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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7045 次 历史版本 0个 创建者:蓝点 (2011/4/24 17:54:34)  最新编辑:蓝点 (2011/4/24 17:54:34)
约翰·马歇尔
英文:John Marshall
约翰·马歇尔
约翰·马歇尔
  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1755年9月24日-1835年7月6日),美国政治家、法学家。生于弗吉尼亚日耳曼敦附近。父亲托马斯·马歇尔虽然是一个普通的小农,但具有独立而坚强的性格,曾经积极地参加了独立战争,是少年马歇尔心目中的榜样。约翰·马歇尔的母亲玛丽·艾沙姆·马歇尔,是个普通的家庭主妇。这是一个北美早期典型的农民家庭,以农业为生,为了寻找适于耕种的土地而不断迁移。约翰·马歇尔1799年至1800年为美国众议员,1800年6月6日至1801年3月4日出任美国国务卿,1801年至1835年担任美国最高法院第4任首席大法官,在任期内曾做出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判决,奠定了美国法院对国会法律的司法审查权的基础。

  约翰·马歇尔在政治上属于联邦主义者,主张加强中央集权,支持批准《联邦宪法》。任国务卿期间在外交上有亲英倾向,但仍主张奉行中立政策,缓和与英法两国的矛盾;支持与法国签订《莫特枫丹条约》;缓解与英国的经济纠葛;进行边界问题谈判等。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长达三十四年,创立了许多司法惯例。

  约翰·马歇尔的童年时代是在地广人稀的弗吉尼亚边疆度过的,这使他养成了简朴、坚韧等性格。为了使他有一个好的前程,并不富裕的父母让他在家中接受了良好的启蒙和初级教育,后来又送他到外地的一家著名的私立学校就读。离开家庭的学习生涯使他独立自主的能力大大提高。他最喜欢的课程是文学,熟读过许多古典文学名著,并开始研读法律。马歇尔所受的教育并不系统,却相当严格,甚至有些刻板,这使他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功底,也培养了他刻苦勤奋的精神和执著的性格,这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1775年春天,马歇尔参加了当地的民兵组织,在弗吉尼亚打击英国军队。后来,他参加了大陆军,转战各地,先后参加了布兰迪万福吉谷日耳曼敦战役,在历次军事行动中均有突出表现,军职不断晋升。艰苦的战斗岁月锻炼了他的毅力和品格,也增强了他的领导和决断能力。1780年,马歇尔退役。他决定继续学习法律专业,不久,便进入了威廉·玛丽学院,师从托马斯·杰斐逊当年的老师乔治·威思先生。在当时,弗吉尼亚律师协会对从业人员的要求极高,但由于马歇尔为人忠诚,业务能力过人,所以很快就取得了律师资格。
  
  1782年初,马歇尔移居里士满。同年与玛丽·安布勒小姐结婚,就在这一年,马歇尔被选入州立法议会,他的律师业务也开展得十分红火,很快就成为当地律师界的精英。

  联邦政府建立后,马歇尔的观点与联邦党人十分相近,支持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一揽子经济计划。1799年,在帕特里克·亨利的大力支持下,马歇尔当选为国会议员。在国会中,他是亚当斯总统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虽然他此时的某些主张与联邦党人不尽相同。1800年6月,在友人的再三劝说之下,马歇尔接受了亚当斯总统的任命,出任美国国务卿一职。此时,美法关系不断恶化,法国私掠船不断在公海上掠夺美国商船,以汉密尔顿为首的新英格兰联邦党人主张对法宣战。马歇尔虽然具有亲英倾向,但支持亚当斯总统继续执行中立政策,设法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1800年9月,美国派出新的外交使团赴法谈判,签订了和约,宣布废除1778年美法同盟条约,重申公海自由的原则,从而结束了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危机。这一条约是美国孤立主义外交的体现,使美国远离了欧洲的纷争,但它却造成了联邦党内部严重的分裂。马歇尔还促成了与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谈判,以稳定美国的对外贸易。这一条约也表明了法国对美国政策的转变,即不再试图控制美国,或利用美国对抗英国。

  1801年初,马歇尔受命出任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马歇尔扮演了最高法院“掌门人”的角色,以维护司法权的地位和尊严为己任。正是在马歇尔任内,最高法院确立了众多司法惯例,司法权的独立地位得以确立。亚当斯总统卸任前大力扩充下级联邦司法机构,把许多联邦党人塞入政府部门。安德鲁·杰克逊政府力图通过制定《撤销法》撤销这些机构。马歇尔认为这是对司法权的挑战,于是他便利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来证明法院的权威。

  马歇尔强调法律对契约和财产的保护,从而限制了政府对个人经济事务的介入。马歇尔还使最高法院获得了判定各项法律是否违宪和审理下级法院的决议等重要权力。他所坚持的联邦权力高于州权的思想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在杰斐逊总统第2任期间,阿伦·伯尔叛国事件败露。在审判伯尔时,马歇尔主张对宪法关于叛国罪的定义从严进行解释,并亲任审判长,最终以“证据不足”为由使阿伦·伯尔无罪开释。这是对杰斐逊政府的一次沉重打击。
  
  由于马歇尔坚持他一贯主张的原则,敢于与联邦政府公开抗争,使他成为政府反对派人士心目中的英雄。马歇尔在最高法院任职一直到他离开人世,他与行政权之间,特别是与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等总统的相互斗争始终在持续着,并不时摩擦出火花。但有学者认为:正是这一矛盾斗争使得美国的政治体制日益充实完善,在充分发挥联邦政府职能作用的同时,有力地发挥司法权的限制和保护作用。
  
  马歇尔的活动范围不仅仅限于司法领域,他在其他领域亦有所建树。他编写出版了《乔治·华盛顿生平》一书,在当时产生了轰动,但也有人指责他以歌颂华盛顿为名,宣扬美国联邦党人的观点。
  
  1835年7月6日,七十九岁高龄的约翰·马歇尔在费城病逝——据说自由钟恰在此时破裂,好像在为一位重量级人物的去世表示哀悼。

家世及早年经历


  约翰·马歇尔是被美国人称为"伟大的最高法院院长",和公认影响最深远的实际上的宪法创制人之一。他于1755年9月24日生于福基尔郡的日耳曼镇(现称为米德兰Midland),是一个英裔移民家庭的长子。他的父亲托马斯·马歇尔上校,系法国与印第安人战争和美国独立战争中的一位杰出军官,及美国国父华盛顿的好友,曾充当华盛顿的助手,共同测量费尔发斯产地的西部,并曾任李兹教区(福基尔郡即包括在该教区之内)的主任委员兼郡守暨州议员,极力反对英国不合理的统治,及于1775年在里土满所召开的大会中,支持帕特里克·享利实行抗拒英人的主张。他的母亲玛丽·基思,系出名门;她的母系伦道夫家是弗吉尼亚的望族,族中所出名人之多,为美国早期各大家族所不及。

