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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8110 次 历史版本 3个 创建者:海晗 (2010/2/26 21:50:26)  最新编辑:sweet (2012/12/12 9:38:43)
长征
拼音:Cháng Zhēng (Chang Zheng)
英文:the Long March
同义词条:二万五千里长征,两万五千里长征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由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会合后组成)、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分别从各苏区向陕甘苏区的战略撤退和转移。其中红一方面军行程在二万五千华里以上,因此长征又常被称作“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给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10月,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合,并创建了湘鄂川苏区

  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陆续出发,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江西瑞金就途。10月21日,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然而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中央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经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即第四道封锁线),由于连续苦战,红军锐减。12月中旬,抵达湘黔边时,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 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 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 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后,鉴于川敌布防严密,中央红军确定撤离遵义后,在川黔滇边和贵州省内迂回穿插。特别是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各个歼敌,以少胜多,从而变被动为主动。随后出敌不意,主力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迅即西进,4月下旬以一部在翼侧策应。5月初,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红四方面军原在川陕根据地,为向川甘边发展,1935年3月28日至4月28日取得强渡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等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共八万余人开始长征,中旬占领了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以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约五千余人,打开了向甘南前进的门户。9月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毛泽东等于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夺取腊子口,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先期结束了长征。11月21~24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和红军扎根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在国民党重兵对鄂豫皖根据地围攻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于1934年11月从河南罗山县开始西移,在鄂豫陕边建立根据地,粉碎国民党军两次“围剿”。次年7月过陇东,9月与陕甘根据地的第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第十五军团。第一、三军团到达后,与之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军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转战湖南、贵州、云南三省,击溃国民党军的拦截,渡过金沙江,经西康、四川,于1936年6月底至甘孜,与张国焘率领的南下受挫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二、六军团合组为二方面军。7月,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红一方面军接应下,10月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整整两年中,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

红军“长征”一词的由来


  “长征”一词,随着红军长征的发展有一个演变过程,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的。据中央档案馆梁慧荣的考证,“长征”一词的首次使用是在1935年5月中共中央以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指出:“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这是首次提出和使用“红军万里长征”一词。1935年9月12日,在俄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二万余里的长征”。

  “长征”一词何时首次提出?解放军档案馆处长宋传富认为:1935年5月在以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首次提出。

  宋传富说,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时,使用的并不是“长征”一词,而是分阶段使用“突围”“转移”和“西征”;突破四道封锁线以前,红军文献中一般使用“突围”和“转移”;从1934年11月至1935年4月,中央红军一直往西挺进,在此期间的红军文献中一般使用“西征”。

  目前可查的红军档案是解放军档案馆收藏的一张《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全文共156字,以韵律文的形式发布,其中写道:“……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夷人风俗。……”落款是:“红军总司令朱德”。

  宋传富说,这张布告尽管本身没有留下具体时间,但从布告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是红军在进入或即将进入彝族聚居区时发布的宣传告示。

  1935年5月12日,党中央召开会理会议,决定红军经冕宁进入彝族聚居区,到达安顺场大渡河南岸。因此可以推算,发布告的时间应该是在1935年5月12日前后,也就是说,此时红军领导人已经意识到此次战略转移的艰巨性,首次使用了“长征”这个词。

长征经过


 
江西省瑞金。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1934年10月10日率红一方面军从这里开始长征
 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的战略指导下,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湘赣革命根据地(亦称湘赣苏区)红军反“围剿”作战的处境,也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给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探索战略转移的道路,命令红军第6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并同红军第3军取得联系。1934年8月7日,红6军团突围西移,经两个多月转战,于10月下旬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与红3军(后恢复红军第2军团番号)会师。接着,两军向湘西发起攻势作战,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亦称湘鄂川黔苏区)。

  10月初,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继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这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即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到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开始长征。红军第24师和地方部队共1.6万余人,在项英、陈毅领导下,留在当地坚持斗争。

