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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7638 次 历史版本 2个 创建者:小白不白 (2011/2/16 13:47:40)  最新编辑:dd (2012/9/3 16:28:54)
晋商
拼音:Jìn shāng(Jin shang)
 
晋商
晋商
 
 
  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曹家三多堂等等。
 
 
 

晋商历史探源

 
《晋商》
《晋商》
  中国商业史学会会长胡平:虽然中国的商业不是很发达,但在历史上有段时间曾经很辉煌。对中华民族的进步、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其中晋商应该说是龙头是老大。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方行:经营商品之多、投入资金之多、从业人员之多,在其它所有的商帮里面都是首屈一指的。
 
  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张利民:他控制了几个行业,比如金融业完全由晋商来控制,还有一些颜料业也在晋商手里控制,他们在当时商人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钞晓鸿:在西部我们可以看到,晋商到达了今天的新疆,而且到了今天新疆的南部,在西南的地方从山西商人方面的资料来看,到达了贵州四川,在东南地方更不在足下。
 
  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副教授龙登高:晋商能够在全国呼风唤雨也就是他们抓住了明清时期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这么一个历史性的机遇,这样才使得晋商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

明以前:晋地商业

  山西商业资本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代,晋南就开始发生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漳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李唐起兵太原,定太原为北都,跨汾河两岸,商业繁荣.唐诗人韩愈有诗描绘:"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
 
  从周秦到隋唐,尽管山西已出现一些大商人,但比较其它地方商人,并无突出地位,无一定组织.还未形成一种商人势力。
 
  宋代“蜀南、南商、北商等都是有名的地方商人,其占近世商业中坚的山西商人、徽州商人,也大体在这时显出身手。”宋代,山西地处北东边防,宋王朝所需战马大都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而辽更需要宋的手工业制品。公元996年在山西“边州置榷场,与藩人互市,”而“沿边商人深入戒界”进行贸易。后来赵宋王朝怕危及自己的政权,曾几度下令闭市,但是事实上无法办到。元代.虽然战争对工商业有一定破坏作用,但是元朝政权结束了宋、辽、金的割剧局面,特别是元代驿站的完备,使商业活动的地域扩大了。从《马可波罗行记》可以看到"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明朝:晋商兴起

  晋商的兴起,首先是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其次,山西矿产资源丰富,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当时已初具规模,这又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晋商逐步走向辉煌;此外,由于晋南一带地窄人稠,外出经商成为人们的谋生手段,晋中商人当时已遍及全国各地,北京城曾流行这么一句话:"京师大贾数晋人"。随着商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维护自身的利益,晋商的商业组织开始出现。起初由资本雄厚的商人出资雇佣当地土商,共同经营、朋合营利成为较松散的商人群体,后来发展为东伙制,类似现在的股份制,这是晋商的一大创举,也是晋商能够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山西商人作为地方性集团组织的出现虽在明代,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则在清代,其重要标志就是会馆的设立。会馆刚开始是为联络同乡感情的,到后来发展成为维护同行或同乡利益的组织。

清代:实力最雄厚商帮

  晋商发展到清代,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世界经济史学界把他们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商业的发展不仅给人们带来了财富,而且也改变了当时人们多少年"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他们都说"家有万两银,不如茶庄上有个人"当官入了阁,不如茶票庄上当了客"。茶庄票号正是当时非常热门的行业。
 
  这一时期,晋商雄居中华,饮誉欧亚,辉煌业绩中外瞩目。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晋商称雄过程中,晋商一共树有3座丰碑,那就是驼帮、船帮和票号。
 
驼帮
 
  驼帮是晋商中以骆驼运输为主从事贸易活动的重要商帮之一,他们主要经营的产品为茶叶。当时南来"烟酒糖布茶",北来"牛羊骆驼马"。晋商经营茶叶的独到之处,就是运销一条龙。晋商在福建、两湖、安徽浙江江苏一带购买茶山,同时收购上茶叶以后就地加工成砖茶,然后经陆路、水路两条路线运往他的各个分号。晋商的茶叶主要销往蒙古及俄国一带。在销往蒙古的时候要路过杀虎口。遗址在现在的朔州的右玉县,当时运销茶叶非常艰险。
 
