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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16664 次 历史版本 0个 创建者:jadan_lu (2011/4/2 11:04:37)  最新编辑:jadan_lu (2011/4/2 11:04:37)
一条鞭法
拼音:yītiáobiānfǎ (yitiaobianfa)
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 是明代嘉靖时期确立的赋役制度,由张居正提出。 《明史 食货志》:“一条鞭法者, 总括一州之赋役, 量地计丁, 丁粮毕输于官, 一岁之役, 官为佥募, 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货, 量为增减, 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 加以增枆。 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 以及土贡方物, 悉并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 故谓之一条鞭法。”将过去按地、户、丁分别征收实行,征发徭役的赋役制度改为按土地、人丁征收货币与白银;将过去由纳税户轮流征收解运改为官府自行征收解运。 目的 简化税制,增加收入,方便征收税款。

出台背景


  明初赋役之法主要的特点是赋役分开,实物与货币兼收以及民收民解。赋是田赋,沿用唐宋两税法。田地首先分为官田与民田两大类,官田的田赋高于民田,原因是田赋中含有田租。官田和民田,通常又各按土地的肥瘠分为不同等则,田赋的税率根据田地的等则有高低的区别。田赋缴纳的物资,夏税小麦为主,秋粮以米为主。米麦称为“本色”,其他如丝、绢、钱、钞、银等替代米麦的称为“折色”.缴纳田赋以米麦等为标准,其他物折合米麦缴纳,各项钱粮都有指定的输送地点,同时又因用途的缓急也有解运的先后不同,征收解运都由民间自行办理。役对户口征课,对象是户和丁,役的种类是所谓“四差”:里甲、均徭、驿传、民壮,明代的户有三种:民户、军户、匠户,军户应兵役,匠户应工役,一般的役则以民户充当,而民户通常分为三等九则,而丁则以十六为成丁,至六十免役,丁也有等则,丁之等则随户之等则而定。四差中又以里甲为正役,里甲是官府编组人民以供应赋役的一种方式,以地域相邻的一百一十户为一里,一里之中,以丁多和资产占优的十户为里长,其余一百户分为十甲,每甲十户,十户中有一人为首领,称为甲首。每年由里长一名,甲首一名,率领本甲十户应役,十年之内,每甲长、每甲首、每甲人户都依次轮流服役一年。里甲最初主要是传办公事及催征粮差,但其后发展到官府的祭祀、宴飨、营造、馈送……等等,都由里甲供应。均徭是服务于官府的经常性的各项差役,如皂隶、狱卒、库子、斗级等,各种常年差役按户等编派,均徭按“丁”编派。驿传的职务是备办人夫、马骡、船只以传递官府文书和措办廪给口粮以款待及迎送大小过境官员。民壮即民兵,是一种军役,用以辅助卫所兵卒之不足。诸役的编派都与丁粮有关,丁多粮多之户相应的役也重。

  从前述可知,一条鞭法出台之前的明代赋役制度建立在一种分类核定的基础上,从田赋而言,田亩权属、面积需要核定,而田地的等级需要明确等则,因为田赋税率甚至解送都与之相关。从劳役而言,户等决定了丁等,而户丁等则则与劳役相关。可以认为当时的赋役原则是一种累进税制。财力人力占优的人户相应地承受着较高的税率。累进税制奉行有力者多承担的规则,它的原理是认为占有社会财富较多的社会成员同时也是受益于社会最多的社会成员,因此应该承担较之他人更多的义务。累进税制符合社会通行的公平观念,但是累进制的实行也不可避免地会遭致经济优势阶层的反对和抵制。根据严格的效率标准,对不同的人征税,应当根据他们的各自的预期行为反应[3].这意味着对反应较强的人征收较高的税赋时会面临较大的挑战。这种抵制是以豪强和里胥相互勾结的方式进行的。“富者以贿免,贫者愈困”[4] (卷 16)。从洪武年间开始实行的作为田户依据的黄册和鱼鳞图册事实上早已混乱不堪,各地征收赋役所依据的并非上报中央之黄册,而是地方另行编撰的所谓“白册”。由于累进税制建立在复杂的分类核定的前提上,而地方政府只有非常少的在册官吏,大量登记核定的事务必须委之乡里,这就给地方豪强制造了充分的机会可以鱼目混珠,通过勾结里胥,改变田则、户等,伪造赋役文书,达到偷逃税负的目的。

