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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24153 次 历史版本 2个 创建者:于归 (2011/3/11 11:31:04)  最新编辑:小桥流水 (2015/10/10 10:47:33)
武昌起义
拼音:Wǔchāng qǐyì
同义词条:辛亥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是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在武昌发生的一场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兵变。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一部分革命党人(共进会文学社)决定把目标转向长江流域,准备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发动一次新的武装起义。通过革命党人的努力,终于在1911年10月10日成功地发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武昌起义。起义的胜利,逐步使清朝走向灭亡。武昌起义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是亚洲和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开端,在中国历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简介

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

  辛亥武昌起义是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一部分革命党人决定把目标转向长江流域,准备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发动一次新的武装起义。通过革命党人的努力,终于在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成功地发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武昌起义。起义的胜利,逐步使清朝走向灭亡。

  1911年10月10日(夏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全面爆发,谱写了资产阶级革命夺取全国胜利的新篇章。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各国侵略的进一步加深,中国沦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加剧;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横征暴敛,促使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各地群众奋起反抗,斗争风起云涌。但是这些斗争都是自发的,缺少组织和领导。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革命理论,组织革命政党,先后发动过十次武装起义,虽然遭到了失败,但每次起义都起到了宣传革命、振奋人心的作用。

  湖北位居长江腹地,武汉素称“九省通衢”,是水陆交通中心。帝国主义各国早就在这里辟租界,开商埠,办工厂,掠夺原料,倾销商品,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城乡各个角落。这就阻碍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促使农村经济破产,人民被迫走上革命的道路。1904年7月,武昌出现了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随后又陆续成立日知会、文学社、共进会等秘密革命组织。湖北革命党人深入新军,宣传革命,在士兵中发展革命组织,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工作,直到武昌起义前夕,新军中已有三分之一的士兵参加了革命组织,成为起义的主力军。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以后,同盟会领导人决定把革命的重心转移到长江流域,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推动下,实现了湖北地区革命组织的大联合。夏天爆发的四川保路运动,预示着全国革命风暴的到来。武汉新军大部被调入川,统治者的武力减弱,武昌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举行联席会议,推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制定了起义计划。但实际起义并没有按预定计划进行。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革命总机关赶制炸弹时不慎爆炸,文件全被俄国巡捕搜走,机关暴露。蒋翊武得知此消息,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当晚起义。但因命令未能及时送到,起义没有实现。湖广总督瑞澄下令搜捕党人,武昌机关遭到破坏。10月10日,瑞澄继续按册捕人,形势十分严重。在这紧急关头,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自动联络。当晚7时过后,工程第八营革命党的总代表、后队正目(相当班长)熊秉坤领导该营首先发难。他率领十多名革命士兵直奔楚望台军械库,守库的本营左队士兵鸣枪配合,顺利地占领了楚望台。工程营左队队官(相当连长)吴兆麟被推为临时总指挥。当天夜里11时左右,革命军以工程营为主力,分三路向督署发起猛攻,督署守兵千余人以强大火力阻击,各路大军均不得手。午夜时分,发起了第二次进攻,瑞澄闻炮丧胆,从督署后墙凿洞逃遁。次晨2时,革命军再次发动进攻,终于在黎明前攻下督署。武昌起义胜利了!11日晚及12日凌晨,革命军先后占领汉阳汉口,武汉三镇完全光复。这是孙中山领导革命起义以来第一次取得的胜利。消息传出,全国和全世界为之震动。

起义背景

辛亥武昌起义
辛亥武昌起义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激进革命主张被更多志士仁人认同。1900年7月,谭嗣同的挚友唐才常组织自立军,拟在长江沿岸武汉等五地同时发动勤王起义。事败,唐才常等12位起义领导人在汉口被捕,在武昌紫阳湖畔被斩首。

  辛亥武昌起义前夕,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持续不断,革命党人不断发动武装起义。1906年,清廷抛出“预备立宪”,其实质却是加强了皇族的权力,广大立宪派对此极为不满;1908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相继去世,年仅3岁的宣统皇帝溥仪继位,其父载沣摄政。1911年5月,清政府公布的内阁名单中满族人有九名(其中七名是皇族),汉族有四名。被称为“皇族内阁”。立宪派对此大失所望,有少数人参加了革命党。为取得外国的支持,以维护其统治。同年5月清廷将广东、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的商办的粤汉、川汉铁路收为国有,然后再卖给外国,又未能解决如何补偿民间损失,遂掀起了全国大规模的人民反抗运动——保路运动,并成立「保路同志会」,其中四川最为激烈。清廷急调动湖北新军入四川镇压,导致湖北兵力空虚,故革命党人决定发动起义。

导火事件


  保路运动亦称“铁路风潮”。1911年(宣统三年)5月,清政府以铁路国之名,将已归民间所有的川汉、粤汉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马上又出卖给英、法、德、美4国银行团,激起湘、鄂、粤、川等省人民的强烈反对,掀起了保路运动。运动在四川省尤其激烈,各地纷纷组织保路同志会,推举立宪党人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以“破约保路”为宗旨,参加者数以10万计。清政府下令镇压。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罗纶、蒲殿俊等保路同志会代表,枪杀数百请愿群众。第二天又下令解散各处保路同志会。激起四川人民更大愤怒,将各处电线捣毁,沿途设卡,断绝官府来往文书。并在同盟会龙鸣剑、王天杰等人组织下,掀起武装暴动,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成为武昌起义的先声。

前期准备


  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革命团体在湖北新军中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力量,积极准备起义。1911年初,两团体领袖见秘谈,准备起义,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共进会孙武为参谋长,以文学社的机关为临时总司令部。

起义经过

酝酿起义

辛亥武昌起义
辛亥武昌起义
  清廷为扑灭四川的人民起义,派出大臣端方率领部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致使清军在湖北防御力量减弱,革命党人决定在武昌发动起义。1911年9月1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同盟会的1911年9月7日,四川成都发生保路风潮成都血案,激起骚乱。清廷为扑灭保路风潮,派出渝汉铁路督办、钦差大臣端方率领部分湖北新军入川,协助四川清军镇压。湖广地区(湖北湖南)革命党人见清军在湖北防御力量减弱,开始策动在武昌和长沙伺机起事。9月1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谭人凤居正等人的推动下联合,建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9月24日在武昌胭脂巷11号召开联席会议,决定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日,有成语“八月十五杀鞑子”)湘鄂两省同时发难,发动起义。湖北方面初步决定刘公为总理,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务部长。

南湖兵变

辛亥武昌起义
辛亥武昌起义
  就在革命党人9月24日联席会议当天,驻扎在南湖的八镇炮标三营有几个士兵退伍,炮标士兵孟华臣(共进会代表)备了酒菜,饮酒猜拳,为之送行。值日的刘排长过来干涉,双方发生争执。管带赶来传孟华臣等跪下,重责军棍。士兵抢了军械,将营部砸烂,管带仓皇逃窜。孟华臣等从军械房拖出两尊大炮,可惜没有弹药。前来镇压的马队赶到,兵变士兵四下逃窜。

  革命党人的活动被湖北当局察觉,开始加强警戒,湖广总督瑞澂宣布八月十五不放假,全城戒严,官兵皆不能离营外出,严禁以各种名义“会餐”,军营中秋联欢会,提前一天举行。戒严时期除值勤士兵可允携带少量子弹以外,所有弹药一律收缴,集中保管。另外,9月28日湖南共进会领导人焦达峰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湖南准备未足,请展期10天。因此,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

领导层被破坏

汉口宝善里14号
汉口宝善里14号
  10月9日,共进会领导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而至,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等,拘捕刘同、李淑卿等6人,随即引渡湖北当局。刘公、孙武逃入汉口法租界。湖广总督瑞澂下令关闭四城,四处搜捕革命党人。文学社领导起义军事总指挥蒋翊武决定立即于10月9日晚12时发动起义,以南湖炮队炮声为号。但武昌城内戒备森严,负责向南湖炮队传达命令的邓玉麟因途中艰辛,直到深夜12点过后才赶到南湖炮队,此时士兵们都已经入睡,无法动员,营代表徐万年只好临时决定推迟起义。由于刘同招供,武昌小朝街85号(张廷辅家)文学社总部暴露,当日晚彭楚藩刘复基在小85号被捕,蒋翊武逃脱,杨宏胜在运送弹药的路上被捕,另外还有张廷辅陈宏诰牟鸿勋等30余人被捕,10月9日起义计划落空。10月10日晨彭刘杨三人在督署东辕门被斩首。

  10月10日白天,清军警大肆搜捕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下令新军官兵一概不得出营,并晓谕党人自首。

第一把火

  10月10日傍晚6点左右,驻守武昌城北门外塘角的第21混成协炮11营辎重队士兵李鹏升,点燃草料库,举火为号,发动起义,临近的工程队也点火响应,起义士兵向武昌城内楚望台军械库进发。

第一枪

  10月10日晚七时许,陆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后队二排哨长(排长)陶启胜查夜,看见棚正目(班长)金兆龙抱枪仰卧,就厉声问道:“干什么?想造反?”金兆龙对陶排长不满,对骂道:“造反就造反!”并和陶启胜扭打起来。士兵程正瀛过来帮金兆龙,举枪将陶击毙 ,前队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八营代理管带阮荣发先后赶来弹压,相继被程正瀛击毙。军营大乱。这时第八营正目(班长)共进会总代表熊秉坤立即鸣笛集合,正式宣布起义,向楚望台进发。

