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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14091 次 历史版本 0个 创建者:小白不白 (2011/2/16 16:32:09)  最新编辑:小白不白 (2011/2/16 16:32:09)
海上丝绸之路
拼音:Hǎi shàng sī chóu zhī lù
同义词条:陶瓷之路,香药之路,南海丝绸之路,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料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丝绸除了经由西北丝路输往中亚、西亚和非洲欧洲外,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销往世界各国。后来,中国瓷器也经由这条海上交通路线销往各国,西方的香药等则通过这条路线输入中国,故这条海上丝路也称“陶瓷之路”或“香瓷之路”。 
 
  

概述

 
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该路主要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广州,所以又称南海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在陆上丝绸之路之前,已有了海上丝绸之路。它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海道交通大动脉。自汉朝开始,中国与马来半岛就已有接触,尤其是唐代之后,来往更加密切,作为往来的途径,最方便的当然是航海,而中西贸易也利用此航道作交易之道,这就是我们称为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通道在隋唐时运送的主要大宗货物是丝绸,所以大家都把这条连接东西方的海道叫作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宋元时期,瓷器的出口渐渐成为主要货物,因此,人们也把它叫作“海上陶瓷之路”。同时,还由于输入的商品历来主要是香料,因此也把它称作“海上香料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汉武帝之时。从中国出发,向西航行的南海航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线。另一条由中国向东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东海航线,它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占次要的地位。海上丝绸之路分两条路线:一条是东海丝路;一条是南海丝路。

东海丝路

 
  东海起航线最晚始自周武王灭纣,建立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时,他封箕子到朝鲜,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到达朝鲜,教其民田蚕织作。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由此通过黄海最早传到了朝鲜。

南海丝路

 
汉代印度洋航线图
汉代印度洋航线图
  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是唐宋以后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广州,所以称南海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从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已取代徐闻、合浦而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唐宋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元代时,广州的中国第一大港的位置被泉州替代,但广州仍然是中国第二大港,依然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明初、清初海禁,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自古以来,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有多条航线。1784年,美国“中国皇后”号访粤,标志着美国直达广州的航线的开通。海上丝绸之路因运送其他货物而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之称。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两条主线路,比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更为悠久。东海起航线始自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建立之初,武王派遣箕子到朝鲜传授田蚕织作技术。箕子于是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走水路抵达朝鲜。这样,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通过黄海最先传到了朝鲜。秦始皇(公元前221年)兵吞六国时,齐、燕、赵等国人民为逃避苦役而携带蚕种和随身养蚕技术不断泛海赴朝,更加速了丝织业在朝鲜的传播。
 
  中日两国之间一衣带水,通过朝鲜半岛或经由日本海环流水路,交往十分方便。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关于蚕业的传说。传说在公元前219~210年,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丹,曾派徐福率领童男、童女、船员、百工、数千人东渡日本,传播养蚕技术,日本人民后尊祀徐福为“蚕神”。也有记载说,公元前三世纪,江浙一带的吴地有兄弟二人,东渡黄海日本,传授蚕织和缝制吴服的技艺。其后,内地人士或经由朝鲜、或从山东出发,三三两两地到日本定居,交往十分密切,并促进了日本蚕业的发展。
 
  据日本古史记载,西汉哀帝年间(公元前6年),中国的罗织物和罗织技术已传到日本。公元三世纪,中国丝织提花技术和刻版印花技术传入日本。隋代,中国的镂空版印花技术再次传到了日本。隋唐时期,日本使节和僧侣往来中国频繁,他们在浙江台州获得青色绫,带回日本作样板,仿制彩色锦、绫、夹缬等,日本至今仍沿用中国唐代的名称,如:绞缬、腊缬、罗、绸、绫、羽等。
 
  唐代,江浙出产的丝绸直接从海上运往日本,丝织品已开始由礼物转为正式的商品。奈良是当时日本的首都,可以说是中国丝绸之路的终点,正仓院则是贮藏官府文物的场所。今日的正仓院已成了日本保存中国唐代丝织品的宝库,其中的很多丝织品即使在大陆也很难见到,诸如彩色印花锦缎、狮子唐草奏乐纹锦、莲花大纹锦、狩猎纹锦、鹿唐草纹锦、莲花纹锦等,还有不少中国工匠当时在日本制作的、兼具唐代风格与日本民族特色的丝织品。
 
