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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7238 次 历史版本 1个 创建者:影刺客 (2011/5/5 20:03:46)  最新编辑:影刺客 (2011/7/19 20:51:34)
田中角荣
拼音:tián zhōng jiǎo róng
英文:Tanaka Kakuei
同义词条:田中角荣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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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角荣
田中角荣
 
       田中角荣(たなか かくえい)1918年5月4日生,日本新泻县人。十六岁到东京谋生,当过学徒、职员和见习记者,1936年东京中央工学校土木系毕业。1937年在东京创办共荣建筑事务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应征入伍,被派驻中国黑龙江,未直接参加作战。1940年因患重病被送回日本医治。1941年以伤病军人退役。1943年成立田中土木建筑工业股份公司(该公司为日本五十家最大的建筑公司之一),并任总经理。由于战后房地产价格暴涨,一举成为富翁。
 
 
 

生平简介

       田中角荣日本政治家。原众议院议员,内阁总理大臣(首相)(第64、65任)(1972年7月7日~1974年12月9日)。新潟县出生。原以商人从政,在山崎猛迫宫事件中发言替吉田茂解围,故被吉田茂刻意提拔。日本自民党第一大派田中派领袖。历任内阁大藏大臣、自民党干事长。1972年出任日本首相,任内,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日本邦交正常化。因被指金权政治而下台。洛克希德事件爆发后,受到了服刑。但在同时又以高票当选众议院议员。众议院议员田中真纪子是其长女。
 
  1948年任第二届吉田内阁法务省政务次官。后因与贪污事件有牵连而去职,并被美国占领军当局逮捕,两年半后宣布无罪释放。1950年任长冈铁道公司总经理。1953年任理研化学公司董事。1954年任自由党副干事长(翌年自由党民主党合并自由民主党)。1955年任众议院工商委员会委员长。
田中角荣
田中角荣
 
   1957至1958年任岸信介内阁邮政大臣。1961年任自由民主党政务调查会长。曾任1962年7月池田内阁以及1963年7月池田第二届改造内阁,同年12月第三届池田内阁和1964年11月第一届佐藤内阁的大藏大臣。1965年6月至1966年12月任自民党干事长。1968年11月再次担任该党干事长。1971年7月任佐藤内阁通商产业大臣。
 
   1972年7月任日本首相和自由民主党总裁,同年9月访问中国,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1973年10月,田中角荣同勃列日涅夫签署联合声明,双方就缔结日苏和约进行谈判问题达成了协议。在中东问题上,日本采取了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侵略的“新中东政策”,以获得所需的石油。 1974年11月因洛克希德公司行贿事件涉嫌,辞去首相和自民党总裁职务,成为自民党内田中派领袖。1976年7月因洛克希德事件被捕后,退出自由民主党,但田中派依然是自由民主党内一实力较强的派系。在以后的众议院大选中,以无党派候选人身份继续当选为众议员。他是自由民主党田中派首领。自涉嫌后即宣布退出自民党,1983年10月12日被东京地方法院判处4年徒刑、罚款5亿日元,田中表示不服,提出上诉。在1983年12月众议院大选中,田中以无党派候选人身份继续当选为众议员。1989年退出政界,隐居家中。1993年12月病逝。1995年2月被日本高等法院最终判决有行贿受贿罪,审理19年的洛克希德案终告结束。1993年12月逝世。女儿田中真纪子,2001年至2002年1月任日本外相。

民工起家

  1918年5月5日,田中出生在新泻县二田村,是家中七个孩子中唯一的男孩,田中的远祖是数百年前开辟这个偏僻山村的18户农民之一。祖父田中舍吉是修造寺院的木匠,父亲田中角次,是个把饮酒赏马看做人生最大乐趣的人,由爱马到赛马,进而成为贩卖牲口为业的牛马商贩。田中年幼时,父亲的行当很走运,家境也很宽裕。但是好景不长。一次,父亲为开办大农场,几乎倾家荡产筹措了45000日元钱,进口了三头荷兰种牛。这些牛不堪长途航运之苦和水土不服,刚运到家里便先后染病而死。田中家因此大陪血本,一蹶不振,此后便主要靠田中的母亲经营的七、八反(日本土地单位,一反=992平方米)地养家糊口。其母是村长的女儿,一个人耕地养家,任劳任怨,村里一致夸她是个好女人,一个了不起的母亲。

  有这样一位母亲,对田中来说,实在是值得庆幸。田中两岁时,因患白喉发高烧,落下了口吃的后遗症。母亲鼓励他克服口吃的毛病。田中角荣在《我的履历书》中曾作过记述:“口吃是个奇妙的东西。“田中角荣回忆道:“说梦话,唱歌的时候,同妹妹说话时就不结巴。跟自己的狗说话也绝不口吃。可是一旦同长辈说话就莫名其妙地结巴起来,越紧张越厉害。读了不少矫正口吃的书,也没有见效。后来他认识到并经常提醒自己:‘我不口吃’,从而得到自信,这才是要紧的事。他认为有意放声唱、放声朗读大有益处,因此到了深山就练习发大声。口吃的田中角荣,固然有先天的生理缺陷。但他发现自己并非绝对的口吃,进而分析自己在某些场合下并不口吃,如同妹妹等小辈说话。这就是说,环境变异,才诱发他口吃的出现。于是田中决心找到矫正自己口吃的突破口,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那就是演戏。
田中角荣
田中角荣
 