张居正家堂
张居正家堂
  早在宣德六年五月,浙江右参议彭璟就曾上奏:“豪富人民,每遇编充里役,多隐匿丁粮,规避徭役。质朴之民皆首实。有司贪贿,更不穷究。由是徭役不均,细民失业。”[5] 本来应该承担较多的赋役任务的富豪人户凭借贿赂有关管理机关和经办人员而隐匿丁粮,反使贫苦小民承担了本不应承担的过重的徭役负担,造成小民倾家破产。成化二年八月,给事中丘弘再次进言十一事,言“官吏、里书,乘造册而取民财;豪富奸狡,通贿赂以避重役。以下作上,以亡为存。”[6] 指出税法不能严格施行,根本原因是官吏、里书与富豪势力通同作弊,收受贿赂,以权谋私。景泰二年三月,户部具议事云:“各处人民并军卫官旗人等,不许于附近别县置买田地作寄庄户,及诡立姓名,致隐里甲赔纳粮草。违者发戍极边。各处寄籍人户,令各将户内人丁、事产尽实报官,编入图甲,纳粮当差。……违者本身发戍口外,田产尽数没官。攒造黄册,奸弊不可枚举。从前作弊者,许令自首改正免罪。今次各司、府、州、县官,务令书算之人,从实攒造进呈。……若有奸弊,查勘得出,及因事露,照名查提问罪,发戍远边。”[7] 提出对破坏赋役制度的行为严厉打击,但是显然这种现象并没有什么改变,嘉靖九年二月,江西道监察御史周襗条陈五事,仍称“迩来大造黄册,多飞派、诡寄之奸。故徭役之征,多放富差贫。”[8]

  之所以政府对于偷逃赋役的行为治理不力,一个最主要的因素,乃是因为破坏赋役的行为是出自一个强有力的利益共同体,豪民与里胥(也包括部分官员)有着密不可分的利害关系,一方行贿而得以逃避赋役,一方受贿而败坏法律。握有权力的里胥若严格依法办事则无法获得维持家庭生计的条件,权力寻租也是人情之常,对于地方富豪,以较小的代价即可获得大量利益,虽有法律威慑,但逐利的动机仍然强烈,更不必说由于是利益合谋,遭到法律制裁的几率也大为减小,也构成了逃避赋役的激励。

  需要指出的是明代地方官员在税收征管上承担着沉重的财政责任。宣德五年规定:“天下官员三六年考满者俱令赴部给由,所欠税粮,立限追征,九年考满就便铨注,任内钱粮完足,方许给由。”[9] 嘉靖年间再一次重申:“令天下官吏考满迁秩,必严核任内租税,征解足数,方许给由交代。”[10] 征解税粮成为官员考课的硬指标,直接关系到地方官员的仕途前程。不能完成税收指标的,轻者停俸,重者不予升迁、降职。可以说,税法的败坏直接危及地方官的利益,他们因之成为推动变法的力量。

一条鞭法的字面含义


  首先碰到的疑惑即是一条鞭法的字面含义问题。一般来说,对于概念的理解,固然不能望文生义,但常常可以顾名思义。如唐代的两税法即是“一年分夏季和秋季两次纳税”;清代的摊丁入亩即是“把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这种循名责实的方法的确是理解概念的好途径。但用这种办法从字面来理解一条鞭法则行不通,因其内容与“鞭”字毫无关系。这也是一条鞭法不好理解的地方。其实,“一条鞭” 的“鞭”的正字应为“编”,“鞭”字乃俗写①。一条鞭应是一条编,其含义即将赋内(如田赋、杂税等)、役内(如按户征派--“里甲”、按丁征派--“均徭”、临时征派--“杂泛”等)各条款总编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或者说,先将赋内和役内的各款合并,再实现赋役合并,统一编派到田亩上,一律征银。所以,对一条鞭法字面含义的理解关键是抓住“一”和“编”,既可理解为“各种征派总编一条,计亩征银”,也可以理解为“赋役合并,统一编派,计亩征银”。

