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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9792 次 历史版本 0个 创建者:小白不白 (2011/4/2 21:17:45)  最新编辑:小白不白 (2011/4/2 21:17:45)
胡愈之
拼音:hú yùzhī (hu yuzhi)
同义词条:胡学愚,胡子如,胡芋之,化鲁,沙平,伏生,说难
 
胡愈之
胡愈之
 
 
  胡愈之(1896-1986),原名学愚,字子如,上虞丰惠人。他是我国伟大的编辑家之一,《鲁迅全集》主要编辑者,文字改革运动和世界语运动活动家。同时也是出版家,社会活动家。笔名胡芋之、化鲁、沙平、伏生、说难等。
 
 
 
  

人物简介

 
  胡愈之(1896~1986),原名学愚,字子如,上虞丰惠镇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具有多方面卓著成就的革命学者。
 
  早年创建世界语学会,与沈雁冰等成立文学研究会。1922年初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后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运动,为救国会发起人之一。抗战胜利后,在海外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建国后,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曾任新中国首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常委。
 
  胡愈之集记者、编辑、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于一身,是一位被政界、学术界公认的德才兼备的“革命专家”,其“少有的全才”和令人起敬的高尚风范,是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光辉楷模。  

生平介绍

 
出版家胡愈之
出版家胡愈之
  胡愈之,浙江上虞人。1911年入绍兴府中学堂读书。1914年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当练习生。1919年发起创立上海世界语学会。1920年和郑振铎、沈雁冰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编辑出版《公理日报》,撰写《五卅运动记实》。1928年流亡法国,入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学习。1931年经苏联回国。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任中国青年世界语者联盟书记,主编《东方杂志》、《世界知识》,并与邹韬奋等共同主持《主活周刊》,宣传抗日救亡。1933年参加宋庆龄等创建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临时中央委员。1933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后从事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运动,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起人之一。1936年11月,救国会“七君子”被捕后,与宋庆龄、何香凝等发起“救国入狱运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倡议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出版《团结》、《上海人报》、《集纳》、《译报》等多种刊物,宣传抗日救国,同时编辑翻译《西行漫记》、《鲁迅全集》。1938年到武汉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五处处长,主管抗日宣传工作。武汉失守后转到桂林,参与创办国际新闻社、文化供应社和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1940年秋赴新加坡,任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主编。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与王任叔郁达夫等组织“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任副团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与陈嘉庚创办“新南洋出版社”、《南侨日报》,任社长,并在新加坡领导建立中国民主同盟马来亚支部,任主任委员。1948年经香港进入华北解放区。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国家出版总署署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长。1953年5月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秘书长。1979年7月至1983年6月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5年任民盟中央代理主席。
 
  是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民盟第二届中央常务委员,第三、四、五届中央副主席。
 
  著有《胡愈之回忆录》。 

人物故事

 
胡愈之纪念照
胡愈之纪念照
  胡愈之作为一个革命家,他1933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一直是地下党员,由党中央直接领导,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1936 年冯雪峰先生受党中央派遣,到上海首先见胡先生与鲁迅先生,再去见夏衍先生。还引起夏先生的误会,说冯先生“先见党外,后见党内”的做法是错误的。1948年,周恩来问胡先生:“你的(党员)身份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如果是秘密的,还是做民主党派工作,如果公开了,就到新华社去。”因此胡先生的党员身份一直没有公开,直到1979年才解密。文革期间,冯雪峰先生还因为那段“误解”遭到批斗,但当时胡冯二人为了保守党的秘密,都没有说明原因。
 
  还有一段故事,也够得上“传奇”。1945年,胡先生还在印尼流亡,国内却传出他已经在南洋病逝的消息。闻此讯息,郑振铎先生写下著名文章《忆愈之》。叶圣陶先生在《中学生》杂志上,发表他与宋云彬茅盾傅彬然曹伯韩等人的一组纪念文章,叹息“一死一生,乃见真情”;他们更多的期冀是“海外东坡,死讯误传”。就这样,一段误传,演化成一段佳话。但同在1945年,同与胡愈之先生流亡南洋的郁达夫先生,却真的被日本宪兵杀害了。
 