   田中角荣这样分析为什么把克服口吃的第一关建立到舞台上。在舞台上表演,虽然台下众目睽睽容易给人造成紧张,但也很有裨益。相反,因为上台不是一般讲话,而是念台词,所以必须事先把要讲的话准备烂熟,还要把剧情台词融会贯通,演戏就与平常说话有了差别,因为演戏前已经把要说的内容练习了无数遍。在当年的学艺会上,田中角荣争取机会要饰演《辨庆安宅之关》中的辨庆。老师知道他口吃,想要田中当“导演”。但田中角荣在老师跟前软磨硬泡要饰演辨庆,老师看到他如此热诚,终于答应让他担任扮演主角“辨庆“。田中角荣得到这个机会就苦练台词,终于将台词背的滚瓜烂熟。田中在回忆录里这样讲:“其实,我为了完成这个重要任务,想出了两个办法,第一是带上调子讲台词;第二是在演戏的时候加上音乐伴奏,使戏和音乐配合起来,因为这样就等于唱歌,唱歌是不可能口吃的。就这样,成功地演出了辨庆角色,使我对克服口吃增添了莫大的信心。”戏刚一开始,田中角荣拄了金刚杖,打扮成辨庆就上场了。大家要看口吃的田中究竟演什么样的辨庆,所以全场鸦雀无声。……他带着演唱腔调开了头,结果意外顺利地说出了头一句台词。由此得到了勇气,难讲的《劝进帐》台词也能顺利地念下去了。戏一结束,全场就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
 
   就这样,经过自己有意识地抓住各个机会锻炼,田中角荣的口才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田中的经历告诉我们,口才是可以锻炼出来的。而他通过演戏克服口吃的故事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一个初登演讲台的人要在众人面前镇静地开口,事先应有充分的准备,说话中心、层次、遣词、用句都要打个腹稿,否则临场时心中无底,就好像一个盲人领着一群盲人,如履薄冰,前瞻后顾。而田中角荣之所以演戏成功,就在于他事先将要说的台词牢牢记住了.因此有人说,没有准备的上场就像衣冠不整地站在众人面前那么狼狈。   在一到六年级的学习中,田中聪明好学,成绩优异,还一直担任班长,深的老师宠爱。从那时起,他便立志要做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严酷的生活现实,迫使田中高小毕业后,因付不起学费中断了学业。1934年3月,16岁的田中孤身一人来到东京打工,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想托人找工作,又被面孔冰冷的女仆拒之门外。只好在一家小建筑公司当徒工,当学徒非常辛苦,田中每天5点起床打扫公司,然后去工程现场帮忙,当时公司承包的三项工程不在一处,田中每天骑着自行车,来回奔波,疲劳不堪,但午后五点下班时间,又要骑着自行车去上夜校,9点下课后,已精疲力尽的田中,还得赶回公司,为第二天的工作做准备,忙完这一切,已是午夜12点,街道上静静的,大部分人已进入梦乡。田中还得就着昏黄的路灯,在下水道洗洗衣服。一天只能睡四个小时。工作时那么累,每月工资却只有5日元。扣除3.5日元的学费,再加上测量试验费和买书的钱,基本上就不剩什么了。可是田中这样的感觉越发强烈,“我如果不认真读书,就只能一辈子过这种生活。”他相信读书是走出困境的捷径。后来他还打过多份零工,当过贸易商行卸货送货员,《保险评论》杂志实习记者。这期间、他白天上班,晚上到私立中央工学校学习,凭着坚韧的毅力,拿到了该校土木科的毕业文凭。从夜校毕业后,田中在中村勇吉的事务所中,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终于走出了谋生的困境。但田中还不满足,他想当一名海军。为了通过报考海军的英语考试,他一页页地背诵《简明英和词典》、日文辞典《广辞林》,采用的办法就是一次撕下一页,记熟了就扔了。之所以要这样做,是怕马马虎虎的学,养成一种忘记了,以后再查的想法,就会偷懒,什么也记不住。就在海军考试前夕,这锻炼出他非凡的记忆力。田中受到了母亲病危的通知,田中仔细考虑后,终于放弃了长期漂泊海上的理想,决心分担薄命的母亲重担。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土木工程作为自己的职业。
 
   在中村建筑事务所,田中有幸结识了大河内正敏子爵。大河内当时是当时理化研究所的所长兼理化工业公司的董事长,理化所在当时是非常出名的,他承担了日本国内新技术的开发任务,一大批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精英汇聚在这里。抚今追昔,田中对理研所充满了感激之情,称他为我的私人大学,他回忆说,在离研所,茶钱饭后便可听到日本最杰出的科学家谈论顶尖科技,虽然我是生吞活剥,一知半解,但耳濡目染总能学到不少东西。我今天的知识基础大都是理研所教给我的,比如日本实现工业化,现代化需要做些什么?如何发展第二产业,为此要做哪些研究?以及将来日本应由的形象等等。
 
   1937年,19岁的田中辞掉工作自己开公司,创办“共荣建筑事务所”,承揽土木建筑工程设计与施工,大河内正敏子爵把理研所的许多工程转包给田中,对19岁的田中来说,这是难得的机遇。为了不辜负大河内的厚爱,田中拼命干活,测量、计算、设计、施工刚要以及与各厂商的联系,工程的监督等等,样样亲自动手,苦干巧干,务使用户满意。田中的收入也丰厚起来。1938年12月,一纸征兵通知书,田中被迫关闭了公司,编入盛冈骑兵第三旅团,第二年3月在广岛登船,出濑户内海,在朝鲜罗津登陆,从这里出发驻扎在黑龙江省。在诺门坎战役期间他负责后方勤务,高强度的工作加上紧张,终于昏倒在值班现场,1940年11月患肺炎并发症,被遣送回国治疗,在大阪红十字会疗养时,田中得知妹妹敏江患了肺病,生命垂危,就急忙赶回家探望。与奄奄一息的妹妹诀别,极度悲伤的田中在返回医院的当夜就发起高烧,二个星期后处于重昏迷状态,军医把他的手表和钞票登记下来,预备后事,一天晚上,护士用手的照他的脸,看他死了没有,只见他两眼大睁,把护士吓得一声尖叫,这一声尖叫总算换回了田中的生命力,他的病竟然奇迹般的好转了。次年按伤病军人复员。
 