一条鞭法的内容


  和明中叶以前的税收制度相比,一条鞭法并没有改变税负的总额,或至少目的不在于此。税政改革是一个典型的零和博弈,它仅仅改变了税负征收的方式,并在实际上改变了各个纳税人对税负的承担。实行一条鞭法以前,无论赋役都是依据丁粮多少分为不同等则进行征纳,但是这种累进制的税收原则遭到了豪门大户的激烈抵制,由于强豪与税务经办人员的合谋,导致大量本应由富户承担的义务转嫁到贫民小户身上,相当一部分普通纳税人破家失业,最后也严重危及政府的财政基础。因此针对这样的情况,一条鞭法放弃了累进税制,采取了近似于一刀切的比例税制,希图通过矫枉过正的措施,改变豪民逃税、小民不堪重负的状况。

  一条鞭法之前的税法采行累进税,奉行力多者多承担的公平原则,但实行的结果却适得其反,小民往往因不堪重负而逃亡①,国家财政也不敷支用。一条鞭法同样宣称公平原则,不过此一公平已不是彼时富者多出意义上的公平,而是一体均当意义上的公平,也可以认为是较低水平上的公平。原因是从前较高层次上的公平不仅不能实现,且已损及小民最低限度的生存。一条鞭法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制度,它不求从根本上(彻底清丈地亩,整顿黄册,消除舞弊)革除弊端,而谋求一种较为现实和中庸的解决之道,虽然一体均征对于家仅薄田数亩的小民而言远非理想的政策,但是较之被富豪欺逼、胥吏压榨以至倾家荡产的悲惨境地,新的法律环境于大多数人仍是一种现实的改善。至于国家,则希望通过制度上的安排,有限地增加富户承担的实际义务,在贫富之间重新分配义务,使两者的负担维持在各自都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而国家财政能够得到稳定的维持。

张居正
张居正
  一条鞭法最经典的定义见于食货志:“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 [10] 但这里描绘的是一条鞭法的理想图景,而在实际上,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一条鞭法的实施在程度上是有明显差异的,但大体精神则是一致的。梁方仲先生曾将一条鞭法的特征归纳为合并编派、合并征收、用银缴纳、官收官解等[11].各项税粮合并,采用统一的税则;各项差役合并;役归并到田赋中一体征收;赋原则上不再征收实物,役也由原来的力差、银差兼征改为统一纳银;在征收方式上由民收民解改官收官解,纳税人只需要交纳税银,至于田赋运送、差役征募均由官府负责。

  一条鞭法较此前法律最根本的改变均针对先前税政的弊端。不再区分官田民田、简化甚至统一田等,针对的是里胥书手收受贿赂高下其手,以上作下,以下作上的弊病,索性取消不同的纳税等则,所有田亩只按每亩多少石粮食缴纳田赋,如此一来,以整齐划一的税率堵塞了所有确定田赋纳税等则中可能发生的舞弊行为。针对赋税折纳中或征收本色或征收折色以及采用不同折纳比例产生的使税收经管人员可以从中渔利的问题,干脆规定以法定的折合比率一体征银,从而有效避免了折纳环节的漏洞。针对劳役编派中不同役差轻重不均而产生的豪民避重就轻的漏洞,取消按户丁等级编派劳役,将所有差役合并征银,所有人户也一律按统一的标准承担劳役。针对税收征解过程中官司需索、远近悬殊造成负担不均的弊端,改民收民解为官收官解,人民只要完纳税银就已完成纳税义务,避免了在税收征解环节中有司的盘剥和勒索。

  由此可知,一条鞭法的要旨乃是以立法救执法之弊。从分析中可以看出,前法和后法在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累进税制也未必不符合社会理想,富者多出力、贫者量力而行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失为一种科学的制度,前法不能有效施行问题并不在于法律内容,而是政府没有足够的执行能力与部分利益集团的规避法律的行为相抗争,新的一条鞭法试图回避矛盾,而另辟蹊径,以简单划一来对付徇私舞弊,至于这一思路是否能取得成效,则有待事实检验。

一条鞭法的实施情况


  最初倡行一条鞭法的是嘉靖十年三月御史傅汉臣的进言②,之后一条鞭法开始在南方的部分地区施行。一条鞭法的盛行是在嘉靖四十年左右,此时施行区域已从南方扩大至北方,江西、浙江、南直隶、广东广西、福建都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刘光济在江西,庞尚鹏在浙江、海瑞在南直隶促成了这一期间一条鞭法的大力推广。但总的看来支持与反对的意见都很多,支持者以为一条鞭法负担公平、舞弊困难、税额确定、征输便利,反对者认为负担不平、无普遍适用性、征银于农不利、容易侵吞等。因此一条鞭法此期仍屡兴屡废,“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10].由于首辅张居正的推动,一条鞭法得以通行全国,成为稳定的制度。迨至万历末年加增辽饷、剿饷、练饷等,非但一条鞭法无法施行,而明廷之财政也终告破产。

