气,为建立团体预作准备。次月,由康有为发起、帝党官员文廷式出面,正式成立了北京强学会,推时任户部主事的陈炽为会长。会员数十人,定期集会演讲。这是第一个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但成员不尽是维新派,一些政府官员,如洋务派的张之洞刘坤一及道员袁世凯等,都捐资列名。李鸿章本想助款参加,因名声不好而未被接纳。英、法、美传教士李提摩太、李佳白、林乐知等人也具名加入,且为会中活跃分子。强学会的组成,同康有为的变法理论一样,体现着维新派政治上的软弱。此后不久康有为去上海办强学分会和《强学报》,依旧是借重于张之洞。当然,权势者的支持便于维新势力的壮大,所以两地的强学会一时颇有声势。守旧势力对此大为忌恨,时间不长,清政府即以“植党营私”的罪名将强学会查封。
 
  清政府解散了强学会,并没有遏制住维新力量的聚集和维新活动的开展。相反,维新派以更加高涨的热情鼓荡变法,在全国各地大办学会和报刊、学堂,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总数已达300余所。其中,这年春天由康有为创立的保国会不但定有详细章程,并明确规定了总会和分会的组织、权限、领导关系及会员权利,成为一个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政党雏形的全国性爱国团体,表明维新派作为一种政治派别,开始走向成熟。  

维新运动的代表

 
维新运动代表
   维新运动代表
  在维新派中,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是影响突出的佼佼者,对维新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17岁中举,后入“万木草堂”就学,是康有为的高足弟子和得力助手。光绪二十二年七月(1896年8月),维新派黄遵宪、汪康年等以上海强学会余款创办《时务报》,邀梁启超任主笔。他在报上连续发表 《变法通议》、《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一系列文章,一方面发挥师说,用进化论观点阐述改革的必要,一方面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倡导“兴民权”。他认为,君主专制是中国致弱的根源,要兴邦图治,必须改行君主立宪制度。梁启超系统阐发了变法维新的理论和思想,其论著不但内容新颖,而且论调激昂,“笔端常带感情”,文字也流畅通俗,因而具有极大的感染力,深受爱国知识分子的欢迎。《时务报》风靡各地,梁启超也成为名闻天下的政论家和宣传家。
 
  严复(1854-1921年),字又陵,号几道,福建侯官人。少年入福州船政学堂,光绪三年(1877年)被派赴英国学习海军,在那里接触和研究了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两年后回国,初在福州船政学堂任教,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他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与上海《时务报》相呼应,成为维新派的南北两大喉舌。这之前,他已在天津《直报》先后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文章,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旧文化,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思想。随后翻译英人赫胥黎的《天演论》(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用加按语的办法,引伸生物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指出中国处于当今“弱肉强食”的世界,如不变法图强,将被优胜劣败这一“天演公例”所淘汰,亡国灭种。此译著陆续刊载于《国闻报》上,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替代中国传统的变易观,震聋发聩,为变法维新提供了新的理论根据,对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乃至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产生了深刻影响。
 
  谭嗣同(1865-1898年),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出身官僚家庭。青少年时倜傥不羁,鄙视科举,热心西学。中日甲午战败,谭嗣同深受刺激,主张变法,并在家乡倡办算学馆,开湖南新学之先。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结识梁启超,推服康有为,自称私淑弟子。同年开始撰著《仁学》一书,书中盛赞资产阶级的民权、平等,痛揭封建君主专制和纲常名教的罪恶,并提出了“冲决网罗”的大胆口号。次年到长沙,协助支持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设立时务学堂,聘梁启超等一批康门弟子主持和任教。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又与湖南维新志士唐才常倡设全省规模的南学会,每周集会探讨变法途径;并创办《湘报》,大造变法舆论。谭嗣同等维新派的努力,加上当地官员的倾向进步,使湖南的维新运动蓬勃发展,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戊戌变法的发生