起义行动

工程第八营起义领导人熊秉坤
工程第八营起义领导人熊秉坤
  武昌城内的第十五协29标的蔡济民和30标的吴醒汉亦率领部分起义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陆军测绘学堂全部学生赤手空拳,奔向楚望台。守库的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左队士兵起而响应。尔后,武昌城内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也纷纷率众起义,并赶向楚望台。起义人数多达3000多人,起义士兵强制第八营左队队官吴兆麟任革命军临时总指挥。

  10月10日晚上10点30分,起义军分三路进攻总督署和旁边的陆军第八镇司令部。并命已入城之炮兵第八标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督署进行轰炸。起初,起义军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加上兵力不够,进攻受挫。晚12点后,起义军再次发起进攻,并突破敌人防线,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为标志,蛇山与中和门附近的炮兵向光处发炮轰击。

  起义军攻打都府,湖广总督瑞澂师爷张梅生建议死守,而瑞澂的汉人小妾廖克玉,同情革命党,死劝瑞澂离开总督府,去长江上的楚豫号兵轮上指挥镇压。瑞澂离开总督府上舰,反而指挥失灵,清军大乱。辛亥革命之后,廖克玉受到宋教仁的接见,被称为“民国西施”。

  第八镇统制张彪仍旧在镇司令部顽抗。起义军经过反覆的进攻,终于在天亮前占领了镇司令部。张彪退出武昌,整个武昌在起义军的掌控之中。

阳夏保卫战

革命军占领了湖广总督署
革命军占领了湖广总督署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震惊了清政府,清政府迅速作出反应。1911年10月12日,清政府撤销瑞澄职务,命他带罪立功,暂时署理湖广总督;停止永平(今河北卢龙县)秋操,令陆军大臣荫昌迅速赶赴湖北,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任其节制;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海军和长江水师,迅速开往武汉江面。14日,清政府编组一,二、三军,以随荫昌赴湖北的陆军第四镇及混成第三协、十一协为第一军,荫昌为军统(也称总统);以陆军第五镇为第二军,冯国璋为军统;以禁卫军和陆军第一镇为第三军,载涛为军统。三军迅速向汉口附近集结。

  面对这一形势,湖北军政府于10月15日决定首先扫荡汉口敌军,然后向北推进,以阻止清军南下。从10月18日出战汉口,到11月27日汉阳失陷,前后战斗41天,史称“阳夏战争”、“阳夏保卫战”、或汉口、汉阳保卫战。

  在这41天之中,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浙江贵州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等省市,先后独立。关内十八省中只剩下甘肃河南直隶山东四省效忠清朝。故阳夏保卫战对于辛亥革命的成功,具有重大意义。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清朝灭亡。

  湖北军政府成立后,立即宣布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又公布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规定主权属于人民。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在中国第一次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此外,军政府发布各种文告,号召各省起义,促进了革命的继续发展。在外交政策方面,军政府宣布所有清政府以往与各国缔结的条约继续有效,赔款、外债照旧按期偿付,各国在华既得利益“一体保护”,表示革命“并无丝毫排外性质”,这是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妥协性的表现。

《中华民国鄂州约法》


  武昌起义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草案《鄂州约法》:

  11月初,宋教仁、居正、刘公、孙武、张知本等商议,认为仅有政府组织法还不够,尚需有一个根本法类型的法规。众人推宋教仁起草。宋教仁早年喜爱研习法律,曾入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研究各国宪法和政治制度,对西方三权分立制度十分赞赏。因而他为鄂军政府草拟的约法(定名为《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简称《鄂州约法》),是一个三权分立的法律,共7章60条。规定“鄂州政府以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务委员与议会、法司构成之”。行政权由“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务委员”行使,立法权属“议会”,司法权则归“法司”。《鄂州约法》对这三方面职权均有明确的划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采用三权分立原则的政权根本法。它首次正式规定人民依法享有民主权利,享有“自由保有财产”和“自由营业”的权利。取得政权的中国资产阶级在这里以法律形式宣告自己的胜利并维护既得的成果。

  武昌起义的革命精神,首先表现在武汉革命党人的历史主动精神和首创精神。他们发挥主动性,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掌握革命武装,抓住历史时机,敢把皇帝拉下马,主动出击,发动首义,创立湖北军政府。其次是武汉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的的革命精神和献身精神。武昌起义的胜利是革命党人长期艰苦奋斗和英勇流血牺牲换来的。如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慷慨就义,程定国、熊秉坤勇于发难,纪鸿钧、王世龙舍身烧督署,都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献身精神。广大武汉三镇人民群众也同仇敌忾,支援革命,商人捐款,工人、农民、市民踊跃参军,与革命军并肩作战,痛击清军。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不是愚昧无知的、拖着大辫子的满清奴隶,让那些“洋人”知道中国五千年来一直是世界上的一等强国,那不仅是过去今后依然是世界第一。武昌起义后我们中国人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我们是炎黄子孙,我们的国家在东亚乃至世界都不会输给任何一个国家,革命党人用自己鲜血和生命赢得了胜利,值得我们今天所有的中国人敬仰。

历史意义

黎元洪
黎元洪

  武昌起义的胜利,引起了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极大震恐。帝国主义各国迫于革命形势,不得不宣布“严守中立”,同时又派军舰集结武汉江面,作武装干涉的准备。清廷则于10月12日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新军两镇南下进攻革命军,14日再度起用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委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袁世凯想趁机攫取更大更高的权位,以“足疾未痊”为理由假意拒绝出任,直到清廷委他为钦差大臣,给他统率水陆各军的大权,他才“出山”南下。10月17日清军不断向刘家庙增兵,于是爆发了阳(汉阳)夏(夏口,今汉口)战争。湖北革命军民奋起保卫武汉,群众踊跃参军,几天之内,军政府扩军达四万人。新兵奋勇投入战斗,工农手持刀矛助战,19日大败清军于刘家庙,首战告捷,汉口全市张灯结彩庆祝。27日,袁世凯命第一军冯国璋部反攻,刘家庙复陷敌手。次日革命军又退大智门。清军纵火劫市,大火延烧三昼夜,汉口繁华之区化为焦土。11月1日汉口失陷。3日,由上海赶来武昌不久的同盟会领袖黄兴受命为战时总司令,16日率部偷渡汉水,反攻汉口未克,次日退守汉阳。21日清军进攻汉阳,黄兴率革命军奋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27日汉阳又告陷落。历时一个多月的阳夏战争结束。革命军维持住与清军隔江对峙的局面。

  武汉地区的军事遭到挫折,但武昌起义造成的革命形势是反动力量无法扭转的。武昌起义后,短短一个多月,全国有14个省先后宣告“光复”和独立,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最后终于推倒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尽管以后还出现过几次短命的复辟丑剧,武昌起义终究导致了中国2000多年来封建王朝统治的结束,它的历史意义是不能抹煞的。

历史功绩


  武昌起义的历史功绩,首先是敲响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丧钟。革命军攻克总督府,占领武昌,消灭清军大批有生力量,在中国腹心地区打开一个缺口,成为对清王朝发动总攻击的突破口,并在全国燃起燎原烈火,沉重打击了清政府,致使1912年2月清帝被迫退位,结束了二百多年清王朝封建统治和二千多年君主专制统治。其次是吹响了共和国诞生的号角。武昌武昌起义门起义创建了湖北军政府,成为共和政权的雏型,并引发各省响应。不到两个月就诞生了中华民国,建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取得辛亥革命的重大胜利。

  武昌起义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草案《鄂州约法》:

  武昌起义的革命精神,首先表现在武汉革命党人的历史主动精神和首创精神。他们发挥主动性,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掌握革命武装,抓住历史时机,敢把皇帝拉下马,主动出击,发动首义,创立湖北军政府。其次是武汉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的的革命精神和献身精神。武昌起义的胜利是革命党人长期艰苦奋斗和英勇流血牺牲换来的。如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慷慨就义,程定国熊秉坤勇于发难,纪鸿钧王世龙舍身烧督署,都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献身精神。广大武汉三镇人民群众也同仇敌忾,支援革命,商人捐款,工人、农民、市民踊跃参军,与革命军并肩作战,痛击清军。今天我们应该继承并发扬辛亥先烈的革命精神,把它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动力。

重大事记

湖广总督瑞澄
湖广总督瑞澄

  1858年 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中英天津条约》,其第10款规定开汉口等地为商埠。

  1861年年初 英国轮船抵汉。

  3月 上海英领署单方面公布《扬子江贸易章程》,宣布“汉口、九江辟为口岸,设置领事”,是为汉口立埠之始。英国在汉口设英租界。清政府在汉口设海关。

  1861—1898年 汉口辟英、德、俄、法、日等5个租界区。

  1862年 汉口海关开始征收关税。

  1876年 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其中规定宜昌开埠。

  1877年 清政府设宜昌海关。

  1889年 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开始了洋务运动后期着名的“湖北新政”。

  1891年 张之洞创设的两湖书院落成(1903年改设文高等学堂)。

  1892年冬 张之洞创设的湖北织布官局正式开车。

  1893年 武昌设自强学堂(1903年改为文普通学堂)。

  1894年 汉阳铁厂正式出铁。武昌设湖北缫丝局、湖北纺纱官局。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

  1895年 湖北枪炮厂在汉阳正式开工(1904年易名为湖北兵工厂)。张之洞开始组练新军,开办武备学堂,又办将弁学堂。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马关条约》,其中规定沙市开埠。

