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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7220 次 历史版本 0个 创建者:小白不白 (2011/5/6 18:04:38)  最新编辑:小白不白 (2011/5/6 18:04:38)
《周易集解》
拼音:ZhōuYì JíJiě (ZhouYi JiJie)
同义词条:周易集解
 
《周易集解》
《周易集解》
 
 
  《周易集解》,《周易》义释本。《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十七卷,盖为《集解》十卷,另附《略例》一卷、《索隐》六卷。后《略例》、《索隐》亡佚,后人将《集解》析为十七卷。唐李鼎祚撰。成书年代不详。
 
  

作者简介

 
  李鼎祚,生卒年不详。资州磐石(今属四川资中县)人。唐代经学家。
 
  约生于唐朝中后期,曾读书天州东四明山,历唐玄宗、肃宗、代宗三代。仕唐为秘阁学士,以经术称于时。官至左拾遗、秘书省著作郎、殿中侍御史。唐玄宗幸蜀,献《平胡论》以讨安禄山,召守左拾遗。肃宗乾元元年,又上奏在泸、晋、渝、合、资、荣等六州界险要之地置昌州。著有《辖珠明镜式经》、《周易集解》,代宗登位后,献《周易集解》,为秘书省著作郎,仕至殿中侍御史,死后“资州人士为立四贤堂,绘其像以祀之”。
 
  据刘毓崧通义堂集》卷一引李氏《周易集解》跋云:“明皇幸蜀,鼎祚进《平胡论》,后召为左拾遗。肃宗乾元元年,奏以山川阔远,请割泸、普、渝、合、资、荣等六州界,置昌州,是时仍官左拾遗。尝充内供奉,曾辑梁元帝及陈乐产、唐吕才之书,以推演六壬五行,成《连珠明镜式经》十卷,又名《连珠集》,上之于朝,其事亦在乾元间。代宗登极后,献《周易集解》,其时为秘书省著作郎,仕至殿中侍御史。”  

内容介绍

 
《周易集解》
《周易集解》
  《周易集解》十七卷,唐代李鼎祚撰,为研究唐以前易学万基是汉代象数之学的必读之书。
 
  象数之学兴盛于汉代,它是《易经》的一个开放的包容极大的体系,是其理论与智慧的基础,具有广泛的适应价值。本书出现的本卦卦象、覆卦卦象 、体卦卦象之错综复杂、精采纷呈,充分表现了象数学思维的巧妙和机变的智慧。
 
  李氏《周易集解》博采汉魏晋唐马融、荀爽、虞翻、王肃、蜀才、崔憬等35家的易说,使濒于失传的汉代象数学及诸家易说(书中存录的唐代崔憬《周易探玄》的部分内容,也甚为珍贵)得以保存至今,成为研究汉代易学的十分珍贵的资料。
 
  《周易集解》杂采子夏、孟喜、焦赣、京房、马融、荀爽、郑玄、刘表、何晏、宋衷、虞翻、陆绩、干宝、王肃、王弼、姚信、王虞、张瑶、向秀、王凯仲、侯梁、蜀才、翟元、韩康伯、刘谳、何妥、崔憬、沈瞵士、卢氏、崔觐、伏曼容、孔颖达、姚规、朱仰之、蔡景吾等三十五家之说。其中,主要汇集易学中象数派各家的注释,又以引苟爽、虞翻、干宝等人注释最多。于王弼、何晏、韩康伯等义理派易学家的注释也有所采,但总体上是排斥的。其主张就是《序》中所说的“刊辅嗣(王弼字)之野文,补康成(郑玄字)之逸象”。除集前人注解外,李鼎祚自己也有一些注释和评论,但数量甚少,有新义者更鲜。  

内容特点

 
  李氏本人对《周易》体例及其性质的看法可略见于《序》中。他认为郑玄易学“多参天象”,王弼易学“全释人事”,就此两家相比,郑学高于王弼。这表明他是重视取象说的。他又认为《周易》既讲天道,又讲人事。元气分为阴阳二气,二气又相交为三,便形成天象。从天地万物到人身,皆符合天地阴阳变化的法则。从人事上说,天地形成后,就有天高地卑的差别,由此也有了人类生活中的君臣、父子、男女、夫妇之道。  

文献价值

 
  此书为唐朝保存汉易的唯一文献,所集之《易》注,虽亦及王弼、韩康之魏、晋《易》,然大半集汉《易》之说。于东汉之《易》注,引虞翻《易》独多,与孔颖达《周易正义》言汉《易》,仅及荀、刘、马、郑而未及虞氏,大不相同。迨五代时,唐中叶尚存之各家《易》注,全部散佚,故此书之辑,又有保存古文献之功。且成书之时,在孔《疏》之后,全书之内容,上及魏《易》百余年前之汉《易》。由汉《易》直继《易经》12篇之旨,庶可窥见通贯三古之《易》理。故此书犹继往圣之绝学,无他书可媲美。然此书在唐代之影响不及孔颖达《周易正义》,流传不广。自唐五代迄明末,皆未闻儒林有重视此书者。清乾嘉之后,时重朴学考据,此书因保存汉《易》而始受重视。 此书有10卷本与17卷本两个系统。其中孙星衍《岱南阁丛书》本10卷,《津逮秘书》、《四库全书》、《学津讨源》、《古经解汇函》、《丛书集成初编》等本均为17卷。清人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1994年中华书局出校点本)为后人研究此书之集大成,可资参考。  