  于友的《胡愈之传》,其中有奥妙, 关于胡愈之的“奇闻”不少。于友先生用大量历史事实证明:胡愈之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政治预言家,或曰战略家。其一,他第一个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其二,他第一个提出与日本断交的主张;其三,他第一个作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预言;其四,他第一个喊出“战则存,和则亡”的口号;其五,1948年,在国共决战的关头,毛泽东公开预测,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还有两年。但胡先生分析,再有一年就足够了。后来毛泽东接受了胡先生的观点,调整了时间的判断。为此,知情者李一氓先生曾著文《高明的预见》(1986),记述了这件事情。李先生还说,胡先生历来善于分析形势,1974年以后,他们经常在一起做未来形势的估计,胡先生的判断与后来的现实大致相同。
 
  但是,1949年以后,胡先生的文字几乎都被“官样文章”笼罩着,见不到昔日的锋芒与灵感。有一篇写于1959年的《回忆商务印书馆》,其中对于王云五先生的评价,还充满了怒气。他批评王云五把自己老婆的首饰送给孙中山,假装支持革命;批评王云五要求编辑每天必须写多少字,以此来计酬,写错字还要扣钱;批评王云五到国外学习剥削工人的方法,制定一些荒唐的制度;说王云五拿商务的资本,投靠汪精卫;还说王云五没有学问,在政治上是很坏的人,等等。这样的情绪,让人联想到1932年胡先生主编《东方杂志》时,为编辑《新年的梦想》那篇大稿子,与王云五先生之间发生的不快,他也因此离开了工作近20年的商务印书馆。但1978年此文重新发表时,胡先生写了一段《后记》:“这是大约20年前我的谈话记录。这只能作为一种史料,作为商务印书馆的历史来看,有不少事实与观点可能是不正确的。”确实,在1985年间,胡先生口述《我的回忆》,再谈到王云五先生时,他的口气已经温和了许多。
 
  胡先生的晚年,或曰文革后,他天才的灵感又一次迸发了。1979年6月18日,他写给孙启孟先生一封信,提出在民主党派搞“群言堂产销合作社”的构想,目的是: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搞经济自治体,搞股份制,云云。今天读起胡愈之先生的设想,我们还会赞叹: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即使风烛残年,他卓越的预判天才,依然灵光闪现。

创办《世界知识》

 
胡愈之创办的《世界知识》
胡愈之创办的《世界知识》
  理论精深的思想家胡愈之,是中国现代出版文化事业的开拓者和一面旗帜。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即预言日本帝国主义已在远东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邹韬奋同年在《生活》周刊的“国庆特刊”上,将愈老所写的《一年来的国际》论文一字不改地发表,显示了他俩的胆识和勇气。紧接着,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入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在这种形势下,胡愈老决意为革命民主主义战士邹韬奋策划创办一个先进的学术文化堡垒,于是,生活书店于同年7月1日在上海开办起来了。种种构想在取得进展,但胡愈老却一点儿也没有停步。国际间帝国主义、法西斯侵略势力日益疯狂,国内的国民党政府反动腐败,进步文化工作屡遭摧残。胡愈之发展先进文化的革命毅力坚强不屈,他迎着困难迈步不懈。
 
  于是,他又决意筹划出版《世界知识》半月刊。
 
  胡愈老为了创办《世界知识》杂志,邀约了许多精英,进行了多次会商。由于条件艰苦,他们只能“随遇而安”,但求能找个地方坐下来商谈。有时在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有时借用私人银行的会客室。有一次到他主编《东方杂志》的老部下张明养新租的住处,那是在法租界吕班路万宜坊,家具还未办齐,胡愈之、郑森禹、张明养他们就坐在地上商量。先后参加讨论的有金仲华钱俊瑞张仲实张明养郑森禹钱亦石邵宗汉毕云程、夏衍、平心、章汉夫沈志远周建人章乃器刘思慕曹亮王纪元、胡仲持等。金仲华、钱俊瑞、张仲实等先后担任了主编,其他人多数成为特约撰稿人。这真是在胡愈之联系下的群英会!胡愈老曾两度要求张明养辞去《东方杂志》的编辑工作,参加拟议中的《世界知识》编务,均因他与商务印书馆方面有合同而未果。终于《世界知识》1934年9月16日在上海出版了创刊号。
 