  1896年 清政府设沙市海关。

  1898年 武昌设农务学堂(后改农业学堂)、工艺学堂(后改工业学堂)。武昌设湖北制麻局,与先所设之织布官局,缫丝局纺纱官局等合组成湖北纺织官局,时称“丝麻四局”,为湖北4种机器纺织业的发端。湖北开始派遣学生游学日本。北京发生康有为、梁启超等领导的维新运动。

  1900年6月21日 清政府利用义和团运动对外“宣战”。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唐才常等组织“自立军”,以汉口为中心起事。

  8月 自立军起事失败。秋 清政府准张之洞奏,将武昌对外自行开埠。

  1901年2月14日清政府发布上谕,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9月07日 清政府与德,英、俄等11国签订《辛丑条约》。

  11月07日 李鸿章死,袁世凯接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2年实授)。武昌原设之武备,将弁两学堂合并为武昌高等学堂。

  1902年2月 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

  6月 袁世凯着手编练“北洋常备军”。

  1903年武昌 设文高等学堂(后改两湖总师范学堂)、方言学堂、武普通中学。

  1月29日 湖北留日学生刘成禺、李书城等在东京发起刊行《湖北学生界》(从第5期起改名《汉声》)。

  5月 吴禄贞等在武昌花园山聚会,为湖北有革命团体之开始。留日学生组织学生军,推湖北学生蓝天蔚为队长。邹容所着《革命军》交上海大同书局出版。是年 陈天华所着《猛回头》、《警世钟》相继出版。

  1904年2月8日 日俄战争爆发。

  2月15日 黄兴、宋教仁等在长沙成立华兴会,推黄兴为会长。

  6月 吕大森等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

  7月 黄兴至鄂,与科学补习所商定湖南起义,湖北响应。

  10月下旬 华兴会起义因计划泄露而失败,科学补习所也遭破坏。

  冬 光复会上海成立。

  是年 汉口各商宣布和德昌礼和、瑞记两洋行断绝贸易。武昌设五路高等小学堂,又设初等小学堂60所,幼稚园一所。

  1905年1月 科学补习所成员王汉、胡瑛至彰德刺杀清户部侍郎铁良,未中,王汉死。

  7月 汉口各帮商董响应上海等地的抵制美货运动,齐集四官殿。议定一律不办、不购美货。

  8月20日 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9月24日 吴樾在北京刺杀清廷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吴樾死。

  11月26日 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在东京创刊。

  11月 武汉各码头小工相约不运美货。

  是年 北洋六镇新军全部练成。

  1906年2月 刘静庵等在武昌建立日知会。

  5月 同盟会湖北主盟人余诚返武昌,依日知会会员为基本队伍。

  夏 日知会开大会欢迎到内地视察形势的法国武官欧几罗,欧演说革命,事为清当局侦知。

  2月 萍浏醴起义爆发。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成立。

  是年 湖北新军定编为一镇一混成协。武昌设支郡师范学堂,省师范学堂、女子师范学堂、女子两等学堂。又设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

  5月 同盟会湖北主盟人余诚返武昌,依日知会会员为基本队伍。

  夏 日知会开大会欢迎到内地视察形势的法国武官欧几罗,欧演说革命,事为清当局侦知。

  1907年1月13日 日知会谋响应萍浏醴起义,事为郭尧阶出卖。清湖北当局搜捕日知会会员,刘静庵

  等9人被捕,梁耀汉等12人逃亡,是为“ 丙午之狱”。日知会遭破坏。

  1907年5月22日,由孙中山指派许雪秋及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领导发动的潮州黄冈起义爆发,因寡不敌众,力战6日而败;27日下午,起义军宣布解散,总指挥陈涌波、余既成被迫走避香港。

  8月 共进会在东京成立,张伯祥、邓文翚、刘公等先后任总理。

  10月 湖广总督赵尔巽遵旨设立湖北谘议局创办所。

  1908年年初 继任湖广总督陈夔龙奉谕成立湖北全省地方自治局,附调查研究所、自治研究班,武汉公民养成所及调查局等。

  4月 改湖北谘议局创办所为谘议局筹办处,以喜源为总办。

  7月26日 任重远等组织湖北军队同盟会。未久密泄,任重远走,社务停顿。预备立宪公会两次发出请开国会通电。

  10月 湖北立宪党人集会质问谘议局筹办情况;喜源辞职,改周云楼为总办,夏寿康、张国溶、汤化龙、陈树屏为参事。《民报》在日本东京被封。

  11月 清光绪帝、西太后死。溥仪继位,改元宣统、载沣摄政。安庆熊成基起义。

  12月 钟畸、杨王鹏等成立群学社。

  1909年1月 清廷将袁世凯开缺回籍。

  3月 清廷下旨表示决定立宪,并令各省成立谘议局。

  4月 孙武等在汉口设立共进会机关。

  6月 英、法,德三国银行团与张之洞签订《湖北湖南两省铁路、鄂境川汉铁路草合同》。武汉各界闻讯,民情汹汹,呼号反对。

  9月 湖北留日学生派代表张伯烈,夏道南回鄂呼吁反对借外款筑路。

  10月 湖北谘议局成立,吴庆焘为议长,汤化龙、夏寿康为副议长。并举行溶议局第一次常会。湖北组织铁路协会,连开大会,议筹款及推选晋京争废路约代表。各省谘议局联合会成立,议决向清廷递交请愿书,请开国会。

  11月08日 新军土兵陶勋臣在铁路协会大会上抽刀断指,坚决推举张伯烈北上请命。

  12月24日 湖北晋京代表离汉,武汉各界千余人相送。是年武汉商民发起抵制日货运动。汉口顺昌、阜昌(外资经营)八九千工人举行同盟罢工,反对工头盘剥,要求增加工资,痛殴工头,几酿成暴动。武昌设陆军第三中学,湖北陆军小学堂。

  1910年1月 请开国会代表团向都察院递交请愿书。

  2月 章太炎、陶成章在东京重组光复会。

  3月 清邮传部准许湖北设立商办粤汉、川汉铁路公司。

  4月 长沙发生抢米暴动。

  8月 各省请开国会的代表发动第二次请愿。

  夏 沔阳饥民千余暴动,与前来镇压的官兵对抗。

  9月18日 杨王鹏等改群治学社为振武学社。未久,事为协统黎元洪所闻,杨王鹏等数人被开革出营,社务由蒋翊武维持。武汉各界成立湖北商办铁路股份公司。国会请愿代表团向资政院和载沣第三次上书。

  10月 湖北谘局召开第三届常会。

  11月12日 武汉各团体集会游行至总督衙门,要求速开国会。

  是年 湖北荆门、沙洋大堤为洪水冲垮,受灾之民数十万,田庐荡然。安陆府所属潜江、钟祥、监利等县亦连年受灾。武昌设湖北陆军测绘学堂。

  1911年1月21日 汉口英巡捕踢死人力车夫吴一狗。

  22日 汉口租界人力车来罢工,抗议,英兵开枪镇压,杀7人,伤14人。清当局调兵保护租界。武汉各界数万人集会抗议英国暴行。

  26日 湖北宪政同志会为汤化龙赴京争路权饯行,与会者发表演说,激烈反对铁路国有政

  策,抨击政府。

  30日 振武学社更名文学社,蒋翊武为社长。

  同月 清廷委盛宜怀为邮传部大臣。盛向日英,美,法四国银行借款,并建议实行铁路国有政策。

  4月27日 广州(黄花岗)起义爆发。

  5月初 汤化龙由鄂入京,送行者达万人.

  8日 清廷组成皇族内阁。

  9日 摄政玉载沣宣布铁路国有政策,从前所批准的商办干路各案一律取消。湖北谘议局召集大会,激烈反对铁路国有政策。

  10日 文学社在武昌小朝街设立机关部。

  11日 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武昌分水岭七号召开第一次联合会议,未获结果。

  6月14日 文学社、共进会在武昌长湖堤龚霞初家中召开第二次联合会议,达成联合的初步协议。

  7月 清湖北当局为防备新军中革命党人起义,调新军出防郧阳,襄阳、宜昌等地,以分散党人势力。

  5日 咨议局联合会再次上书反对皇族内阁。汉口《大江报》发表《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亡中国者和平也》二短评。大江报馆被查封,报社主笔詹大悲,何海鸣被捕。

  31日 宋教仁、谭人凤等在上海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部。

  9月 四川总督赵尔丰制造“成都血案”;四川同志军举行起义。

  14日 文学社、共进会召开联合会议,初步确定了联合大计,并决定请黄兴、宋教仁或谭人凤来鄂作起义指挥,主持大计。

  24日 文学社,共进会召开联合大尝,各标营党人代表均参加,通过“人事草案”和“起义计划”,决定于10月6日(阴历八月十五)举行起义,军事总指挥为蒋翊武,参谋长为孙武,总理为刘公。

  同日 南湖炮队党人暴动未果.炮队事件后,清湖北当局下令收缴新军部队子弹,同时增强市面军警力量,盘查甚严。当局召集官长会议,决定军队提前过中秋节,八月十五日不放假。

  28日 湖南党人焦达峰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10月6日起义湖南准备未足,请展期10天。起义指挥部决定10月16日湘鄂两省同时发难。