  宋代也有很多的中国丝绸被运往日本。元代,政府在宁波、泉州、广州、上海、澉浦、温州杭州设置市舶司,多口岸向日本出口龙缎、苏杭五色缎、花宣缎、杂色绢、丹山锦、水绫丝布等。明代则是日本大量进口中国丝绸的时期,这一时期,日本从中国输入的生丝、绢、缎、金锦等不计其数。
 
  清初(1644年),统治者担心国内人民出海与明末抗清志士勾结,于是采取海禁政策,后由于国内外的强烈反对而陆续开放。此时,日本仍继续大量进口中国生丝。1633~1672年间,日本每年进口的中国丝仍在20万斤以上,这是由于日本人民服用丝绸十分普遍,而当时的日本国战乱连连、蚕业衰退,国内生产的生丝数量锐减、品质不良的缘故。此时还有山东陕西安徽浙江等地的商人直接从事海上贸易活动,远航至日本等国,以中国的绸绫等换取椒、檀、铜、藤等货物。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中国政府为了换取日本出产的铜,允许中日官方往来,进行丝绸贸易。此后,中国的丝绸更源源不断地被运往日本。
 
  日本在大量进口中国丝绸的同时,积极引进中国的桑种、蚕种和先进技术,并于1868年前后确立了振兴蚕丝业的基本国策,积极学习欧洲的蚕丝实验科学,订立奖励专利政策,兴办科教机构,蚕丝业从此欣欣向荣。1909年,日本出口的生丝已达到8372吨,超过了中国(7480吨),位居国际首位,其后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直到1977年产丝量才重又超过了日本。

历史发展 

先秦南和越国时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
  先秦南和越国时期,岭南地区海上交往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早在距今6000年左右,岭南先民已经利用独木舟在近海活动。
 
  距今5000~3000年期间,东江北岸近百公里的惠阳平原,已经形成以陶瓷为纽带的贸易交往圈,并通过水路将其影响扩大到沿海和海外岛屿。
 
  通过对海船和出土陶器,以及有肩有段石器、铜鼓和铜钺的分布区域的研究得知,先秦时期的岭南先民已经穿梭于南中国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岛屿,其文化间接影响到印度洋沿岸及其岛屿。
 
  根据出土遗物以及结合古文献的研究表明,南越国已能制造25~30顿的木楼船,并与海外有了相当的交往。
 
  南越国的输出品主要是:漆器、丝织品、陶器和青铜器。输入品正如古文献所列举的“珠玑、犀(牛)、玳瑁、果、布之凑。”主要的贸易港口有番禺(今广州)和徐闻(今徐闻)。  
  

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

 
  《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说明“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于汉武帝灭南越国之后。东汉(特别是后期)航船已使用风帆;大秦(罗马帝国)已第一次由海路到达广州进行贸易;中国带有官方性质的商人也到达了罗马。这标志着横贯亚、非、欧三大洲的、真正意义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
 
  随着汉代种桑养蚕和纺织业的发展,丝织品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输出品。乳香(薰炉)和家内奴仆(托灯俑)乃以往输入品中所未见。
 
  由于两汉版图扩张到今东南亚的部分地区,政府加强了海上丝绸之路沿海港市的管理,例如在今徐闻“置左右候官,在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也出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商业城市,例如番禺、徐闻、合浦(今合浦附近)、龙编(今越南河内)、广信(今梧州)、布山(今贵港)和桂林(今桂林)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岭南与内地的水路和陆路交通也由此显得重要而得到修治。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孙吴政权黄武五年(226年)置广州(郡治今广州市),加强了南方海上贸易。
 
  有史料可稽,东晋时期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对外贸易涉及达十五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包括东南亚诸国,而且西到印度和欧洲的大秦。经营方式一是中国政府派使团出访,一是外国政府遣使来中国朝贡。
 
  丝绸是主要的输出品。输入品有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翡翠、孔雀、金银宝器、犀象、吉贝(棉布)、斑布、金刚石、琉璃、珠玑、槟榔、兜銮等。
 
  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易的发展,致使对外贸易收入成为南朝各政权的财政依赖。
      

泉州与“海上丝绸之路”