  《世界知识》的创刊,意义十分重大,为革命事业建立了一个新的文化阵地,为祖国的振兴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胡愈老干大事从不张扬,在《创刊辞》里竟谦称《世界知识》为“这小东西”,“这小东西”其实是中国出版史中的大制作。她含有多种学术文化元素,其研究范围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学术等各个门类。主编人选题、组稿,有论文、小品、杂记,还有漫画、地图、反映事实真相的新闻图片。头脑、心思、目光和游记、访察、走动,缺一不可。
 
  当年《世界知识》半月刊,连图带文,也不过薄薄的一册,但是她的精神力量颇强。她滋养了渴求世界知识的无数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催生了自发的读书会、讲习班;促成了一些研究机构与高等学校的开办,促成了一些文化团体的成立和文字传媒的出现。后来为了抵御外侮、了解世情、揭示侵略阴谋、思索有力有效的对策,还成立了必要的机构,配备了有相当资历的人才。
 
  胡愈之老忙着亲自主编《世界知识》的同时,还进行了大量社会政治活动、文化出版工作及统战工作。后又匆匆经桂林、香港到新加坡,开辟海外宣传工作,为团结侨胞、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主编《新华月报》、出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长,是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代理主席等。
 
  愈老诞生于1896年9月9日(光绪二十二年农历八月初三清晨时分),于1986年1月16日11时15分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91岁。  

胡愈之在南洋

 
  在中国新闻史上素有“革命才子”、“民主斗士”之誉的前辈胡愈之先生,他出生在反封建帝制的年代,生活在祖国经历重重劫难的时期。抗日战争中,他受命赴新加坡开创新闻阵地,直到年过六旬才回到他为之终身奋斗的新生的祖国。

受命于危难之时

胡愈之画传
胡愈之画传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发生后,国内和国际形势瞬息万变,急转直下,报刊的国际形势述评就显得更加重要了。由新加坡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于1932年9月创办的《南洋商报》随之进行了改组,聘请有丰富办报经验的老报人傅无闷担任编辑室主任,吸收了国内外10多家担任记者、编辑参加采编工作。在编委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应当请一位有名望的新闻界权威来出任主编。会上有人提到了曾任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和《世界知识》主编的著名政论家、国际问题专家胡愈之。也有人认为胡先生在国内身负重任,恐难南来星洲。正好当时副刊编辑张楚琨以特派员身份回国采访抗战新闻,张到重庆后,面见周恩来时,以试探的口气提出了这一请求。使他没料到的是不久后党中央竟正式作出决定,委派胡愈之到新加坡参加《南洋商报》工作。接受任务后,胡愈之交割了国内的编务,立即转道香港,乘坐一艘意大利邮船前往新加坡。
 
  入夜,海上风大浪急,舱内颠簸不已,胡愈之想到即将开展的工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披衣登上甲板上,寒风拂面而来,双手扶栏眺望,四周一片漆黑,只有天际闪烁的星星发出寒光,此隋此境,令他心潮起伏,临危受命的胡愈之,回顾了自己50多年来的奋斗历程。
 
  1886年9月9日,胡愈之出生于浙江上虞书香之家;1919年在上海求学时参加声援五四运动的斗争;1920年与郑振铎、沈雁冰等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1925年积极投入五卅运动,被警方通缉,1928年初不得不流亡法国,考入巴黎大学法学院。
 
  1931年初回国后,立即参加新闻战线的斗争,在上海与邹韬奋等共同主持《生活周刊》,兼任商务印书馆主编。不久后创办了以国际时事《东方杂志》和《世界知识》并任主编。1933年9月加人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运动,是反帝大同盟负责人之一。1935年发起组织救国会,并倡议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向海外宣传中国抗日的真实情况。1938年5月,他来到武汉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五处处长,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主管抗日宣传动员工作。日后,他用笔记下了这段难忘的心路历程。
 
