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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6360 次 历史版本 5个 创建者:隆mm (2011/5/11 22:45:00)  最新编辑:隆mm (2011/5/15 13:56:38)
宗教改革
拼音:ZongJiao GaiGe
英文:Religious reform
同义词条:Religious reform
  宗教改革(英语:Protestant Reformation)是基督宗教在16世纪至17世纪进行的一次改革,代表人物有马丁·路德加尔文茨温利,甚或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等人,分割了新教与旧教。一般认为宗教改革始于1517年马丁·路德提出九十五条论纲,结束于1648年的威斯特法伦和约。 

改革教的先锋


  简单的说,教会历史上重要的改革都是教义的改革而非制度的改革。更严谨的说,即便是制度改革,也是奠基于教义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的。自初期之基督教会时候的改革家就是护教士,如游斯丁(Justin Martyr)(c.100-165)、特土良(Tertullian)、亚历山大的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伊格那丢(Igantius)(c.35-107)、波里家(Polycap)(c.70-156)等。

  九世纪中叶,为要证明当时教皇所宣布的主权是早在数世纪前就实行的假文献“伪西多尔教令集”(Isidorian Decretals)出现时,许多有良知的主教曾群起反对这骗局,但终被压制。十二世纪又有法国的瓦勒度派(Waldensians)反对炼狱说,强调平信徒可上台讲道,教士的言论并非完全无误等,声势相当浩大。虽遭到教皇视为异端,予以除名,改职,但他们至今仍然存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区,成为十二世纪以前改革教会进仅存硕果。

  1376年英国的勒得倭得教区长兼英王皇家神学顾问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1320-1384年),眼见时任教宗格列高利十一世生活奢靡,教会因争竞逐财而腐化,便在牛津公开指责教会的主决者。世俗事务由神派政府管理,教皇不应干涉。他获得英国朝野的拥护,为免被教皇捉办,继续推动改革,1377年又宣称圣经是信仰唯一根据,教会唯一律法。接着他将《圣经》译成白话英文(1384年完成,1388年修订),结果销路意外广大。他又主张“平民主权”即教会应以平信徒为中心,而非教皇;但可有一人遵照圣经总揽相关事务,否则便是敌基督者。并要二人一组出外传道,但非终身职。英国黑死病流行时,他被保守派归咎拿办。他的追随者被称为罗拉德派(Lollards),后受英王亨利四世,五世摧毁殆尽,幸因查理二世娶波希米亚公主而再传入波希米亚。

  约翰·胡斯(John Huss,1369-1415年)是波希米亚布拉格大学教区长,因阅读威克里夫的著作后深受感动,也开始作类似的言论,起初大受波希米亚朝野赞赏,后因严词指责出售赎罪券是违反圣经的可憎习行为,在1409年比萨会议被教皇定罪,1414年赴君士坦丁堡会议后被拘留,次年七月六日被处以火刑,引起波希米亚反教皇的革命战争,迄今改革火苗仍未熄灭。 

宗教改革的背景 

背景

    人文主义

  1453年奥斯曼帝国灭亡拜占庭帝国,逃亡到西欧的学者们带来了大量的古典。文艺复兴也随这些东罗马学者的逃亡而来。又随着文艺复兴的发展,人文主义成为当时欧洲的新思想,人们开始改变中世纪以神为本位的人生价值,而开始认真思考以人为本位的新观点。就在这样的新思想下,基督教的人生观也慢慢的受到民众的怀疑。

工商业复兴的影响

  中古世纪的欧洲大致分为教士贵族还有骑士的上等阶级,跟农奴以及平民组成的下等阶级。随着工商业的复兴创造出了一个新的阶级──中产阶级,大多由平民商人所组成的中产阶级发展出了完善的商业组织如行会、银行等等,而之后的欧洲世界也从原本的教权转移到由君主以及中产阶级主导。

  但是民生问题也随之而来,像贫富差距以及阶级对立等等。人民除了要对政府纳税,教会的各项圣礼,仪式等等也都要付费。加上教廷反对借贷生息也不利工商的发展[来源请求],这样的生活使的人民对教会的怨怒越机越深。 

近因

  教会的腐败

  中古世纪的人民主要的心灵依靠都是宗教,对于外在的教会礼规非常重视。随着工商的发展,教会也坐拥庞大的教产,这样的富裕使神职人员的道德松懈,教会中的丑闻不断的发生。许多的高级神职人员的职位都是以金钱而不是道德换来的,有些神父甚至连十诫与主祷文都不清楚。有时教会为了纾解财政方面的负担,公然贩卖赎罪券并声称能以之赎回炼狱之刑。一些高级神职人员甚至卷入性丑闻中,其中教宗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活和其于1501年10月30日主持的栗子宴会可以算是性丑闻中的代表事件。人民对教会的要求日渐升高,但是教会却一项也无法完成,迫使人民转向其他神秘宗教以安抚自己的心灵。

