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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10601 次 历史版本 0个 创建者:凡懿 (2011/5/4 17:19:20)  最新编辑:凡懿 (2011/5/4 17:19:20)
儒释道
拼音:Rúshìdào(Rus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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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释道
儒释道
  儒指的是孔子开创的学派,曾长期作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存在,其影响波及朝鲜半岛、日本、中南半岛、中亚东南亚等地区,是世界四大宗教之一。 释是印度净饭王儿子乔达摩悉达多创立的宗教,因悉达多为释迦牟尼佛,故又称释教。佛教是世界四大宗教之一,道指的是东汉末年张道陵依据《道德经》(即《老子》)《南华经》(即《庄子》)创立的宗教,是中国本土宗教。在中国境内广泛传播,影响巨大。
 
 
 
 
 
 

儒、佛、道三教合一

  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初起唐。三教讲论,虽肇始于北周武帝时,然直至唐代始以儒、佛、道三教名流论难为风尚,并渐由论难而趋于融汇调和。罗香林《唐代三教讲论考》一文,通过对唐代三教讲论的具体考察,指出三教归一之旨,在唐代"久已普遍朝野"。三教讲论导致了学者以释道义理解释儒家经义,从而促进了儒家思想的转变。显然,宋人理学,唐人已开其先绪。至宋,宋儒周敦颐辈援佛入儒,革新儒学 ,形成理学。这已为学术界公认的事实。及明,尤其是晚明,三教合一的思想更成一代思潮蔚为风气。

  关于明代三教合一思想的研究,中外学者已有部分的研究成果。日本 学者荒木见悟在《明代思想研究》、《明末宗教思想研究》二书中,专以管志道、林兆恩、屠隆 三人为个案,考察明末儒、佛、道三教的调和思想。而岛田虔次更是通过对晚明士大夫 生活与意识的勾勒,以说明三教合一思想对士人生活的部分渗透。柳存仁着有《明儒与道教》、《王阳明与佛道二教》等文,比较系统地厘清了明儒与佛、道二教之关系。而李焯然对明代着名学者焦的三教观所作的个案分析,无疑更有助于理解晚明三教合一思想的深入人心。

  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是以儒家学者为中心,并由众多名僧、方士参与其间,互相交游,互为影响,最终导致佛、道的世俗化以及儒学的通俗化。本文与前人研究的不同之处,则在于将思想史或宗教史的课题,以社会史的角度加以考察,亦即通过综合剖析明儒三教合一之论,或者来自佛、道人士的对此论的响应,以阐明这种观念对晚明思想、文化的深远影响,以及在明代士人和民间生活层面所烙下的种种印记。

三教合一历史发展

儒释道
儒释道
  明代儒、佛、道三教的合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综合的考察,即三教合一思想在明代的滥觞及其流衍,三教堂(或阁)的出现,以及士大夫与佛、道人士相交成风。

  三教合一思想

  明太祖朱元璋首开明代三教合一风气之先。太祖曾经入寺为僧的经历,使他洞悉佛、道二教阴翊王化的玄机,深知佛、道二教内部的弊端,并力行整顿。在此基础上,明太祖进而提出了三教并用之说:"若绝弃之而杳然,则世无神鬼,人无畏矣。王纲 力用焉。于斯三教,除仲尼 之道,祖尧舜,率三王,删诗制典,万世永赖。其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朱元璋曾自制僧律二十六条,颁于皇觉寺 。内一款云:"凡有明经儒士,及云水高僧,及能文道士若欲留寺,听从其便,诸僧得以询问道理,晓解文辞。"明经儒士、能文道士留居僧寺,其实就是鼓励僧流参儒、道二氏法度,所透露的基本信息则是三教合流。

  上有所好,下必应之。朱元璋提倡三教并用,其臣下随之极力鼓吹。宋濂号称明初文人之首,侍奉太祖左右,明太祖旨意,故对禅学也深信不疑,并对佛教 的作用也称颂有加。他说:"大雄氏之道,不即世间,不离世间,乌可岐而二之?我心空邪?则凡世间诸相,高下、洪纤、动静、浮沉,无非自妙性光中发现。苟为不然,虽法王所说经教,与夫诸祖印心密旨,皆为障碍矣。"明代学者罗钦顺 称宋濂学问,"一生受用,无非禅学而已",可谓一语中的。除宋濂外,明初学者中,主张三教合一,肯定佛、道功能者,颇有人在,诸如乌斯道称:"佛亦赞天子之教化";张孟兼则将道家世俗化,从而达到佛、道相融的目的;而陈琏 则更将道、俗合而为一,认为道教虽以清净为本,"而未尝以捐绝世务为高"。如此等等,不胜赘举。