   田中大病不死,身体刚刚恢复,便回到东京重操旧业,他和理研所联系上后,重新忙碌开来。他的房东是一个60岁的老太太,其亡夫也也是经营土木建筑的,女儿花子离异后,带着孩子住在娘家。花子比田中大八岁,长相一般,但手脚勤快,为人和善,她见田中工作繁忙,衣者邋遢,总是主动照顾他。田中心里感动,越来越觉得离不开温柔善良的花子,1942年他与花子结婚。新婚之夜,胆小谨慎的花子要求田中立下三条誓言:不许赶她出门,不许用脚踢她,将来富贵了要相伴到老。如果田中信守三条誓言,她就可以忍受一切痛苦。田中苦笑着点头答应。此后,两人生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六岁时夭折,女儿田中真纪子成为他们的掌上明珠。田中还有两个儿子田中经河田中佑,是情人迁和子所生,不过在家庭地位上,毕竟不能和真纪子相比,他们虽是同父异母的姐弟,但彼此很少来往。1943年,成立田中土木建筑股份公司,田中自任总经理。一年时间经营规模扩大数倍,已成为日本50家大建筑公司之一。1944年,美军攻占塞班岛,开始猛烈轰炸日本,为保存实力,日本军部命令本土的一些工厂向中国东北和朝鲜迁移。田中乘机承包了一项转移工程,把一个活塞环工厂全部迁往朝鲜的大田。这项工程前后耗资37.5万人力和6000万日元。日本投降后,田中丢弃了在朝鲜的全部资产,坐船逃回日本。战后,田中个人十分幸运,新泻乡间的40栋出租屋完好无损,东京的家损失不大,战时花1万日元买下的店铺,由于房地产价格暴涨,增资百万,生意更加兴隆,田中已成为实业界小有名气的富翁,典型的爆发户。

步入政坛

  田中步入政界,是从战后与原东条内阁国务大臣大麻唯男接触开始的。大麻欣赏田中的财力和年轻有为,劝说他拿出300万日元资助民政党领袖町田忠治和原陆军大臣宇垣一成竞选进步党总裁。整肃令下来以后,一大批右翼政客卷铺盖卷回家,他被一帮右翼政客推倒前台,第二年,终于当选为众议院议员。进步党后来演变成民主党,民主党又分裂出币原喜重郎的同志俱乐部.1948年,田中随同志俱乐部加入以吉田茂为总裁的自由党,并担任该党的总务委员会委员。不过,他作为一个年仅30,根本没有政治资历和强大靠山的一年生议员,田中在党内还是乳毛未干的小字辈,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就在1948年10月,日本政局发生变动,芦田均内阁宣布辞职。根据一般惯例,议会第一大党自由党将组成下届政府。当时,自由党内的一批干部,以占领军司令部的暗示为根据,企图推出自民党干事长山崎猛为新总裁,取代吉田茂的职务,总务会议就此进行讨论时,出现了上述意见一边倒的局面,吉田茂无可奈何,只好辞职让权。就在吉田茂准备做辞职发言的那一刹那,身居总务委员末席的田中站了起来,慷慨激昂的发表了“日本虽是战败国,但美国不能干涉日本内政”的演讲,使得会场形式急转直下,吉田茂保住了总裁职位,接着组成了第二次吉田内阁。吉田茂因田中得救,感激之余,认识了田中的才干,遂任命他为法务省政务次官,年仅30岁担任政务次官是没有先例的,从此,田中作为“吉田学校”的正式成员,活跃于政界和自由党内。田中担任政务次官40天后,反对制定国家煤矿管理法的资本家向政府官员行贿事件被揭露,田中也受到牵连并被捕入狱,由于吉田茂的运动,他在拘留所里竞选议员成功,比上次还多了3500长选票。
田中角荣与毛泽东
田中角荣与毛泽东

  1950年,田中出狱后,历任长冈铁路公司总经理,该铁路自1915年创建以来,连年亏损,战后在恶劣的经济环境下更是大亏,负债居然超过了资本总额。田中接受这副烂摊子后,当机立断申请投资一亿元,首先进行电气化改造。许多朋友劝他慎重,田中回答,电气话是大势所趋,现在虽然不一定赚钱,但几年后一定会成为全国第一。果不出其所料。1953年8月,田中成为理研化工公司董事、自由党副干事长,众议院商工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已成为自由党中的显要人物。这一时期,自由党再历次大选中保住了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田中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在筹集政治资金,制定竞选对策方面的才能以及对选举地图的准确估计,常令吉田茂赞赏不已。1957至1958年,田中担任岸信介内阁邮政大臣,为平息邮政工会罢工采取果断措施,其中包括300名工人停职,200名工人减薪,处分人数相当于工会人数的十分之一,然而如此大规模的处分,只遇到工会微弱的抵抗。他还在任期批准了43家电视台的开播,加速了日本电视时代的来临。1962年7月至1965年6月,连任第二次,第三次池田勇人内阁和第一次佐藤荣作内阁藏相,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国家财政金融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实施者,由于他比较清楚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被大藏省官员称为“明白的角荣”。佐藤内阁末期担任通产产业相时,他用三个月时间解决了困扰政府三年的日美纺织品贸易摩擦问题,他集中精力研究了改造与开发日本的综合战略,提出了后述的“日本列岛改造”设想。
 