  在约翰·马歇尔出生后几年,他家迁至日耳曼镇西方约30英里的落基山一处山谷。在那儿,他度过了童年并一直住到18岁。年幼时,他和弟妹均系由其父亲亲自教育,并深受其爱好文学和历史的影响。其后,他曾接受住在他家的教区牧师苏格兰裔的詹姆斯·汤普森一年的教育。当汤普森婚后住在附近沙林(Salem)地区时,也是他可能和教区里其他儿童一起前往接受汤普森教育的一段时期。他非常喜欢运动,擅长跑、跳和掷铁环,并爱好乡间接近大自然的自由生活,时常长程徒步穿越附近的林野。他的个子高瘦,但却充满活力和身手矫健。1773年1月,他的父亲在邻近的橡树村购置了1700英亩的土地。在这背负落基山脉,俯瞰青绿的山谷和蜿蜒的小河,景色如画的农庄里,18岁的约翰开始学习法律。1772年刚在美洲殖民地出版的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律评论》所给予他的吸引和影响力,更大于他幼年时所读的蒲伯(Alexander Pope)诗集。不但他的双亲决心使他成为律师,连他自己也说"从孩提之时,我便已注定是当律师的了。"Albert J Beveirdge,The Life of John Marshall,Cambridge Massachusetts,The Riverside Press, 1947, Voll, p56不过,在这一段时期,他只是间断地阅读布莱克斯通的著作;他所专注的却是军事操练和研究。大约就在这时候,他被送往威斯特摩尔兰郡坎贝尔牧师所开设的学校(the school of the Reverend Archibald Cawpell in Westmoreland County)就读,他在这所萌芽中的"学院(academy)"虽然只肄业了几个月,但却从该校仅有的讲师--坎贝尔牧师那儿学会了思想和研究的方法。

  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约翰·马歇尔很快便随同其父亲加入抗英的行列,协助组训一连志愿兵,开始显示出他演讲和领导的才能。经过了大桥(Great Bridge)和"小邦克山"(Little Bunker Hill)两番血战,1776年3月,他们那一营的志愿兵,在萨福克(Suffolk)奉命解散。但他们父子并未因而解甲,却加入了大陆正规军(Continental service)的弗吉尼亚第三团。同年12月,约翰·马歇尔从少尉晋升为中尉(captainliteutenant),并调至弗吉尼亚第十五阵线(Fifteeth Virginia Line)。翌年,他先后参与布兰地维恩(Brandywine)及日耳曼镇两次战役,更表现出他的英勇。是年冬季,他们父子两人追随华盛顿在福治山谷(Valley Forge)饱受饥寒的威胁。然而年轻的马歇尔中尉却常以轻松的心情,欢乐的笑语,使那些显得沮丧的士兵获得鼓舞,甚至消弭了一些人原先打算逃亡的念头。就在那时,马歇尔中尉受命兼任美国陆军的副军法官(Deputy Judge Ad vocate of the Army of the United States)。他的判断和公正,深受军中同僚和士兵的信仰,遇有争端,常向他倾诉,并遵从他的裁决。1778年6月,于蒙茅斯(Monmouth)战役之后3日,他被升为上尉(captain),并继续兼任副军法官。不久,入选"军中精锐"(elite of the army),在安东尼·韦恩(Anthony Wayne)指挥之下,攻占石头角(Stony Point)。第2年的秋天,因弗吉尼亚所征召的士兵期满退役,军官人数过剩,他被遣归家候命。其后,除一度因英军进犯,他曾赶赴战场外,可说从此结束了他四年多来先后转战于弗吉尼亚、新泽西(New Jersey)、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及纽约(New York)等州的军中生活。这一段的经历,对他实有莫大的影响和无限的价值:不独增广了他的见闻,养成了他那重实效而趋于保守的习性,并使他坚决相信,一个强有力而富于效率的政府将更能维护民主和自由。他曾自称,他入伍时是一个弗吉尼亚人,但离开军中时却是一个美国人。

  当约翰·马歇尔以战斗英雄及军人楷模的身份回到约克镇(Yorktown)探望他的父亲时,人们满以为他会穿着整齐的制服,挂着明晃的军刀,英姿焕发地荣归,谁知他却一如出发时的满身土气,衣冠不整地回来。他那种不修边幅的仪态,初次出现于舞会时,颇令渴望瞻仰他的风姿的少女们失望,但他那极度易于获得别人喜爱的天赋,很快便使他成为当地家家户户均表欢迎的人物。1780年5至6月,约翰·马歇尔遵从他父母的愿望,前往距离约克镇12英里的威廉与玛丽学院(William and Mary College)修习乔治·韦特(George Wythe)所讲授的法律课程。该学院是当时弗吉尼亚州唯一公立及采用近代讲授制度的教育场所。他在那儿只上了大约六个星期的课,由于跟他在热恋中的玛丽·安巴拉(Mary Ambler)所给予他的吸引力过大,使他自觉在该学院难有所获,终于辍学设法申请律师执照。获准后,他便返回故乡福基尔郡,于8月28日加入当地的律师公会。其时,他虽然开始执业律师,可是他仍旧准备随时重赴战场,指挥新成立的队伍。事实上,当他获知阿诺德(Anold)所率领的英军进犯弗吉尼亚时,他便立即赶往前方,参与作战。最后,因所拟征募的军队未能成立,1781年2月12日,他便正式辞退了军职。

  约翰·马歇尔执业律师的第一年,实际上并未承办任何法律业务,直至第二年才开始有雇主前来委托。其间,一如当日一般有志青年,他也置身于政治活动。1782年秋天,得到军中的同僚和旧属,特别是他父亲强有力的支持,他在福基尔郡轻易地当选为弗吉尼亚州众议院(House of Delegate)议员。这次当选的荣誉,尤其是它所带来的物质帮助,(其时他微薄的收入,主要便来自议员的薪津)不但有助于他的事业,并有助于他的婚姻。在他前往该州首府里士满出任立法机关的议员并执业律师才约两个月,于1783年1月3日,他便和玛丽·安巴拉结婚。他们是在马歇尔自军中被遣回乡候命之初,于1779年年底或1780年初,在约克镇一次舞会中认识,当时玛丽才14岁,可是两人却一见钟情,并从此展开了他们终生恩爱不渝,世罕其匹的长期罗曼史。而约翰·马歇尔也随即成了杰奎林·安巴拉(Jacquelin Ambler)家的常客及深为其全家所喜爱的人物。1780年6月初,杰奎林出任弗吉尼亚州的财政局长(Treasurer of State),因而迁居里土满后,马歇尔不久亦辍学前来。其后,他虽然在福基尔郡执业,但是仍旧常到安巴拉家。由于安巴拉家当时在里士满最孚众望,因而他与玛丽·安巴拉的结合,使他也跻身望族,社会地位随之提高,尽管他之所以得到人们的尊敬,可说是全赖他的为人和才智。

