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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8352 次 历史版本 1个 创建者:hcl112233 (2011/3/30 13:54:06)  最新编辑:流星的雨季 (2011/11/30 14:50:24)
司徒雷登
拼音:Sītú Léidēng (Situ Leideng)
英文:John Leighton Stuart
同义词条:John Leighton Stuart
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教育家、外交官。1876年生于杭州,曾参加建立杭州育英书院(即后来的之江大学)。1919年起长期担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 1946年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离开中国,1962年在美国去世,2008年归葬杭州。位于杭州耶稣堂弄的司徒雷登故居为浙江省级文保单位,目前对外开放。
 



 

基本资料


  国籍:美国
65岁的司徒雷登
65岁的司徒雷登

  出生地:中国杭州

  出生日期:1876年6月

  逝世日期:1962年9月19日

  毕业院校:汉普登悉尼学院弗吉尼亚州南长老会所设的协和神学院

  信仰:基督教

  代表作品:《启示录注释》《司徒雷登日记》《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

家庭影响


  1876年6月生于杭州。司徒雷登的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国的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父亲是美国南长老会的传教士,1868年被派往杭州传教。母亲1874年来华,在杭州创办了中国第二所女子学校(第一所在北京),并自任校长多年。司徒雷登是四个孩子中的老大。从血统上说,他是一位纯粹的美国人。而用司徒雷登自己的话来说,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主管杭州基督教天水堂,司徒雷登即出生在天水堂教士住宅(今杭州下城区耶稣堂弄),当时杭州没有外国学校,司徒兄弟的启蒙教育,全由妈妈担当。他们常同中国小朋友一起玩,大家都说中国话。中国的各种风俗庆典,都为他们耳闻目睹,且参与其中。司徒雷登喜欢杭州的风景和中国饭菜,会讲一口纯正的杭州话。在他幼小的心里不可避免地种下了“中国根”。11岁时被送回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借住在亲戚家,在那里曾被人讥笑为不会说英语的怪物。在大学期间受“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的影响而转到神学院,立志于传教。也是因为受父母影响,司徒雷登及其两个弟弟在美国读完大学后,都先后来到中国当了传教士。

在中国传教


  1876年出生于中国杭州一个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家庭,从小就在中国长大,并跟随母亲学习英文、拉丁文、数学、历史等知识。1887年回美国读书,1896年大学毕业,拿到了文学学士学位,以后又学了3年拉丁文和希腊文,1899年司徒雷登进入神学院,加入了“学生海外志愿传教运动”组织,1902年被按立为牧师。
司徒雷登的家人
司徒雷登的家人


  1904年11月,与爱玲·鲁德女士结婚,当年年底同妻子一起来到杭州,成了第二代美南长老会传教士。至此,司徒雷登阔别中国已整整17年。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开始从事传教,并钻研汉语,曾参加建立杭州育英书院(即后来的之江大学)。1906年,司徒雷登的独生子杰克也在杭州出生。杰克后来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城市当了牧师,收入很低,没有能力照顾父亲。1908年,南京金陵神学院成立,应南京金陵神学院聘请,司徒雷登携妻儿离杭赴任,他在那里生活了11年。

  司徒雷登到金陵神学院担任教师的第三年,正好赶上辛亥革命爆发。美联社那时还特别聘请司徒先生担任他们的战地通讯记者,负责报道中国政局。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司徒雷登为唯一参加开国大典的外国人。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发表演说,宣布辞去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司徒雷登是在场的唯一外国记者,也是唯一的外国人。正因为他对中国政局以及中国社会的了解,1915年回国时,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还在白宫召见了他,向他了解中国及中日关系等情况。

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1919年春,司徒雷登告别了工作十一年的南京金陵神学院来到北京,就任燕京大学校长。

校长最佳人选

  1918年,出生在杭州的美国人司徒雷登在南京度过了他人生中的第42个春秋。自1905年来他在中国传教的成果,不仅让他所隶属的美国南长老会对他刮目相看,而且也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声誉。
在燕京大学
和燕京大学学生交流

