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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15339 次 历史版本 2个 创建者:郭少庭 (2011/3/20 23:50:11)  最新编辑:郭少庭 (2012/5/24 8:38:04)
皖南事变
拼音:Wǎnnán shìbiàn
英文:Wannan lnc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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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支队9000多人由云岭出发北移;6日,行至皖南泾县茂林时,遭到国民党军8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指战员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了大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被俘或牺牲。新四军军长叶挺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项英、周子昆被叛徒杀害。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愤然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
 
新四军军长叶挺
新四军军长叶挺
历史背景
   
       皖南事变,又称为“新四军事件”。发生于1941年1月4日至1月14日的事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国辖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部队与新四军之间的一次冲突事件。事件中,共产党新四军所属军部兵力与皖南部队遭到了严重损失;一般认为,此事件原因为稍早两党军队的军事冲突——黄桥事件。
  根据国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协定,新四军在编制上属于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领导;但是新四军事实上听命于延安的共产党;毛泽东曾经就指示新四军所在的中共东南局:……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前要你们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十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过去已经失去了时机,若再失去今年的时机,将来就会更困难了。 
       邓子恢在《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与两条路线的斗争》(《星火燎原》第六卷第三九四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出版。 )中记载:少奇同志在分析这些情况之后,认为要开辟苏北,要建立以苏北、皖北为中心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单靠新四军现在江北的四、五支队力量是不够的。因此少奇同志在淮南反摩擦以后便向中央提出建议:如果我们要向东发展,解决苏北问题,最大障碍是顽军韩德勤。韩德勤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苏省主席,是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所属部队号称十万,声势不小,要扫除这个绊脚石,全面解决苏北问题,单靠现有江北部队显然力量不足,因此建议中央从华北调八路军一就师南下,并令江南陈、粟部队北上,归中原局统一指挥。这个电报发出不久,中央便同意少奇同志的建议,即要陈毅、粟裕两同志率苏南部队渡江北上,调八路军第五纵队三个旅南下,进入苏北,归中原局统一指挥。一九四零年十月黄桥一战,陈、粟部队歼顽韩主力,我五纵队也已进入苏北盐城。
  所以新四军在扩充势力的过程中,不时与同一战区的国民党军队发生武装冲突。1940年10月初,江苏省省主席韩德勤和陈泰运所组成的国民革命军部队与共产党部队新四军发生严重冲突。陈毅率领的“新四军第一支队”,以不到万人的兵力,于交战过程中,击败总兵员达三万以上的桂系陈泰运部队,占领江苏北部的黄桥,并于不久攻下泰州姜堰。而称为“黄桥事件”或“黄桥事变”的该军事冲突,不但造成国民革命军万余人伤亡,还让本来仅驻安徽的共产党新四军控制了江苏部分省境。(3个月后,黄桥被日伪军攻占)。
 