船帮
 
  船帮出现在清代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流通量猛增,但当时中国产铜量极低,仅靠云南一地产的滇铜远远满足不了铸币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山西商人组织船帮对日贸易采办洋铜。介休范家就是最为突出的代表。范毓宾时期,范家的商业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被人们称为著名的"洋铜商"。晋商在利用"驼帮"、"船帮"经商的过程中,真可谓是"船帮乘风破浪,东渡扶桑,商帮驼铃声声,传播四方。"写下了部部艰辛的创业史,但是山西商人并没有只盯着洋铜和茶叶,山西商人的最大的创举是票号。 
票号
 
日升昌票号
日升昌票号
  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是由平遥李家独资创办的日升昌票号,地址在平遥的西大街上,现在已开发为“中国票号博物馆”。当时在日升昌票号的带动下,平遥、祁县、太谷人群起仿效,形成了平遥帮、祁县帮、太谷帮。祁太平三帮曾有一度"执全国金融界之牛耳"的美誉。当时全国51家大的票号中,山西商人开设有43家,晋中人开设了41家,而祁县就开设了12家。在这些票号中值得一提的是祁县的第一家票号合盛元。1907年时,合盛元票号不惧风险,远涉重洋,在日本东京大阪横滨神户以及朝鲜的新义洲等地,设立了票号分庄,从事国际汇兑业务,开设了中国金融机构向海外设庄的新纪元。
 
  在中国西北地区出产许多名贵药材,如甘草、杨记、房香等,尤其是大量的皮毛诸类商品,须向外输出。那里需要的茶叶、布匹、绸缎需要由外地购进,从事这项交易活动的主要是山西商人。

晋商北京独占鳌头

  北京商业,自明以来山西人就很活跃,到清代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北京的粮食米面行,多为山西祁县商人经营;北京的油盐酒店,多为山西襄陵人经营;北京的纸张店,多为山西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北京的布行多为山西翼城人经营;鲜鱼口往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其他如颜料、染纺、干鲜水果、粥行等都是山西人占优势。专为宫廷搬运元宝的"茂盛水",专为下层人服务的小米粥摊贩,都是山西翼城人。北京至今仍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均是山西浮山、临汾等地商人经营的企业。但是势力最大的还是经营货币信用活动的银钱商人。北京前门外的草广胡同、施家胡同、大栅栏、粮店街一带为山西商人聚居经营之地。当时虽然江浙商人、山东商人、潮州商人等都在京城还利,而山西商人则独占鳌头。

活跃在南方诸省

  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一带产茶叶,很早就为山西晋中地区商人经营,最盛时,有一百多家专营商号。广州有一条长街叫濠畔街,其房子多是山西票号、杂货商、药材商修建的。海禁未开以前的广帮,如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由海上出口的茶叶,如销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商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潮帮商人又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转销南洋的。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更是山西商人活跃的重要舞台,扬州盐商、江西茶商、福建菜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山西商人最为活跃。

开拓国外市场

  山西商人和商业资本发展水平的另一个标志是对国外市场的开拓。明代山西商人努力已发展到全国以至东南沿海。其时海禁森严,只限国内贸易。1716年、1727年、1736年多次申禁,仅特许苏浙闽粤人可以出海,故晋商北趋以求陆路与俄贸易。
 
  中国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自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往来,并许其互市。从此山西商人便开始向北活动。1727年《恰克图条约》签订,两国以恰克图为贸易市场。直到1851年,政府始终不收税,商人获利丰厚,也不像广州那样要经过行的剥削。山西商人在湖北、湖南、江西、福建采购并加工包装砖茶,由陆路一直运往恰克图,销于恰克图市场。"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

晋商称雄数百年

 
  晋商称雄数百年的原因,从客观上分析,有其地理环境和历史因素。更有山西商人的内在精神支撑。山西商人不畏艰辛,敢冒风险的开拓创业精神,被西方学者称为"山西精神",严格讲,应当说是"晋商精神"。这些因素的结合,就是山西人走上商途,并世代相传,不断发展的缘由。  

土地贫瘠,生计困难

《回望晋商》
《回望晋商》
  山西土地贫瘠,人民生计困难,往往外出经商,这在史籍中早有记载。《史记》在《货殖列传》第六九说"昔唐人都河东,……土地小狭,民人众,郡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事。"
 