《周易集解》的篇卷

 
《周易集解》卷第二
《周易集解》卷第二
  关于《周易集解》的篇卷,李氏在自序中称十卷。晁公武说:“《唐录》称鼎祚书十七卷,今所有止十卷而始末皆全,无所亡失,岂后人并之耶?”他所说的“唐录”盖指《新唐书·艺文志》。李焘不赞成此种观点,说:“按《唐·艺文志》称李鼎祚集注《周易》十七卷,据鼎祚自序止云十卷,又首尾俱全,初无亡失,不知唐史何所据而云十七卷也。《崇文总目》、《邯郸图》遂称七篇逸,盖承唐史之误。”朱睦(木+挈)为《周易集解》作序也赞同此说。清翁方纲对这种卷数的差异再次作了深入的考察:“案李鼎祚注《周易》,《新唐志》十七卷,《宋志》作十卷。而《宋志》五行类又有李鼎祚《易髓》三卷、《目》一卷、《瓶子记》三卷,合之乃十七卷也。盖《唐志》总其生平所著卷目言之,而《宋志》分析书名言之。晁公武、马端临、李巽岩(李焘号巽岩)之徒,或以为集注内亡失七卷,或以为后人所并,皆未之深考耳。”黄以周《儆季文钞李氏周易集解校本叙》所考更为详实:“自序其书云:凡成一十卷,《中兴书目》同。《新唐书·艺文志》云十七卷,与自序异。考《宋志》五行类有李鼎祚《易髓》三卷,《目》一卷,《瓶子记》三卷,李氏自序中亦有别撰《索隐》之语。盖《宋志》所载七卷,即所谓别撰者。是自序云一十卷者据《集解》一书言也,《唐志》云十七卷者据李氏全书言也。李氏别撰之书盖术数家言,故《宋志》入五行类。……自北宋时《集解》盛行,别撰之书寝废。故《崇文总目》称七篇逸,《郡斋读书志》言‘《集解》止十卷,始末皆全无所亡失’,皆实录也。但王尧臣于逸七篇不著别撰之书,晁公武又谓‘据《唐录》十七卷,今十卷为后人所并’,未免疏舛,而后之刊是书者,或分为十七卷,或合附录《略例》一卷,改序语一十卷为一十八卷,皆非李氏原本。”
 
  今查《宋志》所著录者确如翁氏、黄氏所言。但兵书类还有:“李鼎祚《兵钤手历》一卷。”此若以类相别,似无可疑,而《新唐书·艺文志》五行类著录:“李鼎祚《连珠明镜式经》十卷。”如此,《易髓》三卷,《目》一卷,《瓶子记》三卷是李鼎祚另撰的《索隐》,还是《连珠明镜式经》分析而成,并不可确断。因此,翁方纲、黄以周之说没有充分的证据,更何况王尧臣明言七篇逸,又不著别撰之书!
 
  《四库全书总目》则称:“今考序中称:‘至如卦、爻、彖、象,理涉重玄,经注、《文言》,书之不尽,别撰《索隐》,错综根萌,音义两存,详之明矣。’云云,则《集解》本十卷,附《略例》一卷为十一卷。尚别有《索隐》六卷,共成十七卷。《唐志》所载盖并《索隐》、《略例》数之,实非舛误。至宋而《索隐》散佚,刊本又削去《略例》,仅存《集解》十卷,故与《唐志》不符。……盖自宋以来均未究序中‘别撰《索隐》’一语,故疑者误疑,改者误改。即辨其本止十卷者亦不能解《唐志》称十七卷之故,致愈说愈讹耳。”《总目》未言《索引》为何为六卷,仅据推测以合十七卷之数,亦不可信从。胡玉缙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中以翁氏、黄氏之说以驳《总目》仅以疑攻疑而已。
 
  以上诸说虽多不可信,但自宋以来,李鼎祚《周易集解》的卷数为十卷则无疑义。王应麟更认为是《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本身有误。明代毛氏汲古阁重刊《周易集解》,对该书作篇章乃至字句的修改则变乱了《集解》原貌。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所载极明:“是书《新唐书·志》作十七卷,《崇文总目》、《绍兴续编四库阙书目》、《中兴书目》(自注:见《玉海》)、《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及李氏自序俱作十卷,则是书自宋以来止有十卷,无十七卷,可知也。毛氏既析十卷为十七卷,以合《唐志》之文,又改自序中一十卷为一十八卷,以合附录《略例》一卷之数,而宋以来之卷次遂不可复识矣。”由此可知,汲古阁在刊刻《周易集解》时好古求奇,将其书由一十卷改成一十七卷,合卷末王弼《略例》一卷,共十八卷。因李鼎祚自序称:“其王氏《略例》,得失相参,采葑采菲,无以下体,仍附经末,式广未闻。凡成一十卷。”所以,又改自序“一十卷”为“一十八卷”,以与《新唐书·艺文志》的著录相合。此后,十七卷本便广为流传。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所采用者即此种本子,所以鼎祚自序作“一十八卷”。疏称:“或作一十卷,《新唐书》作《集解周易》十七卷,《中兴书目》、《通考》作十卷。”今传《周易集解》多作十七卷,如《津逮秘书》、《四库全书》、《学津讨原》、《古经解汇函》、《丛书集成初编》所收即是。《雅雨堂藏书》作《李氏易传》也是十七卷。只有《秘册汇函》所收为十卷,题名《易传》。四库馆臣于所辑《崇文总目》卷一“周易十卷,李鼎祚注”称:“谨按鼎祚自序称十八卷,《唐志》作十七卷,盖删去所附王弼《略例》一卷。”真可谓不加考订的荒谬之说。  