  10月9日 孙武在汉口宝善里机关配制炸药失事,机关暴露,俄巡捕抄获党人名册,旗帜,并拘捕刘同等6人,随即引渡湖北当局。

  同日 蒋翊武自岳州赶回武昌,于小朝街机关部下达起义命令,以当夜12点南湖炮队炮声为号,城内外各营同时起义。

  同日 10点余,清军警破坏小朝街机关,刘复基、彭楚藩等6人被捕,蒋翊武逃出城外,当晚党人机关被破坏多处,杨洪胜等40余人被捕。

  10日 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就义。

  同日 党人张廷辅在军营操场被捕;当日被捕者又有10多人。清湖北当局下令军营官兵一概不得出营,并晓谕党人自首。

  同日 城外清军棍成协辎重营党人燃火发难;8点钟左右,城内熊秉坤率领工程营党人鸣枪起事,占领楚望台军械库。武昌起义爆发。经一夜激战,革命党人占领武昌全城,清湖广总督瑞澄逃走。

  11日清晨,正在保定军咨府军官学校(后改名陆军大学)学习的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六弟何贯中,跟同寝室的李济深等同学立即将军校学生组织行动起来,第一时间破坏了保定附近的浏河铁桥,成功阻止了清军南下镇压革命运动。

  11日 武昌起义党人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成立湖北军政府及鄂军都督府。

  同日 驻汉阳新军党人起义,占领汉阳全城。

  同日 汉川独立。

  同日 京山党人刘英率众起义。

  12日 清政府谕令陆军大臣荫昌,海军大臣萨镇冰等率水陆两军赴鄂“剿办”。

  同日 驻汉口新军党人起义,占领汉口。

  同日 汉川成立军政分府。

  同日 京山起义军打出兴汉灭满大旗。

  同日 湖南驻岳州巡防营夏占魁部以瑞澄电令乘轮抵汉口刘家庙。

  13日 詹大悲等组织汉口军政分府。

  同日 清军河南混成协张锡元率三营队抵达汉口刘家庙。

  14日 武昌军政府出示募兵,数日内扩兵—倍多。

  同日 清政府下诏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对武昌起义的“剿抚事宜”。

  同日 荫昌督师南下。

  中旬 清军第二、四镇各—部乘火车陆续抵达汉口以北约20公里的滠口,前锋至刘家庙车站。

  15日 谭人凤、居正由上海抵武昌。

  同日 清军马继增部开抵汉口江岸。

  同日 黄州反正。

  同日 新军党人发动信阳起义,未成。

  同日 胡石庵创刊《大汉报》,鼓吹革命。

  16日 汉口民军进攻驻刘家庙之清军,清军败退至滠口附近。

  同日 武昌军政府创刊《中华民国公报》。

  17日 武昌军政府举行祭天仪式。

  同日 武昌军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军政府条例》。

  同日 荫昌行营驻信阳;王占元部开抵滠口附近。

  18日 汉口民军进攻刘家庙,大胜。

  同日 驻汉口各外国领事馆宣告“严守中立”。

  同日 宜昌府反正。

  19日 汉口民军再攻刘家庙并予占领。

  20日 汉口民军攻击滠口附近清军。

  同日 张景良任民军汉口前线指挥,21日汉口民军小攻,清军退至滠口。

  同日 清军主力运抵孝感至滠口一线。

  22日 汉口民军集结刘家庙备战。

  同日 湖南,陕西响应。

  23日 清军进攻刘家庙,被击退。

  24日 汉口民军攻击清军前哨。

  同日 九江响应。

  25日 孙武等党人立《鄂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

  同日 清广州将军凤山被党人炸死。

  26日 清军攻占汉口刘家庙,下午民军反攻,收复刘家庙。

  27日 汉口清军分三路进攻民军,激战一日清军占领刘家庙,民军退至大智门一带。

  同日 清政府召还荫昌,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

  28日 清军向汉口市区之民军进攻,民军以白刃战击退之。

  同日 京山刘英率团防民军到汉,即至汉口前线应敌。

  同日 汉口军政分府詹大悲等以通敌罪枪决民军汉口前线指挥官张景良。

  同日 黄兴、宋教仁等乘轮抵武昌,黄兴即赴汉口视察阵地。

  同日 施南府反正。

  29日 汉口清军以重炮轰击民军阵地,民军伤亡甚重,退守六渡桥一线。

  同日 黄兴等至汉口前线督战,设临时总司令部于汉口满春茶园。

  同日 张绍曾顿兵滦州,奏清政府要求改革政治。

  同日 山西响应。

  30日 黄兴指挥汉口民军反攻,曾攻至歆生路二带,予敌以重创。

  同日 汉阳民军宋锡全率大批兵卒撤往湖南(在岳州被阻)。

  同日 清政府以宣统帝名义下诏“罪己”,并开放党禁,赦免党人。

  同日 清政府令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率所部至石家庄防堵山西民军。

  同日 云南响应.

  31日 汉口清军以大炮扫荡前进,民军据街屋抵抗,巷战激烈。清军焚烧汉口街市,迫民军后退;汉口大火和巷战持续两三天。

  同日 汉口军政分府詹大悲等离汉乘轮东下。

  同日 湖南发生兵变,都督焦达峰、副都督陈作新被杀。谭延闿任都督。

  同日 袁世凯由彰德抵信阳,正式接任钦差大臣。

  同日 江西响应。

  本月 武昌军政府公布《鄂州约法》。

  11月01日 清军占领汉口,民军退守汉阳、武昌。

  同日 清海军海琛、海容、海筹三舰及各炮艇由汉口下驶九江,归附民军。

  同日 皇族内阁辞职,清政府令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03日 武昌军政府举行拜将仪式,黎元洪委黄兴为战时总司令。

  同日 黄兴设战时总司令部于汉阳昭宗祠。

  同日 袁世凯抵孝感前线。

  04日 湖南援鄂军王隆中协到达武昌。

  同日 清政府令吴禄贞署山西巡抚。

  同日 吴禄贞至山西娘子关与阎锡山会晤,共组燕晋联军;吴任大都督,准备举兵直捣北京。

  同日 吴禄贞在右家庄截留清军运汉军械,并电劾荫昌。

  同日 上海、贵州、浙江响应。

  05日 苏州、常州响应。

  06日 吴禄贞在石家庄被袁世凯派人暗杀。

  07日 广西响应。

  08日 湖南援鄂军甘兴典协到汉。

  同日 镇江、安徽独立。

  09日 黎元洪都督电起义各省派代表到汉会议,筹组临时政府。

  同日 福建,广东响应。

  同日 黄兴致函袁世凯,呼吁袁拥护共和,并以中国之拿破仑、华盛顿相期许。

  11日 刘承恩、蔡廷干奉袁世凯令至武昌诱和,黎元洪等接谈。

  同日 江苏、浙江、上海都督电致各起义省派代表到沪会商组织临时政府。

  12日 清军派—部由蔡甸渡汉水,图攻汉阳民军侧背,派—部绕黄陂拟攻武昌。

  13日 民军派一队渡江袭击清军,次日退还武昌。

  同日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内阁总理。

  同日 山东响应(后取消独立)。

  14日 郧阳府反正.

  16日 黄兴指挥汉阳民军反攻汉口,激战于玉带门一带。

  同日 袁世凯组成责任内阁。

  17日 反攻汉口的民军失利,下午败退汉阳。

  同日 清政府以段祺瑞署湖广总督。

  10日 清军炮击汉阳,集兵新沟,并在汉水上架设渡桥。

  19日 清军一部由新沟渡汉水,向汉阳进逼。

  20日 清军二千余自孝感南下,由新沟渡汉水,进逼汉阳。

  同日 在沪各省代表议决,以武昌为民国中央军政府,黎元洪为军政府大都督,又议决各省代表赴鄂会议。

  21日 清军进攻汉阳,与民军激战,清军进占汉阳琴断口。

  22日 清军与民军激战于汉 阳,清军进占美娘山,仙女山.三眼桥。
武昌中和门
武昌中和门

  同日 重庆响应。

  23日 汉阳民军反攻仙女山,未得手,退守扁担山至汤家山一线。

  同日 武昌军政府派队自青山渡江至汉口袭敌,次日败返。

  24日 湖南援鄂军刘玉堂—标到汉,即往攻仙女山,来克。

  同日 扁担山、花园山一线激战终日民军退十里铺。

  25日 汉阳十里铺激战。湘援军王、甘部擅自退却。

  同日 民军组织敢死队夜袭磨子山,扁担山,得而复失。

  同日 安陆反正。

  26日 清军攻占汉阳十里铺、龟山。

  同日 湖北进川部队在资州起义,杀端方。

  27日 清军占领汉阳。

  同日 武昌军政府召集紧急会议,议定守御武昌。

  同日 黄兴等离汉赴沪。

  同日 万廷献任护理总司令职。

  同日 四川响应,

  28日 老河口反正。

  同日 万廷献离汉赴沪,蒋翊武以监军护理战时总司令职。

  29日 清军列炮于汉阳龟山,隔江轰击武昌城。起义务省所派代表抵达汉口。

  30日 各省代表在汉口英租界召开第一次会议。

  同日 黎元洪逃离都督府,避驻武昌郊区王家店。

  同日 襄阳反正。

  12月01日 英人盘恩至武昌,与蒋翊武、吴兆麟接洽停战。蒋、吴临时刻制都督印章,与北军签订停战协议。

  02日 苏浙联军攻克南京。

  同日 黎元洪返回武昌洪山刘家祠办公。

  04日 各省代表会议决定临时政府改设南京,并决定会议移往南京召开。

  同月 陈其美、程德全,汤寿潜三都督约集各省留沪代表开会,议决暂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举黄兴,黎元洪为正副元帅,并推大元帅负责组织临时政府。

  05日 各省代表会议议决议和条款,以伍廷芳为代表与袁世凯议和。

  07日 清廷授袁世凯为全权大臣,令其委代表驰赴南方商讨大局。次日袁以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南下议和。