 
百日维新始末
百日维新始末
  百日维新的出台与戊戌政变的发动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瓜分狂潮陡然加剧。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维新运动空前高涨。此前继“公车上书”后,康有为曾于当年连上两书,因无结果,对上书本已冷淡。这时以局势紧迫,又赶到北京,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劝其仿效日本,速行变法,并出言尖刻,指出若不及时求变,皇上及诸臣非但再想歌舞湖山而不可得,就连求为长安布衣也无可能。与此同时,康有为还广泛联络各省在京官员和士大夫,分别建立粤学会、闽学会等以保本省为名目的地方团体。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康有为用“保国、保种、保教“作号召,组成了前已述及的保国会。不久,又借德国士兵侵侮山东即墨孔庙事件,发动了有 2000多在京应试举人参加的第二次“公车上书”。受这些活动的激励,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天,京城及外地一时呈现“人思自奋,家议维新”的局面。
 
  维新运动的迅速发展,使有着爱国思想的光绪皇帝受到鼓舞,决心摆脱慈禧太后的控制,依靠维新派变法革新,实现国家富强的抱负。光绪二十四年初,光绪皇帝派翁同龢、李鸿章、荣禄等总理衙门大臣会见康有为,征询变法意见。之后令康有为具折详奏,并将所著《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进呈。
 
  康有为应诏,随即呈递了名为《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局折》的上清帝第六书。书中从“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的思想出发,建议取法日本、全面改革,并提出三条纲领性变法措施,即: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开制度局是其中的核心内容。依康有为的构想,制度局有更张政策、“重立法典”之权,类同立法机关的议院。制度局之下,中央设法律、税计、工务、农商等十二局,地方则按道、县分设新政局和民政局,作为新政执行机构。康有为这时不再提向所坚持的设议院、立宪法等主张,主要是鉴于守旧势力太大,不得不有所改变。  

维新运动的失败

 
  在康有为上第六书前后,以慈禧太后为后台的顽固派表现得十分张狂。他们大骂维新派是“乱成法”的叛逆,要求处死康有为,甚至发出“宁可亡国,不可变法”的反动叫嚣。保国会刚刚集会三次,就因荣禄等人以杀头究办会员相威胁而无形消散。光绪皇帝要军机大臣就开制度局拿出实施办法,守旧官僚们向慈禧太后请旨,公然抗命不遵。后党顽固派的态度指示了风向,地方上的封建势力从而有恃无恐。湖南的王先谦、叶德辉等旧派人物就煽动闹事,冲击南学会,捣毁《湘报》馆,将维新分子逐出省境,致使湖南维新运动在变法前夕陷于沉寂。洋务派官僚也随风转舵,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激烈攻击维新派“开议院,兴民权”的政治主张。
 
  面对顽固派的压力,光绪皇帝依然决定变法,于农历戊戌年,即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诏书。从这天起始,变法进行了103天,故史称“百日维新”。其间光绪皇帝根据维新派的提议,并权衡利害,颁布了一大批除旧布新的政令,主要内容有: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大小臣民上书言事,并准各地自由开设学会、报馆;裁汰冗员,精减行政机构;准旗民自谋生计。经济上提倡商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立国家路矿总局、农工商总局和各省商务局、商会;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军事上裁减绿营,精练新军,准备采行征兵制。文教上废除八股取士,改试策论;改各地书院为学校;创办京师大学堂;向国外派遣留学生。
 
戊戌六君子
   戊戌六君子
  上述诏令并没有反映出维新派的全部要求,特别是维新派关于开制度局及停废厘金制度等建议,都未涉及。即使这样,顽固派也不能容。他们对新政命令或公开抵制,或消极对抗,使变法上谕大都成为一纸空文。而代表顽固派的后党集团,更是自变法伊始就筹谋扼杀变法的政变。四月二十七日,即变法诏令颁布后的第四天,慈禧太后就逼迫光绪皇帝连发三道谕旨,一是将支持变法的帝党中坚翁同龢开缺回籍,意在割断帝党与维新派的联系,使光绪皇帝无所依靠;二是规定二品以上大员受新职须到太后面前谢恩,借此使用人大权重归慈禧掌握;三是任命慈禧的亲信荣禄署直隶总督,统率董福祥、聂士成、袁世凯分掌的北洋三军,使后党控制了京津的兵权。
 
