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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9628 次 历史版本 0个 创建者:黔州王华 (2011/2/16 14:04:55)  最新编辑:黔州王华 (2011/2/16 14:04:55)
乾嘉学派
拼音:Qianjia Xuepai
英文:Jiaqing school
同义词条:乾嘉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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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嘉学派是指清代的一个学术流派,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各个方面的考据而着称。由于学派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顶盛,故得名。

简介

 
  乾嘉学派,又称“乾嘉之学”,是清代的一个学术流派,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各个方面的考据而著称。由于学派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顶盛,故得名。
 
  学派的主要创始人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其后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阎若璩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乾嘉学者搜集钩沉,辑佚许多亡佚的文献典籍,例如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出经部432种,史部8种,子部152种。
 
  学派研究的对象上至天文地理,下至各朝规章制度的细节,但是总体特点是避免涉及与明、清有直接关系的事物。一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清代的文字狱盛行,研究前朝或当朝一不小心就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梁启超指出:“考证古典之学,半由‘文网太密’所逼成。”到了学派发展的全盛期时,其研究的话题基本已经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完全脱节,为考证而考证,饾饤繁琐。当时的杰出之士,亦以之为忧。例如:魏源指出乾隆以后的士大夫只知“争治诂训音声,瓜剖釽析”,“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嘉庆元年,焦循亦指出:“近时数十年来,江南千余里中,虽幼学鄙儒,无不知有许、郑者。所患习为虚声,不能深造而有得。”。焦循还致书刘台拱,说:“盖古学未兴,道在存其学,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学,后之弊患乎不思。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虚,庶几学经之道也。”。嘉庆十九年九月,段玉裁致书陈寿祺,认为:“今日大病,在弃洛、闽、关中之学不讲,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天下皆君子而无真君子,未必非表率之过也。”喟叹:“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
 
  乾嘉学派的治学内容是以儒家经典为中心,并认为儒家典籍越古越真,吴派学者惠栋抱着“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态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他“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王引之批评惠栋“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多指责清代汉学家“离经叛道”,是“几千年未有之异端邪说”,如“鸩酒毒脯,烈肠洞胃”。
 
  嘉庆朝以后,清朝面临内忧外患,对于思想学术等的高压统治则不得不放缓,之后的学者于是放弃了只致经典不问世事的姿态,乾嘉学派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虽然学派有一定的压抑新思维和脱离社会的缺点,但是由于百余年间一大批饱学之士刻苦钻研中国传统文化,“繁称千言,始晓一形一声之故”,学派对于研究、总结、保存传统典籍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学术成就

 
  古代舆车考据图   
 
  1、集历代特别是明末清初考据之大成,把中国古代考据学推向高峰,形成独具特点的考据学派。  
 
  清代乾嘉学派,以“郑学”为旗帜,以“汉学”相标榜。唐代孔颖达撰《五经正义》 ,颇重字句训诂与名物考证。而且,此时注史之风甚炽,如司马贞的《史记索隐》 、张守节的《史记正义》 、颜师古的《汉书注》等,或明音义,或正史事,或详典制,均开史学考据之风。至宋代,虽然程朱理学盛行,但考据方法仍然不辍。诸如晁公武、陈振孙之考订图书阳修、赵明诚考录金石,郑樵、王应麟考证文献,都取得突出成就。朱熹作为擅讲义理的大理学家,也并非不重视考据。他在校勘古籍,辨订群书方面,都有著述,特别是辨伪古文尚书,对后来的学术思想发展有较大影响。明代虽然有王阳明的心性之学泛滥,但仍不乏考据方面的学者和著述。如杨慎开启明代考据风,梅鷟、胡应麟考辨伪书,焦竑、陈第研究文字、考订古音,方以智考订方言俗语和官制。  
 
  这些学者的考据成果和考据方法直接开启了清初的经世实证学风。清初顾炎武等学者继承了明代学者的考据成果,并有鉴于明末以来的空疏学风,强调认真读书,重视考察和博求实证的朴实学风,以这样的方法研究经学、文字音韵学和历史地理学,为此后清代的考据学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开了先路,成为乾嘉学派的“不祧祖先”。继顾炎武之后,康熙时期又有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四书释地》;胡渭著《易图明辨》、《禹贡锥旨》;毛奇龄著《四书改错》;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姚际恒著《古今伪书考》,又有王锡阐、梅文鼎等关于天文历算之作。他们都专力于考据并分别在训诂经书、考释历史地理、考辨文献和天文历算方面做出成绩,成为乾嘉学派的直接先驱。乾嘉学派正是在继承和发展了历代特别是清初学者的考据成果与考据方法的基础上,把考据学发展为独立的学派。
  