  12日 起义的十四省代表齐集南京开会。

  17日 各省代表会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

  同日 荆州府光复。

  18日 南北和谈在上海英租界开始进行。

  25日 孙中山由海外经广东抵上海。

  29日 17省代表会议公选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

  同日 南北议和代表达成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协议。

  30日 袁世凯拒绝接受南北议和会谈商订的国会会议召集办法。

  1912年1月01日 中华民国诞生。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职。

  02日 袁世凯批准唐绍仪辞职,并电告伍廷芳以后直接电商南北和谈事宜。

  03日 各省代表会选举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  

武昌起义的精神领袖


  辛亥革命第一完人刘静庵
刘静庵
刘静庵

  1903年初夏,由日本官费留学归国的湖北云梦人吴禄贞在武昌花园山,常常聚集一些军官密谋议事。吴是兴中会员,最早曾参与唐才党的“自立军”,革命资历不浅。吴以文娱为形式的“花园山聚会”,吸引了军队中不少青年人。聚会其间,他放映幻灯片,散发《革命军》、《猛回头》一类书籍,且在军队中安插眼线,把不少“革命”青年输入军中。同时,他积极联络会党,密谋举事。老奸巨滑的张之洞很敏感,他很快对花园山聚会有所察觉。毕竟自己眼皮底下的事情,不好太声张。于是,他暗中拆台,将常出入花园山的骨干分子,分批遣送到国外“读书”。1904年春天,吴禄贞被清廷调往北京,担任骑兵监督。主心骨走了,但花园山革命聚会的火种并没有熄灭。很快,“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接而继燃。

  日知会原为***美国圣公会的黄吉亭牧师1901年在府街(武昌青龙巷小学所在地) 的圣救世主堂大院内,兴办了一个以宣传***与开启民智的报刊阅览室,该阅览室叫“日知会”,寓有“日求一知,不断进取”的意思。除了提供有关新思想的书报,黄吉亭并在主日讲道除宣讲福音时,“假基督舍身救世等事为宣传革命的数据”,吸引多人聚会。1903年间,新军中的黎元洪的秘书刘静庵(1875-1911,原名贞一,一名大雄,字敬安、敬庵,湖北潜江袁桥梅家嘴人)常来日知会阅览书报,并与此时的该堂牧师胡兰亭成为好友。后来刘静庵在圣公会救主堂找到了信仰归宿,并受洗加入教会,成为救主堂的会友,并取教名为保罗。他信主后即热心宣传基督福音及革命主张,并在圣公会文华书院神学院兼任汉文教习。

  1904年6月,刘静庵与张难先等人在武昌成立秘密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该所以研究和推广西方科学为掩护,暗中从事推翻满清的革命活动。刘静庵在新军诸营运动,偷偷散发《猛回头》、《警世钟》等书,深受广大士兵的喜爱。科学补习所的成员是受过吴禄贞熏陶的一批革命青年。1904年7月3日,他们在多宝寺街租了一所房子,公开挂起“科学补习所”的招牌,公举吕大森为领袖,称为科学补习所所长,胡瑛为总干事,曹亚伯为宣传干事,时功璧为财政干事,宋教仁为文书干事,康建唐为庶务干事。他们对外声称是文化补习,实际上以“革命排满”为目的,在青年学生中宣传革命,把一批又一批党人输入军队。

  不久他们与黄兴领导的华兴会取得联系,参与谋划华兴会在湘鄂两省发动起义之事。1904年7月间黄兴由日回湘途中,经过武昌,到所里讲演,和大家约好:他在湘南发难,大家在湖北响应。8月底,所址迁到魏家巷一座更大的房子,同时积极筹备11月16日的起义:由吕大森、康建唐负责联络施南县方面的会党,何季达(自新)联络荆门、宜昌一带的会党,刘敬庵策动马队,张难先策动工程营,胡瑛、王汉到湖口,起运黄兴所买来的械弹,曹亚伯到长沙与黄兴就地联络。此外,他们秘密印好了30万“军用票”纸币,准备在起事以后供应湖北、湖南两省的开销。1904年11 月,黄兴计划乘慈禧太后庆贺大寿,湖南全省大吏参加庆典之际,在会场引爆预埋炸药,以引起混乱,并乘机在湖南起事。不幸起义计划在10月24日泄漏,官府衙门随即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黄兴得知事泄后立刻密电武昌科学补习所,刘静庵和张难先一起迅速将所有档案销毁,然后分头逃遁。刘是圣公会教友,故藏身于圣公会救主堂,躲过搜捕。 10月27日科学补习所遂被湖广总督张之洞派军警查封。全所的人员先期逃避一空,只捉去房东一人。房东供出:来租房子的是一个学生,姓欧阳,名瑞骅。张之洞大事化小,把房东放了,开除欧阳瑞骅与宋教仁两人在文普学堂的学籍了事。刘敬庵、曹亚伯皆因基督徒的身份、藏匿教堂而得以幸免;“科学补习所”被查封,部份的革命党人如黄兴亦在黄吉亭牧师冒生命危险搭救下,逃脱了清兵的威胁。

  科学补习所解散后,刘静庵离开新军被胡兰亭聘为“日知会”阅览室司理(即阅览室主任管理员)。在宗教外衣的掩护下,刘静庵以革命书报为媒介,吸引了大批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秘密形成一个以“日知会”阅览室为活动中心的反清革命群体。

  科学补习所被查禁后,王汉(湖北浠水人,1883年生)与胡瑛将枪械运至鹦鹉洲藏匿,人亦隐匿密室,激愤不已,乃欲行非常之举。适闻清廷为预备立宪,倚望江南财赋,充实内府,令户部尚书铁良以钦差大臣身份南下考察,已历江、浙、皖、赣而方抵鄂。王汉向刘静庵、胡瑛道:“革命空气何其岑寂,而天下之祸已亟,士大夫犹昏昏然无所知觉,如之奈何!今清廷重臣南下,将以百姓为奴,猜疑防范之心,无时或竟。我欲拼却一身,刺杀此獠,如何?”王汉与胡瑛二人初拟行刺铁良于武汉,刘静庵认为如此则会影响未来在武昌起事的大局,应在省外行刺。王汉也担心自己家人受牵连,故与胡瑛商议,决心先赴河南彰德火车必经站,等候铁良北上。二人携鹦鹉洲所藏手枪,赶赴彰德预备行刺。行前,王汉对新婚不足一个月的妻子高氏道:“夫妻原以恩义结合,君无负我,而我将以老母累君,若何?”高氏不知此行为永诀,以尽心奉侍相答。王汉大为所动,更不忍相告,只好留诗作别。“人生历尽许多艰,方能打破生死关。今朝一死乃真死,非比往昔徒空言。未知此去何时会,生死悠悠一寸心。若使断头成永诀,愿卿含笑贺孤魂”(王汉《别内》)。二人到彰德后,铁良数日不至,胡瑛渐生退怯之意。王汉道:“我一人拼命即可,并不想累君俱死。君可另觅客栈,待我死后,为我收尸,并将我之死状遍告武昌同志,足矣。”于是胡瑛退出,王汉独自承担起刺杀使命。1905 年春,铁良车到彰德,王汉早已携枪候于站内,见铁良下车,便举枪射击。然而王汉不谙射术,竟连发不中。警卫围追而来,王汉初曾逃出人群,终被追近,乃投道旁井中而死。铁良令彰德知府根究其事,于是发其尸于井中,得绝命书数千言。乃知其为排满除奸,愿以身殉,为天下倡。铁良得知,知其人为革命党,非地方之责,始收回成命。胡瑛闻讯,即假扮为商人,与彰德士绅交涉,辗转保出王汉尸体,草葬于当地。事后,胡瑛即回武汉,将王汉牺牲事状周知同志,众人悲恸万分,竟因此振奋精神,成立日知会。

  1905年冬,刘静庵与逃亡日本归来已成为孙中山同盟会会员的曹亚伯、范腾霄等共同筹组革命组织“日知会”。他们认为:要唤起革命,首先应“灌输知识”,使革命思想深入人心。他们在学界和军界中宣传革命,形成了湘鄂革命的风气。1906年2月,“日知会”阅览室由武昌府街圣救世主堂迁移到了武昌高家巷的圣约瑟堂内(今崇福山街41号)。新成立的正式反清革命团体为什么还称为“日知会”呢?原来在筹划过程中,有人提议要取新名,但大多数人则认为,以教会的日知会阅览室为依托和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已有几年,有教会背景可带来诸多方便,现在如另起新名就有可能脱离教会,从而会严重影响社会知名度与凝聚力,那样不利于更好开展工作。再说万一出了点什么问题,还可以假托教会内部的书报阅览室作为“特权”保护伞,因此,继续沿用“日知会”名称遂一致通过。日知会下设干事会和评议会,刘静庵任干事会总干事,武昌***圣公会会长胡兰亭担任会长。因感国势日危,胡、刘、曹等人将日知会改组为革命机关,并和一些基督徒组织了以学生为主的“救世军”,抨击和揭露清廷的腐败,宣传革命。改组后的日知会于1906年举行成立大会,刘静庵在会中发表演说,阐明日知会“以后一切责任,为开导民智,救中国危亡,成一新中国……”。自此,日知会成为一个在教会掩护下,以推翻满清王朝,建立新中国为目标的革命组织。刘静庵以救主堂为基地,广招会员,在教会阅览室公开陈列大量革命书报,每星期日都有公开演讲,一面传福音,一面宣传革命,吸引无数军人和学生前来听讲与阅读,许多人因此成为基督徒或革命者。刘静庵本人常常在圣公会的文华书院发表有关革命思想的演说。随着武昌日知会的声势迅速传播,许多独立的革命团体纷纷并入日知会并接受刘静庵的领导,如熊十力领导的“黄冈军学界讲习社”等。武昌日知会还发展到省内许多县城以及江苏、安徽、辽宁等省府,日知会在汉口、九江和南昌等地设立了分会,在日本东京也开辟了活动基地。一段时间后,湘鄂两省的新军多受日知会影响而倾向革命,不少军人加入日知会,甚至在军营中设立分会。当时武昌各军营和学校均派有本单位日知会会员作代表从事联络。