  21日晚,中央红军以第1军团为左路前卫,第3军团为右路前卫,第9军团掩护左翼,第8军团掩护右翼,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编成的军委第1、第2纵队居中,第5军团担任后卫,从江西于都县城西南的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25日全部渡过了信丰河。此后,中央红军继续以甬道式的队形携带大量笨重的物资器材沿山路西进,行动缓慢。直到11月15日,才先后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第三道封锁线,进至临武、蓝山、嘉禾地域。这时,蒋介石以16个师的兵力专事“追剿”,并令粤军、桂军共9个师进行堵截,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宜章至湘江之间广大地区的国民党军兵力薄弱,担任“追剿”、堵截的国民党军,因派系矛盾,动作不一。这种情况,便于红军机动作战。然而,博古等领导人一味退却的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4个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前出湘桂边境的西延地区。27日,红军一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国民党军南北对进,向红军发动了全面进攻。红军在湘江两岸经过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接着进至西延地区。至此,中央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减为3万余人。

  湘江之战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向黔阳、洪江地区转移兵力,企图围歼红军于北出湘西的路上。在此危急时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的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中央红军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从而使红军避免了覆灭的危险。20日,中央红军分两路西进,连克剑河、台拱(今台江)、镇远、施秉等城,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城。

  1月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了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以几十万兵力,分路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边境地区。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进至四川西北部创建新的苏区。1月19日,中央红军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土城、赤水方向前进,于29日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这时,国民党军分路对中央红军进行追击堵截,并加强了长江两岸的防御,企图围歼红军于长江以南、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中革军委根据这一情况,决定红军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在云贵川边境地区机动作战。2月11日,红军掉头向东;18~21日二渡赤水河,返回黔北;2月下旬,在遵义地区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遵义战役后,国民党军改取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狭小地区。红军为寻求新的战机,向西转进,于3月16~17日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蒋介石急令其“追剿”部队向川南进击,企图围歼红军于古蔺地区。在国民党军再次向川南地区集中的情况下,中央红军突然转向东北,接着于21日四渡赤水河,秘密折回黔北。27日,中央红军以第9军团在马鬃岭地区钳制国民党军,主力向南急进,31日渡过乌江,逼近贵阳,把“追剿”之国民党军甩在乌江以北。4月8日,中央红军主力从贵阳、龙里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的防线,乘隙向云南急进,27日进抵昆明附近。29日,中央红军由寻甸、嵩明地区转向西北前进,于5月9日从皎平渡渡过金沙江。在乌江北岸单独活动的红9军团,经黔西、水城西进,于5~6日从东川(今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地段渡过金沙江,接着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合。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同年3月28日至4月21日,红军第四方面军取得了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擅自决定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红四方面军和地方武装及苏区机关人员等共8万余人,开始长征,于中旬占领了以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为执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苏区的计划,于5月15日由会理附近地区继续北进。在北进的路上,既有冕宁以北大凉山的彝民区,又有天险大渡河。蒋介石以薛岳、刘湘等部南攻北堵,企图利用彝汉民族矛盾和大渡河障碍,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20日,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迅速北进,顺利地通过彝民区,于24日晚攻占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歼灭守军两个连,控制了安顺场渡口。25日,红军第1团第2连的17名勇士,由连长熊尚林率领,冒着守军的猛烈火力,战胜大渡河的激流骇浪,乘船强渡成功,击溃左岸守军1个营,巩固了滩头阵地。但这里水流湍急,不能架桥,中央红军仅靠4只小船无法在短期内渡过河去,而此时尾追的国民党军已经迫近,情况十分紧急。为迅速渡过大渡河,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军第1师及干部团由安顺场继续渡河,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沿大渡河右岸北上,左右两路夹河而进,抢占泸定桥。沿右岸前进的先头部队红4团,多次击溃川军的拦阻,兼程急进,于29日晨夺占了泸定桥西桥头。泸定桥的东桥头与泸定城相连,由川军第38团主力防守。在红军到达之前,守军已将铁索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下13根铁索链悬在大渡河上,形势十分险恶。经过紧张的准备,红4团于当日16时发起夺取泸定桥的战斗。在该团的火力掩护下,由第2连的22名勇士组成的突击队,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守军密集的火力,攀踏着悬空的铁索向东桥头攻击,胜利占领大桥,并冲入泸定城内。红军后续部队紧跟过河,歼灭守军大部,占领泸定城。接着与由左岸北上的部队会合,至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胜利地渡过了大渡河。至此,蒋介石歼灭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的企图彻底破产。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之后,继续北进,占领天全,并乘胜突破了川军芦山、宝兴防线。接着,中央红军以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翻越了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夹金山,向懋功(今小金)方向前进。这时红四方面军正由岷江地区分路西进,先头部队攻占懋功,一部进到达维。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北进达维途中,同红四方面军一部会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到达懋功地区。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余万人。