 
苏联军事顾问
苏联军事顾问
 
新四军副军长项英
新四军副军长项英

  “黄桥战役”中,国民党被歼灭主力部队近2万人,一个中将军长(李守维)和一个中将旅长阵亡。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一共阵亡了10个师级以上高级军官,分别是两个集团军司令和八个军长。此役就打死了国民党的一个中将军长和一个中将旅长,极大的影响了国共关系。
  同月19日,因为担心类似两党军队冲突的黄桥事件再度发生,以致影响中日战争战况,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最高领袖委员长蒋中正命令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发出“皓电”:
  因此,又证明兄等来电所谓编制方面,因任务与组织之连带关系,因而超过原来编制,现在有五十万人之说者,果指此而言乎?夫统帅部对于各军任务分配,均视其军队之素质与敌寇之情况,而规定作战地区与作战任务;第十八集团军原在晋北作战,新四军原在江南作战,其性质装备,皆与规定地区 悉相配合,乃兄等均不遵照命令,擅自放弃规定任务,而肆意越境略地,夺枪勾兵,自由扩编,故十八集团军遵令改编之始,原仅四万五千人,而至今竟称为五十万人,今姑不问其人员武器有无虚实,亦不计裹胁成军能否作战;而事前既未照章核准,事后又不许中央过问,仅要求中央照数发饷;现在全国集团军总司令总计不下数十人,从未有未经奉准,而自由扩编者;敌后游击队,且不下百余万,亦未有不经点验编组,而自由领饷者。兹兄等所称人数,若为未奉核准,而擅作毫无限度之扩编,恐再阅几时,势必号称百万;中央安有如许财力,地方安有如许民力,供给此核定数目以外,无限制之兵员?若本无此数,而漫为虚报,则法定编制尚应剔除缺旷,更无不经点验而滥发之理。苟有其一皆悖抗战建国,统一军政之原则…… 然而中央为顾全抗战之大局,统帅为爱护抗战之实力,对于兄等部队种种违令干纪之行动,不惟迄今大度包容,不加罪谴,而且始终顾全,期以精诚相感,始则改划作战地区,屡将被兄等攻击之国军,设法他调,以避免摩擦;最后,且不惜将抗战有功之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与该战区抗战有功之国军各部,均予调开,而如提示案中所示,准予玉阶兄指挥冀察区内军事指挥之大权,俾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全数集中该区域内,得有广大之作战地域,尽量发展抗战之功用,并免与友军杂处,根本消除所谓摩擦之因素,藉使全国各军,同仇敌忾,无所牵制,得以各对当面之敌,专心作战。中央之所以维护兄等所部,委曲求全,盖已无微不至矣。切望兄等迅即遵令将黄河以南之部队,悉数调赴河北,厚集兵力,扫荡冀察残敌,完成抗战使命,全国军民同胞,所蕲求于兄部者,惟此而已矣!
  命令新四军接电报后迅即将全部撤到旧黄河以北。11月19日,毛泽东以上述受令者“朱彭叶项”四人名义答复:“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调到长江以北。”
  蒋介石则发手令宽限新四军的北移期限:前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各部,展期开到黄河以北作战。兹再分别地区,宽展时期。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一月三十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希即遵照参谋总长十月皓电所示之作战地境内,共同作战,克尽职守,毋得再误,此令。 

 
新四军作战图
新四军作战图
移防经过

  毛泽东覆电后,共产党新四军并未如晧电及共产党中央所言随即移防。另一方面,因迟迟未见移防,同年12月3日,蒋介石致电叶挺:“新四军应在繁昌、铜陵渡过长江,在江苏无为附近集中,然后按规定路线北上。”此电且仍受共产党党中央认同。
  不过此军令一出,前往换防的国民党军队(40师)与共产党军队纷争再起;华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猛攻曹甸,国军损失惨重。除此,中共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却仍驻地云岭,以“处于第三战区包围之中,对国军可能的突然袭击缺乏准备”为由,并不按中共中央与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指示的路线北渡移防前进。12月9日,不耐烦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下令反击。
  12月中旬之后,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再次发电,严令皖南新四军于12月底以前过江。受此压力,12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绕道茂林、三溪、宁国、朗溪到溧阳,然后待机北渡。26日,中共中央又电项英,对他们一再拖延、迟迟不愿北移提出了批评。12月28日项英召开会议,决定遵守中共中央指定的北移路线:向南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迂回天目山到溧阳。 

 
       悲壮七日
  1941年1月4日夜晚,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余人由泾县云岭地区出发,准备分左、中、右三路纵队,经江苏南部向长江以北转移。5日,部队行至茂林地区时,遭到顾祝同以新四军“违抗中央移防命令,偷袭围攻国军第40师”为理由,无预警地将新四军军队包围和袭击。(中华民国官方文献则指出新四军首先攻击国军40师,顾祝同率军随之拯救)
  6日,顾祝同与上官云相率第三战区之第32集团军8万多人,在蒋中正命令下,向新四军发起总攻,并强令“彻底加以肃清”。项英曾数次发电报给中国共产党中枢延安,要党领导毛泽东向国民党交涉停火,但毛并无相关回应。9日,刘少奇电毛谈起项英的情况,毛回电说他什么情况也不知道。10日,新四军总部报告毛:“支持四日夜之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12日,毛要求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周恩来在13日向国民党提出抗议。
  两党交涉期间,双方火线冲突进行了七天七夜,新四军因兵力薄弱陷于绝境。为保全部队,叶挺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的意见,致书上官云相,指责其“背信弃义”,表示愿往上官总部协商。
  14日,叶挺一到上官处即被扣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于突围时阵亡。同日,新四军茂林阵地完全被占领。全军约9000人,除约2000人在黄火星、傅秋涛率领下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阵亡。 