《周易集解》的刊刻与流传

 
民国版《周易集解》
民国版《周易集解》
  《周易集解》在唐代玄学《易》盛行的环境中辑集成书,自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尽管曾上之于朝,但其流布并不太广。宋初王旦难王昭素“七日来复之义”,注意到了李鼎祚的意见。在庆历年间又有科举以《周易集解》中的内容为题者,由于其影响有限,以至贤良多下第。计用章于庆历甲申(1044)七月序称:“庆历壬午(1042)相府策贤良六题,一出此书,素未尝见,贤良多下者。.是冬予放谪北归,复官汉东,至淮安太守平阳公馆焉。公先德学士,蜀之儒宗,名为博士,因间以请,遂出先学士所藏李氏《易》本,俾予与其子彦孚习焉。”可知,李鼎祚之《易》于蜀中有传本。计用章即从蜀地大儒平阳公处得《周易集解》而习之。 “彦孚即授卒业,且欲中都官文与先学士之意,因缄别本,属所亲眉阳孙景初募工刊刻以广布。”庆历本《周易集解》是目前可知的《周易集解》的最早刻本。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李氏集解》十卷”,尤袤《遂初堂书目》著录“唐李鼎祚《易》”,当即是此种刻本。
 
  北宋著名象数《易》学大师朱震已充分注意到了《周易集解》,并借此对汉代《易》学有相当深的研究。他对《周集解》的运用,自然将其影响进一步扩大。此外晁说之学习《京氏易》,其于《集解》当有所参考。而《崇文总目》、《邯郸图书志》均加著录。
 
  尽管《周易集解》已由平阳彦孚刊刻传布,但在南宋时仍然少见。资中郡守鲜于侃就说:李鼎祚“所注《周易》全经,世罕传焉”。乾道元年(1165)、二年 (1166),鲜于侃假守资州,在公事之余,努力读书,不稍停辍,晚而喜《易》,因谓李鼎祚乃资州人,自己“为其州,因斥学粮之余镂板藏之学官,俾后之士因以知前贤通经学古,其用力盖非苟而已”。鲜于侃犹病该书舛脱严重,便向李焘借善本,但李氏之书舛脱之处仍然很多,于是以“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态度,将这种舛脱保留,不加臆改,态度十分审慎。“学录乡贡进士谢诲、学正新郪县尉侯天麟校雠,教授眉山史似董其事”。四十七年后,鲜于侃之子鲜于申之以为“板复荒老,且字小,不便于览者”,因此用大字刻之漕司,以便将《周易集解》广为传播,使其学不致泯灭。嘉定壬申(1212)三月甲子鲜于申之为之作序。可以看出,鲜于申之此次重刊《周易集解》主要是将小字本改为大字本。
 
  从后来留存的影写本中,我们仍可知道当时刻本的大体情况。清陈鳝从毛晋后代购得影写宋本,在《宋本周易集解跋》一文中写出道:“《周易集解》十卷,影写宋本,首题‘易传卷几’,下题‘李氏集解’。今所行十七卷本作‘周易集解’,下云‘唐资州李鼎祚辑’,非其旧也。前列《易传序》,称‘秘书省著作郎臣李鼎祚序’。次载晁公武书,又次李焘书,又次鲜于侃书,又次侃子申之书。末附《易传略例》,后载计用章序。每叶十六行,行十八字。自乾坤二卦以外,卦爻下俱列 ‘某宫一某月“二世’等字,作三行。凡遇‘贞’、‘恒’等字俱缺笔。”张金吾也曾藏过影写宋刊本。他说:“此本《易传》十卷,《略例》一卷,犹是宋时旧第,中遇宋讳若‘贞’、若‘殷’、若‘恒’,俱缺末笔,盖影写宋嘉定重刊本也。”陆心源对此也有记载。所以,嘉定本原名《易传》,前有李鼎柞自序、晁公武书、李焘书、鲜于侃书及鲜于申之书,末附王弼《略例》一卷,后有计用章之序。
 
  南宋时,冯椅《厚斋易学·附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王应麟《玉海·艺文》、元俞琰《读易举要》、胡一桂《周易启蒙翼传·中篇》均著录《周易集解》十卷。
 
  明嘉靖(1522-1566)时,宋季刻本《周易集解》“人间希有存者”,朱睦(木+挈)从李中麓处得此种刻本,并加以校勘付梓。朱氏于嘉靖丁巳冬序称: “是编刻自宋季,人间希有存者。顷岁,予得自李中麓氏,复用校梓以传,欲使圣人之道不致偏滞,而自汉迄唐三十家之言,亦不至埃灭弗闻也。”此本即嘉靖三十六年(1557)聚乐堂四亭氏刊本,书名《易传集解》,后附有王弼撰,唐邢瓙注《略例》一卷。又有上海潘恩序。该书半叶八行,行十八字,注皆低一格,白口,四周双边,版心上方有“聚乐堂”三字,中缝题作《周易集解》够。
 
  万历时明沈士龙、胡震亨同校《秘册汇函》本《易传》十卷,附《易解闲录》一卷,汉郑玄注,明胡震亨辑补。“胡震亨别从赵清常传钞本刊刻。有计用章后序,而无《略例》及鲜于侃与申之两序。又附补郑康成《易注》一卷,似较汲古阁、雅雨堂两刻为佳”。陆心源以胡震亨刊本校影写宋刊本,发现其中有许多错讹之处。如 “卷一‘用九见群龙无道吉也’,胡本作‘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等等。“此外,句之脱落、字之讹谬,更难枚举。凡干宝之‘干’,宋本皆作‘于’。《津逮》、《学津》两本与胡本同,雅雨堂本与宋本多合,惟计用章序亦缺。”又用影宋本加以校勘,称:“胡震亨秘册汇函本虽分卷与自序合,夺误最多”。
 
