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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7511 次 历史版本 1个 创建者:jadan_lu (2011/4/3 13:54:40)  最新编辑:dz (2013/1/15 10:08:46)
遵义会议
拼音:ZūnYì huìyì (ZunYi huiyi)
英文:Zunyi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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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扩大会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红一方面军长征途中占领了贵州遵义,于是顺道于当地举行会议,地点在遵义城琵琶桥(后改名子尹路、又改称红旗路)东侧87号。这次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危机而召开的。会议改变了原来的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领导,增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形成了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人的新领导集体,毛泽东恢复了对红军的指挥权。会议在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这是党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点,中国革命从此打开了新局面。

遵义会议简介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红军长征途中于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在党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得到更加变本加厉的推行。在这种错误领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迫使红军放弃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致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兵力,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为了摆脱尾追和堵击的敌军,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召开背景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北去湘西会合红2、红6军团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坚持到湘西去。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在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7座县城,于12月底进抵乌江南岸的猴场。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1月7日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遵义。

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
  截至此时,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4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还在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长征开始后,随着红军作战迭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达到顶点。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得到他们的支持。周恩来朱德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也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同时,中央红军攻占遵义,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取得了进行短期休整的机会,也为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必要条件。

出席会议人员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经过

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会址

  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原因归之于反动力量的强大,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也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提出的意见。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

  会后,张闻天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明确指出,博古、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是第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

  遵义会议还制定了红军尔后的任务和战略方针。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会议决定

 
  1.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
  2.指定洛甫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至支部讨论;
  3.常委进行适当的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周恩来、朱德为军事指挥者。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并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参加中央军事指挥的领导工作。

  关于邓小平是否参加过会议的问题:根据陈云于1935年2~3月间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清楚记录:“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1958年,参加过遵义会议的杨尚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回答“对此事记不清楚”。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在给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复函中称“关于邓小平同志是否参加遵义会议的问题,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材料,无法证明。”(邓小平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位列第六的领导人)。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记述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晚,杨尚昆在北京饭店称七十年代初(杨1966年后被监护审查(软禁),直到1975年)曾听周恩来说邓临时做过会议记录员。八十年代,根据邓小平(时为实际的最高领导人)的暗示(如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的《贵州日报》),此后出版的书刊都在正式参加人员名单中增加了邓小平(如伍修权所著《我的历程》)

影响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决定取消 “三人团”,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随后,进一步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评价


  遵义会议是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的,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而是集中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一位能驾驭其进程的舵手!这些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屡遭挫折的红军从此有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保证!

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会址在遵义老城子尹路(原名琵琶桥)东侧,原为黔军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修建于30年 代初。整个建筑分主楼、跨院两个部份。主楼为中西合璧,临街有八间铺面房,当年为房主经营酱醋及颜料纸张。铺面居中有一小牌楼,檐下悬挂着毛泽东1964年11月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字的黑漆金匾(此为毛泽东为全国革命纪念地唯一的题字)。街面房连接主楼与跨院之间有一座青砖牌坊。牌坊上方用碎蓝瓷镶嵌着“慰庐”二字。牌坊的另一面有“慎笃” 二字。遵义会议会址主楼坐北朝南,一楼一底,为曲尺形,砖木结构,歇山式屋顶,上盖小青瓦。楼房有抱厦一圈,楼顶有一老虎窗。楼层有走廊上,可以凭眺四围苍翠挺拔的群山,指点昔日红军二占遵义时与敌军鏖战地红花岗,插旗山、玉屏山、凤凰山诸峰。会址主楼上下的门窗,漆板粟色,所有窗牖均镶嵌彩色玻璃。紧挨主楼的跨院纯为木结构四合院,仍漆板粟色。

  1935年1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司令部与一局(负责作点)即驻在这幢楼房里。从1954年到现在,会址主楼的房间逐步复原了遵义会议会议室、军委总参谋部办公室、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办公室兼住室、红军总司令朱德与军委直属队指导员康克清的办公室兼住室以及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办公室兼住室、军委总部参谋人员和工作人员的住室等。

  遵义会议会议室在楼上,原为房主的小客厅。面积为36平方米,长方形。屋子正中的顶壁上悬挂着一盏荷叶边盖的洋吊灯,屋子的东壁有一只挂钟(原物)和两个壁柜(原物),其中一个壁柜上嵌着一面穿衣镜。西壁是一排明亮的玻璃窗。屋子中央陈列着一张板粟色的长方桌(原物),四周围着一圈木边藤心折叠靠背椅,共20把,为出席遵义会议的人员所坐。长方桌下有一只烧木炭的火盆,为当时取暖用。

  军委总司令办公室(作战室)在遵义会议会议室正对的楼下,面积为56平方米,两间长方形的房间组成,中间是一道可折叠的六合门。屋子正中陈列着两张黑漆大方桌,桌上有铁座马灯、钉书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信签、报纸做的信封、3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分省地图册以及《阵中日记》等。屋子的西窗下陈列着两张三屈桌,桌上置两部皮包电话机,桌下立着线拐子。东窗下陈列着一对灰褐色的铁皮公文挑箱。北壁上陈列着一幅巨大的云、贵、川三省接壤地区的军用地图,图上插着红蓝色的三角小旗,标示着遵义会议召开期间的敌我态势。当年,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等经常在这里办公、运筹帷幄,部署红军如何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将红军引向胜利前进的道路。

  从外地赶来参加遵义会议的刘少奇、李卓然、彭德怀、杨尚昆,在会址楼下的房间用木板临时搭铺歇宿,现在也按原状陈列。1985年初,在隆重纪念遵义会议胜利召开50周年的日子里,杨尚昆与李伯钊旧地重游来到遵义,杨尚昆无比兴奋地在他当年睡过的门板床铺上坐着照了一张像。

  当年在军委总司令部工作的作战局长彭雪枫的办公室兼住室以及作战局的参谋人员孔石泉、罗舜初、黄鹄显、曾美等的住室,也一一按原貌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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