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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25720 次 历史版本 1个 创建者:于归 (2011/3/1 14:37:40)  最新编辑:toilasinhvien (2011/4/21 14:05:37)
陈桥兵变
拼音:chénqiáo bīngbiàn (chenqiao bingbian)
同义词条:陈桥驿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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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桥兵变
陈桥兵变
 
  陈桥兵变,是一个典故,即赵匡胤策划的夺取后周政权的军事政变。公元959年,周世宗驾崩,年仅七岁的周柴宗训继位,皇帝年幼,担不起历史重作,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借口北汉与辽联合南侵率军出大梁(今河南开封)至陈桥驿(今开封东北)授意将士给他穿上黄袍拥立他为帝。赵匡胤即回师大梁逼后周皇帝让位建立宋朝,史称“陈桥兵变”。此次兵变最后导致了后周的灭亡和宋朝的建立,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简介


  959年(后周显德六年),后周世宗病死,子柴宗训即位,年方7岁,主少国疑。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撤与石守信王审价等结义兄弟掌握了军队实权。

  960年2月3日(宋建隆元年正月初四日)赵匡胤借口抵御北汉和辽军的南犯,李军北上。从大梁(今河南开封)出发,行至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赵匡胤的胞弟赵匡义(后为宋太宗)和赵普授意众将士把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拥立他为皇帝。

  赵匡胤率军回开封后,逼恭帝柴宗训禅位,夺取了政权,改国号为宋,建立了赵家王朝。

事件经过

陈桥兵变遗址
陈桥兵变遗址

  公元959年,周世宗驾崩,年仅七岁的太子柴宗训继位,皇帝年幼,担不起历史重作。后周显德七年(西元960年),宫廷正在欢庆新年,忽接北方紧急军情,契丹与北汉入侵,宰相范质、王溥仓率中不辩真僞,即命禁军大将赵匡胤率军出征。出军之日,军校苗训,号知天文,利用天文中的“假日”现象,说什麽天上二日磨荡,乃改朝换代之象,鼓动军心思变。出军第一天晚上,大军驻于陈桥驿站,赵匡胤的亲兵亲将们鼓噪而起,要求拥立新天子,然後出征。时爲掌书记的赵普,足智多谋,向诸说明“兴王易姓,虽云天命,实系人心”的道理,要求他们严明军纪,安定人心,长保富贵,取得将兵们的同意和支援。驻军陈桥的第二天早晨,参与拥立新天子的将领们,拿一件象徵皇帝即位时用的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赵匡胤向将兵宣布。要使这次政变成功。必须吸取以往兵变中大肆杀人的历史教训,安抚後周君臣,减少阻力,争取和平手段解决政权移交的问题,将兵唯唯听命。 一切按照赵匡胤的布置行事,回师东京,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孤立了後周,争取了民心。

  杯酒释兵权避免晚唐五代灭亡的覆辙,西元961年和969年,赵匡胤两次设宴请石守信等大将和王彦超等各镇节度使,劝谕他们释去兵权,罢镇改官,多买良田美宅,终其天年,这样就消除了禁军领发动兵变和藩镇割据的隐患,用统一集权之策,消灭了地方割据势力,堵塞了历史上外戚、後妃、藩镇、大臣,宦官的专权、夺权的漏洞,使大宋王朝科技发达,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成爲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

  陈桥驿兵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捩点,从此中原由乱到治,由分裂走上了统一,历史意义重大。宋太祖建立大宋之後,制定了长治久安的治国方针,稳定了局势,先後平定了李筠、李重进的叛反,征服了南唐,基本上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混战局面,使百姓过上了安定生活,完成了历史重任。宋太祖爲了巩固政权,把地方的军权、用人权、财权都收归中央,由皇帝亲自掌握,进一步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使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民间传说

陈桥兵变
陈桥兵变

  陈桥兵变,这是一个典故,即赵匡胤策划的夺取后周政权的军事政变。

  公元959年,后周显德六年,后周世宗柴荣病死,继位的恭帝年少只有七岁,因此当时政治不稳。公元960年,后周显德七年正月初一,忽然传来辽国联合北汉大举入侵的消息。当时主政的符太后乃一介女流,毫无主见,听说此事,茫然不知所措,最后屈尊求救于宰相范质,皇室威严荡然无存。范质暗思朝中大将唯赵匡胤才能解救危难,不料赵匡胤却推脱兵少将寡,不能出战。范质只得委赵匡胤最高军权,可以调动全国兵马。

  几天后,赵匡胤统率大军出了东京城(今河南开封),行军至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当时,大军刚离开不久,东京城内就起了一阵谣传,说赵匡胤将做天子,这个谣言不知是何人所传,但多数人不信,朝中文武百官也略知一二,谁也不敢相信,却已慌作一团。赵匡胤此时虽不在朝中,但东京城内所发生的一切他都了如指掌,而且这也是他的杰作。周世宗在位时,他正是用此计使驸马张永德被免去了殿前都点检的职务而由他接任。赵匡胤知道皇帝的心理,就怕自己的江山被人夺走,所以他们的疑心很重。这次故计重施,是为了造成朝廷的慌乱,并使他的军队除了绝对听命于他外别无他路。而就在陈桥驿这个地方,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即后来的宋太宗赵光义)和归德军掌书记赵普授意将士把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拥立他为皇帝。正月初四,赵匡胤率军回师开封,逼使恭帝禅位,轻易地夺取了后周政权,改国号为"宋",建立了赵宋王朝。

  民间相传,在陈桥驿的时候,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一天,元帅帐内,赵匡胤正一个人喝着酒,喝着喝着,他突然起身向掌书记赵普的营帐走去。

  来到赵普营帐,他随意看了一眼帐内,问道:“赵大人,歇息的可好?”

  “多谢将军关心。”赵普暗暗揣测着这位顶头上司深夜造访的含意。

  赵匡胤谦虚地说道:“我有一件事想请教大人。”

  “将军请说,普一定知无不言。”赵普惶恐不安。

  “我一直想不明白汉高祖刘邦本是一市井无赖,为什么却得了西汉两百年天下?”

  “将军,刘邦本人并无特别才能,只是他手下有一批人本事很大,刘邦的成功是他驾驭人才的成功。”

  赵匡胤诧异道:“哦?你说刘邦手下有什么人才?我读书不多。”

  赵普道:“文有萧何曹参;武有韩信张良。”

  赵匡胤道:“萧何这名字倒挺熟悉的。”

  赵普道:“萧何乃刘邦手下第一大谋士,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萧何,刘邦就得不到天下,”

  赵匡胤看着赵普,突然发现了什么似的,嘴里连连说着“ 不错”,最后留下了一句“赵大人倒挺像萧何的”就走了。只剩赵普还在苦苦思索这句话。

  赵匡胤又接着来到了其弟赵匡义的营帐内。

  赵匡义道:“不知兄长驾到,可有何事?”

  赵匡胤一脸无奈,叹道:“近来东京城内谣言四起,说点检将做天子,这是满门抄斩之罪啊!为兄担心要连累弟弟了。”

  赵匡义气愤地说道:“着一定是有人陷害,咱们行得正,没什么可怕的!”

  赵匡胤又叹了一声:“唉,当今新主年幼,太后又是女流,只怕他们听信谗言,赵家就要多灾了。”

  赵匡义看着兄长,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赵匡胤看在眼里,他说:“你有什么话尽管说,难道还有比杀头更大的罪吗?”

  赵匡义紧握双拳,大声说道:“干脆反了吧!咱们在前方拼命,他们在朝中享福,不仅不发兵饷,还要疑来疑去。况且点检做天子也许是天意呢,我们不能逆天而行。”

  赵匡胤变了脸色,一把握住宝剑怒道:“住嘴!你怎能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来!想我们赵家世受皇恩,万万不能有此想法,今天我要替家祖杀了你这个忤逆的子孙!”

  赵匡义急忙上前按住剑柄,说道:“兄长,现在情况紧急,心软就是对自己残忍,况且咱们无辜受死,赵家就会绝后,你对得起九泉之下的父亲吗?”

  赵匡胤听了此话,好像呆了一样,他突冉面向北方跪了下来,道:“先皇在上,臣赵匡胤一片忠心,日月可鉴,但是朝中大臣却不容我,我该怎么办啊?”

  赵匡义扶起他兄长,说道:“兄长放心,只要你点头答应了,余下的事就交给我去办,不会叫你为难的。各位将军都对你忠心耿耿。”

  赵匡胤不置可否,他跌跌撞撞的走出营帐,回到自己帐里大喝好酒而睡。

  当夜,军中起了一阵骚动,人人都在议论,军粮断绝,朝政被韩通把持拒不发饷。因主帅赵匡胤烂醉如泥赵普提议各位将军一起召开紧急会议。

  第二天,当赵匡胤还在睡梦中的时候,忽被一阵“万岁”声惊醒,大将高怀德捧着黄袍,不由分说就批在了赵匡胤的身上,三军高呼万岁,响彻云霄。赵匡胤推辞再三,众人以死相胁,最后赵匡胤依刘邦故事约法三章,大军向东京进军。城内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都虞侯王审琦早已恭候多时,此二人都是赵匡胤的心腹。接下来的事情正如上面所说的,赵匡胤逼使恭帝禅位,轻易地夺取了后周政权,改国号为"宋",建立了赵宋王朝(他即宋太祖)。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陈桥兵变。

政变参与者

赵匡胤
赵匡胤

  宋太祖赵匡胤(927-976),涿州(今河北)人,北宋王朝的建立者,庙号太祖。出身军人家庭,高祖赵朓,祖父赵敬,赵弘殷次子。948年,投后汉枢密使郭威幕下,屡立战功。951年,郭威称帝,建立后周,赵匡胤任禁军军官,周世宗时官至殿前都点检。周世宗柴荣死后,恭帝即位。建隆元年(960年),他以“镇定二州”的名义,谎报契丹联合北汉大举南侵,领兵出征,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代周称帝,建立宋朝,定都开封。

  石守信

  太祖的好哥们。后周末,为太祖副手。资历也较深,后周恭帝时建节,兼任殿前都指挥使。是太祖 “义社十兄弟”中第三个建节的,成为后周的高级将领。“陈桥兵变”时在京城里为内应,赵匡胤的兵变部队得以顺利进城,确保了太祖登极。建隆元年李筠、李重进反宋,石守信均为主帅,在太祖亲自督战下,迅速平定叛乱。已加同平章事为使相的石守信深知赵匡胤的心意,自己上表解除兵权,即请求免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的名义,专任天平军节度使。太平兴国9年死,终年57岁。

  《宋史》评价:守信累任节镇,专务聚敛,积财钜万。尤信奉释氏,在西京建崇德寺,募民辇瓦木,驱迫甚急,而佣直不给,人多苦之。

  高怀德

  后周初,高怀德已是殿前东西班都指挥使了,职位在太祖之上。后周恭帝时与石守信同时建节。在 “陈桥兵变”中积极拥戴太祖。宋朝建立后,在为拥戴的功臣的加官进爵中位列第二,仅次与石守信。受命与石守信平息上党李筠叛乱。太祖亲征李重进从行。太祖还将胞妹燕国长公主嫁给高怀德,高怀德是开国功臣中第一个皇亲国戚。太祖收兵权时被罢殿前都点检军职。太平兴国7年死,终年57岁。

  《宋史》评价:怀德将家子,练习戎事,不喜读书,性简率,不拘小节。善音律,自为新声,度曲极精妙。好射猎,尝三五日露宿野次,获狐兔累数百,或对客不揖而起,由别门引数十骑从禽于郊。

  张令铎

  后周恭帝时升任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与高怀德同时分掌侍卫亲军司马、步军,也和高怀德同时建节。在“陈桥兵变”中同样有拥戴之功,在宋太祖为开国功臣们加官进爵中,略次于高怀德。建隆2年建节,但同时被罢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侯军职。太祖征李筠时,为东京旧城内都巡检。太祖后为皇弟秦王赵廷美娶其第三女(后封楚国夫人)。张令铎继高怀德之后成为宋太祖的亲家。开宝3年春死,终年60岁。

  《宋史》评价:令铎性仁恕,尝语人曰:“我从军三十年,大小四十余战,多摧坚陷敌,未尝妄杀一人。”及卒,人多惜之。

  王审琦

  也是“义社十兄弟”之一。后周时屡立战功,恭帝时升任殿前都虞候。“陈桥兵变”时在京城里与石守信同为为内应。宋建立初既建节,兼任殿前都指挥使。参加了平定李筠、李重进叛乱的战争。建隆2年罢殿前都指挥使。开宝7年死,终年50岁。