  明虞山毛氏汲古阁刻《津逮秘书》本《周易集解》十七卷,附陆德明《易释文》一卷、《周易略例》一卷。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有题记和校语。耿文光称:“毛氏《津逮书》所刻《周易集解》有李氏自序,嘉靖丁巳朱睦(木+挈)序。”在毛氏的篡改之下,《周易集解》的篇卷与原本有了一定的出入。
 
  万历(1573-1620)中,又有重刊计用章宋本。明代还有鲍山刊十卷本。
 
商务印书馆版《周易集解》
商务印书馆版《周易集解》
  清代汉学复兴,《周易集解》成为学者们了解汉代《易》学的桥梁,所以刊刻研究该书者比比皆是。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德州卢见曾刊《雅雨堂丛书》,刻入《易传》十七卷。北京图书馆藏有韩应陛校跋并录孙堂校语一本,后附有《周易音义》一卷;又有朱邦衡跋并录惠士奇、惠栋批注一本。卢氏序称:“前明朱氏、胡氏、毛氏刊本流传,然板皆迷失,又多讹字。……为校正讹误,刊以行世,并附宋王伯厚所采《郑氏易》于后,以存古义。”陆心源于《仪顾堂题跋》卷l说: “雅雨堂本与宋本多合,惟计用章序亦缺。”耿文光称:“卢氏校刊是书,前题‘易传’二字,板口刻‘李氏易传’。前有乾隆丙午卢见曾序,次李氏自序,末有庆历甲申计用章后序,依前明朱氏、胡氏、毛氏三本校正刻入《丛书》。”又:“案卢本改一十卷为一十八卷,盖依明本也。”清张海鹏也称:“卢(见曾)得宋庆历间平阳氏刻本校正。”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卷1中所载影写宋刊本有计用章后序,然则卢氏本本有计用章序,盖陆氏所见之本缺略。陆心源又作《李氏易传校》一卷,称:“近时刻本以卢见曾雅雨堂本为最善,惟分卷十七与自序不合。余旧藏抄本十卷,以宋嘉定壬申鲜于(中)[申]之刻本影写,颇有胜卢本处。今以影宋本为正大字正书,而以卢本注于下。”李慈铭《荀学斋日记》:“简庄谓卢刻《周易集解》,惠定宇(栋)臆改百六十余处。如豫卦,集解于‘豫’字皆作‘逸 ’,本避代宗讳,而一概改之,可谓弗思之甚。案集解于‘亨’字皆开‘开’,亦避肃宗讳也,今亦多改为‘亨’。但卢刻‘豫’字经文、《集解》皆缺笔作‘豫 ’,疑惠氏别据一本,与简庄所得影宋写本不同。”胡玉缙言:“‘豫’字缺笔者为宋庆历本,臧镛堂《拜经日记》有‘私改《周易集解》’一条即斥惠本。”
 
  嘉庆三年(1788)孙氏岱南阁刊巾箱本十卷,每条先列李氏《集解》,后列王弼注,又自采汉儒说附于后,补李氏所不及固。同年又有吴县周孝垓校刊,姑苏喜墨斋张遇尧局镌本。该本题《周易集解》,共十七卷,卷首李氏自序“一十卷”改作“一十八卷”。
 
  张海鹏于清嘉庆十年(1805)刊照旷阁《学津讨原》本,该年夏六月跋称:“余初就汲古本校梓,继得兰陵孙观察本,又心葵吴君处假雅雨堂卢氏本,互为参订。……今从卢本,仍刻八十五卷。”
 
  清代又有《古经解汇函》重刻卢氏本。嘉庆丙子(1816)张绍仁校宋本,在该年季冬记称:“此《易传》李氏集解十卷,次第虽不缪于古本,但其中之舛错脱讹,几不可读。黄尧翁近从海宁陈君仲鱼(陈鳇)借来汲古阁毛褒华伯影宋大字本,余因从尧翁转假以校此本。影宋后有王氏略例,胡刻所无,别校于程荣本。”
 
  《周易集解》刊刻次数众多,版本情况复杂,这为我们校雠整理该书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但学者们的刊刻及序跋记文更充分显示了该书应有地位和作用。  

李鼎祚的编纂之功

 
  李鼎祚在《周易集解》一书中所表现出来的编纂方法特别精到,其中也反映出许多思想内涵,方法的得体深深影响了后人。  

虞、荀为主,汇聚众家

  李鼎祚在编纂《周易集解》一书时主要以汇集各家《易》说为主,在适当的地方加入自己的一些意见。其收集之广,在《易》学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李氏自序称:“集虞翻、荀爽三十余家。”《中兴书目》实考察出三十二家:“集子夏、孟喜、京房、马融、荀爽、郑康成、刘表、何晏、宋衷、虞翻、陆绩、干宝、王肃、王弼、姚信、王廙、张璠、向秀、王凯冲、侯果、蜀才、翟玄、韩康伯、刘瓛、何妥、崔憬、沈膦士、氏、崔觐、孔颖达等凡三十余家,附以《九家易》、《乾凿度》凡十七篇。”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同此。明朱睦(木+挈)为《周易集解》作序,又增加伏曼容、焦赣二家够。清朱彝尊著《经义考》虽引有朱序,却在《中兴书目》基础之上考出伏曼容、姚规、朱仰之、彭城蔡景君四家,在《李氏周易集解跋》中又列出张伦一家。至此,除重伏曼容一家,共考出三十八家。最近,潘雨廷考出孔安国、延叔坚两家。刘玉建考出《易轨》一家,并将所考各家以表列出。这样,全书包括李氏本人的注解在内,共有四十二家之多。
 