 
  泉州位于东南沿海地区,唐末五代筑城时环植刺桐树,故别称刺桐城。城东南的泉州港(亦称刺桐港),港湾交错,水道深邃,历史上便以“三湾十二港”的优势开辟海上丝绸之路。
  

良港众多 条件优越

 
  泉州的重要在于港口,由泉州湾、深沪湾、围头湾构成的古刺桐港(泉州港),有长达140公里的海岸线,曲折绵延,沿岸有洛阳港、后渚港、蚶江港、深沪港、围头港、安海港等十二港。尤其是后渚港控制晋江下游,水道深阔,港湾曲折,是天然良港,为泉州古代海交外贸的兴盛提供了优越的地理条件。
  

南朝五代 海交初兴

 
《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
《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
  泉州以海外交通发达著称于世,是从公元6世纪的南朝开始的。南朝(520-527年)间,天竺(印度)高僧拘那罗陀来到泉州,住在九日山延福寺翻译《金刚经》,这是迄今已知泉州最早的海交史料记载。
 
  到了唐代,泉州和广州、交州、扬州并称为我国四大对外贸易港口,唐王朝特在泉州设置“参军事”,管理海外交通贸易。当时,泉州出现“市井十洲人”的繁荣开放景象。
 
  五代时,闽王王审知很重视海外贸易,“招来海中蛮吏商贾”,用铜铁陶瓷交换蕃商的金贝、珠宝和香料。王审知的侄儿王彬任泉州刺吏,积极开展海外贸易,被称为“招宝侍郎”。接下来,先后统治泉州的留从效和陈洪进,也都继续采取与海外各国贸易的政策。
  

宋元时期 海交繁荣

 
  北宋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分裂割据的混乱局势,泉州的海外交通贸易更加繁荣。在宋代,泉州港经历三次飞跃:北宋中期,赶上并超过明州(宁波),仅次于广州;南宋初年赶上广州,与广州并驾齐驱;到了南宋末年,泉州超过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贸易港。
 
  宋代,泉州的造船业和航海业就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北宋惠安进士谢履的《泉南歌》说:″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这是宋代泉州造船业发达的真实写照。
 
  1974年,泉州后渚港出土宋代古船轰动世界。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出土木质海船。出土时,残长24.2米,残宽9.15米。该船可载重200多吨,相当于唐代″陆上丝绸之路″一支700多头骆驼驮运的总重量,由此可见“海上丝绸之路”运输确实比″陆上丝绸之路″具有巨大优越性。
 
  据统计,宋代泉州与57个国家和地区有海交贸易关系,刺桐港呈现“闽海云霞绕刺桐”、“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宋元佑二年(1087年),泉州正式设立市舶司。绍兴年间,泉州市舶的年收入近百万缗之多,约占南宋王朝全部财政收入的五十分之一。泉州市舶司设在府治南门水仙门(今水门巷)内,其遗址至今仍存,是″海丝″的重要实物见证。
 
  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委任弃宋投元的阿拉伯人蒲寿庚招徕蕃商互市。此后,元朝多次重大的招谕活动,都从泉州港启航。在元代,泉州与9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经济贸易文化联系,“海上丝绸之路”达到鼎盛时期。马可•波罗以及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都盛赞泉州港与亚历山大港并驾齐驱。
  

明清衰落 史迹犹存

 
  到了明清时期,泉州港由盛转衰。明朝政府实行海禁,泉州港逐渐衰落,以致后来渐不为人所知。19世纪时,马可•波罗《游记》提到的世界最大港口究竟在哪里?是不是在泉州?曾引起一场国际性的(刺桐)地名学术大论争。外国学者为此地名争论不休,竟不知刺桐即是泉州的别称。20世纪20年代,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张星火良陈万里偕德国学者艾克前来泉州考古。当他们来到这座已被遗忘的中古名城,那随处可见的各种历史遗迹,简直令他们大为惊讶和兴奋不已。张星火良在《泉州访古记》将泉州保存下来的大量文物披露于世,考证阐微,结束了19世纪以来一直困惑欧洲史坛的ZAITUN(刺桐,亦即泉州)这一地名问题的争论。
 
  日本的权威学者桑原骘藏在《蒲寿庚考》一书中总结了这场国际性讨论的结论是“ZAITUN为中国古时第一商港,而征之汉籍,宋末及有元一代,沿海商港,无一能及泉州。”
  

联合国“海丝”考察泉州

 
  促成上世纪末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队”来泉州,实际上掀开了泉州申报“世遗”的帷幕。
 