  君权与教权的争执

  在中古世纪的时候,教宗对人民心中的权利远高过国王[来源请求]。教会也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断的干涉政治,也引发了很多皇帝与教宗的冲突事件,如神圣罗马帝国的腓特烈三世罢逐教宗,甚至出兵罗马。还有英王亨利八世直接脱离罗马教廷。到了文艺复兴时代,民族主义的萌芽让人民不再以教宗为尊,而是以国王为大。教宗的势力也慢慢的削弱了。

  印刷术的影响

  在宗教改革的运动中,由于印刷术的发明,使得此一运动的推动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宗教改革的起因当中有一个原因,即是圣经只能由圣职人员阅读。一般信徒无法阅读圣经,只能完全听信各地神父对经典与教义的解释。然而在1456年古腾堡(Johann Gutenberg)在美茵兹(Mainz)的印刷厂印刷了一本拉丁文圣经。印刷术的发明有助减低抄写文本而产生错误的情形;另外,只要将所印刷的作品排好,即可大量印刷,同时亦降低书本的成本价格。民众只要付得出买书的钱,就可以有机会阅读。因此,当马丁·路德要传递他的宗教改革理念时,只要透过印刷和贸易路线的发达,他不需要跑到遥远的英格兰就可以传播他的思想了。  

宗教改革的过程与重要人物

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德语:Martin Luther,1483-1546)在耳弗大学 (Erfurt)获文学硕士,又学半年法律。接着入修道院苦修,1507年获立为神父。1512年 获威登堡大学(Wittenburg)神学院博士,随即教授《圣经》曾讲授诗篇(1513~1515)、罗马书(1515~1516)、加拉太书(1516~1517)和希伯来书(1517~1518)。他是德国最早用德文对照新旧约原文授课的教授之一。然而他继续依然教会律法潜心苦修,结果,使他更加强烈的不能满意于“新路”的观点。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得到内心的平安。直到有一天他在研读《圣经》时,看到“义人必因信得生”(罗马书1:17)时,突然觉醒到原来人的得救只是因为他对上帝的信仰以及上帝的恩赐,其他一切的律法都不能保证使人得以“称义”。他这信念也在获得同校一些教授的支持,加上亲眼看到人们受骗购买赎罪券的情形,又耳闻教会主教买卖圣职的丑事,他开始攻击教会出售赎罪券的作法。1517年10月31日他将所写对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看法,张贴在威登堡大学的教堂门口。由于当天恰巧是重要节日诸圣节 ,使得很多人看到张贴的内容。虽然当印刷术才使用不久,但两周后传遍全德国;四周后各种译文传遍全西欧。1521年1月3日教皇利奥十世终于下令将他革除教籍,他原本只要改革教会一部分制度,从此他也不再承认教皇的权威。此后他所代表的教派总称国“更正教”或“新教”(Protestantism),与之相对的东方的正教会,西方天主教,则成国旧教。他直接建立的教会成为“路德会”或“信义宗”。由于他个性保守,因此他改革的教会仍保留《圣经》没有明文禁止的旧教传统[原创研究?],如祭坛,蜡烛,基督画像,告解礼,周日礼拜与圣诞节等。 

慈运理

  胡尔德莱斯·慈运理(英语:Ulrich Zwingli,1484-1531)生在瑞士的威德赫斯城(Wildhaus),在巴塞尔(Basel)、伯恩(Bern),及维也纳(Vienna)受教育。慈运理在维也纳就读大学,当时候的维也纳大学正在推行大学改革。当时在人文主义者采尔蒂斯等人的领导下,促使大学接受了人文主义者的改革。随后,他又在巴赛尔大学内,深受人文主义的影响,强化了他对人文主义的立场。于瑞士东部接受区牧的职务,在1519年成为苏黎世教会的牧师。慈运理在语言上是很有能力的,他可以将无论是希伯来文、希腊文或是拉丁文翻译成苏黎世的当地语言,后来,苏黎世市议会决定了圣经改革方案,成为官方政策。在1525年苏黎世市议会废止弥撒,改由慈运理的圣餐版本替代。改教的主题是教会内道德的重整,他开始攻击赎罪券,且是有计划性的攻击。在圣礼上他更有自己的主张:圣餐是一项纪念主的仪式,仅是象征性;基督不在圣餐之中。这点与路德有很大的不同。慈运理针对圣餐的问题和马丁·路得(M. Luther)彼此意见不同,致使于1529年在马尔堡(Colloquy of Marburg)的会议中与信义宗分道扬镳,于是各宗派在度分裂一次。在慈运理受伊拉斯姆(Erasmus)的人文主义影响,积极参与苏黎世这个城市的宗教改革,由于在瑞士是联邦体系,是有一个一个城市所组成的,而苏黎世又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城市,所以慈氏认为从此城市开始若成功则改革将会如火如荼地展开。同时由于慈氏采较宽容的态度,使得许多苏黎世人民纷纷响应。在慈氏带领之下真是逐渐脱离了罗马公教的管辖。但就在1531年这个时刻慈氏在一场战役中阵亡,虽由他的助理起而代之,但整个改革运动就逐渐转移至瑞士另一个城市日内瓦。虽然慈运理已殒命,不过他的学说在东瑞士甚至奥国,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加尔文