  不久,东京同盟会总部派余诚前往武昌,任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发展刘静庵等加入同盟会,依靠日知会展开革命活动。武昌司衙巷日知会会址即成为同盟会湖北分支机关。1906年5月,法国革命党人欧几罗,受同盟会委托到武昌日知会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指出,日知会是中国大陆唯一之革命团体。不料,开会时秘探潜入,革命事泄,不过因涉及美国教会与外国人,湖广总督不敢冒然行事,仅暗中搜集资料,以备将来破案对外交涉之用。

  刘静庵是一位以***信仰救国的基督徒革命者,一个有理想的民主革命家。对他来说,“拯救中国,惟基督道理为要”,耶稣基督的爱是救国的良药,革命救国就是这种爱的实践,而只有具基督爱人如己的爱的革命才是真的革命。他说:“我们要做真革命党,就要先做真基督徒,因为革命党就是要本着基督的博爱主义,为大多数人谋最大的幸福”。他在斥责当时某些“假革命党”出卖党人和借革命诈骗钱财的丑行时说:“那样的行为,是没有得着基督爱人如己的教训”。他坚定地本着基督无私的爱来拯救中国,认为社会拯救要以个人拯救作为基础,坚信:“***可以拯救自己,可以拯救他人,可以救国家,可以救世界。救了自己,才好去做那救人、救国、救世界的功夫”。他的理想是天下一家,无洲界,无国界,无种族界,无富贵,无贫贱,无强弱,无尊亦无卑,人人各尽天职。

武昌起义的核心人物


  武昌起义的核心人物---刘复基
刘复基
         刘复基

  从某种意义上说,彪炳史册的辛亥革命是以清末辛亥年一举成功的武昌起义命名的,因为后者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但由于这场起义不是孙中山和同盟会直接领导的,而是在所谓“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引爆并取得胜利的,所以长期以来,无论是视武昌起义为“总理第十四次起义”的国民党史家,还是新中国的一代史学工作者,人们除了对被誉为“打响首义第一枪”的湖北新军工程营代表熊秉坤谈论得较多外,对发动和组织湖北新军革命士兵的有关领导者的研究显得很不重视。

  近年来,随着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史学界相继出现了一批研究蒋翊武、孙武、王宪章等湖北革命运动领导人的文章,其中又以关于蒋翊武的文章占绝对优势,称蒋翊武“荣立首功,勋业冠群”者有之;誉蒋为“杰出的近代民主革命活动家”和“年轻而有才略的军事家” 者亦有之(详见《一代英杰——纪念杰出的民主革命活动家蒋翊武诞辰一百周年》、《辛亥革命史研究通讯》第23期;《蒋翊武烈士传稿》,《辛亥革命史丛刊》第6期;《将翊武研究介评》,《湖南师大学报》1986年第5期,《文搞报》1986年10月5日理论版;《蒋翊武论略》,《江汉论坛》1986年第10 期;等等。)。笔者作为蒋翊武研究的热心者,在阐述他在武昌起义中的历史地位时,曾经借用过胡汉民奉孙中山之命在蒋氏就义纪念碑上写的赞语:“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请参阅拙稿《试论蒋翊武革命的一生》,《湖南师院学报》1982年第1期:《辛亥革命在湖南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然而,随着自己对有关史料的进一步搜集和推敲,渐次感到,胡汉民的赞语似乎还不能作为盖棺定论的依据。经过反复思考,笔者的结论是:在发动和领导湖北革命运动过程中,身为文学社评议部长、湖北革命军常驻军事筹备员的刘复基曾经充当比蒋翊武更为重要的角色,他才是筹划武昌起义的关键人物(笔者在《蒋翊武》(载林增平、李文海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3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一稿中就不再引用胡汉民所撰的碑文赞语。在《刘复基》(载徐泰来主编:《中国近代史记》下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一稿中就提到刘复基在筹划武昌起义中的重要领导作用。然因篇幅限制,来不及详细交代有关论据,阐明有关论点。)。
 
  一

  就革命团体而言,文学社之于武昌起义的历史功绩当较共进会突出,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公论,无需赘述。但在组织和领导文学社的过程中,究竟是谁从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倒是值得进一步弄清楚的问题。

  应当指出,武昌起义爆发之前,文学社之所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得到稳步和迅速的发展,社员遍及湖北新军各标营,主要因为它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除了社长蒋翊武外,还包括文书部长詹大悲、评议部长刘复基(字尧澂)和当时关押在狱,但行动相对自由的胡瑛(字经武)。这4人中,有3人来自湖南常德地区(蒋、刘、胡),同操乡音,彼此关系密切。另外,有1人曾是哥老会头目(刘);3人参与湖南华兴会起义事宜(胡、刘、蒋);2人与东京同盟会本部有过直接联系(胡、刘);3人参加过同盟会,参与萍浏醴起义筹备或响应工作(胡、刘、蒋);2人参加过湖北革命团体日知会(胡、刘),3人投入湖北新军,以士兵身份作掩护发动革命(胡、蒋、刘);3人办过两种以上革命报刊(刘、蒋、詹)。显然,由上述 4人所组成的文学社领导核心,是一个既有同盟会本部为奥援,又在会党、新军、报界中具有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既有革命资历和经验,又不乏革命才具的战斗集体。

  在这4人中,有人说詹大悲的作用最重要。鄂籍同盟会员温楚珩就认为“詹虽未居社长之名,但多年惨淡经营,实具有领导地应。”(温楚珩:《辛亥革命实践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也有人说胡瑛最重要。不少回忆文章都强调,原日知会骨干胡瑛对文学社的指导作用,共进会员陈孝芬还把文学社称作“胡瑛、蒋翊武领导的文学社”(陈孝芬:《辛亥武昌首义回忆》,《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

  若揆诸事实,这些说法都还不够确切。詹大悲的领导作用主要集中在他对文学社机关报《大江报》的建设上,还不曾体现在他对文学社的全盘领导上。况且,詹于武昌起义爆发前两个月就被捕下狱,也来不及在筹划起义的关键时刻出谋划策。至于胡瑛,他固然是蒋翊武等人藉探狱之机请示方略的革命同乡,但胡瑛毕竟身陷囹圄,不曾参与实际领导工作。尤自刘复基离开营伍去小朝街85号专职办公后,蒋等与胡的联系就逐渐减少了。君不见,及至武昌起义前夕,胡瑛对湖北革命运动的发展形势还所知寥寥,从而导致托函劝阻宋教仁人鄂主事的严重失误。

  在文学社的领导核心里,统筹全局的无疑是社长蒋翊武和评议部长刘复基。而在蒋、刘二人中,倘若我们不是被各自的领导职务阻住视线,而是凭各自的实际事功作出结论,那么刘复基比蒋翊武更显得举足轻重.每当文学社的关键时刻,往往是刘复基走在社员前面,带领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诚如该社骨干章裕昆事后回忆的,文学社的“实际工作多是刘尧澂负责”(章裕昆的座谈发言,《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 辑。)。至于社长蒋翊武是如何具体领导文学社的,许多记载或泛泛而谈,或付之阙如。

  按理说来,蒋翊武作为文学社的一社之长,他应当是社员代表会议的主要召集人和主要发言人。而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目前有据可查的社员代表会议共有4次。担任会议主席者除有1次情况不明外,在其余8次中,刘复基有2次,蒋翊武仅1次。充当主要发言人者,刘有8次,蒋仅1次(详见章格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

  我们不妨再看看文学社对付几个意外事件时的情况。迄至1911年9月文学社与共进会正式合并为止,前者遇到3次比较大的挫折。

  第一次是黄花岗起义失败不久,原拟响应广州的湖北革命党人面临白色恐怖,湖北当局戒备甚严,文学社的组织活动无法照常进行。为了避免社员“咸失联络”,刘复基毅然请假出营,蛰居阅马厂文昌阁,“每日往各营通问,借谂内外消息。”就这样,文学社的社务不致中断,而且“诸同志得以明了近日状况,精神愈奋,团结愈坚。力量日见充实。刘复基之努力,收获洵不小也”(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三联书店1952年版。)。不久,他索性退出新军,率两名社员住社办公,专事组织发动和联络,使社务日形发展。社员们都一致称赞“刘复基真行,好角色”。从此,“文学社全体社员的脑子里,无论认识不认识,差不多每人都有个刘复基的印象”(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第1卷。)。

  第二次是8月1日文学社机关报忽遭官方查禁,报馆负责人詹大悲和何海鸣鎯铛下狱,情况危急。又是刘复基“星驰各营报告,并嘱各同志慎重”,告以“正筹商大举,为期或不远”,“望诸同志加倍慎重,勿泄露消息,静候时机之至”(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三联书店1952年版。)。由于刘复基等人的努力,文学社的组织活动几乎一天也没有停止。至武昌起义前夕,社员增至3000多人,有的革命小团体还主动并人文学社。以前,无论是群洽学社还是振武学社,都是稍遇挫折,便中断组织活动,一切从头开始。而文学社并非如此,这与文学社骨干们特别是刘复基的努力显然是分不开的。

