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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11474 次 历史版本 0个 创建者:小白不白 (2011/4/5 18:31:24)  最新编辑:小白不白 (2011/4/5 18:31:24)
《文史通义》
拼音:Wénshǐ tōngyì (wenshi tongyi)
同义词条:文史通义
 
《文史通义》
《文史通义》
 
 
  《文史通义》是清朝乾、嘉时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著作。本书是一部开新学术风气的著作,书中主张借古通今,所论涉及史学、文学、校雠学等多种领域。《文史通义》和刘知几的《史通》一直被视作我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
 
  

作者介绍

 
章学诚
章学诚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清朝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是著名的史学家和教育家。
 
  章学诚出身于读书人家庭,其父章镳,是乾隆七年进士。章镳举进士时,章学诚只4岁。一般情况下,读书人进士及第后即可为官,而章镳却在家乡以教书为生,整整10年。因此,章学诚从小在其父的精心教养下,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章学诚14岁时,其父才到湖北应城任知县,由此他亦随父到应城,并拜柯绍庚为师。章学诚幼时并不聪明,且身体多病,14岁时《四书》尚未卒业。至十五六岁时,读书绝呆滞,日不可三二百言,犹不能久识。为文则虚字多不当理。21岁以后,学识见长,纵览群书,尤好史部。23岁始出游学,赴北京应顺天乡试,没有考中。第三年又应顺天乡试落选,遂入国子监读书。乾隆三十年(1765)三上京师应顺天乡试,又落第。但他被同考官沈业富看重,被聘到家中当塾师,开始他的教学生涯。
 
  自从他为沈家塾师,始有机会结识京师名流,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翰林院编修朱筠。章学诚拜朱筠为师,学习古文,并与邵晋涵周永年任大椿洪亮吉汪辉祖黄景仁等学者交游。乾隆三十三年,他又应顺天乡试落榜。是年因其父卒,他必须分出精力来养家糊口。34岁时,朱筠安徽学政,章学诚与邵晋涵、洪亮吉、黄景仁等人皆从之游。是年他开始撰写《文史通义》。
 
  章学诚39岁时任国子监典籍。40岁时才中顺天乡试举人,次年成进士。然而,他以为与时俗不合,不愿做官,故此依然寄食官宦之家做塾师,一边教学,一边著述。乾隆四十六年他离开户部尚书梁国治家到河南谋事。事未谋成,却中途遇盗,行李及平生著作尽失。由此生活无着,只得暂回直隶肥乡县主讲清漳书院。后来又移家至永平县(今河北卢龙县)主讲敬胜书院,继续撰写《文史通义》。自此以后,他或受聘编写县志,或主讲书院,以讲学著述为业。他先后主讲于保定莲池书院、归德文正书院,后来经友人推荐入毕沅幕府。时毕沅以湖广总督暂留任河南巡抚,对章学诚很器重。经毕沅同意,仿朱彝尊经籍考》体例,开始编纂《史籍考》。但不久毕沅升任湖广总督,《史籍考》的编纂中断。乾隆五十五年,章学诚去武昌依毕沅从事编纂工作,继续编纂《史籍考》,还主修《湖北通志》,参与《续资治通鉴》的编撰工作。
 
  章学诚晚年将家眷从亳州接回会稽,而他则离湖北而游扬州、安庆、桐城等地,继续从事他的讲学与著述,直至嘉庆六年十一月卒。章学诚的著作甚丰,主要有《文史通义》、《校雠通义》、《文集》、《乙卯札记》、《丙辰札记》、《史籍考》等,其《和州志》、《永清县志》等也很受世人推重。其著作后人编为《章氏遗书》。  

内容介绍

 
《文史通义》
《文史通义》
  《文史通义》是章学诚探讨古今学术、文史、教育等文章和论学书的汇编,原无固定体例,章学诚生前也没有编成定本。今所见的最早刻本,为道光十二年(1832)在开封的刻本,亦称大梁本,其中内篇5卷,外篇3卷,另有《校雠通义》3卷,收录的文章不完备。章学诚之子章华绂在序文中说:“尚有杂篇及《湖北通志检存稿》并文集等若干卷,当俟校定,再为续刊”。1920年吴兴刘承于所刻《章氏遣书》中的《文史通义》内篇6卷,外篇3卷。1956年古籍出版社出版标点排印本的《文史通义》11卷,其中内篇6卷、外篇3卷、补遗与续补遗各一卷。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1948年叶瑛的《文史通义校注》本亦11卷,其中《内篇》5卷。《外篇》3卷,附《校雠通义》3卷。该版本与大梁本的内容大致相同。《文史通义》是章学诚自35岁时始著之书,经20余年的精心探讨,竭思尽力,积文而成。故它凝结了章学诚的毕生精力和思想精华,可以说是章学诚的代表作。  