  清代康基田在《晋乘鬼略》中引用《燕闻录》说:"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鲜少,故禹贡冀州无贡物,诗云:好乐无荒,良土灌瞿。朱子以为唐魏勤俭,土风使然,而实地本瘠寒,以人事补其不足耳。……盖其土之所有不能给半,岁之食不能得,不得不贸迁有无,取给他乡……"这条资料,似乎是说晋南土地狭小,粮食不足,远贾他乡,而晋北地区外出贸易者较少。
 
  明代以后,人均土地不断减少,明末到清代人均土地最少,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山西人外出经商者最多。在晋中盆地,各县民间流传这样的《摇蓝曲》:"我娃娃亲,我娃娃蛋,我娃娃长大了捏兰炭,捏不来炭吃不上饭,我娃娃蛋,我娃娃亲,我娃娃长大了走关东,深兰布、佛头青、虾米海菜吃不清。"这首歌谣反映贫苦的劳动人民生活困难,盼儿长大了为其拣煤核以备炊用,更盼儿长大了像那些商人一样到东北去经商,那时就可以不愁吃穿了。
 
  太谷县北恍村曹家,是清代直到民国年间的著名商业世家。其发家的始祖是明末清初的曹三喜。曹三喜因家庭生计困难,随人到了三座塔(今辽宁朝阳县),这里是明王朝的边防屯卫地。开始是租地种菜,以后与当地人合伙种大豆磨豆腐,又以豆渣养猪。精打细算,生意日渐发展,有时也做小量囤积居奇,盈利一天天增加。合伙人便提出分家各自经营。分别经营以后,当地的那位合伙人不善管理,日渐衰落,以至无法维持,而曹三喜的生意却日益发展,收购了原合伙人的破产作坊,继续经营豆腐和养猪,以后利用贱价收购高梁酿酒,开设杂货业,随着三座塔人口增加,曹家生意日兴月旺。至清光绪年间,清政府在三座塔设置了朝阳县。当地流传"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此时曹家生意已由朝阳发展到赤峰,凌源、建昌沈阳锦州、四平等地,经营范围由豆腐、养猪、酿酒、杂货发展到典当、日用百货等。极盛时,曹家的商号遍及东北、华北、西北及华中各大城市,并远设蒙古和俄国的西伯利亚、莫斯科。资本总额达到白银一千万两.传世二十四代,历经三百余年。
 
  祁县乔家堡“乔在中堂”,是清乾隆年间由乔贵发开始发富的。乔贵发原系一贫苦农民,因生活所迫,与盟兄弟徐沟县大常村秦某相偕于1736年(乾隆元年)离乡背井,到了内蒙古萨拉齐厅老官营村,在一家吴姓的当铺当了伙计。十余年后,多少有点积蓄,便转到包头西脑包开了一个草料输,并经营豆腐、豆芽、烧饼、切面以及零星杂货,并无商号牌子。1755年(乾隆二十年)农业丰收,粮价低落,便大量买进黄豆,准备做豆腐,恰该年豆价骤涨,他们卖豆盈利更多,便挂出了"广盛公"的牌子,以后改"复盛公"。随着包头的发展,复盛公营业旺盛,派生出了复盛西、复盛全、复盛油房、复盛菜园、复盛西店(客栈)、复盛西面店等等。其经营项目包括粮食、布匹、绸缎、烟酒、蔬菜、皮毛、铁水、洗染、旅馆、当铺、钱店、票号等等,并且还发行了纸币。以后又在归化城设立通和店、大德店、德兴店、德兴长等经营粮食;设大广顺恒、晋泉源、德中庸经营钱庄;设立通顺店经营皮毛、百货;设立大德通,经营票号。乔家商业最盛时广设于北京、太原、太谷、祁县、西安、兰州、南京、上海、杭州、汉口、广州、沈阳、哈尔滨、张家口等地,全部资产约在白银一千万两以上。
 
  由上可见,山西人远足经商,原出无奈。出走发富后,又成了乡里众族所望,以至相偕出奔,亲朋引进,盼望发财致富。在明清社会相对安定、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下,使山西商人队伍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的积累达到了较高的程度。  

