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楼”这个词，原本指豪华精致的雅舍，有时则作为豪门高户的代称，如《晋书·麹允传》：“南开朱门，北望青楼。”邵谒《塞女行》：“青楼富家女，才生便有主。”南梁时，刘邈《万山凶采桑人》诗首句云：“倡妾不胜愁，结束下青楼。”不过这里说的“倡妾”，可能只是“家妓”而已。本文主要解释妓院这一层意思。

 

　

 

　　(1)、青漆涂饰的豪华精致的楼房。

 

　　三国魏曹植 《美女篇》：“借问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

 

　　唐张籍《妾薄命》诗：“君爱龙城征战功，妾愿青楼欢乐同。”

 

　　清陈梦雷《拟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诗：“青楼当大道，高入浮云端。”

 

　　(2)、指南朝齐武帝的兴光楼 。后也泛指帝王之居。

 

　　《南史·齐纪下·废帝东昏侯》：“ 武帝兴光楼 。上施青漆，世人谓之‘青楼’。”

 

　　唐李白《宫中行乐词》之五：“緑树闻歌鸟，青楼见舞人。”

 

　　(3)、指定居住和卖淫的场所，即妓院。

 

　　南朝梁刘邈《万山见采桑人》诗：“倡妾不胜愁，结束下青楼。”

 

　　唐杜牧 《遣怀》诗：“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

 

　　《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孙富﹞生性风流，惯向青楼买笑，红粉追欢。”

 

　　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四》：“姬蹙然敛袵跪曰：‘妾故某翰林之宠婢也，翰林将殁，度夫人必不相容，虑或鬻入青楼，乃先遣出。’”

 

　　(4)、借指青楼中的女子。多指妓女。

 

　　唐温庭筠 《塞寒行》：“彩毫一画竟何荣，空使青楼泪成血。”

 

　　宋秦观《虞美人》词：“欲将幽恨寄青楼，争奈无情江水不西流。”

 

　　宋晏几道《生查子》词：“归去凤城时，説与青楼道：徧看潁川花，不似师师好。”

 

　　清李渔《慎鸾交·席卷》：“ 华郎 的心肠虽好，只怕他父亲到底执意，不容要我辈青楼。”

 

　　《“五四”爱国运动资料·妙莲告花界书》：“惟我青楼一无举动。我本我的良心，想出几条办法，劝告我全国花界同胞。”

 

　　至唐代，“青楼”两种意义仍参杂错出，甚至有一人之作而两意兼用的例子。如韦庄《贵公子》“大道青楼御苑东，玉栏仙杏压枝红”，与大道、高门相关，而与艳游、酒色无涉；而《捣练篇》“月华吐艳明烛烛，青楼妇唱衣曲”，则指妓院。

 

 　　宋、元以降，“青楼”的偏指大行于世，反而成了烟花之地的专指，不过比起平康、北里、章台、行院等词更为风雅。作为上等妓院，青楼中的妓女，一般是艺妓，也有色艺双绝，两种服务都提供的。但无论如何，吟诗诵词、弹琴唱曲，仍是最主要的节目。她们中间不乏才华洋溢的诗人、说唱文艺家和戏曲表演艺术家，如薛涛、张窈窕、严蕊、周月仙、张玉莲、马湘兰、陈圆圆，柳如是，董小宛……宁宗一先生在为陶慕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所作的序中指出：“她们在中国文艺史上无疑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世界文艺史上，这倒也是我们中国的一大特异贡献。”

 

　　最早发明官妓的，是春秋时齐国的宰相管仲。他设置了拥有700名妓女的国家妓院。无独有偶，与管仲时代差不多的古希腊雅典的政治改革家梭伦，也开设了国家妓院，目的一是满足青年男子的要求，二是保护良家妇女不受骚扰。而管仲的妓院作用更大。一是通过税收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二是有利于社会安定，三是吸引大量人才，四是送妓与敌，兵不血刃。管仲的发明很快被其他各国效仿，一时官妓大兴。

 