  早在1987年2月,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捎回该组织关于“丝绸之路整体研究”的初步规划。当时地处东南海隅的泉州并没有引起决策者的注意。1988年12月一封北京来信打破了泉州的平静。写信者是首任中国驻阿曼大使袁鲁林同志,袁大使解放初期在福建工作过,对泉州名胜古迹留有深刻印象,故来信争取把泉州纳入考察计划。  
 
  泉州海交馆迅速作了反应,组织一班人员在一星期内编纂一本近200页码的材料:《为了“海上丝绸之路”考察计划的圆满成功——请注意:泉州应是这项科学考察最重要、最理想的地方之一》,于1988年12月30日编纂成册。泉州市政府随即派人专程赶往北京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
 
  1989年泉州被联合国正式列入海上丝绸之路考察点,并确定在中国境内举行两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一是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主题为“陆上丝绸之路与10世纪以前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一是在泉州召开,主题是“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联合国决定考察16个国家的21个港口及有关城市,其中包括中国泉州。
 
  1991年2月14日,正是马可·波罗离开泉州返国700周年的纪念日,联合国考察船在隆重的欢迎仪式中缓缓驶进泉州港,开始为期6天的考察与学术研讨。在泉州期间,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名外交官、学者、记者考察了海交馆、圣墓、洛阳桥、开元寺、东西塔、古船馆、老君岩、九日山、清净寺、草庵、陈埭回族史馆、法石村;观赏地方戏剧、木偶、文艺踩街;在华侨大学参加两天“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讨论会;考察队在九日山勒石纪念;在天后宫举行仿古祭海欢送仪式,然后从后渚港登船往韩国继续考察。迪安博士激动地称,在泉州的考察把整个考察活动推向高潮,考察队几乎要被泉州的热情和欢乐所沉浸……
  

“海丝-泉州”申报“世遗”

 
“海上丝绸之路”申遗活动
“海上丝绸之路”申遗活动
  从2001年起,泉州正式提出用“海上丝绸之路——泉州”为题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泉州的优势在于它所保存下来的宋元时期的海交文物数量之多、种类之繁、内容之丰富、涵盖面之广泛,不仅居中国沿海诸港之最。更为重要的是,它充分体现了中世纪″海丝″所带来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对话、共处交融的历史过程。泉州的优势还在于:自宋代以来,包括戏剧、音乐、方言、习俗等融合着″海上丝绸之路″时代众多外来文化因素的动态文化遗存仍旧生生不息、传承至今,其价值之高,早为国际学术界所珍视。
 
  泉州申报“世遗”引起海内外各界人土的关注与支持。2002年1月24日,在省政协八届五次会议上,省政协委员林少川领衔提出《举全省之力,打造福建″海丝″名牌》的提案;1月26日,省人大代表黄秋润又领衔提出《加大力度做好“海丝”文化申报“世遗”工作,力争申报成功》的议案,都引起广泛的关注与支持。一时间,泉州“海丝”申报“世遗”成了全省瞩目的“两会”热门话题。
 
  2002年元宵佳节,中国泉州“海丝”文化节隆重举行,这是配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海上丝绸之路史迹——泉州”举办的一次重要活动,向世界展示泉州丰富的文化积淀,推动申报工作的进展。从2002年起,泉州市政府每年连续举办“海丝”文化节,力争“世遗”花落泉州。

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史迹

 
  据专家们的考证,古代广州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商品贸易和中外文化交流,所以这条路又叫作文化之路、友谊之路。至今广州仍保留有这方面的丰富的文化遗迹。
 
  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址遗物有光孝寺、西来初地、六榕寺、海幢寺、南海神庙、怀圣寺与光塔、清真先贤古墓、长洲的琐罗亚斯德教徒墓地、外国人墓地、柯拜船坞、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银盒和铜熏炉等。
 
  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地名有西来古岸、扶胥港、光塔路、十三行、宝顺大街、濠畔街、沙面、琶洲、丹麦人岛、法国人岛等。
 