地处塞边,位扼通衢

清朝山西商人行商路线示意图
清朝山西商人行商路线示意图
  山西北依长城,与内外蒙古游牧民族地区接壤,南则与中原广大农业地区连成一体,为畜牧业区和农业、手工业区的中间地带。自古以来,中原汉民族生产和生活使用的耕牛、皮毛,特别是战争中使用的军马,主要取之于蒙古草原。而蒙古族人民的衣、食、日用品,则主要依赖于内地汉民族的农业和手工业。山西的地理位置自然成了这种南北物资交流的要冲。
 
  虽然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北方游牧民族的贵族政权和中原汉民族的地主政权时分时合,民族矛盾有时剧烈,有时缓和,对南北物资交流干扰很大,但无论在和平状态还是战争状态,双方的物资交流不论是公开合法地进行,还是隐蔽非法地进行,始终未能停止。山西人担任这种南北物资交换的中介人,自然有它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汉初,山西人已经与匈奴在长城脚下互市。
 
  后来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统一了宋辽金的割据局面.给商业活动开创了更为有利的环境。明初,汉蒙关系虽一度紧张,但自然地理形成的社会分工,使商品交易无法中断。蒙古人民不能长期忍受"鬓无釜"的艰难生活,经过双方多次谈判,终达成协议,在边镇建立交易市场。蒙古以自己的马匹、皮毛换取内地的铁锅、粮食,茶叶和布匹,以满足蒙古族的生活需要,亦补充明政府的军马来源。参与当时谈判的徐渭曾赋诗道:"千里赤兔匿宛城,一只黄羊奉老营,自古著棋嫌尽杀,大家和气免输赢。"
 
  同时,通过蒙古草原的中俄商路也有大量物资交流。由1768年叶卡特林娜二世统治时期订立的条约规定下来的贸易,是一以恰克图为主要的活动中心,恰克图位干西伯利亚南部和中国的鞑靼交界处。“大约在1845-1847年以前,平均每年从这里输走茶叶四万箱左右,”1852年却达175,000箱。此外,还有“少量的糖、棉花、生丝和丝织品……,俄国人则付出数量大致相等的棉织品和毛织品,再加上少量的俄国皮革,精制的金属制品、毛皮以及鸦片。买卖货物的总价值竟达1500万美元以上的巨额”。“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地点发展成一个相等大的城市了”。
 
  中原地区对蒙古地区的贸易,历经元、明、清,逐渐发展了南北物资运输的大通道。山西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为她的人民从事物资贸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这一联结东西南北的商路上,主要的运载工具是骆驼,它是现代火车、汽车运输工具出现以前,北方陆路运输的主要动力。骆驼运输之外,还有骡、马、驴和牛车。
 
  在中原地区农业手工业产品和北方游牧民族以至沙俄方面的商品交换中,山西商人"贩绸缎于苏杭,贩菜糖于汉口,吸葛市于四川,贩棉布于直隶,贩其它杂货于山东周村"转而又将此种货物"售干新疆、内外蒙古等处"。几乎大部分是经过这条商路输送的。  

重商立业的人生观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重农抑商是历代政府的经济政策。当然经商在外,风险是很大的。然而人心思富,富商大贾"走远方,积金钱,夸耀闾里,外则车骑,入则广厦,交接晋绅",谁人不羡?故亲朋提携,乡友引进,络绎不绝,走上商途。
 
  尤其是晋中一带,在子弟出路选择上,优秀者学商,已成风气。山西人自宋元以来,逐渐在民间形成了一种重商观念,即"以商致财,用财守本"的立业思想,这就是通过经商获得金钱,然后置房产买田地,再以土地出租和放高利贷、经商获取收入,以其商业收入发展商业和金融业,建立以商业始点的价值循环和增殖过程。这种与传统伦理观念相伴的人生观,是山西商业发达,财富由省外源源流回山西的思想基础。  

诚信义利的价值观

  山西人同全国各地人一样受孔孟之道影响,崇尚信义,在其重商立业的创业思想指导下,在“义”和“利”的问题上,有其独特的理解和行为规范,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古代中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孔庙、关庙,很多关庙由山西商人所建。关庙作为祀奉关云长的地方,之所以被山西人百位信崇,均在于“信”“义”二字。
 