从议员到最高法院院长


  在进入弗吉尼亚州众议院之初,马歇尔便获得该院议长的赏识,立即被任为地位重要的法院委员会(Committee for Court of Justice)委员,两日后,又被任为一特别委员会委员,参与制订国防计划。1782年11月20日,亦即该次议会成立后的第11日,他被参众两院联席会议票选出任州评议会(Council of State)--通称为行政评议会(Executive Council)委员。该会系由参众两院自议员或一般民众中选举委员八人组成,举凡州内重要事务,州长均须征询该会意见,对于重要官员的任命必须经该会之同意,因而出任该会委员者向属德高望重之人。而马歇尔当时才27岁,因此迭受该州高等法院的法官及该会的同僚们非议,终于在不及半年内自行辞职,并随即在他的故乡参加州众议员重选,并在任至1784年。1785年及1786年,马歇尔未再参加竞选,但1787年又于里土满所在的亨利哥郡(Henrico County)当选为州众议员,且连任至1791年。其后,他当专业律师3年--1795至1797年后再次出任州众议员。而在他出任州众议员期间,他一直担任该院法院委员会委员。

  马歇尔的律师业务,自接受雇主委托后,虽系周旋于当时该州最著名的同业之间,但由于他过人的辩才,不久便声誉日隆。他能敏锐地对案件有关的资料迅即心领神会,想出对方律师所能提出的论点。他本人的论据常是基于普通常识,对法律作公正而适切的解释,而非基于英国的先例。他一向很少引用判例或引证法律权威的言论。1786年,他承办了海特控诉费尔发斯(Hite vFairfax)这一重大案件。该案是关系费尔发斯勋爵在波多麦克(Potomac)上游及拉柏汉诺克(Rappahannock)之间,一般人称之为弗吉尼亚北方颈部的一大片土地的原始所有权。他代表地主被告出庭,结果胜诉。从此声名大噪,并一直出任弗吉尼亚律师公会的领袖。

  1788年,他被选为弗吉尼亚州批准联邦新宪法大会的代表。在大会中,他不但是主要的领导人物,并与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共同热烈鼓吹迅予接受,终使联邦新宪法在该州不附任何修正案即获批准。他虽然坚定地支持华盛顿总统,但1795年,当华盛顿请他出任司法部长(attorneygeneral),及翌年在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退休后,又请他出任驻法大使(Minister to France)时,两次均被他婉拒,原因是他认为担任律师地位同样尊荣且富于自主性及为其所喜好。不过,1797年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总统终于说服他出任著名的XYZ委员会(XYZCommission)三人委员之一,跟查尔斯·平克尼(Charles Pinckney)和埃尔布里奇·格里(Elbridge Gerry)一同前往巴黎,与法国谈判有关法国干预美国贸易的各种问题。该次谈判的使命虽然失败,可是马歇尔坚拒法方人员要求贿赂义正辞严的态度,却甚获美国人民的欣赏,加上他们愤慨美国外交人员在法国所遭受的待遇,因而马歇尔归国后遂成为深受群众欢迎及家喻户晓的人物。就是由于他这回出使极孚众望以及得帕特里克·亨利热烈为其宣传,1799年的春天,他便以联邦党人(Federalist)的身份在弗吉尼亚首府当选为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虽然当时里土满的一般人在感觉上却大为赞同反对党或共和党(Republican Party)。在国会里,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托马斯·纳什(Thomas Nash)别名乔纳森·罗宾斯(Jonathan Robbins)一案的发言。他指出在美国宪法中,并无任何限制联邦政府履行引渡条约的规定。

  从1800年6月6日至1801年3月4日,他在亚当斯总统任内出任国务卿,并在亚当斯总统任期即将届满之前,于1801年1月31日被任命为最高法院院长,因此他是仍在国务卿之任内同时主持最高法院的。在他出任第四任院长之时,最高法院并不受人重视,一般有才能的人都不愿意担任该院法官,而于1795年辞职的第一任院长约翰杰伊(John Jay)不久之前便曾拒绝再度出长该院,理由是该院的组织有着严重的缺陷,永远无法获得其应有的地位和尊严。马歇尔就任院长后,乃设法将该院审理案务的方式加以改变。以往该院的组织是遵照英国流行的习惯,由各个法官依次宣告他们的意见,但从1801年12月的那一期开始,院长实际上成为该院唯一的发言人。整整11年,凡该院所表达的,几乎完全是马歇尔的意见,很少有不同的意见记录下来。于是最高法院院长在政府司法部门中所代表的权威,几乎一如总统在行政部门中所表现的一样。此一改变所以为马歇尔一班并非平庸之辈的同僚所接受,目的即在加强该院的权力和尊严。当然他们所以同意其如此并对其无所怀疑,主要也是由于他的人格高尚,能力优异,使人敬佩所致。直至约瑟夫·斯托里法官(Justice Joseph Story)的到任,才废止了院长的独决。不过,马歇尔依然在大多数的案件,实际上在几乎所有关涉宪法解释的案件中担任起草人,虽然大多数的时间大部分的法官均由那些倾向民主主义的总统(democratic presidents)所任命。这些法官们在未升任该院法官之前,均系被认为并不同情马歇尔那些联邦党人的思想(federalistic idess),可是有关宪政结构的事项,他们却很少不默许他们这位伟大的院长所作的判决。因此在美国史上这一危机四伏的期间,注释宪法的艰巨任务便全系由他承担。他一方面须建立宪法所规定的行政立法与司法三权的关系,另方面亦须确定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的关系。

  马歇尔出任最高法院院长所执行的第一件公务,便是替他的表亲和政见上最大的对头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主持总统就职宣誓。在他34年的任期中,最高法院一共审理了1215件案件,而马歇尔本人便以他平易的逻辑和精密的思考便起草了519件案件的判决书,其中44件关涉宪法问题。在南北战争(Civil War)前,几乎美国宪法及其修正条款所规定的重要部分,无不经过他作一次或更多的解释。当他逝世而终结其长久的任期时,美国最高法院早经成为美国政府中与行政、立法二大部门分庭抗礼,强而有力的第三部门。他所作的重要判决,不但奠立了司法审查制度,使美国宪法所规定的三权分立政府变成具体化,同时确立了司法国家主义,使美国率先采用的联邦制度得以健全。直至现在,美国最高法院所作的宪法解释或重大判决,仍常常以其所确立的重要原则为依据。

奠立司法审查制度


  马歇尔于出长最高法院时,如上所述,该院仅系联邦政府中一个冷落的部门,若干人甚至认为该院永远无法处现重大的问题,但经他改变该院处理案件的方式,及作了几次有关宪法的重大判决后,情形立为改观,该院已变成联邦政府组织上掌理司法权的最高部门,其权力及声望与总统及国会等量齐观,鼎足而三。他首次所作有关宪法的重大判决,便是马布里控诉麦迪逊案(Marbury vMadison)。