  与其他集解著作相比,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在编纂上又有很大不同。首先是他不以本人的注解为主。“计全书共集《易》注二千七百余节”,而李氏所加案语一百零八节而已,约占全书《易》注的5%还弱。这充分体现出李鼎祚汇聚众家,以集解为席的编纂特色。
 
  与许多集解著作以自己的评论判断为主轴不同,《周易集解》所录《易》注以虞翻、荀爽为最多,而虞氏之注“独多近一千三百节”,约占全书《易》注的50%,荀氏之注“三百余节”,约占ll%。二家《易》注所占比例如此之重,自然成为全书的核心和主轴。柯劭忞称:“李鼎祚《周易集解》,撰集汉魏以来诸家《易》说,惟采虞氏义最详,几得原书十之七八。故纳甲十二辟卦、旁通之卦、两象《易》之说,尚可寻其门径。”此说是可以信据的。  

博采众长,不执己意

《周易集解纂疏》
《周易集解纂疏》
  在集辑编录中,李鼎祚不是取一舍一,也不是以己之意而横加断说。他以更宽宏的态度广纳众说,即使互有矛盾之处,也适当保留。这就是不执己意的作风。乾隆六十年(1795)卢文弨为李富孙所辑《李氏易解剩义》作序,称:“李氏(鼎祚)之为此书,未尝执己之意,以决择诸家而去取之也。故凡异同之说,往往并载不遗。如《夬》之九五,引荀爽说:苋陆,二菜也。又引虞翻说,谓苋,说也。陆,和睦也。‘既济》之榆,虞翻谓夏祭也,崔憬曰春祭。如此之类,不可以遍举。又如《小过·彖辞》引虞翻说,离为飞鸟,震为音,以‘或指卦象二阳在内,四阴在外,有似飞鸟之象’为俗说矣,乃至《彖传》又引宋衷说,则固虞翻之所斥为俗说者,而亦具载之。若必为一家之言,则所取者转狭,而己之所非,安知不为人之所是?设使由我削之,而遂泯焉,不复传于后世,岂不大可惜乎?”
 
  《小过卦》艮下震上,虞翻认为:“俗说或以卦象二阳在内,四阴在外,有似飞鸟之象,妄矣。”他的主张是:“离为‘飞鸟’,震为‘音’,艮为止。《晋》上之三,离去震在,鸟飞而音止,故‘飞鸟遗之音’。上阴乘阳,故‘不宜上’,下阴顺阳,故‘宜下大吉’。”按虞翻的解说,《晋》为《乾》宫游魂卦,《小过》由《晋》而来。《晋》坤下离上,《说卦》“离为雉”,所以有“离为飞鸟”之说。《小过》内卦为震,《说卦》“震善鸣”,故“震为音”。《说卦》“艮以止之”,“艮,止也”,故“艮为止”。六五以柔乘刚,于义为逆,故“不宜上”。六二承九三,是以阴承阳,于义为顺,故“宜下大吉”。可见他的取象并不是卦画之象,而是源于《说卦》之象,《小过卦》本身不能说明问题时,他便根据京房八宫卦说来引申推导,迂回曲折地从《说卦》引导出卦辞、爻辞所列的物象。李鼎祚于卦辞的解说下引用了虞翻的解说,不过,在《彖辞》下,他又引用虞翻所谓的“俗说”:“宋衷曰:二阳在内,上下各阴,有似飞鸟舒翮之角,故曰‘飞鸟’。” 宋衷之解恰是虞翻所反对的,李道平直言不讳,说:“此即虞君所谓‘俗说’。”李鼎祚于此是不是疏忽呢?看来不是。其一,于虞翻之解不删其评“俗说”之语,又在相近处引用这种“俗说”,这是极易察觉的重复和矛盾,一般学者都可以意识到。其二,李氏著作较为精练,全书引述有四十多家,并无繁杂之感,以其整体建构看,这也不是疏忽所能说明的。因此。我们认为李鼎祚于此是有意安排的。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比较客观地看待各家之说,无门户之见。而以理是从。另一方面,虞翻所批评的“俗说”恰好简洁明了,符合《周易》本身,有理有据,而虞氏本人所解则牵强附会,有穿凿之弊。无疑李鼎祚在主象数时,又力图去其无端的穿凿。后来朱熹作《周易本义》即采用了“俗说”,称:“卦体内实外虚,如鸟之飞。”清《御撰周易折中》亦从之。于此可见一斑。  

《序卦》双出,所辑不同

  《周易》十翼之一的《序卦》是讲求六十四卦卦序排列的,经过它的论述,将六十四卦组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排除了随意无序的浅近,赋予了经典更深的内涵。既然六十四卦是有序排列,何先何后各有原因,因此在注解每一卦时将《序卦》分散于各卦之前,无疑更能帮助理解《易经》的整体性、系统性。李鼎祚在纂辑《周易集解》时便考虑到了这一点。宋代理学大师程颐对此十分欣赏,在《伊川易传》中沿袭了这一编纂方法。《读易举要》卷4:“崇政殿说书伊川先生河南程颐正叔撰《易传》,止解六十四卦,以序卦分置诸卦之首,盖李鼎祚《集解》亦然。”在两部著名的《易》著的影响和带动下,后世编纂者多沿袭不变。李鼎祚无疑是有创见的。
 
  《序卦》分散于六十四卦之前,环环紧扣本是散布的六十四卦,但它削减了《序卦》本身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自然顾此失彼。为此,李鼎祚不避重复芜杂之嫌,在卷后又将《序卦》单独列出,其魄力确值得钦佩。与程颐《伊川易传》没有将《序卦》完整单独地列在一起相比,李鼎祚的做法自然技高一筹。更为有意义的是李鼎祚对两篇《序卦》集注并不相同,这种方式不仅更多地保存了古注,而且减轻了重复芜杂的成分。  