   这一时期,田中在自民党内的地位也在稳步提高。1961年,任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解决了医疗费问题,1965年,升任自民党干事长。这是党内仅次于首相的要职。由于田中和池田、佐藤的关系都很密切,因此在调解池田派和佐藤派这两个自民党内最大派别的关系上,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与此同时,以他为核心的强大派系势力正在形成。 与那些喜欢矫揉造作的官僚政治家不同,田中是个不拘小节的人担任邮政大臣时,有一次竟通过广播为国民唱了一段“浪花曲”,博得浪花曲大臣绰号。还有,他以藏相身份出席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会时,冒着胆子用很不熟练的英语发言,大会联欢会上,又当着各国代表的面,唱了一首“王将歌”。不过,这些随随便便的举动,倒使他在一般民众中赢得好感。1972年6月,佐藤荣做声明辞掉首相和自民党总裁职务。自民党临时大会经过两轮投票表决,田中在三角大福战争中,通过拉拢小派系领袖中曾根康弘,击败岸-佐藤阵线的太子,围棋神童福田赳夫当选新总裁,7月7日,组成第一次田中内阁。
 
   田中就任首相,舆论为之轰动,一股“田中热”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在一般群众看来,田中是个有决断力和实行力的平民政治家,期待他能给日本带来清新的政治。田中撰写的《田中列岛改造论》一书,刚一出版便抢售一空,创造了一个月内翻印11次,发行50万册的新纪录。田中在新泻县出生地,一夜之间成了热门的观光地,参观者蜂拥而已,地方当局不得不派出警察维持秩序,在田中故居附近突击修建公共厕所,母校二田小学的教室黑板上,也写出了“象田中首相那样学习,做一个优秀人才”等字样。朝日新闻8月份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田中的支持率高达62%。
 
       进入70年代,影响日本发展的内外因素已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国际政治继续向多极化发展,美国终于放弃了长期以来推行的反对孤立中国的政策,1972年尼克松冲击,迫使一贯追随美国的日本政府必须在对华政策上作出新的选择。另一方面,1955年以来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局面即将结束,公害、物价、交通、住宅、城乡问题的普遍化,已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刚刚成立的田中内阁,正处在这一历史性转折的十字路口。
 
   田中以积极态度迎接了时代的挑战,他在内阁成立的当天就发表谈话说,新政府“在内政方面,将灵活运用现已取得的经济增长成果,谋求国土的划时期性利用,为解决公害,住宅、土地等问题,果断推行以长期性展望为基础措施,充实国民的福利。”在外交方面,加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在激荡的世界形势中,强力推进和平外交。”

中日建交

  田中的积极对华方针,立即受到中国政府欢迎。两国政府通告各种形势,互派代表进行协商,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很快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达成谅解。7月3日晚,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新任驻日首席代表萧向前抵达东京。萧向前抵达日本一周后,7月10日,也就是田中内阁成立后的第三天,中国总理周恩来孙平化率上海芭蕾舞团到达东京,向田中发出邀请。7月17日,以郝中士为团长的中国农业农民代表团抵达日本,时任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处长的陈抗临时客串这个农民代表团副团长。陈抗一到东京,即来到位于涩谷惠比寿三町目的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向孙平化和萧向前传达了周总理有关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要指示。周总理的指示是:“田中内阁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值得欢迎,毛主席对我说,应该采取积极度。日方能来中国谈就好,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周总理还指示孙平化和萧向前要抓住时机,争取会见田中角荣首相和大平正芳外相,向田中转达周总理本人对他的访华邀请,以实现田中首相访华,商谈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
田中角荣与周恩来
田中角荣与周恩来
 
   7月20日,在日本友人、自民党要员藤山爱一郎为欢迎萧向前和孙平化举行的酒会上,田中内阁要人外相大平正芳、国务相三木武夫、通商产业相中曾根康弘等重要人物应邀参加。1972年7月25日,即田中就任首相刚十八天,便派出了他的挚友、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访华,与中国政府商谈田中访华和两国复交问题,周恩来于7月27日至29日同他会谈三次,沟通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重大原则问题。8月11日,大平外相会见了萧向前。据萧向前回忆,会谈进行了大约一小时,双方在会谈中基本没有分歧。最后大平说:“田中首相和我都认为,当前日本政府首脑访华、解决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
 
   当9月21日内阁官房长官宣布田中将要为日中邦交正常化访问中国的时候,驻东京的中国记者向国内发回信息,告知田中的起居习惯:田中怕热,室内温度常保持在摄氏17度,爱吃香蕉,爱喝大酱汤。
 
   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荣率领的庞大代表团抵达北京。陪同访问的除外相大平正芳、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外,还有陪同官员、翻译、秘书、速记、医务人员、安全保卫和卫星技术人员、文字和广播记者等共230余人。为使访问取得成功,在正式访问前,田中还派来了先遣组和政府特使访华,并与中国政府几次磋商访华的活动日程和细节。
 
   周总理走上前与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紧紧握手。中国总理的魅力给日本客人留下深刻印象。田中真纪子对父亲回国后见到家人说的话一直记忆犹新:“应该带真纪子去!”“毛泽东是位哲人、思想家,周恩来是位美男子、实干家。周恩来和我很投缘。和周总理见面,说第一句话之后我就感觉到:和这个人合作一定能把事情办好。如果周总理不符合我的想象的话,我很可能就干脆回日本了。周总理因战争时期受过伤,右臂有残疾。我看到周总理右手的样子,心想这是和日本打仗时受的伤。总之,与周恩来的结识非常有好感。(我们)很快就建立了一种信任关系。毛泽东也是位很了不起的哲人,然而周恩来非常务实、非常周到。周总理无论是作为政治家,还是作为人,都是出类拔萃的。我想让真纪子见见这样的人。下次一定带你去!”
 