  船抵达新加坡时,前来迎接他的竟有许多旧时的文友,胡愈之的到来,给报社同仁以极大的鼓舞,陈嘉庚和报社还举行了茶话会为他接风。
 
  1941年元旦,胡愈之正式出任《南洋商报》主编。1938年到新加坡并在该报副刊担任编辑的著名文学家、通晓英、日、德几种语文的郁达夫,这次也出任副刊主笔,当时新加坡情况己十分危急,由他二人联手主持报社编辑部工作,真可谓受命于危难之时。
 
  胡愈之上任后,大力改革《南洋商报》版面,在编发新闻的同时,配上照片、资料、漫画,及时、形象、全面地报导祖国、南洋各地的抗日救亡活动。他除每天一篇社论分析时事外,并号召华侨社会以国家利益为重,加强民族团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奋起抗日,使报纸版面焕然一新,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爱国华侨的斗志。
 
  就在这年,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访问了重庆和延安。他与毛主席、朱总司令晤谈后,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转变。回新加坡后,在许多公开场合介绍陕甘宁边区战胜重重困难,同仇敌忾,决心驱逐日寇的真实情况;同时也对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认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南洋商报》及时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报道了视察团此行的情况,全文登载了在欢迎陈嘉庚视察团回新加坡的公开讲话,并配发了由胡愈之撰写《海外华侨社会的民主浪潮》的署名社论,支持陈嘉庚先生的爱国主张,支持广大爱国华侨团结、抗战的进步要求。他那锋利的笔触刺痛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要害,使其惊慌失措,恨之入骨。重庆方面竟不择手段通过外交途径,要求英国驻华大使命令新加坡总督驱逐胡愈之、张楚琨、李铁民等五人出境,阴谋终未得逞。
 
  皖南事变后,从新四军驻地撤退的沈兹九女士辗转来到新加坡在《南洋商报》担任编辑,和郁达夫一起主持星洲华侨文艺界的抗日救亡工作。华侨社会对这位长期积极从事文化社会工作的进步女性深表敬仰,新闻界还举行了欢迎茶会。沈女士住在中吝鲁公寓,和郁达夫、胡愈之是近邻,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谈心,而胡、沈二人在国内已共事多年,彼此十分了解,加上两人的斗争经历、文化素养也很相近,不久后,这对志同道合、思想默契、感情融洽的患难之交,在敌军压境的异国他乡结成了终身伴侣。婚礼庄严而简约,免除了世俗的繁琐仪式,仅备薄酒一杯,清茶几盅,邀约了几位同行知己,就这样开始了他俩相依相伴并肩战斗的新征程。  

流亡在赤道线上

  1941年末太平洋战事爆发,日军从马来半岛北部推进,直逼星洲,新加坡一片混乱。
 
  12月8日,来自中国和星洲的文化界人士发起成立了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简称“星华文工团”)推举郁达夫为团长,胡愈之为副团长。并成立了青年干部训练班(简称“青干班”),组织了演讲、戏剧及歌咏宣传队,到工厂学校和街头宣传抗日,在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到处响起了一片抗日之声。
 
  12月15日,英国派驻新加坡总督汤姆森在总督府会见陈嘉庚等华人领袖时,授意组织华人抗敌机构,陈嘉庚代表大家欣然接受了这项任务。在第二天召开的中华总商会侨团大会上议决,成立了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大会推举陈嘉庚出任主席,由胡愈之担任宣传部主任。此后胡愈之几乎每个星期都应嘉庚先生之邀到商会会所怡和轩俱乐部,畅谈世界局势和国家大事。胡先生了解陈老的思想、个性和作风,彼此相互尊重,总是以诚相见,谈得十分融洽。
 