  晋商与关云长乃乡亲关系,将关云长尊为财神,以其信义教育同行,以其武功希冀保卫自己的商业利润。清末民初,归化城内同乡社共有16个,其中蔚州、京都、新疆三社分别崇祀关帝、天皇、马神外,其余13个山西同乡社,全部崇祀关帝。同时存在的商业行会有38个,基中有一半以上也供奉关帝,以关帝为偶像,联结行会,保卫集团利益。据老商人回忆,山西人每到一地经营,一经发展,先修关帝庙。清末一个小小归化城就有7个关帝庙,并且各商号在号规中大都规定了"重信义,除虚伪","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族恨",反对采取卑劣手段骗取钱财。晋商史料中就有很多不惜折本亏赔,也要保证企业信誉的记载,以致各地百姓购买晋商商品,只认商标,不还价格。  

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自然条件比较差。旧称:“晋省天寒地瘠,地物鲜少……,人稠地狭,岁之年入,不过秫谷豆。此外,一切家常需要之物,皆从远省贩运而至。”在这种环境中出身的山西商人,多能不畏艰险,万里行贾,勤俭经商。如清人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载:“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入学济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清人何秋涛朔方备乘》卷46称:“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商民俗尚勤俭,故多获利。”尤其往来于“茶马之路”的商人,贩茶于福建、湖南,销售于大漠之北,千山万水,穿沙漠瀚海,夏则头顶烈日,冬则餐冰饮雪,"饥渴劳病,寇贼虫狼,日与为伴",一复一年奔波于商途,尤其经商于新疆、蒙古、俄国、日本的山西商人,更要通过语言和生活习惯障碍,没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难以称雄于商界的。  

同舟共济的协调思想

  山西商信“和气生财”,重视与社会各方的和谐,尤其在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等竞争,又保持相互支持和关照。在晋商中,相互指友好的同行为“相与”,凡是“相与”,必须善始善终,同舟共济。他们不乱交友,需经过了解,认为可以共事,才与之银钱来往,否则婉言谢绝。即是“相与”,心竭力维护持,即使无利可图,也不中途绝交。榆次常家天亨玉掌柜王盛林在东家发生破产还债需投影回天亨玉酱时,向其"相与"大盛魁借银三四万两,让东家将资本利润全部抽走,天亨玉毫无资本,全赖借款支撑,改组为天亨永,照常营业,未发生倒闭,全凭了王盛林的人格信用。
 
  1929年大盛魁危机时,王掌柜派人送2万银元,同事们坚决拒绝,认为此款无法归还,王正色道:“假如20年前没有大盛魁的维持,天亨玉早完了,那里还有天亨玉呢?”票号经理李宏龄著书《同舟忠告》说:“区区商号如一叶扁舟,浮沉于惊涛骇浪之中,稍一不慎倾覆随之………必须同心以共济。”

晋商的诚信之道


  山西商人诚信为本,诚信是经营的核心理念。从商业伦理文化来讲,经商就要致富,要有效益,但是经营中间要生财有道,不能欺诈,要诚信。这是晋商所以兴盛的原因。核心的价值观就是诚信。

常氏家族:灾荒年搭戏台

晋商联合会
晋商联合会
  公元1887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光绪三年。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省遭受了三百年来最大的一次旱灾。其中山西是灾情最严重的地方,颗粒无收的情形到处可见,灾荒持续了三年。据清政府的官方文献记载,当时山西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这次灾荒。
 
  发生这样严重的灾情,商人当然也不可幸免,众多的晋商家族中,常氏家族的损失尤为严重。当时支撑常家家业的主要生意是与俄罗斯商人进行的茶叶贸易,大量的茶叶从江南产茶区运往中俄边境。大灾之年粮食绝收,连人都要以树皮、草根果腹,平日里依靠大批牲畜充当运输工具的队伍,这时是无论如何也组织不起来了。
 
  由于商路的断绝,过去晋商每年向俄罗斯输出的20万担茶叶,锐减到8000担。从这组数字就不难推测出常氏家族当时所蒙受的损失。
 
  为了不坐以待毙,常家曾想出各种办法来渡过难关,包括省吃俭用,缩减开销。但与此同时,令很多人不解的是,常氏家族在这个紧要关头对外宣称,拿出三万两银子在家族祠堂中修建戏台。
 