  与海上丝路有关的人物就更多了,主要的有:牛应、康泰、昙摩耶舍、求那跋摩、拘那罗陀、菩提达摩、常骏、王君政、义净、杨廷壁、阿布•宛素葛、伍秉鉴、潘仕成等。
  

古琶洲塔

 
琶洲塔
琶洲塔
  琶洲塔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琶洲(今新港东路),靠近珠江边。塔址原为珠江的洲渚。琶洲塔建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塔为八角形楼阁式砖塔,内膛为八角直井式,外观9层,内分17层,高50多米。传说当年珠江中常有金鳌浮出,所以原称海鳌塔;又因建塔的山岗为两山相连如琵琶,故称为琶洲塔。塔名沿用至今。
 
  琶洲塔古代屹立江心,似中流砥柱,又因塔可作导航的标志,故有“省城华表”之称,“琶洲砥柱”是清代羊城八景之一。琶洲塔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琶洲历史上也曾经是古代著名的海港,叫琶洲港,是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遗址。我们在珠江游的游船上会看到这座著名的琶洲塔。
  

柯拜船坞遗址

 
  黄埔港是今广州港口作业区之一,它是华南最大的沿海和远洋交通运输的枢纽。隋唐时期,黄埔港湾已是船舶进出广州的外港停泊地。
 
柯拜船坞遗址
柯拜船坞遗址
  柯拜船坞位于黄埔长洲岛西北部现黄埔造船厂内。船坞是用老板约翰•柯拜的名字命名的。1845年大英轮船公司职员柯拜受大英轮船公司派遣,负责公司送入黄埔修理船只的监修工作。他在当地租了几个泥船坞,雇佣了一批中国工人办起了一间修船厂,后毁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1860年,柯拜的儿子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所得的赔款,将泥船坞改建为石船坞,后人称之为柯拜船坞。
 
  柯拜船坞是外国人在中国开设的第一个船坞,也是中国现代造船业的开端。船坞在19世纪60年代为中国最大的石船坞。
 
  船坞长167.64米,坞口宽24.38米,深为5.19米,有两道浮门分为内外两区、可供5000吨轮船入坞修理。1863年,柯拜的儿子小柯拜将船坞卖给怡和洋行财团,结束了柯拜船坞的历史而成为香港船坞公司的一部分。
 
  柯拜船坞遗址对研究中国产业工人的诞生和中国造船工业史有重要的价值。
  

琐罗亚斯德教徒墓地

 
  位于黄埔长洲岛的巴斯山山顶上的无声塔是世界最为古老的宗教之———琐罗亚斯德教教徒的墓地。
 
  巴斯山海拔38.9米高,墓地面临珠江,内有成人墓10多座,按埋葬的先后向东参差排列。根据墓碑标记,最早的葬于1847年,迟的葬于1852年。各座墓的地面部分均用花岗岩石砌筑成阿拉伯式石棺。碑文则刻凿在顶盖石的上面,分别记载死者的名字、宗教信仰及去世的日期、地点、年龄等。
 
  琐罗亚斯德教徒墓地占地约1000平方米;是清朝番禺地方政府划定给旅居广州的琐罗亚斯德教徒的专用墓地。该墓地也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史迹之一。
  

莲花塔与莲花城

 
  在广州市番禺区东部珠江近海处有一个莲花山风景名胜区。莲花山上有被誉为“省会华表”的莲花塔和清康熙年间建造的莲花城等古迹,分别被列为省、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样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史迹。
 
  莲花塔建于明万年四十年(1612年),原名文昌塔。因山上多砺石(可作磨刀石)、以及东面山坡上有一天然的狮形岩石,所以又名石砺塔和狮子塔。为番禺举人李惟凤等建。这座楼阁式的砖塔,平面八角形,外观9层,内连暗层11层,层层铺设木板,粉墙红柱,绿琉璃瓦,八角攒尖顶,总高约50米。因雄踞珠江入口,故有“省会华表”之称。
 
  莲花城在莲花山东北角,名为城,却是一座城堡。该城面积万余平方米,建于清康熙三年(1664年),为不规则椭圆形的城堡式建筑。城墙内外均用石块80砖块砌成,有10多米高。它远经虎门,近靠狮子洋,所以说它是“府城捍山”。当年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以台湾为基地,进攻东南沿海,使清廷上下寝食不安,便下令实施海禁,由沿海18乡提供原料和夫役在莲花山上下建筑城堡,作为军事防区。今天我们见到城墙上的砖块有六七种规格.且红杂相混,五颜六色,可见是用各乡祠庙民房的旧物作为建筑材料的。
 