  也就在这一年,位于北京的两所教会大学(汇文大学协和大学)筹划酝酿已久的合并初步达成了一致。然而在当时的另一些人看来,出任这所还是将来时的燕京大学的最合适人选,则已经是非司徒雷登莫属了。

  他中文与英文都运用自如,而且深谙中国文学,能调和中外,折衷新旧思想的,不作第二人想。

  当年美国“学生志愿参加海外传教运动”的领袖罗伯特·史庇尔Robert E.Speer)认为:“司徒雷登深切了解中国,于在华传教人士中对中国青年最具影响力,而且才华与学养出众,思想开朗,中外人士都心仪其人。”因此他判断司徒雷登是燕京大学校长的最佳人选。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副总干事布鲁克曼F.S.Brockman)则推荐说:“司徒雷登的才具足以出掌任何教会机构。他出生中国,此为其他同行所望尘莫及。他中文与英文都运用自如,而且深谙中国文学,可称一时无俩。他的心灵也属难得的品质。我相信他举世无仇敌。在未来的大学里能调和中外,折衷新旧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

接受任命

  1918年的下半年,美国南北长老会正式向司徒雷登下达了命令,让他去筹办“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但是司徒雷登本人对于这项任命却并非心甘情愿,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他说:“……我实在不愿意去。我对金陵神学院的工作十分满意。”他的许多朋友,也认为那是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劝他不要去。但是他的一位老朋友哈利·卢斯博士(即美国《时代》周刊创办人享利·卢斯的父亲)却对他表示了支持,但他同时提醒司徒雷登,在应聘之前,应当仔细审查经费方面的问题。
司徒雷登在办公
司徒雷登在办公


  事实的确如此,上任当时他面临的不仅是陌生的环境和干燥寒冷的气候,还有创建这所教会大学在经济上“一文不名”的窘况。贵思女士(冰心先生的老师)在她写于1936年的《司徒雷登博士传略》中也回忆:“那时的燕大是一无可取。我们很局促地住在城内,没有教员也没有设备……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许多西方教员,不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更要命的是“常年经费有一半是落空的”。

  虽然司徒雷登对于这任命并不情愿,但是他并不是个畏惧困难的人,同时,作为一个出生在中国并对中国有深厚感情的美国人,他认为创建一所新大学,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而且这个任务跟美国也没有什么冲突。司徒雷登接受了聘请,但同时约定:他不管经费的事情。

走马上任扩建学校

  1919年春天,司徒雷登正式走马上任,出任燕京大学的校长。虽然一开始曾经约定他不负责经费的问题,但是他坐上校长的位置后,这个问题困扰就出现了。在后来他的回忆录里,他回忆道:“当时学校一点现款都没有”。而学校当前的情况却需要更换一个更适合发展的校址。不然燕京没有办法发展。根据司徒雷登的学生韩迪厚回忆,1919年的秋天,司徒雷登接手的燕京大学是这样的景象:那里有五间课室。一间可容100学生的饭厅,有时用这间大屋子开会,也有时用来讲道。还有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另有网球场和篮球场。此外刚弄到手一座两层的厂房,原是德国人建的,可以改作课堂和实验室。
燕京大学牌匾
燕京大学牌匾

  燕京大学的历史,要追溯到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西方教会势力开始在北京等北方地区漫延。此前,清政府对皇城北京一带的教会活动控制很严,因此为数不多的教会学校条件都十分简陋,甚至称不上学校。燕京大学主要就由这样三所教会学校,即华北协和女子学院、华北协和学院和汇文大学合并而成。

  当时学校本部在城区的盔甲厂,校舍严重不足。于是司徒雷登亲自骑毛驴或自行车四处勘察,看中了西郊一处宽敞的地方。那个园林被陕西督军陈树藩买下,但司徒雷登亲自前往西安游说,陈树藩终于被他的诚意感动,不仅以象征性的4万银元低价出让,还捐给燕大2万银元作奖学金。
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
司徒在燕京大学