  《宋史》评价:审琦重厚有方略,尤善骑射。镇寿春,岁得租课,量入为出,未尝有所诛求。素不能饮,尝侍宴,太祖酒酣仰祝曰:“酒,天之美禄;审琦,朕布衣交也。方兴朕共享富贵,何靳之不令饮邪?”祝毕,顾谓审琦曰:“天必赐卿酒量,试饮之,勿惮也。”审琦受诏,饮十杯无苦。自此侍宴常引满,及归私家即不能饮,或强饮辄病。

  张光翰

  张光翰在后周末任虎捷左厢都指挥使,属侍卫亲军司步军主力之一,是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张令铎的部属。在参与陈桥之变的翊戴功臣中,张光翰与宋太祖的关系比较疏远,《宋史》里也没有专门的传,但建节应该比较早。“陈桥兵变”后不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及宁江军节度使衔都为宋太祖义社十兄弟之一的韩重赟所接替。从赵彦徽的情况推测,张光翰即被出为永清军(贝州,今河北清河西)节度使,此后行迹不详。乾德5年死,因其何年而生不清楚,故不知其终年多少。

  赵彦徽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与上(太祖)同事周世宗,尝拜为兄”,其年应长于太祖,他在后周世宗初年的职位,当与太祖相近或稍高。与宋太祖的关系一般,《宋史》里也没有专门的传。与张光翰同于建隆元年5月首先被罢军职,后即改为建雄军(晋州,今山西临汾)节度使。可能与“陈桥兵变”中张光翰、赵彦徽两人的向背,直接关系到兵变的成败,张光翰、赵彦徽也许是在兵变最初时态度不太明朗,尽管他们还是支持赵匡胤的兵变,但赵匡胤对他们并不放心,因而在平定潞州李筠之后,急忙解除他们的兵权,可能为了防备在其后镇压张光翰、赵彦徽原来的上司、后周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淮南节度使李重进时,别生枝节。开宝元年死。同样不知其终年多少。

  韩重赟

  也是“义社十兄弟”, 太祖的好哥们。后周末,已升任殿前司控鹤军都指挥使。参与了“陈桥兵变”,“以翊戴功”升为侍卫亲军司马军主力龙捷左厢都指挥使,建隆元年建节。参加了平定李筠、李重进叛乱的战争。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罢军职出为忠正军节度使后,韩重赟继任殿前都指挥使。乾德5年,有人“谮(韩)重赟私取亲兵为腹心”。太祖大怒,要杀韩重赟。赵普谏说:“亲兵(指殿前司禁军),陛下必不自将,须择人付之。若重赟以谗诛,即人人惧罪,谁复为陛下将亲兵者。”同年2月解除他的军职,出为彰德军(相州,今河南安阳)节度使。开宝2年(969),太祖亲征北汉,韩重赟任为北面都部署。开宝7年死。

  《宋史》评价:重赟信奉释氏,在安阳六七年,课氏采木为寺,郡内苦之。

  李继勋

  “义社十兄弟”中不仅最年长,而且升迁速度最快,是第一个升任殿前司副长官殿前都虞侯、第一个建节。在攻打南唐时失职,次年七月才免去其节度使而责为右武卫大将军。后任战棹左厢都部署,成为水路都部署赵匡胤的部属。没有参与“陈桥兵变”,不属于翊戴功臣。后在进攻北汉边境及抗击北汉中屡建功勋。曾大败北汉名将刘继业(即后来的杨业),兵临太原城。契丹来救,李继勋才率军退回宋境。次年又随太祖攻北汉,后退兵。太平兴国2年死,终年62岁。

  《宋史》评价:继勋累历藩镇,所至无善政,然以质直称。信奉释氏。与太祖有旧,故特承宠遇。

  罗彦环

  后周末,任殿前司散指挥都虞侯,成为太祖心腹。“陈桥兵变”进入开封后,宰相范质、王溥等人被抓至赵匡胤面前。范质当面质问太祖,太祖一时不知所对。罗彦环既“挺剑而出曰:'我辈无主,今日须得天子。”王溥先跪拜,范质不得已只好跪下口称万岁。可见其在兵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宋建立后,罗彦环提升非常迅速,当年7月既建节,在宋初少有。随宋太祖亲征,平定李筠叛乱。乾德2年,他与李继勋,郭进、曹彬在辽州城下大败支援北汉的6万契丹兵,升安国军节度使,4年二月又与田钦祚在静阳砦大破北汉兵,擒鹿英,升镇国节度使。开宝2年死,终年47岁。

  王彦升

  后周末,以功升为殿前司散员都指挥使,与太祖关系密切。“陈桥兵变”后,王彦升率所部先入京,可见王彦升在兵变中的地位相当重要。他在回京后,首先杀死后周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在京巡检韩通及全家。王彦升滥杀有损于太祖形象,也违背了秋毫无犯的约定,因而被拘捕,还表示要斩首以惩其“专杀”之罪。后来很快便被释放,但终生未曾建节。《宋史》载“王彦升之弃命专杀也,上(太祖)怒甚,将斩以徇,已而释之,然亦终身不授节”。曾半夜跑道宰相王溥家,“意在求贿”。不仅被免去其京城巡检的兼职,又罢去他铁骑左厢都指挥使的军职,还将他外放为地方官。后任原州(今镇原)防御使兼缘边巡检,与庆州(今甘肃庆阳)姚内斌、通远军(今环县)董遵诲等,成为太祖西北边防的主要将领。王彦升性残忍,“戎人有犯汉法者”,“手捽其耳嚼之”,作下酒菜。开宝7年死,终年58岁。

政变解析

陈桥驿兵变
陈桥驿兵变

  后周显德七年(960)的正月初一,五代时期的后周君臣正在宫中庆贺新年,忽然接到镇,定二州的急报,北汉勾结契丹入寇。宰相范质,王溥等立即遣检校太尉,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兵前去抵御。

  黄袍加身

  初三,军队驻扎于开封东北的第一个驿站陈桥驿,赵匡胤酒醉而卧,而有拥立之意的将士却环立待旦。次日黎明,四周叫啸呐喊,声震原野。赵普,赵光义排闼入告,此时将士们直叩寝帐之门,高呼:"诸军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赵匡胤的一些亲信在将士中散布议论,说“今皇帝幼弱,不能亲政,我们为国效力破敌,有谁知晓;不若先拥立赵匡胤为皇帝,然后再出发北征”。将士的兵变情绪很快就被煽动起来,这时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后改名光义即宋太宗赵炅)和亲信赵普见时机成熟,便授意将士将一件事先准备好的皇帝登基的黄袍披在假装醉酒刚刚醒来的赵匡胤身上,并皆拜于庭下,呼喊万岁的声音几里外都能听到,遂拥立他为皇帝。赵匡胤却装出一副被迫的样子说:“你们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

  拥立者们一齐表示“惟命是听”。赵匡胤就当众宣布,回开封后,对后周的太后和小皇帝不得惊犯,对后周的公卿不得侵凌,对朝市府库不得侵掠,服从命令者有赏,违反命令者族诛,诸将士都应声“诺”!于是赵匡胤率兵变的队伍回师开封。守备都城的主要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都是赵匡胤过去的“结社兄弟”,得悉兵变成功后便打开城门接应。当时在开封的后周禁军将领中,只有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在仓卒间想率兵抵抗,但还没有召集军队,就被军校王彦升杀死。陈桥兵变的将士兵不血刃就控制了后周的都城开封。

  这时后周宰相范质等人才知道不辨军情真假,就仓促遣将是上了大当,但已无可奈何,只得率百官听命,翰林学士陶谷拿出一篇事先准备好的禅代诏书,宣布周恭帝退位。赵匡胤遂正式登皇帝位,轻易地夺敢了后周政权,改封恭帝柴宗训为郑王。由于赵匡胤在后周任归德军节度使的藩镇所在地是宋州(今河南商丘),遂以宋为国号,定都开封。历史上习惯把赵匡胤建立的赵宋王朝称作北宋,赵匡胤死后被尊为宋太祖。赵匡胤黄跑加身好象是被人强迫的,但是历史学家们却提出了太多疑问:

   一,据<<涑水纪闻>>等书记载:"及将北征,京师喧言,出师之日,将策点为天子。故富室或挈家远避于外州,独宫中未之知也。"由此可知,当时军队未到陈桥已有兵变之说,未见黄袍,已有天子之说,陈桥兵变不会是一次偶发事件,而是有预谋的。正如古诗所言:"黄袍不是寻常物,谁信军中偶得之。"

  二,宋人笔记记载说,赵匡胤早年曾到高辛庙为自己的功名前程占卜,"自小校以上至节度使,一一掷之,皆不应。忽曰:"过此则为天子乎!'一掷为圣签"。且不论此事的真伪如何,这一在宋代广为流传的轶闻,正反映了赵匡胤的夙愿。而在陈桥驿,将士们已环立呼喊,赵普与赵光义也已入内报告,而赵匡胤何以会"醉卧不省",丝毫未念及早年的愿望,这一情形未免过于做作。

  三,<<宋史-杜太后传>>曰,杜太后得知其子黄袍加身后,说:"吾子素有大志,今果然。"因而不惊不慌,谈笑自若,还说:"吾儿生平奇异,人皆言当极贵,又何忧也。"(司马光<<涑水纪闻 >>卷一)据此,这加身的黄袍似乎不是从天而降之物,有人以诗刺讥道:"阿母素知儿有志, 外人反道帝无心。"

  四,当时本因国境告急才令赵匡胤领兵出战,为什幺黄袍加身后,不费一枪一刀,战事已定? 即所谓"千秋疑案陈桥驿,一着黄袍加身便罢兵"。可以认定,镇,定二州的军情是配合赵匡 胤兵变自立而慌报的。

  在北宋取代后周的过程中,因赵匡胤注意严肃军纪,一回开封就下令军队各归兵营,开封城中没有发生以往改朝换代时出现的那种烧杀抢掠的混乱局面,因而得到原后周大

  小官吏的支持。北宋建立伊始,后周一些带重兵在外执行巡边使命的将领,如慕容延钊、韩令坤,大都表示拥护宋太祖登皇帝位,只有盘腿潞州(今山西上党)的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及在扬州的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先后起兵反抗,于是宋太祖亲率大军平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先后击败李筠和李重进。李筠和李重进当时是后周境内两个力量较强的藩镇,他们的失败,使得一些势力较小,又对赵匡胤代周不满的地方藩镇更感到无力与中央抗衡,也只得表示屈服。这样到建隆元年(960年)末,北宋在原后周统治区已基本上稳定了局势。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虽然,赵匡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稳定了内部政局,但是在宋的辖区外,北边有劲敌辽朝和在辽朝控制下的北汉,南方有吴越、南唐、荆南、南汉、后蜀等割据政权。这一客观形势,不能不使赵匡胤深深感觉到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因此,一当政局稳定之后,赵匡胤就开始考虑如何把周世宗统一中国的斗争继续进行下去。起初,他曾经想把北汉作为首要目标,但文武官员却不赞成先攻北汉,认为这样做有害无利,后来赵匡胤就放弃了先攻北汉的打算。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赵匡胤和其弟赵光义走访赵普共商国策。赵普听了宋太祖试探他的话“欲收太原”之后,沉吟良久然后说,先打太原有害无利,为何不等到先削平南方诸国之后再攻打北汉,到那时 “彼弹丸黑子之地,将何所逃”。这一分析正合宋太祖走访赵普的初衷,使他大为高兴。一个先消灭南方各个割据势力,后消灭北汉的统一战争的战略方针就这样确定了,也就是后人归纳的“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方略。北宋的统一战争基本是按照这个方略进行的,对辽和北汉,在削平南方割据势力前,基本上采取守势,只在边境适当显示武力,并对来犯之敌适当反击。同时与契丹互派使臣发展关系,力图保持北方战线的暂时安定。对南方各国则密切注视它们的政治动向,寻找时机,准备找到合适的突破口。

  建隆三年(962年)九月,割据湖南的武平节度使周行逢病死,其幼子周保权嗣位。盘据衡州(今湖南衡阳)的张文表不服,发兵攻占潭州(今湖南长沙),企图取而代之。周保权为此一面派杨师璠率军抵挡,一面派人向宋求援,这就给北宋出兵消灭这个割据势力制造了一个好机会。宋太祖抓住战机,立即以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李处耘为都监,调兵以讨张文表为名从襄阳(今湖北襄樊)出兵湖南。当时北宋军队挺进湖南,要经过荆南节度使割据的地方,这时荆南节度使已由高保融之子高继冲嗣位,北宋早已清楚探明,高继冲只有军队3万人,且内困于暴政,外迫于诸强,其势日不暇给。于是赵匡胤制定了以援周保权讨伐张文表为名,“假道”荆南,一举削平荆南和湖南两个割据势力的方针。干德元年(963年),宋军兵临江陵府,要求假道过境,荆南主高继冲束手无策,被迫出迎宋军,荆南亡。接着宋军继续向湖南进发,击败抵御的守军,擒湖南主周保权,平定了湖南。