  早在1934年冬,在国民党军集中40多个团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亦称鄂豫皖苏区)围攻的情况下,根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指示,红军第25军2900余人于11月16日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开始长征。12月,红25军转战到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庾家河地区。此后,红25军在鄂豫陕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至1935年5月,经过蔡玉窑、文公岭、石塔寺等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开辟了鄂豫陕边苏区。7月上旬在袁家沟口歼国民党军1个旅,接着北出终南山,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红25军为配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北上,于16日从西安以南丰裕口出发,经户县、周至县境西进,进入甘肃,攻占两当。转而北进,于 9月16日在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苏区)的永坪镇同红军第26、第27军会师。接着,合编为红军第15军团。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和当面情况,提出了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而张国焘却主张向青海、新疆或西康(今四川西部、西藏东部)等偏僻地区退却。为统一战略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决定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据此,中革军委制定了夺取松潘的战役计划。7月18日,中共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21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兼),政治委员陈昌浩(兼),参谋长叶剑英。另将中央红军的第1、第3、第5、第9军团依次改为第1、第3、第5、第32军。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延误了红军北上的时间,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施。8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了继续贯彻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中革军委决定进取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流域。8月15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领由第5、第9、第31、第32、第33军组成的左路军,从卓克基地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21日,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由第1、第3、第4、第30军组成的右路军,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巴西开进。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红军指战员历经艰辛,通过人迹罕至、气候变化无常的茫茫草地,左路军先头纵队于20日到达阿坝地区。右路军于8月27日到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29~31日,右路军第30军和第4军一部,采取攻点打援的战法,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49师约5000人,打开了红军向甘南前进的门户。
红军走过的水草地

  在红军右路军向班佑、巴西前进的途中,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要左路军迅速出墨洼、班佑,与右路军并力东进。红军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后,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张国焘建议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但张国焘制造借口,不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命令已进到墨洼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接着,张国焘提出红军主力南下川康边天全、芦山、道孚、丹巴等地的计划,对抗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接着,他又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中共中央。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机智地报告了毛泽东。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于 9月10日率领红一方面军第1、第3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于16日逼近川甘边界的要隘腊子口。17日拂晓,红军一举夺取了天险腊子口,18日占领哈达铺,胜利进入甘南。接着,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至此,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1年、纵横11个省、行程2万5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11月初,红军陕甘支队在甘泉附近地区同红15军团会师。会师后,中共中央再次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辖第 1军团(陕甘支队编成)、第15军团。11月21~24日,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共中央北上方针,1935年9月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之第 4、第30军分别由阿坝、包座地区南下,企图在川康边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苏区。10月8~20日,南下红军发动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击溃川军6个旅。24日,又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11月13~19日,红军在名山东北百丈地区同川军十几个旅激战7昼夜,虽歼灭川军1.5万余人,但红军也伤亡近万人。1936年2月,红军被迫向西转移,4月进入道孚、炉霍、甘孜地区。至此,红军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减为4万余人,张国焘南下行动遭到失败。在中共中央劝导和督促下,经过朱德、刘伯承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于6月接受了中共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
长征经过的雪山——川康边界的夹金山