  清朝钦差大臣、两广总督林则徐也曾将莲花城作为抗英的第二道防线,可见莲花城地位之重要。
 
  这里是珠江进出口处,莲花山上的莲花城和莲花塔,多少年来屹立在这里,亲睹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历史。
  

清代广州一口通商

 
  广州作为汉唐以来的大港口,长盛不衰,繁荣至今,那是举世罕有的。广州自汉、唐、宋、元、明代以来,海上丝绸之路一直在发展,规模越来越大,航线越来越多、越长,令广州成为一个两千年历久不衰的商港。
 
  到了清代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正式公布开放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省沿海为通商贸易地点,并在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设立四个海关,主持对外贸易。其时,荷兰最早被批准与广州贸易,随后英、法、丹麦、瑞典也来广州设立商馆,其中英国来船最多,贸易额最大,此为“四口通关”。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下诏关闭浙江宁波、福建漳州和江苏云台山三地口岸,只保留广东广州一地口岸,历史上称为“一口通商”时期。
 
  广州“一口通商”先后延续了83年之久。期间,广州进出口贸易大增,收入由1792年的白银1300多万两增加到1837年的5500多万两。45年时间,英国对广州贸易增加了80%左右,而美国则几乎增长了三倍。
 
  清政府之所以决定“一口通商”政策,主要是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拓展贸易,与清廷闭关锁国政策发生了矛盾,再加上对当时国际形势和民族矛盾的考虑而作出的。
  

十三行路与十三行

 
广州十三行
广州十三行
  十三行路是广州现今的一条马路名,位于广州文化公园的北面。在明清时期,这里包括现广州文化公园范围的整片土地,都是广州对外贸易的中心地带。
 
  十三行是洋行的前身,原指清代专做对外贸易的牙行,因最初有13家而得名。
 
  为了接待外国商人,外商在十三行街区设有“商馆”,亦称“十三行夷馆”。该馆为外商住宿、办理商务和堆放货物之用。建筑以三层小洋楼为主,多具西方建筑风格。
 
  十三行的成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外商不能直接与中国商人接触,所以要有中介商人来主持对外贸易。于是广州便有了“十三行”这个垄断对外贸易的经济组织和经济形式,并让对外贸易权掌握在十三行商人的手中。
 
  十三行的业务有什么特点呢?明清时期,广州的外贸全属官营,十三行则垄断了广州的对外贸易。到了乾隆年间,该行业务发展很快,便分工为外洋行、本港行和福潮行三种,分别办理对外国商人,对暹罗贡使及商人和潮州、福建商人的贸易事务。行商的主要作用有五:包销外商运来的商品;代缴关税和各种现租;代替外国购买各种出口物资;对外商一切活动负保证监督之责;代替政府向外商传达政令,办理一切交涉事宜。
 
  广州十三行贸易垄断一直延续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长达1个半世纪长盛不衰。在这一时期,广州的贸易以其得天独厚的地位,处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十三行富甲一方、名扬天下的巨富有潘启官、卢观恒、伍秉鉴、叶上林等,他们创办的同文行、广利行、怡和行、义成行最为著名。现在人们仍然可以从广州西关的同文路、怡和大街、宝顺大街(宝顺行)、普源大街(普源行)、仁安街(仁安行)这些由洋行命名的街道中,寻觅到当年十三行一度辉煌的历史痕迹。
 
  那年间,十三行内外樯桅林立,彩旗飞扬。但它很快衰落了。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炮舰轰开了清朝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战败的清廷被迫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广州长达83年的“一口通商”和十三行的垄断特权被取消。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滚滚硝烟中,愤怒的广州民众焚烧了外国商人居住的夷馆,十三行也在这场大火中化为灰烬,结束了它长达156年的对外贸易特权的历史。
 
  当然,十三行衰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当年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扭转中英贸易逆差,谋取更多的利润,竟无耻地向中国倾销鸦片。乾隆十三年(174年),鸦片出口仅占英国货物的八分之一,到乾隆末年,鸦片输入量已占输入货物的二分之一了,道光年间,数量更加惊人。鉴于此,清廷不得不下令派出林则徐来广东查禁鸦片。
  