   后来,田中角荣曾经专门写诗,称赞周总理“躯如杨柳摇微风,心似巨岩碎大涛”。在宴会上,田中角荣在致答词时说道:“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反省之意。”
 
   在两国政府首脑的会谈中,周总理严肃地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您只说“添麻烦”就了事了?用“添麻烦”一词作为对过去的道歉,中国人民是不能接受的。田中连忙解释,从日文角度讲,“添麻烦”确有谢罪之意。经过双方最后的几次会谈和磋商,最后在联合声明中是这样表述的:“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签订了《中日联合声明》,宣告两国邦交正常化。当晚,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书斋内接见田中角荣一行。与毛主席的会谈持续了近一小时。在会谈中,两人没有谈任何政治问题,只是谈个人、谈“孝道”。会谈结束时,毛泽东轻声说:“田中先生,我年纪也大了,神经痛,很快要去天国了。”离别之际,毛泽东从书架上拿过一套《楚辞》,赠给田中。临行前,周总理专门嘱咐外交部礼宾部门送给田中两箱共48瓶茅台酒。两国首脑喝茅台酒的故事在日本传开后,茅台酒在日本市场上的售价一下子涨了三四倍。据说当年周总理送给田中首相的茅台酒在田中家现在还保留有最后的一瓶。田中真纪子曾表示:这瓶酒将作为田中家最珍贵的礼物永远保存。
 
   在谈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田中角荣后来常轻描淡写地说:“(中日关系正常化)是两国人民的愿望。中国人当时经常讲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我呢,只不过是在这个时候拍板,然后执行而已。”访华成功回国后,田中角荣马上去皇宫觐见了裕仁天皇,然后去参加参、众两院大会。在那次会上,他受到了连续四个半小时的攻击。包括自民党本党在内的许多议员骂他是“国贼”。
 
   中日恢复邦交,可以说是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形势下实现的。田中能够顺应形势,促进邦交的实现,因而得到日本各界人民的有力支持。但也遇到极少数亲台反共分子的强烈反对,台湾当局也不断向他施加压力。但是田中不为所动,坚决贯彻既定的方针,上任后仅两个月时间,便解决了战后拖延近30年的中日关系悬案。在这一点上,他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和魄力,也是在他任期间的最大政绩。

列岛改造

  田中的对内政策,集中表现在他的“日本列岛改造”计划上。早在担任佐藤内阁通产相时,他便着手进行国土开发与改造的综合性调查性调查与研究,并把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设想,全面写入《日本列岛改造论》一书之中 按照田中在《日本列岛改造论》中所提的设想,为解决日趋严重的空气污染、交通堵塞,住宅紧张、城乡人口过密过疏等问题,重新焕发日本经济余力,引向整个日本列岛。为此,要在全国各地建立一批25万人规模的城市,通过国家制定的有关工业税收政策,将集中于大城市的企业、资金、技术、人力,移向新建城市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并修建1万公里铁路,1万公里公路,形成遍及全国的高速铁路公路网,将全国各地城乡紧密连接起来,进而彻底改变工业生产好人口布局,“消灭城市与农村,外日本(太平洋沿岸地区)与里日本(日本海沿岸地区)的差别,从而在整个日本,建设一个使家庭欢聚一堂,老人安度晚年,青年充满美好理想的社会。”
 
   为实现这样一个理想的社会,田中上任后即把列岛改造设想付诸实践,作为内政的头等重要课题。他专门设立了自己的咨询机构“日本列岛改造问题恳谈会。”协助他研究制定有关政策,责令经济企划厅为首的政府各部门,紧急研究制定具体的改造方案。根据这些机构和部门的建议,内阁会议于1973年1月和3月,先后提出了《土地对策刚要》和《国土综合开发法案》,并制定了具有“列岛改造”特色的1973年度大型财政预算,开始了实施第七次道路整顿五年计划,农村综合整备事业五年计划,列岛改造在计划很不充分的情况下仓促起步,一开始便展示出宏大的气魄。
田中角荣访问中国
田中角荣访问中国
 
   应该说,列岛改造计划本身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制定于实施这一计划是以经济高速增长为前提的。进入70年代后,支撑日本高速增长的条件正在急剧丧失,从这个意义上说,田中错误的地估计了形势,选错了实施计划的时机。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追求利润,列岛改造虽然从长远来看有其合理性,但却不能给资本家带来现实可见的利益。因此,改造计划刚一实施,便遇到种种阻力,特别是工厂迁移和新建城市事业迟迟没有进展。相反,主要城市的地价,一年内竟然上涨了30%,城市与土地与住宅问题更严重了。
 
