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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7731 次 历史版本 0个 创建者:浮生 (2011/2/10 15:48:19)  最新编辑:浮生 (2011/2/10 15:48:19)
白鹿洞书院
同义词条:庐山白鹿洞书院,庐山国学,白鹿洞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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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鹿洞书院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原址在江西庐山东南五老峰下。白鹿洞初为唐代李渤与其兄李涉隐居读书之处,该地四山环合,俯视似洞,因此而名。南唐升元年间,白鹿洞正式辟为书馆,称白鹿洞学馆,又称“庐山国学”。宋初改名为白鹿洞书院,为当时四大书院之一。朱熹陆九渊等曾在此讲学。元代时毁于兵火,明代重建。1988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书院概况

 
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全院占地面积为3000亩,建筑面积为3800平方米。书院“始于唐、盛于宋、沿于明清”。现存建筑群沿贯道溪自西向东串联式而筑,由书院门楼、紫阳书院、白鹿书院、延宾馆等到建筑群落组成。建筑均坐北朝南,石木或砖木结构,屋顶均为人字形硬山顶,颇具清雅淡泊之气。

  书院门楼由棂星门、泮池、礼圣门、礼圣殿等到主要建筑组成。

  门楼高约6米。砖木结构,四坡式二层。顶层,四斜脊,尖端起翘。檐下为砖砌长墙,装饰有趾形花瓣和棱形图案。第二层与上层同,檐下以砖砌方形砖柱。门楼中镶嵌有明代江西提学副使、文学家李梦阳书“白鹿洞书院”横额。

  棂星门,始建于明成化三年(公元1466年),为南唐知府所建,明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南康知府苏葵重建。初为木结构,后南唐知府周祖尧建为石牌坊。它是白鹿洞书院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古代传说“棂星”即“文星” ,以它命门,意即此处人才辈出,为国家培育栋梁之才之意。门为牌坊式,六柱五间,二层石梁连接。中梁刻有缠枝牡丹,石抱鼓扩柱病,饰海波纹,刀法粗犷简练。

  棂星门后为泮池。历史上称学宫前的水池为泮池。“泮者教化也”。池呈长方形罢,池上建有一座拱形石桥,桥两侧装有花岗岩的栏杆和栏板。原名泮桥,现名状元桥。

  礼圣门,即书院正门,原称先师庙门,或称大成门。初为宋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朱熹拿钱三十万给予南康知军闻诗嘱其所建。门十扇,木门廊式,为空心几何形图案,裙板为平面木板,两侧为阁楼,硬山顶,屋脊东西两头饰陶龙。正门四柱五间。全长22。10米,高7。30米。门楣上悬挂着“正学之门’的匾额。

  礼圣殿,又名大成殿。始建成于宋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是祭祠孔子及其门徒的场所。殿为宫殿式,平面呈长方形,砖木结构,以木柱支撑,有大木柱20根,石柱砌,浮雕缠枝纹饰,为明代遗物。殿中四柱三间,殿壁大木柱12根,以砖砌壁,周环以廊。殿平面长20。59米,宽24。44米,得重檐九脊,斗拱交错,灰瓦白寺,巍峨宏伟,气势庄严。殿外重檐正中悬有“礼圣殿”竖额。殿内正中立孔子线雕行教立像,为唐代吴道子所绘。上悬清唐熙手书 “万世师表”匾额。后壁左右竖有四块由朱熹书“忠、孝、廉、节”四字大石碑。展中左右安有“四配十二哲”石线雕像。终年香烟迷漫,使儒气中带有几分禅气。

  书院门楼的西侧为紫阳书院,主要建筑为朱子祠、报功祠、丹桂亭。

  朱子祠,始建于明正统三年(公元1438后),是专祀朱熹之祠。祠为砖木结构,硬山顶,灰瓦白寺,平面呈长方形,四柱五开间,祠内中立朱子自画像石刻,像左立张象文《文公朱子专祠碑记》,右立《白鹿洞书院学规》,上悬唐熙手书“学达性天”金字匾额。步入祠内,大有“南渡儒林传,先生第一人”之概。