 
叶挺、周恩来、项英在新四军军部合影
叶挺、周恩来、项英在新四军军部合影
       新四军北移路线的选定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的选择与确定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国民党同意的路线。
  第二种看法认为,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项英个人决定的路线。
  第三种看法认为,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中共中央指定的路线。
  事实上,以上几种看法也有其片面性,皖南新四军北移的路线是叶挺与国民党当局商定并且经过中共中央同意的路线,但是由于皖南新四军行动迟缓,在曹甸战役打响后,顾祝同不再同意皖南新四军由该路线北移。
  首先,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叶挺与国民党第三战区商定的路线。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顽固派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发表“皓电”,对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并且无理强令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从而发出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动员令。
  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发表“佳电”,以无可辩驳的大量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污蔑。同时表示,为顾全团结抗战的大局,中共方面愿意委曲求全,将在皖南地区的新四军部队转移到江北。10月1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等人,对新四军的行动方针作出指示,要求“军部应乘此时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皖南战斗部队,亦应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11月1日,中共中央指示项英:“(一)希夷及一部工作人员必须过江北指挥江北大部队。(二)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这一点可以确定。(三)如移皖南需得顾祝同许可,如顾不许可则只好留皖南(因据你们报告直过皖北已无可能),但须准备打内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蒋介石进剿新四军的计划是决定了的)”。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叶挺军长于11月上旬亲赴上饶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洽商皖南新四军北移事宜。
  据钱俊瑞同志回忆说:“十—月九日(即发出佳电那一天),叶军长即从军司令部所在地之云岭,起(启)程到上饶,谒见三战区顾司令长官,洽商—切有关北移的问题。”商定的新四军北移路线为:“由茂林、宁国、经苏南渡江北上。”
  皖南事变的幸存者傅秋涛、杨帆、郑德胜等同志都回忆说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叶挺军长与国民党当局商定的路线。如傅秋涛同志回忆说,我军决定北移后,“叶挺军长亲自奔走,向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提出北移路线,并要求沿途国民党军队不得拦阻。顾祝同同意我军经泾县、茂林、宁国、宣城、郎溪至苏南敌后北渡,并允于沿途保护。”杨帆同志回忆说;新四军“从茂林到三溪入旌德、宁国转广德、郎溪到溧阳渡江北上”的北移路线,是叶挺军长在上饶同国民党第三战区谈判北移问题时,“战区当局所指定和保证安全的”路线。郑德胜同志回忆说:叶挺军长亲自与国民党当局谈判我军北移问题,“国民党要新四军由云岭出发,翻越丕岭,取道旌德、宁国经天目山进苏南,再过江到苏北。”“转移前,项英还派人到上饶找顾祝同要求增补武器弹药。顾祝同说我以人格担保,从云岭到宁国没有一个日本兵,待到宁国后,连同以前欠的武器弹药全部补齐。”
  傅秋涛同志当时是新一支队的司令员兼政委,是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为数不多的领导人之一;钱俊瑞同志和杨帆同志当时都在军直属队工作,郑德胜同志是项英的警卫员,他们都经历了皖南事变的整个过程。他们对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的回忆,大体上是一致的,也是可信的。
 
