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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17914 次 历史版本 0个 创建者:于归 (2011/3/25 11:51:49)  最新编辑:于归 (2011/3/25 11:51:49)
西汉梁孝王
拼音:Xīhàn Liángxiàowáng(Xihan Liangxiaowang)
同义词条:梁孝王,汉梁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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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武
刘武
 
  西汉梁孝王刘武(前184年?-前144年),西汉时期的贵族,与馆陶公主汉景帝同为窦太后所出,汉文帝嫡次子。前178年,刘武与刘参刘揖同日被汉文帝分别封太原王、梁王和代王。前176年刘武被改封为淮阳王。前168年梁宣王刘揖逝世,却无子嗣,刘武又被封改梁王。前161年刘武奉命从首都长安前往梁国首都睢阳(今河南商丘)。刘武在位期间曾带兵抵御七国之乱中吴王刘濞的进攻,功劳极大,后仗母后疼宠和梁国土地广大准备争夺皇储之位。前144年10月病逝,葬于永城芒砀山。在位23年,谥号为孝,故号梁孝王。
 

生平简介

张晓晨饰刘武
张晓晨饰刘武

  梁孝王,汉文帝的二儿子,大儿子就是后来的景帝,两人同为窦太后的儿子。

  梁孝王一开始为代王,后来淮阴王,最后才称为梁王。

  奈何窦太后比较喜欢梁孝王,所以一直希望景帝千秋万岁之后能传位于梁王。

  景帝确实犯傻,居然在一次酒会上从容说:"千秋万岁之后传位于王",记住,司马迁用了"从容"二字,显然不是喝醉了。皇上乃金口玉言,说话当然算数,所以梁孝王窃喜,没想到被窦婴驳回去了。从小就听说过周成王桐叶封疆的故事,皇上岂是口误,奈何当时举目天下,唯有梁孝王才是自己的亲兄弟,不靠他靠谁呢?

  所以后来平定七国之乱后,因为梁王最亲,战功确实也很卓著,所以后来分的财物和大城市最多。

  当景帝废了栗皇后之后,窦太后又起了这个心思,没想到袁盎这个时候推荐刘彻为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汉武帝,梁孝王一下子气坏了,派刺客把袁盎给杀了,可是事情没做干净,被景帝查出来了,吓得负荆请罪。景帝又一次原谅了他,还是因为窦太后说了一句。

  以梁孝王的财力和军力夺取天下并不是没有可能,所以当时七国之乱时,景帝特别防着他,硬是没让周亚夫发一兵一卒。平定之后更是声名显赫,有功高盖主的嫌疑,所以屡次被景帝暗算。

  后来不知道采用谁的破主意,开始大兴土木,宫台楼榭绵延三十里,天子旌旗,出门以天子仪仗,以为这样就可以让景帝不担心他称帝的野心,没想到后来打猎打到一头牛,脚长在背上,一发热病死了。

  想梁孝王也是虚怀若谷,门下不知多少人才,像我们熟知的司马相如、枚乘、邹阳,都是响当当的名号。可惜啊,身边好的谋臣太少,窦太后死后就没有靠山了。

家庭子女


  刘武和王后李氏等共生育了5子5女。
梁孝王王后
梁孝王王后

  长子 梁共王刘买

  次子 济川王刘明

  三子 济东王刘彭离

  四子 山阳王刘定

  五子 济阴王刘不识

  五个女儿皆赏赐汤沐邑

典籍记载

梁孝王
梁孝王

  《史记·卷五十八·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与孝景帝同母。母,窦太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长子曰太子,是为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参;次子胜。孝文帝即位二年,以武为代王,以参为太原王,以胜为梁王。二岁,徙代王为淮阳王。以代尽与太原王,号曰代王。参立十七年,孝文后二年卒,谥为孝王。子登嗣立,是为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义立,是为代王。十九年,汉广关,以常山为限,而徙代王王清河。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初,武为淮阳王十年,而梁王胜卒,谥为梁怀王。怀王最少子,爱幸异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阳王武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历已十一年矣。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国。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复入朝。是时上未置太子也。上与梁王燕饮,尝从容言曰:“千秋万岁后传於王。”王辞谢。虽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其春,吴楚齐赵七国反。吴楚先击梁棘壁,杀数万人。梁孝王城守睢阳,而使韩安国、张羽等为大将军,以距吴楚。吴楚以梁为限,不敢过而西,与太尉亚夫等相距三月。吴楚破,而梁所破杀虏略与汉中分。明年,汉立太子。其后梁最亲,有功,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馀城,皆多大县。孝王,窦太后少子也,爱之,赏赐不可胜道。於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馀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複道,自宫连属於平台三十馀里。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於天子。出言跸,入言警。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公孙诡多奇邪计,初见王,赐千金,官至中尉,梁号之曰公孙将军,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於京师。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节乘舆驷马,迎梁王於关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亲故。王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射禽兽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谒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无异。十一月,上废栗太子,窦太后心欲以孝王为后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关说於景帝,窦太后义格,亦遂不复言以梁王为嗣事由此。以事秘,世莫知。乃辞归国。其夏四月,上立胶东王为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议臣,乃与羊胜、公孙诡之属阴使人刺杀袁盎及他议臣十馀人。逐其贼,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逐贼,果梁使之。乃遣使冠盖相望於道,覆按梁,捕公孙诡、羊胜。公孙诡、羊胜匿王后宫。使者责二千石急,梁相轩丘豹及内史韩安国进谏王,王乃令胜、诡皆自杀,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韩安国因长公主谢罪太后,然后得释。上怒稍解,因上书请朝。既至关,茅兰说王,使乘布车,从两骑入,匿於长公主园。汉使使迎王,王已入关,车骑尽居外,不知王处。太后泣曰:“帝杀吾子!”景帝忧恐。於是梁王伏斧质於阙下,谢罪,然后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复如故。悉召王从官入关。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车辇矣。三十五年冬,复朝。上疏欲留,上弗许。归国,意忽忽不乐。北猎良山,有献牛,足出背上,孝王恶之。六月中,病热,六日卒,谥曰孝王。孝王慈孝,每闻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寝,常欲留长安侍太后。太后亦爱之。及闻梁王薨,窦太后哭极哀,不食,曰:“帝果杀吾子!”景帝哀惧,不知所为。与长公主计之,乃分梁为五国,尽立孝王男五人为王,女五人皆食汤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说,为帝加壹飡。梁孝王长子买为梁王,是为共王;子明为济川王;子彭离为济东王;子定为山阳王;子不识为济阴王。孝王未死时,财以巨万计,不可胜数。及死,藏府馀黄金尚四十馀万斤,他财物称是。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为平王。梁平王襄十四年,母曰陈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亲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宠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时,有罍樽,直千金。孝王诫后世,善保罍樽,无得以与人。任王后闻而欲得罍樽。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无得以罍樽与人。他物虽百巨万,犹自恣也。”任王后绝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开府取罍樽,赐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汉使者来,欲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闭门,李太后与争门,措指,遂不得见汉使者。李太后亦私与食官长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乱,而王与任王后以此使人风止李太后,李太后内有淫行,亦已。后病薨。病时,任后未尝请病;薨,又不持丧。元朔中,睢阳人类犴反者,人有辱其父,而与淮阳太守客出同车。太守客出下车,类犴反杀其仇於车上而去。淮阳太守怒,以让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执反亲戚。反知国阴事,乃上变事,具告知王与大母争樽状。时丞相以下见知之,欲以伤梁长吏,其书闻天子。天子下吏验问,有之。公卿请废襄为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无良师傅,故陷不义。”乃削梁八城,枭任王后首于市。梁馀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谥为平王。子无伤立为梁王也。济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孝景中六年为济川王。七岁,坐射杀其中尉,汉有司请诛,天子弗忍诛,废明为庶人。迁房陵,地入于汉为郡。济东王彭离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为济东王。二十九年,彭离骄悍,无人君礼,昏暮私与其奴、亡命少年数十人行剽杀人,取财物以为好。所杀发觉者百馀人,国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杀者子上书言。汉有司请诛,上不忍,废以为庶人,迁上庸,地入于汉,为大河郡。山阳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为山阳王。九年卒,无子,国除,地入于汉,为山阳郡。济阴哀王不识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为济阴王。一岁卒,无子,国除,地入于汉,为济阴郡。太史公曰:梁孝王虽以亲爱之故,王膏腴之地,然会汉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财货,广宫室,车服拟於天子。然亦僣矣。褚先生曰:臣为郎时,闻之於宫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称道之也。窃以为令梁孝王怨望,欲为不善者,事从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爱少子故,欲令梁王为太子。大臣不时正言其不可状,阿意治小,私说意以受赏赐,非忠臣也。齐如魏其侯窦婴之正言也,何以有后祸?景帝与王燕见,侍太后饮,景帝曰:“千秋万岁之后传王。”太后喜说。窦婴在前,据地言曰:“汉法之约,传子適孙,今帝何以得传弟,擅乱高帝约乎!”於是景帝默然无声。太后意不说。故成王与小弱弟立树下,取一桐叶以与之,曰:“吾用封汝。”周公闻之,进见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与戏耳。”周公曰:“人主无过举,不当有戏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应县。是后成王没齿不敢有戏言,言必行之。孝经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圣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骄蹇日久,数闻景帝好言,千秋万世之后传王,而实不行。又诸侯王朝见天子,汉法凡当四见耳。始到,入小见;到正月朔旦,奉皮荐璧玉贺正月,法见;后三日,为王置酒,赐金钱财物;后二日,复入小见,辞去。凡留长安不过二十日。小见者,燕见於禁门内,饮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岁。入与人主同辇,出与同车。示风以大言而实不与,令出怨言,谋畔逆,乃随而忧之,不亦远乎!非大贤人,不知退让。今汉之仪法,朝见贺正月者,常一王与四侯俱朝见,十馀岁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见,久留。鄙语曰“骄子不孝”,非恶言也。故诸侯王当为置良师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韩长孺等,敢直言极谏,安得有患害!盖闻梁王西入朝,谒窦太后,燕见,与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语言私说。太后谓帝曰:“吾闻殷道亲亲,周道尊尊,其义一也。安车大驾,用梁孝王为寄。”景帝跪席举身曰:“诺。”罢酒出,帝召袁盎诸大臣通经术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谓也?”皆对曰:“太后意欲立梁王为帝太子。”帝问其状,袁盎等曰:“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质,质者法天,亲其所亲,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长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孙。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对曰:“方今汉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当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与弟。弟受国死,复反之与兄之子。弟之子争之,以为我当代父后,即刺杀兄子。以故国乱,祸不绝。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祸宣公为之’。臣请见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见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终,欲谁立?”太后曰:“吾复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祸,祸乱后五世不绝,小不忍害大义状报太后。太后乃解说,即使梁王归就国。而梁王闻其义出於袁盎诸大臣所,怨望,使人来杀袁盎。袁盎顾之曰:“我所谓袁将军者也,公得毋误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剑,剑著身。视其剑,新治。问长安中削厉工,工曰:“梁郎某子来治此剑。”以此知而发觉之,发使者捕逐之。独梁王所欲杀大臣十馀人,文吏穷本之,谋反端颇见。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忧之,问公卿大臣,大臣以为遣经术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吕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经术,知大礼。来还,至霸昌厩,取火悉烧梁之反辞,但空手来对景帝。景帝曰:“何如?”对曰:“言梁王不知也。造为之者,独其幸臣羊胜、公孙诡之属为之耳。谨以伏诛死,梁王无恙也。”景帝喜说,曰:“急趋谒太后。”太后闻之,立起坐餐,气平复。故曰,不通经术知古今之大礼,不可以为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见之人,如从管中闚天也。