“六经皆史”论

  关于我国史学的源流,《文史通义》开卷便宣称“《六经》皆史也”。又说:“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在《浙东学术》中,进一步阐述:“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章氏提出“六经皆史”的命题,以为《六经》皆属先王的政典,记述了古代的典章制度,说明史之源起先于经,并且指明经术乃是三代之史而为后人所重视。虽然“六经皆史”不是章氏的创见,在他之前王守仁已提出“五经亦史”的见解,但是在乾嘉时期,针对“汉学”注重“舍今求古”的考据和“宋学”专尚“空谈性天”的两个极端,“六经皆史”提出学术必须“切合当时人事”,在客观上却有着积极的意义。这个命题的提出,源自章氏史学“经世”的思想,不但将史学的产生上溯至《六经》之前,而且扩大了古史研究的范围,对先秦史学史和史料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对于“六经皆史”的论述,《文史通义》的《易教》、《书教》、《诗教》、《礼教》、《经解》、《史释》、《浙东学术》等诸篇,均有涉及。  

有关历史编纂学问题

  这是该书的主要内容之一,散见于《史德》、《说林》、《书教》、《答客问》、《原道》、《释通》、《古文十弊》诸篇中。章氏发展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于“才、学、识”之外,提出“史德”问题。他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史德》)具备“义、事、文”方可称为“史学”。“义”指历史观点,“事”指历史事实,“文”则是表达的文笔。在章氏看来,三者以“义”为主,而“事”与“文”不过是求“义”的根据和技巧而已。然后,“义”毕竟是史家主观的东西,那么,如何使主观的“义”与客观的“事”一致呢?章氏认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这是说,史家治史要有尊重历史真实的基本态度,即“填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态度。这里的“天人之际”,是指客观的史实与主观的史家而言,要求史家不以主观的偏见代替客观的史实。所以,章学诚所说“史德”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治史态度。只要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就“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史德》)这是“欲为良史”的基本条件。
 
  在章氏看来,古来史书就其性质而言,基本可分为两大类,即所谓"撰述"和"记注"(《书教》),或称为"著述"与"比类"(《报黄大俞先生》),又称之为"著述"与"纂辑"(《博约中》)。虽然称谓不尽相同,而含义并无区别。前者指史家的"独断之学",即史学著作;后者属文献资料汇编,即史料纂辑。章学诚可说是我国古代史学史上,第一个严格区别史著与史料的史学家。
 
  在体例方面,章氏推崇通史,以为通史具有“六便”。撰述《通志》这种专门的学者。对于纪事本末体,章学诚亦备加赞许,以为“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书教下》),兼有纪传史和编年史所不具备的优点。  

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

《文史通义》
《文史通义》
  我国方志起源很早,《周官》载外史掌“四方之志”,就是指当时的地方志。自宋元以来,纂修方志之风日盛,清初修志之风更加盛行。但是,把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提出系统的理论主张,始自章学诚。章氏不但对方志的性质、内容、体例等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而且将其主张贯彻于具体的编修方志的工作中。章氏的有关方志的论述,如今仍保存在《文史通义》和《章氏遗书》中。这是章氏对方志学的杰出贡献。
 
  关于方志的性质,历来把它列入地理类。章学诚认为,方志“乃史体”,与地理不同。而“地理之学,自有专门”(《跋湖北通志检存稿》),二者不能混淆。从性质上划分了方志与地理的区别。至于方志的内容,章氏认为,它既然属历史,专载一方,就不应只重地区沿革,而轻一方文献。因此,在体例上,他主张方志立三书,即记载大事记和人物的"通志"、记载典章制度的"掌故"、记载文献诗文的"文征",以及作为附录的"丛谈"。为了征集文献资料,便于编修方志,章学诚还提出了各州县建立志科的主张。
 