   直接影响列岛改造计划得到还有1973年的石油危机。这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各国连连提高油价,给予石油全部依赖进口的日本以沉重打击。石油涨价后仅仅两个月,日本国内的石油价格便上涨两倍。它与地价上涨象结合,严重影响了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生活,一场抢购日用商品,哄抬物价的风潮,迅速从城市刮向乡村。“狂乱物价”激起人们的极大不满,冷却了对田中及其内阁的热望。1974年7月,自民党三木派和福田派首领三木武夫和福田纠夫,同时辞掉内阁中的职务,田中政权 出现了危机。就在这时,一起决定田中下台的事件突然发生。10月9日,《文艺春秋》杂志第11期刊载了评论家立花隆的文章:《田中角荣研究--他的财源和人缘》,揭露了田中资产形成的疑点和包括男女关系在内的私生活。
 
   立花隆的文章一发表,立刻在国内掀起狂涛巨浪。田中的金钱来源及其选举后援团的负责人越山会女王佐藤昭的艳文,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田中再也经不起如此沉重的一击,只好在处理完善后工作后宣布辞职。他在辞职声明中说:“最近政局混迷,不少是启端于我个人有关的问题,我作为国政的最高责任者,痛感政治政治上的道义和责任。我个人问题一时为社会误解,完全是公务人员不明不德所致,感到难忍的痛苦。希望尽快搞清事实,得到国民的理解。当我沉思国家前途之时,心情犹如彻夜倾听沛然落地的大雨。

佐藤昭子

  1962年,昭子二度离异。一个人抱着女儿应对在党内如日中天的田中的秘书事务,成为越山会和位于平河町砂防会馆内的田中事务所的主宰者。作为秘书,昭子并不是那种上班来下班走、只应付“分内”工作的单纯事务型秘书,她不仅掌管角荣金库的出纳,而且要与各大媒体的政治记者们打交道,以收集信息、培植亲田中的政治土壤和舆论。事实上,早年的名记者、原共同通信社的麓邦明和原《东京时报》的早坂茂三后正式成为角荣的秘书,与昭子的工作是分不开的。据曾跟踪报道田中活动十数年的原时事通信社记者增山荣太郎回忆:在政调会长的传达室里,有一位妙龄苗条、飒爽英姿的女性,那就是昭小姐。她气场颇强,很快就跟记者们混得很熟,常邀请我们“去喝酒吧”,然后就带我们去新桥的一间酒吧,对店里的女招待说“对这些先生们好一些”,宛如大姐大。在店里,有时还陪我们跳舞,那舞跳得可真地道。
 
   角荣身边除了数名秘书外,还有党内众多的“田中派”青年国会议员左右相伴。包括小泽一郎在内的今天尚健在的一些政坛大佬,都习惯管昭子叫“妈妈桑”或“姐姐”。一位当时负责编辑越山会机关刊物《月刊越山》的田中事务所工作人员回忆说,每到选举阶段,昭子跟什么人谈话时,时常会以很大的声音说:“需要几个亿?”“明白了,我来收集。”然后就见东京佐川急便的老板渡边广康到事务所来,跟昭子磋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角荣习惯一大早在宅邸会客,大约上午十点左右来事务所。出发时,目白(即田中宅邸)方面会打来电话,告知“先生现在已经出去了”。这时,昭子会从办公桌的抽屉中拿出一面镜子,然后对镜整理一番头发。平时,偶尔也会对周围的人半嗔怪、半炫耀地说:“我不在,老爷子什么都动不了的……”令人感到即使是独挡一面的女中豪杰,骨子里也还是个如水的女人。
 
   1972年6月,田中出版《日本列岛改造论》,引起地震般的反响。一个月后,出马竞选自民党总裁,以绝对优势击败宿敌福田赳夫,登上首相的宝座,这也是角荣和昭子的鼎盛期。然而,好景不长,两年后的1974年10月,《文艺春秋》杂志推出两篇重磅调查报告,一篇是着名政治记者立花隆的《田中角荣研究——其金脉与人脉》,另一篇是儿玉隆也的《寂寞的越山会女王——另一种田中角荣论》。前者严肃、深度,以详尽的第一手材料揭开了田中政治“现金流”的盖子,广为人知,作者也一跃跻身一流作家的行列;与前者相比,后者则使出小报娱记的解数,将矛头对准昭子,旨在披露政治幕后的丑闻和八卦。儿玉在报道中如此描绘道:
 
   佐藤昭,四十六岁,一个有着像男人一样的名字的女人。她坐在背朝窗子的桌前,仅凭给自治省的报告,便举重若轻地运作年约二十亿日元的政治献金(以越山会为主体的田中派1972年度政治献金的总额)。虽说需仰仗其主子田中角荣的指示,但她无疑有相当的裁量权。可以说,了解资金的进项与出项之全貌者,非她莫属。她被麇集在权力周围的人们称作“佐藤妈妈”或“妈妈”,正是与田中角荣的权力互为表里的存在。
 
   令昭子最难堪的是,儿玉的报道披露了其此前鲜为人知的孤苦的身世,除两度婚姻外,还有成为角荣秘书前,其在新桥的酒吧里做陪酒女郎的经历。她在角荣去世后的翌年,为《新潮45》杂志撰写的一篇题为《我的〈田中角荣日记〉》的文章中写道:那个报道出来的时候,我悲愤到了极点……干脆说吧,被曝光的过去,是我在新桥打工的经历。对我来说,那件事是人生的羞耻。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过,也不想被任何人知道。
 
