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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13225 次 历史版本 4个 创建者:penny (2011/2/25 9:07:23)  最新编辑:流星的雨季 (2011/11/16 7:54:42)
义勇军进行曲
拼音:yìyǒng jūn jìnxíng q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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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勇军进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作词者田汉,作曲者聂耳。  

国歌歌词及其来源  

歌词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简谱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简谱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
  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
  发出最後的吼声!
  起来!
  起来!
  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前进!
  前进!进!!  

来源

作词者田汉
作词者田汉
      “九·一八”事变后,富有血性、不愿做亡国奴的东北儿女揭竿而起,纷纷组建义勇军、自卫军、救国军、大刀会、红枪会等民众武装,统称东北抗日义勇军,与日寇进行了殊死战斗,写下了辉煌篇章。孙铭武和唐聚五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孙铭武,1889年9月生于辽宁清原,曾任直隶临、抚、昌、卢、迁五县警备司令部上校参谋长。1925年,他退役后,在沈阳开了一家福兴旅馆,借以维生。“九·一八”事变时,他目睹日寇的暴行,痛心疾首,毅然返回家乡,并动员哥哥孙铭久、弟弟孙铭宸(别名耀祖)等毁家纡难。孙氏三兄弟将150亩水田和15间房子典押出去,以所得资金购买了100支枪械、1万余发子弹。10月19日,孙铭武、张显铭、李栋材等400多人齐聚清原大苏河城隍庙,高唱孙铭武等人创作的《血盟救国军军歌》,宣布成立“血盟救国军”。1932年1月,救国军已发展到1000多人,并多次打退日伪军进攻。1月19日,大汉奸于芷山以谈判为由,在临近清原的吉林柳河布下圈套,将孙铭武、张显铭等20多人谋害。1953年,经当时的辽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孙铭武为革命烈士。2005年10月1日,抚顺新闻网报道说,抚顺发现了我国最早一首义勇军歌。孙铭武将军的遗孤、90高龄的孙起老人仍能完整地高唱这首军歌。

  唐聚五,满族,1898年生于吉林双城。1916年参加东北军。1928年12月,东北易帜后,调到东边镇守使于芷山部第一团任中校团附。“九·一八”事变后,一团团长姜全我公开投敌,张学良下令重建第一团,领导民众抗日,唐聚五被任命为一团团长,驻防桓仁。1931年11月7日,唐聚五接待了辽东10余个县公安大队长和爱国人士王凤阁、方春生、孙铭武等,大家表示,愿意在他的领导下抗日救国。1932年4月21日,包括桓仁、清原在内的辽东14个县一万多人在桓仁举行誓师大会,唐聚五被公推为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孙铭宸被委任为第六路军第六旅旅长。两天后,唐聚五发布《告武装同志书》,又通过北京邮电局发到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到8月份,自卫军由19路扩大到37路、约20万人,与日伪军战斗100多次,收复东边道10余个县,闻名全国。11月,张学良任命唐聚五为东三省抗日义勇军第三军团总指挥,孙铭宸任少将总参议兼第四梯队司令。1933年3月,唐聚五率领三军团2000多人,与兄弟部队一起,参加了被誉作“激战中的激战”的古北口保卫战。1939年5月18日,唐聚五在河北迁安壮烈牺牲。1940年2月12日,《新华日报》发表《追悼唐聚五将军》的社论,指出:“唐聚五将军是‘九·一八’后揭起抗日旗帜的民族英雄之一。”

  1932年夏,东北义勇军形成高潮,发展到30余万人。在近两年的抗战中,作战达200次左右,攻克县城达40余座,歼敌2.5万人。到1933年底,由于日军的围剿而基本解体。但是,东北义勇军的事迹,却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士气。
 
作曲者聂耳
作曲者聂耳
      据着名作曲家孟波回忆,1934年春,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专拍有声电影的左翼电影公司,与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关系。电通公司邀请田汉编写抗日题材的电影剧本。当年秋末冬初,田汉完成了以古北口保卫战为背景的《凤凰涅盘》(也称《凤凰再生》)故事梗概,并交给了电通公司负责人孙师毅。梗概写在旧式10行红格纸上,约10余页,总计15个章节,田汉写的主题歌《军歌》歌词附在最后一页。