  该案的缘起,应上溯1800年秋天的全国大选。联邦党(Federalist Party)于该次选举中惨败,从此无法东山复起。亚当斯总统及其联邦党同僚乃利用他们在位最后的几个月时间,加紧修改1789年所制定的司法法(the Judiciary Act of 1789),以期得胜的共和党人(Republicans)继任之后,尚能保有一个维持联邦党原则的堡垒。1801年2月13日国会修正通过司法法,免除最高法院法官员担巡回法官的职责,增加巡回法官的员额及创设相当数目的下级法官。亚当斯总统于其在位最后16日中,将所有67个新增设的法官名额均委由忠诚的联邦党人充任。此举自然引起共和党人极大的愤慨。杰斐逊愤然认为:"联邦党人已撤退入司法机关作为一坚强据点……从该一炮台把共和党人所作的贡献全予轰毁和抹杀。"Robert ECushman, Leading Constitutional Decisions,11th edNew York,AppletonCenturyCrofts Inc,1958,p245因此共和党人第一步的反击,就是要废止新修正的司法法。此一目的经过激烈而长时期的辩论后,终于1802年3月达成。国会中的联邦党人均抨击该废止法(Repeal Act)系属违宪,而马歇尔本人一向附和此说。为了防止马歇尔使用司法权力认为该法无效,该法明定最高法院于14个月内不得召集,以便受该法影响的法官到时再抨击该法的效力未免不切实际。不料当1803年2月该院召集开庭时,马布里控诉麦迪逊案竟赫然在诉讼载记之上。

  马布里系亚当斯总统根据1801年的司法法所任命的哥伦比亚特区(District of Columbia)的治安推事(justice of the peace)之一,他的任职令系由亚当斯总统于3月3日卸任前夕签署用印,但杰斐逊总统和他的国务卿麦迪逊于3月4月就任后却扣押不发。于是马布里便提出诉讼请求最高法院行使其初审管辖权,颁发命令状(writ of mandamus)强制麦迪逊发出该任职令。颁发上述命令状的权力系由1789年制定的司法法授予最高法院,同时在马歇尔出任院长之前,该院即曾颁发过两次。当时的情势明白显示纵使该院颁发命令状,杰斐逊总统亦不发出马布里的任职令。一般共和党人似乎预料最高法院会颁发命令状,因此他们公开威胁,假如命令状颁发时,马歇尔将被弹劾。然而马歇尔对该案的判决却多少出人意料之外。

  首先,他承认马布里的要求为合法,并谴责杰斐逊和麦迪逊的行为系明白的侵害一项既得的法定权利。他说:"本院的意见,绝对是这样的……马布里先生,在他的任职令经过总统签署和国务卿盖印之后,是已经被任用了;而创设该项职务的法律,给予该员五年任期的权利--不管行政部门的意见如何,该项任用是不能撤销的……

  因此,把该项职务靳而不予,在本法院看来,是一种不合法的行为,而且侵害了一项既得的法定权利。"但最终他却拒绝发布命令状。理由是创设该项职务的法律--1789年司法法的有关规定与宪法抵触,因而无效,该院拒绝执行该项职务。关此,他曾逐步详予分析:"司法法授予最高法院一种权力:'在法律原则及法律习惯系属适当的情形下,向任何法院或任何在合众国权威下执行职务的人,发布命令状'……

  合众国整国的司法权,是由宪法付托给一个最高法院和若干由国会随时规定和设立的下级法院……

  关于这项权力的分配,'宪法'条文明白地说明:'所有有关大使、公使、领事及一州为当事人的案件,最高法院有初审管辖权;对于其他案件,最高法院有关于法律及事实之上诉管辖权。'

  如果当初'制宪时'的用意,要把司法权在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间之实际分配,完全交予立法部门去自由考量和决定,那么在说明司法权的权力和那些执行这个权力的各级法院之外,就用不着再说什么了。照这样的解释方法,该条款的后一段,将完全是多余的,一点都没有意义。如果立法部门可以任意在宪法给予本院初审管辖权的地方,给予上诉管辖权,在宪法给予上诉管辖权的地方,给予初审管辖权,那么宪法中所规定的司法权的分配,将是一种没有实质的虚空形式。

  肯定的语词,在它们的运用中,常常是对于它们所肯定以外的事物的一种否定……

  因此之故,设立合众国法院的法律(即司法法)所授予最高法院向政府官员发布命令状的权限,显然不是宪法的本意;而我们必须探究,这样规定的管辖权,是否可以行使。

  一种抵触宪法的立法,是否可以成为国家的法律,这个问题,对于合众国的关系是非常重大的……

  所有草拟成文宪法的人,当然全都把宪法看成国家的基本和最高的法律,所以每一个这种政府的理论,必定认为立法机关抵触宪法的立法,系属无效。

  这种理论是必然附属于每一成文宪法,因此,本院认为是我们社会的基本原则之一……

  说明法律是什么,毫无疑问的是司法机关的职掌和责任。要把法规适用于具体案件的人,必然须要说明和解释法规。假如两种法律互相抵触,法院就须决定每种法律的适用范围。

  因此,假如一种法律是违反了宪法……法院必须决定该等抵触的法规,究竟哪一种适用。这是司法责任的主要意义。

  ……合众国宪法的特殊用语,证实和加强了一般认为所有成文宪法都具有的原则,亦即抵触宪法的法律系属无效,法院和其他机关,同样受这一大法所拘束。

  命令状应予拒绝发布。"所引判词译文主要参照徐道邻译:《美国政治思想文献选集》,香港,今日世界社,105113页,1959年。本案所判定之事件,其关乎马布里之处,本身并不重大,即马歇尔所持以判决的论据,亦非新创,而系于国会辩论1802年废止法之时,联邦党人曾一再述及者;但马歇尔之采用并不直接拒绝原告请求的方式,却很高明。它使共和党人不独毫无胜利之感,亦无法借端挑起与联邦党人的正面冲突。他们对于马歇尔的判决,虽然异常震惊和愤怒,可是却对最高法院及马歇尔本人无可奈何。

  关于解释宪法和审查国会立法之权,美国宪法中并未作明白的规定,历届国会对此虽有所辩论,但始终无具体的决议。而最高法院则自始拒绝在无诉讼或争议向其提出的情形下,对任何宪法问题提供"建议意见"("advisory opinions")。1793年华盛顿总统曾令其国务卿就谈判中的条约,向最高法院提出了29件有关国际法及中立方面的解释问题,该院首任院长杰伊全部退回,认为既无诉讼或争议向该院提出,该院如加以答复,将系行使非司法性的职权。嗣后,此一规则即一直为该院所严格遵守。马歇尔上述判词发表后,共和党人对于其解释宪法的行为,远较其宣告1795年司法法违宪的行为,更感到不满。杰斐逊总统曾强烈抗议,认为他的判决,将令宪法变成"一种蜡质",可由法官"任意扭捏,而形成他们所喜欢的式样。"转引自李子欣编著:《美国宪法》,台北,正中书局,台湾政治大学丛书,138页,1967年。事实上,其后几十年之内,国会每次开会举行有关宪法的辩论时,议员们的立论,都系依据他们自己的解释,而不引用法官的解释。但无可否认地,马歇尔此次所创最高法院解释宪法的先例,及其嗣后长期在任期间,几乎对美国宪法及南北战争前的增修条款中的重要部分,无不予以一次或更多的解释,对于使最高法院在19世纪末叶终于正式成为宪法的终极解释者(final interpreter),实有莫大的贡献。