  对于顽固派的阻抗新政,光绪皇帝进行了反击。七月中旬,他将压制下属上书的礼部六名尚书、侍郎一并革职,提拔谭嗣同、刘光弟、杨锐、林旭四人为四品衔军机章京,参与变法机密。这样一来,变法进入高潮,而新旧两派的斗争也就更加激烈。京、津之间,慈禧和荣禄不断派人往来密谋,废黜光绪的传言随之而起。政变风声日紧,光绪皇帝密诏维新派筹商对策。康有为等人无计可想,密奏光绪,请重用在天津小站统带新建陆军的袁世凯。光绪皇帝依议召袁世凯进见,破格授以侍郎。谭嗣同随后往劝袁世凯举兵救驾,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结果被袁世凯告密出卖。其实,维新派拉拢袁世凯的举动早已引起顽固派的警惕,加以这时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华,维新派露有借重其人之意,后党集团更感到政变再不能拖延。因此,在袁世凯叛卖维新派之前,后党集团已议定政变的最后步骤。八月四日,慈禧自颐和园赶回皇宫,预为布置。八月六日(9月21日),正式宣布重新临朝“训政”,将光绪软禁,并下令捕杀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外国,谭嗣同、杨锐刘光弟林旭杨深秀康广仁等“戊戌六君子”于八月十三日被杀。百日维新淹没在血腥恐怖中,新政成果仅存京师大学堂。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戊戌变法的失败,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薄弱,封建传统又根深蒂固,从而革新与守旧之间阶级力量的对比相差悬殊,变法缺乏必要的社会条件。但作为一次自上而下的和平改革,维新派和光绪皇帝政治、思想的不成熟,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戊戌变法在民族危亡关头匆忙出台,准备不足在所难免。但作为变法的领导者和指导者,还是应该尽量做到整体规划、统筹安排。而变法期间,短短百日之内,光绪皇帝颁布的变法上谕几近200道,既未虑及社会的承受能力,对改革后出现的问题也无补救措施,而且步骤零乱,没有主次先后和轻重缓急之分。结果,一开始就造成整个社会的震荡不安,招致各阶层守旧势力的同时反抗。即以裁汰冗员和政府机构而论,这涉及政治体制和旧有官员的出路,阻力本来就大,光绪皇帝和维新派对被裁人员如何措置又无下文,致使这批人无论守旧程度深浅,都痛诋变法,站到了后党一边。所以当时人认为,政变的发生,首先就在于裁官。再比如,数百万旗人久惯寄生生活,而变法中一纸准旗人自谋生计的规定,骤然取消了他们作为统治民族的这种特权,不能不引发矛盾,加之康有为提出改国号、易正朔、断发易服、满汉不分等要求,使这些人大受刺激,因而反应强烈,直至牵动满族统治集团。仅此一项,就决定了变法必败无疑。康、梁总结变法夭折的原因,都提到“满汉之争”,殊不知这一情况的引起,同他们自己的思虑不周大有干系。所有这些,说明长于书斋的维新党人缺少政治经验,即使人数再多,也未必就能成就变法事业。  

维新运动的最后结局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以保皇会为组织形式,在“勤王”的名义下,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策划发动了一次武装起义。这是维新派政治活动的顶点,也是维新运动的最后一幕。
 
  戊戌政变后不久,逃到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与专程赶来的唐才常共同拟定计划,准备在两广地区和长江流域起兵。为此,康有为决定以华侨为对象,广筹经费。光绪二十五年六月(1899年7月),康有为到加拿大,联络当地侨领,成立起保皇会。保皇会以“忠君爱国”为宗旨,把救光绪同“变法救中国”紧相联系,符合当时大多数海外侨胞渴求中国进步的要求,因而发展很快,时日不多即星罗棋布于日本、南洋、美洲、夏威夷、澳洲及香港澳门等地,会众多达数十万。康有为等人借此团体大力开展宣传,向华侨劝捐助饷,到起义失败时,募集资金约30万左右。
 