  2月19日夜,电影分镜头脚本还没开写,田汉就被国民党逮捕。随后,电通公司决定由夏衍(当时为中共地下党“电影小组”组长)接手,赶写成电影文学剧本,并改名为《风云儿女》夏衍回忆道:“《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写在原稿的最后一页,因在孙师毅同志桌上搁置了一段时期,所以最后一页被茶水濡湿,有几个字看不清楚了。”夏衍就请词作家孙师毅一起辨认,将看不清的字句填补上去,原稿上的“冒着敌人的××××前进”,原文××××已很模糊,两人反复琢磨,认为是“飞机大炮”四个字。歌词抄清后,由孙师毅转交作曲家聂耳。不久,聂耳就完成《义勇军进行曲》初稿,并向《风云儿女》导演许幸之孙师毅等人征求意见。4月15日,为躲避国民党追捕,他带着初稿去了日本。4月末,他将定稿寄回上海。电通公司组织专人,几经推敲,孙师毅等人认为:田汉写的主题歌歌名是《军歌》,聂耳谱的歌曲名字叫《进行曲》,歌词与歌谱珠联璧合,无可挑剔。但歌名无论叫《军歌》还是叫《进行曲》,主题都不太突出。于是,他们便将歌名改为《义勇军进行曲》。5月10日,歌谱在《中华日报》上发表;6月1日,《电通画报》(半月刊)第二期也刊登了歌谱。因为田汉仍在狱中,所以歌谱只署了作曲者聂耳的名字。5月24日,《风云儿女》在上海首映,《义勇军进行曲》插上翅膀,很快就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成为鼓舞中华儿女抗日救亡的战斗号角,并流传海外。

  田汉是中国现代着名作家、戏剧大师,一生着述甚丰,仅新旧诗歌和歌词就创作了近2000首。《军歌》及其《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与清原《血盟救国军军歌》、桓仁《告武装同志书》和《辽宁民众自卫军军歌》等歌词、宣言之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

  清原《血盟救国军军歌》唱道:“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唤起全国民众;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奋起杀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起来!起来!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战斗!战斗!战斗!战斗!”

  桓仁《告武装同志书》洋洋数千字,其中有这样的词句:“团结起来”、“哪能甘心作亡国的奴隶”、“要知道现在是中国存亡的关头”、“不畏炮火……,冒弹雨直进”。《辽宁民众自卫军军歌》唱道:“光荣,光荣,我军战胜。民众为后盾,主义做先锋,以少击众敌,败叶扫秋风,抗日军民是英雄。为我民族求生存,尝胆卧薪,才能奠定了锦绣的辽东。”

  《军歌》的原词则是:“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把血肉来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

  《军歌》歌词是《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基础,但有一点区别。《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这是怎么一回事呢?1959年,孙师毅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原歌词是‘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最后的‘前进’只有一次,后由聂耳和我商量把歌词加以更动。”在《影事追怀录》一书中,田汉也承认:“我所写的《义勇军进行曲》与后来唱的略有出入,显然是作曲者加了工。”所以,《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是在《军歌》基础上修改、完善的,包含了聂耳、孙师毅等人的智慧。

  通过仔细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无论是主题、结构,还是遣词造句,田汉的《军歌》歌词主要取材于《血盟救国军军歌》,《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二段歌词与《血盟救国军军歌》无关。《军歌》及其《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与《告武装同志书》和《辽宁民众自卫军军歌》歌词没有太直接的联系。

  大家知道,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风云儿女》以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战斗生活为创作背景。当时,田汉身在上海,在创作之前,他既没有在义勇军中的生活经历,也没有到东北长城抗战前线实地采访过,但他可以采取各种方式,收集包括《血盟救国军军歌》、《告武装同志书》和《辽宁民众自卫军军歌》在内的创作素材。据专家研究,1934年,东北义勇军被迫解散后,唐聚五到武汉找张学良汇报工作,并拜见过《抗战日报》主编田汉,也有可能直接给田汉提供过创作素材或有关资料。1957年第19期,田汉在《影片〈风云儿女〉与〈义勇军进行曲〉》一文中回忆说,该主题歌“预备写好几段,但没想到刚刚写成第一段我就被捕了。”也可以理解,《军歌》歌词实际上就是一份未完成稿。

