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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23486 次 历史版本 1个 创建者:小白不白 (2011/2/27 20:02:55)  最新编辑:小白不白 (2011/3/3 23:00:32)
《四书集注》
拼音:sì shū jí zhù
同义词条:《四书章句集注》,四书集注,四书章句集注
 
《四书集注》
《四书集注》
  《四书集注》全称为《四书章句集注》,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影响最深最广的一部儒家“经典”。它既是各级各类学校的必读教材,又是科举考试中士子答卷的主要立论根据。其地位甚至远远超过“五经”。《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是儒家最著名的经典,是中国古代文人必修之书,影响非常之大。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吸取借鉴并利用前贤的研究成果,在辑录前贤注解之同时,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以此来抒发理学的精义,从而形成《四书章向集注》(又称《四书集注》)。 
 

四书简介

 
《四书》
《四书》
  《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四书,原非并行。《论语》、《孟子》本不是经,《汉书·艺文志》列《论语》于“六艺略”,而将《孟子》列于“诸子略”。赵岐孟子题辞》说,汉文帝时“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但那是记传博士,而不是经学博士。“后罢记传博士,独立《五经》而已。”西汉中期之后,帝师张禹传习《论语》,于是《论语》的地位显赫起来,但《孟子》仍为子书。《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列《孟子》于子部。尊孟之说始于韩愈。他认为“先王之教”从尧舜以来一直传到孔孟,孟子是道统的最后一人,“故欲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宋朝将《孟子》列入《九经》。由此引发了延续百余年的贬孟与尊孟之争。直到南宋朱熹作《读余隐之尊孟辩》,争论才告结束,巩固了《孟子》超“子”入“经”的地位。《大学》、《中庸》本是《小戴礼记》中的两篇。韩愈、李翱等把它看作与《孟子》、《易经》同样重要的“经书”。二程、朱熹祖述此说,竭力尊崇其在“经书”中的地位。由此可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四书并行,超“子”入“经”,实发韧于韩愈,倡导于二程,完成于朱熹之手。《宋史·道学传·序》称:二程“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宋史·道学传·程颐传》也说,程颐“以《大学》、《语》、《孟》、《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南宋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朱熹在漳州刊刻《四书》,为之作注。《四书》的名称从此确立。后人谓“《论语》、《孟子》,旧各为帙。《大学》、《中庸》,旧《礼记》之二篇。其编为《四书》,自宋淳熙始。”(淳熙应为绍熙之误)  

朱熹编著《四书集注》

 
朱熹
朱熹
  朱熹(1130-1200),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宋代理学集大成者。字元晦、仲晦,号晦庵。婺源县(原属徽州地区)人。出生于福建尤溪县,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中进士,历任左迪功郎、转运副使、焕章阁待制、秘书修撰、宝文阁待制等职,四后诣赠“太师”,封“徽国公”。朱熹少年得志,但由于它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与当权者相逆,所以仕途颇为坎坷。晚年个人失意,国家也日趋崩溃,他在寂寞和痛苦之中,一方面发愤著书立说,一方面寄情山水以消愁。绍熙四年(1193年),朱熹在福建建阳的考亭筑室课徒,四方慕名而来者很多,由此创立了在理学历史上影响深远的考亭学派。朱熹死后,送葬弟子竟至千人。生平著述极丰,如《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朱子语类》、《文公家礼》、《朱晦庵集》等。
 
  朱熹对《四书》推崇备至。他说:“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乎《六经》”。他认为:“《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拿来即可果腹充饥。看其他《经》,是打禾为饭”,则是缓不济急。二程把《四书》看作是“达于《六经》”的阶梯,而朱熹却把《四书》看成更重于《六经》。后世《四书》风行天下,在“经书”中竟夺取了《五经》在教育上的垄断地位,显然是来自朱熹的大力鼓吹。
 