 
蒋介石制造了皖南事变
蒋介石制造了皖南事变
 
途径茂林镇的新四军
途径茂林镇的新四军

  此外,当时担任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参谋处长的岳星明也回忆说,他提出并经顾祝同“大体同意”的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从云岭驻地“先向南经旌德转向东进,经宁国南侧,广德、郎溪之间,再经金坛、句容之间,从镇江以东渡江。”这条路线,基本上就是皖南新四军移动时所走的路线。岳星明是顾祝同的心腹,参与戎机,曾代表顾祝同主持召开徽州军事会议,部置对皖南新四军的围歼计划。他的回忆与傅秋涛等同志的回忆相吻合,更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
  另外,陈毅在1944年8月写的《皖南事变的真相》一文中也有这样的记述:“叶挺军长于1940年11月得到北移命令,12月初,亲往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处面商路线。经顾祝同同意,由皖南动身,经过苏南渡江,移往苏北。”根据以上史料,我们认为,皖南新四军北移的路线是叶挺军长与国民党第三战区商定的路线。
  其次,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中共中央同意的路线。
  1940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将皖南新四军部队转移到长江以北地区,以局部的让步来争取中间派的同情,缓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攻势,使自己站在有利的位置,迎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中共中央在给项英等人的指示中,只是从原则上和大的方向上对皖南新四军的北移作了规定,至于新四军是从繁昌、铜陵间渡江到无为地区,或先移苏南,再移苏北,都没有指定具体的北移路线,为的是给皖南新四军的领导人以自主权和临机处置权,以便他们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和敌情变化决定部队的行止。
  当时,可供皖南新四军选择的北移路线有三条:
  第一条是经繁昌、铜陵地区渡江到无为的路线。这条路线是沟通皖南新四军军部和江北部队之间联系的交通线,1938年11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渡江至皖东就是走的这条路线。从新四军军部进驻皖南开始,军部通过这条路线向江北部队输送了许多干部和物资。叶挺军长于1939年5月到江北视察,走的也是这条路线。这条路线的优点是路程较短,群众基础较好,沿途所经地区为新四军第三支队和江北无为游击纵队的活动地区;缺点是需要经过五十余华里的敌占水网地带,还得穿越长江敌伪封锁线,不利于大部队的行动。
  第二条路线是由云岭向东经马头镇、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至竹箦桥、水西地区(苏南指挥部所在地),再经苏南敌占区北渡长江。这条路线是皖南军部与苏南部队经常来往的一条路线。这条路线有利的方面是:路程也较短,沿途设有许多兵站,群众基础较好,同时苏南我军可以接应。不利的方面是,需要经过国民党军108师的防地,国民党方面只同意我非武装人员据此线北移,而不同意我战斗部队沿此线北移。1940年12月初,皖南新四军后勤机关人员一千七百余人即循此线辗转北移经苏南到苏北地区。
  第三条是由军部驻地云岭南下茂林、三溪入旌德、宁国转广德、郎溪到溧阳渡江再到苏北的路线。这条路线大致上就是后来皖南新四军移动的路线。这条路线群众工作基础薄弱,路程也比较远,又是向国民党的后方和重兵扼守的方向行动,在政治上、军事上对我都很不利。但在国民党同意我皖南新四军部队沿此路线北移以及国民党顽固派尚未完成对我进行“围歼”部署的情况下,只要我军行动迅速、坚决,由此路线胜利北移是完全可能的。
  开始,皖南新四军是准备按往东和往北两条路线转移的。
 