  司徒雷登自1920年为燕大购得淑春园旧址,又继续购得相邻的明代米万钟勺园故址,至1926年师生迁入新校址时,燕京大学已是今非昔比;再至1929年校园举行隆重的落成典礼时,燕大又陆续购买了燕南园燕东园农园镜春园蔚秀园承泽园朗润园等,面积扩大了四倍,通称燕园。1926年,燕京大学迁入新址——燕园。美国一对夫妇在湖边(此湖后来被钱穆命名为“未名湖”)捐赠了一处住宅,指定为校长居住,但司徒先生并未把它当作自己的私宅,接待来宾、重要会议或者燕大青年教师的婚礼,都常在这里举行。著名的女作家冰心吴文藻也是在这里举行的婚礼,证婚人就是司徒先生。冰心与司徒先生的关系很好,这幢房子很长时间里并没有名字,直到1931年才由冰心取名为“临湖轩”,后由胡适撰写了匾额。1926年,他一直多病的夫人去世(当时司徒雷登只有50岁,从此没有再娶),葬于燕园东门外的墓地,这是燕大坟园中的第一座坟墓。

  扩大校园规模自然需要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司徒雷登最初曾设想自己不涉足经费问题,请副校长路斯博士和洪业先生负责到美国筹款,自己把精力主要投放在教学和研究方面,以提高燕大教育质量。但经费问题使司徒雷登无法实现这种想法,而且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几乎伴随他整整二十多年的燕大生涯。1922年,路斯和洪业先生到美国筹款一年半后,仅募得200万美元,这笔钱对燕大的兴建远远不够。于是从1922年燕园开工,司徒雷登不得不亲自披挂上阵,到美国募捐。至1936年抗战爆发为止,他先后赴美十次,平均一年多一次,在各种场合讲演、筹款,紧张的募捐活动使他一度患上一种神经性消化不良症

打造师资队伍

  司徒雷登深知,要把燕京大学办成一流大学,必须要有一流的教师。他坚持由学校自行聘请教师;所有教师不必信教;按教授等级,中外教师同等同酬;对有名望、有真才实学者,登门拜访,高薪聘用。在燕京大学初创时期,他就延请到了刘廷芳洪业两位名师,在刘、洪的协助以及影响之下,一大批学术大师纷纷奔赴燕京,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燕园之内已经是名师云集,国文系有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历史系则有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人,哲学系则有张东荪等名宿……名师出高徒,雷洁琼冰心费孝通侯仁之等等,则是那一时期的学生。

  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陈寅恪郑振铎谢冰心钱玄同费孝通顾颉刚张友渔斯诺等大师都曾在燕京大学任教。教授月薪360大洋(银元),校长月薪500大洋。司徒雷登只拿教授月薪。当时的国立大学常有欠薪情况,燕京大学从不拖欠。

与哈佛合作

  司徒雷登一手促成的与哈佛的合作,让燕京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

  师资队伍强大,让燕京大学有了很大的知名度,然而真正让燕京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的,则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上世纪初期,司徒雷登了解到美国铝业大王霍尔(1863-1914)有一笔巨额遗产捐作教育基金,并声明遗产中一部分用于研究中国文化,由一所美国大学和一所中国大学联合组成一个机构,来执行这项计划。起初遗嘱执行机构选了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北京大学,但司徒雷登设法成功地说服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于1928年春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并设立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

声誉达到巅峰

  燕京大学是教会办的大学,但司徒先生一直倡导一种自由、开放的教学氛围。在他的努力下,在20世纪30年代初,燕京大学已经发展成能与北大清华鼎足而立的中国著名高等学府。原来的燕京大学校址现在已经变成了北京大学。由于燕京大学的成功以及它的影响,司徒雷登在中美两国的声誉也在上个世纪中叶达到了巅峰。

支持爱国运动

  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是司徒雷登主政燕京大学20多年里始终坚持的理念。

  1920年4月,全国学联因政府与日本山东问题的谈判宣布罢课,以示抗议。燕京大学的师生员工响应学联的决议,停课六星期,耽误的学业在暑假补足。1925年“五卅惨案”刚发生,燕京大学就发表了正义凛然的宣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司徒雷登亲自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师生走上街头游行,在队伍最前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34年,北平学生反对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纷纷南下请愿示威。燕大的学生在爱国方面一向不甘人后,也参与其中。司徒雷登对学生请愿表示出宽容,他说:“如果燕大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为抗议日本暗中策划的华北自治阴谋,燕京大学的学生在寒冷的北风里徒步向西直门进发。
燕京大学学生
燕京大学学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司徒雷登也在考虑是否把他经营了许多年的燕大迁往后方,但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决定让这所大学留在北京。他迅速在燕园升起美国的星条旗,以示此处属于美国财产,又特别在大门上贴上公告,不准日军进入。但就是在这样的时期,抗日刊物以及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依然在燕京大学里正常地得以出版。