  由于章学诚是封建社会末期史家,在《文史通义》中,有其高于前人的评论,但也摆脱不了宣扬纲常礼教之例,如他把谤君和怨悱的人说成“乱臣贼子”、“名教罪人”。对于历代史学名著的评论,其观点仍有值得商榷之处。书中所论史实,也存在错误的地方,如全祖望是清初有民族思想的人,他的文集大量表扬明末清初抗清的忠臣义士,章学诚仅从《鲒埼亭集》中看到全氏所撰碑传事有重复,即把全祖望表彰民族气节的一片真心,看成是为自己的文集争体面。这些是我们在阅读《文史通义》时,应加以注意的。  

教育思想

 
  《文史通义》一书,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学术著作?历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史学界以为它是研究文史的名著,文化史专家则以为它是文化史专著,思想史学家则视其思想史专著。这说明它的学术价值是多方面的。但从教育学的学术价值观论之,它应当是一部基于文史渊流的探究和学术评品之上的,刻意矫正学风以倡导经世致用教育的学术著作,其讨论问题的主要内容和归宿点是教育。因此,我们把它列入教育名著来评介是相当必要的。  

关于经与史的关系

  《文史通义》指出“六经皆史”。“六经皆先王之政典”。这一观点章学诚以前已有隋儒王通、宋儒陈傅良、明儒王守仁等人提过。他们提出这种观点都是对当时的治学学风有所指责的,并且着意整顿经学教育,要求通过经学的教育革新,使文字章句的经学及经学教育转变为对客观历史规律及治道的切实关注上来。章学诚也不例外,其“六经皆史”说,从本质上讲是旨在救当时经学以训诂考据的“求道”的流弊,要求经学及经学教育要转移到经世实用的“实学”上来。
 
  “六经皆史”的观点,是《文史通义》的重要思想之一。章学诚认为,古代之人官师治教合一,职官之事即国家礼乐治教之事,未尝以文为著作,礼乐治教之道均以实事来表现,“未尝以道名教,而道无不存者,无空理也。”“盖自宫师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门著述,于是文章学问,乃与官司掌故为分途,而立教者可得离法而言道体矣。……学者崇奉六经,以为圣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时,各守专官之掌故,而非圣人有意作文覃也”。经既然是作为古代礼法制度的记实,不是圣人有意要立言垂教的,因此学习六经,如果只把它看作空言道理的东西,或只看作离开事实与事理的文章,则“是以文为擊帨绣之玩,而学为计奇射覆之资,不复计其实用也”。注重文字与训诂,使史实与事理被遗弃,道隐法无,故其学问文章不足为国家之用。因此,“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鞶帨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
 
  《文史通义》的《易教上》曰:“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宇之迹,而非托于空言”。《经解上》亦云:“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这里的“史”,不是一般史学意义上的记录事实,搜罗材料,排比现象,而是指“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是“得位行道经纬世宇之迹”,是客观人伦日用和治世之道的必然之理。因此,章学诚指出,学习六经的意义,不应在文字章句的表面去求知识,不应舍却自家现实事物、人伦日用上去寻训诂考订,而应当“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于经术精微”,去探索社会治乱规律和根本法则,通经以致用。事实上,章学诚的“通经致用”就是他的经学和经学教育目的。
 
  《文史通义》卷五《史释篇》指出,经即史,学习六经但又不是教人去效法古人,而是通过经书的学习与理解,从根本精神上认识社会的发展需要其相应的文化变革和制度变革,质言之,经只提供人们一种历史意识和历史上的治世经验,它不能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要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必须从现实客观着手,探讨人伦日用、典章制度、官司职掌的治道。章学诚在该文指出:“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通于六艺之所垂,而学者昧于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为可御饥寒,不须衣食也”。  

关于经与史的学习目的与态度

《文史通义》书影
《文史通义》书影
  《文史通义》一书,反复强调六经是言事的,其理蕴于事中,“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事有据而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言理。”章学诚把理与事的关系比作水与器的关系,批评当时学者离事而言理,犹舍器而言水之“挹注盈虚”,以为这种学风是不足取的,因为这是“不知事物而求所以然,故诵圣人之言,以为圣人别有一道在我辈日用之外耳”。
 
  清代崇考据学的风气很浓。考据学主要是对经书文字章句的考订,辨别其正误讹谬,探本求真。自顾炎武到戴震,这种学风日渐影响了学术界和教育实践。章学诚对顾氏和戴氏的考据训诂之学的目的是充分肯定的。他说:“宁人、百诗之风。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则通经服古之绪,又嗣其音矣。”“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但是,章学诚认为时人虽受其学风影响,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就以为考据训诂即是经学;天下的教育亦受其风气影响,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以崇尚训诂考据为真学问,广征博引,遗经义而求文字之表,从而离却了事物,不知学问为何用。这种经学及其教育是失去了经世致用的目的,不过是陋儒末习而已。
 