粤海关大楼

 
  粤海关大楼是一座上面有钟楼的西洋式建筑,它是广州近代西方新古典主义建筑的代表作之一,俗称大钟楼。楼上大钟响时,钟声清脆,声传十里,在芳村区也能听到。
 
  上面讲到,清政府由原四口通关到广州一口通关整整近一个世纪时间内,促进了广州对外贸易的增长与发展。
 
  粤海关创立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它与江海关、津海关合称全国三大海关。1913年拆去旧楼,由英国建筑师戴卫德•迪克设计新楼,晖华工程公司承建。
 
  粤海关大楼落成于1916年。大楼坐北朝南,四层建筑。四层以上建钟楼,钟楼部分位于大楼中央前部,上为穹顶。粤海关大楼高31.85米,建筑面积4421平方米。大楼内部各室高大宽敞,光线柔和充足,室内配有壁炉,柚木门窗顶略呈平缓的拱形,地板多以山樟木铺砌。各层走廊宽阔,花阶砖铺地,彩磁砖墙裙。原有的电梯已拆去,花岗岩石楼梯完好无缺。
 
  该楼现为广州海关的办公大楼。
  

沙面租界及西洋古建筑群

 
  当步入广州,或从西堤乘船参加“广州夜游”之时,人们会很惊奇地发现,在喧哗闹市中居然会有一方净土,幽静的浓浓的绿荫下,耸立着一幢幢具有西洋古建筑风情的洋楼,它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素有“广州第九景”美誉的沙面西洋古建筑群了。
 
  沙面,建于清代和民国初年,占地面积330亩。沙面原是古珠江江心岛中流沙的一部分,是渔民聚居之地。
 
  从宋代开始到清代,这里曾是对外通商的要津和十三行的仓库,鸦片战争时期曾经是城防要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1857年这块宝地被英法侵略者看中了。1861年9月3日,广东官员劳崇光代表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租约,从此沙面便成为我国最早的“租界”之一。又是我国惟一的“租界岛”。此后又有19个国家相继在此建立起领事馆,还兴建了一批教堂、洋行、邮局、电报局、商行、医院、酒店和住宅,当时的住户多是各国领事馆、银行、洋行的职员,以及外籍的税务官和传教士。
 
  沙面建筑物的主要形式有新古典式、新巴洛克式、券廊式和各欧式建筑,共150多栋。还有古树名木158株。
 
  这里现在建有白天鹅宾馆、胜利宾馆、沙面公园、沙面网球场、游泳场等的现代建筑。是广州市第一批公布的历史文化保护区。
在沙面、芳村和海珠区三地环抱中的江面叫白鹅潭。每当夜圆月高照,凉风习习,华灯齐放时,四周传来阵阵的美妙歌声,一个非常幽雅写意的景致出现了,那就是脸炙人口的旧羊城八景之一“鹅潭夜月”。

海上“丝路” 考察热

 
海上丝绸之路足银仿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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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福建泉州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广州也表现出更大的申报热情,同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点的泉州、广州两个重贸城市,哪一个起点最早、航线最长、遗址最丰呢?当然是广州。让我们随着最近世界上出现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察热,去审视一下古代曾经辉煌的广州吧!
 
  1979年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和我国学者朱少伟陈炎等,以其有关古代海上“丝路”的论著,揭开了这股国际性研究考察热的序幕。
 
  接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拟定了《海上丝绸之路考察研究十年规划》,并派出“和平方舟号”豪华游艇,沿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抵达海上“丝路”发样地广州等地,进行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和考察。
 
  阿曼苏丹国仿古木帆船“苏哈尔号”抵达广州考察访问,并在10周年后派遣文化使团前来广州举行纪念活动。
 
  瑞典政府耗巨资打捞18世纪初三四十年代曾三次往返广州--哥德堡的古代海上“丝路”的沉船残体,并派遣历史代表团携着从沉船中打捞上来的货物到香港举办展览会,到广州举行有关学术交流活动,寻找当年在广州装货的起锚地。
 
  与此同时,法、德等国许多年青人也纷纷自筹经费,亲自驾驶专门订造的仿古帆船,沿着古代海上“丝路”,按照古代完全利用风力的航海方式,进行古代海上“丝路”的考察探险活动。
 
  所有这些活动,都把这股国际性的古代海上“丝路”考察热推上了高潮。
 
  趁着这股热浪,让我们到广州几个与古代海上“丝路”关系密切的景点景区走一走,追忆过去,珍惜今天,展望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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