   儿玉的报道无视日本新闻界一向墨守的不拿政治家下半身说事的不成文行规,基本属于“狗仔”行为。正是在某种极度的恐惧、羞愤之下,她把自己的名字“昭”改为“昭子”,受伤之深可想而知。更糟糕的是,儿玉报道出笼后,昭子的爱女敦子遂成了小报和周刊杂志的记者们追猎的目标,连上学的路上都会遭到围堵。也许是出于一丝恻隐之心,报道本身虽然未碰其女之事,但丑闻的发酵效应客观上还是把敦子变成了牺牲品。敦子虽然出生于昭子与第二任丈夫婚内,实际上却是昭子与角荣的孩子。对此,昭子后来承认:当我想要孩子的时候,与丈夫的关系已完全破裂了……孑然一身的我,无论如何想要一个跟自己血脉相连的孩子。女儿的诞生,是我无上幸福的瞬间……将来也没有向某政治家(指角荣)求得认知的打算。即使对方自己要认亲,我也会拒绝。无论户籍上如何,女儿是在管田中叫“爹爹”、“老爹”的声声呼唤中长大的。田中也很喜欢女儿。
 
   1972年,就在田中当首相已成定局的时候,其身边两位新闻界出身的秘书麓邦明早坂茂三出于对其政治前途的考虑,曾向角荣进言辞退昭子。田中自己也明白秘书们唯恐日后媒体拿昭子做文章的良苦用心。但考虑了几天后,他流着泪说:“你们的想法我明白,但我和昭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情分。”遂拒绝了秘书的谏言。对此,早坂表示理解,而麓则离角荣而去。正如古往今来所有面对“江山—美人”考验的政治人物一样,昭子确实是角荣的软肋:没有独当一面的昭子“内当家”式的襄助,角荣未必能成就一代政权;而一朝坐上首相宝座之后,没能及时斩断与旧日红颜的情感维系,坐视新闻界的炒作,乃至引发负面连锁反应,至恶性发酵,也许只有角荣本人才能理解其责任有多沉重。可尽管如此,角荣后来在洛克希德事件的司法调查中,全部责任一人揽过,对昭子没有半句微词,颇有古时武士之风:包括越山会等我的政治团体在内的砂防会馆和有关事务所的事务,由佐藤昭君一手承担。她与我系同乡之谊,同为柏崎出生。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我头一次作为候补参加众议院选举时,协助我处理日常事务,昭和三十六年(1961年),又担负起越山会的事务,直到今天。她虽然是关西财政经济研究会的会计责任者,可事实上说是砂防会馆及相关事务所的总负责人也不为过。但她于法律、制度并无责任,只是由于工作经历最久,是活字典般的存在,所以才自然被置于右翼的立场上。
 
   既是武士,便同时兼具武士的洁癖与矜持。洛案事发后,昭子被认为是角荣金脉当然的知情者,被国会作为证人传唤。对此,角荣耿耿于怀,他把自己的女人在国会上登台作证看做是一种“不洁”。终于,发表两篇重磅调查的《文艺春秋》出版一个半月后,角荣辞职,在史上最高支持率中登场的田中政权只持续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
 
   但角荣到底是武士。经过旷日持久的诉讼战,1983年10月,东京地方法院判决田中有罪,有期徒刑四年并追缴五亿元贿款。田中当天即上诉,并拒绝辞去议员公职。前首相被断罪的史上闻所未闻的事态,使国会空转,旋即解散。执政党内的最大派阀田中派呼风唤雨,彰显了神话般的政治实力。在随后新一轮的众议院大选中,角荣以“戴罪之身”一举收割了22万张选票,再次当选。但1985年2月,为树立竹下登政权,以金丸信为首的田中派大佬不惜分裂,成立了“派中派”的创政会,角荣受到重创,尤其是看到自己一手栽培,一向宠爱有加的弟子小泽一郎居然忝列发起人的时候,终于扛不住了,突发脑梗塞而倒下。昭子痛感责任,彼时曾对一位长年负责跟踪报道角荣的《新澙日报》政治记者谈起过内心的痛悔。她一边责怪创政会的成员,“都是你们让老爷子如此受苦,才糟糕至此”,同时也为自己的粗心而自责不已:“他明明跟我说‘手发麻’,我却只为他按摩了几下便草草了事……”
 
  出院之日,角荣被爱女田中真纪子径直接回目白的家,昭子随即被田中家解雇,同时,砂防会馆里的田中事务所关闭。昭子当然知道,老爷子身不由己,田中家的事一概由真纪子说了算。而长年以来,真纪子最恨的人有两个,一个是东京神乐坂的艺伎出身、为田中生过两男一女的情人辻和子,还有一个便是佐藤昭子。对此,昭子虽然心知肚明,但看在角荣的份上,从未从自己口中吐露过对真纪子的半个“不”字。
 
     田中事务所关闭后,昭子自己成立了一个名为“政经调查会”的机构,并在砂防会馆旁边的写字楼里赁屋办公,静静地等待武士“卷土重来”。但角荣终于一病沉疴,于1993年12月辞世。至此,从角荣病倒至离世,逾八年的时间,佐藤昭子再也没见过田中角荣。

受贿丑闻

  20世纪70年代,日本发生了一件令全世界震惊的政坛丑闻——前首相田中角荣涉嫌在国家购买飞机的过程中收受巨额贿赂。   田中角荣于1972年担任日本自民党总裁和内阁首相,1974年下野后,他组建了“田中派”,在日本政坛上依然具有强有力的影响。 
  田中角荣受贿一案并不是由日本司法机关发现的,而是始于1976年2月爆发在美国的洛克西德公司行贿案。洛克西德公司是当时美国最大的飞机制造公司和军火供应商之一,该公司主要是依靠行贿打开国外市场的,因此,美国的许多飞机制造商向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跨国公司小组进行了举报。
 