  朱熹编著《四书集注》,用了毕生的精力,字字咀嚼,逐字称等,数易其稿,改削不已。他自称:“熹于《论》、《孟》、《大学》、《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成就,然近日读之,一、二大节目处,犹有谬误,不住修削。”朱熹多次谈到《四书集注》精心编著和反复修改的过程,以提醒学者重视。他说:“某于《语》、《盂》,四十余年理会。中间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学者将注处宜仔细看。”“某所解《语》、《孟》和训诂注在下面,要人精粗本末字字为咀嚼过。此书,某自三十岁便下功夫,到今改犹未了,不是草草看者。”《中庸章句》“一年之内,改了数遍”,《大学章句》虽目前改定了,“自谓稳矣。只恐数年后,又见不稳”,还要修改。“需毕力钻研,死而后已耳。”朱熹直到临死前一天晚上,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他自我标榜称:《四书集注》的所有注文恰到好处,既无浮辞剩义,也无不足之处,“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不多一个字,不少一个宇”;注文中的每个字,“如秤上称来无异,不高些,不低些”,轻重之间,不差毫分;对各家注释,取舍从违,均按自家标准,慎加选择,“一章而众说丛然,若不平心明目,自有主张,断入一说,则必无众说皆是之理。”他的门徒李性传称:“《语》、《孟》、《中庸》、《大学》四书,后多更定。今《大学·诚意章》,盖未易箦前一夕所改也,是《四书》者,覃思最久,训释最精,明道传世,无复余蕴。”
 
  理学家普遍认为,朱熹的《四书集注》是经过长时间的深沉思考、苦心斟酌才写成的。它所阐述的孔盂之道是最精当确切的,是一部完美无瑕的“明道传世”之作。李性传明确指出:“故愚谓《语录》与《四书》异者,当以《书》为正。而论难往复,《书》所未及者,当以《语》为助。”就是说,《四书集注》在朱熹的全部著作中在阐述理学思想方面是最具权威性的。也可以说,《四书集注》是朱熹理学教育思想的代表作。
 
  《四书集注》中所体现的朱熹理学思想,分散在《四书》各章节的注文中,只要把《四书集注》中分散的注文加以汇集归类,就可以清楚地呈现出他的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也可以说,朱熹是从其理学思想体系出发,来编著《四书集注》的。朱熹的学生陈淳在其所著的《道学体统》中阐述了理学思想体系的大概轮廓,他说:“道原乎天命之奥,而实行乎日用之间。在心而言。则其体有仁义礼智之性,其用有侧隐、羞恶、辞逊,是非之情。在身而言,则其所具,有耳目口鼻四肢之用,其所与,有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在人事而言,则处而修身、齐家、应事、接物,出而莅官、理国、牧民、御众,微而起居、言动、饮食、衣服,大而礼乐刑政、兵财律历之属,凡森乎戴履(指天地)千条万绪,莫不各有当然一定不易之则,皆莫非天理自然,流行著见,而非人之所强为者。”《四书集注》正是体现了朱熹以“天理论”为中心,包括“人性论”、“格物致知论”、“伦理观”、“政治观”和“教育观”在内的完整理学思想体系。因此,朱熹反复强调:“四子,六经之阶梯。”掌握了《四书集注》就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础。  

朱熹的理学教育思想

 
  《四书集注》所反映的理学教育思想,同样也分散在《四书》各章节的注文中。朱熹为了使《四书》符合其理学教育思想体系,精心改订《大学》、《中庸》的章次,专门补写了“格物致知”一章。正是这一章,最集中地反映了理学的认识论,从而构成理学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核心内容。
 
  将分散在《四书集注》注文中的教育观点加以汇集归类,可以清楚地呈现出朱熹的理学教育思想体系。其要点大体上有如下几点。  

教育宗旨

《四书集注》书影
《四书集注》书影
  朱熹在《四书集注》中阐发了理学的教育宗旨:“学以明伦”。《孟子集注》《滕文公·滕文公问国章》注云:“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同书《离娄》篇注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称:“明,则有以识其理也”,“察,则有以尽其理之详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伦尤切于身,故其知之有详略之异。”教育的根本宗旨就是“明人伦”。这是朱熹理学教育思想的根本观点。朱熹手订的《白鹿洞书院教条》,开宗明义就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列为“五教之目”,反复强调“学者学此而已”,成为理学教育的一大特色。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论述了小学与大学不同的教育目的和内容,“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至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已、治人之道。”尽管“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有所区别,但教育的终极目的,仍然是围绕着“明人伦”这个总纲领,“其所以为教,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明人伦”就是通过穷理和践履以明暸并恪守各人的“性分所固有”,“职分所当为”,以“各尽其力”,维护封建等级制度。  