  由于司徒雷登这种兼容并包的胸怀,在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中,抗日救亡的呼喊得以在这所由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中发出了时代的声音。 

  从七七事变到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四年半里,燕京大学保持着办学的常态。
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


  日本人对于燕京大学有觊觎之心,他们一直寻找种种借口要求燕京大学聘请日籍教师和接受日本学生,对此司徒雷登只是阳奉阴违。为了堵住日本人的口舌,他聘请了一位日籍教师———考古大师鸟居龙藏,一个反对日本侵华的学者。日本人曾提出让日本学生进燕大读书的要求,司徒雷登表面同意,但坚持应和中国学生一样经考试合格方能录取,结果虽有日本学生报考,却因未达到标准,无一人进入燕大。

  但“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宣布对日作战当天,日本宪兵便派兵将学校包围,在日占区坚持了4年之久的燕京大学被迫关闭。燕京大学仅仅存在了33年(1952年停办),其间受到日本侵华战争的严重干扰,注册学生总共不超过10000名,却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的人才,很多是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

被日本囚禁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不再顾忌美国方面的反应,日本偷袭珍珠港,日美开战。在战争爆发的当天早晨,早已对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心怀不满的日本宪兵队闯进燕园,对学校实行包围和封锁,并逮捕了燕大师生18人。第二天,燕京大学即被日军封闭。司徒雷登当时正在天津为学校募捐,借住在英商汤生公司。一向关注国际变化的司徒雷登虽然曾经预料美日之间会爆发战争,但是他显然无法预料日本宪兵队会到他的下榻之处去逮捕他。1941年12月9日一早,正当司徒雷登从天津准备回校时,两个日本宪兵找到他在天津的下榻处将他逮捕,押送回北京,成为阶下囚。最初,司徒雷登与近2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记者和传教士,被关在美
自传
自传书籍
国领事馆。但4周后,绝大多数人被释放,只有司徒先生与协和医院院长亨利·霍顿博士及财务主管鲍恩博士仍被继续关押。刚进监狱的时候,司徒雷登受到了审问,但是日本人一无所获。在之后的日子里,他被允许看两份报纸,一份是北京出的英文报纸,一份是英文版的《大阪每日新闻》。为了打发时间,他把自己能想起的汉语成语写出来翻译成英语,另一个打发时间的方式是猜字谜--这三位被关押的美国人当年也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他们获释后,《时代》周刊用这样一个标题描写他们的经历:一千五百个夜晚的字谜游戏。

  司徒雷登被捕之后,美国国务院一再态度强硬地要求日本释放司徒雷登,这恰恰让日本认为司徒雷登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并决定在需要他发挥作用的那一天再释放他。因此,在其他燕大师生被营救出来之后,司徒雷登一直被囚禁在北京东单三条日军看守所,与外界完全隔绝。一直到1945年8月17日,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投降,被监禁了3年零8个月又10天的司徒先生重获自由。而这时他的着述已积页成册,在三年多的监禁生涯中,他利用这段相对空闲的时间完成了他的大部分自传。后来,司徒雷登根据他在狱中所写的自传写成了《在华五十年》一书。

任美国驻华大使

失败的驻华大使

  1945年,内战迫在眉睫。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马歇尔为特使,到中国调处国共纠纷,企图化干戈为玉帛。马歇尔自从1945年12月15日启程来华担任杜鲁门总统的特使调处国共两党纷争,经历过多番努力,1946年1月11日国共双方终于签署了“停战协议”,3月27日国共双方又签署了东北停战协定,可是墨迹未干,几天之后国民党便在东北展开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已箭在弦上。这时,马歇尔却提名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华大使。马歇尔觉得自己已经无能为力、无事可做了,换一个人,也许会出现转机。而司徒雷登对中国和中国作风知之广泛,中国各阶层人士都能接受他,国共双方都有他的学生担任着重要职务,所以他虽然是个外交“生手”,还是被杜鲁门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
司徒雷登回中国
司徒雷登回中国