  1935年9月,国民党军集中130多个团的兵力,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方针,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亦称湘鄂川黔苏区)和红军发动了新的“围剿”。在国民党重兵的进攻下,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红军转到外线寻求新的机动,开辟新苏区。11月19日,红2、红6军团共1.7万余人,由湖南桑植地区出发,退出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红军经4个月转战,于1936年3月30日进到贵州西南的盘县、亦资孔地区。这时,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电令红2、红6军团北渡金沙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红2、红6军团遂于31日离开盘县地区,分两路向西急进。4月25~28日,分别从云南西北部的石鼓、巨甸地段渡过金沙江,向北前进,连续翻越了几座大雪山,于7月2日到达甘孜地区,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5日,红2、红6军团和红32军奉中革军委电令,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

  7月初,红二、红四方面军从甘孜、炉霍、绥靖出发,共同北进,广大指战员以惊人的革命毅力,克服重重困难,通过了茫茫数百里的草地,击溃了国民党军的拦截,于9月初胜利进入甘南,控制了漳县、洮州、渭源、通渭、成县、徽县、两当、康县8座县城及广大地区。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由宁夏的豫旺堡附近地区南下,接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10月9日和22日,红四、红二方面军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部胜利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整整两年中,红军转战14个省,冲破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经受了艰难险阻的考验,终于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红军长征的胜利,为开展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创造了重要条件。

长征路线

红一方面军


  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1934年10月初,博古等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人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将中央红军主力及中共中央机构向西转移至湖南西部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一决定未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机关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瑞金、古城向西转移,由此开始了中央红军历时一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共1.6万余人则被留下在项英、陈毅等人领导下进行游击战,开始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蒋介石预见到中央红军的意图,在红军前往湘西的必经之路上集结大量兵力组成四道封锁线。10月21日晚,中央红军在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一带突破国民革命军第一道封锁线,25日全部渡过信丰河,携大量辎重沿粤赣、湘粤湘桂边缓慢西行。11月5日至8日,突破了广东城口与湖南汝城之间的第二道封锁线。13日至15日,在郴县、良田、宜章、乐昌之间突破第三道封锁线。25日,中央红军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西渡湘江。中央红军面对国民革命军全面进攻,于11月27日至12月1日历时5天,从广西兴安县至全州县间,才渡过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战役之后,出发时的八万余中央红军仅剩下3万余人。

  1934年12月上旬,红一方面军从广西老山界翻越了越城岭。1934年12月14日,占领贵州黎平县,打开通向贵州的门户。12月28日,尚未恢复权力的毛泽东在黎平会议上力主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提议向四川、贵州边界进军,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新苏区。这个计划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批准。1935年1月1日-1月3日,强渡乌江。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攻克遵义,进行休整。在这段时间,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旨在研判今后的军事、政治方针。遵义会议是长征乃至中共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的提议,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和严重危害。会议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总负责政治和党务,军事上则由周恩来为主、毛泽东为辅进行总指挥。不久又成立了“三人团”(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总负责军事。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红军 陕甘支队胜利到达陕甘边苏区吴起镇

  1935年1月28日-2月9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在贵州土城与国民革命军郭勋祺等部队激战,双方损失惨重,一渡赤水。1935年2月28日,再占遵义城。1935年3月21日,由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史称“四渡赤水”。1935年3月29日-3月31日,南渡乌江。1935年4月25日,进入云南,分三路西进。1935年5月9日,在云南皎平渡渡过金沙江。1935年5月25日,中央红军先遣队自四川石棉县安顺场强行渡过大渡河。1935年5月29日,占领四川泸定县泸定桥。

  1935年6月12日-7月7日,中央红军部队翻越四川夹金山、梦笔山、亚克夏雪山、昌德山、打古山。1935年8月29日-8月31日,全歼堵击红军北上的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门户。后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合。然而,因为张国焘坚决南下而反对中央的“北上路线”,冒险度过大草地的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又被迫分裂。1935年9月17日,激战腊子口,进入甘南哈达铺。1935年10月7日,翻越六盘山。1935年10月19日,抵达吴起镇(今陕西吴旗县),红一方面军长征结束。
  