  清代重考据,称考据学派为浙西学派,这是世人推崇顾炎武为开国儒宗的缘故。章学诚对考据学学风的流变十分不满,故要求以浙东学派的重史学风来补救之。《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篇》指出,世人只知顾炎武开创的浙西之学而不知黄宗羲同时开创的浙东之学。浙东之学“虽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源远而流长矣。顾氏宗朱,黄氏宗陆,盖非讲学专家各持门户之见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诋。”“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兄弟经史之学,以至于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悖于朱者也”。他提倡学者打破门户之见,以经史之学来补救考据之学的流弊,摒弃单纯的离经义而偏考据的治学态度,使经学教育切实不务空疏,而落实到现实人事政治上来。
 
  在《浙东学术》中章学诚指出:“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以经史之学补救考据训诂之学,这是章学诚《文史通义》所致力于学风改造和经学教育目的转变的重要主张。
 
  但是,这一主张并非要求以史学代替经学,或史学即经学,而是要求根据以史学的观点来探讨六经中的有关人伦日用、典章制度的“自然之道”,使人通过这种学术研究和经史教育,知其治道之所以然,然后有为世用。《文史通义》认为,道不外人伦日用,“道有自然”。既然“道”是客观存在于事物之中的,故求道必然要在人伦日用之中去探讨。探讨自然之道,是为了在必然王国之中求得自然亦即自由。道是不断随着事物的变化而“必不尽同”,故六经不足以尽道的。由此,章学诚主张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正确对待六经,即既要研究六经以考察古代事物之道,知古今道之变化的必然,同时又必须看到六经皆史,道在历史现实之中,所以应当把主要精力用于对现世人伦日用事物的研究上。如果不是这样,“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足与言夫道矣。”章学诚说,“学于众人,斯为圣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并非他能立言垂训,而是他从天下事物人伦日用中知其道之自然,并遵自然之道而经纬人间事物。“故自古圣人,其圣虽同,而其所以为圣,不必尽同,时会使然也。”
 
  在《原学篇》中,章学诚指出:“教也者,教人自知适当其可之准,非教之舍己而从我也。”六经文字是对历史事实之道的记述和揭露,学习六经不应当去一味地追求成贤成圣,以致舍己从人,而是“求其前言往行,所以处夫穷变通久而多识之。而后有以自得所谓成象者,而善其效法也。故效法者,必见于行事。诗、书诵读,所以求效法之资,而非即为效法也。”古训是必要的,但必须要知道,训诂是为了多闻识见,是为了博学,为了更清楚地理解和更真切把握六经所揭示的“道”,它是“求效之资”的必要手段,但如果以为这就是经学,就可“效法”,那就背离了经学的目的。《原学下》指出:“博学长于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于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于属文,矜其艳于云霞,岂非道体之发挥?而擅于文者,终身苦心焦思以拘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此皆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也”。穷于考索、竭思为文、空谈义理,都不是以“效法”为目的为学之道,都是不良学术风气的表现。然而,要改变这种学风,则必然要以真学问来开风气。章学诚以程颐“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学问”的名言为论据,以为“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倡导以独立思考、由博返约、实事求是来开辟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  

关于博约与学思问题

光绪刻本《文史通义》
光绪刻本《文史通义》
  博与约、学与思的问题,是中国古代教育家历来关心并论述最多的问题。一般说来,自孔子以降,关于博约与学思的思想大多是讲学习原则或方法的。然章学诚却把它们作为学风与教育改革问题来论述的。
 
  在《原学篇》中指出:“古人之学,不遗事物”。“诸子百家之言,起于徒思而不学也,是以其旨皆有所承禀,而不能无敝耳。”“诸子百家之患,起于思而不学;世儒之患,起于学而不思。盖官师分而学不同于古人也”。思是学者的事,只有独立思考,才有学术上的建树。然而,这种建树所需的独立思考,如果偏离了人伦日用事物,它所促发形成的学术则是空言性理的东西。“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不能知其行之,有病也”。章学诚认为中国的诸子百家学术是源于官师治教的分离,学术的原型整体裂变出的百家之言,不是由于“行”的结果,而是“思”的产物。离行而独思的学术,为后世儒者传而习之,立博士,置弟子,且设科取士,“以为诵法先王者”。官学立,学术教育兴起,始以利禄劝儒术,到后来则以儒术徇利禄,这种以利禄为目的学术教育,比起因思而生的学术的影响来,更是遗弃了事物,脱离了人伦日用之行实,违背了“知行合一之道”。章学诚提倡学术革新,主张抛弃这种思而不学和学而不思的学风,回到古人的“原学”上来,极思而“实之以事”。也就是,他主张官师治教合一的学术和“从事于学”的教育。
 