  那时司徒雷登已近70岁,对于大使任命,他提出两点要求:一、希望两年内完成大使任务后仍回燕京大学;二、出任大使必须要有傅泾波做助手。这个请求得到了马歇尔的特批,于是傅泾波以“私人顾问”的身份跟随司徒到了南京傅泾波不是美国公民,美国大使让一个中国公民担任他的秘书,这在当时也是够特殊的。

  1946年,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当时曾有人这样评价他:“既是政客又是学者,既是狡猾的对手又是温馨的朋友。”

  1947年7月,司徒雷登在南京履职,在其就任大使的宴会来宾中,有当时还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司徒雷登以促成中国的和平为己任,痴迷于组建中国的联合政府。可惜他生不逢时,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不听他的,美国政府也偏袒国民政府,他作为大使,又不得不服从美国政府的决策——他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内战全面爆发。到1948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当时的苏联驻华大使都随国民政府迁到广州去了,司徒雷登仍留在南京观变。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都邀请司徒雷登回燕京大学去,但是在他就北平之行向美国国务院请示时,却遭到拒绝,并要求他立即返美。

  随着南京的解放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彻底失败,1949年8月2日,73岁的司徒雷登应美国国务院所召,踏上了回美国的飞机。随行的有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一家。在飞机上,他看到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在那里,司徒雷登完全成了一个美国对华政策失误的替罪羊。

  1949年8月8日,毛泽东发表的《别了,司徒雷登》曾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而广为流传。

出任大使原因

  马歇尔为什么要推荐司徒雷登?司徒雷登为什么又同意出任大使?

  马歇尔这样解释:“我需要这样一位大使人物的帮助,他能够立即在谈判双方产生一种高度的信任感……我之所以要求他出任,是因为根据所有在中国的知情人士,无论是美国人抑或是中国人之反应,他是一位占有独一无二位置的高度受尊重的外国人,他完美无缺的人格标准以及他一生50年在中国所作所为是西方世界最好的一个榜样。国民党共产党都同样信任和仰慕他。不久前为他70寿辰在北平举行的庆祝成了一项盛大活动。他大公无私,心中只有中国美国的利益。”
司徒雷登与周恩来
司徒与周恩来


  司徒雷登自己则说过:“马歇尔当初之所以把我拉进他所致力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事业,是由于我享有自由派美国人之声誉,对全体中国人都心存友好,以及并无对任何派别和思想学派的明显偏爱。”但此外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二次大战结束不久,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辞职归国,遗缺一直没有任命。原因是杜鲁门把选择权留给马歇尔,以便他挑选一个能够配合他工作的大使。马歇尔原先意属魏德迈。魏在二次大战后期曾出任盟国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他的前任史迪威将军是位勇敢耿直的职业军人,曾率军浴血缅甸战场,战功彪炳。为了早日战胜日寇,他主张把美援军用物资公平地分给所有真正抗日的武装力量,包括共产党的武装部队在内。他又猛烈抨击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和无能,因而与蒋氏多次冲突,最后不得已去职。魏德迈不但为人圆滑,而且一向持反共观点,甚为蒋氏赏识。由他出任大使蒋氏自是求之不得,但共产党人乃至第三方面人士则强烈反对,认为无助且不利于和谈事业。马歇尔正骑虎难下,进退失据。这时司徒雷登自动送上门来,于是马歇尔立即改打司徒雷登这张牌。马歇尔深知,蒋介石虽然宁愿选择魏德迈,但却无法反对司徒雷登这样一位他公开宣称的老朋友;至于共产党方面,早已有了共识。所以当7月4日马歇尔正式要求司徒雷登出任大使时,司徒雷登曾笑问:“中共反对我不?”马歇尔蛮有把握地答道:“看来他们不会。”果然第二天司徒雷登打电话给周恩来,周第一句话是:“还是你呀,太好啦!你是公正的,有些美国人老偏袒国民党。可千万不能把军火给国民党,那等于你们杀中国人!”司徒雷登听罢不禁叹道:“周恩来辞锋犀利,切中要害!”