  明成祖朱棣起兵靖难,夺取宝座,得佛教名僧道衍(即姚广孝)之力不小。于是即位以后,对佛教多有佑护。成祖朝时大量善书 的编撰,说明三教合一的观念已得到朝廷的普遍提倡。如朱棣 在《孝顺事实》一书中,显然已将儒家之孝道与道教的感应思想结合在一起。除《孝顺事实》外,明成祖还敕撰《为善阴骘》一书。通过"阴骘"观念,教化民众行善积德,从而使儒、佛、道在"阴骘"观念上趋于融合。而仁孝徐皇后所撰之《劝善书》,无疑是对成祖《为善阴骘》一书的回应,从而将儒、佛、道三教劝善之言熔于一炉 。所有上述御制书或敕撰书,均以儒家的五伦甚或孝道为中心,别采佛、道劝善之言,以为佑护、佐证,儒、佛、道融而为一。综所周知,这些书籍陆续被颁发于天下学宫,为天下士子所必读。由此可见,它们对儒、佛、道的合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王阳明在明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儒、佛、道三教合一观念的流衍或变迁中,王阳明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以前,固然明太祖、成祖倡导三教合一,亦有学者宣扬三教合流。然究其本质,不过是藉佛、道的威慑作用,暗助王纲。所注意的是佛、道的善化功能,所采用的方法亦不过是流于表面的援佛、道助儒。而王阳明则不同,他是援佛、道入儒,创制心学 ,其影响及于整个晚明思想界。尽管阳明集子中也不乏辟佛之言,而其根本则由王门后学陶望龄 一语道破天机,即"阳抑而阴扶也。使阳明不借言辟佛,则儒生辈断断无佛种矣。今之学佛者,皆因良知二字诱之也"。阳明学术得益于佛、道二氏之处颇多,尤其与禅宗的关系更深。他的心学,即由禅宗"即心即佛"发展而来,而禅宗关于"定"与"慧"的关系问题,更为王阳明"寂"与"照"的关系所取代。此中关系,明末清初学者张履祥 已洞察秋毫:"三教 合一之说,莫盛于阳明之门。察其立言之意,盖欲使墨尽归儒,浸淫至于今日,此道日晦,彼说日昌,未有逃禅以入儒,只见逃儒以入释,波流风煽,何所底极!"

  事实确乎如此。王门后学,大多逃于禅释,主张三教合一。在晚明,以王门后学为中心,再有其他一大批学者与之呼应,三教合一之说一时甚嚣尘上,甚至其影响及于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字。为叙述方便,下举罗汝芳、王畿 、袁黄、李贽 、屠隆、陶望龄、陶龄、公安 三袁(袁宗道、袁宏道 、袁中道)、竟陵派钟惺 、李元阳、管志道、林兆恩等人为例,以考察晚明三教合一之风在学术界的流行。

  据明人记载,罗汝芳深嗜禅学,家中方僧常常满座,以致"两子皆为所诱,一旦弃父母妻孥去,莫知所终"。王畿虽曾区分儒、佛之异,更深究王学 与养生家言的差别,然无论从其为学过程抑或部分宗旨来看,也不得不借重佛、道。他曾说:"吾儒极辟禅,然禅家亦有不可及者。"

  在明末,袁黄与李贽均是妇孺皆知的人物,他们的学说已深入人心。究他们两人的学术特点,事实上也是"混佛老于学术",儒、佛、道三教熔于一炉。正如明末学者张履祥所言:"近世袁黄、李贽混佛老于学术,其原本于圣人之道不明,洪水猛兽,盖在于人之心术也。"袁黄的出名,其实就是他所作的《功过格》一类善书,而此类善书的中心思想,仍是报应、阴骘,其根本则是儒、佛、道三教合一。而李贽更是断言:"儒释道之学一也,以其初皆期于闻道也。"屠隆自称好谈二氏,对佛、道均持肯定的态度。他认为佛"宣教淑人,亦辅儒者之不逮";他专写《十贤赞》一篇,首列老庄,称老子为"吹万布德,真人是储"。