 
皖南事变的主谋-顾祝同
皖南事变的主谋-顾祝同
 
突围出来的新四军战士
突围出来的新四军战士

  1940年11月27日,叶挺、项英致电毛泽东、朱德:“经我们多方研究与考虑,由苏南北移路线,途中困难多,危险性较大,反不如由三支地区兼程北移皖北较利(仅有一道封锁与长江),既时间经济,又直接增援皖东。因此,我们决心将大批工作人员即刻化装过封锁与部分资材先经苏南至苏北,同时以迷惑各方,再以突击方式,将部队由现地区突过长江至皖北。”11月29日,中共中央复电项英:“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一部分资材经苏南。”同日,叶挺、项英致电毛泽东、朱德并周恩来、叶剑英:“我明天开始设兵站,由泾县至竹箦桥与二支队联络,即运动资材及工作人员。”同时表示“我们决心目前公开走苏南,兵力留后结集,大部密渡皖北,一切完毕仍在年底。”中共中央很快就批准了这一行动方案,11月30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叶挺、项英:“你们二十九日的布置很对……现在开始移动,十二月底移完不算太迟”。在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后,从12月1日开始,项英、叶挺立即着手组织皖南部队非战斗人员约二千人以及大批器材,在顽军的严密监视下,分两批经指定路线进入苏南。
  然而,当“1940年12月3日,我军开始陆续出发,军部所属各部门人员和行李先行,军部机关及一部分部队,也于11日集中,待命出发。讵料顾祝同突然命令我军改道,不准经苏南敌后北渡,只准从繁昌、铜陵渡江。”顾祝同之所以突然命令我军改道,是因为此时华中总指挥部发动了曹甸战役。由于害怕皖南新四军从苏南过江与苏北新四军汇合后力量更加强大,对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构成更大的威胁,蒋介石在12月10日,密令顾祝同强令皖南新四军改道北移。蒋介石在给顾祝同的电报中说:“(一)查苏北匪伪(指陈毅、粟裕部)不断进攻韩部(指苏北韩德勤),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另予以规定路线亦可。(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限期(本年十二月卅一日止)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12月中旬,顾祝同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改变原来的承诺,强令皖南新四军改道铜(陵)、繁(昌)间北渡。1941年1月3日,蒋介石致电叶挺,指定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一)该军应在无为附近地区集结,尔后沿巢县、定远、怀远、涡河以东雎州之线,北渡黄河,遵照前令进入指定地区,沿途已令各军掩护。(二)所请补给,俟到达指定地点,即行核发。”[17]在此期间,国民党桂系李品仙部三个师开入皖东地区,扣留交通器材,占领渡口,封锁了我军经繁、铜北渡长江到无为地区的道路。同时国民党重庆电台十分险恶地广播了皖南新四军将要北移的消息,企图假日军之手消灭新四军。日军闻讯立即增调第十五师团于繁、铜地区,并增派舰艇梭巡于长江之上,准备截击我北移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我军10000余人的大部队要跨越五十华里的河网敌占区和长江封锁线,势必要遭到敌顽的夹击,腹背受敌,进退失据。
  鉴于繁、铜地区的严重敌情,1940年12月28日,项英主持召开了新四军军分会扩大会议,决定皖南新四军绕道茂林、三溪、宁国、再迂回天目山到溧阳,然后待机北渡。会后,项英将这一行动方案电告中央。在尚未收到项英电报的时候,1940年12月30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叶挺、项英:“据恩来称:‘江南部队分地渡江有危险,皖北让路,蒋虽口头答应,但让出巢、无、和、含四县恐不易,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等语。我们同意恩来意见,分批走苏南为好。”
 
 
后方民众抗议国民党政府
后方民众抗议国民党政府

  1941年1月1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报告皖南新四军北移方案。1月3日中共中央在收到项英的电报后当即由毛泽东起草复项英电:“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出动,是完全正确的。”接到中共中央的复电,项英、叶挺于1月4日率军南下茂林,开始按照上述方案行动。显然,中共中央同意了新四军军分会(12月28日)扩大会议决定的北移行动方案。
  l941年1月7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叶挺、项英:“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署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这个指示电更加明确地反映出,中共中央是知道并且同意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郎溪到苏南然后渡江到苏北的计划的,不少人认为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项英个人独断专行决定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没有历史根据的。事实上,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叶挺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与国民党第三战区商定并经中共中央同意的路线。