  综上所述,我认为,当年田汉收集的歌词素材上,未必就有词作者的姓名;当时国民党政府和租界当局明令禁止宣传抗日,在一切出版物上,“抗日”都被删为“××”,因此,时局也不允许把抗日将领的姓名直接写上;《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比《血盟救国军军歌》更凝练、更形象、更具时代意义,影响也更大。而联系到抗战特殊的历史时期,《血盟救国军军歌》基本上属于抗日民歌范畴。根据着作权法之规定:“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着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但行使着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着作权。”所以,《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仍应视为田汉根据抗日民歌素材独立完成的“点石成金”之作。从着作权法的角度,本着既尊重历史事实、又尊重词作家辛勤劳动的原则,考虑到聂耳、孙师毅等人贡献,将《义勇军进行曲》或《国歌》的歌词署名改为“田汉等根据辽东抗日民歌创作完成”,也许更为合情合理。 

《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

  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原为1935年发行的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1935年5月16日在《电通》半月画报第一期正式刊出。

  这首传遍中华大地近七十年的歌曲,产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她像一支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民族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去建设社会主义,去争取优异的体育成绩为国争光,去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

  《义勇军进行曲》不但在我国的音乐史上,而且在我国的现代史上都有值得我们回忆的一笔。

  1931年“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正式侵略中国的序幕,不作亡国奴的吼声唤起了全国人民高度的爱国热忱。田汉、聂耳在1932年和1933年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满怀爱国激情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

  聂耳是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人民音乐家。中学时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上学期间他就高唱革命歌曲来积极唤醒民众,为寻找革命出路他曾拿起武器参加学生军,就业工作后积极从事左翼的音乐、戏剧、电影工作。

  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田汉,是我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和戏曲改革运动的先驱者,又是我国早期革命音乐、电影的热心组织者和领导人。

  1934年春,在上海地下党“电影小组”的领导下,成立了左翼的电通影片公司,田汉参与主持公司的剧本创作。为了起到鼓舞斗志作用,田汉决定写一个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这部电影原本是由田汉创意的,但在他刚完成一个故事梗概和一首主题歌的歌词时,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了。夏衍接手将这个故事写成电影剧本。聂耳知道这件事后,马上找到夏衍,主动要求为这首主题歌词谱曲,当看到歌词:“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时他仿佛听到了母亲的呻吟,民族的呼声,祖国的召唤,战士的怒吼,爱国的激情在胸中奔涌,雄壮、激昂的旋律从心中不断地产生,仅用两夜功夫聂耳就完成了曲谱初稿。此时的中国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为躲避国民党政府的逮捕,党组织决定让聂耳出国暂避,同意他去日本深造。行期在即,只得将曲谱初稿带到日本修改。在日本将完成的曲谱定稿寄回祖国,收件人是孙师毅、司徒慧敏。一首表现了中华民族刚强性格,显示了祖国尊严的革命战歌就这样诞生了。这首曲子每个音符都表现出强烈的战斗气氛,充满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团结御敌的豪迈气概。这是聂耳短暂一生的最后作品,寄出这支曲子不久,在日本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他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

  《义勇军进行曲》从她诞生后的十几年里,像插上了翅膀,在祖国的大地上飞扬。伴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学潮,救亡运动的巨浪,抗日战争的烽火,解放战争的硝烟,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甚至享誉海外,在全世界传播开来。

  1940年世界着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的一个音乐厅,演唱了这首歌,第二年他还灌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宋庆龄亲自为这套唱片撰写了序言。在当时的反法西斯战线上和世界无产阶级中,《义勇军进行曲》是代表了中国人民最强音的一支战歌。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由美国国务院批准的一套盟军胜利凯旋之歌的曲目中,不仅包括了贝多芬柴科夫斯基等音乐大师的作品,也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表中国而列在其中。  