  2、对中国两千多年以来的文献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总结,使丰富的文化遗产赖以保存,并为后人阅读、利用和整理提供了方便,奠定了基础。  
 
  以考据为特长的乾嘉学派,在吸收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训诂笺释、版本鉴定、文字校勘、辨伪辑佚等方法和手段,对两千多年来流传下来的文化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的、认真系统的整理和总结,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和成绩,涌现了更多的学者和著述。在经学、小学、历史、地理、金石、考古,以及工具书、丛书、类书的研究和编纂方面,都留下可资借鉴的宝贵成果。梁启超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用一半以上的篇幅,综述“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分“经学、小学及音韵学”,“校注古籍、辑佚书、辨伪书”,“史学、方志学、地理及谱牒学”,“历算学及其它科学、乐曲学”等四部分,详细具体地总结了清代学者在整理古籍方面的成绩和贡献。虽然梁氏是就整个清代学者的成绩而言,但其中大部分成绩乃乾嘉时期所取得,读者仍可从中了解乾嘉学派在这方面的学术成就。   
 
  3.乾嘉学派中有许多严肃的学者,在治学态度与治学方法上,严谨踏实,一丝不苟,而且还开近代实证学风之先河。
   
  乾嘉学派取得的学术成就与这样的治学态度、方法密不可分,而这样的态度和方法,也是其学术成就的一方面。乾嘉学者在治学中继承和发展了清初顾炎武提倡的学风,强调认真读书,重视实证,力戒空谈,主张“无一事无出处,无一事无来历”。
  
  乾嘉学派在治学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乾嘉学者如王念孙、王引之、阮元等人,已将传统的学术研究方法,大大推向前进,使自己的学术研究方法,已具有某些近代气息。如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在训诂和词语研究中,已具有近代文法观念,以致当代语言学家吕叔湘在其《文言虚字》一书的序言中,认为自己在这方面的工作是王引之《经传释词》一书的继续。
 

代表人物顾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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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亭林先生
  顾亭林即顾炎武先生。
 
  顾炎武(1613年7月15日-1682年2月日15),生于明朝万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清朝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九在山西曲沃因病去世,依照过去的习惯计算,炎武享年70岁。南直隶(清改江南省)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苏州昆山)人,本名继坤,改名绛,字忠清。
 
  明亡后,由于慕文天祥学生王炎午为人,改名炎武,字宁人,又因为一度侨居南京钟山下,所以有时自号蒋山佣,学者尊为亭林先生
 
  顾亭林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知识渊博,志气远大,与黄宗羲王夫之并为明末清初三大儒。
 

简历

  顾亭林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原为顾同应之子,曾祖顾章志,顾氏为江东望族,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三人是顾炎武的外甥。炎武的叔祖绍芾(字德甫,号蠡源)其子同古未娶而丰,同古聘妻王氏矢志守节,因此,炎武出世之后,就被过继给已去世的堂叔为子,由王氏抚育长大。王氏是王逑之女,知书达理,而且意志坚强、深明大义,虽然十六岁未婚守节,但“昼则纺织,夜观书至二更乃息”,独力抚养顾炎武成人,教以岳飞文天祥方孝孺忠义之节,为顾炎武提供了良好的家庭教育。
 
  天启六年(1626),顾炎武入学,成为县学生员,取学名曰继绅,开始致力于习学科举文字。在县学中,炎武与同窗归庄(1613—1673,字玄恭,号恒轩,明亡后更名作明,其曾祖即有名散文大家归有光,与顾炎武同为昆山人)结识。两个同龄少年常在一起切磋学业、纵论国事,由于意气相投,很快就成为莫逆之交。
 
  顾炎武十八岁至南京参加应天乡试,他与归庄加入复社大约就在此时。复社由名士张博(1602—1641,字天如,号西铭,江苏太仓人)等人发起组织,主张革新朝政,彻底清除阉党余孽等,入社者多达数千人,是继东林而起的有政治影响力的学术团体。归顾二人个性特立耿介,“砥行立节,落落不苟于世,人以为狂”,时人号为“归奇顾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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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亭林
 
  顾炎武自入县学为生员后,多次上京参加科举,却从未及第。崇祯十二年(1639),炎武再度赴试,依旧名落孙山。长达14年的科举征逐,屡试不中,终于让顾炎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天下郡国利病书序》),他认识到“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盛于咸阳之郊”(《日知录》16),炎武终于不再留恋,退而读书,“历览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以至公移邸抄之类,有关民生之利害者随录之”(全祖望《鲒囗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着手撰写《天下郡国利病书》及《肇域志》,“务质之今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
 