 
失败的原因
 
  不少研究者以皖南新四军惨遭围歼的结果,逆推出皖南新四军所选择的北移路线是一条错误的路线,是导致皖南新四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如童志强《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事行动检讨——兼论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刘庭华《略论皖南事变在军事方面的历史教训》、陈枫编著的《皖南事变本末》、段雨生等著《叶挺将军传》等均持此说。
      黎汝清同志在其所著小说《皖南事变》的代后记中更认为南下茂林的北移路线是皖南事变的“根本性问题”,谁指定了这条使全军陷入绝境的北移路线,皖南新四军全军覆没的历史责任就应该由谁来承担。也有的研究者认为,“部队最后确定的北移路线,并不失为一种有利选择,它并非是一条自投罗网的自杀路线。有谁能保证说由泾县往北在铜陵、繁昌间北渡,或向东去苏南再北渡,就一定是平安无事或较少牺牲呢?”如李良志著《烽火江南话奇冤——新四军与皖南事变》即持上述意见。
      根据大量的历史资料,我们认为,从当时的情况看,对皖南新四军选择南下茂林的北移路线不能一概否定,南下茂林的路线在当时是相对安全的路线。
  应当承认,由于临时改变路线,不可能对沿途地形、道路、河流等情况进行详细侦察,也来不及进行必要的准备,特别是对顽40师的装备与战斗力缺乏了解,有轻敌思想。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认定南下茂林的路线是错误的,甚至认为是“绝路”。
  据武之棻回忆:当获悉新四军由泾县云岭南进茂林,有可能进入天目山地区时,上官云相十分紧张地对部下说:“这次作战是胜败的关键。如果让新四军冲到旌德,那里空虚没有驻军队,纵然再增加一倍兵力,也难以达到消灭新四军的目的。若想在后边追着打,那是走不赢的。”如果皖南新四军在12月28日军分会会议后立即行动,一来可以在政治上占据主动,二来斯时顽40师尚未赶到星潭一线布防,我军一举突围还是可能成功的。即或退一步说,1月7日,我军被阻星潭,形势、地形、时间均对我不利,但如果当时能果断地下决心,不惜牺牲集中兵力杀开一条血路,也是可以突围出去的。
  事实上,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一起反共阴谋事件。国民党顽固派处心积虑要消灭皖南新四军,在强迫我军北移并指定北移路线的同时,制定了对皖南新四军的围歼计划,企图将皖南我军压迫至江边,然后与日、伪聚而歼之。在这种情况下,皖南新四军不论走哪条北移路线,与国民党军队的冲突都是难以避免的。
  那种把皖南新四军南下茂林的北移路线看作是皖南事变的“根本性问题”的观点是错误的,南下茂林的路线不是皖南新四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皖南事变是一场悲剧,毛泽东、蒋介石、项英和叶挺四人之间的相互矛盾错综复杂。蒋介石梦寐以求的是吃掉江南这支军队,最后得手了。毛泽东意欲驾驭这支部队,但鞭长莫及。叶挺极力报效中华,可惜壮志未酬。这是民族的悲哀,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得益的只能是东洋的日本人。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江山依旧,松柏常青,但已经物去人非,过去的胜者和败者都成为过去,留下的只是冤屈者的悲愤和后来人的叹息!
 
长篇小说《皖南事变》
长篇小说《皖南事变》
 
周恩来为皖南事变题词
周恩来为皖南事变题词
皖南事变的后续
 
       主要人物结局
  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与副参谋长周子昆在蒋介石下令停火后突围逃出,3月12日两人于泾县濂坑石牛坞赤坑山遭副官刘厚总开枪打死。
  3月17日,蒋中正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
  中国共产党进行回击,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在军事上自卫,在政治上反攻;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
  此事变主要将领叶挺遭逮捕,予以监禁,5年后于1946年释放,叶挺出狱后申请成为中共党员,乘飞机由重庆回延安时飞机失事,同机遇难的还有王若飞、博古、邓发及叶挺妻子李秀文及孩子。
  1943年,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以“抗日战争”、“制裁解散新四军”及“肃清江南共军”有功,被中华民国政府颁发中华民国军人最高荣誉之青天白日勋章。

       蒋介石对皖南事变的讲词
  “这两周以来,敌人假借我们新四军事件,造出许多离奇怪诞的谣言,恣意挑拨中伤,不仅企图动摇我们抗战的精神,而且妄冀迷惑国际间对我国抗战的视听,求逞其侵略中国的迷梦………即就我们此次处置新四军事件来说,无论中外人士,大家都知道,这完全是我们整饬军纪的问题,性质很明白,问题很简单,事情也很普通。凡违令乱纪的军人,在所必惩,至于称兵作叛,袭击友军,侵占防地,妨害抗战的军队,更必然的须解散。这是抗战治军的天经地义,除非像无法无纪的敌国少壮军人,才会把这件事看做一种特殊而不寻常的事件,故意 来作夸大的恶意宣传………”