  干德二年十月,宋太祖以后蜀主孟昶暗中与北汉勾结,企图夹击宋朝为借口,命王全斌为西川行营都部署,率兵6万分两路向后蜀进军。一路由王全斌、崔彦进率领自剑门(今四川剑阁北)入蜀,一路由刘光义曹彬率领从归州(今湖北秭归)出发溯江而上,直入夔州(今四川奉节县)。由于孟昶荒淫腐朽,不修军政,蜀军士气低落,抵挡不住宋军的凌厉攻势。宋军二路兵马连败后蜀军的反抗,迅速进逼成都,干德三年正月,孟昶投降,后蜀亡。

  继后蜀被消灭的割据政权是南汉。开宝三年(970年)十一月,宋太祖命潘美为桂州道行营都部署,大举攻南汉。南汉主刘鋹负隅顽抗,但由于南汉许多将领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中,被刘鋹残杀,掌握兵权的是几个宦官,军事设施皆毁坏失修,因而无法阻挡宋军的进攻,只好向宋军投降,南汉亡。灭亡南汉,北宋就加紧备战消灭南方割据势力中比较强大的南唐。开宝七年(974年)宋太祖认为出兵南唐的准备工作已经就序,为制造进攻南唐的借口,要南唐后主李煜亲自到开封朝拜,李煜惧怕被宋扣留未成行。因此宋太祖就于这一年九月派曹彬率10万大军进攻南唐,战舰沿江而下,歼灭南唐军主力,包围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开宝八年十一月李煜在被围困了近一年后才被迫出降,南唐亡。

  在削平南方诸国其间,宋太祖曾两次发兵进攻北汉,均未获克捷。开宝九年(976年)十月,宋太祖突然死去,他的弟弟赵光义登基,是为宋太宗。太宗继承了他哥哥未竟的事业,使用政治压力,迫使吴越钱俶和割据福建漳、泉二州的陈洪进纳土归降,两浙、福建亦归入宋的版图。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初,宋太宗亲率大军北征,他采用了围城打援的战法,派潘美等率军四面合围太原,并击败了辽朝的援兵,北汉主刘继元被迫投降。

  至此,安史之乱以来200多年的封建军阀割据局面基本上结束了。北宋的统一,为南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周世宗即位后,赵匡胤随之被调到中央禁军任重要职务。同年2月,北汉对后周发动进攻,赵匡胤随周世宗前往迎敌。双方部队在高平相遇,遂展开激战。战斗开始不久,北汉军队就占了上风,后周大将樊爱能、何徵畏敌如虎,一见阵势不好,竟临阵脱逃,一时间后周军队阵脚大乱,形势十分危急。此时的赵匡胤却很冷静,在他的建议下,周世宗将身边的禁军分为两部:一部由张永德指挥,抢占制高点,居高临下,以密集的箭矢压住敌人的进攻;另一支由赵匡胤亲自率领,从左翼直扑敌阵。北汉军队抵挡不住突如其来的冲击,纷纷败退,后周军队终于转败为胜。

  赵匡胤以高平之战的出色表现,受到了周世宗的进一步赏识。战后,他不但被破格提拔为殿前都虞侯,成为后周禁军的高级将领,而且还被委以整顿禁军的重任。在赵匡胤亲自主持下,后周禁军完成了汰除老弱、调选精壮和组建殿前司诸军的工作。

  赵匡胤利用主持整顿的机会,开始在军队中形成自己的势力。他将罗彦环、郭延斌、田重进、潘美、米信、张琼、王彦升等自己麾下的“委心”之人安排在殿前司诸军任中基层将领,同时又以自己高级将领的身份,主动与其他中高级将领交结,并同其中的石守信、王审琦、韩重斌、李继勋、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王政忠、杨光义等高级将领结拜为义社十兄弟,形成一个以赵匡胤为核心的势力圈子。

  从公元956年到公元958年,周世宗对南唐前后发起过三次进攻,逼迫南唐将江北15州的土地割让给后周。在整个战役中,赵匡胤表现得最为突出,被提升为忠武军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

  自南唐战役以后,赵匡胤不仅注重在军队中交结武将,开始对文人也比较重视了。赵普、王仁瞻、楚昭辅、李处耘等人都是在这前后被他招到麾下成为心腹幕僚的。除此之外,赵匡胤自己也开始留意研读经史,一改从前那种不喜读书的草莽作风。

  公元959年6月,周世宗去世。其七岁的独生子柴宗训即位。后周王朝随即出现“主少国疑”的局面,一时间人心惶惶,谣言四起,一些忠于后周的官吏,马上就敏锐地意识到动乱的根源是出在赵匡胤那里,指出赵匡胤不应再掌禁军,甚至有的人主张先发制人,及早将赵匡胤杀掉。

  赵匡胤及其幕下心腹文武也在加紧活动。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在周世宗去世后的半年里,禁军高级将领的安排,发生了对赵匡胤绝对有利的变动。整个殿前司系统的所有高级将领的职务均由赵匡胤的亲信担任。

  经过近半年的部署准备,赵匡胤觉得可以选择一个适当的场合动手了。公元960年正月初一,后周君臣正在朝贺新年,突然有人谎报辽和北汉联兵入侵的战报。柴宗训误以为真,便征求了宰相范质、王溥的同意后,令赵匡胤率领禁军前往迎敌。

  出发后前进中的后周部队,突然接到命令,在离京城汴梁东北50多里的陈桥驿驻扎下来。将校们一个个神情严肃、紧张,街上岗哨林立,一队队士兵穿梭巡行,气氛显得非同寻常。

  不久,有人在军队中很快就宣传开了:“主上年幼,未能亲政,我们这些人出生入死为国家打仗,他能知道吗?”“有道理,我们的点检为人仗义,英武盖世,不如先策点检为天子,然后再北征!”“对,咱们一块找点检去!”顿时,群情激昂,有人带头呼喊着,叫嚷着,围住了点检赵匡胤的大帐。

  当时,天刚蒙蒙亮,赵匡胤被呼喊声吵醒,他披衣走出大帐,见一群将校个个手执兵器,列队于厅前,他们齐声喊道:“诸将无主,愿策点检为天子!” 赵匡胤还没来得及开口,已被群兵簇拥到厅堂。这时,有人把一件早已预备好的黄袍罩在赵匡胤的身上,然后众人口呼“万岁”,拜跪于地上。赵匡胤还想再推辞,参与其谋的赵普上前说道:“主帅素来爱兵如子,此次拥立如不应允,这些将校兵士将会落个大逆不道的罪名,死无葬身之地,主帅还是应允了吧!”“对!应允了吧!”全体将帅齐声呼喊着。见此情景,赵匡胤装得无可奈何地说:“你们立我为天子,必须听我的命令,否则我不应允!”将士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愿意听你的!”“那好,现在我宣布两条纪律:第一返回京城,不得抢掠,扰乱百姓;第二,少帝和太后都是我所侍奉的,公卿大臣都是我的平辈,你们不能伤害他们,以往改朝换代,都要大杀大抢,你们不能这样,如有违反,格杀勿论!”

  当天下午,赵匡胤率领部队返回汴梁。京城中早有人接应,文武百官,列于殿前,欢迎新皇帝登基。因为赵匡胤所领的军队驻扎地为宋州,于是赵匡胤改国号为宋。至此,大宋王朝就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

  显德七年(公元960)正月初一,正当汴梁城里的皇帝太后官员百姓们喜气洋洋过大年的时候,十万火急的军报却从河北镇、定二州分头传来,令众人一时间手足无措:契丹人为报去年周世宗北伐之仇,趁此节日人心松懈的机会,勾结北汉,率军大举入侵!

  两州同时报警,说的又是同样的内容,那是绝对错不了了。何况军情急如火,哪还有时间去搞什么调查研究,赶紧派兵是正经。不用说,无论军职高低还是历年战绩,赵匡胤是担当此重任的最佳人选。令宰相范质**的是,赵兄弟毫无推脱之意,“危难之处显身手”, 毅然决定立即整兵亲征,为失去世宗的后周王朝打赢第一场大战。

  正月初二,慕容延钊率前锋先行出发。

  正月初三,寒风凛凛,旌旗猎猎,在小皇帝、符太后、范宰相的极目远望中,满脸肃穆之色的赵匡胤率主力大军出征了。

  初三下午,主力军队到达距汴梁城仅四十里的陈桥驿。

  接下来就是环环紧扣的精彩表演了。

  这时接到消息:慕容延钊的前锋大军已经准时进入河北境内。赵氏兄弟当然心领神会,知道亲信们先后所领的军队都已经会合了。于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军中星相家适时粉墨登场。这位叫苗训的老兄宣称这天将要西沉的太阳之旁竟出现了另一轮太阳,两日互相争斗,黑光激荡。啥?那会儿大家赶着埋锅造饭没看见?不要紧,俺苗训当时也以为眼睛花了,特地喊了个叫楚昭辅的门吏来验证过,所以此事如假包换。

  这消息很快就在整支大军中迅速传了开来。本来就对奔赴前线心里没底的将士们不禁越发人心惶惶,在某些人士适当的引导提点下,大家的议论很快就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主上幼弱,未能亲政,今我辈出死力为国家破贼,谁则知之?不若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未晚也。”

  五鼓时分,已经计较停当的军士们集于辕门,大喊要策立点检赵匡胤为天子。鼓噪声此起彼伏,赵点检的寝帐里却毫无动静。天亮后,终于忍耐不住的军校们终于冲进了中军大帐,当迟迟起身的赵匡胤一脸茫然状看着面前成群拿刀汉子时,听到了这样的话:“诸军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不由分说,将一件黄衣披到他身上,然后就众人拜倒,高呼万岁了。

  赵匡胤在此时表现得非常勉为其难曰:“汝辈自贪富贵,强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令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也。”“主上及太后,我平日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曹今毋得辄加不逞。近世帝王,初举兵入京城,皆纵兵大掠,谓之‘夯市’。汝曹今毋得夯市及犯府库,事定之日,当厚贵汝; 不然,当诛汝。如此可乎?”

  于是众人都表示一支持,愿成就赵点检的仁义之名。见大家如此有诚意,赵匡胤这才“迫不得己”地带着大军迤逦而行,当然打契丹的事是不再提了,大家拔转方向,顺顺利利地返回了汴梁城。

  眼见大军如此返回,汴梁城中的人们当然很快就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人人面面相觑,此时的京城中,唯一有能力也有欲望反抗的,只有一向与赵匡胤格格不入的侍卫司副帅韩通,然而他已经没有机会了。

  一个叫王彦升的军校一进城就快马直奔韩家。一般认为王彦升的举动并非急切反应,因为据当年二月二日韩通下葬时的墓志记载,这位杀手抵达韩府便立即动手,被杀的是韩通夫妇及三个已经成年的儿子,韩家三岁的幼子和四个女儿都没有受到人身伤害。没照片可看的年月,王彦升对韩通父子乃至女眷们的面目年纪有如此清楚的认识,这场杀戮甚至有可能是在军队出征之前就已经安排好的。赵匡胤在陈桥驿称帝,绝非《宋史》所云乃兵变被迫那样纯洁无瑕。

  关于赵匡胤一手策划兵变之事,野史杂记不象《宋史》那么为尊者讳,都给出了充分的证明。

  最绝妙的两条记载与赵匡胤身边两位重要的女人有关。

  一条记载的主角,是赵匡胤的母亲杜氏。《东都事略》说,赵匡胤由陈桥驿返回汴梁并入宫篡位后,有人飞奔去赵府将这天大消息报告给杜老夫人:“点检已作天子!”杜老夫人听后虽然高兴却毫无惊诧之色,答云:“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矣。”

  另一条记载的主角,则是赵匡胤的姐妹。司马光的《涑水记闻》说,当时柴宗训(周恭帝)年幼,军政大事多由重臣裁决。在大臣中,赵匡胤英武有度量,多智略多战功,将士归心。早有右拾遗郑起等人上书宰相范质,说不宜再用赵匡胤掌管军队。范质虽然没买郑起的帐,但官员百姓们却都认为范质说得有道理。因此一听说赵匡胤将带兵北征的消息,京城里就轰传说:“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为天子。”赵匡胤及其伙伴都是有心人,因此上流言一出他就立刻知道了,不禁大惧,跑回家偷偷和家人商量:“外间若此,当如之何?”他的姐姐——此处记载应有误,因为他亲姐姐“未笄而夭”早不在了。倒是他妹妹在嫁给米福德后早寡又回了娘家居住,因此应该是他那个后来再嫁高怀德的妹妹。啥,可能是堂姐?那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反正,这位“赵氏”当时正好在厨房里不知干啥,听见家里人跑来找她转告这事,立即脸色发青(面如铁色),顺手提着根擀面杖跑进屋子,追着赵匡胤直打,边打边骂曰:“你一个男人大丈夫,面临如此大事,既然拿定了主意就自己按心意干去,如今事到临头却跑回家来恐吓我们妇道人家干什么!”(大丈夫临大事,可否当自决胸怀,乃来家问恐怖妇女何为耶!)赵匡胤被骂得无言以对,只好默然而出,自去做安排了。