后世评价


  李白有诗云:梁王宫阙今安在?枚马先归不相待。舞影歌声散绿池,空余汴水东流海。站在梁王墓前,耳边萦绕着飘渺的古琴声,芒砀山正沉浸在阳光里,一切是那样的安静,全不因游客的到来而显的嘈杂,昨日的辉煌转而今天的苍凉,蓦然间发现在历史的长河中,人渺小的直可忽略不计,不论地位的高低,亦没有贫富的差异。

梁孝王墓

梁孝王墓
梁孝王墓
 
 
  梁孝王墓,史书上多有记载。《史记·梁孝王世家》索隐《述征记》:“砀有梁孝王之
冢”。《水经注·获水》引应邵曰:“县有砀山,山在东,出文石,秦立砀郡,盖取山之名也……山有梁孝王墓,其冢斩山为廓,穿石为藏。”清光绪编《永城县志·古迹》中记载:“孝王洞在保安山之东麓,其中有十字街,饮马池。” 《太平寰宇记》载:“梁孝王墓在县(北)五十里,高四丈,周回一里,砀山南岭山。”梁孝王墓被发现最早可追溯到东汉末年,曹操“引兵人砀,伐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宝数万斤”,致使“金尽梁王石室空”。

梁孝王寝园遗址 

梁孝王寝园遗址 
梁孝王寝园遗址 

  在保安山的周围皆有陵墙,南墙位于保安山南山脚柿园村北,东墙位于梁孝王墓口东200米处,北墙位于山城集南,西墙位于保安山西侧,因开山采石受到破坏。从其走向看是依山势而建,围绕山体一周。在梁孝王和王后墓之间东侧的台地上有陵寝建筑基址,呈南北向长方形,南北长110米,东西宽60米。1992年9 月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单位对基址进行了发掘清理,1994年被评为“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建筑基址内主要建筑的四面是用石条垒砌的石墙,西墙保存较好,北墙仅存石基础,东南墙仅存墙迹。陵寝的主要建筑基址有大门、照壁、回廊、前庭、主殿、配房、天井、寝殿、庖厨等。

  “寝园”是由秦代的寝殿发展而来的。寝园基址均为青石砌成,主殿前后还保留有青石台阶。在寝园内出土了一批建筑构件如板瓦、筒瓦,生活用具如盆、瓮、碗、甑等,还有半两、五铢钱。特别是出土大批模印“孝园”文字的筒瓦,说明是专为梁孝王陵园建设而烧制的。

  西汉自景帝开始,在帝陵后陵都筑有陵园,这应是宫城的缩影。汉早期的寝园就在陵园内,位于陵墓的附近,应属于陵墓的主要礼制建筑,又称为陵寝。寝园主要用于祭祖,亦即所谓侍奉墓主灵魂日常起居的住所。

  汉代盛行厚葬之风,又有祭祀的习俗,此寝园的作用一是派专人守护防止盗掘陵墓。二是守陵者每天奉衣食对亡灵祭祀。三是其后代在梁孝王或王后忌日和其他时间来此祭祀时提供住宿、饮食起居等。

  整个寝园建筑基址以殿、堂、院、室为主体。规模宏大,布局严谨,这在以往发掘的汉代诸侯王陵墓中是十分罕见的,对研究西汉时期王宫建筑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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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孝王集团的文学想象
张晓晨饰梁孝王
张晓晨饰梁孝王

  战国以来养士之风盛行,其流风余韵,波及西汉前期。高祖刘邦之子中,吴王刘濞、楚王刘交、齐王刘肥、淮南王刘长;文帝刘恒之子中,太子刘启、梁孝王刘武;景帝之子中,河间献王刘德、鲁恭王刘余等,无不开馆延士,为世人瞩目。如“文帝为太子,立思贤苑以招宾客。苑中有堂隍六所。客馆皆广庑高轩,屏风帏褥甚丽。”[1]又如“河间王德筑日华宫。置客馆二十余区,以待学士。自奉养不踰宾客。”[2]鲁恭王扩建宫室,发现大量古代典籍,在文化史上产生重要影响。上有所好,下必从之。大臣也隆礼敬士。如 “平津侯(公孙宏)自以布衣为宰相,乃开东閤,营客馆,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钦贤馆,以待大贤;次曰翘材馆,以待大才;此曰接士馆,以待国士。其有德任毗赞、佐理阴阳者,处钦贤之馆。其有才堪九烈将军二千石者,居翘材之馆。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艺,居接士之馆。而恭自菲薄,所得俸禄,以奉待之。”[3]

  在上述诸多政治集团中,最具有文人色彩的主要有淮南王文人集团和梁孝王文人集团。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序称:“梁孝王时有邹、枚、严、马,游者美矣。”由此不难推想后世文人对于梁孝王文人集团的倾慕之情。职此之故,历代都有站在不同的立场对其进行文学想象的创作活动,留下许多美丽的篇章。

  一、历史上的梁孝王集团

  梁孝王刘武,汉文帝次子,与汉景帝刘启均为窦后所生,因此,与景帝是同父同母兄弟,原本关系很好。文帝即位第二年,即前元二年(前178)初封为代王,转为淮阳王。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其弟刘揖坠马死,遂封梁孝王。其生平史记详见《史记·梁孝王世家》和《汉书·文三王传》。其治所在今河南商丘。这里原属楚国故地,受楚国风气影响很大。《西京杂记》卷二载:“梁孝王好营宫室苑囿之乐,作曜华之宫,筑兔园。园中有百灵山,山有肤寸石、落猿岩、栖龙岫。又有鴈池,池间有鹤洲凫渚。其诸宫观相连,延亘数十里,奇果异树,瑰禽怪兽毕备。主日与宫人宾客弋钓其中。”《太平御览》一百九十七引《隋图经》载,梁孝王筑东西苑,方三百里,是曰兔园。《艺文类聚》卷六十五、《古文苑》卷三均载有枚乘《梁王菟园赋》,对该园有过精微的描述,如:“修竹檀栾,夹池水旋,兔园并驰,鹯鹗鹞鵰,翡翠鸲鹆。巢枝穴藏,被塘临谷,声音相闻,啄尾离属。于是晚春早夏,邯郸襄国,相与杂沓而往款焉。高冠扁焉,长剑闲焉,左挟弹焉,右执鞭焉,日移乐衰,游观西园。从容安步,斗鸡走兔,俛仰钓射,煎熬炰炙,极乐到暮。若夫采桑之妇,连袖方路。”[4]