  陶望龄、陶龄兄弟对佛、道二教揄扬甚力。陶望龄在参禅方面追求的是"真参默识",并对当时京城官场中以"攻禅逐僧"为风力名行很不以为然:"吾辈虽不挂名弹章,实在逐中矣。一二同志皆相约携手而去。"陶龄在学术上受其乃兄影响颇深。他在三教思想上最着名的论断就是对儒、佛、道三教不作优劣判断,断定同为日月。

  在公安三袁中,长兄袁宗道嗜佛、道二氏最深。宗道认为,三教主人,门庭各异,本领是同,这就是学禅而后知儒。他的目的当然是"借禅以注儒"。袁宏道关于儒与老庄同异之论,实具儒、道合一因子:"问:儒与老庄同异。答:儒家之学,顺人情;老庄之学,逆人情。然逆人情,正是顺处,故老庄尝曰因,曰自然。如不尚贤 ,使民不争。此语似逆而实因,思之可见。儒者顺人情,然有是非,有进退,却似革。夫革者,革其不同以归大同 也。是亦因也。但俗儒不知,以因为革,故所之必务张皇。"而袁中道同样也是三教合一的信奉者。他认为:"道不通于三教,非道也。学不通于三世,非学也。"

  竟陵派文人也主张三教合一。钟惺至年四十九时,始念人生不常,认为读书不读内典,如乞丐乞食一般,终非自己心得。(28)而谭元春 之论佛,也取其治化作用,肯定"佛所以辅帝王治天下之书也"。

  在晚明倡导儒、佛、道合流的思潮中,李元阳与管志道是两位颇引人注目的人物。据载,李元阳颇究心释典,以参儒理。其学以佛入,以儒出。他主张儒、佛、道合一,认为:"天地之间,惟此一道,初无儒、释、老庄之分也。"管志道的学术特点,就是希望以佛教西来之意,密证六经东鲁之矩,并收摄二氏。当然,他的思想仍以儒学为正宗,佛、道只是为儒所用,正如他自己所说:"愚尝谓儒者不透孔子一贯之心宗,不见乾元用九之天则 ,不可与护持如来正法。"焦堪称王门后学中最朴实的学者。他对各种学术兼收包容的胸怀,以及所独具的大文化观,无不证明其在明代学术史上的地位,显然与明初的宋濂有一脉相承之处。一方面,他不辟佛、道,断言释氏诸经,"即孔孟之义疏也";而对道家,也不是采取简单的排斥,而是分门别类,以恢复道家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他又将儒、佛、道三教统一于"性命之理"。这显然说明,一至焦?之说,明代三教合流已趋于总结。

  在三教合流之风中,有一人值得引起注意。他通过向民间进行活动,将儒、佛、道合而为一,创立了独特的"三一教"。他就是林兆恩。在晚明,凡主张儒、佛、道合一者,都对他推崇备至。如管志道弟子顾大韶,就认为兆恩之学,"以儒为表,以道为里,以释为归,故称三教也"。

  儒家文人、学者主张三教合一,很快得到释、道二教人士的回应。如释清上人就曾找到了很多儒、佛相同之处,诸如:儒曰"无极"、"太极",即佛所谓"万法归一"、"一归于何处";儒曰"读书不如静坐",即佛所谓"不立文字,直指明心见性成佛";儒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佛所谓"真空绝相,事事无碍"。显然,这是儒、佛合流之论。这种认识的取得,与其阅读儒书有关。而在晚明,佛僧喜读儒书者亦不乏其例。如释戒征,"喜读儒书,而词翰俱妙,有前人风"。

  太仓海宁寺僧善定能讲四书,里中子弟从之游。如此等等,馀不赘举。而道教人士在对待儒、道关系方面,也有合流的趋势。如冲阳子宋王献 曾有一段说道新论,反映了道士在动、静关系上,已与儒家有相同之处。

  三教堂的出现及祠庙中僧俗界限的混淆。孔子、释迦、老子并祀于一堂之类的三教堂,至迟在元代已见其例。一至明代,则蔚然成风。照例说来,孔子祀于学,佛氏祀于寺,老氏祀于观,原本俱有定制,各不相混。可是,在明代,却流行将孔子、老氏、佛氏并祀于一堂。鉴于此,朝廷只好下令禁止。明永乐三年,朝廷颁布禁令,"禁祀孔子于释老宫"。然三教合流毕竟已是大势所趋,尽管朝廷一再申禁,但禁令往往是徒具虚文。在明代,世人多以儒、释、道合为一图,或者塑像于寺观。释以佛居中,道以老子居中。甚至出现了穿戴为道冠、儒履、释袈裟之傅大士。