  1942年元旦过后,新加坡屡遭日机轰炸,岛内一片混乱,形势危在旦夕。陈嘉庚亲自安排督促南侨总会的工作人员烧毁文件,带领胡愈之夫妇、郁达夫、张楚琨等一起乘坐租来的一艘小船,避居当时还未被日军全面占领的印尼。
 
  来到印尼,经爱国华侨社团的安排,他们到苏门答腊岛上的巴耶公务镇隐匿下来。后来又在当地华侨的帮助下,教他们这当拿笔杆的文人学习酿酒和做月巴皂。郁达夫改名为赵廉开起了豫记酒厂,张楚琨当上了经理和酿酒师,胡愈之则改名为金子仙担任会计,以此为掩护并维持生活。
 
  为了联络散居南洋各地的爱国抗日流亡者,胡愈之主持成立了地下组织“同仁社”,及时传达抗日消息,以鼓舞斗志。
 
  后来环境越来越恶劣,精通日语的郁达夫认为他可暂时独自留守,与敌人周旋,以观动静,让大家先避居山区。胡愈之夫妇和其他几位同事进入森林密布的马达山,在一个小村庄落脚,以制造肥皂为业。在蛰伏马达山的两年中,胡愈之也从未停笔,他从未接触过印尼语,在避难的3年中,不断向当地老乡学习,不但能说一口当地人能听懂的印尼话,竟然利用空隙时间写出了《少年航空兵》和一本《印度尼西亚语言研究》,由此可见他学语言的悟性和顽强的学习精神。
 
  当时酒厂的事务由郁达夫全权料理,由于有人告密,日本宪兵查出了郁达夫的真实身份后,趁夜深人静时逮捕了他,并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将他秘密处死。那时胡愈之等抗日文化人土的身份已完全暴露,处在日本宪兵的严密监视之下。后来据一名在日军宪兵部当翻译的台湾人透露,日本宪兵计划在 1945年9月1日全面围剿苏门答腊岛时逮捕胡愈之等,甚至连活埋的坑都挖好了,只等到时候动手。8月15日,日军投降,胡愈之他们虽然逃过了被活埋的劫难,但他的挚友郁达夫的牺牲,令他痛心,更使他燃起了对残暴的敌人的无比仇恨。  

担任《风下》主编

  1945年9月,胡愈之等人从印尼返回新加坡,他们先后成立了新南洋出版社并于同年12月3日创刊出版了综合性中文杂志《风下》,胡愈之以沙平为笔名出任主编。
 
  《风下》是一本以支持当地民族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团结教育青年为主要内容的周刊。取名《风下》,寓有庄足新加坡兼及东南亚各国之意。
 
  该刊编辑部阵容很强,担任编委的有杨骚巴人汪金丁卢心远吴柳斯沈兹九等南来的文化人,每期都有他们采访的新闻通讯和各种文体的文章。他们还团结了一批中国著名作家、学者,如郭沫若茅盾陶行知黄炎培何其芳楼适夷许广平、马凡陀、沈志远等都经常为《风下》写一些散文、随笔、诗歌和时评政论性文章,探讨世界形势,特别是东南亚时局,有时还发表一些科学小品和哲学短论。
 
  胡愈之以笔名每期围绕一个主题为刊物写一篇《卷头语》或时事评论纵论天下大事,一般在千字左右,言简意赅,很受读者欢迎。陈嘉庚以南侨总会名义致电杜鲁门总统要求美国从中国撤回驻军,停止援蒋打内战,亲国民党的报刊立即发起了一场围攻。胡愈之在《风下》社论《举起民主运动的大旗》中,呼吁广大侨胞支持陈嘉庚“坚持和平,反对内战,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主张,鼓舞了爱国华侨的斗志。
 