  景帝初年,吴楚七国叛乱。梁王拒七国之乱,“所杀虏略与汉中分。”为巩固汉帝国立下汗马之功,因而得到了景帝的高度赞赏。景帝前元三年(前154),梁孝王第二次入京时,景帝甚至戏言将传位给他。翌年,汉景帝立其子刘荣为太子。这对于梁孝王刘武而言多少有些讽刺的意味。景帝戏说传位给他,梁孝王也“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而一旦事态明朗,梁孝王依然感到巨大的失落。从此,他开始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汉书·文三王传》载:“汉立太子。梁最亲,有功,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多大县。孝王,太后之子,爱之,赏赐不可胜道。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从千乘万骑,出称警,入言跸,拟于天子。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东游士莫不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公孙诡多奇邪计,初见日,王赐千金,官至中尉,号曰公孙将军。多作兵弩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钜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5]这段记载,将景帝立太子与梁孝王扩充地盘、大治宫室联系起来叙述,其中的因果关系似乎不言而喻。只是,这个时候,矛盾还没有完全公开化。

  景帝刘启前元七年(前150)十月,梁孝王第三次入朝。其侍中、郎、谒者均出入天子宫殿。这年十一月,景帝废已太子刘荣为临江王。窦后很希望立梁孝王刘武为嗣,结果为爰盎等大臣所劝阻。梁孝王只得悻悻辞归。五个月以后,景帝子、胶东王刘彻被立为太子。事已至此,梁孝王彻底失望,先是怨恨爰盎等人向景帝进谏,于是与羊胜、公孙诡等谋杀爰盎及其他议臣十馀人。阴谋败露后,羊胜、公孙诡等人自杀。幸亏其幕僚如邹阳等人从中斡旋,梁孝王得以免罪,但是与景帝的关系也从此彻底疏远了。六年以后的中元六年(前144)六月,梁孝王抑郁而死。此后,梁国一分为五,孝王五子皆封为王。显然,其政治势力被大大地瓦解,仅仅保留了若干经济特权。[6]

  我们虽然还不能具体推知梁孝王与汉景帝之间是是非非的细节,也不能简单地据此来评价梁孝王的政治野心。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即不论梁孝王是“贵盛”,还是落难,其身边的文人却始终如一,非常难得。譬如,邹阳初到梁国,其才能颇受梁孝王欣赏,后遭忌入狱。作《狱中上书自明》,感动了梁孝王而引为上宾。梁王谋刺爰盎获罪,向邹阳悔过,并请教解罪的方略。经过邹阳的活动,梁王最后幸免于死。从这件事情上看,梁孝王确实爱才、惜才,诚如韦应物所说,“梁王昔爱才,千古化不泯。”[7]这些文人也乐于为他奔走。再譬如,枚乘到梁国后,就没有离开,梁孝王死后才回到淮阴老家。这两个人都曾为吴王幕僚,他们所以离开吴王就是看到了他的政治野心。如果梁孝王真的如吴王那样内险外仁,两人也许早就应当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了。毕竟,明者慎微,智者识几。正是这样一批比较正直的文人云集在梁孝王周围,也吸引了司马相如的注意。《汉书·司马相如传》载其“以訾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严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得与诸侯游士居。”司马相如也是在梁孝王死后才回到自己的老家。所以唐代顾况《宋州刺史厅壁记》称:“梁孝王时,四方游士邹生、枚叟、相如之徒,朝夕晏处,更唱迭和。天寒水冻,酒作诗滴,是有文雅之台。”[8]就说明了梁孝王艺术旨趣,为众多文人幕僚所倾心,诚如高适说“梁王昔全盛,宾客复多才。”[9]在此文雅之台,邹阳、枚乘、枚皋、司马相如、羊胜、公孙诡、路乔如、丁宽、韩安国等人充分展示了他们的文学天才。

  邹阳,齐人。吴王刘濞镇抚江南时,“招致四方游士,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 后来,吴王太子在京城被杀,与朝廷结怨,阴谋起事。汉文帝后元七年(前157),邹阳作《上书吴王》,然未有成效。遂离开江南,从初贵盛的梁孝王游。[10]邹阳没有想到的是,同是齐人的羊胜、公孙诡等人出于妒忌心理,竟然在梁孝王前进谗言,于是,梁孝王一怒而把邹阳投置狱中,必欲置之死地。邹阳在狱中上书梁孝王,文辞委婉而雄辩。梁王看到上书后,就立即释放了邹阳,并延为上客。这篇《狱中上书自明》,博引史实,铺张排比,在哀婉悲叹之中包含着激愤感慨,颇有战国游士纵横善辩之风。此文收入《文选》、《古文辞类纂》以及《古文观止》,影响极为久远。《文心雕龙·论说》:“邹阳之说吴、梁,喻巧而理至,故虽为而无咎矣。”《才略》:“邹阳之上书,膏润于笔,气形于言。”刘勰用“气形于言”来评价邹阳的文章风格,还是比较贴切的。

  枚乘,字叔。淮阴人,为吴王刘濞郎中,作《上书谏吴王》、《上书重谏吴王》二篇。前篇作于景帝即位之前,后篇作于晁错被诛之后,七国叛乱被平之前的前元三年(前 154)。[11]吴王不纳其言,枚乘亦转从梁孝王游。他到梁国的时间似较邹阳为晚,但是其文辞最为梁王看好:“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汉书·艺文志》著录赋九篇。今存《七发》见于《文选》,开篇称:“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据此推断,很可能作于江南,其时正从吴王游。作于梁时的作品主要有前引《梁王菟园赋》和《西京杂记》收录的《柳赋》。

  枚皋,字少孺。为枚乘妾所生。枚乘东归时,母子未随,而继续居梁。《汉书·艺文志》著录百二十篇。《隋书·经籍志》已不著录,久佚。《西京杂记》卷三载:“枚皋文章敏疾,长卿制作淹迟,皆尽一时之誉。而长卿首尾温丽,枚皋时有累句。故知疾行无善迹矣。扬子云曰:‘军旅之际,戎马之间,飞书驰檄,用枚皋;廊庙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册,用相如。”[12]其特点就是“敏疾”,然“时有累句”。故《文心雕龙·谐隐》以俳优相称:“东方枚皋,餔糟啜醨,无所匡正,而诋嫚媟弄,故其自称为赋,乃亦俳也;见视如倡,亦有悔矣。”枚乘、枚皋父子同游梁王,后人传为佳话。如《北史·文苑·颜之推传》载:“元帝手敕曰:枚乘二叶,俱得游梁;应贞两世,并称文学。”

  司马相如,字长卿,小名犬子。蜀郡成都人。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汉景帝前元七年(前150)时从梁王游。梁孝王死后,司马相如回到蜀郡的临邛。其著名的作品《子虚赋》大约作于梁地。《汉书·司马相如传》:“客游梁,得与诸侯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 《汉书补注》引顾炎武云:“《子虚赋》乃游梁时作。”此赋体制宏伟,尤长夸饰,组织严密而音调富有变化。文体较之《楚辞》,颇见散文化的特点。其结构略近战国游说文字,往往东西南北,罗列名词,较少变化。然气势雄肆,亦不乏精彩之笔,故昔人评为“尤以气胜。”相传司马相如在构思这篇巨制时,神思萧散,不与外界相来往,忽然而睡,涣然而醒,经历了百余日的紧张构思写作,才终于完成。《西京杂记》卷二记载了司马相如关于此赋的一段话,也成为文学史上一段佳话: “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页13)尽管这段话的真实性还有人表示怀疑,但是,它确实写出了司马相如辞赋创作的特色。司马相如的辞赋创作博得了时人的高度赞扬,甚至辞赋大家扬雄也怀疑司马相如的赋不似从人间来,乃神化所至。

  公孙诡,字号及生卒年不详。《史记·梁孝王世家》称其“多奇邪计。初见王,赐千金,官至中尉,梁号之曰公孙将军。”著有《文鹿赋》,见《西京杂记》。

  公孙乘,字号及生卒年不详。事梁孝王。作《月赋》,见《西京杂记》。

  羊胜,字号及生卒年不详。事梁孝王。作《屏风赋》,见《西京杂记》。

  路乔如,字号及生卒年不详。事梁孝王。作《鹤赋》,见《西京杂记》。

  丁宽,字子襄,梁人。先从梁地项生研习《易》学,后师事田何。学成辞归,田何谓门人曰:“《易》以东矣。”至雒阳,丁宽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景帝时,丁宽为梁孝王将军,拒吴楚之乱,号丁将军,又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生平事迹见《汉书·儒林传》。