  第三次则是正当刘复基代表文学社与共进会磋商联合起义的方案时,湖北当局突然下令调部分标营外出驻防,限9月12日以前准备完毕。社长蒋翊武、骨干章裕昆、唐牺支等都将随营起程。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文学社本部召开紧急代表会议。仍然是刘复基代表社部作重要发言,号召“各同志努力奋斗,以期突破此危局,一旦武昌起义,分驻各处同志,能迅即响应,其效更大”。接着,他又布置了驻防社员各自的响应任务,表示“如此间计划确定,即派人往各处通告”(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三联书店1952年版。)。文学社的起义筹备工作并不因社长蒋翊武和其他骨干的外调而受影响。当武昌起义爆发时,各驻防社员均能如约响应,反而壮大了湖北的起义声势和力量。

  综上所述,刘复基不是文学社的一般骨干,而是作为该社的实际负责人从中发挥自己的胆识和才干,他的实际领导作用显然在蒋翊武之上。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说,文学社“内部干事澂奔走者,惟刘尧澂一人而已”(孙武:《武昌革命真相》,《华中师院学报》 1982年第5期。),此话未免有点片面和绝对化,不可尽信。不过,不少当事人和知情者都强调刘复基是“文学社的诸葛亮,智勇足备”,“文学社视为重心” (李作栋的座谈发言,《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胡祖舜:《六十谈往》。)。连文学社骨干何海鸣也认为刘乃文学社的“首领”(求幸福斋主(何海鸣):《武汉首义的由来》,《越风》第20期。),显然并非全是无稽之谈,应当引起后世研究者的注意。

  人们不禁要问:刘复基为何能在文学社里发挥如此重大的作用,作为社长的蒋翊武却要逊色几分呢?个中缘由,应当从刘复基那过人的革命阅历和才具中去寻找答案。

  刘复基(1885.1—1911.10)(有关辞书和传记均称刘复基生于1884年,实误。据刘复基后人刘继尧先生提供的族谱记载,复基生于光绪十年十二月初五日,即公元1885年1月20日。),字尧澂,亦作瑶臣,湖南武陵县(今常德县)人。其父在常德府城经营一家灯笼铺,复基自幼随居府城,耳濡目染当地哥老会的活动。稍长,充湘西哥老会金凤山刑堂。1901年,复基把才华初露的宋教仁邀至家中,“订为莫逆之交”。从此,宋教仁“每过常德,必与刘尧澂一会”(满大启:《宋教仁在常德活动琐记》,湖南省桃源县政协编:《宋教仁纪念专辑》第69页。)。华兴会成立不久,宋教仁负责常德地区的起义筹备事宜,刘复基从中竭力襄助。宋离常时,委托刘复基和另一会党头目“在常经营一切”(《宋教仁日记》,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 1981年版,第575页。)。时为西路师范学堂学生的蒋翊武和常德官立中学堂学生覃振等均由刘复基负责联络。

  旋因华兴会起义事泄,宋教仁等人逃亡日本,复基则往返于常德与长沙之间,继续联络会党。后来,官方查禁甚严,他便于1905年冬东渡日本,由宋教仁主盟加入同盟会(《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之会员名册》、《革命文献》第2辑,台北版。)。旋因盘费告罄,复基携数百份《民报》归国,往返于沪、湘、鄂等地,根据同盟会的纲领重谋发动革命。

  在上海,他以中国公学为据点,将就读该校的蒋翊武等人介绍加入同盟会,暗中组织革命力量。湘籍同盟会员杨卓林在沪创办《竞业旬报》,用白话文宣传民族革命,他和蒋翊武也从中襄助。

  在长沙,他暗中设立机关,推销《民报》,宣传反清革命纲领。1906年夏,他协助禹之谟,藉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事件来鼓舞民心,推动湖南革命力量的发展。他在给宋教仁的信中就说过:“湖南局势甚好,必有呼汉族万岁之一日。”(《宋教仁日记》,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75页。)

  在武汉,他结识了湖北革命党人刘敬庵等人,加入革命团体日知会,开始在湖北革命运动中崭露头角。1909年秋,刘复基从湖南再度赴鄂,先是在汉口《商务报》报馆任会计兼发行人,继而与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团体群治学社负责人李抱良(字六如)取得联系,设法将《商务报》办成该社的机关报。次年春,湘籍立宪党人杨度路过汉口,他与李抱良上门殴打杨度,结果被拘留8小时。不久,复基化名汝夔,从理发店购来假辫,投入新军41标,以士兵身份作掩护,在新军中竭力发动革命。当杨王鹏和李抱良将群治学社改组为振武学社时,他也积极参加,出力尤多。难怪李抱良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也强调刘复基“有才智,自他人伍当兵后,军队中的革命运动更加发展”。〈%李六如:《文学社与武昌起义纪略》,《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 集。%〉

  不久,振武学社负责人杨王鹏和李抱良俩人的革命活动被湖北当局察觉,被开除军籍。而且李抱良还被查出曾参与殴打杨度,另加鞭责。离鄂前,杨王鹏和李抱良就振武学社社务移交问题曾经过一番仔细考虑。鉴于以往革命活动事机不密而屡遭挫折,刘复基因殴打杨度事件又已引起官方注目,他们没有把社务移交给革命阅历和才具都很突出的刘复基,而是托之遇事虽有点“忧柔寡断”,才具不如刘复基突出,但其革命活动还没有引起官方注目,又颇尊重刘复基的蒋翊武。照李抱良的话说,是“因蒋翊武很象一位乡下佬,经常笑嘻嘻的,会团结人,而且进营以后,还没有露过头角” (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第1卷。)。两位革命同乡的这一抉择,对于确定蒋翊武在改组后的革命团体文学社中的领导职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又并不影响刘复基革命胆识和才具的发挥。

  二

  在刘复基与蒋翊武等人竭力发展文学社的同时,湖北新军中还有一个其影响仅次于文学社的革命团体共进会。两个团体在新军中互争社(会)员,影响团结,也容易暴露目标。为了团结一致,迎接武汉地区革命高潮的到来,两个团体的联合十分必要。在促成文学社与共进会联合的问题上,尽管谭人风和陈孝芬在各自的回忆录中都强调自己的作用,但事实证明,刘复基从中所起的作用更为突出。在谭人凤受同盟会中部总会委派赴鄂联络之时,两个团体的代表就已开始商谈合作事宜了。陈孝芬作为共进会代表同文学社代表章裕昆各自在马队争取社(会)员而产生摩擦,出现“马队纠纷”,都还是“经刘尧澂出面调停才止”(李白贞:《共进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夕的活动》,《宋教仁日记》,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 1981年版,第575页。)。

  值得注意的是,与共进会同舟共济一致对敌,这是刘复基的一贯主张。据李抱良回忆,还在群治学社时期,“群治学社与共进会建立联盟关系,便是出于他的主张”(李六如:《文学社与武昌起义纪略》,《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马队纠纷”出现后,他感到两团体的联合刻不容缓,便先做通社长蒋翊武的工作,帮助他打消顾虑,旋自任文学社代表,与孙武等人协商合作事宜。故有人强调:“共进、文学两团体之合并,复基有大力,殆革命党中之一智囊也。”(胡祖舜:《六十谈往》。)共进会骨干李作栋也承认:“幸得刘尧澂从中奔走斡旋,两派才得联合。”(李作栋的座谈发言,《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

  蒋翊武等随营外调后,刘复基全面主持文学社社务。为了武昌起义早日到来,他加紧与共进会负责人孙武等落实合作事宜,同时又日夜思考着起义方略。据记载,“军中计划多由尧澂统筹,与军事筹备员不时讨论,拟具略案,凡各标营届时应负任务,预向各标营代表分别具告,临时依命令实行”。“凡关于用兵方略,调查地形及首义先后一切大计,皆公(指复基——引者)一手为之”(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三联书店1952年版。)。

  1911年9月1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两团体骨干召开联席会议。刘复基在会上明确指出:“我们两团体向来是合作的,不过以前的合作只算是消极的合作,现在我们要积极的合作了。我们已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候了。本人建议:我们既到了与满清拼命的生死关头,应该把以前双方团体名义如文学社、共进会等,一律暂时搁置不用,大家都以武昌革命党人的身份和满清拼个死活。‘事成则卿,不成则烹’!就在这时候。我们全体同志要群策群力,冒险以赴,一切都不须顾虑了!”(杨玉如:《辛亥革命先着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刘复基的建议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赞同,两团体的合作至此基本定局。

  9月24日,刘复基和孙武在胭脂巷再次召开两团体联席会议,与会代表根据刘复基事先拟定的草案进行讨论,然后形成决好议。会议首先通过了湖北革命军和湖北军政府领导人名单。以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复基为常驻军事筹备员兼政治筹备员(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三联书店1952年版。)。以原文学社机关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机关。会议还通过了由刘复基精心起草的武昌起义军事计划。凡关于起义信号、起义军各路进攻路线目标及负责人等,该计划都有明确规定。李作栋后来回忆说:“各代表都兴奋地接受了这个计划。所以后来到八月十九日(即公历10月10日——引者)发动时,虽然消息隔绝,仍能一致动作,完成任务,就因为有了这个计划作为基础。”(李春萓(作栋):《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至于有的研究者断言是蒋翊武“主持制定了周详的起义计划”,显然是因为他们忽视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即起义计划制定时,被推举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的蒋翊武早已随军驻防岳州了。如果说在文学社平时的组织发展过程中,刘复基还只是以“诸葛亮”的身份向蒋翊武出谋划策,那么在这时,他已完全代表蒋翊武行使湖北革命军总指挥的职权了。