 
烈士陵园
烈士陵园
  
皖南事变烈士陵园
皖南事变烈士陵园
 
烈士陵园
    
       1990年,为纪念皖南事变新四军将士殉难五十周年,在安徽省泾县城郊的水西山修建皖南事变烈士陵园。占地 15公顷,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
  皖南事变烈士陵园傍泾川,邻城区,环境优美,入口跨公路建有7米高石阙,形成壮观的入口空间。进入陵园,沿台阶行约30米,有一小型广场,正对面挡土墙上镶嵌叶飞题写“皖南事变烈士陵园”字碑。从小广场右转,经50米长神道,拾级而上,通过两个石阙形成的神门,进入主碑纪念广场。广场由纪念碑、纪念廊、无名烈士墓等组成。从山顶俯视,纪念广场与外围的花圃组成一献给烈士的巨大花圈;从远处眺望,纪念廊和名人题字廊高低错落,形态各异,白色马头墙簇拥着巨大纪念碑身。碑高12.36米、宽27米,碑面镶邓小平“皖南事变死难烈士永垂不朽”题词。碑下方为一汉白玉雕刻的花环,环周白色纪念廊内,镌刻着新四军军歌及《皖南事变烈士纪念碑碑记》。碑后为无名烈士墓,墓室四壁钢筋水泥浇铸,中间为墓池,池中有洁白大理石石棺,池后是祭坛,坛上燃烧着常年不息的火焰,象征着先烈们革命精神永不熄灭。整个陵园庄严、肃穆、凝重。
  皖南事变烈士陵园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
 
 
新四军在皖南
新四军在皖南
被俘人员探秘
  
       上饶集中营
  上饶集中营是皖南事变的产物——关于皖南事变中牺牲和被俘的人数,历来的说法都是大部分牺牲,少部分被俘,或者只提大部分牺牲,不提被俘问题。1991年1月7日安徽省隆重举行皖南事变新四军将士殉难50周年纪念大会,领导人讲话中仍只提“大部分遇难”,从1991年7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起,开始使用“大部被俘、失散和牺牲”的笼统提法,而对牺牲和被俘各有多少不再具体提及,据1941年10月25日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致蒋介石、何应钦的一份代电稿,称“原收容叛军(即对新四军的辱称)官兵3369名,续收914名,共计4276名——这个数字基本上准确。 
  如何处置皖南事变中被俘的4000多新四军人员?这是事变后摆在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部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1941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就皖南事变发表谈话,要求"释放所有被俘之新四军将士".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提出的第一个口号就是"立刻释放叶军长,释放一切被俘将士".
  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再次严正要求"恢复叶挺自由,继续任新四军军长","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为此,中共中央还保留了叶挺将军的新四军军长的职务,在同日宣布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中,只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直到1946年4月8日叶挺军长在山西黑茶山遇难,才取消"代理"二字)。
  正在为策划围歼新四军成功而弹冠相庆的国民党当局,自然不会理睬中共方面的要求,不可能释放叶挺军长和其他被俘新四军将士.
  三战区长官部对被俘新四军将士的第一步,就是把下山谈判被扣的叶挺军长和其他俘获的新四军重要干部迅速押送长官部驻地江西上饶囚禁.叶挺1月14日下午下山被扣后,17日即被押送到上饶,囚于设在长官部附近的李村监狱.稍后几日,新四军第三支队司令员张正坤,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黄诚,组织部长李子芳,敌工部长林植夫,三支队五团团长徐锦树等也被押送到上饶.张正坤,徐锦树等囚禁在离长官部稍远一点的七峰岩监狱,黄诚,李子芳,林植夫囚禁在李村监狱.他们是上饶集中营里的第一批新四军"囚犯".
  除上述高级干部之外的被俘新四军人员,因数量较多,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密电重庆国民政府军委会请示派员前来接受的同时,指派刘夷华,侯荫黎和陈淡如三名上校军官前往皖南,以" 训练"的名义将被俘新四军人员编成三个"训练大队",刘,侯,陈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训练大队的大队长.为统一管理这三个"训练大队",1月26日成立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训练总队",顾祝同调六十七师少将副师长唐肃任训练总队总队长,陈谈如任副总队长.
  训练总队成立之后,负责"训练"的国民党特工人员继续清查被俘新四军人员的身份,发现其中排长以上干部不少,班长以上军士也不少.顾祝同根据这一情况,决定将被俘新四军干部和士兵分开"训练",把清查出的新四军排以上干部从各大队抽出来集中在一起编为"军官大队",顾祝同调三战区军统特务头子,政治部情报室上校专员张超任"军官大队"大队长,把清查出的新四军班长以上军士也从各大队抽出来集中在一起,编为"军士大队",由副总队长陈淡如兼任"军士大队"大队长,原第三训练大队撤销,该大队里的被俘新四军士兵分别编进原第一训练大队和第二训练大队,改称为第一士兵大队和第二士兵大队,仍由刘夷华,侯荫黎分任大队长.据当年三战区长官部有关文件资料记载,"军官大队"逃跑26人,还囚有657人;"军士大队"逃跑81人,还囚有276人,两个士兵大队共逃跑460多人,还囚有2500多人(其中有少数没有查出身份的新四军干部).
  说透了,这个"管训方针"就是要通过"管训",向被囚新四军人员灌输反动思想毒素,使其叛变革命,转而为国民党 反共政策效力.这也是随之建立起来的上饶集中营的反动宗旨。
 