  黄仁宇认为一条鞭法代表了16世纪明代管理者试图获得一种理想状态的努力:役被完全取消;里甲体系,不管在形式上,还是实质含义上,都不再存在;任何残留的人头税,都将并入田赋之中。而纳税人可以通过分期支付单一的、固定的白银来履行对国家的义务。[2] 但是即使在立法层面上,这一理想也距离现实非常遥远。首先是役并未被完全取消,仍有一部分劳役在条编之外独立存在;其次实物税还在许多物品上保留着,尤其是供应宫廷的物资;此外丁银的存在也意味着人头税依旧存在。

  按照一条鞭法的初衷是在均平赋役,苏解民困,“民如限输钱讫,闭户卧,可无复追呼之挠”,[12] 从现存记载看,在一条鞭法实行之初,确曾起到革新旧法之弊的作用,也受到民众欢迎。“自条鞭之法行,则夏税、秋粮、均徭、带征,确有定额。里胥无由飞洒,奸豪无从规避,简易均平”[13],刘光济在江西推行一条鞭法,“父老于是无亲役之苦,无鬻产之虞,无愁叹之声,无贿赂侵渔之患”,[14] 百姓感激他而为之立仁政祠,但是这种改良并没有维持多久。

  一条鞭法原以征银入官、取用于官,但一条鞭法施行后,旧的摊派并没有消除。一条鞭法没有达到消除杂役之害的目的,海瑞就曾经指出“各州县尚有力差名目可恨可叹”.[15] 一条鞭法的破坏,突出表现为额外增派,万历十五年六月,户部覆礼科右给事中袁国臣等题奏:“条鞭之法,有司分外又行增派,挠民殊甚”.[16]《通鉴》说 “自嘉靖以来行一条鞭法,颇称简便,然诸役冗费名罢实存,有司追征如故”.[17] 结果“粮长里长之名罢而其实存,诸役仍至复佥农民,法行十余年,规制顿紊,不能尽遵行也”[18].大体上在万历末天启初,一条鞭法已不遵守[19].崇祯三年,河南巡抚育范景文言:“民所患苦,莫如差役。钱粮有收户、解户、驿递有马户,供应有行户,皆佥有力之家充之,名曰大户。究之,所佥非富民,中人之产则为之倾。自变为条鞭法,以境内之役均之境内之粮,宜少苏矣,乃民间仍岁奔走,罄资津贴,是条鞭行而大户未尝革也。”[10]

  一条鞭法施行还滋生了另一个以后影响非常久远的问题,即火耗问题,因税法规定纳银,而银两熔铸过程就产生了所谓“火耗”,于是地方官府纷纷向纳税人收取额外的费用,号称弥补熔铸的损耗,火耗成为地方聚敛的一个巧妙的手段,也成为纳税人沉重的负担。火耗归公直到清朝才得到基本解决。

  一条鞭法的施行,大体状况如此。客观地看,一条鞭法曾在施行之初,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旧法之弊,但不久,旧法的弊端又都以不同的形式一一显现出来了,与此同时,新的问题也开始产生。

评价


  1578年,当时已是明朝首辅的张居正下令清查丈量全国土地,他首先清查了自己在老家江陵的田产和赋役,结果发现,自己按规定优免田粮应该是70余石,但在县衙赋役册中注明的优免田粮却是640余石,多出的570余石均是别人将自己的税负伪报在张居正名下的。

  以张居正当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身份尚不能避免别人借机偷税漏税,这就是当时积弊已久的累进制积税制度下的产物,也是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 的初衷。

  但事实上,“一条鞭法”法如同张居正本人一样,在后世被打上了毁誉参半的烙印。

一条鞭法并不科学


  “一条鞭法”并不是张居正的发明。最早是由内阁大学士桂萼于明嘉靖九年(1530年)首先提出。后来,一些地方官员在江西浙江福建等地试行。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改革,开始向全国推广。其内容概括为:“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