  这两条记载反映出一个事实:赵匡胤想做皇帝,想取后周而代之,这件事在赵家早就不是秘密了,别说兄弟,就是家中的妇女同志们都清楚得很。

  另三项记载则同见于《资治通鉴长编》。

  其一:周世宗显德年间,有方士私下里告诉张永德说,赵匡胤乃是“受命之符者”,要张永德顺应天命。于是张永德存心结纳,不但平日大加提携,特别是当赵匡胤元配贺氏去世继娶王氏,想要大摆场面增加身份却苦于经济实力还不够时,张永德还慷慨解囊,主动拿出数千金帛助赵家行聘纳采。果然在赵匡胤称帝后,张永德“恩宠优渥,无与比者”。

  其二:乾德元年二月,赵匡胤之弟赵光义的老丈人、天雄节度使符彦卿来朝。赵匡胤一见亲戚的面格外高兴,符彦卿既是赵光义的岳父,算是赵氏兄弟的父辈,关系当然不同一般。于是赵匡胤打算让符彦卿执掌军权。这打算刚一提出,赵氏兄弟的心腹谋臣枢密使赵普就极力反对,认为符老先儿德高望重,不可以又加多兵权在手。但是赵匡胤主意已定,不顾赵普的反对,还是发下了任命书。谁知赵普早有防备,半路将任命书给截下,赶去见赵匡胤。见面之后,赵普东拉西扯地说了一大通闲事,看头儿的防备之心已经消退之后,才冷不丁地将那封任命决定亮出来。赵匡胤瞠然:“果然不出我所料,你小子还是为这事来的。说吧,我发的红头文件怎么会被你藏起来了?”赵普说:“我可是一番好意,希望给陛下你再多一次机会考虑清楚,免得你到时后悔。”赵匡胤大惑不解:“你干嘛非要疑心符彦卿会造反?再说我对老符那么照顾,老符又是我家亲戚,怎么说也不可能辜负我的。”赵普反问:“那么,周世宗对陛下你也不薄,你还不是一样辜负了他。”赵匡胤默然。当即改变了让符彦卿掌兵权的打算。——这番话明来直去,实际上将当初“陈桥兵变”背后赵匡胤早有谋划安排的情形间接地展现了出来。

  其三:后周右拾遗浦城杨徽之曾经向周世宗柴荣进言,说赵匡胤太有人望,不宜掌管禁兵。赵匡胤登基后,就找了个岔子要诛杀杨徽之。总算皇弟赵光义(即赵匡义,避讳改赵光义)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劝道:“此周室忠臣也,不宜深罪。”赵匡胤毕竟还是有帝王气度的,想想确实是自己理亏,于是在乾德元年十二月将杨徽之免死,贬放天兴令。周世宗死后曾经向宰相范质提醒过同样话儿的郑起,也同时因小故贬放为西河令。这大约也是因为两人这番进言正中命门,当时想必惊出赵匡胤一身冷汗,想了无数方法遮掩,因此他多少有些衔恨在心。

  总之,赵匡胤陈桥兵变是有计划有预谋的,基本可以确定。

  当做好了充分准备的赵匡胤带着大军返回汴梁城时,整个汴梁城都已经在事实上被他所完全控制。这时候宫中早朝还未退,几个军校便冲进宫中将宰相们拉去见赵匡胤,当宰相范质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之后,他奔下殿,抓着另一位宰相王溥的手泣不成声:“仓卒遣将,吾济之罪也!”紧张之下用力极猛,指甲掐进了王溥手里,几乎流血,王溥也被唬得浑身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蒙在鼓里的范质不知道,面前的王溥其实早已经向赵匡胤“阴效诚款”,被拉拢上船很久啦)。范质虽然为了一己权力私欲被赵匡胤所利用,总算还对后周王朝有些情份,见到赵匡胤后质问道:“先帝养太尉如子,如今他尸骨未寒,你就忍心做这样的事情?” 愧心未泯的赵匡胤毕竟与五代十国那些狂燥型的帝王是两码事,情急之下也涕泪交流,当然还没忘了勉强给自己辩解:“吾受世宗厚恩,为六军所迫,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若之何?”

  什么叫将若之何?五代十国时人世动荡,当兵的动不动就搞兵变给人披黄衣,那都已经不是新鲜事了。被人披上黄衣却宁死拒绝的,也不是没有过。赵匡胤既办不到,那还有啥可说的。

  其实事已至此,范质自己也知道没啥可说的了。眼看着自己的搭挡王溥上前向赵匡胤行君臣之礼,他也没了法,也只能跟着行礼了事,认可了赵匡胤的帝王身份。大局已定。

  “禅让”的节目再一次在中国历史上重现。这一次舞台换在了汴梁城内的崇元殿上。孤立无援的后周小皇帝和他的年青寡母,不得不“颁下”了禅让诏书。在一通隆重的必须过场之后,赵匡胤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宋”,改纪元为建隆元年。七岁的柴宗训由后周小皇帝变成了大宋“郑王”,符太后被称为“周太后”,母子俩凄凄惶惶地迁居西宫。

  从这一天起,历时一百八十余年的北宋王朝开始了。

  959 年世宗柴荣突然一病而死,宰相范质受顾命扶助柴荣幼子柴宗训继立为恭帝。这时恭帝年仅,后周出现了“主少国疑的不稳定局势,一个由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与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策划的军事政变计划正在酝酿着。

  翌年正月初一,风闻契丹和北汉发兵南下,后周执政大臣范质等人不辨真假,匆忙派遣赵匡胤统率诸军北上抵御。正月初三日,赵匡胤统率大军离开都城,夜宿距开封东北20公里的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兵变计划就付诸实践了。这天晚上,赵匡胤的一些亲信在将士中散布议论,说“今皇帝幼弱,不能亲政,我们为国效力破敌,有谁知晓;不若先拥立赵匡胤为皇帝,然后再出发北征”。将士的兵变情绪很快就被煽动起来,这时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后改名光义即宋太宗赵炅)和亲信赵普见时机成熟,便授意将士将一件事先准备好的皇帝登基的黄袍披在假装醉酒刚刚醒来的赵匡胤身上,并皆拜于庭下,呼喊万岁的声音几里外都能听到,遂拥立他为皇帝。赵匡胤却装出一副被迫的样子说:“你们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

  拥立者们一齐表示“惟命是听”。赵匡胤就当众宣布,回开封后,对后周的太后和小皇帝不得惊犯,对后周的公卿不得侵凌,对朝市府库不得侵掠,服从命令者有赏,违反命令者族诛,诸将士都应声“诺”!于是赵匡胤率兵变的队伍回师开封。

  守备都城的主要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都是赵匡胤过去的“结社兄弟”,得悉兵变成功后便打开城门接应。当时在开封的后周禁军将领中,只有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在仓卒间想率兵抵抗,但还没有召集军队,就被军校王彦升杀死。陈桥兵变的将士兵不血刃就控制了后周的都城开封。

  这时后周宰相范质等人才知道不辨军情真假,就仓促遣将是上了大当,但已无可奈何,只得率百官听命,翰林学士陶谷拿出一篇事先准备好的禅代诏书,宣布周恭帝退位。赵匡胤遂正式登皇帝位,轻易地夺敢了后周政权,改封恭帝柴宗训为郑王。由于赵匡胤在后周任归德军节度使的藩镇所在地是宋州(今河南商丘),遂以宋为国号,定都开封。历史上习惯把赵匡胤建立的赵宋王朝称作北宋,赵匡胤死后被尊为宋太祖。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故事的真相。

论“陈桥兵变”


  一

  “陈桥兵变”的发生,有其大的历史背景。唐末五代时期,藩镇跋扈、禁军骄横的混乱政局,无疑为“陈桥兵变”的发生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关于这一点,学术界已有较多的论述,邓广铭、聂崇岐先生并有长文分析,本文不再赘述。

  除此之外,唐末五代时期具有某种积极意义的社会深层变化,也给“陈桥兵变”的发生和成功以强大的推动,尤其是给赵匡胤一类人物的迅速崛起以有力的启助。这似乎更值得注意。

  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关系的一个最为积极的变化,就是汉魏以来影响中国达数百年之久的门阀政治彻底终结。关于这一点,学术界已有较为一致的认识,史料中所谓 “五代以还,不崇门阀”(《少室山房笔丛》庚部,卷39),“五季以来,取士不问门第,婚姻不问阀阅”等等(《通志·氏族志),也都准确地反映了上述变化。随着门阀政治的终结,以往那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士庶天隔”,即由世家大族世代垄断政权的局面完全改观,封建政权的开放程度大大提高。这就为一般的庶族阶层,甚至更为贫寒的社会底层成员提供了较多的际会风云的机缘。所以,与汉魏之际和隋唐之际的“乱世英雄”多为名门豪强不同,唐宋之际的 “乱世英雄”,则几乎全为出身贫寒、“起家低微”的社会底层成员。如后梁太祖朱温,后唐庄宗李存勖,明宗李嗣源,后晋高祖石敬瑭,后汉高祖刘知远,后周太祖郭威等五代名君,或出身于“牧猪”、“捩鸡”之家,或从小就为战争流浪儿,不但“素无家世”,有的甚至连姓氏都不知道。“十国”的皇帝国主亦大致如此。至于将相大臣,亦几乎是清一色的来自寒门贫贱之家。这一批新时代的帝王将相,在其发迹变泰之前,家世背景、宗族凭依可谓并此而无,有的只是白手起家。活跃、进取、冒险、投机,渴求富贵,不甘寂寞,是这批“大丈夫”们的总体特征。五代时期政局的动荡更迭,与他们的这种特征不无关系。而他们亦乐于和善于乱中图变,捕捉时机,从而创造出大大小小白手起家的“奇迹”。如魏仁溥“幼孤贫”,后晋末谋得“枢密院小吏”之职。由于他敏于政事,善待机遇,十年之间,即由小吏而升为宰相兼枢密使,总揽后周军政大权,实现了其“贵达”的梦想。(《宋史·魏仁浦传)又如后周郭威出身贫寒,绰号“郭雀儿”。他从普通士兵做起,十余年后,竟成为后周的开国皇帝,与后来赵匡胤的黄袍加身相映照。这说明,此类奇迹的发生,是有其广泛的时代背景的。

  门阀政治的瓦解和社会底层成员在政治上的广泛崛起,也使五代时期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较为推崇白手起家,自我奋斗(如所谓“少提一剑去乡里,四十年后将相还”),较为看重个人的才干、功业,而门第、血缘、家世观念则大为淡漠。受这种情形的影响,五代时期高层政治生活也相应地发生了两点很值得注意的变化。

  其一,当时各朝各国的最高统治者在考虑皇位传承时,常常能在一定的程度上突破家族、身世乃至血缘的局限,更多地着眼于接班人的功业、才干、经验及阅历。如朱温有六位亲子在世,且大都成年,但却始终坚持传位于“年最长而有才干”的养子朱友文(原姓康名勤)。当代史家吕思勉曾称此事为“颇见其大公之举”。后唐明宗一子成年两子幼少,但却以“骁勇”“多战功”为标准,传立养子李从珂(原姓王);徐温有成年亲子数人,但却以“才干皆不如”为由,屡次回绝诸子的请求,在废吴前夕,将“艰难百战所创基业”传于养子徐知诰(原姓李,受权后即废吴建唐,是为南唐烈祖李biàn@⑴)。当时传位于养子者不下十余起,是以往未曾出现过的社会现象。此外,“兄终弟及”(舍皇子而传皇弟),“议立长君”(舍皇嫡子而立年长的庶子)之类的形式在当时更是屡屡出现,不下二十余起,蔚成时尚。一般说来,皇帝的同辈兄弟在功业、才干、经验、阅历等综合指标方面要优于低一辈的皇子。同样,年长的皇庶子,尽管在血缘上不如年幼的皇嫡子正统,但在功业、才干、经验等等方面,一般说来,却会较胜一筹。传立观念的上述种种变化,当然还不足以构成对封建家天下的否定,但却不能不对五代十国的高层政治发生影响。周世宗去世后,其七岁的儿子柴宗训即位。一个七岁的孩子,功业威望两俱厥如,故“时人咸谓天下无主。”“咸谓”云云,既反映出一种不重血缘身世,而重功业才干的判断标准,也反映出某种社会心态。这种标准和心态,对“陈桥兵变”的发生无疑会有较大的启助。