  为了帮助华侨青年解除失学、失业的痛苦,杂志社于1947年5月创办了“自学辅导社”,团结了一大批正处于彷徨中的青年,鼓励他们积极参加自学。自学的方法是由编辑部编写语文和常识两种读本,按期刊登在《风下》周刊上,供社员自行阅读,有困难可写信向编辑部求教。辅导社每周都在杂志上刊登习题,每半个月布置一次作文,社员写好后寄到编辑部批改,然后再寄还本人。胡愈之担任自学辅导社的社长,指导教师有夏衍、陈促达、沈兹九、彭赫生、张明伦、汪金丁、卢心远、顾庚等。南洋各地青年踊跃参加自学辅导社学习,至1948年2月初,社员已逾千人,为培养当地新一代华侨骨干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南侨日报》的诞生

  抗战胜利后,胡愈之和陈嘉庚谈起想办一份大报的设想,这事正合陈老心意,于是找了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商量。陈嘉庚决定出资11万,张楚琨、高云缆出资9万,再加上一些热心朋友的支持,1946年11月26日一份立足新加坡面向南洋各地的《南侨日报》诞生了。该报由陈嘉庚任董事主席,胡愈之任社长,张楚琨任总经理,李铁民任督印。
 
  陈嘉庚在创刊号的《告读者》中写道:“我爱国华侨本爱国真诚,求和平建设,兹故与各邦侨领共同创立《南侨日报》,其目的在于团结华侨,促进祖国之和平民主,俾使内战早日停止,政治早日修明,国民幸福早日实现,以达到孙国父建国之主旨。”
 
  这份由胡愈之一手创建的报纸是一支由20人组成的突击队,每天有采写、翻译、编辑8大版,近8万字,真正做到了“精兵简政”。胡愈之每天要写一篇社论,总要等到夜里12点的新闻电讯到齐后才能动笔。他往往边写边排,午夜两三点钟后才能完稿。胡愈之通过《南侨日报》从舆论上支持陈嘉庚的正义主张。该报以较大的篇幅刊登陈嘉庚的专稿和演讲词,呼吁广大华侨团结起来,反对独裁,为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努力。同时还刊登了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和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新闻。它还辟有《时事述评》、《民主论坛》及新、马各地民盟的活动消息报道。他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尽心尽力,耗尽脑汁为侨胞服务。华侨新闻界赞誉他是“老手斫轮”。胡先生总是自喻只不过是“马前卒”,但他肯定了华侨报纸的光荣传统,他说“如果新闻记者的本职是民族革命的战士,一部分先进的华侨记者是当之无愧的。”
 
  当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遭到镇压的时候,海外华侨社会的民主运动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胡愈之在新加坡率先领导建立了“中国民主同盟马来亚支部”并担任主任委员。接着又在缅甸、泰国、越南相继建立民盟组织,参加者不但有新闻界人士,还有教师、店员、小业主和一些开明的工商界人士。《南侨日报》开辟的《民主周刊》成为中国民主同盟在新加坡的舆论阵地。最初每期一大版,后来才减至半版。为了联络整个南洋地区的民主运动,胡愈之还依托报社在新加坡设立了“中国民主同盟星洲办事处”。由于报纸的决策人和骨干都是中国民主同盟新加坡分部的成员,因此形同民盟在新加坡出版的机关报。1946年6月8日《南侨日报》还刊登了“民盟星洲办事处电至国府及中共反对内战,要求美国勿对任何一方作军事援助”引入瞩目的消息。1947年1月20日通过的《中国民主同盟二中全会宣言》,《民主周照刊》以一大版的篇幅全文照登。
 
  1948年6月马来亚英殖民当局根据紧急法令宣布取缔新、马的民盟组织,并下令驱逐一批骨干,胡愈之只得怀着满腔惜别之情,和他的战友一道离开抗日战争中他领导开辟的这块舆论阵地,回到祖国。但他一手创办的《南侨日报》的民盟分部对当地华侨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却久而不衰,成为中国新闻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949年11月《南侨日报》创刊三周年之际,还发表了毛泽东题写的“侨胞们团结起来,拥护祖国革命,改善自己的地位”和周恩来题写的“海外侨胞与祖国人民团结--实现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奋斗”的墨宝。  