  简言之,要赋役合并,将各州县赋税徭役的种种项目统一编派,总为一项征收;差役合并,役归于地,把过去按照户丁派役的办法改为按照地丁或丁粮派役;田赋征银,官收官解,除国家必需的漕粮缴纳实物外,其余部分折成银两缴纳,改民收民解为官收官解,把银两全交官府,由政府开支,用于购粮或雇役等。

  和改制前的明朝税收制度相比,“一条鞭法”并没有改变税负总额,其目的也不是为了“减税”.它改变的只是征税的方式以及不同纳税人对税负承担的多少。

  明初,赋役沿用的是唐朝的两税法,以每户占有土地顷亩、资产多少为收税依据,赋役分开。此外,诸役编派都与丁粮有关,丁多粮多之户相应役也重。

  这意味着,“一条鞭法”之前的明朝赋税制度采用的是累进制的征税标准。奉行的是有力者多承担的规则,因此财力人力占优的人户相应地承受着较高的税率。这种累进税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之后实行的“一条鞭法”更具有科学性。

  但当时实行的累进制征税制度,由于遭致经济优势阶层的反对和抵制,积弊已久。宦官、权贵、大小官僚和豪强地主在无忌惮地兼并土地的同时,却凭借特权不纳税,或者通过各种途径偷税漏税,致使当时的国家收入减少了一半之多。再加上当时的明朝由洪武时期遗留下来的赋役科目庞杂又繁密,豪强官员因缘为奸,致使农民不断破产,流移日重。

  在此背景下,“一条鞭法”放弃了过去的累进税制,采取了近乎于一刀切的比例税制,希望通过矫枉过正的措施,改变豪民逃税、小民不堪重负的状况。

  “一条鞭法”不再根据官田民田、田好田坏设定不同的纳税等则,而是将所有田亩只按每亩定额缴纳田赋。以整齐划一的税率堵塞了所有确定田赋纳税等则中可能发生的舞弊行为。

  此外,为了堵住劳役编派中不同役差轻重不均而产生的漏洞,“一条鞭法”取消按户丁等级编派劳役,将所有差役合并征银,所有人户也一律按统一的标准承担劳役。

  用这种比例制代替累进制,并不能算作是一种制度上的进步。这只是明政府在积重难返的情况下不得不做的一次“挣扎”.

以立法救执法不可行


  但这次挣扎注定只是一次苟延残喘而已。

  虽然张居正任内阁首辅长达十年,但是直到他执行的最后两年,才开始施行“一条鞭法”,而且“一条鞭法”的有效施行的时间却也很短暂。从1580 年全国土地清丈完毕算起,到1610年(万历末年),“一条鞭法”几乎已被破坏殆尽。而这之间,从1582年张居正去世后,“一条鞭法”就逐渐沦落,名存实亡。

  史上对“一条鞭法”的实施效果大都持保守意见。首先,“一条鞭法”在全国的推行非常不彻底。这源于清丈土地的不彻底。其次,施行“一条鞭法”之后,旧摊派并没有消除。至万历末年,各地又增加辽饷、剿饷、练饷等,重新加收杂派,更加重了百姓负担。

  再次,“一条鞭法”自身也有弊端。如大地主将财产分成更小部分公开登记,从而逃避差役。沉重徭役又被转嫁到穷人身上。同时,南方与北方、瘠肥田之间的地区差异致使“一条鞭法”很难做到公平。

  用“比例制”代替“累进制”,其要旨是以立法救执法之弊。这不是一次彻底的税制改革。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一条鞭法”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整个税收系统并没有根本性变革,包括政府预算体系以及金融体系变革都并未发生。

  税制上的改革无力挽救一个朝代的危亡。对于“一条鞭法”的失效,主要的原因是张居正没有从政府机构、行政管理制度上辅以各种配套改革措施,进而从根本上制约甚至消除豪强、地主等各种利益派别。

  这涉及到一个更深层次的制度性变革,其深远意义是“一条鞭法”难以望其项背的。

  在彼时,张居正主导的改革甚至以回天之力,让走向衰亡的封建制度重新散发熠熠光彩,虽然昙花一现,但足以让后人敬仰。但张居正并未获得这样的殊荣,他的独断专行、玩弄权术,使他无法挤进像海瑞一类的贤臣行列。这让张居正成为很难让后人去做出评价的历史人物。

  而仅仅是浅层的“一条鞭法”改革,就已经让死后的张居正付出了抄家灭门的代价。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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