培养材全德备的成人

《四书集注》
《四书集注》
  朱熹根据《论语》论述了“成人”的标准和培养问题。《论语集注》中《宪问》篇注云:“成人,犹言全人。”“知足以穷理,廉足以养心,勇足以力行,艺尽以泛应,而又节之以礼。和之以乐。使德成于内,而文见乎外。则材全德备,浑然不见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乐,粹然无复偏倚驳杂之蔽,而其为人也亦成矣。”就是通过穷理,养心、力行,泛应等自我修养,再加上礼乐的节制和规范,内外交养,达到‘德成于内而文见乎外”,就可以成为‘材全德备”、“中正和乐”的“成人”了。
 
  培养‘成人’是朱熹理学教育的现实目标,但“成人”还不是最高理想目标,“非其至者”,最高理想目标则是圣人,“若论其至,则非圣人之尽人道,不足以语此。”
 
  朱熹将理学家所追慕的理想人格和现实培养目标加以区分,着力为实现现实培养目标而努力。《中庸章句》第二十一章注论述了圣人之德和贤人之学。他说:“德无不实,而明无不照者。圣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后能实其善者,贤人之学,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诚则无不明矣,明则可以至于诚矣。”就是说,圣人是天生的,是“所性而有”的。贤人是通过学习,由人力培养,“由教而入”的。圣人之德有天具之“诚”,能全知全明,是“自诚明”;贤人之学“由教而入”,先至于“明”,最后也可达到“诚”,是“自明诚”。圣人之德与贤人之学是有区别的,但又不是不可逾越的,非“自诚明”者,通过内外交养的功夫,也可以“自明诚”。  

精神追求

  孔颜乐处和圣贤气象是理学家极力推崇和大肆渲染的精神追求。朱熹继周敦颐、二程之后,也着力提倡。《论语·述而》孔子自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是谓孔子之乐。
 
  “圣贤气象”也是理学家所津津乐道的。朱熹在《四书集注》中也多处谈论“圣贤气象”。《论语集注》中《公冶长》篇注云:“先观二子之言,后观圣人之言,分明天地气象。凡看《论语》,非但欲理会文字,须要识得圣贤气象。”《先进》篇注云:“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指子路,冉有、公西华)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述而》篇注云:“此见圣人气象从容。”《孟子集注》中《公孙丑》篇注云:“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反求于己,故二子(指北宫黝、孟施舍)之与曾子子夏,虽非等伦,然论其气象,则各有所似。”
  所谓“气象”,是指人的内在修养和精神世界的外在表现,音容笑貌、言谈举止等所构成的综合性的人格形象。朱熹所谓“容貌词气,乃德之符也。”朱熹等理学家所宣示的“圣贤气象”,就是将他们所推崇的圣贤的人格形象展示出来,做为人们仰慕和仿效的典型榜样。
 
  “孔颜乐处”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境界的追求,“圣贤气象”则是一种外在的人格形象的表彰。内外交养则构成理学教育实现培养目标的有效道路。  

强调自我修养功夫

《四书集注》
《四书集注》
  《大学章句》传之三章:“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朱熹注云:“道,言也;学,谓讲习讨论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道学与自修是为学进德的两种基本方式。理学家们对自修,即内心修养予以高度的重视。朱熹在《四书集注》里也大加发挥。
 
  自修就是自我内心修养,通过省察克治之功,达到为善去恶的目的。朱熹在《大学章句》传之六章注中说:“言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恶恶则如恶恶臭;好善,则如好好色。皆务决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已。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为人也。然其实与不实,盖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者。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强调“己独知”、“不自欺”,就是“慎独”的功夫。以杜绝“阴为不善,而阳欲揜之”,“非不知善之当为,与恶之当去”,“但不能实用其力”。一个人“欲揜其恶而卒不可,欲诈为善而卒不可诈”,则为害极大。不可不慎,不可不“重以为戒。”
 
  理学家所谓“为善去恶’,就是“存天理,遏人欲”。《论语集注》中《颜渊》篇注云:“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日日克之,不以为难,则私欲净尽,天理流行。”《中庸章句》第一章注云:“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已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惧,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潜滋暗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
 
  日日克己,事事戒惧,私欲净尽,天理自然流行了。然而这只是从消极方面而言。其积极方面,还在于穷理、尽心,达到“物理之极处无不到”,“吾心之所知无不尽”。这就是正心,“心得其正,然后知性之善”,正心就能率性,率性就能循天理,天理存则人欲绝。这样,通过省察克治和穷理尽心两面夹攻,达到“存天欲,遏人欲”的目的。这就是朱熹等理学家反复强调的自我修养。  