  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祖父顾绍芾病故。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顾炎武凭捐纳成为国子监生。
 
  清兵入关后,顾炎武暂居语濂经,由昆山县令杨永言推荐,投入南明朝廷,任兵部司务,撰有《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清军攻陷南京后,炎武又转投王永祚义军,又与归庄联合吴志葵、鲁之屿军队,欲解昆山之围,最终功败垂成。其母王氏在兵乱中遭到清军断去右臂,绝食而亡,遗命顾炎武终身不得为清朝出力。
 
  安葬王氏后,顾炎武弃家远游,曾受隆武帝封授官职,领导义军,屡屡失败。顺治十二年(1655年),因“怨家欲陷之”,更名换姓为商人蒋山佣,却被恶仆陆恩诬陷,叶方恒将之投狱,因友人路泽博相救,以“杀有罪奴”的罪名结案。后北上考察山川形势,联结反清人士,遍历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陝西等地,“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顺治十六年(1659年),炎武到山海关,凭吊古战场,晚年,始定居陕西华阴。
 
  康熙七年(1668年),又因莱州黄培诗案入狱,得友人李因笃等营救出狱。康熙十年(1671年),游京师,住在外甥徐乾学家中,熊赐履设宴款待炎武,邀修《明史》,炎武拒绝说:“果有此举,不为介之推逃,则为屈原之死矣!”。
 
  顾炎武后致力于学术研究,留心于经世致用之学,他“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对宋明所传心性之学,深感不满,主张“著书不如抄书”。晚年侧重经学的考证,考订古音,分古韵为10部,认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着有《日知录》、《音学五书》等,他是清代古韵学的开山祖,成果累累,他同时对切韵学也有贡献。
 
  1678年,康熙帝开博学鸿儒科,招明朝遗民,顾炎武三度致书叶方蔼,表示“耿耿此心,终始不变”,以死坚拒推荐,又说“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
 
  1679年清廷开明史馆,顾炎武以“愿以一死谢公,最下则逃之世外”回拒熊赐履。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初四,在山西曲沃韩姓友人家,上马时不慎失足,随后呕吐不止,初九丑刻卒,享年七十。
 

学术

 
 
  顾亭林学术的最大特色,是一反宋明理学唯心主义玄学,而强调客观的调查研究,提出以“实学”代替“理学”的主张。开一代之新风,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凋虫篆刻,亦何益哉?”清代中期许多学者以此发端,崇尚研究历史典籍,对中国历史从天文地理到金石铭文无一不反复考证,被称为“乾嘉学派”。顾炎武则由于其经史考证的严谨学风,被普遍认为是学派思想的主要奠基人。
 
  顾炎武强调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卷十三:“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顾亭林祠

 
  
顾亭林祠
    顾亭林祠
顾亭林祠是为纪念明清之际著名学者顾炎武而建造的祠堂。现中国境内共有多处顾亭林祠,其中包括北京报国寺顾亭林祠、南京夫子庙顾亭林祠。另外,陕西华山也有顾炎武晚年的故居—顾庐;江苏昆山亭林公园内有顾亭林纪念馆。(江苏昆山为顾炎武的家乡)。
 
  顾亭林祠在宣武区广安门内大街路北报国寺西院。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由何绍基、张穆等人集资修建。
 
  有佛殿、享堂、碑亭等建筑。顾亭林,名炎武(1613—1682), 江苏昆山人。少年时参加复社,清兵南下时,参加抗清斗 争。在学术上著述甚丰。顾祠曾被八国联军轰毁,后张之洞改修昭忠祠,1921年王式通等重修。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
 

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

 
 
  清代学术,以整理和总结中国数千年学术为其特征,而最能体现此一历史特征者,则为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自前辈大师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钱穆侯外庐杨向奎诸先生开启先路、奠立藩篱以来,学人对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的董理,后先相继,续有阐发。尤其近一二十年间,众多学术俊彦再度深入此一领域,推阐发明,各抒己见,论著宏富,迭有创见。惟晚近之研究起步甚速,文献准备尚嫌不足,加之学人间研究视角差异,因而其间的某些主张,尤其是若干关系到把握全局的认识,尽管不乏新意,但仍有进一步深入探讨和发掘的必要。因此,为推进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研究的健实发展,加强乾嘉学术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便愈益成为引起学者关注的问题。
 
  有鉴于此,接武前辈诸大师所辟之门径,在充分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陈祖武先生别辟蹊径,以“乾嘉学派研究”为题,拟对乾嘉时期的学术演进源流,以学术史和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详加钩稽,从整体上对其加以实事求是的梳理与考辨,以期得出合乎历史和逻辑发展的认识。
 