  马歇尔在上述判决中,首创联邦最高法院宣告国会立法违宪无效之先例,当时所以并不十分受人重视,主要因为法院可宣告议会立法无效的观念和行为并非新创。美国各州法院宣告州法与州宪抵触无效之例,屡见不鲜,同时亚力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一书中,也早已主张司法审查权,而在1803年以前,大多数的法官和律师亦均作同样的主张。所以马歇尔当时行使此一权力,实在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何况,马歇尔在上述判决中,也没有主张最高法院有关国会立法是否违宪的判决是终极性而对于政府的立法与行政两部门均有拘束的力量,事实上他所宣布无效的法律条款并不是一般性的法律,只是有关司法部门的法律。决定这样的条款违宪,实质上并不比主张政府三大部门各自对其主管范围内涉及宪法事项有合法的终极决定权,有更大的意义。而最高法院大多数的法官,于上述判决宣告后不久,亦正式同意遵守1789年司法法的规定,分别兼任巡回法庭法官,虽然马歇尔等坚决相信宪法并没有授权国会这样的分配该院法官的职务。总之,在本案发生后50年之内,总统和国会仍旧认为他们对于决定法律是否违宪的权力至少与司法部门相等。而于1865年前,许多法案都是由总统以违宪的理由而加以否决,并非由最高法院宣判其无效。不过,马歇尔于其在任34年之内,虽然只在本案宣告过国会立法违宪无效,但他在其他判决中却曾多次宣告州议会立法违宪无效。此等无效之宣告,实为迟至19世纪晚期始完全成长的美国司法审查制度,奠下了坚强的根基。

约翰·马歇尔的政治生涯


马歇尔和华盛顿


  约翰·马歇尔是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最欣赏的人才,他是忠诚的联邦党人,推崇强大的联邦政府,认为各州权利应该处于联邦政府的控制之下,甚至应该整合为一。同时,他也是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的亲密战友,在1797年,美国和法国之间爆发矛盾,马歇尔作为公使出使法国,意在抹平两国之间的鸿沟,但未能如愿。很多后人相信,马歇尔和亚当斯一样,坚信英国是美国最可靠的盟友,而对法国抱有敌意,因此没有全力执行这一任务。1798年9月,乔治·华盛顿亲自游说马歇尔参加国会选举,在选举中,马歇尔击败了共和党候选人克洛普敦,成功进入国会,从此步入政坛。在马歇尔的政治生涯中,华盛顿始终是他的精神导师和行为楷模。

马歇尔和杰斐逊


  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起草者杰斐逊是马歇尔的天敌,其实两人本为远方表兄弟,都曾在威廉和玛丽学院研习法律,同为开国元勋,也曾共同担当亚当斯政府的内阁要员,但两人的政治理念截然不同。民主共和党人杰斐逊是州权的积极倡导者,力主各州政府应该和联邦政府平起平坐,马歇尔对此极为反对。两人终其一生都势不两立,全力和对方进行角逐。马歇尔和杰斐逊之间的争斗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党派之争,众多影响美国宪政格局的历史事件都在他们的导演下发生。最终,这两个政治理念截然不同的人却合力造就了美国基本的宪政格局,强有力的联邦政府和独立的司法机构正是在他们旷日持久的斗法中得以成形。虽然杰斐逊和马歇尔从未成为朋友,但后人普遍认为正是他们各自坚持自己的理想,才让美国的政治体制走向成熟,他们的贡献永远被人铭记。值得一提的是,在杰斐逊退出政坛后的晚年,联邦党已解体,但马歇尔却成为了美国司法中神话一般的人物,连最高法院的共和党法官也对他充满敬畏。

马歇尔和司法独立


  约翰·马歇尔主审过众多对美国宪政有重大意义的案件,其中最有名的是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副总统伯尔叛国案、大法官蔡斯弹劾案。这三宗案件都在杰斐逊的总统任期内发生,每一宗都充满了错综复杂的党派纠葛,身为联邦党人的约翰·马歇尔虽然贵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但也要时时面临共和党政府的压力。在面对这三宗案件时,马歇尔巧妙地淡化了党派之争,而从法理的角度诠释案件,他为最高法院在宪政体系的大厦中争得了一席之地,保障了最高法院和国会地位平等,有权否定国会制定的法律,并且把总统权力置于最高法院的监督下。美国司法独立正是在马歇尔的任期内得到完善。

约翰·马歇尔与美国现代法治的确立


  约翰·马歇尔是美国现代法治的奠基者。他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对司法审查权的阐述和实践,已经成为法学院学生耳熟能详的经典案例。不过,这位天才的法律人,出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经过,却纯属偶然,且不乏党派之争。

  说到马歇尔出任首席大法官的历史机缘,就不能不从美国立国之初的党争开始。在1800年美国首次由党派候选人竞争的总统选举中,联邦派在任总统亚当斯输给了共和派副总统杰弗逊。在同时举行的国会选举中,联邦派也是一败涂地。于是,它只好把维护其政治影响力的希望寄托于不受选举政治决定的司法部门。为此,亚当斯在1801年1月20日,任命自己的国务卿马歇尔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并得到了参议院的认可。马歇尔出任大法官后,居然还代理着国务卿,直到1801年3月3日亚当斯总统任期届满为止。从现在的眼光看来,这显然是违法三权分立的原则。

  亚当斯选择马歇尔,被认为“是一项改变历史进程的令人愉快的巧合”。这里面的确有太多的因缘际会。首先,1796年在任资深大法官顾盛回绝华盛顿总统对他的首席大法官的提名;如果他接受的话,他将一直做到1810年去世,所以根本不会由马歇尔的机会;其次,当时的首席大法官埃斯沃斯被抓差出使法国,并因此病倒、辞职;如果没有出使法国,也没有马歇尔的机会;最后,埃斯沃斯辞职后,亚当时立即提名刚刚卸任纽约州州长职务的、最高法院首任首席大法官杰伊,尽管参议院已经批准了这一任命,但杰伊根本无意重新回到曾经坐过的位置。根据马歇尔自己的回忆,“我当时推荐帕特森大法官接任,但总统不同意,认为绕过顾盛选择资历更浅的帕特森会伤害顾盛的感情。总统随即对我说:‘就你了’”。亚当斯没有选择帕特森的真正原因在于,帕特森是汉密尔顿的朋友,而亚当斯和汉密尔顿是联邦派中的冤家对头。

  这一选择,虽在预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马歇尔虽不属于华盛顿、杰弗逊、亚当斯和麦迪逊这样的开国元勋,但可以算是美国第二代领导人。独立战争期间,马歇尔曾在大陆军中担任过上尉军官,目睹了战争初期大陆军中各邦民兵建制庞杂、各行其是的混乱局面,深感建立一个统一的联邦政府的重要性。他后来曾经回忆说:“我作为一个弗吉尼亚人参加独立革命,闹完革命变成了一个美国人”。参与独立战争的经历“让我确信,美国是我的国家,国会是我的政府。这些感受是如此地强烈彻底,已经成为我身心的一个部分。”