阐发为学之道

  “下学上达”出于《论语·宪问》,“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其为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下学上达”成为理学家反复讨论的热门话题。《论语集注》引程颐的话,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当如。”又曰:“下学上达,意在言表。”“学者须守下学上达之语,乃学之要。盖凡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然习而不察,则亦不能以上达矣。”程颐认为:下学是下学人事,即学以明人伦,学事亲从兄,学孝第等。上达是上达天理。天理寓于人事,人事蕴含天理,因此,下学人事,就是做到了上达天理。正因为上达了天理,故不怨天;下学了人事,故不尤人。朱熹注曰:“不得于天,而不怨天;不合于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学而自然上达。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渐进耳,无以甚异于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语意,则见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独知之之妙。”朱熹进一步强调了下学在先,上达在后,其间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关健在反己自修,在内求,否则也不能上达。
 
  朱熹在《孟子集注》中也进一步论述了“下学上达”问题,《告子》篇注曰:“学问之事,固非一端,盖其道,则在于求其放心而已。盖能如是,则志气清明,义理昭著,而可以上达。……故程子曰: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下学而上达也。”这里强调了“求其放心”,做到“志气清明,义理昭著”,才能“上达”天理。《孟子集注》中《尽心》篇注引尹氏曰:“规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则在其人,虽大匠末如之何也已。盖下学可以言传,上达必由心悟。”由言传升华为心悟,才能“下学而上达。”
 
  下学人事,包括遍读经书,经过反己自修,求其放心,循序渐进地达到“志气清明,义理昭著”,或者由言传到心悟,即可上达天理,“天独知之”的神秘境界。这就是程朱理学所宣扬的为学之道。  

主张教有成法

《四书集注》
《四书集注》
  朱熹十分重视教学方法,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孟子集注》中《尽心》篇注云:“此章言道有定体,教有成法”。《告子》篇注,更进一步强调教学方法的重要性,曰:“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后可成。师舍是则无以教,弟子舍是则无以学。曲艺且然,况圣人之道乎?”射只是一曲之小技,也必得掌握教与学的方法,学习圣人之道更应如此。
 
  朱熹十分重视“启发诱导”,《论语集注》中《述而》篇注曰:“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又引程颐之说:“愤悱,诚意之见于色辞者也,待其诚意而后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复告尔。”又曰:“不待愤悱而发,则知之不能坚固,待其愤悱而后发,则沛然矣。”这一注释被认为是对孔子启发式教学比较准确的解释。《孟子集注》中《尽心》篇注中提出,要采取“匪难匪易”的方法,善于引导学生经过努力而有所前进,但不可降低要求,迁就学生,要做到“卑不可抗,高不可贬;语不能显,默不能藏。”不卑不高,若语若默有助于调动学生积极性,启发学生的思维,以利于自得深造。这正是启发式教学的真谛。
 
  《四书集注》明确提出了“因材施教”的原则。《孟子集注》中《尽心》篇注云:“此各因其所长而教之者也。”章末注云:“圣贤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无弃人也。”《论语集注》中《先进》篇提到孔门分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科,著名弟子十人。”朱熹注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于此可见。”后世学人多将“因材施教”作为一条重要教育原则,实践这一原则者始于孔孟,而概括出这一原则者始于朱熹的《四书集注》。
 
  《四书集注》提出了“循序渐进”的原则。朱熹在注释《沦语》中《宪问》篇中“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时就提出了“此但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渐进耳。”《孟子集注》中《尽心》篇注云:“此章言圣人之道,大而有本,学之者必以其渐乃能至也。”指出学习和修养都是像流水盈科而后进那样,“学以渐而至”。
 
  朱熹由“循序渐进”的原则,进一步引申出学者应锲而不舍,努力奋进的含义。《论语集注》中《子罕》篇注云:“学者自强不息,则积少成多;中道而止,则前功尽弃。”并由此提出“鲁能深造”的论点,《论语集注》中《先进》篇注云:“子张才高意广,而好为苟难,故常过中。子夏笃信谨守,而规模狭隘,故常不及。”《学而》篇注云:“学者虽不可安于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极致;亦不可骛于虚远,而不察切己之实病也。”在《先进》篇注云:“曾子之学,诚笃而已。圣门学者,聪明才辩,不为不多。而卒传其道,乃质鲁之人尔。故学以诚实为贵。尹氏曰:曾子之才鲁,故其学也确,所以能深造乎道也。”朱熹不赞成才高意广、骛于虚远的学习态度和作风,鼓励才质鲁钝、诚笃确实之人,这和他主张“积渐”,不求“顿悟”的一贯学风是一致的。  