  其二,血缘、门第观念的淡漠,也相应地冲淡了“龙生龙,凤生凤”,“真命天子”“君权神授”之类的观念。“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乎!”五代军阀安重荣这句颇为豪横跋扈的名言,其实也是从另一个角度表述了一个比“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更为激进的观念。南汉皇帝刘岩云:“中原纷纷,孰为天子”。在刘岩看来,本无“真命天子”,皇帝纷纷然人人可做,自己又为何不可?这正是五代十国时期一种较为流行的心态。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称王称帝者如春雨之蒸菌,不择地而发”,“延及石、刘(石敬瑭、刘知远)之际,无人不思为天子矣。”(王夫之《读通@⑵论》卷29、卷30)这种情形固然与“乱世”有关,但却又不完全是“乱世”的产物。同为“乱世”的汉魏之际,飞扬跋扈、兵众将广者夥矣,而敢贸然称帝者却少见其人。奸雄豪横如曹操,亦视称帝为畏途,不敢“踞于火炉之上”。至曹丕篡汉,则是积父子两代之功方敢为之。反观唐末五代,“苟有万人之众,万金之蓄,一旦蹶起,即褒然南面”,(同上书卷29),真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说,唐末五代这种“无人不思为天子”的心态,是与当时社会关系的深层变化有关,是挣脱了血缘门第观念之后的一种社会性的亢奋。这对“陈桥兵变”之类 “奇迹”的发生,正是一种强烈的“相诱以相推也。”

  上述种种变化,又不能不影响到五代时期一般臣民的处世原则:既然皇帝的合法传承已经有了较大的宽泛性和灵活性,甚至能在一定的程度上突破血缘、家世的局限,那么,当改朝换代之际,一般臣民又有什么必要认真执著,忠贞于一家一姓呢?既然“中国纷纷,孰为天子”,天子并非“真”君,那么臣又何必为“忠”臣呢?所以,与“称王称帝如春雨之蒸菌”相伴随的,则是“当时之臣民,固不倾心奉之以为君”,“视人国之存亡,若浮云之聚散。”(同上书,卷28)使五代十国时期成为一个典型的“君不君,臣不臣”的时代,“君臣之伦至此而分裂尽矣。”如著名的冯道,其一生事“四朝十君”,不但毫无愧祚,反而写下了一篇洋洋自得的《长乐老自序》。而更有意味的是,宋初所修的《五代史》对冯道的评价竟恰恰是“深得大臣之体”。宋初的这种评价正反映了五代十国时期一般大臣的处世原则,代表了某种社会共识。在这种共识下,“陈桥兵变”之类的奇迹显然会得到更多的宽容和理解,也比较容易发生和成功。这也是我们研究“陈桥兵变”时不能忽视的一层背景。

  二

  上述背景,是“陈桥兵变”发生的大气候。而兵变前赵匡胤集团有二次机遇和时缘的巧合,促成了其势力的急剧膨胀,这对“陈桥兵变”的发生和成功,则具有更为直接和关键的意义。

  1.高平之战后的两项最大收获。

  高平之战对赵匡胤一生事业有很重要的影响。关于这一点,邓广铭先生在《赵匡胤得国及其与张永德、李重进的关系》中已有若干探讨:“赵匡胤在高平的一次战役中颇卖了一些力气,为郭威的驸马爷张永德所赏识,在世宗面前盛称其智勇,遂被拔擢为殿前都虞侯领严州刺史,这算是赵匡胤的第一次崭露头角。……自此以后,便见(张、赵)两人日益亲密,并且共同树立派系、排斥异己。这于后来赵匡胤得国是有极大关系的。”另据张其凡先生考定,高平之战后,赵匡胤只是被擢升为殿前散员都虞侯,领严州刺使,职务比殿前都虞侯还低。所以,单从职务上看,此时赵匡胤在后周禁军中还没有什么影响力。所谓“父子分典禁军,一时荣之”云云,确如邓先生断言,是史家的“饰词”。但高平之战却给赵匡胤带来两项意想不到的收获。一是与张永德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关于这一点邓先生已有细密的剖析,我们后面也还要论及,故暂不多说。第二项收获则更为重要。《旧五代史·周世宗本纪》载云:

  “帝(世宗)自高平之役,睹诸军未甚严整,遂有退却。至是命今上(赵匡胤)一概简阅,选武艺超群者署为殿前诸班……自龙捷、虎捷以降,一一选之,老弱羸小者去之。诸军士伍,无不精当。”《通鉴》卷292后周世宗显德元年十月条云:

  初宿卫之士,累朝相承,务求故息,不欲简阅……帝因高平之战,始知其弊……乃命大简诸军,精锐者升之上军,羸者斥去之。又以骁勇之士多为藩镇所蓄,诏募天下壮士,咸遣诣阙,命太祖皇帝选其尤者为殿前诸班……由是士卒精强,近代无比。”赵匡胤受命负责后周禁军的选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全体禁军普遍进行一次筛选,将“武艺超绝者”选到殿前诸班。上引《旧五代史》所言即指此事。第二方面则是对招募为兵的“天下壮士”加以精选,将其最为强壮者直接招至殿前诸班。上引《通鉴》所言,即指此事。

  这无疑是赵匡胤实力发展的一个关键点。

  其一,后周禁军分侍卫司、殿前司两大系统。侍卫司是老牌禁军,兵冗将众,总兵力约十万人左右。而殿前司是周太祖郭威于广顺二年创建,共二万人,战斗力较强,但兵力单薄。殿前司系统原由李重进统领。李与张永德素来不合,也是后来赵匡胤的最大政敌。李重进统领殿前司仅一年即改领侍卫司,张永德出任殿前都指挥使。此时,侍卫司的势力要超过殿前司,而李重进的地位也高于张永德。但高平之战中,侍卫司的表现不如殿前司,于是周世宗决定对整个禁军进行整顿。赵匡胤高平之战后先被提升为殿前司的散都虞侯,同年十月,出任殿前都虞候,负责禁军的整顿和扩充殿前诸班。经过整顿和扩充,一方面,原侍卫司的部分精壮士兵补充到殿前司,另一方面,新招募的“天下壮士”,也被赵优先选拔到殿前司。殿前司兵员大增,战斗力则更强:“士卒精强,近代无比。”与此同时,侍卫司经过淘汰后,兵额亦大大下降,殿前、侍卫二司的势力已大致均衡。显德三年,即高平之战后的第二年,首设殿前都点检一职,为殿前司的最高统帅,由张永德担任。赵匡胤亦升任殿前都指挥使,成为禁军高级将领之一。此时,殿前司无论是势力还是统帅的级别,均与侍卫司相当。因为赵匡胤后来主要是依靠殿前司的兵力,并以殿前都点检的身份发动“陈桥兵变”的,所以,对赵匡胤负责扩充殿前司一事的意义,实在不能低估。

  其二,正如邓广铭先生所言,张永德与赵匡胤自高平之战后“日益亲密,并且共同树立派系,排除异己。这于后来赵匡胤的得国是有极大关系的。”其时,张为殿前司的统帅,而赵则奉世宗之命负责殿前司的扩充,无疑为他们的树立派系,排斥异己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机缘。这其中一个绝好的例证,就是以赵匡胤为首的所谓“义社十兄弟”。十兄弟中有六人在正史中有传,从《宋史》各传看,此六人大都是后汉时期投军的。高平之战后,他们均在殿前司各军中担任中级将领。如石守信为铁骑控鹤四厢指挥使,王审琦为铁骑都指挥使,韩重yūn@⑶为铁骑都虞侯,刘廷让为铁骑右厢指挥使等等。这与赵匡胤负责“殿前诸班”的扩充无疑有着直接的关系。

  其三,赵匡胤负责殿前诸班的选拔,以他当时的身份、职务,对中级以上的军官只可能有推荐权。而对士兵和小校之类的基层军官,则有相当的决定权。这就使得他在殿前司系统中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杨信,瀛州人。显德中隶太祖麾下,为裨校。”

  “李怀忠,涿州范阳人……太祖掌禁兵,时隶帐下,为散都头。”

  “崔翰少有大志,风姿伟秀,太祖见而奇之,以隶帐下。”

  “田重进……形质奇伟,有武力。周显德中应募为卒,隶太祖帐下。”

  “太祖领禁兵,留潭延美督牙队。”

  “太祖领禁卫,命(史)硅给事左右。”

  “张琼……少有勇力,善射,隶太祖帐下。”(以上均见《宋史》各本传)诸如此类的记载颇多,说明通过负责扩充殿前诸班,赵匡胤已在殿前司系统中打下坚实的根基。《长编》卷1称:“太祖掌军政六年, 士卒服其恩威……人望固已归之。”此语虽不无粉饰,但亦非毫无所据。因为“六年”云云,正是从赵氏负责简选殿前诸班开始的。所以在殿前司系统中,张永德虽然是最高统帅,长期位居赵匡胤之上,但他却并无赵氏这样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这正是赵氏能在“陈桥兵变”的前半年取代张永德,最终以殿前都点检的身份发动兵变,黄袍加身的缘由之一。

  2.周世宗遗命的匿废与“陈桥兵变”

  周世宗临死前,曾“召范质等入受顾命”,遗命以王著为宰相。但这一遗命却在“范质等”的密谋下,匿废未行。这段史实的底蕴历来未曾为治史者所注意。其实,它包蕴了与“陈桥兵变”有关的绝大信息。因为为宋代修史者所闪烁其辞的“范质等”,正是范质与赵匡胤。

  王著为人刚正豪放,“有俊才”,周世宗对其“眷待尤厚,常召见与语,命皇子出拜。屡欲相之,以其嗜酒,故迟留久之。”像这种豪放刚直,才气横溢之士,尽管平日不拘小节,但却往往是国家危难之际的中流砥柱。世宗急病临终之际,遗命王著为宰相,原因也正在于此。王著虽然未曾做上宰相,但据宋代笔记记载,“陈桥兵变”后,他曾“逼宫门恸哭,怀念世宗”,确有一股刚烈血性之气。显然,若由王著出任宰相,对赵匡胤的篡周活动不能不是一大限制。由此也就不难推知赵匡胤为什么要与范质联手,匿废世宗遗命了。至于身为“宰相之首”的范质,虽无篡周之心,但出于忌贤妒能的私心,为了维护自己在中枢执政阶层中的首席地位,不但积极倡议匿废世宗遗命,而且还要在“慎勿泄此”这一点上有求于甚至受制于赵匡胤。以此为契机,赵匡胤就取得了以范质为首的后周中枢执政阶层的认同、关照、支持和庇护。于是,一方面所有“上书范鲁公(质)”的有关防范赵匡胤的意见,均遭到范质莫名其妙的压制;另一方面,在范质等执政大臣的调度安排下,赵匡胤在禁军中的势力急剧膨胀。周世宗时,为了控制禁军,曾有意识地强化了殿前、侍卫两司的相互制约和威慑。但在周世宗去世后的第二十八天,侍卫司将领袁彦外调为“陕州节度使”;第三十天,李重进外调为“淮南节度使”,赵匡胤的两名最大的军中政敌被排挤而去。与此同时,赵氏的心腹高怀德、张令铎等人相继进入侍卫司,侍卫司原副统帅韩通事实上已被架空,赵氏集团控制了整个京城禁军。至“陈桥兵变”时,韩通虽在京城,却无法组织军队反击,王彦升单枪匹马即将其逐杀,原因也在于此。

  关于周世宗遗命的匿废与赵氏势力的急剧膨胀,笔者在《世宗遗诏的匿废与陈桥兵变》中已有详考(《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读者可以参看。

  三

  陈桥兵变基本上是一次和平兵变:没有喋血宫门,伏尸遍野,更没有烽烟四起,兵连祸结,几乎是“兵不血刃,市不易肆”,就取得了改朝换代的成功,创造了“不流血而建立一个大王朝的奇迹。”(黄仁宇语,见《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般以为,这不过是兵权与实力威慑的结果:泰山压顶,自然龙蛇难争,卵石不敌,少有贸死抗争者,故无须深究。其实,兵权、实力、绝对优势等等,只能保证兵变的最终成功,至于以什么方式成功,则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决策者的谋画水平和政治识见。

  其中较为明显直观,且为宋人津津乐道的一点是:兵变之际,赵匡胤曾数次“严敕军士,勿令剽劫”,从而保证了兵变入城时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由此赢得了民心,“都城人心不摇,四方自然宁谧。”(《长编》卷1 )与五代某些“纵兵大掠”的兵变相比,赵匡胤的“严敕军士”无疑表现出一种政治识见。不过,这还不能视作问题的全部底蕴。九年前郭威兵变时,也曾“惩前者剽掠之祸”,敕令“秋毫不犯”(《通鉴》卷289),结果却是毫无成效。事实上,严格军纪, 争取民心,这是一般的政治常识,五代时的其他兵变者未必全都想不到这一点。问题的关键是,在兵骄将悍,“鼓噪哗变”(而且这又是当时兵变必须要利用的形式)的情形下,要有怎样的筹画和运作将这一点落到实处。再者,“都城人心不摇”,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四方自然宁谧”,但当此兵危战凶,“称王称帝者如春雨之蒸菌”的时代,仅此一策,也很难完全威慑四方,使之望风而拜。这之间同样需要更为缜密实际、更有力度和针对性的举措。