  报功祠,在朱子祠之西,初祀李渤等历代“有功于洞之学者”。原称先贤祠、三贤祠。明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南唐知府翟溥福建。祠李渤周敦颐、朱熹。还祀有程颐程颢张横渠陈了翁陶渊明刘西涧父子七先生,祠为砖木结构,建筑样式、规模和朱子祠相同。

  丹桂亭,在院的中部,建于长方形台基上,木结构,歇山顶,四斜坡式,四斜坡式,正脊砖砌,四挑檐,四木柱去撑,斗拱上托,花岗岩圆鼓式柱础,素面。中立“紫阳手持丹桂”碑,为岭南曹秉浚书于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九月。

  书院门楼的东侧为白鹿书院。这组建筑是书院的主体,各建筑体均从不同角度体现了它的实用性,其主要建筑有御书阁、明伦堂、白鹿洞、思贤台等。
明伦堂
明伦堂

  御书阁,始建于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原名圣旨楼,现阁为珍藏康熙御赐《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古文渊鉴》、《朱子全书》等而建。 阁为木构建筑,二层,平面呈方形,周环走廊。二层正中有“御书阁”竖额。庑殿顶阁为木构建筑,二层,平面呈方形,周环走廊。二层正中有“御书阁”竖额。庑殿顶,翘角宏伟。阁外柱有题联:“泉清堪洗砚,山秀可藏书”。

  明伦堂,又名彝伦堂。明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南康知府翟溥福建。砖木结构,白寺灰瓦,人字形硬山顶,四开间,前有走廊。明伦堂系书院授课的地方,故外悬挂有“鹿 与游,物我相忘之地;泉峰交映,仁智独得之天”的对联,以鼓励生员用心攻读,以获得“仁智独得之天”。
 
白鹿洞
白鹿洞
  白鹿洞初有名无洞,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南康知府王溱,祭山开洞,并撰写《新辟石洞告后士文》。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南康知府何岩,雕石鹿置洞中,并作《石鹿记》:“自唐以来,白鹿洞名天下矣!然历世既远,则鹿弗存,而洞亦圮”,“是诚有名而无实出。”

  石鹿,竖耳昂首,凝视前方,刀法简练。石鹿后有清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白鹿洞山长熊维典撰《少司马大中丞蔡公重兴白鹿书院记》。洞为花岗岩砌,呈券拱形,高4米,宽4。15米,深6。35米。洞右有石台阶,拾级而上,可登思贤台。

  思贤台,筑于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江西巡按曹汴建亭台上,寓“睹台思贤”之意,故名思贤台。台平面呈正方形,亭为木结构,平面呈正方形,歇山顶,双层斗拱托檐,中开一门,四边有木制花窗,前护花岗石质围栏。台上四周有石板围栏,栏中镶有石刻,有衡崖书“理学渊源”;刘世扬书“思贤台”;秦大夔书“仰止处”;李资元书“空中楼阁,静里乾坤。”

  白鹿书院之东为延宾馆,其主体建筑名为春风楼,木结构,歇山顶,翘角,香檐,下楼外伸,由四根圆立柱支撑着,形成外廊。面阔15米,进深8米,上下两层。显得既庄严,又宁静。寓宴请宾客之意。楼两侧建成有两排厢房。

  在飞阁流丹的古建筑群中,数以百计的历代题咏碑,分东西两碑廊安置其间,为书院凭增了几分古朴的气氛。

  书院的建筑群,主要建筑均对称地布置在中轴线上,如果将此建筑比做“凝固的乐章”,那么,其中的台、堂、阁、殿,就是这部乐章中的华彩乐段,充分抒展着一个绵延数百年的主题。凝眸静观书院内那文采纷呈的匾额对联,那数以百计理念化的古碑,那疏密有致的嘉木芳卉,无不透露出浓郁的文化氛围。
溪流
溪流

  院前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史贯道溪。溪上架有一座古桥,称枕流桥。桥为石构,两旁有护栏,横跨贯道溪,桥下溪流奔涌,大石枕之,有朱熹书“枕流”石刻,故名。桥长12。5米,宽3。2米,高约10米。初为朱熹在宋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所建,始为木桥。清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南康知府杨树基改建为石桥。李梦阳《枕流桥》诗:“峡急岂有心,临桥石相激;蓦惊桥上听,夕阳人独立。”描述了此桥的险要。