  义和团运动爆发之际,康门骨干奉命加紧组织国内力量。唐才常负责长江流域。他联络维新志士,交结会党领袖,于上海成立“正气会”,后改称“自立会”,并以会党群众为基础,组成“自立军”,又称“勤王军”。与此同时,负责两广的徐勤等人也以各种途径,网罗了这一地区大部分会党首领及绿林豪客。光绪二十六年春夏,义和团运动高涨,八国联军侵华,康有为指示借机发难。七月初,唐才常邀集在上海的维新派和社会名流,倡设“国会”,称“中国议会”,揭出不承认满清政府统治、拥护光绪复辟、实行君主立宪的纲领。七月中,自立军一支在安徽大通竖旗举事,旋被扑灭。这前后,唐才常等几次运动张之洞,欲拥其据两湖“独立”。张之洞未置可否,但到七月底,突然采取行动,派兵包围设在汉口的自立军总机关,捕杀唐才常等起义领导人。自立军未及全面发动即告失败,两广勤王队伍也悄然瓦解。
 
  这次“勤王”活动的失败,标志了中国资产阶级运动史上的一大转折。自此,革命开始取代维新,逐步成为资产阶级运动的主流。维新派也从此分化,一些人日益转向革命的立场。  

戊戌变法的影响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这场运动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却是深远而又重大,意义不可低估。
 
  首先,它顺应时代的要求,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不但以维新派的奔走呼号和流血牺牲精神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而且把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寻求国家出路的斗争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变法运动中,康有为所代表的维新派将救亡图存同独立地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改革社会制度联系起来,使传统的爱国主义在内容上得到深化;他们所提出的大兴工商实业、保护民族经济,特别是制定宪法、张大民权、实行君主立宪等政治主张,超过了此前所有改革思想家,从而在更为深刻的程度上促进了民族的觉醒。
 
  其次,它掀起思想解放的潮流,起到了重要的民主主义启蒙作用。变法运动期间,维新派广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社会政治学说,并以此为武器,对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思想文化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批判,从而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稍后的事实表明,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和革命知识分子,大都受到过维新思想的启迪。由戊戌维新开启的思想解放,可以说是这场运动的最大贡献。  

关于戊戌维新运动的性质

 
  长期以来,戊戌维新,在大中小学的教材中皆被称为改良主义运动;近年在一些论著中,提法虽稍有改变,但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尚未论定。以笔者所见,它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变革社会制度的运动,是一场革命。
 
  一
 
  关于革命的含义,人们的理解多有分歧。就新中国成立后理论界所称的“革命”而论,主要有以下三种:(一)以推翻和改造封建王朝为主旨的农民运动,称为“农民革命”。(二)对于通过和平方法实行社会变革的运动,亦可称做“革命”,如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等等。(三)以暴力为手段进行社会制度变革的运动称为革命。在一些同志心目中,所谓革命,必须同时具备暴力与变革制度两个内容,二者缺一不可。因此,他们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革命,言外之意,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无革命可言。三种说法,均有经典根据,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般地说,人们常常把改造社会的重大变革称做革命。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现存的生产关系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就要求通过社会革命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及维护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代之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衡量社会变革是不是革命,主要看它是否有利于解放生产力,以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制度。这种社会革命可以是暴力斗争,也可以是和平手段。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就是和平的方法。事实上,社会革命可以采用和平手段,不能把暴力斗争视作唯一手段。当然,我国用和平手段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是有一定条件的,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结果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但不论是采用暴力斗争,或是和平的方法,都只是方法问题,并不决定其是否为社会革命问题。众所周知,我国现在进行的改革,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因此,人们常说,改革是一场革命。甚至对改造自然的重大变革,人们亦称之为革命,如产业革命、技术革命,等等。可见,革命一词的含义有狭义与广义之分,本人主张将变革社会制度的运动称之为革命,是从实质而言,倾向于就广义而言的。
 