  这种行为并非只是盛行于佛、道,同样为一些儒家人士所恪守。如陈白我,"建三教堂,奉孔子暨二氏"。又宾州 有一座三教阁,居人杨凤云所建,"阁有孔子、释迦、老子三像"。

  一旦儒、佛、道三教圣人共聚一堂、一阁甚至一图,那么三教之间的界限已是混淆不清,这在民间的祠庙中反映尤为明显。这可以析为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儒家人士的祠庙,却由僧、道管理。如徐州 祭祀汉高祖刘邦的祠庙,其香火由僧人管理。二是原本为道教系统的神祠,却也有僧人住持。如太仓刘家河天妃宫 ,永乐初建,"以僧守奉香火"。三是儒家的祭祀人物附设于道观中。如苏州 广陵王祠,祀吴越 中军节度使钱元 及其子文举,即设于城内三茅观。

  上述种种,固然与当时思想界儒、佛、道合流的趋势桴鼓相应,但也与朝廷祀典、礼仪的含混不清乃至失察有关。明帝国以儒教 立国,这勿庸置疑。然而堂堂帝国,每遇大朝会时,百官习仪却不在国子监孔庙 ,而是在佛寺或道观,先在庆寿寺、灵济宫,后定于朝天宫 。朝廷如此,地方官员也只好照章办事,不必去追究是否符合儒家信条。如杭州 钱塘县,每岁造土牛,均在灵芝崇福寺 迎春。这就是最好的例子。

  士大夫与佛僧、道士相交成风

  士大夫从小接受的是一套良好的传统儒家教育,理应是儒学的维护者。可是明代的士大夫,无论是阁部大臣,抑或州县小吏,无论是在职,抑或乡居,均是佛、道的倡导者,甚至成为佛教寺院的"护法"。当时的风气,就是士人以与释、道二教人士相交为雅。所以,对佛教的贡献,正如明人瞿汝稷所言:"夫近时之士大夫,皆诵法孔子者也。所望创僧庐,市僧田,以招致拨草瞻风诸龙像者,惟诵法孔子诸贤是顿,则儒之有庇释也,不信然哉!"明人蒋德王景也说,晚明的士大夫,"无不礼《楞严》,讽《法华》,皈依净土"。

  早在明初,就有一些僧人善于词翰,与士人交往密切,但只是仅见的例子,不成气候。中期以后,以至明季,由于儒、佛、道三教合流渐成气候,士人与僧、道相交更是不争的事实。这种风气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僧、道不守清规,不在僧寺、道观清戒受持,而是到处游荡,游方僧道遍地皆是,尤以京师为甚。如明人言:"京师,僧海也。名蓝精刹甲宇内,三民居而一之,而香火之盛,赡养之腆,则又十边储而三之,故十方缁流咸辐辏于是。"二是士大夫师事沙门,大族中妇女、子弟甚至拜高僧为师。如张履祥揭示道:"近世士大夫多师事沙门,江南为甚。至帅其妻子妇女以称弟子于和尚之门。"这种风气仅仅是儒、佛、道合流的综合反映,而其具体的表现,则为士人与僧道相交,恬不为怪,甚至引为风雅。
 
  导源于明初的儒、佛、道三教合流思潮,经过明代中期的发展、演变,至晚明而成一时风气,并开始向世俗化方面演进,其影响已是相当深远。假若说倡导三教合流者多为士大夫的上层,而其影响则已及于一般士子。万历以后时文中风行佛经、道藏之语,就是最好的例证。儒、佛、道合流的一大结局,就是导致儒、佛、道世俗化。所谓世俗化,就佛、道而言,就是从远离人情物理的虚寂、玄远世界,回归充满人情意味的尘世;而从儒学的角度来看,就是从程朱理学那种极端化的"天理",回复到颇有人情味的"良知",从而与近代化的进程桴鼓相应。毋庸讳言,随着儒、佛、道三教的合流,儒、佛、道世俗化的深入,不免产生了一股"狂禅"的习气,从而导致士人逾越礼教的规范,纵欲主义的思潮泛滥;甚或佛、道二教清净门风败坏,僧人、道士趋于无赖化。从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观念的变迁来看,初期合流不过是藉此维系礼教秩序下的传统统治。而至中期以后,士大夫或逃释,或趋玄,三教合流已成定势,无不说明理学已是穷途末路。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儒家异端分子从儒家阵营中游离出来,举起三教合流的大旗,从而使这一思潮更加深入民间,并在晚明各个文化层面烙下深浅不同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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