  韩安国,字长孺,梁成安人。后徙睢阳。尝从邹田生学习《韩子》、杂说等。事梁孝王,为中大夫。吴楚反时,孝王使韩安国及张羽为将,扞吴兵于东界。张羽力战,安国持重,以故,吴不能过梁。吴楚破,韩安国、张羽由此扬名梁国。梁王以至亲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戏,僭于天子。韩安国曾作为梁使疏通窦后,让景帝与梁孝王尽释前嫌。武帝即位后,曾在建元二年诏问公卿是讨伐匈奴还是执行和亲政策,王恢力主讨伐,而韩安国则力主和亲。武帝从韩议。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武帝则从王议,派遣韩安国、王恢等五将军将兵三十万出塞,从此开启与匈奴长达四十年的战争。生平事迹见《汉书·窦田灌韩传》。

  梁孝王文人集团的主要成员大致如上。《册府元龟》卷二九二《宗室部》“礼士”类记载:“梁孝王武,贵盛待士。于是,邹阳、枚乘、严忌从孝王游。”这里提到严忌从孝王游,然未见其他典籍记载。他们投奔梁孝王集团,虽然目的各异,但是总体上说来,一则寻求政治上的庇护。《汉书·文三王传》载,“梁之侍中、郎、谒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亡异。”二则还是“贪得孝王金。” [13]这些,自是不言而喻的。

  二、《西京杂记》中的梁孝王集团

  《西京杂记》卷四“忘忧馆七赋”条记载梁孝王与诸文士枚乘、路乔如、公孙诡、羊胜、邹阳、公孙乘、韩安国等游于忘忧之馆,使各人为赋,枚乘为《柳赋》,路乔如为《鹤赋》,公孙诡为《文鹿赋》,邹阳为《酒赋》,公孙乘为《月赋》,羊胜为《屏风赋》,韩安国作《几赋》,不成,邹阳代作。因为诸家文学史对于这组作品多持怀疑态度,故很少论及。鉴于此,不妨先从作品的阅读开始:

  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集诸游士,各使为赋。

  枚乘为《柳赋》。其辞曰: “忘忧之馆,垂条之木,枝逶迟而含紫,叶萋萋而吐绿。出入风云,去来羽族。既上下而好音,亦黄衣而绛足。蜩螗厉响,蜘蛛吐丝。阶草漠漠,白日迟迟。于嗟细柳,流乱轻丝。君王渊穆其度,御群英而翫之。小臣瞽聩,与此陈词。于嗟乐兮!于是罇盈缥玉之酒,爵献金浆之醪。[14]庶羞千族,盈满六庖。弱丝清管,与风霜而共雕。鎗锽啾唧,萧条寂寥。隽乂英旄,列襟联袍。小臣莫效于鸿毛,空衔鲜而嗽醪。虽复河清海竭,终无增景于边撩。

  路乔如为《鹤赋》。其辞曰:“白鸟朱冠,鼓翼池干。举修距而跃跃,奋皓翅之??。宛修颈而顾步,啄沙碛而相欢。岂忘赤霄之上,忽池籞而盘桓。饮清流而不举,食稻梁而未安。故知野禽野性,未脱笼樊。赖吾王之广爱,虽禽鸟兮抱恩。方腾骧而鸣舞,凭朱槛而为欢。”

  公孙诡为《文鹿赋》。其词曰:“麀鹿濯濯,来我槐庭。食我槐叶,怀我德声。质如缃缛,文如素綦。呦呦相召,《小雅》之诗。叹丘山之比岁,逢梁王于一时。”

  邹阳为《酒赋》。其词曰:“清者为酒,浊者为醴。清者圣明,浊者顽騃。皆麴湒丘之麦,酿野田之米。仓风莫预,方金未启。嗟同物而异味,叹殊才而共侍。流光醳醳,甘滋泥泥。醪酿既成,绿瓷既启。且筐且漉,载??载齐。庶民以为欢,君子以为礼。其品类,则沙洛渌酃,程乡若下。高公之清,关中白薄。清渚萦停,凝醳醇酎,千日一醒。哲王临国,绰矣多暇。召皤皤之臣,聚肃肃之宾。安广坐,列雕屏,绡绮为席,犀璩为镇。曳长裾,飞广袖,奋长缨。英伟之士,莞尔而即之。君王凭玉几、倚玉屏。举手一劳,四座之士,皆若哺梁肉焉。乃纵酒作倡,倾盌覆觞。右曰宫申,旁亦徵扬。乐只之深,不吴不狂。于是鍚名饵,袪夕醉,遣朝酲。吾君寿亿万岁,常与日月争光。”

  公孙乘为《月赋》。其词曰:“月出皦兮,君子之光。鹍鸡舞于兰渚,蟋蟀鸣于西堂。君有礼乐,我有衣裳。猗嗟明月,当心而出。隐员岩而似钩,蔽脩堞而分镜。既少进以增辉,遂临庭而高映。炎日匪明,皓璧非净。躔度运行,阴阳以正。文林辩囿,小臣不佞。”

  羊胜为《屏风赋》。其辞曰:“屏风鞈匝,蔽我君王。重葩累绣,沓璧连璋。饰以文锦,映以流黄。画以古烈,颙颙昂昂。藩后宜之,寿考无疆。”

  韩安国作《几赋》。不成,邹阳代作。其辞曰:“高树凌云,蟠?烦冤,旁生附枝。王尔公输之徒,荷斧斤,援葛虆,攀乔枝。上不测之绝顶,伐之以归。眇者督直,聋者磨砻。齐贡金斧,楚入名工,乃成斯几。离奇髣佛,似龙盘马回,凤去鸾归。君王凭之,圣德日跻。”

  邹阳、安国,罚酒三升,赐枚乘、路乔如绢,人五疋。[15]

  初读即有这样几个明显的感受,第一,这些作品多以四句为主,且篇幅短小。第二,以咏物为主,仅有公孙乘《月赋》带有抒情色彩。第三,文字典雅,略用《诗经》等常见书中的故实而无堆垛之弊。每篇最后,总要有一番自谦表白,或者对主人说一番恭维或祝寿的话,如邹阳《酒赋》:“吾君寿亿万岁,常与日月争光”,明白如话,似乎本于《楚辞·涉江》“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武帝时代的刘安称《楚辞》“可与日月争光可矣”大约就由此而来吧?这些特点,就与铺陈排比、典故连篇的大赋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就牵涉到两个重要问题,第一,《西京杂记》所收这个故事的可信度,或者说,这部著作的可信度有多少?第二,从辞赋发展史角度看,这几篇小赋在西汉前期颇显另类,主要以杂赋为主;而这种文体的大规模问世应当是东汉后期。那么,这几篇在辞赋发展史占据怎样的地位?

  先看第一个问题。

  《隋书·经籍志》史部旧事类著录二卷,不著撰人。《汉书·匡衡传》颜师古注∶“今有《西京杂记》者,其书浅俗,出于里巷,多有妄说。”亦未言作者。今本《西京杂记》有葛洪跋∶“洪家世有刘子骏《汉书》一百卷,无首尾题目,但以甲乙丙丁纪其卷数。先父传之。歆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未得缔构而亡,故书无完本,止杂记而已,失前后之次,无事类之辨。后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终癸为十帙,帙十卷,合为百卷。洪家具有其书,试以此记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有小异同耳。并固所不取,不过二万许言,今抄出为二卷,名曰《西京杂记》,以裨《汉书》之阙。”(页45)据此,清人卢文弨《新雕西京杂记缘起》认为《西京杂记》,就像刘向的《说苑》《新序》,皆记载刘向之前的故事,因为刘向的编校,后人就署名为刘向所作。但是其内容,无疑应当是汉人所记,葛洪之说不无道理。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张心澂《伪书通考》等也都认为应当是刘歆所著。