凄凉的晚年


  司徒雷登一回到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立即向他下令:不许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

  司徒雷登和傅泾波一家先是租公寓住,1953年,傅泾波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凑了3万美元,买下一所房子,一家老小搬了进去,司徒雷登也就成了傅家的一个成员。
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

  由于受到约束,司徒雷登的社交有限,大多只参加一些与宗教有关的活动。有一次,他前往纽约参加一个基督教团体的聚会,返回华盛顿途中,在火车上不幸中风,摔倒在厕所里,半身不遂。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凡是与苏联中国共产党国家有过关系的人都受到监控和盘查,司徒雷登也不能例外。

  司徒雷登得病后,先在海军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后来还是回到了傅家。半年后,司徒雷登的病情就有所好转,可以拄着拐杖上下楼,并走到院子里。

  司徒雷登一生清廉,没有多少积蓄。回美国后,他采纳了傅泾波的意见,没有辞去大使职务。当时他们有两个考虑,一是担心美国派新的大使去台湾,给美中关系造成麻烦;二是从现实着想,不辞职就可继续享受大使待遇,每月拿1000多美元。但两三年后,美国国务院还是多方施压,司徒雷登不得不辞职。此后,美国一家慈善性机构“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委员会”每月给司徒雷登600多美元的生活费。1954年,司徒雷登出版了英文回忆录《在中国50年》,拿到了一点稿费,但此书印数不多,也没有再版。

  1955年8月,司徒雷登写下遗嘱,将他的全部文件赠送给傅泾波,并要求傅泾波替他完成两个心愿:一是将1946年在重庆周恩来送给他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给中国;一是他死后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燕大校园未名湖畔他妻子的身旁。

  1962年9月18日,司徒雷登在华盛顿去世,享年86岁。

人生遗憾


  据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的女儿傅海澜说,司徒雷登常常念叨一生中有两个遗憾:一是1949年夏天没有听傅泾波的话,在向美国国务院请示之前,就从南京前往北京与中共接触,以造成既成事实。二是没有机会再回中国。他中风初期积极参加康复锻炼,内心的一个意念是,恢复健康后再回中国去。他常说,他回到中国“可以更正一些事情”。

骨灰归葬杭州


  根据司徒雷登先生遗愿,2008年11月17日,他的骨灰归葬杭州半山安贤园
 
骨灰归葬杭州
 骨灰归葬杭州

  2008年,在美国驻华大使雷德燕京大学老校友们和杭州市民的注视下,阔别中国60年的司徒雷登之魂,再度回到了中国杭州。11月17日,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骨灰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安眠于青山苍翠的怀抱之中。墓碑上简简单单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回到中国安葬,是司徒雷登先生的遗愿,他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在阔别中国60年后,司徒雷登再一次回到了中国,实现了他的遗愿,但是没有能够和自己的妻子合葬在燕园,则成了美中不足,也成了永久的遗憾。

  燕京大学校友会北京校友代表国仲元老先生把一捧洁白的百合花轻轻放在了墓碑前:“老校长,您安息吧。” “司徒雷登先生总说西湖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这里就是他的故乡。今天,他总算回家了。”杭州校友姚林杰老先生感叹着。

历史评价


  历史学家林孟熹这样评论他:“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曾为燕大学生、时任燕大教员的冰心这样赞扬自己的校长:“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作家冰心谈及燕京大学往事时还曾说道:“我就不爱听什么‘别了,司徒雷登’,人家司徒雷登帮过很多进步学生,好几个人都是坐着他的车才去了解放区。应该感谢每一个帮助自己的人,忘恩负义不好。”

  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中有段谈司徒雷登,但是1949年后出版物中总是删除这段话。这段话如下: “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而在中国,由于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他长期被公众认为是美国侵略中国失败的代表人物。在《毛泽东选集》四卷里,毛泽东是这样写的:“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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