  二
 
  戊戌维新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变革社会制度的运动,而且是近百年来一系列改造和变革社会的伟大开端。戊戌维新同以往自发的农民运动不同,它是奠基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之上,适应民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需要,代表中国民族资本家的政治、经济要求的改革运动。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由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救亡图存的紧迫感、责任感,催促着一切爱国的中国人、社会集团、社会阶级和阶层,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做出自己的抉择,投入改造中国的运动。尽管在19世纪末中国民族新工业尚很薄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尚处于形成的过程中,刻不容缓的时代紧迫感却敦促着这个阶级的代表人物尽早地袍笏登场,演出维新、变革、图存的壮烈场面。戊戌维新运动虽带有早熟、不够完满等等特点,它作为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确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以资本主义代替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来说,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确是破天荒的事,是中国历史发展阶段上的重要里程碑。应当指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历史已面临着大的社会变革,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都是要以资产阶级民主制代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确立资产阶级在中国的统治。在这一过程中,资产阶级各派人士,主张虽有出入,方法亦不相同,而他们的大目标,即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却是一致的。就其变革中国的社会制度而论,只有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制的斗争、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斗争,才能与之相提并论;其他一切自发斗争都是难以伦比的。虽然辛亥革命不论从规模、深刻的程度、成就,抑或是历史意义上看,都远远超过它,但无论如何,就变革社会制度这个意义上说,只是戊戌维新的继续和发展。尊重历史,在于尊重历史的辩证法,实事求是,决不能肯定辛亥革命的暴力手段,就否定戊戌维新的和平方法;反之,更不能给戊戌维新应有的肯定,而又去贬低辛亥革命。
 
  近百年来,风云剧变,改造中国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历史雄辩地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华大地,不仅像戊戌维新那样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必然失败,甚至连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也行不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才能取得胜利。1949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随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就。尽管其中有挫折和失误,从总体看,其成就在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这一切,无论是戊戌维新,还是辛亥革命,都是难以同它相提并论的。然而,戊戌维新毕竟是近百年来中国变革社会制度的一系列伟大运动的开端,大辂椎轮,前驱之功是埋没不了的。
 
  三
 
  戊戌维新运动,虽是一次用和平方法进行的社会改革运动,却不是如某些论者所想象那样平静。实际上,用和平的方法亦非纯粹和平与平静,而是充满矛盾、斗争的。
 
  在维新运动中,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比较系统地宣传变法维新理论。维新思潮是当时中国社会最先进的思潮,但它主要是在资产阶级化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引起激动。以改革旧的社会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维新运动,必然遭到封建买办势力的激烈反对。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徐桐、刚毅、李鸿章、张之洞等逐渐结合起来,激烈反对维新派。“互相水火,有如仇雠”(《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页)。在“百日维新”中,维新派通过光绪帝发布的新政诏书、谕令共200多道,变法维新达到顶峰。尽管改革的实效甚微,其气势却很迅猛,在短短的3个多月中,除旧布新的诏令对封建买办等社会腐恶势力进行了猛烈冲击。废八股、取消各地书院、淫祠,使八股士人、和尚、道士以及把持书院、寺观的土豪劣绅感到岌岌可危;旗人自谋生计的谕令,使过惯寄生生活的旗人失去依靠;一些衙门被裁撤和六部堂官革职后,丢掉乌纱帽的官员有如丧家之犬。今天看来,上述措施并无激烈可言,就当时历史条件看,改革对封建势力的打击却是一个接着一个,可谓风云突变。如上述谕令得以实行,一大群既得利益者的权与利转瞬间即将化为乌有,这可以说是很激进的、雷厉风行的、勇敢的行动,决无平稳可言。维新志士视变法为中国唯一的出路,封建腐朽势力则视作“罪恶贯盈”(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一)第26页)。斗争愈演愈烈,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发动政变,亟欲将维新志士置诸死地而后快;维新志士谭嗣同在政变前夕则决心一死“以酬圣主”,呼唤“变法而流血”(梁启超:《谭嗣同传》、《戊戌变法》(四)第53页),刑前还悲愤地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戊戌变法》(四)第349页),表达出一代维新志士同封建腐恶势力誓不两立的心声。那种认为变法维新乃是平稳的改良,不尽合乎事实。
 
  既然戊戌维新的中心问题是让资产阶级参加政权,实行君主立宪,以代替地主阶级的君主专制制度;并围绕着社会制度的改革,充满着激烈斗争,这在实质上就不能不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对于它的历史地位,应给予重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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