  思与学,贵在创造立新,对“道”有所新的发现,开拓出新的学术风气。他说:“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以学问为铜,文章为釜,而要知炊黍芼羹之用,所为道也。风尚所趋,但知聚铜,不解铸釜。其下焉者,则沙砾粪土,亦日聚之而已。”
 
  要对学术有所创新,这就要求处理好博与约的关系。《博约篇》指出,广博地求知是必要的,故有博学强识之说。但是博学强识,如果不以创造立新为学问目的,则是陋儒的举业学问。章学诚指出:“博学强识,儒之所有事也。以为自立之基,不在是矣。学贵博而能约,未有不博而能约者也。以言陋儒荒俚,学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不得谓专家也。然亦未有不约而能博者也。以言俗儒记诵漫漶,至于无极,妄求遍物,而不知尧舜之知所不能也。”学术贵博而厌杂,贵约而患于自封,如疲精劳神于经史子史,而终身无所得于学,或囿于一家之言,而“肄习惟资简策,道不著于器物,事不守于职业”,都不是博约之学所要求的,更非为学“功力”之所在。章学诚悖传统的“道精业博”观点而论之,说:“道欲通方,而业须专一”。以为不能要求义理、制数、文辞兼而并习,必须有所取舍,因为不是学习什么业,才可以归于道。学道要广博,术业要精专。如果想天下事物件件皆知,或以为一物不知即为耻,博杂于知识见闻,结果“物而不化”,终身不能“知道”。他说:“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于专精,类必要于扩充,道必抵于全量,性情喻于忧喜愤乐,理势达于穷变通久,博而不杂,约而不漏,庶几学术醇固,而于守先待后之道,如或将见之矣。”
 
  在上述博约、学思思想基础上,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中,论述了许多具体的为学之道。如博约,他要求学生要在读书时勤作读书札记,一方面对某一类问题的由来、发展、变化作系统的了解,另一方面对该问题的全面了解之后,一要有“己立”,即要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将学术推陈出新,这就是博识强记与开拓创新,亦即由博返约的重要方法之一。如对经学的全面了解,联系社会发展的“自然之道”,就会知道“经之流变必入于史”。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的数篇论学书中,十分强调札记的必要性。同时指出,作读书札记,是为学的功力,它有助于帮助记忆、理解,有益于对知识的消化,也有益文辞的修养。任何道理都是由事物的存在和运作才会体现的,但作为读书人既要知道,更要“弘道”。“孔子言道,亦未尝离于文也。但其成者为道,未成者为功力,学问之事,则由功力以至于道之梯航也。文章者,随时表其学问所见之具也。札记者,读书练识以自进于道之所有事也”。他告诫学生,札记是学问的功力,是不可以示于人的,更不应以此作为著作遗于后世。札记只适合于个人,如分类纂编之类的读书札记,只要自己留意即可,如果以为自己的分类记述也适于他人,那就十分害人了。因为各人对问题的见解不同,分类标准也因人而异,所以各人在读书时都要做读书札记,写读书心得。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反复强调,做读书札记只是增益学问的手段,切忌以此图著述立功,否则就失去了该手段的意义。
 
  在《文史通义》的《杂说》篇中,章学诚指出:“学问生于神智,而神智又出于学问也。制度生于聪明,而聪明又启悟于制度者。神以知来,学者之才识是也;知以藏往,学者之记诵是也。”德才学识是通过博约、学思而养成的,博与学是“藏往”的,约与思是为了“知来”的,藏往知来作为学者之功力对于振作学风和有为世事是十分必要的。在《淮南子洪保辨》文中,章学诚指出:“君子之学,贵开风气,而不贵趋风气”。“天下事凡风气所趋,虽善必有其弊。君子经世之学,但当相弊而救其偏,转不重起之是非。”在《天喻篇》中指出:“学业将以经世也。……其前人所略而后人详之,前人所无而后人创之,前人所习而后人更之,……要于适当其宜而可矣。”由这些言论可知,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所倡导博约与学思,是在于改革学风,开辟风气,以求经世致用之实。
 