出版成就

 
《胡愈之出版文集》
《胡愈之出版文集》
  胡愈之很有办报刊这方面的天赋,据记载,他在读小学时,就在家中编辑过《三日家报》和《家庭杂志》。在他70余年的出版生涯中,创办或主编了许多报刊,有些报刊非常有名;而且他创办报刊的数量之多,也排得上“中国之最”。请看,1920年他与人凑钱为家乡办《上虞声》,1921年协助郑振铎创办《文学旬刊》,1922年创办世界语刊物《绿光》,1925年与叶圣陶等创办《公理日报》,1926年参与筹划出版开明书店《新女性》,1934-1935年为生活书店创办或出版《新生周刊》、《文学》、《太白》、《译文》、《世界知识》、《读书与出版》、《妇女生活》、《生活教育》和《光明》,1936年协助邹韬奋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1937年创办大型文摘《月报》和《救亡日报》,1938年创办《团结》、《集纳》和《译报》,1941年任《南洋商报》主编,1945年在印尼创办《民主日报》、在新加坡创办《风下》,1946年创办《南侨日报》,1949年创办《光明日报》和《新华月报》,1984年创办《群言》。
 
  在书籍出版这方面,胡先生也是一位奇才。1924年为纪念《东方杂志》创刊20周年,由胡先生主持编辑“东方文库”,计82种,100册。1933-1935年间,由于邹韬奋先生流亡在外,胡先生在生活书店主持编辑工作,出版图书700多种,其中有名的丛书有“时事问题丛刊”、“学习与研究丛刊”、“黑白丛书”、“青年自学丛书”、“世界学术名著译丛”和“新中国大学丛书”等,被邹韬奋先生称赞为我们的“诸葛亮”,有无限的“灵感”;被胡耐秋先生称赞为生活书店的“总设计师”。另外,1926年,胡先生还参与创办了开明书店,为其制定经营方针与出版计划。他在法留学期间,抽空在巴黎学习精装书的装帧技术,写信传授给开明书店的同仁们。被章锡琛先生称为“开明书店的参谋长”。
 
  说道1926年胡先生在巴黎的旧事,1984年接受《人民日报》采访。他深情地谈道:在法国,重要的著作“一般装订是不切口的,封面也是纸的,不过上面印上书名、作者的名字。这种书买来后,要用切纸刀一页一页地裁开,才可以阅读。一些爱书的人都喜欢买来自己重新装订,装上皮面或者布面,以便永久保存。他们根据个人不同的爱好,选用各种皮和布,自己进行装订。所以书籍的装订便成为一种艺术,在法国和德国都有这种情况。只有英美的书,是装订好出卖的。鲁迅、周作人,还有一些日本的作家,都喜爱这种装订。如鲁迅的第一部译著《域外小说集》,就是不切口的。中国称为毛边书,鲁迅更称自己是‘毛边党’。” 对于爱书人来说,那是一段很值得珍藏的记忆。
 
  回顾胡愈之先生的出版业绩,有3部书必须提及。一是1937年10月,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当时斯诺先生在上海,他收到样书后,送给胡先生。胡先生立即组织王广青、林淡秋、章育武、吴景崧、胡仲持、许达、傅东华、邵宗汉、倪文宙、梅益和冯宾符12位译者分头翻译,他本人也以“陈仲逸”为笔名参与其中。为了顺利出版,胡先生把书名改为《西行漫记》。他还为此书专门成立一家出版社“复社”。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推出了新书。当时资金不足,杜月笙先生资助1000元,起了很大的作用。据说斯诺先生看到中文版非常高兴,但第二天早晨找到胡先生说,昨天他与夫人吵了一个晚上,因为胡先生在“附记”中称斯诺“夫人”为“爱人”,引起了她的误解,怎么解释都没用,他们只好挖改纸型,重印了事。
 
  另一是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这部书稿600万字,由巴人、许广平编辑,拟出版20卷。胡先生也把它放到复社出版。为此,他做了两件重要的工作。一是请宋庆龄和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先生出面支持;蔡先生还题写了书名,并且在序文中写道:“最近时期,为旧文学殿军的,有李越缦先生,为新文学开山的有周豫才先生即鲁迅先生。”再一是组织陶行知、王纪元、巴金、茅盾、周恩来等人四处推介,书还未出,已实现认购百余部,预收款4万余元,孙科、邵力子等国民党人都认购了10套。保证了全集的出版。
 