  但是,此说也有明显的矛盾之处,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向、歆父子亦不闻其尝作史传于世,使班固有所因述,亦不应全没不著也。”《四库提要》也指出:“歆始终臣莽,而此书载吴章被诛事,乃云章后为王莽所杀,尤不类歆语。又《汉书·匡衡传》‘匡鼎来’句,服虔训‘鼎’为‘当’,应劭训‘鼎’为‘方’。此书亦载是语,而以鼎为匡衡小名。使歆先有此说,服虔、应劭皆后汉人,不容不见。至葛洪乃传。是以陈振孙等,皆深以为疑。”孙志祖《读书脞录》、马叙伦《读书续记》、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等又找出许多例证否定刘歆著书说。如《读书脞录》卷四说:“《西京杂记》,旧题晋葛洪撰。卢抱经学士校刊,改为汉刘歆。志祖按:此书固本子骏,然出自稚川甄录,间亦参附己说。杨子云好事常怀铅提椠一条末云‘亦洪意也’,直著其名,似当仍旧标题之为安。”《四库提要辨证》说:“《汉书》者,固所自名。断代为书,亦固所自创。今洪序乃谓刘歆所作,已名《汉书》,是并《叙传》所言,亦出于刘歆之意,而固窃取之矣。此必无之事也。况文帝以代王即位,明见《史记》,此何等大事,岂有传讹之理?刘歆博极群书,以汉人叙汉事,何至误以文帝为太子?(见卷三)故葛洪序中所言,刘歆《汉书》之事,必不可信,盖依托古人以自取重耳。至其中间所叙之事,与《汉书》错互不合,又不仅如《提要》所云者。明焦竑《笔乘》续集卷三云:‘《西京杂记》,是后人假托为之。其言高帝为太上皇思乐故丰,放写丰之街巷屋舍,作之栎阳,冀太上皇见之如丰然,故曰新丰。然《史记》汉十年,太上皇崩,诸侯来送葬,命郦邑为新丰。是改郦邑为新丰,在太上皇既葬之后,与《杂记》所言不同。’此事与《史》、《汉》显相刺谬,不仅小有异同矣。”鉴于这些矛盾,很多学者认为,葛洪的跋实乃欲盖弥彰,作者就是葛洪本人。唐人刘知几、段成式、张彦远及《新唐书》史部地理类等并主此说。如《史通·杂述篇》云:“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若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记》,此之谓逸事者也。”《酉阳杂俎·动植篇》载葛洪(稚川)就上林令鱼泉问草木名,今在此书第一卷中。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毛延寿画王昭君事,亦引为葛洪《西京杂记》。宋人著述也多此类记载,如晁载之《续谈助》卷一《洞冥记跋》引张柬之言云:“昔葛洪造《汉武内传》、《西京杂记》。”《册府元龟》卷五五五∶“葛洪选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因辞不就,撰《神仙传》十卷,《西京杂记》一卷。”清代学者如沈钦韩《汉书疏证》、孙诒让《札迻》并信此书为葛洪假托托。又,今传《抱朴子外篇自序》所载∶“凡著《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颂、诗、赋百卷,军书、檄、移、章表、笺记三十卷;又撰俗所不列者为《神仙传》,又撰高尚不仕者为《隐逸传》十卷,又抄五经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杂奇要三百一十卷,别有目录。”清卢文弨《新雕西京杂记缘起》提出异议,认为“书中称‘成帝好蹴鞠,群臣以为非至尊所宜,家君作弹棋以献’,此歆谓向家君也。洪奈何以一小书之故,至不惮父人之父,求以取信于世也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卢文弨所说不能构成否定葛洪著作权的理由,因为“既托名于歆,则摹拟歆语,固亦理势所必至矣。”近人余嘉锡和洪业先生也以为此书必为葛洪所作,如《四库提要辨证》:“洪既抄百家及短杂奇要之书,则此书据洪自称,亦是从《汉书》中抄出,安见不在三百一十卷之中?特因别有目录,自叙不载其篇名。”洪业先生评列众说,又补充许多例证,断为葛洪所作。但此说宋人即有怀疑。宋黄伯思《跋西京杂记后》说:“按《晋史》,葛未尝至长安,而晋官但有华林令,而无上林令,其非稚川决也。”《直斋书录解题》∶“洪博学深学,江左绝伦,所著书几五百卷,本传具载其目,不闻有此书……殆有可疑者,岂惟非向、歆所传,亦未必洪之作也。”《四库提要》亦否定葛洪著书说:“今考《晋书·葛洪传》,载洪所著有《抱朴子》、《神仙》、《良吏》、《集异》等传,《金匮要方》、《肘后备急方》并诸杂文,共五百余卷,并无《西京杂记》之名。则作洪撰者自属舛误。”

  汉代刘歆、西晋葛洪之外,还有梁代吴均所作说。《酉阳杂俎·语资篇》载∶“庾信作诗,用《西京杂记》事,旋自追改,曰∶此吴均语,恐不足用也。”《郡斋读书志》∶“江左人或以为吴均依托为之。”《四库简明目录》称此书“实则吴均撰,托言葛洪得刘歆《汉书》遗稿。”但是《酉阳杂俎》载“庾信指为吴均,别无他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指出∶“所谓吴均语者恐指文句而言,非谓《西京杂记》也。梁武帝敕殷芸撰小说,皆钞撮故书,已引《西京杂记》甚多,则梁初已流行世间,因以葛洪所撰为近是。”李慈铭《孟学斋日记》乙集,考明吴均精通史学,而《西京杂记》中却多有与《史记》、《汉书》记载不合的情形,足见此书非吴均作,得到余嘉锡等学者的赞同。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详考吴均、殷芸二人事迹及生卒年断限,认为“二人仕同朝,同以博学知名,虑无不相识者;使此书果出于吴均依托,芸岂不知,何至遽信为古书从而采入其著作中乎?”再说吴均博学,曾撰《通史》、注范晔《后汉书》等,不至于连“《史记》、《汉书》转未覆照,致斯舛误。”

  《南史·齐武帝诸子传》又记载南齐萧贲也有《西京杂记》一书。萧贲乃竟陵王萧子良之子,“好著述,尝著《西京杂记》六十卷。”此书早佚,是否与今本《西京杂记》为同一种,宋代以来学者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此是另外一部同名著作。王应麟《困学纪闻》∶“今案《南史》,萧贲著《西京杂记》六十卷,然则依托为书,不止吴均也。”余嘉锡考证说∶“古今书名相同者多矣,萧贲虽生葛洪之后,彼自著一书,亦名《西京杂记》,既未题古人之名,则不得谓之依托。”洪业先生进一步推测说,萧贲所说“西京”非指西汉,可能是指江陵城内西京湖,因为萧贲在此著书而名,很可能记述太清(547-549)、承圣(552-555)年间在江陵发生的军政朝野大事。但是,洪业先生对此书内容的推测似无据。从《南史·萧贲传》来看,萧贲似未活到承圣年间。另一种意见认为此书确为萧贲所著,因为书中有《柳赋》、《月赋》之类的文章,句法多类六朝,且作者是南方人,对于北方地理不甚清楚,因此可以排除刘歆、葛洪的可能性。其成书时代在齐梁年间殆无疑问。萧贲最有可能是《西京杂记》的作者,还可以从书中找到一些内证,譬如“画工弃市”条,与《汉书·匈奴传》所载王昭君故事颇有不同。昭君故事在最初流传时没有画工作祟情节,而《玉台新咏》所收王淑英妻刘氏《和昭君怨》,范靖妻沈氏《王昭君叹》则有这个情节。刘、沈为齐梁时人,说明昭君不肯屈从画工的情节流行于齐梁时代,这样,刘歆、葛洪著书说不攻自破。至于吴均,仅见《酉阳杂俎》,找不到任何旁证。唯萧贲最可值得注意。萧贲为湘东王文学侍从。其时,萧绎门下文人多醉心于道学和前汉历史,又善于辞赋,他们的作品含有较多的政治讽谕意义。《西京杂记》卷四收录的几篇小赋,表面上托之于议者向梁孝王进言,实际传达了作者对于政治功名的渴望之情。从当时的政治背景、文化环境以及作品的内容、作者的生平等方面考察比较,只有萧贲编撰此书的可能性为最大。可惜萧贲后来为萧绎所杀,身败名裂,《西京杂记》因此也只能以佚名方式流传世间。后人不察,遂托名于博学多识的刘歆或葛洪。[16]

  在上述诸说中,《西京杂记》为葛洪所作最为主流。2006年三秦出版社出版周天游校注本《西京杂记》,作者即署名葛洪。而我个人认为,《西京杂记》的作者虽然不能确切指定是谁,却可以剥离相关材料而指出不是谁。吴均、萧贲,不必多说,可能性几乎没有。葛洪也不足信据。《三辅黄图·汉宫》引录曰:“又《西京杂记》云:武帝为七宝床,杂宝桉,厕宝屏风,列宝帐,设于桂宫,时人谓为四宝宫。”《未央宫》条又引《西京杂记》:“温室以椒涂壁,被之文绣,香桂为柱,设火齐屏风,鸿羽帐,规地以罽賓氍毹。”案《三辅黄图》的作者虽然未详,但是,曹魏时代的如淳、晋初的晋灼和梁代的刘昭均有引录,则最晚不过曹魏。既然曹魏时人已经引用《西京杂记》,则其成书年代下限不过曹魏。又潘岳《闲居赋》有“张公大谷之梨,梁侯乌椑之柿”之句,李善注引《西京杂记》曰:“上林苑有乌椑木。”“大谷未详。”今本《西京杂记》卷一“初修上林苑”条有“大谷梨”、“乌椑”。根据李善注《文选》的通例,所引书证,至少在李善看来,一定完成在前。如果有疑义,则特别注明。如谢惠连《雪赋》注引班婕妤捣素赋》句,特别说明:“然疑此赋非婕妤之文,行来已久,故兼引之。”由此说明,凡是疑似之处,李善注一定说明。尽管班婕妤之文有真伪之别,但是流行已久,谢惠连可能有所借鉴。潘岳(247-300)既然已经引用到《西京杂记》故事,一定也在此前即已问世。潘岳要比葛洪早数十年(葛洪:283-363),则《西京杂记》非葛洪撰明矣。