新中国国歌的确定

  1949年国民党蒋家王朝结束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已成定局,建立新中国的工作着手开始进行。当年6月,由中国共产党提议与赞同中共主张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代表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筹备会议设了六个小组分别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以马叙伦为组长、叶剑英茅盾沈雁冰)为副组长的第六小组负责拟定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参加工作的成员有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张澜、陈嘉庚、欧阳予倩、廖承志。

  国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在国际交往中代表了一个国家。新中国的国歌成了迫切需要迅速确定的问题之一。

  中国在清代以前,政府间的对外交往不多,也就没有国歌。中国最早的国歌产生是缘于1896年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作为外交特使赴西欧和俄国作礼节性访问。按当时的外交惯例在欢迎仪式上要演奏国歌,为此清政府只好临时编写了一首。因是李鸿章最早使用,便被后人称为《李中堂乐》,此后十多年,清政府对外交往及国内大典中一直沿用此歌。二十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一首名为《巩金瓯》的晦涩难懂的国歌:“巩金瓯,承天祷,民物欣凫藻。喜同胞,清时幸遭。真熙嗥,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但一个月后,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这首国歌也随之寿终正寝。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曾征集国歌,并在公报上刊登了一首歌词拟稿,歌名为《五旗共和歌》:“亚东开化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民国光荣,锦绣河山照,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这首国歌反映了资产阶级立国的理想。1915年5月,袁世凯政府把一首名为《中华雄据天地间》的歌曲作为国歌。1920年,段祺瑞政府又以名为《卿云歌》的歌曲作为国歌。1930年,南京国民党政府以国民党党歌为代国歌, 1943年正式定为国歌。

  六十余年来,中华大地政权不断更叠,国歌也几度易换。可见国歌既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特色,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政权是否稳定。新中国将要诞生,也呼唤新的国歌产生。

  1949年7月4日,叶剑英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一会议室主持召开了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推选郭沫若、田汉、茅盾、钱三强欧阳予倩等五人组成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郭沫若为召集人。8月 5日,第六小组第二次会议决定,聘请马思聪贺绿汀吕骥姚锦新四位音乐专业人士为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顾问。由郭沫若等人起草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经周恩来、毛泽东修改审批后,分送《人民日报》、《天津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纸连续刊登八天。同时国内各报,香港及海外各华侨报纸也纷纷转载。像这样大规模地在报纸上征集国旗、国徽、国歌,在中外历史上是少见的。征稿启事发出后,在人杰地灵的中华大地和海外华夏儿女中引起强烈反响,应征稿件如雪片一样纷至沓来。

  截止到8月24日,筹备会收到有关国歌的稿件350余篇。当日,第六小组在北京饭店举行第三次会议,对应征的国歌歌词进行认真讨论。经过慎重研讨,认为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拟制国歌的工作一时难以完成,而新生的共和国,在宣告成立时如果没有确定一个体现本国尊严的国歌,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适应当前时代的要求。须再有计划地征集一次,将选取者制曲试唱,向群众广泛征求反应后再作最后选定。在9月14日的第六小组第四次会议上,马寅初提议:“国歌在正式大会赶不出来,也可以晚一点。”9月17日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同意担任此项工作的第六小组直接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提出工作情况报告。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设立由55人组成的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马叙伦为召集人。截止到当日,第六小组共收到应征国歌632件,歌词694首。

  由于每个国家的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地理环境、民族构成等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在选取国歌歌词内容上出发点也是不同的,有的国歌赞美国家历史,有的国歌歌颂祖国山河,有的国歌祝福国家元首,有的国歌表达反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自由和独立的信念,等等,新中国要采取什么样的国歌呢?

  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郭沫若茅盾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18人。在座谈会上,马叙伦等主张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徐悲鸿、郭沫若等许多委员表示赞成,因原歌词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历史性的词句,郭沫若、田汉等建议歌词修改一下,郭沫若先生并拟就了三段。但张奚若、梁思成先生认为这首歌曲是历史性的产物,为保持其完整性,词曲最好不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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