  这不是在这么个困苦中摆阔气,而是要用戏台作为借口,给本村的和邻村的乡亲们变相地赈灾。也就是说,我常氏家族要盖房,要乡亲帮忙,只要乡民能搬动一块砖头,就给饭吃。赈灾也不落一个施舍的名。
 
  常氏家族认为沽名钓誉的名声是断然要不得的,他们把自己的善良举动,用修造戏台这样的借口掩盖起来。而掩盖乐善好施的真正目的,是要让那些得以救助的人能留有自尊地咽下通过辛苦劳动换来的一餐一饭。大灾持续了三年,常家的土木工程也持续了三年。当年被救助的穷苦人也好,今天为此感叹的人也好,有谁能说清常家这个本以经商获利为业的家族为此付出的代价呢?

日升昌:乱世中的诚信

日升昌票号
日升昌票号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北京城中许多王公贵戚、豪门望族都随着慈禧、光绪逃往西安。由于仓皇,这些人甚至来不及收拾家中的金银细软,他们随身携带的只有山西票号的存折,一到山西,他们纷纷跑到票号兑换银两。
 
  山西票号在这次战乱中损失惨重,它们设在北京的分号不但银子被劫掠一空,甚至连账簿也被付之一炬。
 
  没有账薄,山西商人就无从知道什么人在票号里存过银子,更无从知道储户到底存了多少银子。在这种情况下,山西票号原本可以向京城来的储户言明自己的难处,等总号重新清理账目之后再做安排,这样的要求可以说合情合理。因为来取银子的难民刚刚经历过京城的兵灾,很多人甚至是亲眼目睹了票号被劫掠的情况。但是,开中国银行业之先河的日升昌票号没有这么做,以日升昌为首的所有山西票号都没有这么做。他们所做的是只要储户拿出存银的折子,不管银两数目多大,票号一律立刻兑现。
 
  山西票号这样做,无疑是承担了巨大的风险,面临众人的挤兑,再加上真假难辨,在这种局面下,票号经营者稍有不慎,就可能使自己的生意陷入灭顶之灾。
 
  日升昌和其他山西票号面临危难之时所表现出的胆识让人赞叹。他们不惜以不计后果的举措向世人昭示了信义在票号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义制利的古训被晋商透彻地理解之后贯彻在实践当中。日升昌清楚地看到,来山西票号挤兑银两的多是王公贵族,他们的行为属迫不得已,是国难所致。不论时间长短,灾难是会过去的。这些人在京城的政治和经济实力都不容忽视,为此从长远看,票号冒一定的风险,有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更多更大的机会。
 
  以后的事实证明,日升昌的判断是准确的。战乱过后,当他们在北京的分号重新开业时,不但普通百姓纷纷将积蓄放心大胆地存入票号,甚至朝廷也将大笔的官银交给票号汇兑、收存。
 
  日升昌为首的山西票号在挤兑风波中,以甘冒风险的代价换来了名利双收。义利思想是明清山西商人的精神价值观,"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去我则就之,而公之业益饶","与人相对而争利,天下之至难也"。
 
  诚信对一个票号来说非常重要。当时的票号没有国家力量做背景可以依赖。同时,那时的法律也不健全,不可能通过法律来保护储户权益。可以想见,如果缺少了诚信,人们根本无法放心的把钱交给山西票号。没有朝廷和官场保护,又受不到法律保护,这样的大背景下,山西商人要做起异地兑换这样的金融事业,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信用。这是把儒家和农耕文明中的诚信和商业文明组合在一起的诚信。
 
  尽管商人天经地义的目的还是要获取利润,但利以义制的核心是告诉人们行义的目的是可以考虑利益回报的。

晋商文化


  晋商文化作为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体系,它继承、融汇了历史上丰富的商业经营经验和自强创业精神,在我国商业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创造力。使得"晋商"这一山西商人自发组织而形成的商行群体,在历史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下,吸取先辈的优秀经商思想,总结前人艰苦创业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营诀窍,悟出了多方面的理财之道,增长了经营的知识才干,优化了自身处世为人的文化素质和精神素养。在瞬息变幻、强手如林的商海搏斗、探索中,排除历史上战争、灾难、强盗、变乱以及列强侵略等数不完的干扰和破坏,前仆后继,自强不息,终于跨入历史上明清时期几乎独占全国金融资本和称雄全国商业资本的辉煌时代,开创了晋商的鼎盛时期,而且执全国商业牛耳达三四百年,创造了中国商业史上最灿烂的一页。从山西太平的四大商业家族的发展轨迹,就是晋商文化强大生命力的一种体现。