  1780年冬天,25岁的马歇尔利用军中休假,去威廉和玛丽学院研习法律。经过短暂的三个月学习后,马歇尔成为了一位开业律师,并迅速成为弗吉尼亚州最成功的法律人。马歇尔怀疑平民政治,深信用司法权威约束立法机构的重要性。1788年,在辩论是否接受联邦宪法的弗吉尼亚制宪会议上,作为邦议员的马歇尔,提出了支持宪法的有力证据:“如果国会制定的法律未在宪法所列举权力的授权中,那么,作为宪法的守护者,法官将应该将其视为违宪……,并宣布其无效”。他的这一看法以及出任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后的所作所为,显然与其当年的军旅经历有直接关系。

  就马歇尔的个人志趣而言,他对承担公职的热情并不很大,先后谢绝了华盛顿要其出任联邦总检察长、驻法公使,亚当斯要任命其为大法官的邀请。不过,出于对国家的忠诚,马歇尔还是出任过邦议员、联邦外交特使,联邦众议员和国务卿等职务,但时间都很短。尽管如此,他政府行政和立法部门积累的经验,为他后来成为一位伟大的大法官打下了结实基础。

马歇尔的司法实践


  从1801年出掌最高法院,到1835年终老任上,马歇尔一干就是34年,成为美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首席大法官。其领导的法院一共发表了1 106份判决书,马歇尔本人撰写了其中的519份。在62个涉及到宪法的案件中,他撰写了36份判决书。他所做出的所有宪法判决,几乎都围绕着三个目标:第一,保证美国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拥有实现其有效治理的权力;第二,保证联邦权力高于州权;第三,保证私有产权不受政府公权的侵犯。通过这些司法实践,马歇尔把纸上宪法的文字,变成了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宪政。如果说美国1787年宪法确定了美国的宪政框架,提出了法治的目标,那么马歇尔法院充实了这个框架,实践了法治的理念。为了表达法院判决的权威,他彻底改变了最高法院原来沿袭的英国传统,即由大法官分别撰写判决意见的做法,确立了发表一项法庭意见(一致和多数意见)的传统。而他本人总是愿意承担撰写意见书的任务,从而用自己的想法影响其他大法官。对此,他的政敌杰弗逊深恶痛绝。在后者看来,这无异于假公济私,用最高法院“集体权威”的推销马歇尔国家主义的“私货”。

  马歇尔法院实践的宪法解释具有一种原创性,直接与宪法的文本本身相联系,而不像以后的法院那样,要依靠累积起来的先例来支撑其观点。由于和制定宪法的那一代人形成了一种活生生的联系,马歇尔法院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声称,对于宪法的含义和意图它拥有制宪者的理解。用后来的著名大法官奥利弗·霍尔姆斯大法官的话说,马歇尔法院代表了“历史性战役的战略转折点”,其伟大就在于“生逢其时”。毫无疑问,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和他的伙伴创造了他们绝大多数的历史时刻。

  在其职掌最高法院的34年期间,马歇尔可以说彻底地支配了最高法院。就连杰弗逊1804年任命的第一位大法官,有着“最高法院第一位异议者”之谓的威廉·约翰逊,尽管是马歇尔法院最具有独立倾向的法官,“一位热情洋溢的民主派”,最终也基本上认可了马歇尔的远见,接受了马歇尔的领导。正像他自己在给不满其表现前总统杰弗逊的信中所云:“最终,我发现自己或者遵从环境,或者成为我们谈到过的那种毫无影响小角色。我只好屈从潮流”。在一些杰弗逊派眼里,约翰逊和其他“屈从潮流”的共和派大法官无异于“叛徒”。实际上,约翰逊绝非对马歇尔唯唯诺诺。在其30年的任职期间(1804-34),法院一共有35个附议和74个异议,其中约翰逊就撰写了21个附议和34个异议。如果说马歇尔主导的法院意见确保了法院的威望,那么,约翰逊的附议与异议则表明,法院同样有足够的韧性允许内部不同意见的存在。

  对马歇尔的领导地位,当时的一位英国作者有过传神的描述:马歇尔的声音“柔和”,“他座位两边的六位法官,凝望着他,与其说想他的副手,还不如说是学生”。尽管1811年以后,好几位共和派代替了原来联邦派空出的大法官位置,并逐渐占据了最高法院的多数,但这并没有动摇马歇尔的主导地位。有人认为,“在最高法院的整个历史中,这样的主导地位绝无仅有”。在马歇尔执掌法院的34年的时间里,他只有8次与法院的意见相异。当然,很大程度是时代造就了马歇尔,但是,不可否认,马歇尔的政治智慧、领导才能、法律天才和团队精神则构成了他成功的内在条件。

  马歇尔政治智慧和法律天才的一个重要体现,便是在立法和行政当局对宪法这个新生事物并不十分专注得时候,通过激活宪法来建立和巩固最高法院原本并不确定的权威。美国宪政专家麦克洛斯基写到:“在共和国历史早期急风暴雨的年代里,国会和行政部门的人已经一再表明,对他们来说,宪法并不像政治结果那么重要。这样的证据在两党历史中比比皆是,联邦派的《惩治叛乱法》和杰弗逊派购买路易斯安娜领地的行动就足以证明这一点。这样,司法部门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宣布宪法是属于它的,并将其自身的尊严与基本法的尊严等同起来,马歇尔非常乐意地把大胆与审慎结合在一起,由此获得了最多的利益。”

确立和建构宪法法


  马歇尔确立最高法院权威最重要、同时也是最有效的办法便是通过宪法案例的判决来解释宪法,从而创造了联邦司法部门专有的领域——宪法法(constitutional law ),这也是马歇尔法院最根本和最持久的成就。宪法法将司法审查的实践牢固地根植到宪法的文本中,使之成为美国宪政制度中习以为常和经久不衰的运作原则。在最高法院早期司法实践中,司法审查主要是针对州法,其目的是巩固新生的联邦。一个幸运的巧合是,司法审查肇始于“马伯里案”,它否决了一项国会法律,这多少让这一权力的运用披上了中立的外衣上,让它看起来并非专门针对州行为。

  “马伯里案”后,马歇尔再也没有否决过一项国会法律。显然,在马歇尔看来,司法审查应该是一种非常规的、极少动用的保护根本大法的手段。但是,这只是就国会的立法而言,对于州法,马歇尔和他的同僚则没有那么客气了,他们频频使用针对州法的司法审查,一步步地巩固联邦的权力,培养人们对联邦的忠诚。在这些案件中,马歇尔法院开启了宪法司法化的进程,对宪法文本进行司法诠释。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用法官解释普通制成法同样的方法和原则来对待宪法。就这样,宪法从高不可攀的天国来到了触手可及的凡世,变成了一门“法律”分支,遵从于日常的司法解释和实践。宪法洗尽铅华,归于平常,退掉了其作为政治根本大法的神圣特点,拥有了普通法律的特性。而这样的法律能够在联邦法院制度中畅通无阻,法官也能够在日常的诉讼解释这样的法律。