  贯道溪中的崖石上,题刻有“白鹿洞”、“隐处”、“钓台”、“漱石”、“流杯池”等,石刻创造出深厚的文化氛围,使这里真正体现出“泉声松韵点点文心,白石寒云头头是道”的韵味。

历史沿革


  庐山白鹿洞书院开拓于晚唐,办学于南唐,定名于北宋之初,宏大于南宋,元明清三代办学不断,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千年学府,是九江文化遗存的著名品牌,是庐山世界文化景观的主要景区,曾被人誉为与庐山、鄱阳湖“三不朽”。
  白鹿洞原是唐代洛阳人李渤年青时隐居求学之地。李渤养有一头白鹿自娱,白鹿十分驯服,常随主人外出走访游玩,还能帮主人传递信件和物品,因此以鹿名人,称李渤为白鹿先生;以鹿名地,称此处为白鹿洞。
 
书院内部
书院内部
  白鹿洞书院之所以声名远播,长盛不衰,除了大思想家、教育家朱熹有重建之功,再造之德之外,还与历代皇帝青睐白鹿洞书院紧密相关,他们或敕封赐书,或拨田养士,或巡幸视察,或诏示天下,或题匾题诗,关爱有加,希冀至深。

  南唐升元四年(940年),南唐先主以白鹿洞为基址创办“庐山国学”,并设置学田以供办学之需,任国子监九经博士李善道为洞主,此为白鹿洞办学之始,它与金陵(今南京国子监相齐名,是以培养国士、造就人才为目的的,应不失明智之举,确有开创之功。

  南唐后主李煜,治国整军乏术,但却是一个大词人、大文学家,对教育事业颇为关心,曾下令割善田数十顷,取其租课作为庐山国学之办学经费,并继续选派国子监通儒经者主理洞事。对学生除采用“个别传授”的教学方法之外,还有“升堂讲说”的记载。

  庐山国学在存续的二、三十年时间里,四方来学生徒有好几百人,平时数十百人。先生中有不少著名者,如朱弼陈贶刘元亨毛炳等。生徒中有不少有用之才,如状元伍乔、史学家刘式、文学家黄载,军事家卢绛、诗人李中刘洞孟归唐杨徽之江为等。

  庐山是李氏三代发迹之地,他们又都是著名的文学家。正是由于李氏君主的提倡、关照,位于白鹿洞的庐山国学就成为当时江南重要的文化学术中心,成为名符其实的著名大学,南唐一时故有“最为无事,此好儒之效也。”的称谓。

  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7年前),江州人士在白鹿洞旧址创办书院,也称书堂,历代院志上均载白鹿洞“宋初置书院”。

  到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江州知州周述将白鹿洞书院办学情况向朝廷报告,宋太宗赵光义批准了他的请求,下令将国子监刻印的《九经》等书赐给书院,派专人 “驿送至洞”,并赐给院额。正因为白鹿洞书院得到最高统治者的如此青睐,从此更加名扬四方。被称之为北宋或宋初“四大书院”之一。

  北宋咸平四年(1001年),真宗赵恒下令给全国各地学校、书院发送国子监印本经书并修缮孔子庙堂。有了皇上的诏令,白鹿洞书院又得到进一步的修整,重塑了孔子及弟子的画像,师徒们从此也有了祭祀圣人的专门场所。

  自北宋末到南宋初,白鹿洞被荒废一百二十多年,直到淳熙六年(1179年)时,朱熹出任南康知军,朱熹多次向朝廷呈报修复白鹿洞书院的设想、并请求赐书赐额,终于得到批准。

  南宋淳祜元年(1241年),理宗赵昀在视察太学时亲自书写了朱熹所订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此后这个揭示被摹写传抄在各地的学校和书院中,使之成为御颁共同遵行的“指导方针”。朱熹的教规得到最高统治者的如此赞赏,遂成为了各地书院教育乃至于学校教育的最高准绳和法则,影响广远,波及海外。