  陈桥兵变发生于显德七年正月初四。事发前夕,即显德六年十二月,赵匡胤曾派韩令坤、张令铎率禁军出巡河北,并屯戍于河北成德。正月初一,赵谎称契丹来侵,于次日遣慕容延钊“率前军先行”,直奔河北。初三,赵氏率后军至陈桥驿,按兵不动。在得到“前军昨已过河”的确切报告后,方于初四凌晨发动兵变,遂迅速回师开封,顺利夺取了政权。

  上述军事部署,尤其是向河北的两次发兵,一般很少为人们所重视和理解。其实,这之中恰恰体现出决策者纵揽全局的战略眼光和缜密切实的战术谋画。

  原来,唐末五代以降,北方中原地区的军政格局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就是政治中心由陕西关中转移到河南汴洛。朱温都汴京开封,后唐都洛阳,后晋、后汉、后周复都开封。随着政治中心的变迁,河北对京城的影响力陡增。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河南方舆纪要序》云:“朱温篡窃于汴梁,延及五代,皆以河南为归重之地。以宋太祖之雄略,而不能改其辙也,从而都汴。都汴而肩背之虑实在河北……夫河北,足以制河南者也。”这种军事地理形胜,宋人也早有认识,如《宋史·岳飞传》记岳飞语云:“国家都汴,恃河北为固。”南宋章如愚在著名的《三都论》中,对长安、洛阳、开封三都的地理形胜更有透彻之论:

  “长安之制以陕西为畿辅,而屏蔽实在河东;大梁之制以河南为畿辅,而屏蔽实在河北。故由古以来,洛京之祸常起于并汾,汴都之变常起于燕赵……燕赵未服,则大梁未易宅。”

  考诸五代政局,河北诸镇的作用的确十分重要。“汴、晋(朱温、李克用)雌雄之势,决于河北”,“梁得(河北)魏博而能挫晋……明宗据魏博而能践帝祚,杜重威举魏博迎降而辽灭后晋,郭威据邺都而能灭后汉。(《读通鉴论》卷28)可见,能否控制河北各要镇,往往可以决定一个王朝的生死兴亡。

  明乎此,对赵匡胤“陈桥兵变”时的军事部署就会豁然开朗了:要确保京城政变的成功,就必须先派禁兵控制河北。故显德六年十二月,先派韩令坤、张令铎“领兵巡北边”(《长编》卷1;《宋史》之《韩令坤传》、《张令铎传》)。 韩令坤“与太祖(赵)同事周室,情好亲密。”张令铎则是赵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将领,亲如家人(后结为姻亲)。这一军事部署,显然加强了赵匡胤对河北的控制。显德七年正月,赵匡胤的第一项军事部署是:正月初二,令慕容延钊率禁军“先行”,进军的目标是河北真定。正月初三,赵匡胤始亲率大军离京,下午到达陈桥驿。傍晚,据赵普得到的情况,慕容的大兵已渡河进入河北。于是四日凌晨才正式发动兵变,迅速回师开封,废周建宋。而此时,慕容已“握重兵,屯真定。” (《宋史·慕容延钊传》真定为河北枢钮,“谋河北,舍真定无议矣。”(《宋史·宋庠传》附宋祁语)这样,他就与先期到达河北另一重镇成德的韩令坤一起,控制了河北局势,为“陈桥兵变”的顺利发动,提供了切实的保障。《长编》卷1 建隆元年一月条载:

  “先是,镇安节度使、侍卫马步军都虞侯武安韩令坤领兵北巡,慕容延钊复率军至真定。上(赵匡胤)既受禅,遣使谕延钊与令坤,各以便宜行事。”

  “初,成德节度使金城郭崇(按,韩令坤当时正领兵屯驻成德),闻上(赵)受禅,时或涕泣……忧懑失据。”《宋史·慕容延钊传》:

  “太祖即位,延钊方握重兵,屯真定。帝遣使喻旨,许以便宜从事。延钊与韩令坤率所部兵按治边境,以镇静闻,太祖嘉之。”将这三条材料结合起来即可看出,赵匡胤的安排部署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陈桥兵变”后的论功加封中,对韩、慕(容)二人的安置远在直接参与“陈桥兵变”的诸将之上:慕容接替赵匡胤,继任殿前都点检;韩则担任侍卫司的最高统帅——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尽管当时禁军殿前、侍卫二司的主力集中在京城,作为最高统帅的韩、慕二人并不具有统掌全部禁军的实权,但是对他们的这一特殊任命,仍足以显示出赵匡胤对河北的高度重视,显示出他纵揽全局的政治眼光。“都汴而肩背之虑实在河北”,“燕赵未服,则大梁未易宅。”控制稳定河北,对“陈桥兵变”的发动和成功,具有特殊的意义。“陈桥兵变”时之所以能“四方宁谧”,没有出现兵连祸结、狼烟四起的局面,与赵匡胤军事上的周密布署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

  从表面上看,“陈桥兵变”的发动与当年郭威兵变颇多一致:都是谎称契丹来侵,然后率兵北征。在北征途中发动兵变,黄袍加身,随即回师开封,逼夺皇位。所以论者一般都认为赵匡胤拥立的过程,是郭威公式的翻版。但若深入对比一下,就会发现二者是有着明显的不同。

  郭威九年前的兵变,由于缺乏统筹周密的部署,部队往返千里,首尾竟至二十余日。这反为后汉方面的调兵遣将、组织反击留下了时间。结果郭威是经过一番激战, “射矢如雨”,喋血城门,方才夺得了政权。(《通鉴》卷289 )“陈桥兵变”也有一个控制河北的问题,却由于布置得当,结果动作神速,兵不血刃,半天之间就完成了兵变。二者的优劣高下一望可知。

  还有更重要的一层差别。郭威兵变,军队北上南下,千里奔波,至兵变开始时,已是兵烦马乱,军心焦躁,局面难以控制(见《通鉴》卷289), 整个京城被洗劫一空。“陈桥兵变”则是另一番景象。由于先前已派二支大军控制了河北局势,赵匡胤只需把兵变部队拉至京郊的陈桥驿即可。陈桥驿在开封西北四十里处,旅行远游者一般在此处与家人话别。五代时期,陈桥驿还多次屯集过大兵,有现成的营地设施。把兵变地点选定于此,不会引起后周方面的猜疑,又可防止安营扎寨时的混乱无序。从距离上看,陈桥驿离京城四十里,不过半天的路程,正可避免长途行军的兵烦马乱,军心焦躁,使赵匡胤在军队鼓噪哗变之后马上就控制了军中局势:“诸将皆伏地听命”,“皆下马曰:惟命是从。”(《长编》卷1; 《邵氏闻见录》卷7)与郭威兵变时军队的焦躁嚣张全不相同。

  从当时的部署看,韩令坤、慕容延钊部北上至河北,石守信、王审琦部留守京城,夹在这二者之间的就是赵氏亲率的陈桥兵变的部队。三点一线,一方面可以互为声援,互为接应,另一方面又可互相制约,尤其可以借南北两方的兵威约束和辖制陈桥部队的军纪:

  “赵普顾匡义曰:‘事既已无可奈何(指兵变势必发生),正须早为约束。’因语诸将曰:‘兴王易姓,虽曰天命,实系人心。前军昨已过河……京城若乱……四方必转生变。若能严敕军士,勿令剽劫,都城人心不摇,四方自然宁谧,诸将亦可长保富贵矣。’皆许诺,乃共部分。”(《长编》卷1)由此不难看出,慕容等率前军先行过河,不但具有控制河北的战略意义,同时还可辖制陈桥诸军的动向,使骄兵悍将不敢肆意妄为。同样,石守信、王审琦留守京城,既可为陈桥兵变的内应,又可防范兵变入城时的混乱无序,一哄而入。《长编》卷1 记载陈桥诸军至都城时,“乃整军自仁和门入。”兵临城下而能整军列队,是因为石守信“时方闭关,设守备”,“严兵设备”(《长编》卷1, 《玉照新志》卷6)。这样才有了门外整兵,“既入国门, 兵至如宾”的局面(《邵氏闻见录》卷7 )。部队入城后,赵匡胤又与各营主将登明德门(亦称正阳门),一直监视到最后一名士兵“解甲归营”(《龙川别志》卷上)。

  在兵变入城后,只发生了一起流血事件。这就是军校王彦升路遇韩通后,跃马逐至韩宅,“遂杀之,并其妻、子。”《长编》卷1所记载的“并其妻、 子”较为含混,故《宋史·韩通传》即据此称韩通“妻、子皆死”,私史稗乘和今人的一些论著,亦称王彦升“杀韩通全家”。然而,据陈保衡的《韩公墓志》记载,当时遇害的为韩通夫妇及其长子、二子、三子。其幼子(三岁)及四个女儿俱未被害。陈保衡是韩通的好友,此墓志作于建隆元年二月二日韩通下葬之际,“直笔直言”,所记自是真实可信。从墓志所记事实看,王彦升逐杀韩通似乎是一次有计划的清除个别政敌的活动,事先已有安排(如杀子不杀女,杀子亦是杀长不杀幼),与军队失控后的肆意劫杀自是不同

  四

  “梁宋遗墟指汴京,纷纷禅代事何轻。

  将帅权倾皆易姓,英雄时至适成名。

  千秋疑案陈桥驿,黄袍一着便罢兵。”

  清人查慎行(初白)的这首咏史名诗,素为论“陈桥兵变”者所乐引。赵翼《廿二史zhā@⑷记》卷21即曾引查诗云:“宋太祖由陈桥兵变遂登帝位。查初白诗云:千秋疑案陈桥驿,黄袍一着便罢兵。盖以为世所稀有之事也。不知五代诸帝多由军士拥立,相沿以为故事。”按赵氏讥查,显系断章取义。查诗中明明有“纷纷禅代”,“将帅权倾”等语,不正概括了“五代诸帝多由军士拥立”的一段历史?至于查诗后两句中确曾流露出的那种“以为世所稀有”的慨叹,其实另具内涵,意在点明“陈桥兵变”的独特结局——结束了“纷纷禅代事何轻”的历史,跳出了轻生轻灭、短命而夭的轮回,天下自此太平,国祚日益久长。“黄袍一着便罢兵”云云,实此之谓也。故邓广铭先生在论“陈桥兵变”时,即颇得其旨的主张“将查诗倒转一下,改作‘黄袍一着便罢兵,千秋疑案说陈桥。’是因为后来的罢兵,才使得此前的黄袍加身案日益扑朔迷离而真象不明不白的……倘使赵宋的国祚也和唐代的各个藩镇或五代时期的各个朝代那样,倏然而兴,忽然而亡,所谓陈桥事件的真相必早已大白于天下后世,不至于成为查慎行所说的‘千秋疑案’。事实上宋太祖却能于黄袍加身后,使赵氏一家的统治延续了数百年之久,于是多少善于圆谎的史学家们对此事均多方加以粉饰,希图蒙蔽后代的读史者。”(《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故事考释》,载《真理杂志》1944年1卷)

  邓文所论,自有深意,旨在破解正统史家对兵变阴谋的粉饰。而如果从另外的角度看,“黄袍一着便罢兵”,显然还反映了某些更为积极、明朗的内容。《邵氏闻见录》卷7载:

  “先是,京城居人闻上至,皆大恐,谓将循五代之弊,纵士卒剽掠。既见上号令,兵士至即时解甲归营,市井不动,略无骚扰,众皆大喜……满城父老相贺曰:‘五代天子皆以兵威强制天下,未有德洽黎庶者。今上践祚未终日,而有爱民之心。吾辈老矣,何幸见真天子之御世乎?”陈桥兵变虽然也是“以兵威强制天下”,但与五代其他的兵变相比,的确又有很大不同。它的背后凝结着更多的理性和人道,含蕴着一种对社会、对百姓负责的政治良知。时人正是从这种理性、人道、良知中感受到了希望:“以兵威强制天下”的历史正在结束,天下将由分裂战乱而走向太平。

  “黄袍一着便罢兵”的前景,使远在四川的后蜀政治家也朦朦胧胧地察觉出某种相关的信息。宰相李昊奏报蜀帝曰:

  “臣观宋氏启运,不类汉周。天厌战乱久矣。一统海内,其在此乎?”(《长编》卷4)