  从目前情况看,《西京杂记》虽然不能确定是刘歆所作,但是成于西汉后到东汉时期的可能性最大。东汉的文化重心开始由官方下移到民间。比如汉魏时期许多野史在民间的流传,就反映了这种情形。这些野史笔记,不象是某些文人的胡编乱造,有许多内容,也并非面壁虚构。似乎可以作这样的推测,某些贵族因败落而流落民间,许多宫闱秘事就这样在世间流传开来。这有点象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天宝遗事”纷纷在世间流传一样。这一方面反映了社会阶层的巨大变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统治者在很多方面已经失控,从而给各类野史乘机而出提供了机会。其影响所及,遍及民间,就使得东汉文化具有明显的平民化与世俗化的特点。

  《西京杂记》就是这类著作的代表。它严格以西汉作为取材的范围,“往往叹陵谷之变迁,伤文献之阙绝。或得断碑残礎,片简只字,云是汉者,即欣睹健羡,如获珙璧,方且亟为表识,恐复湮灭,好古之信也。乃若此书所存,言宫室苑囿、舆服典章、高文奇技、瑰行伟才以及幽鄙,而不涉淫怪,烂然如汉之所极观,实盛称长安之旧制矣。故未央、昆明、上林之记,详于郡史;卿、云辞赋之心,闳于本传;《文木》等八赋,雅丽独陈;《雨雹对》一篇,天人茂著。余如此类,遍难悉敷,然以之考古,岂不炯览巨丽哉?”[17]它记述历史,当然不能类似官方修史那样严格,往往带有猎奇的色彩。譬如关于戚夫人的材料,就较之正史为多。如卷一:“高帝戚夫人善鼓瑟击筑。帝常拥夫人倚瑟而弦歌。毕,每泣下流涟。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归》之曲。侍妇数百皆习之。后宫齐首高唱。声彻云霄。”又同卷:“戚姬以百炼金为彄环,照见指骨。上恶之,以赐侍儿鸣玉、耀光等,各四枚。”又同卷:“赵王如意年幼,未能亲外傅。戚姬使旧赵王内傅赵媪傅之,号其室曰养德宫,后改为鱼藻宫。”(以上三则并见页2)卷三:“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妻。说在宫内时,见戚夫人侍高帝,尝以赵王如意为言,而高祖思之,几半日不言。叹息凄怆,而未知其术,辄使夫人击筑,高祖歌《大风诗》以和之。又说在宫内时,尝以弦管歌舞相欢娱,竞为妖服,以趣良时。十月十五日,共入灵女庙,以豚黍乐神,吹笛击筑,歌《上灵》之曲。既而相与连臂踏地为节,歌《赤凤凰来》。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为相连爱。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围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取丝缕,就北辰星求长命乃免。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华酒,令人长寿。菊华舒时,幷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华酒。正月上辰,出池边盥濯,食蓬饵,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张乐于流水。如此终岁焉。戚夫人死,侍儿皆复为民妻也。”(页19-20)诸如此类的故事,颇可丰富我们对于这段历史人物的认识。因为史书是不会为这类女子留下更多笔墨的。又如梁孝王的故事,也颇可补充正史不足。如卷四:“梁孝王入朝,与上为家人之宴,乃问王诸子,王顿首谢曰:‘有五男,’即拜为列侯,赐与衣裳器服。王薨,又分梁国为五,进五侯皆为王。”(页28)就表现了汉景帝与梁孝王非同一般的关系及其后来的变化。又同卷:“梁孝王子贾从朝,年幼,窦太后欲强冠婚之。上谓王曰:‘儿堪冠矣。’ 王顿首谢曰:‘臣闻礼二十而冠,冠而字,字以表德。自非显才高行,安可强冠之哉?’帝曰:‘儿堪冠矣。’余日,帝又曰:‘儿堪室矣。’王顿首曰:‘臣闻礼三十壮有室,儿年蒙悼,未有人父之端,安可强室之哉?’帝曰:‘儿堪室矣。’余日,贾朝至阃而遗其舄。帝曰:‘儿真幼矣。’白太后未可冠婚之。”(页 29)这也是正史所不载者。由此看来,《西京杂记》所记述的梁孝王宾客作赋事,虽然不能一定说确有其事,但是其文化背景还是很有可能的。

  再就小赋的演进来看,西汉前期作品虽然保存下来的不是很多,但《汉书·艺文志》辞赋略在“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之外还有一类“杂赋”凡十八篇,包括杂禽鸟类等,现在保存下来的贾谊《鵩鸟赋》就是这样的小赋。全文不过六百余字,只因为鸱鸟入室,他认为是不祥之兆,于是写下这篇作品,借此议论世事的变化。这篇作品已趋向于散体化,多用四言句,显示了从《楚辞》向新体赋过渡的痕迹。所谓新体赋,就是小赋。武帝时期的孔臧《鸮赋》就本贾谊《鵩鸟赋》而来。《汉书·艺文志》著录“太常蓼侯孔臧十篇”,“太常蓼侯孔臧赋二十四篇。”《孔丛子》收录了他的《谏格虎赋》、《杨柳赋》、《鸮赋》、《蓼虫赋》等清一色的小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卷五:“《孔丛·连丛子》云:臧历位九卿,迁御史大夫,辞曰:‘世以经学为家,乞为太常,与安国纪纲古训。’遂拜太常,礼赐如三公,著书十篇。先时尝为赋二十四篇,四篇别不在集,似其幼时之作也。又为书与从弟及戒子,皆有义。”[18]我们虽然还不能确定这四篇小赋就是孔臧所作,但是其成于汉代当可确定。此外,近年在江苏连云港发现的《神乌赋》也是这类小赋,或可作为旁证。而路乔如的《鹤赋》也可以归为同类。这个传统,其实一直延续来下来。我们读曹植《骷髅赋》《鹞雀赋》以及《令禽恶鸟论》等,可以体会出汉魏之际“情兼雅怨”的时代特点。[19]

  由此看来,《西京杂记》收录的《柳赋》、《鹤赋》、《文鹿赋》、《酒赋》、《月赋》、《屏风赋》、《几赋》等不能排除是汉代的作品,它反映了汉代对于梁孝王集团的文学想象,而这种想象正如标题所示,是“忘忧馆七赋”,静态咏物,多表现了闲适富贵的格调。如邹阳《酒赋》所说“哲王临国,绰矣多暇,召皤皤之臣,聚肃肃之宾,安广坐,列雕屏。绡绮为席,犀璩为镇,”确如萧齐随郡王《山居序》所说:“所谓西园多士,平台盛宾,邹、马之客咸在,《伐木》之歌屡陈。是用追芳昔娱,神游千古,故亦一时之盛事。”[20]后来,隋代薛道衡《宴喜赋》等众多诗赋依然以“游者美矣”的心态描写梁孝王及其文人的故事,依然保持着《西京杂记》的传统。

  三、谢惠连笔下的梁孝王集团

  《文选》卷十三“物色”类选录谢惠连《雪赋》即以梁孝王集团为背景创作,假托梁孝王召集邹阳、司马相如、枚乘等文人在菟园赏雪,他们各呈文才,缘情体物,铺陈雪景。文字不长,先过录于下:

  岁将暮,时既昬。寒风积,愁云繁。梁王不悦,游于兔园。乃置旨酒,命宾友。召邹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乃歌“北风”于《卫诗》,咏《南山》于周《雅》。授简于司马大夫,曰:“抽子秘思,骋子妍辞,侔色揣称,为寡人赋之。”

  相如于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曰:“臣闻雪宫建于东国,雪山峙于西域。岐昌发咏于‘来思’,姬满申歌于‘黄竹’。《曹风》以‘麻衣’比色,楚谣以‘幽兰’俪曲。盈尺则呈瑞于丰年,袤丈则表沴于阴德。雪之时义远矣哉!请言其始:若乃玄律穷,严气升。焦溪涸,汤谷凝。火井灭,温泉冰。沸潭无涌,炎风不兴。北户墐扉,裸壤垂缯。于是河海生云,朔漠飞沙。连氛累?,揜日韬霞。霰淅沥而先集,雪粉糅而遂多。其为状也,散漫交错,氛氲萧索。蔼蔼浮浮,瀌瀌弈弈。联翩飞洒,徘徊委积。始缘甍而冒栋,终开帘而入隙。初便娟于墀庑,末萦盈于帷席。既因方而为珪,亦遇圆而成璧。眄隰则万顷同缟,瞻山则千岩俱白。于是台如重璧,逵似连璐。庭列瑶阶,林挺琼树。皓鹤夺鲜,白鹇失素。纨袖惭冶,玉颜掩姱。若乃积素未亏,白日朝鲜,烂兮若烛龙,衔耀照昆山。尔其流滴垂冰,缘溜承隅。粲兮若冯夷,剖蚌列明珠。至夫缤纷繁骛之貌,皓??曒絜之仪。回散萦积之势,飞聚凝曜之奇。固展转而无穷,嗟难得而备知。若乃申娱翫之无已,夜幽静而多怀。风触楹而转响,月承幌而通晖。酌湘吴之醇酎,御狐狢之兼衣。对庭鹍之双舞,瞻云鴈之孤飞。践霜雪之交积,怜枝叶之相违。驰遥思于千里,愿接手而同归。”