编纂方式新颖,开启后人经书集解的编纂

  李鼎祚编集《周易集解》是《易》学编著上的一次创新。他以虞、荀二家为主,罗列众家,简而有要,并无繁称博引、卷帙庞大的毛病,可以说编纂方式是十分完美的。李氏在编纂体例上先列经文,次引诸家注解,一般每条称引一至二家,以避繁芜。李氏自己的注解不多,均以“按”字标出,往往附于众家解说之后。这种在认同前儒注解基础上表述自己《易》学观的编著方式,避免了有意异于人而强作新解之难、之嫌,对于那些态度严谨的学者来说,无疑是最恰当贴切的纂著方式。李鼎祚的编纂方法是一种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同时开启了后人经书编纂的新路,尤其是后人编纂《周易》经解时多有仿效。
 
  东汉末年,郑玄杂糅今古文经学,打破了两汉经学门户之见,于是兼采诸家之长的集解注释方式应运而生。如何晏《论语集解》、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杜预《春秋左传集解》等等均是。这种方式在《易》学上并不太明显。孔颖达《周易正义》中引诸家之说的并不多,以至于“诠释文句,多用空言”。尽管如此,李鼎祚《周易集解》的编纂方法多少是从这里承继而来的。据《崇文总目》记载,阴颢有志于治《易》,阴弘道承其业,“杂采子夏、孟喜等十八家之说,参定其长,合七十二篇”,著成《周易新传疏》十卷,《崇文总目》称其“于《易》有助”。阴弘道。史书无传,《旧唐书·傅仁均传》称“贞观初,有益州人阴弘道”,可知他是唐初人。《新唐书·艺文志·艺类》称:“颢子,临涣令。”阴弘道杂采子夏、孟喜等十八家《易》学而参定其长,著成新书,本身就是一种集解体注释方式,也可看出他在《易》学上喜好两汉象数《易》学,至少不独遵王弼的义理《易》学。这与当时王弼《易》学独行的时代风气颇为不同。李鼎祚与阴弘道同为蜀人,所著《周易集解》博引众家,特别推崇象数《易》学,无疑受到阴弘道《周易新传疏》的启示。
 
  阴弘道之书很快就佚失了,而李鼎祚之书则长期流存,影响渐增。后人对他的编纂方式很感兴趣,于是仿效编著《周易》注解者也不乏其书。同为蜀人的房审权编著《周易义海》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部。《鲒埼亭集外编》卷23《高氏春秋义宗序》称:“诸经笺故既多,必有集大成者出而摭拾之,《周易》则李鼎祚、房审权。”四库馆臣则称:“自唐以来,惟李鼎祚《周易集解》合汉后三十五家之说,略称该备,继之者审权《义海》而已。”
 
  房审权,宋熙宁年间蜀人。他“病谈《易》诸家,或泥阴阳,或拘象数,乃斥去杂学异说,摘取专明人事者百家,上起郑元,下迄王安石编为一集,仍以孔颖达正义冠之。其有异同疑似,则各加评议,附之篇末”。李鼎祚重象数,房审权则重义理,胡一桂称:“《义海》专明人事,则象数之学必非所备矣。”焦竑也说:“主理莫备于房审权,主象莫备于李鼎祚。”其编纂形式与《周易集解》相去不远,只是篇帙相形之下过于重大。正因为如此,李衡对其书作了改编,“经、《系辞》、《说卦》、《序》、《杂》,《集解》凡五,始以家名者百,公(李衡)略其半;以卷计亦百,今十有一。第十二卷《杂论》一,是又创于公手,以补房生之阙者”。李衡又增益了房氏之后所出伊川程颐、东坡苏轼、汉上朱震、龚原四家之说,最终撰成《周易义海撮要》十二卷。《撮要》继承了《集解》简要的特点从而在流传中取得了优秀。宋末元初著名易学家俞琰已称:“房氏百卷之书,则未之见也。”至元修《宋史·艺文志》,已不再登录房氏《义海》一书。胡一桂说:“今《宋志》载《撮要》而不登房生百卷,使湮没无传,亦可惜哉!”
 
  《周易义海》而后,陈李衡《撮要》之外,冯椅《厚斋易学》也是此类著作。“其蒐采亦颇博洽。如王安石、张汝明、张弼、李椿年、李元量、李舜臣、闻邱昕、毛璞、冯时行、兰廷瑞诸家,其全书今皆不传,尚籍是以存梗概”。此外元董真卿《周易会通》乃至明《周易大全》等更是如此。明代好抄撮诸家之书编成一书,在《易》著上同样如此。虽其态度不如前人严谨,但编纂方式多少继承了李鼎祚。《四部丛刊》本《牧斋有学集》卷38《复方密之馆文》即称:“若夫古今学《易》者精微之旨,无过于王辅嗣、韩康伯之流,宋人一往抹杀则过也。纂集之家远则李鼎祚,近则俞琰、熊过,近代之谈《易》者自李卓吾、管东翁之外,时未免为时人讲章兔园册子。”在心学盛行之时,纂集之作也有一席之地。至清代,《周易折中》之类的《易》著,也不免有《周易集解》的气息在里面。清李富孙甚至以诸家之说,未采入集解者尚多,于是查阅群书,搜集遗文剩义,著成《李氏易解剩义》三卷,以补李鼎祚之未及。  