  是会结束后,刘复基与共进会骨干邓玉麟一道,以常驻军事筹备员身份驻部办公,“为指挥部的实际负责人”(李春萓(作栋):《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当时总指挥蒋翊武不在武汉,孙武虽为参谋长,“实际上邓玉麟等于是孙的参谋长,刘尧澂又等于是邓的参谋长”(李作栋的座谈发言,《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可见参谋来参谋去,最后仍倚重刘复基作出决策。

  就在9月24日联席会议刚结束不久,南湖炮队的共进会士兵与排长刘某发生冲突,便从军火库拖出大炮,准备暴动。该队共进会员孟发丞赶往巡道岭,向孙武等请示方略。身为共进会负责人和湖北革命军参谋长的孙武感到问题棘手难办。据当时在场的李作栋事后回忆:“正在踌躇不决之时,刘尧澂赶到,大家请他解决这一问题。刘便说:‘顶好请孟同志再去南湖一下,如果全部都已动作起来,那么我们就应通知各营响应。如仅限少数同志,即叫他们赶快换装逃避,以免影响全局’”。(李春萓(作栋):《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寥寥数语,当即解决了孙武等人的疑难。因此事仅系少数人的行动,孟发丞即按刘复基的第二个方案妥善处理。一场孟浪事故被及时杜绝了。为此,连一向自负的孙武也不得不对刘复基折服三分。刘复基遇难二十多年后,孙武在回顾武昌起义的筹划和组织经过时,虽把自己和共进会的作用抬得很高,却也情不自禁地发出“惜乎尧澂死也”之哀叹,甚至断言若复基不死,则起义时“宋锡全之逃与武胜关之不平,恐不能发生矣”(孙武:《武昌革命真相》,《华中师院学报》1982年第5期。)

  刘复基等一边委居正、杨玉如赴沪邀黄兴、宋教仁来鄂主持大计,一边派李擎甫去岳州邀蒋翊武回鄂相商起义事宜。10月9日晨,蒋翊武赶回武昌总指挥部。复基通报近来湖北革命形势发展情况,以黄兴曾来电约九月初(公历10月底)11省同时起义,但 “本社同志以过迟恐致误事”,主张抓紧起义。蒋翊武则坚持依黄兴电嘱行事。总指挥部交通员刘心田后来回忆说,刘复基认为武汉形势紧迫,事不宜迟,主张立即行动。蒋翊武将各标营代表请来,征求他们的意见,代表们也“一致要求及早行动,因为外面谣言很多,一旦事机败露,必将束手就擒,前功尽弃”。蒋翊武还是有些犹豫,刘复基很激动,甚至说蒋“怕死”。蒋翊武“见群情如此,只好叫代表们各自先回军队准备,听候命令行事”。是日中午,传来汉口宝善里机关失事,俄国巡捕已将起义文件和党人名册等全部搜去的不幸消息。蒋翊武闻之,“当场泪下”。刘复基大声激愤地说:“事到如此,哭有何益,不如今夜起义!”邓玉麟接着说:“翊武,你是我们推举的总司令,请你下命令吧!”蒋翊武即根据已经通过的起义计划,下令是晚12时正式行动(刘心田:《武昌起义前的24小时》,《辛亥风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年版;第99页。)。有的研究者在论述中为了突出蒋翊武的领导作用,片面强调蒋翊武发布命令是“引爆起义并使之成功的关键条件”,却只字不提刘复基在促成下达这一命令上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显然是失之偏颇的。

  负责传达命令的同志离开总指挥部后,仅剩下刘复基和蒋翊武等数人坐镇指挥。适有留声机经过,刘复基即“唤之高唱,藉资掩饰”(杨玉如:《辛亥革命先着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旋潘公复至,刘复基告以“为继续革命计,必不可聚在一处,让仇敌一网打尽”,嘱潘“速往巡道岭学社,那里地区稍偏,比较安全,听见枪声再外出行动不迟”(潘公复(善伯):《辛亥革命运动中的共进会》,《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复基边说边推,潘始离去。

  还不到12点,有人紧急敲门。原来,反动军警已将总指挥部包围。复基“知有变,持弹以备,门破,击以弹,手被伤”,与蒋翊武等人被捕。翊武头垂长辫,衣着如乡同学究,军警不甚介意,遂乘间逸去。复基等则被带往警署连夜受审,供认反清革命不讳。而因起义命令未曾及时传至负责发炮为号的南湖炮队,是晚起义不果。

  10月10日凌晨,刘复基见起义未发,焦急万分,便站在审堂上向围观者高呼:“同胞们!大家努力!可怜我这些遭虐的同胞呵!”(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三联书店1952年版。)旋即英勇就义,终年27岁。是日晚,当刘复基的呼声还回旋在武昌上空,他的战友们就依照他曾经亲手起草的起义计划鸣枪举义,以告慰这位青年革命家的英魂。

  对于刘复基这位“足智多谋”的青年革命家的不幸牺牲,他的战友们无不认为是“极大损失”,深表痛心和惋惜、李作栋在总结旧军官黎元洪篡夺首义果实的原因时,就提到“足智多谋的刘尧澂又壮烈牺牲”也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南北议和后,潘康时目睹文学社屡遭黎元洪一班人的排挤打击而无所振作的情景,感慨万千,“尤痛心刘尧澂之殉难”。意即若刘复基在世,恐怕不会是这种被动局面。1913年,中华民国稽勋局局长冯自由还发表通电,将刘复基与陆皓东、吴禄贞、邹容、赵声等着名民主革命先驱并列,呈请作为“开国前先烈及开国时殉难之重要人物”(《民立报》 1913年6月23日。)办理。可见,在许多武昌起义当事人和知情者的心目中,刘复基的历史地位和影响是非同一般的。后世研究者如果不是被武昌起义领导者的职务挡住了视线,而是透过其职务表层去探讨历史人物的实际事功,并以此为依据来评价历史人物,则不难断定,在湖北革命运动领导层中,刘复基在发动湖北革命力量和筹划武昌起义过程中的实际领导地位和作用当比蒋翊武、孙武等人突出些。他不仅是武昌首义三烈士之一,而且还是筹划武昌起义的主要决策者和领导者。

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


  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位于湖北省武汉市阅马厂北端,又称“红楼”,原来是清政府于宣统元年(1909年)所建的湖北省咨议局大楼。此楼为两层,砖木结构,楼面阔(长)73米,进深42米。它直接采用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行政大厦和会堂的建筑形式,大楼平面呈“山”字形,前方及两翼是门厅和办公室,后方正中为会堂,门前的门廊突出,屋顶正中有圭形钟楼。旧址面对阅马场,院门外立有孙中山铜像。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取得了成功,即在此楼组建成革命军政府,发布了第一号布告,宣布废除清朝的帝制,结束了统治了中国人民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中华民国并向全国各省发出通电,号召各地举行武装起义。

  1981年在此建立了“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纪念馆”,馆内保存、陈列有起义的有关历史资料和革命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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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纪念馆
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纪念馆

  辛亥百年激活武昌起义游 “起义门”备受追捧

  2011年02月07日 22:34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武汉2月7日电 (记者 徐金波)昔日门可罗雀的“红楼”(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旧址)如今人潮涌动,往日无人问津的“起义门”现在备受追捧……辛亥革命百年到来之际,湖北武汉的武昌起义旅游市场在兔年春节期间活力彰显。

  记者7日在蛇山南麓的“红楼”门前广场上看到,不少游客正在忙着与“孙中山先生雕像”、“十八星条旗”及“红楼”合影留念。与之相邻的首义文化广场,也聚集了不少游客,纷纷在黄兴拜将台纪念碑,彭刘杨(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烈士塑像,十八星旗喷泉花坛等景点前驻足。

  走进设在“红楼”的辛亥革命博物馆内,“鄂军都督府旧址复原陈列”、“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迹陈列”展览、辛亥革命历史图片展等展示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馆方表示,今年春节来此参观的游客这两天数量猛增,游客人数较去年增加五成以上。

  “广州和武汉同为辛亥革命爆发之地,希望利用春节假期来武汉增进了解武昌起义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便更好把握辛亥革命的精髓。”一位从广州搭乘高铁而来的程先生边参观边告诉记者。

  与此同时,正在修复的“起义门”古城墙等景点,正在兴建的辛亥革命博物馆、纪念碑等场馆工地,也有众多游客。

  武汉市旅游局局长张侠表示,该市今年将以辛亥革命100周年为契机,充分发挥其丰富的辛亥首义文化资源,开展“辛亥百年之城·精彩武汉之旅”。同时,联手南京、广州、中山、上海等四大城市,共同挖掘辛亥旅游资源。此外,还将针对台湾、香港、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华人市场,开展“百年辛亥·百年武汉”专题促销。

  据悉,作为“首义之旅”核心区域,武汉市武昌区投资38亿元人民币,打造首义文化园、辛亥革命博物馆、起义门古城墙、楚望台遗址公园等四大项目,及其配套旅游设施,将在今年10月以前完工并接待国内外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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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180.78.*在 2013/10/17 20:05:46 发表
  • 武昌起义的领导核心是中华铁血军,即,刘静庵被捕后的日知会。其共进会、文学社是日知会员変名之组织。
  • 111.180.78.*在 2013/10/17 19:59:35 发表
  • 刘静庵,满清头号敌人,辛亥革命播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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