  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此的认识也越来越明晰了。如苏轼、范仲淹、朱熹等众多名家名臣,都对“宋氏启运”过程中的理性、人道、良知予以极大推崇,认为“祖宗以仁义开国”,“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仁之至也”,“国初便知崇礼义……已自胜如唐人。”并明确地把“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归结于陈桥兵变时的 “不嗜杀人”,“得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故天下一于宋。”(《长编》卷1 引苏轼等人语;《朱子语类》卷129等)明清之际的大学者王夫之, 由于摆脱了“本朝情结”,因而又有了更为客观,也更为深刻的认识:

  “赵氏起家什伍,两世为裨将,与乱世相沉浮,姓字且不闻于人间……乃乘如狂之乱卒,控扶以起,弋获大宝……受非常之命,而终以一统天下,底于大定,垂及百年,世称盛治者,何也?唯其惧也。惧者,恻悱不容自宁之心,勃然而猝兴,怵然而不昧……人之能不忘此心者,其唯上哲乎!……惧以生慎,慎以生俭,俭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而自唐光启以来,百年嚣陵噬搏之气,寝衰寝微,以消释于无形。盛矣哉!”(《宋论》卷1)王夫之既不避讳赵氏“非常”之手段,又能以达观豁朗的态度,烛照出赵宋开国过程中的理性、良知及其意义:惧、慎、慈、和、文,无一不是理性与良知的体现。起家低微的赵氏,正是以这种理性和良知,在“百年嚣陵噬搏之气”中营造出一个宽仁宁谧的立国氛围,从而开启了唐宋之际天下由乱而治,由分而合的根本转机。其意义之大,非“盛矣哉”不足以状之。

  不惟如此。如果将陈桥兵变时的“兵不血刃,市不易肆”与两宋政治的某些特色联系起来考察,还会发现更深一层的意义。关于两宋政治的特色,宋人已多有总结。如邵雍、二程、范仲淹等,曾将“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与“祖宗以来,未尝轻杀大臣”,“未尝杀一无罪”等等称作“本朝超越古今”的“盛德之事”(《邵氏闻见录》卷18;《河南程氏遗书》卷15等)蔡确、吕大防等,则把“百年不诛大臣”,“不杀谏官”,“不以文字罪人”等等统统与“祖宗家法”联系起来,认为 “三代之后,惟本朝所立家法最善。”(参见徐规《宋太祖誓约辨析》,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4 期)南宋名臣留正则更以“自古所无者三”(邵雍等则有“自古所无者五”之类的说法)来标榜宋代政治:

  “本朝自古所无者三:艺祖皇帝受命之日,市不改肆,一也;祖宗以来,传世仁厚,虽甚威怒,未尝妄杀,故论者谓不嗜杀人,惟本朝有之,二也;徽庙光尧两行内禅,皆出自睿断,三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

  “自古所无”云云,自然不免夸张,但也的确道出了宋代政治运作中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受命之日,市不易肆”,较之于喋血城门,以暴登基,无疑多了一些理性和人道;威怒有度,不诛大臣,不嗜杀人,较之于“天子之怒,伏尸百里”,无疑又少了一些蒙昧和野蛮;至于“内禅皆出自睿断”(即皇帝本人自愿让位),较之于惯常的皇位争夺,也多少显示出理性与蒙昧的分野……总之,在宋代的政治生活中,野蛮、蒙昧的因素在消减,理性、人道、文明的色彩在增多,政治运作的文明化、理性化的程度大大提高,从而对两宋社会产生了积极的规范和影响。(本段编辑:王育济)

  邓广铭: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故事考释

  自中唐以后。藩镇的势力日益强大,中央政府的权力不能再加以控制约束,于是便形成了各藩镇的割据之局:武人称霸于一方,享有其地的政治经济诸大权(军权自更不用说),宛然一个小朝廷的规模。其地位的继承问题,中央政府也同样没有权力去过问,任各藩镇之自为授受。但因各藩镇的情形也多是兵悍将骄一几下全无体统叮言,故其首脑人物的产生和铲除,乃竟至全然依.系于将弃和士水的倾心与否。得到他们的拥戴,便做得成一方的霸主;失掉他们的欢心,便难保生命于旦夕。这样的风气既经造成之后,一般野心的军人政客,则又均设法操纵这般既骄纵而又单纯的群众。以匡攫取地位和权力口“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故事,不论在后来渲染得如何有声有色,实际上也是在这种风气之下所屡经演出的戏剧之一幕。虽则幕后还大有值得研讨的症结在。

  宋太祖是一个具有较高明的政治手腕的人。唯其如此,所以当他取得了军权和财权之后,便将此三者极灵活地予以运用,将残唐五代的局面予以全盘的改革,赵家的统治权遂得稳定;将士以爱憎而废立首脑的事件,也遂以这次的陈桥事件而告了终结。

  倘使赵宋的国祚也和唐代的各个藩镇或五代时候的各个朝代那样,倏然而兴,忽然而亡,则所谓陈桥事件的真象必早已大白于天下后世,不至被称作所谓“千秋疑案”:事实上宋太祖却能于黄袍加身之后,使赵氏一家的统治权不但稳固,而且延续了几百年之 久使多少善于圆谎的史学家们对此事均多方面加以粉饰,希图蒙蔽后代读史的人,遂使这事件直到如今在人们的意想当中至少还存在有两种不同的印象:有些人以为这事件的主动者既然是赵匡胤本人,是他居心要夺取后周的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因而认为这次把戏全是宋太祖一人在幕后摆布妥当了的;另外有些人则由于后来宋太祖之传位于其胞弟太宗一事,断定这事件的发
动和主谋人物,是太宗赵光义和赵普以及一般将士们,而与宋太祖本人原无二涉。陈桥事件之所以成为“千秋疑案”者,其原因即在于此.

  不论一般史学家们如何逢迎了宋朝皇帝们的意旨而粉饰掩盖.对这一事件却终于还留下了一些漏洞口从这些漏洞当中,我们得以窥察出一些微妙的关系,因而也就可以对此久悬未决的一桩疑案作成一个定谳。

  记载陈桥事件的材料,我们现今所可得见的,以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为最早;而其参合众说,委曲周悉,最称详尽的,则是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

  《涑水记闻》卷一记此事云:

  建隆元立正月辛丑朔,镇定奏契丹与北汉合势入寇。太祖时为归德军节度使、殿前都点检,受周恭帝诏:“将宿卫诸里御之。’,癸卯发师,宿陈桥。将士阴相与谋日:“主上幼弱,未能亲政,今我辈出死力为国家破贼,谁则知之?不若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未晚也。”

  甲辰将旦,将士皆撮甲执兵仗,集于释门,灌噪突入释中。太祖尚未起,太宗时为内殿抵候供奉官都知,入白太祖,太祖惊起,出视之。诸将露刃罗立于庭,日:“诸军无主,愿奉太尉为天子。”太祖未及答,或以黄袍加太祖之身,众皆拜于庭下,大呼称万岁,声闻数里。太祖固拒之,众不听,扶太祖上.马,拥逼南行。.太祖度不能免,乃揽害驻马,谓将士日:“汝辈自贪富贵,强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令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也。”众皆下马听命。太祖曰:“主上及太后,我平日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曹今毋得辄加不逞。近世帝王,初举兵入京城,皆纵兵大掠,谓之‘夯市’。汝曹今毋得夯市及犯府库,事定之日,当厚贵汝;不然,当诛汝。如此可乎?”众皆曰:“诺”.乃整饰队伍而行,入自仁和门,市里皆安堵,无所惊扰。不终日而帝业成焉。

  《记闻》这一段记事,只是笼统地表明陈桥事变乃出于从征将士的拥立,其涉及太宗的,只入自太祖”一书,至于赵普其人,则连姓名也未曾一见。

  《长编》卷一对于此事的记载,将记闻中的前段文字全行采入,另外更加进了《记闻》所未载的许多事:

  建隆元月春正月辛丑朔,镇、定二州言契丹入侵,北汉兵自土门东下与契丹合。周帝命太祖领宿卫诸将御之。太祖自殿前都虞候再迁都点检,掌军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数从世宗征伐,汗立大功,人望固已归之。于是主少国疑,中外始有拥戴之意。

  壬寅,殿前司副都点检、镇宁军节度使太原慕容延钊将前军先发。时都下灌言,将以出军之日策点检.为天子。士民恐怖,争为逃匿之计。惟内庭晏然不知。

    卯,大军出爱景门,纪律严甚,众心稍安。军校河中苗训者,号知天文,见日下复有一日,黑光久相磨荡,指谓太祖亲吏宋城楚昭辅日:“此无命也。”

    是夕次陈桥驿.将士相与聚谋日:“主上幼弱,未能亲政,今我辈出死力.为国家破贼,谁则知之?不如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未晚也。”都押衙上党李处耘具以其事白太祖弟匡义。匡义时为内殿抵候供奉官都知,即与处耘同过归德节度
掌书记蓟人赵普,语未竟,诸将突入,称说纷纭。普及匡义各以事理顺逆晓譬之,日:“太尉忠赤,必不汝赦。”  将相顾,亦有稍稍引去者。已而复集,露刃大言日:“军中偶语则族,今已定议,太尉若不从,.则我辈亦安肯退而受祸!”普察其势不可遏,与匡义同声叱之日:“第立大事也,固宜审图,尔等何得便肆狂悖尸乃各就坐听命。普复谓曰:’‘外寇压境,将莫谁何,盗先攘却,归始议此?,诸将不可,日:“方今政出多门,若俊寇退师还,则事变未可知也。但当亚入京城,策立太尉,徐引而北,破贼不难。太尉苟不受策,六军决亦难使向前矣。”普顾匡义曰:“事既无可奈何,政须早为约束。语诸将日;“兴王易姓,虽云天命,实系人心。前军昨己过河,节度使各据方面,京城若乱,不惟外寇愈深,四方必转生变。若能严救军士,勿令劫,都城人心不摇,则四方自然宁谧,诸将亦可长保富贵矣。”皆许诺。乃共部分。夜遭衙队军使郭延赞驰告殿前都指挥使浚仪石守信,殿前都虞候洛阳王审琦。守信、审琦,皆素归心太祖者也。将士环立待旦。太祖醉卧,初不省。

    甲辰黎明,四面叫呼而起,声震原野。普与匡义白太祖,诸将已摄甲执兵,直扣寝门,曰:“诸将.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太祖惊起披衣,未及酬应,则相与扶出听事,或以黄袍加太祖.身,且罗拜庭下称万岁。太祖固拒之,众人可,遂相与扶太祖上马,拥逼南行。匡义立于马前,请以剽劫为戒。太祖度不得免,乃揽R誓诸将日:“汝等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宝也。”众皆下马,曰:准命是听。”太祖曰:“少帝及太后,我皆北面事之; 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口汝等毋得辄加凌暴。近世帝王初入京城,皆纵兵大掠。擅劫府库,汝等毋得复然,事定,当厚赏汝。不然,当族诛汝。”众皆拜。乃整军自仁和门入,秋毫无所犯。

   《记闻》中所泛说的将士,在《长编》的这段记事中已指实为赵普、石守信、王审琦以及赵匡义等人,是则在黄袍加身之前的二切过程,宋太祖概未置身于内,则其未曾预闻,好像是可信的。而且,由赵普与宋太祖在“杯酒释兵权”的场合所举述的事例来看,也更可证成此说。《长编》卷二于建隆二年秋七月载其事云:

  石守信、王审琦等皆上故人,各典禁卫,赵普数言于上,请授以他职,上.不许。普乘间即言之,上日:“彼等必不吾叛,卿何  普曰:“臣亦不忧其叛也。然熟观数人者,皆非统御才,恐不能叙伏其下。苟不能制伏其下,则军伍间万一有作草者,彼临时亦不得自由耳。”上悟。于是召守信等饮。酒酣,屏左右谓曰:“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曹之德无有穷尽;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芍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

  守信等皆日:“何故?”上日:“是不难知矣。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守信等皆顿首日:“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上日:“不然,汝曹虽无异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何?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皆顿首涕泣日:“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上日:“人
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口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  安。不亦善乎?”皆拜谢日:“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疾请罢。上喜,所以慰抚赐赉之甚厚。  涑水记闻卷一亦载此事,较此稍略。

  就这段记事看来,赵普和宋太祖所深怀忧虑的。既然是将士欲富贵之起义拥戴和主帅之失掉其自由,则其暗中所引为前车之鉴的,当然就是陈桥事件,深怕将士们再用此故伎而将黄袍硬披在某一主帅的身上去。他们全没有担心于主帅的自行发动。这岂不也正好反映出如下的一件事实,即:陈桥事件当中,身为主帅的赵匡胤原也是个被人逼迫而失去自由的人,所以那次“黄袍加身”的勾当,定非出于他本人的策画吗。如是则《长编》卷一所记赵普、赵匡义等人的种种活动也便应当可信了。