文化意义

 
  《四书集注》是朱熹的主要著作。《四书集注》(通称《四书》)是指《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本书,连同《五经》(《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合称《四书五经》,被公认为中国最主要的文化元典。在文化发展史上,《四书》和《五经》相互联系,代表着文化发展一脉相承、相互衔接的两个时代。
 
  孔子总结夏、商、周以来的历史,收集整理《周易》、《诗经》、《春秋》等典籍,创建儒学。这些儒学经典著作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中遭到毁灭。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定《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为《五经》。由此一直延续到隋唐,成为中国文化的《五经》时期。
 
  东汉时期,思想文化界发生两件大事。一是佛学传入,二是道家产生。这说明当时的思想理论发展滞后,满足不了时代的需要。原始儒学回应不了社会思想需求和佛学的挑战,日益边缘化。
 
  《四书》是朱熹确立的。《四书》说法始于南宋,有朱熹才有《四书》。《五经》不包括《论语》和《孟子》。《论语》在汉代不受重视,不过是小学的教材。而《孟子》在北宋之前也是不受重视,甚至连经书都不算。朱熹认真研究《五经》,认为《周易》主要是卜辞,是占卜之书。《礼记》是礼仪制度的汇编;《尚书》与《春秋》属于记载历史的书;而《诗经》则是诗歌总汇。《五经》内容丰富而且庞杂,表达的意义不够集中、明确,无法形成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朱熹重新选定文本,将《论语》、《孟子》和《礼记》中的两篇文章《大学》、《中庸》合并为《四书》。“退《五经》进《四书》”,确立孔子思想的主导地位。《四书》的产生,使中华文化由“五经时代”发展到了“四书时代”。
 
  《四书》是在福建确立的。由于中原战乱和生态环境的改变,唐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重心逐步向南方转移。特别是多次移民潮,大大加快南方经济社会发展。到宋代,福建浙江这一带,经济文化已跃居全国前列。濂学、洛学、关学、闽学的产生,反映了中国文化重心逐步南移的过程。朱熹从33岁到71岁,将近40年的时候,来修订《四书集注》。《论语》的注释大改七遍,直到临终前还在修改《论语》。《四书》是在漳州首先印刷的。
 
  《四书》回归元典,创造元典。《四书》继承《五经》,又发展《五经》。《四书》突出孔子和孔子思想。毛泽东指出,孔子到“宋朝朱熹以后,圣人地位就定了。到了明清两代才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之位”, 深刻说明了朱熹在维护巩固孔子地位的历史性作用。
 
  马克思指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仅是自然人、社会人,也是文化人。人不仅有自然生命,也有文化生命。民族的文化基因和文化生命主要是由该民族的文化元典决定的。文化元典融入民族精神血脉,内化为民族文化基因,构成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生命。《四书五经》等文化元典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和智慧源泉。
 
  《四书》的文化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在文化发展的关键时刻端正了方向。其最大的贡献在于融汇了儒学、佛学以及道家思想。 “继绝学,绍道统”,确立了以儒学为中心,儒、佛、道三位一体的文化构架,构筑起民族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文化家园。其次是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首次完成了对外来文化的消化与吸收,形成了包融创新、儒佛道一体的民族文化格局和架构。第三是以崭新的文化形态走向全国、走出国门,成为东方文明的核心内容与主要标志。第四是标志着中华文脉南移,奠定了福建“海滨邹鲁”确然卓立的文化地位。  

历史影响

 
  由于《四书集注》的刊行,《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始被称为“四书”,与“五经”一起成为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经典着作。朱熹一生着述丰厚,流传于世者也颇多,但最重要的还是《四书集注》,故《四书集注》为历代学者所重视。注释儒家之书者不下成百上千家,独《四书集注》能长期流传,历久不衰。朱熹的学术思想在日本朝鲜曾一度十分盛行,被称为“朱子学”,在东南亚和欧美也受到重视,足见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影响。
 
  《四书集注》还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南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把《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列入学官,作为法定的教科书。理宗于宝庆三年(1227年)下诏盛赞《四书集注》“有补治道”。宋以后,元、明、清三朝都以《四书集注》为学官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占据着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而《四书集注》作为理学的重要着作,也被统治者捧到了一句一字皆为真理的高度,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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