   1976年2月4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跨国公司小组委员会主席邱比奇在听证会上,揭露了洛克西德公司为向国外推销飞机而以各种名义行贿外国政要的不正当竞争事实。该公司副董事长在听证会上证实曾通过日本的代理公司丸红公司就全日空公司进口该公司生产的三星式客机向日本政界有关人物赠送了巨款。
 
   此事一经披露,立刻在日本掀起轩然大波。不仅所有舆论媒体聚焦于此,而且在朝野上下也引起一片震动。时任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紧急召开自民党和内阁会议,宣布支持司法部门开展调查,并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委员会。同时,他命令外交大臣开展“办案外交”,要求美国提供所有涉及日本的材料,为国内办案提供有力证据。
 
   2月18日,日本最高检察厅、东京高等检察厅和东京地方检察厅会同国税厅召开了联席会议。2月24日,检察厅、警视厅、国税厅联手行动,对丸红公司及其有关涉案人员的住宅等37处场所进行了同步搜查。
 
   3月24日,在日本的强烈要求下,美国与日本签订了《司法协助协定》,同意向日本提供洛克西德案的相关材料。日本检察官从中发现了一张领受人为田中角荣的5亿日元的收据。获取这份至关重要的证据后,检察机关并未轻易动手,而是扩大了调查范围。到7月,日本检察机关先后逮捕了涉案的丸红公司董事长等若干重要人物,取得了相应证据,为逮捕田中角荣作好了舆论准备。
 
   7月27日,东京地方检察厅正式逮捕田中角荣,宣布他涉嫌在1973年8月至1974年2月任首相期间,通过丸红公司4次收受洛克西德公司的贿赂款共5亿日元,决定以违犯外汇法嫌疑予以逮捕。随后,经过长达近一个月的审讯后,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对田中角荣以违犯外汇法和委托受贿罪起诉,起诉书指控他在担任首相期间,根据洛克西德公司和丸红公司希望让全日空公司进口三星式客机的请求,利用总理大臣的职权,指示运输大臣引进,并于事后依据先前约定,接受了洛克西德公司的5亿日元现金。8月17日,田中角荣缴纳2亿日元保释金后被取保候审。
 
   但是,谁也不曾料到,这仅仅是一场战斗的开始。取保后的田中角荣组织了强大的律师团,从多个角度为自己进行辩护,加之此后不久,由于检察机关的疏忽,关键证人—田中角荣的司机自杀,其秘书翻供,以及各种政治力量的介入,案件的审理一波三折。田中角荣不断推出新的证人和证据,同时,他试图从法理上论证首相权限对民间航空公司的自行交易难以产生实际的影响。与此同时,检察机关提出各种反证对田中角荣予以驳斥,并最终通过田中角荣秘书的前妻出庭作证,揭露了田中角荣及其秘书的翻供行为。1983年10月12日,历经7年审判和数百次的开庭后,法院认定田中角荣违犯外汇法、受托受贿,判处其四年徒刑,罚金5亿日元。田中角荣当场表示上诉。
 
   由于日本实行的是四级三审制,在田中角荣上诉后,经过二审,1987年,东京高等法院宣判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其后,田中角荣又提起二审上诉。1995年,经过三审,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依法驳回田中角荣二审上诉,维持原判。而此时,田中角荣已病逝将近两年。
 
   至此,这起日本历史上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审判,在历时19年,耗资6亿日元后,终于落下帷幕。

生后影响

  1993年12月16日下午2时04分,中国人民所熟知的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因病逝世,终年75岁。
 
   田中角荣是一位有胆识、有魄力、敢作敢为的政治家。1972年,他作为首相访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结束了战后几十年中日关系的不正常状态。1974年他因涉嫌洛克希德一案下台,1976年他宣布退出自民党。1990年田中角荣从政界引退。田中角荣是一位人际学大师,他以自己赤手空拳从人生中体验到的实学为武器,通过控制跟对方之间虚虚实实的心理战争,得以在政界发挥压倒性的影响力。
 
   田中角荣于1918年5月出生在新舄县刈羽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7年日本实施战后新宪法的总选举,29岁的田中获推荐参加了民主党(1955年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组成自由民主党)新舄县众议员的选举,并第一次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担任众议院建设委员会委员及理事而活跃于政界。
田中角荣传记
田中角荣传记
 
   田中在自民党内任干事达4年之久,大大培植了自己的势力。1972年佐藤荣作交出政权后,他与福田赳夫竞争自民党总裁和首相之职。他联合大平派、三木派,向福田展开攻势。结果以6票的多数击败福田掌握了政权,成为日本政治史上第一个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首相,日本人称他为“庶民宰相”。他的当选一时成为日本朝野人士议论的一大新闻。
 
   在外交上,田中角荣创下了载入史册的壮举——恢复中日友好关系。战后30年,中日关系一直处于不正常状态,1972年田中出任首相,决心对此有所突破,他力排众议、冲破重重障碍,毅然于1972年9月访华,同中国发表了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不仅使日本在与美国明争暗斗的外交舞台上首次打了主动仗,而且为亚洲的安定奠定了基础。
 
   但是,如果用“政治是最高的道德”这一坐标来衡量的话,田中角荣就会从顶峰跌入谷底。为了保持权力,田中角荣提出“人数就是力量”。从此,日本的政治成了彻头彻尾的拉帮结派,谁的人数多,谁就是自民党的总裁,而这些头头们拉人的唯一办法就是金钱。由于田中率领的政治家们不择手段地弄钱,日本的大企业也肆无忌惮地大兴贿赂之风。田中角荣型的政治方法只能是昙花一现,不到2年,他就因金钱丑闻被迫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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