博大宽厚的经营胸怀

《细说晋商文化》
《细说晋商文化》
  博大宽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力,也是晋商文化的精神底蕴所在和晋商群体赖以兴旺发展的精神支柱。胸怀宽广,眼光远大,使晋商这个群体具有在商海中游刃自如,审时度势,洞察机遇的锐敏眼光;敏于观察商情,捕捉战机,采取主动,适机而上,乘胜获取战果的机智头脑;宽厚待人,以义取财,以利厚人,协调关系,增强友谊,化解业务纠纷和协调师徒关系的大家风度。
 
  太平尉家在明末清初还是封建地桩加封建行店的土财主。雍乾时期,尉家家主尉佳瞄准江、淮、山、陕"民稍宽厚"的有利环境和两湖、安徽丝绸丰收的有利机会,从山、陕收购铁、盐、皮、羊、烟叶、木材等转运两湖、江淮,又由江淮贩运丝、茶转销内地,由单一经营变为多种经营,由商业投资逐步变为金融投资,逐步扩大了银号、钱庄的经营业务。并将所获利润投入新商号,扩大经营范围、由坐庄转为长途贩运,号铺由山西、河南发展到安徽、湖北、四川和扬州、苏州、杭州富庶地区,由杂货、布匹发展为丝品、绸缎、钱庄、当铺、盐店等,鼎盛时期可"日进万金"。尉家兴旺的另一原因,是重视精神价值,对待店徒,平等宽厚,薄利厚薪,实行人股三七或四六分红。
 
  为安定号员思家心理,每年派出尉家戏班,按每天一号巡回慰问演戏。尉佳还按时到扬、苏等地亲自主持店号。雍正时延聘在扬州卖画度生的郑板桥为家塾教师,资助板桥应考科举,直至乾隆丙辰中第进士,并留下"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的石刻墨宝.至今传为佳话。此后尉家重视人才培养,延师办学,先后有尉泉、尉渊等20余人进入仕途,维持尉家至清末300年左右的兴旺家业。

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

  表现在经营管理上包容宽蓄精神,既能与人宽容共处,和平共事,又能让利经营,薄利取信。太平王家从清初王太来发家,到王协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癸卯科考中举人,随后捐官授刑部员外郎,是王家鼎盛时期。王协在乾隆南巡时,承办接驾差务,礼遇和 ,宽待同僚,在奸相专权排斥的夹缝中危襟独洁,容忍共处。还在两淮煮帐,捐输军饷,取得"恩加十三级,晋资政大夫"的官衔,从而跻身"官商"职位,获得兼事经商的合法地位。
 
  王协在承办河东盐务时,用巨资买得河东盐池的私卖股权,从河东盐池到淮北、淮南以至扬州、苏州、杭州、罗山等地,都开设有王家盐号;承办盐业运销,每年获取盐利1000万两白银,成为晋商仅次于尉家的富商大家,名列乾嘉时期全国著名巨富。而王协经营的河东盐业运销,抵制了"洋商"染指山西盐务的企图,维护了河东盐业产权和税赋收入,因功获得乾隆的封赏。王家七代都受过清朝皇帝的封爵,乾隆敕建的"五福亭"在北京西门外,上有乾隆亲笔题写《香山九老诗序》。王家虽屈事朝廷,委于权势,但能以一家之力,沟通盐运,便利商民,互通有无,实利地方,亦兼容并蓄精神之在商界的体现。   

求同存异的经营策略

晋商文化
晋商文化
  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一方面,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开始倾销洋货,国内洋货充斥;另一方面,国人大呼变法革新,民族工业步履艰难。尤其在晋南,因商行经营思想守旧,商品滞销,抵挡不住洋货渗入。如何振兴固有商业,利用商业积累资金,发展新型民族工业,制约洋货(洋务)泛滥,求民族工业之存在和发展,就成为商界有识之土的爱国行为。
 