红二方面军


  红二方面军是长征后期组成的,下辖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军长贺龙。1935年11月19日南下湖南桑植刘家坪开始展开长征,于1936年4月在云南丽江渡过金沙江,翻越玉龙雪山。1936年7月2日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1936年7月5日,奉中央军委指示,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在红四方面军左纵队之后跟进,1936年10月22日在甘肃静宁县将台堡(今属宁夏)与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会师,行程近两万里。
  
红4方面军在长征中刻的标语

红四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是工农红军主力之一,由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领导,1931年11月7日成立于鄂豫皖苏区。1932年5月遭受国军围剿,9月突围西行5千里,于12月过大巴山入川北,1933年1月占领通江,建立川陕根据地,这是第一支红军的长征。

  1935年3月28日至4月21日,张国焘战略配合红一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令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强渡嘉陵江,向西挺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5月中旬占领了茂县、理番。6月,抵达岷江以西的懋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6月17日,张国焘、陈昌浩反对向东向北发展的川陕甘方针,复电中共中央,认为“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敌已有准备”、不宜过岷江东打。提出向西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 不久,张国焘率左路军穿过松潘草地到达阿坝后,拒绝继续北上,南下再过草地,希望能在西康创建根据地,但屡遭挫折,部队损失严重。

  同年8月,两军混编共同北上,红四方面军主力和中共中央军委为左路军。

  1936年7月,张国焘最后同意红四方面军主力向毛儿盖集中,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二、六军团旋即组成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1936年10月22日,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结束。期间嘉陵江战役、土门战役、包座战役、绥崇丹懋战役、天敬雅邛大战役等战役,国民革命军伤亡5万余人。
  

红二十五军


  红二十五军1931年10月成立于鄂豫皖苏区,1934年10月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红二十五军主力和鄂豫皖省委从河南省罗山县向西转移,进入陕南,11月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此时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参谋长戴季英、政治委员吴焕先、政治部主任郑位三。1935年7月,为策应中央红军,西进甘肃东部,9月到达陕甘苏区,与刘志丹陕北红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会于延安附近,成立第十五军团,共约七千人。在红一、三军团到达陕甘苏区后,与之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长征中的重要会议


  在长征过程中,召开了许多重大的会议,有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有些会议是匆匆召开的,如巴西会议,有的会议是在条件成熟的条件下召开的,如遵义会议。在大会上,有激烈的争吵,也有和风细雨………正是这些会议,才让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让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县城召开的通道会议

  1934年12月18日在贵州省黎平召开黎平会议

  1934年13月31日-1935年1月1日在贵州省瓮安县召开猴场(今草塘镇)会议

  1935年1月15日-17日在贵州省遵义召开遵义会议

  1935年2月5-9日在云南省扎西(今威信)召开扎西会议

  1935年5月12日在四川省会理召开会理会议

  1935年6月26日在四川省懋功以北召开两河口会议

  1935年7月21-22日在四川省黑水县泽盖乡芦花村召开芦花会议

  1935年8月4-6日在四川省松潘县毛尔盖区的沙窝寨子(今血洛)召开沙窝会议

  1935年8月20日在四川省松潘县毛尔盖区上八寨乡召开毛儿盖会议

  1935年9月2日在四川省若尔盖县巴西乡召开巴西会议

  1935年9月12日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即高吉)召开俄界会议

  1935年9月27日在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召开榜罗镇会议

  1935年10月22日在陕西省赤安县吴起镇召开吴起镇会议

长征中的重要战役  

喋血湘江


  1934年11月25日~12月1日 ,中央红军在全州(今广西全州县)以南湘江东岸与敌浴血奋战。湘江战役,是蒋介石精心策划的一次大战役,也是红军长征经历的第一场恶战。蒋介石投入嫡系部队和湘、粤、桂三省地方军阀部队近30万人的兵力,妄图全歼我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敌我力量如此悬殊,“左”倾领导人的错误决策又给红军造成了全盘被动,在这种险恶的情况下,红军还是突破了湘江。然而,这是给红军带来巨大损失的一场血战。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减少到3万余人。
  