保存文献之功值得称道

影印本《周易集解》
影印本《周易集解》
  《周易集解》保存了汉魏至隋唐时期的《易》注,成为了解研究这一段历史时期《易》学发展状况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历代学者从各个角度对李鼎祚保存文献的功劳倍加称赞。首先,从古代《易》学著作的存佚角度看问题,晁公武便对当时所存《易》注加以分析统计,《郡斋读书志》卷1:“《隋书·经籍志》所录《易》类六十九部,予今所有五部而已。关朗《易》不载于目,《乾凿度》自是纬书,焦赣《易林》又属卜筮,子夏书或云张弧伪为。然则《隋志》所录,舍王弼书,皆未得见也。独鼎祚所集诸家之说,时可见其大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均采此说。《四库全书总目》卷1《周易口诀义提要》又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加以审视:“唐以前解《易》之书。《子夏传》既属伪撰,王应麟所辑郑玄注姚士粦所辑陆绩注,亦非完书,其实存于今者,京房、王弼、孔颖达、李鼎祚四家,及此书而五耳,固好古者所宜宝重也。”
 
  其次,从保存圣贤遗旨,由此考见古《易》的角度考虑,宋计用章《周易集解序》称:“古之能事,亡逸者多矣,后或有惜之者。况此书圣贤之遗旨所存乎?”清朱彝尊《曝书亭集》卷42《李氏周易集解跋》:“由唐以前《易》义多轶不传,藉此犹存百一,宜西亭宗正(朱睦(木+挈))犹之亟以开雕。”《四库全书总目》卷l《周易集解提要》亦称:“盖王学既盛,汉《易》遂亡,千百年后学者,得考见画卦之本旨者,惟此书之存耳。是真可宝之古笈也。”校雠家们对此更有深刻认识。卢文弨说:“汉儒解《易》之书至多今皆不可得见,唯唐资州李氏所著《易》传集解中采取三十余家,后之学者犹得以见其崖略。”卢见曾《周易集解序》也说:“自孔颖达奉诏为《五经正义》,《易》用王氏,而两汉之学亡矣。今幸李氏《易》传尚存。”张海鹏则称:“其解卦异者,家世变正,时来旁通,无义不备。汉人解画卦之宗旨,赖以犹存,诚可宝也。”
 
  归有光对二者均有认识:“唐贞观间始,命诸儒粹章句为义疏,定为一是,于是前世儒者仅存之书,皆不复传。如李氏《易解》后人仅于此见古人传注之一二。”皮锡瑞研究经学历史,同样指出:“惟李鼎祚《周易集解》多存古义,后人得以窥汉《易》之大略,考荀、虞之宗旨,赖有此书。”
 
  如果说宋元人主要是仿效《周易集解》在编撰《易》注的话,那么清代学者则是以补辑和分析众家之注来进一步利用《周易集解》一书研究汉《易》。其中有名的如惠栋《易汉学》、《周易述》以辑补汉《易》为主,张惠言《周易虞氏义》以专研虞翻《易》学为中心。而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更充分利用原书,对汉魏《易》学作了一次全面梳理。林庆炳还对《周易集解》作补笺,成《周易集解补笺》一书,于光绪15年(1889)刻印。  

李鼎祚《周易集解》与时代风尚

 
  李鼎祚编纂《周易集解》正处于唐中后期,唐诗、科举的兴盛,《五经正义》的编修,使经学处于衰弱之际。在《易》学上,王弼、韩康伯玄学义理《易》独统天下,两汉象数《易》学几成绝微之热。《周易集解》的编纂与当时经学上少许学者的动向有相近之处,成为经学复兴、时代反动的一个表征,从历史的大背景中仍可看出其更富深意的一面。  

经学衰弱

  南北朝时,经学出现分野,“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固。自隋统一天下之后,经学也开始走向统一。唐贞观四年(630),唐太宗为统一儒学,命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贞观十六年(642)《五经正义》修订完成,中再经修改重订,至唐高宗永徽四年(653)颁行天下。此后,《五经正义》的经文、训诂、义疏被规定成为当时惟一的标准,不能有所出入,一字一义不合《正义》,就被斥为“异端邪说”,经学发展受到阻碍。
 
  对《五经正义》进行深入贯彻是当时的科举制度。唐政府采取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其中经学发展最受影响的是明经科。从《新唐书·选举志》的记载来看,当时明经科考试的主要内容有“帖文”和“口试,问大义十条”两项。“帖文”又称“帖经”,相当于今天的填空题,要求举子填写出一段经文中被覆盖的一行或几个字。这种方式完全需要应举者有良好的记忆能力,只要记得牢,也就不存在任何问题,其僵化死板不言而喻。口试大义主要由考官当面访问考生经书大义,后来又发展成为 “墨义”,即以书面形式作答。考察评判考生回答的优良程度是以官方编写认可的经文注解,尤其是孔颖达等编纂的《五经正义》为标准的,它要求考生照章一字不改地回答。因此,口试、墨义同样是对考生记忆能力的大检验,完全扼杀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创造力。由此被社会上有学之士轻视。
 
  与明经科相比,进士科则长盛不衰。明经科只需熟读默记经传及其注释即可中式,进士科重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而录取的名额,明经又远比进士为多,所以进士科比明科困难许多,当时便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唐众科之中,最贵进士科,“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诗赋的兴盛使经学相形见绌,走向衰微。
 