  然而间题并不这样简单。赵普和赵匡义之为陈桥事件的出谋划策人物,本为《涑水记闻》所不载,到李焘的《续通鉴长编》中方添加进去,此据前而所引
两书记事己可看到。然则《长编》中是根据什么而添加进去的呢?其所根据的材料究竟可靠与否呢?对此我们不能不加以考察。

  长编记陈桥事,于“遂相与扶太祖上马,拥逍南行。匡义立于马前,请以剿劫为戒,诸句下,有附注云:《旧录》,禁剽劫都城实太祖自行约束,初无纳说者。今从《新录》。
今按:所谓《旧录》,是指太祖死后太宗在位时候第一次所修的《太祖实录》.而所谓《新录》,是指宋真宗即位后重修的《太祖实录》而言。何以太祖的《实录》修成之后,又须重修一次呢?长编卷三五于淳化五年夏四月记有太宗的一段活,可对此问题予以解答:

   癸未,以吏部侍郎兼秘书监李至、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张 、右谏议大夫.   馆修撰张  范果同修 史。

  先是.土语宰相日:“太祖朝事,耳目相接,今《实录》中颇有漏略,可集史官重撰”因言“太祖受命之际,固非谋虑所及。昔曹操、司马仲达皆数十年窥伺神器,先邀九锡,至于易世方有传禅之事。太祖尽力周室,中外所知,及登大宝,非有意也。当时本末.史官所记殊不然。宜令至等别加缀辑。”故有是命。

  这些话已十足地表明了太宗的意思是想把陈桥事件引为己功,而对《太祖实录》中之未曾特别着重此点则深为不满,故于命官纂修国史之初,即明白示以此意,国史既然本此意思修成,则太祖的实录也不能不本此意思改造,以期二者之能以符合。于是到了真宗便再命史官重修,算是完成了太宗的一桩遗志。《宋会要辑稿·实录院;孝宗淳熙五年(1178)所载李焘的章疏中也有云:

    五年十二月二十一秘书少监、国史院编修官李焘言:“太平兴国三年初修《太祖实录》,命(中略 松辽按)修,而沈伦监修,五年成书。及咸平元年、真宗渭伦所修事多漏略,乃诏钱若水、王禹 、李宗  梁颗、赵安仁重加 修,吕端及李 监修,二年书成。前录文  僚业  传,流整其阔缪,合成一百四传。凡得姓、受禅、平僭伪、更法制.皆创行纪述,视前录稍详。”〔《职官》一八之六九.)

  《旧录》既然也载及太祖被拥上马后约束将士等事,则是对于受禅之事并非略,然而《新录乡却又于此等处“创行纪述,视前录稍详”,则其凡所加详之处,必皆为揣摩着太宗的私意而制造的,当无疑问.太宗之所以极端关心此事,是因为:他之继太祖而为皇帝,本不是以正当手段得来(此事另详拙作《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间题辨析》文内),为欲掩盖此事实、乃造作了种种证据,以证明太祖早已决意传位一于他,其最好的理由,自然莫如说因他在陈桥事件中之曾立有大功;横竖太祖已死,不能起而反驳。一几是尽量示意二十史臣,使其特别提高他在陈桥事件中的地位,把他描绘为主要策动人物。史臣们既找不到任何具体的事项可资补述,窘迫之余,乃设为太宗与赵普的种种谈论,以及其应答·般将士的话语、欲藉这些空洞的语句以混淆天下后世的听闻。一其结果乃至于把太祖自行约束士兵的话也改为太宗马前所献之策了。所以袁桷的《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
条列事状(见《清容居士集》卷四一)说道:

  《宋太祖实录》旧有两本,一是 时诸臣所为,太宗屡曾宣索,已有避忌。至真宗咸平再修,王禹  直书其事.出为黄州。禹 所著《建隆遗书》足见深意。前实录无太宗  马一段,后录增入,显是迎合。

  《长编》所记太宗在陈桥事变中的诸事,既是完全本之国史及 修的《太祖实录》,又岂能让人相信得过呢。

  《长编》中关于赵普各项活动的记载,除了依据国史及重修本《太祖实录》之外,另外还参用了赵普自作的《飞龙记》。长编于“诸将突入,称说纷纭,普及匡义各以事理顺逆晓譬之日”诸语一下,有附注云:

  赵普《飞龙记》云,〔李〕处耘亦同普晓譬诸将。按《国.》,处耘见军中谋欲推戴,即速白太宗与王彦异谋,遂召马仁   ,李汉超等定议。然则晓譬诸将,独普与太宗耳,处耘必不在也。今削去处耘名。

  《飞龙记》一书,现在不可得见,但既出自赵普之手,则其记陈桥事件,也必将自己在其中的地位特别提高,侈张其攀龙附凤的大功。然因其与国史和重修本的《太祖实录》同样,全缺乏真实的事项作根据,仅凭执笔者之逞臆妄说,遂使各书间不免有所抵悟而不能一致。因知《飞龙记》之不可信处,绝不限于李煮所指陈的一点了。

  既然国史、《太祖新录》、《飞龙记》诸书关于赵匡义、赵普二人的记载是不可靠的,则二人为陈桥事件中主要出谋划策人物之说也便是不可靠的了。

  然而,主谋的人物虽不是赵匡义和赵普,而有“杯酒释兵权”时候赵普和宋大祖所举述的例证,.则其主动人物应该是"手下之人欲富贵者”,而依然不得说一切皆出于宋太祖本人吧?

    事实上也并不然。

  《长编》卷四于乾德元年  月记另一件解除兵柄的事云:

  丙戌,天雄节度使拧彦卿来朝,对于厂政殿,赐袭衣、玉带。  欲使卿典兵,枢密使赵普以为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复委以兵柄。屡谏不听。《宣》已出,普复怀之请见,上迎谓曰  非符彦卿事邓?”对日:“非也,”因别以事奏。既罢,乃出彦卿《宣》进之。上日:“果然。《宣》何得在卿所?”普曰:托以处分之语有未备者,复留之。惟陛下深思利害,勿复悔。

  曰:“卿苦疑彦卿何也?联待彦卿至厚,彦卿岂能负朕耶?”普 曰:“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上默然,事遂中止。(案:此事亦先见于一《涑水记闻》,以《长编》系有日月,故用之。)这是赵普和宋太祖两人间私下的谈话,没有任何顾忌和避讳,所以赵普即引陈桥释的往事以为鉴戒,并且和盘托出末太祖当时辜负后周世宗的事,而太祖也绝不再打官腔,说什么:“为六军所逼,一至此”(此宋太祖初自陈桥返都时对范质、.王溥、魏仁浦等所说的话)等类的话头以自解,则知当时负人之谋,确是先由太祖所发动,而不是部下欲富贵者”所为的。而其于“杯酒释兵权”时向石守信、王审琦等人如彼云云者,乃是因为君臣之分已经确定,既不好明白揭穿往事的真象,更难于当面直指石、王各怀有意夺的野心,所以才缘饰为部下”所为,以资樽俎之折冲罢了。

    即单就《长编》所记陈桥事件的文字推求,其字里行间已经大有耐人寻味之处:

  《长编》开卷记契丹入寇,宋太祖受命出兵一事,便先己有了“太祖掌军政六年,人望固已归之。于是主少国疑。中外始有拥戴之议”等等的话。所谓“拥戴之议”者,乃是史家惯用的饰词,实则即等于说宋太祖看到后周当时孤儿寡妇的局面而已生了“是可取而代之”的野心了

  记述大军出城之后,长编又插入两句云:“纪律严甚,众心稍安”明明是为了抵御契丹的入侵出兵,何以在大军出城之前,人心不能稍安呢?这又可见当时赵匡胤的用心必已等于曹魏末年司马昭的用心,已经是路人皆所周知的事,而因为当时“帝王初入京城皆纵兵大掠,擅劫府库”,对于这支赵家兵自然也深恐其不出城便先谋篡窃,果尔则未必能免于劫掠之厄,所以莫不心怀惴惴。

  《长编》又谓:“军校苗训知天文,见日下复有一日,谓.太祖亲吏楚明辅曰:‘此天命也。’”“此天命也”一句,凭空而出,而说的人和听的人均不以为突兀,也可证在他们的心目中早已知道要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苗训的迎合话语,也不待费词便都可理解了。

  除以上各条之外,在《长编》、《谏水记闻》、《龙川别志》和《东都事略》等书中,也还可以找出更为直接、更较积极的证据来:

  《长编》卷一于太祖建隆元年八月有记事云:忠武节度使兼侍宁阳曲张永德徙武胜节度使。.初,显德末,有方士私为永德言上受命之符者,永德在军中潜意推奉。将聘孝明皇后,永德出  钱金帛数千以助纳采,上甚德之.于是自许来朝,命改镇邓。恩宠优渥.无与比者。
同书卷四于乾德元年十二月又记云: 右拾遗浦城杨徽之亦尝言于世宗,以为上有人望,不宜典禁兵。止即位,将因事诛之,皇弟光义日:“此周室忠臣也。不宜深罪。”子是亦出为天兴令。

  查孝明皇后乃是宋太祖于周世宗显德五年为殿前都点检时所娶的继室,在那时候便己有人“潜意推奉”,而且已被杨徽之看出了“有人望,不宜典禁兵”(这等于说有不臣之迹),是知宋太祖之窥窃周室的大位,当周世宗在世时便已开始了。

  苏辙的《龙川别志》卷上有一条记事云:

  周显德中,以太祖任殿前点检,功业日隆而谦下愈甚.老将大校多归心者,虽宰相王溥亦阴效诚款。今淮南都园则所献也。惟范质忠于周室,初无所附。及世宗晏驾,北边奏契丹入寇,太祖以兵出拒之,行至陈桥,军变。既入城,韩通以余卫战于闪下,败.死,.太祖登正阳门望城中,诸军未有归者,乃脱甲诣政事堂。时早戴未退而闻乱,质下殿执溥手日;“仓卒遣将,吾济之罪也二”爪入溥手,几血出。溥无语。既入,见太祖,质日:“先帝养太尉如子,今身未冷,奈何如此?”太祖性仁厚,流涕被面。
《谏水记闻》卷一有一条记事中云:

  周恭帝之世,有右拾遗、直史馆郑起上宰相范质书,言太祖得众心,不宜使典禁兵。质不听。
《东都事略》卷一三《宣祖昭宪皇后杜氏世家》亦有云:

  及太祖为群情拥戴。自陈桥还京师,人走报后日:“点检已作天子。”后日:“一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矣。”

  这三条,和前引《长编》所载张永德和杨徽之事,正可相互证发,均可说明宋太祖要算窃后周帝统的意思蓄之已久,至少在世宗显德中年以后已经有此意了。

  《涑水记闻》卷一还有一条云:

  周恭帝幼冲,军政多决于韩通。通愚恒,太祖英武,有度量,多智略,屡立战功,由是将士皆爱服归心焉。及将北征,京师间喧言:“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为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于外州,独宫中不之知。太祖闻之惧,密以告家人曰:“外间若此,将如之何?”太祖姊(或云即魏国长公主)、面如铁色,方在厨,引面杖逐太祖击之,日:“大丈夫临大事,可否当自决胸怀,乃来家问恐怖妇女何为耶!”太祖默然而出。

  这一条,一方面说明宋太祖早已有了篡周的种种布置,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北征出师之前,他更是如何地在加紧策动,以使此事能尽早实现。然竟至归而谋诸妇人女子,不也  立自败“乃公家事”耶

  所谓“千秋疑案”者.到这里。实在已经毫无可疑的地方了。现再简单概括其全部过程,应为:从后周世宗的显德中叶起始,宋太祖因为已经攫得兵权,且已典领禁军,对于后周的天下便已存了觊觎之心,遂即开始取法于王莽篡汉前谦恭下士的办法以收络人心,不唯与武人王审琦、石守信等结为义社十兄弟(见王巩《闻见近录》及李攸《宋朝事实》),甚至连丞相王溥也“阴效诚款”、可见已经布置得非常周到。只以周世宗毕竟是个英明之人,所以暂时隐忍不发以待机会。可巧又正逢天不祚周,世宗于显德六年以三十九岁的年龄逝世,继位的恭帝年仅六岁.这寡妇孤儿的局面,自然被宋太祖认为绝不可失的良机,遂即于世宗逝世的次年正月藉了出兵的机缘而采取行动了.陈桥释上呼号拥戴的士兵和将领们,只不过供其驱使的一群傀儡,赵匡义、赵普、石守信,以及张永德、王溥等人,也只是平素预闻.其事的参佐人物而已,其操纵指使之者,却还是宋太祖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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