  《文史通义》在教育思想上确有创新,也确有开一代风气的作用。但是也不可否认,它在学术批评方面也存在许多局限性,如过分地贬低文学的作用,贬低古代的类书教育价值;突出个人的独创但又局限于“治道”;强调有所发现而又不能指出学术发展方向;要求学生于事物中求道,但又把自然规律与社会治乱法则混为一团。此外它对于考据学的评价也有偏颇之处,多见其短而轻忽其长,同时章学诚在其他著作中充分肯定举业为读书人所必要的谋生之途,并不厌其烦地传授如何适应科举而读书、作文等,所有这些削减了《文史通义》对改革学风和教育进步思想的价值。

历史贡献

 
章学诚《文史通义》
章学诚《文史通义》
  《文史通义》是一部纵论文史,品评古今学术的著作。它不仅是史学园地里的奇葩,而且也是文学批评园地里不可多得的佳作。此书要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品藻流别,进而讨论笔削大旨,故皆用辩驳评论的体裁为写作方法,而其中心则侧重于史。由于它是“文”“史”通义,综合讨论文史理论问题,因而其内容就不像《史通》主要论史,《文心雕龙》主要论文那么单一。除部分篇目是分别论述文史外,好多都是文史兼论。所以要严格划分哪些是专门论文,哪些是专门论史,是比较困难的。事实上除评论文史之外,还有许多篇属于哲学范畴,反映作者对客观世界的看法。正因为全书内容比较庞杂,因而有的学者把它看作是一部学术史,这是不太确切的。
 
  章学诚在学术贡献上最能体现其“成一家之言”精神的有三个方面;一是史学理论上的突破,二是方志学的奠基,三是校雠学的系统与完善。而一二两大方面的内容则全在《文史通义》之中。他那丰富的史学理论,在许多方面都确实做到了后来居上,而这许多方面也确实都超过了刘知几。首先重视史义的研究,并从理论上强调其重要性,这在古代史家当中章学诚是第一人。孔子作《春秋》,记齐桓、晋文争霸之事,通过事实体现孔子的观点和目的。孔子也曾讲过通过史事实现史义,但并未作理论上的论述。杰出史学评论家刘知几的论述重点则是历史编纂学的史学方法论,因而理论上论述史义的重要性便落在章氏身上。正如他自己所言:“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文史通义新编》外篇三,《家书》二)他所以要重视史义,是因为“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同上书内篇五《史德》)他认为事是对历史事实的记载,文则是观点与事实的表现形式,而观点又是反映作史者的政治主张与政治立场,因此,“史义”的重要就可想而知了。史家编写历史,必须用明确的观点记载历史,总结经验。
 
  其次,提出史家必须具备史德,刘知几提出良史必备才、学、识三长,千百年来一直成为衡量优秀史家标准,章氏在《史德》篇中对此首先加以肯定,又指出根据他的研究,单具“三长”还不足以称良史,作为史家,还必须具备“史德”。什么是“史德”?就是著书者之心术,指史家作史,能否忠实于客观事实,做到“善恶必书,务求公正”的一种品德。他说:“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籍人力以成之”,“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同上书内篇五《史德》)特别是“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要求把我国古代史学领域“据事直书”传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杰出思想,正是对古往今来历史经验的大总结。
 
  第三,对“六经皆史”思想的大发挥。“六经皆史”说不是章氏首先提出,但他对这一思想发挥得最全面、最彻底。他指出《六经》原来也都是先王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况且古代并无经史之分,把儒家六部著作推上神圣经书宝座,那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之事,从此《六经》就成为封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思想基础。
 
  第四,为我国方志学奠基。该书外篇四至六都是方志论文。章氏虽长于史学,但从未得到清政府的重用。因此他把自己的史学理论,用于编修方志的实践中。编修方志在他一生活动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并使他成为方志学建立的极关重要人物。梁启超把他誉为我国“方志之祖”、“方志之圣”。80年代全国修志热潮兴起后,他的方志学说还被用来当作启蒙理论学习,《文史通义》也成为非谈不可、非读不行的热门了。
 
  但该书内容庞杂,结构松弛,又缺少中心议题,各篇之间可以说互不关联,这也许是因为作者一生生活极不安定,全部著作几乎都写于“车尘马足之间”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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