 
1939年,周恩来、叶挺、陈毅等领导在皖南军部
1939年,周恩来、叶挺、陈毅等领导在皖南军部

  国民政府军委会的这份文件要求,被俘新四军的"官长与军士之管训分开地点实施,并严密防止与当地民众接近".并提出管训被俘新四军军士的地点由顾祝同选定.顾祝同便选择在上饶邻近的铅山县.文件提出管训被俘新四军干部的地点设在赣南的瑞金或者赣西的吉安一带.顾祝同则考虑到瑞金或吉安一带离长官部太远,不便管训,决定改设在上饶城南比较偏僻的周田村一带,向上呈报备案.
  3月上旬,根据顾祝同的指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训练总队"总队部率第一士兵大队,第二士兵大队和军士大队(357人)由皖南经浙江进入江西铅山县,总队部和军士大队驻在永平镇,第一士兵大队(1487人)和第二士兵(1504人)大队驻在石塘镇,军官大队单独开往上饶,进驻周田村.军官大队(683人)名义上隶属于训练总队,实际上是独立的,由顾祝同亲自掌握.军官大队大队长张超直接对顾祝同负责,无须经过训练总队.
  这座囚禁皖南事变中被俘新四军干部的周田监狱,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上饶集中营的主体部分.周田监狱除军官大队外,还有一个"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特别训练班"(简称"特训班"),囚禁皖南事变前后从东南各省地方上抓捕来的共产党员和其他爱国进步人士80余人,以及事变后搜捕到的30余名突围未成的新四军干部."特训班"主任也是张超.张超是上饶集中营的大总管. (上饶集中营的范围自然还应包括前述囚禁叶挺军长的李村监狱,囚禁三支队司令员张正坤等的七蜂岩监狱,以及后来囚禁黄诚,李子芳等的石底监狱,还有专门囚禁周田监狱"顽固不化"革命志士的茅家岭监狱. )
  训练分为两期,每期3个月。1941年11月下旬,第二期训练结束,长官部以连为单位把第一第二两个士兵大队中“中毒不深者”2341人分别补充到国军26军49军与第100军,绝大多数是到搜索连当兵地。这些人员后来多数跑掉了,不少重新回到新四军部队。部分“顽固分子”于1942年3月前后,与军士队军官队中的“顽固分子”350多人组成“训练补充大队”,军官队改编为“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一直到1945年8月,其中的大部分拔补到徐州绥靖纤公署所属部队,部分编入第12军军官总队。
皖南事变烈士陵园
皖南事变烈士陵园
历史评价
 
  虽然皖南事变是抗战时期国共冲突中,国民党难得的“大胜利”,但事实上并未完全消灭总兵力达90000人、3.5万支步枪、460挺机关枪的新四军,但完全消灭了新四军军部和指挥机关,造成了比“黄桥事件”更大的影响。
  中华民国官方文献与部分报道指称,总兵力达1.03万的新四军调防,是1938年至1940年间国共双方部队多起武装冲突和的后续处理。文献亦指:蒋中正虽与周恩来多次会谈寻求解决之道,却在双方缺乏诚意情况下,让蒋中正于国民党部队多人伤亡的“黄桥事件”及新四军攻击40师情况后,下令将新四军“消灭”。另外,该处置与1939年9月,毛泽东声称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中共强硬立场有关。
  除此,国民党军队之后宣称: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于逃亡被部下所杀,并“歼灭”共军约7000余人。而面对舆论对此事变的质疑,蒋中正于接见苏俄大使潘友新时及对外公开会议两度强调:“新四军事件完全为整顿军纪,绝无其他问题,更无损于抗战力量。”
  

    扩展阅读[我来完善]

  • 1.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 2.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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