  “乾嘉学派研究”课题的展开,本着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合集体之力,首先通过对相关文献、学术人物等做深入考察为基始,裁剪、汇辑成一部可资依据的《乾嘉学术编年》;在此基础之上,课题组成员分专题进行深入研究,从而结集成一部别具特色、学有专长的研究论著——《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以期推动“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研究的深化,并积极倡导实事求是的治学风气。
 
  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如同中国学术史上的众多学术流派和不同历史时段的学术形态一样,也经历了一个形成、发展、总结、嬗变的演进过程,在卷帙浩繁的乾嘉学术文献中,通过爬梳整理,区分类聚,用学术史资料长编的形式,按其时间先后顺序,把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如实地辑录下来,于推动乾嘉学术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把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的董理引向深入,或许不失为别具一格的一种新尝试。此即《乾嘉学术编年》的立意主旨。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钱穆先生所著《先秦诸子系年》即已引其端绪,开启以编年体史裁述学的路径。惟钱先生大著旨在考证先秦诸子史事年代,准确地说,与其称之为编年体学术史,倒不如将其视为历史年代学的开风气杰作,更加名副其实。而继钱先生略后,刘汝霖先生之大著《中国学术编年》,则无疑可称开山之作。然不无遗憾的是,刘先生大著《汉晋学术编年》、《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刊行之后,其余诸集竞成遗志。《乾嘉学术编年》之结撰,即系遵循前辈师长开辟之学术门径,而续加阐扬。
 
  《乾嘉学术编年》之纂辑,体现了如下一些取向:其一,在研究范围方面,含括乾嘉至道光十九年(1839)间近百年的历史,意在以贯通的视角来审视此一历史时段内学术发展的脉络、走向、主流及意义所在;其二,在研究对象上,涉及到当时的140余位学者,对他们之间的学术师承、交往、辩难,及其主要成果和见解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考辨;其三,作为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体现,对中央及地方之学术举措及其对学者的影响,予以详细钩稽和梳理;其四,在取材上,主要依据清高宗、仁宗、宣宗三朝《实录》,以之为纲,博采官私史籍、方志、档案、文集、专著、谱牒、笔记等,年经月纬,纲举目张;其五,在体例上,所录文献,一事一条,先述梗概,继摘原文,逐条随文标注所出,以示征信,而对实难判定确切年月,或其时间尚存异说之文献,则择善而从,务求其是,并酌加考释,以示多闻阙疑。
 
  《乾嘉学术编年》的成稿,是课题组成员在审慎别择乾嘉学者有关专著、文集、年谱等文献的基础上,钩稽、排纂成初稿,再经陈祖武先生详加审核、剪裁和整合,最后融贯在一起,从而形成较为系统的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演进史。
 
  以《乾嘉学术编年》为根基,在对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有一整体观照的前提下,本课题拟对诸如乾嘉时期清廷的文化政策、古学复兴之风初起、经史考证主流地位的确立、总结整理古代学术的卓著业绩、学术随世运而变迁、乾嘉学派的历史地位等问题,加以深入而系统的探讨。通过对这些具有全局性问题的剖析,以揭示乾嘉时期学术发展的走向、特色、成就、学术的碰撞和交融及其主流所在,进而展现“乾嘉学派”是一个相继发展的历史过程,而非仅是不同学派之间的更替和差异——正由于当时大部分学人颇致力于经史考证,有着共同的学术志趣,故其能形成独具一格的学术形态。
 
  有必要指出的是,“乾嘉学派”和“乾嘉学术”既相关联又有区别:“乾嘉学派”指当时大部分具有共同志趣的学者,在以经史考证为特色的治学取向下,所形成的一个学术流派;而“乾嘉学术”的含义则更广泛一些,它既包括以上所说的“乾嘉学派”,又含括理学、诗学、制义及辞章之学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学术取向成就的大小,与学人经史之学根柢的深浅是紧密关联的)。因此,不能将“乾嘉学派”混同于“乾嘉学术”,更不能以后者来代替或取消前者。就其时的学术演进而言,“乾嘉学派”实是乾嘉时期学术发展的主流。
 
  学术传承,后先相继,前辈之遗志,实乃后学为学之起点。20世纪初叶以来众多前辈的学术积累,以及近一二十年间四海硕儒之新成果,无不使本课题的结撰深获教益。然而,乾嘉时期传世文献之繁富,经史子集,可谓包罗万有。本课题之进展,不过掇拾其间之一隅,旨在记录此一时期之学术演进源流,至于能否得其大要,中其肯綮,尚祈学界先进予以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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