  邹阳闻之,懑然心服。有怀妍唱,敬接末曲。于是乃作而赋《积雪之歌》。歌曰:“携佳人兮披重幄,援绮衾兮坐芳缛。燎熏炉兮炳明烛,酌桂酒兮扬清曲。”又续而为《白雪之歌》。歌曰:“曲既扬兮酒既陈,朱颜??兮思自亲。愿低帷以昵枕,念解佩而褫绅。怨年岁之易暮,伤后会之无因。君宁见阶上之白雪,岂鲜耀于阳春。”歌卒,王乃寻绎吟翫,抚览扼腕。顾谓枚叔:“起而为乱”。

  乱曰:“白羽虽白,质以轻兮。白玉虽白,空守贞兮。未若兹雪,因时兴灭。玄阴凝不昧其洁,太阳曜不固其节。节岂我名,洁岂我贞。凭云升降,从风飘零。值物赋象,任地班形。素因遇立,污随染成。纵心皓然,何虑何营?”[21]

  这篇小赋有许多名句,如“眄隰则万顷同缟,瞻山则千岩俱白。”《文心雕龙·神思篇》:“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其句式就与此句相关。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篇赋的三个有机部分:第一是前面的小序,第二是赋的正文,第三是最后的“乱曰”。三个部分,各有侧重。孤立地看,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譬如曹道衡先生《从<雪赋><月赋>看南朝文风之流变》,比较谢惠连《雪赋》和谢庄《月赋》的不同,认为前者“通篇的情调是写宾主相得,情调是乐观的”。而后者则假托曹植在应瑒、刘桢死后在月夜下和王粲望月怀旧,通篇贯彻着“凄凉寂寞的情调。”[22]曹先生的论断主要依据的是托名司马相如所作赋文来立论。这里对于《月赋》的问题先搁置不论,主要分析《雪赋》的主旨。曹先生的看法,我过去一直是认可的,且多次加以征引。2006年底在北京大学参加中日学者六朝文学研讨会,日本学者伊藤正光发表《关于谢惠连的<雪赋>和谢庄的<月赋>》就此一问题提出异议,认为《雪赋》的基调是悲哀的,特别指出其“有意识地运用《楚辞》的笔法来进行创作”更表现出作者的落寞情怀。这与我以往的阅读感受有所不同,故又重新研读《雪赋》,发现这一看法确实不无道理。其实很多唐人也这样理解。如白居易《过裴令公宅二绝句》“梁王旧馆雪蒙蒙,愁杀邹枚二老翁。假使明朝深一尺,亦无人到兔园中。”[23]且不说与《月赋》比较,先与《西京杂记》所载诸小赋相比,前者表现的是梁孝王前期的奢靡和张扬,而后者则诚如《水经注·睢水》所说, “今也歌堂沦宇,律管埋音,孤基块立,无复曩日之望矣。”所谓“无复曩日之望”,是指梁孝王受到猜忌和冷落后那种失望落寞的情怀。譬如开篇数句:“岁将暮,时既昬。寒风积,愁云繁。梁王不悦,游于兔园。”岁暮时昏,寒风愁云,寥寥数笔就已经点明此赋的基调。“岐昌发咏于‘来思’,姬满申歌于‘黄竹’”的用典也值得注意。前者用了《诗·小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今昔对比,盛衰之感犹然而生。次句用《穆天子传》的故事:“天子游黄台之丘,大寒,北风雨雪。天子作诗三章,以哀人夫:我徂黄竹貟寒风,乃宿于黄竹。”也充满哀伤之情。不仅如此,《西京杂记》中多是咏物,惟有公孙乘《月赋》重在抒情,谢惠连的作品由公孙乘赋“鹍鸡舞于兰渚,蟋蟀鸣于西堂”继而推出“对庭鹍之双舞,瞻云鴈之孤飞”之句,更增加了抒情色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乱曰”一段,它所表露的意思非常明白,羽毛虽然白洁,但是过于轻微。白玉虽然洁净,但是缺乏实用价值。只有白雪,随物赋形,与时变化,从来没有刻意去追求什么形象和名节,“纵心皓然,何虑何营”为全文划上句号。由此来看,文章的内在脉络十分清晰,即第一部分突出的是落寞的情怀,而第二部分则是对积雪的描绘,引起了邹阳“怨年岁之易暮,伤后会之无因”和梁孝王的“抚览扼腕”,从而引出了枚乘与世俯仰、和光同尘的劝戒。

  这种写法,就比《西京杂记》的静态描绘深刻得多。如果说《西京杂记》所载诸赋主要表现的是梁孝王前期志得意满的话,谢惠连的《雪赋》所表现的则是梁孝王后期失意落寞之情。同样一个题材,由于不同作者的处理,呈现出全然不同的色调,这当然与作者的身世际遇密不可分。

  《宋书·谢灵运传》载:“(元嘉五年)灵运既东还,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惠连幼有才悟,而轻薄不为父方明所知。灵运去永嘉还始宁,时方明为会稽郡。灵运尝自始宁至会稽,造方明,过视惠连,大相知赏。时长瑜教惠连读书,亦在郡内,灵运又以为绝伦,谓方明曰:‘阿连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儿遇之。何长瑜当今仲宣,而饴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礼贤,宜以长瑜还灵运’。灵运载之而去”。[24]由此可见,谢惠连颇得谢灵运的赏识。而且山泽之游又是那样的欣快,但是表现在谢惠连作品中的却是另外一种格调。譬如《秋怀》诗就表现得与众不同。悲秋的题材,原本是赋家极力描写的,从宋玉的《九辨》到潘岳的《秋兴赋》无不如此。悲秋作为诗的题材,早期也是用辞赋体来表现的。汉武帝《秋风辞》、湛方生《秋夜诗》都可以得到明证。而谢惠连的《秋怀》则是以五言三十句的长篇来抒写秋怀,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种创举。这篇《雪赋》依然把背景放在月色下,咏叹雪景,抒情言志。他所表现的则是晋宋之际陈郡谢氏家族面临空前政治挑战时的某种抗争与无奈。而这,已经距离梁孝王集团的真实相去甚远了,而成为新的诗歌意象。如元末明初诗人袁凯《白燕》诗:“故国飘零事已非,旧时王谢见应稀。月明汉水初无影,雪满梁园尚未归。”又如吴伟业《雪中遇猎》:“即今莫用梁园赋,扶杖归来自闭门。”他们的创作无不表达这样一种感叹,即后世已无梁孝王那样的君主。

  由此看来,从谢惠连开始的对于梁孝王集团的文学想象,已经完全撇开了历史的真实,转向对于自身感受的抒写。雪下赋诗的意象,已经成为后代文人经常咏叹的主题,藉以表达他们四顾茫然、孤独苦闷、无所适从的人生困境。换一句话说,梁孝王文人集团就像中国历史上常常用到的“胡马”、“越鸟”、“关山”、“代北”等词句以及“燕昭王”、“黄金台”等历史典故一样,已经作为一种符号,溶进中国古典文学意象的创造活动中。

  注释:

  [1] 《西京杂记》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页17。

  [2] 《西京杂记》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页29。

  [3] 《西京杂记》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页25。

  [4] 《艺文类聚》卷六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页1162。

  [5] 《汉书·文三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页2209。

  [6] 西汉梁王陵位于河南东部永城北约三十公里的芒砀山十平方公里范围内。目前在主峰以外的保安山等八座山头发现有汉墓,西汉梁国自梁孝王刘武起八代九王及王后、大臣死后就埋葬于此。《三国志》注引《曹瞒传》记载,曹操曾盗发梁孝王墓,多得珍宝。

  [7] 韦应物《大梁亭會李四栖梧作》,《全唐诗》卷一八六,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页1897。

  [8] 《全唐文》卷五二九,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页5371。

  [9] 高适《宋中十首》之一,《全唐诗》卷二一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页2210。

  [10] 邹阳这段经历,笔者另撰有《江南的开发及其文学的发轫》有所描述。《文学遗产》2007年第3期。

  [11] 详见《秦汉文学编年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12] 《西京杂记》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页22。