  在经学衰微的年代里出现与众不同,有所创意的新作,其地位自然不言而喻。《新唐书》卷200:“大历时,(啖)助、(赵)匡、(陆)质以《春秋》,施士丐以《诗》,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苣以《礼》,蔡广成以《易》,强蒙以《论语》,皆自名其学,而士丐、子陵最卓异。”朱彝尊以“独未及鼎祚”为憾,已将李鼎祚《周易集解》与之并为一类。唐代经学的转变犹以啖助、赵匡、陆质的《春秋》学为重,将李鼎祚与他们并列,也就认可了李氏在《易》学上具有开一代新风的含义。全祖望对此更有深刻认识,他曾考究唐五代时的《易》学成就,将李氏《集解》别列一派,又以保存文献之功而倍加重视。《鲒埼亭集外编》卷23《周易义序》称:“唐人经学最草草,见于史者不过数家,《易》只推蔡广成一人。广成所着《启源》十卷,《外义》三卷,明人《一斋书目》尚列之,而予未之见。其余则阴洪道、陆希声、东乡助、高定诸家,恐皆无存者。其幸得存者,李鼎祚《集解》乃所以辑三十六家之绪言,在唐人说《易》,别为一派。其余则郭京、邢瓙之书,然则文徵《易义》足备正义以后之一种,不可听其无传也。五代则蒲乾贯有《易》学,亦谈象数者。总之关、洛以前,儒林寥略,苟有传者,皆当存之,以备时代,不当苛论于其间。”
 
  在《唐经师从祀议》一文中,全氏更对唐代经学作了全面考察,深入细微,足资参考。其言曰:“唐之经学可谓衰矣,初年尚有河汾教育之余风,能以经术立言,自后诗赋日盛,而经学之衰,日复一日,稍有讲明其际者,不能以中流之一壶挽末俗。然使无此数人,则经学将遂为哑钟,是亦不可不稍存其学派也。……其三百年中有为兼通五经之学者,陆氏而后曰褚无量,曰马怀素,曰王元感,曰元行冲,专门名家之学《三礼》则魏文贞公征,其后有成伯玙,《易》则李鼎祚、蔡广成,《春秋》则啖助、赵匡,《诗》则施士丐,斯数人者,犹能守先圣之绪言以传之后,虽其言未必醇,而不为无功于经言乎。……成氏、李氏、蔡氏、啖氏、赵氏其书尚存,多为后学所采,则亦不可泯其劳矣。”在经学衰微的时代里,少数学者识别精明,眼光深邃,在困难的环境中将经学不断推向前进,他们在经学史上承上启下,其作用自当另眼相待。全祖望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不仅再次将李鼎祚列入啖助、赵匡等开一代学术新风的学者之列,更有力地说明他们在经学发展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以此看待李鼎祚及其《周易集解》方为深切透辟。  

象数《易》学式微

  唐初孔颖达修撰《周易正义》,他舍弃了两汉象数《易》学,而以王弼、韩康伯的玄学《易》为基础,再加诠释,在官方势力的影响下,一时义理《易》学独揽天下,习学象数《易》学者寥寥无几。宋人赵师秀(紫芝)就有“辅嗣《易》行无汉学,玄晖诗变有唐风”之句。《四库全书总目》卷l《周易正义提要》更评论说: “至颖达等奉诏作疏,始专崇王注,而众说皆废。”然而“《易》道广大,无所不包”,义理《易》学一枝独秀,而舍弃两汉象数《易》学的成果,不免精华与糟粕不辨而有所偏颇。李鼎祚看到了学术上的缺陷,认为象数、义理均含《易》道,不应有所偏滞。在义理《易》学横行的时代,他矫枉难免过正,《周易》集解更多地以象数《易》学的面目出现。《四库全书总目》卷3《周易窥余提要》称:“自唐人以王弼注定为《正义》,于是学《易》者专言名理。惟李鼎祚《集解》不主弼义,博采诸家,以为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而当时经生不能尽从其学。”看来,李鼎祚的努力在当时并未得到广泛认可。
 
  在象数《易》学式微的情况下,李鼎祚敢于独树异旗,别为一派,逆时而动。这看似违背《易》学发展的事,却恰恰推动了《易》学向前发展,人们可以再次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审视象数、义理两大派,各取所长,综合提高。李鼎祚的努力无疑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其《集解》自然独树新风。  

历史评价

 
  《周易集解》保存了易汉学的许多文献资料,是考辑唐以前易学的重要参考书。清代汉学家特别重视《周易集解》,把它视为表彰易汉学和批评魏晋玄学之易学的榜样。今天我们研究易汉学也要倚重于此书。
 
  李鼎祚与《周易集解》甲已广为人知,但真正知晓其人生平事迹,其书篇卷流传情况的人却寥寥元几。孟子讲知人论世,从李鼎祚的生平及其书的刊刻流传中更能加深人们对《周易集解》一书的认识。李鼎祚在编纂方法上以集解为主,收录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四十二家《易》注,而以虞翻、荀爽之注为主轴,博采众长,不执己意任意去取。保存了汉魏至隋唐时期一些重要的《易》注,为清人复兴汉代《易》学提供了最原始最可靠的素材。李鼎祚在继承前人基础上所创新的颇富新意、优点突出的编纂方法引来房审权、李衡、程颐等人的效仿,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
 
  李鼎祚在编纂《集解》时虽以集解为本,但他仍以多种方式表述了自己的《易》学观点。他义理、象数兼重,而尤以补辑象数《易》为己任,将编纂工作做得十分完美。就是在义理上,李鼎祚也有独特的表现,他在王弼、韩康伯的路上继续融合《易》、《老》,在郑玄、干宝等以史证《易》的基础上也有所进步。李鼎祚所提出的“圣人之言连环可解。约文申义,须穷指归”,对整体系统地把握儒家经典的深刻内涵仍有指导意义。
 
  李鼎祚在经学衰弱、象数《易》学式微的情况下,敢于创新,在艰难的环境下推动了易学的发展,也为经学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成为那个时代值得珍视的少数几部经学著作之一,从而深深影响了《易》学乃至整个经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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