  说起来胡先生与鲁迅先生还有一点师生情谊。1911年他曾在鲁迅先生任学监的绍兴府中学读书约半年。有一次胡先生写游戏文字攻击同学,被鲁迅先生看到,所以给他的学期评语是“不好学”。但是胡先生很怀念那一段时光,他在晚年依然写道:“鲁迅是我最尊敬的师长。”据郑振铎先生说:“伟大悲壮的鲁迅葬礼的举行,也是他在策动着的。”
 
  还有一套重要的丛书,即“知识丛书”。那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胡先生编书之心不死。1961年,他召集包之静、王益、王子野、陈翰伯、陈原、金灿然在四川饭店吃中饭,提出由几家出版社联合出版“知识丛书”的创意。计划每年出五六百种,编委会中包括茅以升、竺可桢、华罗庚等,一共56人。当时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召开办公会,专门研究“知识丛书”出版的事。时任副部长的周扬先生说,由胡愈之做主编,“这等于有出版界的‘佘太君’出来挂帅,太好了。”胡先生亲自请竺可桢先生写《物候学》。丛书版式由范用先生设计,封面以蓝、绿、黄、红4种颜色分类。第一本是王力的《诗词格律》,后来还有金开诚《诗经》、杨伯峻《文言文法》、沈起炜《文天祥》、李俨《中国古代数学简史》、林森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华罗庚《运筹学》等,一共出版30多种。时至文革,丛书出版戛然而止,这也成为胡先生一生编辑工作的绝唱。  

著作影响

 
《胡愈之》--中外名记者丛书
《胡愈之》--中外名记者丛书
  他一生著作不是很多,上世纪90年代三联书店出版《胡愈之文集》6卷,还有译林出版社出版《胡愈之译文集》2卷,收入的多数是报刊文章。其实他20岁左右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就写了第一本小册子《利息表》;他还写过小说《少年航空兵》,以及《汉译印尼语词典》和《印尼语语法研究》等。他1936年翻译的M.伊林《书的故事》很有名。1998年我们编辑“新世纪万有文库”时,还将此书收入“外国文化”书系中,陈原先生为新版写了序言。
 
  胡先生最有名的著作《莫斯科印象记》,创作于1931年。那时他从法国学习归来,途径苏联作7日参观,归国后撰写此书,一年内再版5次,引起巨大反响。鲁迅先生曾写道:“这一年遇到两本不必用心戒备居然看完了的书,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记》,一就是《苏联见闻录》。”他说,不是一些观念,或者一些主义。他写的“最大的奇迹是人性的发见”,还有“那样的制度填平了成人与孩子之间的鸿沟”。
 
  应该说,在胡先生的一生中,他发表的报刊文章最有影响力,它们深刻地反映了胡先生天赋的才华与伟大的思想洞察力。比如,1915年他在《时事新报》发表《世界与与世界和平》,成为“中国最早提倡世界语”的人(朱光潜语);1931年他在《东方杂志》发表著名文章《寇深矣!》,率先提出“全民族团结抗日”的主张;同年他在《社会与教育》发表《尚欲维持中日邦交乎?》,率先提出与日本断交的主张;同年他首次在邹韬奋先生主编的《生活周刊》上发表文章,题为《一年来的国际》,率先预言日军侵占东三省,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1933年他在《生活周刊》发表《民众自己起来吧!》,致使该刊被查封;1934年他在《太白》创刊号上发表“怪文”《怎羊打到方块字-提倡写别字和词儿连写》,被称为“汉字改革的先行者”;1937年他与夏衍先生在《救亡日报》头版,首先喊出“主和者就是汉奸!”的口号,此后又在邹韬奋先生主编的《抗战》上发表《谨防疫病》,反对对日妥协,引起毛泽东关于“反对投降主义”的著名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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