  约翰·加尔文(法语:Jean Chauvin,德语:Johannes Calvin,英语:John Calvin,1509年7月10日-1564年5月27日)生于巴黎诺阳,在巴黎大学研究神学三年,后又到外地学习法律。1536年,他出版《基督教要义》("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一书,随即到日内瓦。但他的改革教会提案未被接纳,且被驱逐出境。经数年潜心研究,1541年他再返日内瓦,得到欢迎,并治理当地教会二十三年,使它成为新教的中心。加尔文主张预定论:人得救与否完全是神所预定的,但又不赞同宿命论;相反的,他认为虔诚的信仰与完美的德行是每一个将要得救的基督徒的义务,他们应该在世间努力工作以荣神益人。加尔文的教义受到许多工商业者欢迎,成为新教主流,其中以长老会发展又多又快。 

英王亨利八世

  英国国王亨利八世(英语:Henry VIII,1509-1547)反对马丁·路德和更正教会,后为要与王后凯瑟琳 (Catherine)离婚,受拒于罗马皇帝,因此1534年与更正教合作并共同通过“最高治权法案”(Act of Supremacy)宣布创立英国国教会,又称圣公会,与罗马旧教的教义和仪式并无二致,只是英国国王代替罗马教皇成为政教权威。直到其子爱德华六世即位后,在萨默塞特公爵爱德华·西摩的摄政下,圣公会开始正式改革教义与礼仪,包括颁行《四十二条信经》和《爱德华六世公祷书》。 

意义


  在宗教改革之前,教会不仅控制了普通民众的思想,还高高凌驾于世俗王权之上。宗教改革打破了罗马天主教会的转转局面,衍生了许多不同的新教教派,并和不同民族的国家相结合,使各个王国迅速发展壮大。例如,英国的圣公会的建立使英国的民族国家和君主专制得到强化,为后来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社会基础。欧洲的各个国家也因为各自的宗教信仰而加强了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国家的精神凝聚力。

  虽然宗教改革派进行改革的初衷只是反对罗马天主教会,但是这场改革无形中给欧洲带来了自由、宽容的新气息,从最初对不同信仰的包容到后来对不同政见的包容,这场宗教改革促进了欧洲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进步。[7] 

宗教改革的余波


  天主教的革新——反宗教改革

  宗教自决和宗教迫害 - 1555年,奉行新教、旧教两派的国家终于签订《奥格斯堡和约》,协议由各国统治者全权决定该国人民所信仰的教派,不能接受者只有迁居他国。1598年法国皇帝亨利四世颁布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es)准予人民自由信仰新教。但新教却各派互不相容,他们本着个人可以直接与上帝沟通,产生《圣经》不同的见解。这种“自以为是”的结果演变成宗教迫害。原先罗马天主教就是“异端裁判所”,现在连新教都迫害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

 宗教战争 – 欧洲各宗教改革运动历经许多流血战事,如1610年亨利四世被刺杀,法国再度内战,新教信徒大量逃亡。1618年德国路德派因不满《奥格斯堡和约》被毁,由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 (Gustavus Adolphus)领导,与国内罗马天主教徒交战了三十年。直到1648年签订《韦斯特发里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双方重获和平相处。又如1568年荷兰北部的加尔文派信徒因反旧教与其统治者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对战,到1609年终获独立建国与信仰自由。

  在宗教改革后的英国国教,还带着不少罗马公教色彩,英国许多受加尔文派影响的基督徒称为清教徒 (Puritans)的人,想再加以改革,使成更合乎《圣经》的信仰,却受到欲恢复旧教的国王查理一世迫害。于是许多人逃至北美洲新大陆,即后来独立的美国,并爆发1640年-1649年的内战,史称“清教徒改革”。清教徒获胜后,新教团体获相当自由的发展,直到1685年新国王詹姆士二世又想恢复旧教及专制政治。再经1688年没有流血的“光荣革命”,终于使英国新教徒在此年获得欧洲第一个获大量信仰自由的结局。各国的宗教战争中,常夹杂经济和政治利益等的争执。从十六世纪中期到十七世纪中期的百年纷扰,欧洲人口大量减少,经济衰退,各国终于逐渐地体认久战俱伤的教训,才开始采取宗教宽容政策。  
 
 

注释


  1、^ 麦格夫. 《宗教改革运动思潮》, 蔡锦图等译. 香港: 基道出版社. 2006:  19-20页 (繁体中文).

  2、^ 麦格夫. 《宗教改革运动思潮》, 蔡锦图等译. 香港: 基道出版社. 2006:  126-129页.

  3、^ 卢龙光等. 《基督教圣经与神学词典》. 香港: 香港汉语圣经协会有限公司. 2003:  561页.

  4、^ 李振群. 《透视2000-宗教改革与近代教会(卷三)》. 马来西亚: 协传培训中心. 1999:  51页.

  5、^ 郝伯尔,李林静芝. 《历史的轨迹—二千年教会史》. 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1986:  226-228页.

  6、^ 麦葛福着. 《基督教神学手册》, 刘良淑、王瑞琦译. 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1998:  84页.

  7、^ 赵林. 《在上帝与牛顿之间》.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7:  83-84页. ISBN 978-7-5060-27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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