  元代但统治集团对书院教育重视的程度超越了前代,明初大学士解缙言:“白鹿洞书院在元尤盛”。

  明代中央集权制得到进一步加强,对学校、书院的思想控制也很严格,但这都阻挡不住白鹿洞书院的兴旺和发展,,白鹿洞书院仍然达到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多时有学生千余人,最为精确的记录是在弘治年间,达到527人。虽然有张居正魏忠贤两次禁毁天下书院,但白鹿洞书院并没有遭到大的破坏,只是一时停办而已。
康熙亲书“天性达学”匾额
康熙亲书“天性达学”匾额
 
  清代尤其是康雍乾盛世,崇儒重道,表彰正学,白鹿洞书院又多次得到当政者的一再褒奖。康熙大帝是一位很有作为的政治家,一生苦钻儒学,表倡程朱,重视文教。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江西巡抚安世鼎委知府周灿重修白鹿洞书院,请上疏赐予匾额与经书。到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圣祖玄烨亲书匾额“学达性天”赐给白鹿洞书院,同时还颁送《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等。据《起居注册》载:“学达性天”匾额共八面,同时赐与周敦颐、张载、程灏、程颐、邵雍、朱熹祠堂及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要学子求学达到符合人性和天理那样的一种崇高的境界。以后,玄烨又陆续颁赐了《古文渊鉴》、《朱子全书》、《周易折中》等。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康熙帝还在紫禁城澹宁居亲自召见星子县令毛德琦,言语有加,委以重任。毛德琦回来后不负圣恩,为白鹿洞书院增器具,清田亩,核书籍、严课考、修院宇、定规制、勤讲论,重兴文教,搜罗史料,终于修成清代首部《庐山志》、《白鹿洞书院志》。

  清高宗弘历也是一位开明之君,倡导汉学,罗致人才,陶醉于文修武备。乾隆二年(1737年),弘历下令“各地书院酌仿朱熹的白鹿洞规条立之仪节,以检束身心。”皇帝下了令,下面不敢怠慢,南康知军董文伟,主洞章国录立《朱子白鹿洞揭示》碑于洞中朱子祠内,并附录了程端蒙董铢两人的学规于后,这就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朱子教条了。乾隆四年(1739年),弘历专作《白鹿洞诗》和《白鹿洞赋》各一篇,以示特别垂爱和赞赏,诗的全文是:

  李渤结庐后,绛帐开紫阳。

  经纶归性命,道德焕文章。

  剖析危微旨,从容礼法场。

  祗今白鹿洞,几席有余香。

朱熹与白鹿洞书院

 
朱熹像
朱熹像
  白鹿洞书院虽为宋初所建,但不久即废。直到著名理学家朱熹重修书院之后,白鹿洞书院才扬名国内。南宋淳熙六年,朱熹出任知南康军(治所在鄱阳湖边的星子县)。朱熹到任时,白鹿洞书院已经毁于兵燹,栋宇消落,林园荒芜,触目皆是尘封书海,网结门廊。经过朱熹的一再请求,宋孝宗终于同意重建白鹿洞书院。修葺后的白鹿洞书院,以圣礼殿为中心,组成一个错落有致、相得益彰的庞大建筑群。书院共有殿宇书堂三百六十余间,其中包括御书阁、明伦堂、宗儒词、先贤祠、忠节祠等。圣礼殿是用于学生拜谒孔子的殿堂,门上方两块匾额写有“学达性天”、“万世师表”的字样。在文会堂有朱熹亲书“鹿豕与游,物我相忘之地;峰泉交映,知仁独得之天”的对联。

  朱熹不仅为白鹿洞书院修建院房,筹措院田,聚书延师,设课招生,制定学规,使白鹿洞书院走上了振兴之路,成为全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进行了一系列革新,使它作为“私学”系统的代表,在教育体制和教学方式上都有别于当时的“官学”体系,而成为同时和后来兴起的一系列书院效法的楷模。朱熹还建立了严格的书院规章制度《白鹿洞书院教规》。原文如下: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
朱子白鹿洞教条
朱子白鹿洞教条

  右修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為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誌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複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雲為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白鹿洞书院教条》不但体现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而且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样式,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这无疑是研究我国教育史的一份很有意义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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