  太平刘家的代表人物刘笃敬,知难而上,振臂而起。刘笃敬,光绪乙亥科举人,为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至友。他推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拥护维新变法,一方面加强对刘家原有工商厂店的经营管理,积累资金,又大胆投资现代工业,于1909年兴办起山西第一座发电厂,即太原电灯公司。并继发电厂之后,又办起矿业、纺织、盐业以及学校等实体,向洋商展开竞争,以抵制洋商的垄断居奇。1911年,刘笃敬以更大的胆识和魄力,接替了渠本翘的职务,担任荆棘丛生、步履艰难的保晋矿务公司总经理;后又任同蒲铁路太原榆次段总办,肩负起修筑山西南北大动脉的重责。
 
  为抵制列强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和渗透,发展山西现代民族工商业和交通事业,付出了极大资金、智慧和心血。1907年,刘笃敬任山西商会会长时,积极参与由祁县巨商、山西票号领袖渠本翘,山西大学庶务长刘懋堂等发起的争回山西矿权运动,在与英商福公司代表谈判中,据理力争,挫败英商,遂以白银250万两收回阳泉矿权,显示了山西工商界与列强的竞争,从经济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的爱国精神,光荣地载入我国近代史上。

自强不息的经营精神

山西省晋商文化博物馆
山西省晋商文化博物馆
  历史进入清末民初,国事日非,外受列强侵略,内遭军阀割据,战祸兵贫,洋货泛滥,生产凋落,民生涂炭,工商破产,店号倒闭。恢复生产,安定社会,振兴工商业,既要解民生于倒悬,更要抵制外货之泛滥,即成为当时当务之急。
 
  据调查:二三十年代,晋南各地洋布、洋面、洋烟、洋煤油、洋火柴、洋丝线、洋纸张、洋咸盐以至洋画、洋书(新约全书)等洋货,几乎充斥市面,洋商、洋号,到处皆是。太平杨家在此时刻,以振兴民族工商业,抵制洋货为己任,挺身而出。杨世堂是太平南赵人,其父、叔杨如锦、如玉、如芝在民初以长途贩运,以货易货,十年创业发家,在甘、青两省创设世字号。杨世堂于1921年接管号务后,目睹洋商用廉价大量收购西北皮、毛、棉、麦以及金、银、鹿茸、麝香、红花等土产和贵重药材,获取大量利润。世堂决意挽回利权,抵制洋货,立志要和洋商竞争。便抽出资金,派出经营能手,在津、沪、宁派驻庄号,以电讯与兰州、西宁通市,并与洋行代办协议挂钩,由洋行将巨款存入世字号,再由世字号以行市价格收货订货,收购牛皮、羊皮、羊肠、棉花、金银和药材,打包运往天津、上海等地,每宗可赚三五万到十余万银元。如此既可减少洋商低价套购西北特产的损失,世字号由此也获得利润,成为西北商界巨魁。
 
  杨世堂兴盛后,又将投资转向现代民族工商业,并将投资地点由外地转向晋南家乡。他将获得的利润作为资金,在新绛开办了世德永当号、世德和钱庄,在汾城开设药铺、古城粮店,作为回旋门面。还在运城购买盐池一处,在晋南十几个县镇开设盐号。以数万银开办新绛火柴厂,又以巨额资金投入新绛大益纺纱厂,建立起晋南第一家股份制现代组织企业。太平杨家以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的精神,经两代人十年奋斗,由以货易货的小商,一跃成为拥有商业资本店号数十座和现代工业两个厂的巨富。据估计至少也有千万银元家产。
 
  太平尉、王、刘、杨四大商业家族,在兴旺发展时期,都能重视精神价值、文化价值、荣誉价值,重视人才培养,敬业教育。尉家自乾隆时期受郑板桥的启发,开办私学,有21人进入仕途;王家七代28人当过清朝官员。他们是亦官亦商,以官护商,商官结合的商业家族。刘笃敬创办刘家私学,培养商号长徒。至解放前,仍培养大学生、留学生十余人,至今为祖国建设服务。杨世堂后代杨德铨是留美学生,任耀青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他们之所以能在商业竞争中兴盛发展,是和他们重视培养人才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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