四渡赤水


  四渡赤水战役,是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一个决定性战役。1935年1月29日~3月22日,毛泽东以自己特有的伟大战略眼光,灵活指挥3万余人的红军,与10倍于己的优势敌人周旋,东西驰骋千里,南北往返数次,忽南忽北,声东击西,屡用奇兵,调动敌人,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奇迹。在四渡赤水作战中,红军进行了大小40余次战斗,共歼敌1.8万余人。中央红军从此一反长征以来的被动挨打局面,取得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
  

强渡大渡河


  1935年5月21日,中央红军从冕宁泸沽地区分左右两路北进。5月24日,中央红军先遣队红一师第一团夜袭安顺场(在四川石棉县境内),消灭守敌两个连,夺得渡船1只。5月25日 ,红一团一营二连17名勇士,由连长熊尚林率领,乘木船战胜激流骇浪,冲过敌人的重重火网,强行渡过了大渡河。红军从当年太平天国石达开全军覆没之地杀出一条生路。尽管红军大部队没有全部从这里渡河,但这一英雄壮举震撼了敌人,也为红军沿大渡河两岸北上夹击泸定桥守敌创造了有利条件,对红军夺取整个大渡河战役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意义。
  

飞夺泸定桥


  泸定桥的东桥头与泸定城相连,由川军第三十八团主力防守。在红军到达之前,守军已将铁索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下13根铁索链悬在大渡河上,形势十分险恶。1935年5月29日, 红军左纵队先头部队红四团一营二连22名英雄,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敌人火力,攀踏着悬空的铁索向东桥头攻击,胜利占领大桥。红军后续部队跟进,迅速击溃守敌一个团,占领泸定桥。中央红军主力从泸定桥渡过了大渡河。这样,蒋介石企图使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彻底破灭。
  

嘉陵江战役


  1935年3月28日~4月21日,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发起并成功地进行了强渡嘉陵江战役。红四方面军共歼敌1万余人。相继攻克9座县城。这次渡江作战,红军强渡的江河之宽,渡过的人数之多,取得的战果之大,在红四方面军的战史上是空前的,在整个红军战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这次战役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策应了中央红军的作战行动。
  

包座战役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确定了两军共同北上,在川陕甘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班佑以东的上下包座位于四川省松潘县北部,地势险要,卡在红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路上。1935年8月29日,红三十军向上包座守敌发起攻击,8月31日,攻占上包座。与此同时,第四军一部也向求吉寺守敌攻击。此役歼灭包座地区守敌及敌援军第四十九师大部,共毙、伤、俘敌5000余人,缴获机枪50余挺,长短枪1500余支。包座战役的胜利,扫清了红军北上的障碍,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大门。
  

攻占腊子口


  腊子口位于甘肃迭部县境内,是四川通往甘肃的重要隘口,素有天险之称。腊子口两边是悬崖峭壁,中间是一条水深流急的腊子河,河上架有一座木桥,这是进入腊子口的惟一通道。敌人在这里布置了两个营的兵力防守,严密封锁红军北上的道路。1935年9月17日,红军先头部队第一军第二师第四团攻占腊子口天险,突破敌人封锁线,粉碎了敌人企图把红军困死在草地的计划。
  

直罗镇战役


  1935年11月初,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后,毛泽东、彭德怀决定在直罗镇(在今陕西富县境内)发起歼灭战。11月21日~24日,红军围歼东北军第一○九师,共计俘虏敌人5300多人,打死敌师长牛元峰以下1000多人。这次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加速了国民党营垒的分化,对以后的西安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为党中央奠基西北打开了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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