  [13] 顾炎武《卓太傅祠》:“梁园词赋想遗音,雕绘风流遂至今。纵使邹枚仍接踵,不过贪得孝王金。”

  [14] 原注:“梁人作藷蔗酒,名金浆。”

  [15] 《西京杂记》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页26-28。

  [16] 美国学者倪豪士认为《西京杂记》为萧贲所作。其论文摘要见《文学遗产》1994年第5期。

  [17] 明孔天胤《西京杂记序》。

  [18] 《玉海》附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46。

  [19] 参见拙文《曹植创作“情兼雅怨”说略》,《光明日报》2006年1月27日“文学遗产”专刊。

  [20] 《水经注疏》卷二十四,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页2013。

  [21] 《文选》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页194。

  [22] 《汉魏六朝文学论文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397。

  [23] 《全唐诗》卷四五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页5210。

  [24] 《宋书·谢灵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页1774-1775。

  梁孝王奢靡陵寝再现汉朝皇室生活
梁孝王陵寝
梁孝王陵寝

  2010年12月19日 08:59  中国经营报

  豫东大平原东端永城外有座小山,叫芒砀山,是刘邦的发祥地,刘氏汉家的龙脉。

  山不高,海拔150米,也不大,14平方公里,峻、奇、神、秀,亦不具一。但王气四溢。刘邦曾经在此“斩蛇”起义。蛇是土龙,暗指秦始皇。这位始皇帝自登基来,就为“东南王气”所恼,他下江南,是来开凿秦淮河,沉鼎以泄“东南王气”的,他在风水上下工夫,没想到,他那一套帝王风水学,居然被一个流氓用在芒砀山中。

  飞龙在天

  庄子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同样一个“窃”字,却有着天壤之别的待遇,上了规模和档次,流氓也能当皇帝。可这样的差别,伦理学上,你无论如何也讲不通,不过,搁在帝王学里,它还用讲吗?不用讲也通。不是传统对帝王格外宽容,而是传统老是向帝王看齐,以至于帝王的伦理,就是天意。

  芒是水草,砀可采为砚石。芒砀相偎,山水相依,在这里埋伏了天意。刘邦亡命于此,据司马迁说,无论他走到哪里,头顶都会有紫气缭绕,除了秦始皇在望气,他老婆吕雉也在望气。这一对夫妻,落难在一草一木都带有王气的山中,耐心等待时机。

  秦始皇的皇后是谁?历史上好像没有记载,如果有记载,我们也不知道记在哪个角落里。可怜始皇,自从有了吕不韦那一腿,我们至今还说不清他父亲是谁。父亲不清楚也就罢了,可父亲还没有搞清楚,母亲又给他找来个假父,对于奸夫淫妇,本纪里大写特写,当做历史人物,而对于没有什么伦理瑕疵的皇后,则对不起,不靠谱。不干点什么坏事,就不能靠帝王学的谱,太史公的手里握着这个尺度。以此来看吕雉,这位吕后,也算是中国自有皇帝以来第一后了,心狠手辣,土得掉渣,可她赢了。

  但这不影响汉人的审美品位,一句“紫气缭绕”,便道尽了汉皇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余味。汉人喜欢龙,很有点像当年的楚人叶公,“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我们今天来看他们在画像砖和壁画上写的龙,颇有“天龙闻而下之”的灵动,带着太史公说的那种水气、云态和风姿,摆脱了玉雕龙、铜饰龙附着的那种传统物质形态,带着毛笔的柔软和遒劲的腕力,在穹顶画龙,走笔自如,线条流畅,如《易》说“飞龙在天”了。

  芒砀山上,有孔夫子避雨处、夫子庙、陈胜王墓,昭示了汉家儒者革命和农民起义相结合的来历。而以梁孝王为首的20多座汉墓,则向我们展示了汉家富二代、权三代如何生活,祖龙爷爷庇佑龙子龙孙。

  为防盗墓贼,刘武的石室陵墓是一锤一锤凿出来的。但他躺在那儿,左拥右抱那多么财宝,还是没能保住汉家遗产。如果曹操不挖梁孝王的墓,就真对不住汉家掘墓人的大名了。

  据北魏郦道远水经注》记载,曹操引兵入砀,发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宝数万斤。为此,曹操还特别设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的专门官职,应该是个大工程。可这么个比华尔街绅士还要贪婪的人,对梁孝王家族墓冢,居然手下留情,“发丘”没能发完,“摸金”也没有摸尽,总之,不知是何原因,才让我们得以看到梁孝王王后墓里那么富丽的情形。

  梁孝王王后的陵寝与梁孝王墓相对,中间有一条地下通道,名曰“黄泉道”,是为方便两人幽灵在地下幽会而建。走进皇后墓,令人称奇的,不是那件石头坐便器,也不是冰窖、卧室、厨房等等,而是墓室顶部那大型彩色壁画。30多平方米,一条7米长的巨龙,凌空蹈虚,颇有凤姿,龙翅流云,龙爪闪电,吐舌如雷,舌卷玄武,朱雀、白虎随侍,绶带穿璧,云气弥漫,红色铺满天空,有如汉赋铺张汉字,极尽华美富丽之能事。

  这条汉龙,是只有汉人那般豪放才能驾驭的,南凤北龙被汉人的气质统一了,龙有凤姿才飞得起来,龙飞凤舞大一统!汉人的开国气象,埋在这里,一旦开示,即被誉为“敦煌前的敦煌”。甘肃敦煌壁画始于北魏,终于北宋,辉煌于大唐。唐人的审美,向佛域延伸;唐人的思想,在禅里归隐;唐人的诗心,在江山里沉醉。可飞龙呢?却不能再自由随意的飞。

  奢靡地宫

  自南朝以后,龙态开始萎靡,龙势走向狰狞,及至唐朝,龙被体制化了。龙为九五之尊,只有皇帝配享,悬于雕梁,卧于皇袍,伏于宫壁……一条从远古飞来的苍龙,迷失为皇帝的家宠。

  唐家子弟,自李世民后,境况与汉家子弟相似,生命朝不保夕。但他们不像汉家子弟那样有封国、有钱、有气魄,敢向“皇母”叫板。比较起来,汉家富二代、权三代,那些龙飞凤舞的汉家子弟们,似比唐朝李家子弟更为强势。我们不知梁孝王用了怎样的葬礼,可他的葬品明显多于天子,既然富可敌国,也就没必要太把帝位放在眼里,不妨在自己的封国里闹独立,在墓冢里玩艺术。他的王后王妃品位也远在吕雉之上,她们在权势的庇佑下,只想享受生活,奢华地活着,奢靡地死了。而吕后只要权力,可怜那件皇后玉玺,还是在长陵边上的小水沟里踢出来的,除了关于吕雉阴毒的故事,她留下的恐怕就这件玉玺。

  汉家富二代、权三代,可不像他们的祖辈、父辈那样寒气,祖龙爷爷刘邦草根出身,刚当皇帝时,出门连个驷马拉的“宝马车”都没有,常常用牛“滥竽充数”,马蹄快,牛脚慢,真是风马牛不相及,坐在车里就像睡摇篮。父辈文帝省吃俭用,给他们攒下家底,他们生在帝王家,锦绣堆里爬大,基本不会做委屈自己的事儿,耳濡目染,除了权力就是财富,他们追求财富,绝对唯物,只有富上比富,富上加富,除了金玉满屋,还有坟墓。他们玩艺术,是因为艺术可以夸富,可以衡量财富。玩够了,他们偶尔也创造艺术。

  河北保定满城汉墓,是梁孝王的子侄、景帝的儿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墓葬,陪葬品1万多件,财富更是惊人。刘胜和王后窦绾各穿一件“金缕玉衣”。“玉衣”是汉代最高级别的殓服。汉制:皇帝“玉衣”用金缕,王、列侯、贵人、公主用银缕;大贵人、长公主用铜缕。在汉王里,越制的又何止刘胜和妻子窦绾?

  吴楚七国之乱,发生在景帝三年,按现在来算是公元前154年,带头大哥吴王刘濞,是高祖兄弟的儿子。反叛时,他出重赏:斩大将赏5000斤黄金,斩将军赏3000斤黄金。多么富有啊!他坐拥金桶银盆的吴地,手握鱼盐之利,居矿山而铸钱币,可他还不满足,还想富有天下,要做皇帝,于是带着几位王子造反了。梁孝王刘武没有参加叛乱,在叛军威胁到他的亲哥哥时,他挺身而出,出兵阻止。不用说,当哥哥的景帝,少不了还要赏赐。赏他什么呢?不知是不是这件金缕玉衣,可他穿着这件睡袍永远睡在了这里。汉家子弟太强悍了,活着要造反,死了还要逾制,这很可能是汉家“飞龙在天”的惯性所致。

  不过,汉家子弟打来打去与我们何干?倒是那飞龙本色出了问题。据说那幅“敦煌前的敦煌”壁画,因保管不善已经出现了褪色、裂纹,令人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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