  慢慢地,美国的宪法法形成了,变成了法律的一个分支---就像商法、契约和财产法,有着自己的一套原则和主要案例。像其它法律领域一样,宪法法的出现和发展,是法院的判决和法院中对立的双方提倡和辩论各自权利的结果。通过把宪法的诠释应用到判决中,马歇尔法院能够把宪法原则的宣示和一项普通的法律裁决融为一体。由此,它能够说服美国民众接受他们对宪法原则的阐释,不是作为政治,更多的是作为法律。

寻找远离政治的司法价值


  从其大法官生涯的开始,马歇尔就认识到,最高法院的有效性依赖于是否有能力促使民众接受,其作为一个没有党派偏见宣布“法律”、不接受任何 “政治”问题的机构。法律和政治的分离,是美国司法部门能够最终崛起,而与国会和总统平起平坐、三足鼎立的关键所在。忠诚于宪法和法律,摆脱政治的干扰和舆论的压力,马歇尔治下的最高法院获得了值得民众信任的尊严和权威,由此也拥有了决定重大公众问题的权力。这一成功的关键所在,是最高法院把宪法视为其专用的资源。

  《马歇尔文件》的编辑和传记作者查尔斯·霍布森概括说,“马歇尔和他的同事,通过让美国民众崇拜宪法,建立起了最高法院的制度性力量。作为宪法的守护者,最高法院让自己成了人民永恒意志的代言人。到1835年,最高法院拥有了神秘的力量,大法官有着奥林匹斯诸神般的传奇,是令人惊羡的宪法保护者,远离着政治的浑水。这样的神秘绝技继续构成了最高法院超凡力量的基础。这在很大程度了说明了,为什么一个终生任职、非民选的法官组成的机构能够令人信服地声称,服务于民主政府的目的。”如果与同一时期欧洲国家的法院相比,最高法院的确鹤立鸡群。来自旧大陆的托克维尔感叹到:“其他的任何国家都没有创制过如此强大的司法权。美国的最高法院,不管从其职权的性质来说,还是从其管辖的受审人的范围来说,均远远高于已知的任何法院”。

  在马歇尔法院榜样的带动下,美国各地各级法庭开始避免处理和卷入党派的政治问题,对法院的司法管辖范围进行更细致的考察和区分。目睹了立法机构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党争,人们日益信任法院的公正,法院的声望明显提高。有人甚至争辩道:如果没有法院的保护,没有持久不变的普通法,“权利将永远得不到补偿,错误也永远得不到纠正”。经历了革命、立宪和建国所有这些重大事件的民主派麦迪逊,晚年时对联邦法院有了新的认识。他告诉老友杰弗逊,司法部门是唯一类似仲裁人的政府机构,它超越各种利益相互竞争的市场,做出公正和不偏不倚的裁决。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民主后,也得出了如下结论:“法院是司法系统能够控制民主制的看得见的机构”。

美国宪法第一人


  联邦法院所有这些成就几乎都离不开马歇尔的贡献。律师出身的美国总统加菲尔德对马歇尔有生动的评论:“马歇尔找出宪法文本,赋予它力量。他找到的是一付骨架,却赋予它血肉之躯”。由于马歇尔历史性地加强了最高法院的权威,故在美国历史上享有“伟大的首席大法官”(The Great Chief Justice)和“华盛顿之后的第二人”之美誉。一位传记作者甚至认为,“如果说是华盛顿创建了这个国家,那么,是马歇尔定位了(defined)它。”在美国对法官历史功绩所作的历次评估中,马歇尔永远是高踞榜首。

  看到马歇尔为加强新生美国的法治、特别是联邦政府权威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和贡献,已经告老还乡的前总统亚当斯非常开心。在任命马歇尔为首席大法官25年后,他夸耀说:“马歇尔是我送给美国人民的礼物,这是我一生最为自豪的事情。回忆我一生所作的事,没有比这更令我愉快的”。亚当斯自然会有这样的感叹,因为他曾经悲观地认为,美国宪法作为一种试验,很可能不会比他的寿命长!

  另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事实是,这位如此了不起的法官,所受的基础教育和法律教育却是如此之少。马歇尔只上过两年的私塾,剩下的时间主要是靠父亲的耳熏目染,而他父亲所受的教育也不多。在威廉和玛丽学院三个月的法律学习期间,马歇尔还堕入情网。其课堂笔记不仅记载着法律的内容,还写满意中人的芳名。不过,他做到了学业恋爱两不误,完成了法律训练。看来,马歇尔的经历证明,至少在19世纪上半叶,经验而不是学历,是成为伟大法官的首要条件。

  充分的政治经验,丰富的生活阅历,“法律速成班”的训练,使马歇尔不像很多法官律师那样,拘泥于法律的条条框框,死抠案件的末枝细节,而具有一种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一种以法治国的雄心壮志,一种纲举目张的办案能力。一位美国学者非常精辟地概括了马歇尔的司法理念:“在其漫长的法官生涯中,有两个持久不变的概念主导着马歇尔:一是联邦国家的主权,二是私有财产的神圣”。靠着这两个观念,马歇尔坚韧不拔,披荆斩棘,终于把最高法院确立为美国宪法的最终解释者,并利用这一角色为美国的强大奠定了法治的基础。

约翰·马歇尔审理的著名案件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


  1801年3月3日,是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在任的最后一天,3月4日,共和党人杰斐逊就将成为新一任美国总统。为了让联邦党人继续在政府中占有重要职位,亚当斯在最后一天任期内做出了一系列政治用意明显的官员委任,他任命42名联邦党人担任治安法官,试图让联邦党人在杰斐逊的任期内依旧能够控制司法系统。因为工作疏忽,这些法官的委任状在当天并没有全部送出,杰斐逊上台后立刻知会司法部长林肯扣留了剩下的委任状,并把治安法官的人数减至30人,他保留了亚当斯提名的25人,其余5人则由他自己挑选任命。事后得知这一事件的国务卿麦迪逊也赞同杰斐逊的做法。但事情很快走漏了风声,曾得到亚当斯任命却未能接到委任状的联邦党人马伯里和另外3名同样命运的联邦党人对政府发难,状告国务卿麦迪逊漠视法律,没有把前任总统亚当斯的委任状传达给他,从而让自己丧失了做治安法官的机会。

  1801年12月16日,积极推动此案件的联邦党人查尔斯·李提请最高法院下达训令状,要求国务卿麦迪逊说明没有向马伯里及其他3名诉讼人送出委任状的理由。自此,杰斐逊政府把这一案件视为政治挑衅而非法律争议。

  案件争议
  案件的争议主要在于3点:

  1、原告马伯里等4人是否有权利获得委任状?
  2、如果确定马伯里4人确有权利,那么宪法是否应该提供挽回和补救的措施?
  3、如果前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么,最高法院是否能强行命令现任国务卿将委任状重新送达给马伯里等4人?

  马歇尔的判决

  马歇尔的判决书长达1万1千字,日后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判决书之一。马歇尔认为,马伯里等4人已经得到了亚当斯的任命,完全有权获得委任状,国务卿应该作为公共官员行事,履行送达委任状的法定职责,而不能听从总统的一面之词行事。因为,在履行公职时,他是人民公仆,而非杰斐逊的下属,任何行政权力都不能凌驾于最高法院之上。此外,马歇尔也认同,下达训令状要求麦迪逊重新送达委任状是合理的补救的方案。

  从判决书上看,马歇尔完全赞同马伯里等人的要求,但为了不直接激怒共和党政府,他又表示,尽管在国会制定的法律里,授予了最高法院下达训令状的权力,但最高法院应该尊崇比国会更高的权威——美国宪法,而根据宪法规定,在马伯里一案中,最高法院仅有复审权,而不具备初审权,因此,他拒绝对国务卿下达训令状。同时,马歇尔宣布,国会制定的法律是否有效,必须由最高法院判定,最高法院拥有对宪法的解释权。

  案件影响

  拒绝了马伯里的诉讼请求,表面上是马歇尔向共和党政府屈服了。但另一面,他为最高法院争取到了神圣的权力,确立了这样一种惯例:最高法院有权宣布国会制定的法律无效并且违宪。并且,他也倡导了一种观念:当显赫的行政特权在具体运用时,对其有最终裁决权的,是最高法院,而不是总统。马歇尔通过马伯里一案而立下的丰功伟绩,要到若干年后才得到认可,凭借在这一案件中的表现,他实现了美国人至今引以为傲的宪政格局:最高法院成为了一个真正独立并与联邦政府其他部门平起平坐的机构。

副总统伯尔叛国案


  伯尔是杰斐逊担任美国第三任总统时的副总统,在杰斐逊于1805年连任后,伯尔已然失宠,不再在杰斐逊政府中担任职务。卸任副总统职位后,伯尔和美国陆军准将詹姆斯·威尔金森策划对西班牙开战,夺取西班牙在北美的殖民地,包括新墨西哥、得克萨斯等地区。与此同时,为了重建政治势力,伯尔和英国驻美公使安东尼·梅里会晤,称自己准备领导西部各州发起一场脱离联邦的运动,希望英国提供资金和军事上的支持。不过,伯尔究竟是真的叛国,还是妄图借叛国之名从英国骗钱,直到今天,英美两国的学者对此仍没有确切答案。

  伯尔意图叛国的消息很快传开,不断有匿名信向杰斐逊告发他。其间,参与伯尔计划的俄亥俄州富翁哈曼·布伦纳哈赛特在《俄亥俄州报》上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号召西部各州脱离联邦,让事态更加严重。1806年10月10日,伯尔的两名助手携带一封密码信给威尔金森,声称英国海军已加入计划,并敦促威尔金森延密西西比河而下,突袭西班牙军队。但威尔金森临阵倒戈,写信向杰斐逊指证伯尔叛国。11月初,检察官戴维斯奉命逮捕了伯尔,并提起诉讼,但在3个地区法院,伯尔均以证据不足被陪审团宣告无罪。随即,他又遭到联邦法庭的指控,案件在里士满的一家酒店里进行,那里被改造成了临时法庭。杰斐逊总统一再告知幕僚,务必将伯尔入罪。

  案件争议

  1、威尔金森提供的密码信能否证实伯尔叛国?从信的内容看,它只涉及攻击西班牙殖民地,而没有任何美国领土牵涉其中。
  2、截至检控方提起诉讼,还没有任何公开的叛乱活动发生,除了威尔金森,检控方也没有任何证人。既然没有直接证据,如何界定叛国罪?
  3、当伯尔的军队在布伦纳哈赛特岛集结时,他本人并不在场。但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曾在另一起案件中沿用过英国法中的推定性叛国罪,即被告人在叛乱行为发生时不在场,仍然可控以叛国罪。在这一案件中,美国法院又会在何种程度上遵照英国法关于推定性叛国罪的规定?

  马歇尔的判决

  马歇尔认为推定性叛国罪是过度司法,并不适用,自己在另一起案件中对它的引用对本案不应构成影响。此外,他指出,要符合宪法中规定的公开叛国行为,被告人所召集的集会必须是以军事形式出现,并且,这种敌对性的行为还必须得到两个证人的证明,但起诉方连一个证人都没有。另一方面,由于没有人能证明伯尔在集会当天出现过,检控方被迫以策划和发起集会的罪名起诉他,但这一点没有被写进起诉书,马歇尔据此认为,检控方违反了宪法第六修正案:被告有权知道针对他的指控是何性质、有何情由。最终,陪审团宣布伯尔无罪释放。

  案件影响

  今天的法律学者和历史学家都认为,伯尔不应该被定为叛国罪。即便伯尔真有叛国意图,他也巧妙地将计划掩饰了起来,不易辨认。由始至终,政府没能拿出有效证据证明伯尔具有背叛国家的企图,却在杰斐逊的授意下一意孤行,让正常诉讼演变成了政治迫害。伯尔案颇具讽刺的是让杰斐逊和马歇尔的位置互换了。杰斐逊作为《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和人权法案中各项个人权利的支持者,报复性地要惩罚党内叛徒伯尔,却把基本人权抛诸脑后。马歇尔作为首席大法官,本以保护私产作为首要职责,却在此案中保护了犯罪嫌疑人,成为其宪法权利最为警觉的捍卫者。马歇尔凭借对伯尔案的判决,为宪法中规定的叛国罪确立了严格的证据要求,有效避免了这一罪名成为政治迫害的工具。

对马歇尔的纪念


  马歇尔在里士满的故居被弗吉尼亚州列为古迹加以保护,目前是当地的一个重要地标和博物馆,方便人们了解这位首席大法官的生平事迹。

  美国律师协会委托雕塑家William Wetmore Story于1884年塑造了马歇尔的雕像。这座雕像目前安放在最高法院的首层。雕像的复制品中的两座分别位于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宪法大道和第四大道,第三座陈列于费城艺术博物馆。William Story的父亲Joseph Story曾经作为助理法官和马歇尔共事于联邦最高法院。

  为纪念马歇尔,归正宗教会于1836年建立了马歇尔学院,是当时一所很有声望的大学。1853年马歇尔学院和富兰克林学院合并,成为新的富兰克林·马歇尔大学。该校之后发展成为一所享誉全美的自由文理学院。

  还有四所法学院和一所综合性大学以马歇尔的名字命名,分别是威廉与玛丽学院的法学院、克里夫兰马歇尔法学院、约翰马歇尔法学院(亚特兰大)、约翰马歇尔法学院(芝加哥)和位于西弗吉尼亚州的马歇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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