　　官妓中有一种专门为军队服务的，叫做营妓，最早的发明者是越王勾践，而正式成为制度则在汉代。汉代以后，家妓兴盛起来，到南北朝达到顶峰。家妓的地位处于妾与婢之间。妾是满足主人肉体之需的，婢是端茶扫地，铺床叠被的，而家妓的作用是为主人提供艺术服务的。家妓普遍受到严格的艺术训练，实际上代表了当时最高的艺术水平。中国的音乐舞蹈不但是她们发扬光大的，也是她们传续下来的。但不论官妓家妓，都没有人身自由，主人对她们可以任意买卖和杀戮。

 

　　随着商业的发展，都市的繁荣，在官妓、家妓之外，出现了个体营业的私妓，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青楼妓女。私妓在先秦已经出现，到六朝时开始活跃，至唐代走向兴盛，一直持续到宋元明清，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一大奇观。

 

　　私妓可分两类。一类是向政府正式注册登记，隶属教坊的，叫做市妓。另一类无照营业户，是名副其实的私妓。私妓的艺术修养不如官妓和家妓，她们接触的社会面比较宽，文化构成也比较复杂。所有这些，都使得青楼文化充满了变幻多姿的色彩。

 

　　古人给风月场所想了一个美丽的词：青楼。关于爱情，关于性欲，关于道德，这几项可以说是文学最基本的主题之一，而这几个最基本的主题可能通过妓女这一特定的角色而聚合在一起，因此文学从来都对妓女给予特别的青睐，古人还专门将这样的文学命名为“青楼文学”。

 

　　青楼似乎是古代文人除了庙堂、家庭、江湖以外必不可少的寄托之所，少了青楼文学，传统的文学大概就少了很多的韵味。有人做过统计。《全唐诗》将近5万首中，有关妓女的达2000多首，约占1/20。自从新中国成立，彻底消灭了卖淫这一丑恶现象之后，青楼文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文化土壤，但是，随着近些年某些地方的繁荣“娼盛”，妓女逐渐成为了当代小说中的重要角色。最近出版的《小说选刊》第10期，就有三篇小说都涉及到妓女和卖淫的生活，一篇是石钟山的《一唱三叹》，一篇是阿宁的《米粒儿的城市》，一篇是乔叶的《解决》。这也许只是一种巧合，但也足以说明作家们对这一社会现象的关注程度。

 

　　卖淫现象自从在上个世纪80年代死灰复燃以来，至今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据专家估计，在全国范围内，目前商业化性质工作从业人员约为400万人。放眼今天城市的街景，在灯红酒绿、雕梁画栋的背后，涌动着的是不可扼止的欲望。所不同的是，古代的青楼是公开的，今天的青楼是变相的，也许就藏在那些装潢艳丽的洗浴中心、歌舞厅、发廊等等场所的里面。这种社会现实的顽强存在，就在一点点地腐蚀和瓦解社会的道德精神世界。新青楼文学就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展开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新青楼文学是一份及时的社会档案，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着的性交易现象。这也正是今天的新青楼文学与传统的青楼文学的最大的不同所在。有人概括传统的青楼文学是一种诗化的青楼、浪漫的青楼。但对于今天的小说家来说，青楼不再是诗化的场所，作家们基本上是以批判现实主义的立场反映社会的“青楼”现象。

　　我国娼妓之起源，大概胚胎于周襄王时代，齐国管仲之设女闾，即其作俑者。《战国策》二卷“东周”引周文君云：“齐桓公宫中女市女闾七百。按周礼——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则一闾为二十五家。管仲设女闾七百，为一万七千五百家。管仲设女闾，等于后世之有花捐也。我国娼妓制度，既自“女闾”开其端，自此以后，无代无之。唐承六朝金粉之後，娼妓之多，空前未有。约分家妓公妓两种。长安都城中有所谓“北里”、”平康里“舆“教坊”者，即为当日风流渊蔽。（摘自黄现璠著：《唐代社会概略》 ，商务印书馆，1937年2月再版）。“

 

　　中国最早的娼妓，是最早进入制度化的一种行业。管仲治齐国，就设有“女闾”，女闾就是公娼－－不是公家准许的窑子，而是官办的窑子。这是中国最早的“公营企业”，开办目的，是增加国库收入。《坚瓠集》续集里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这就是说，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经费来源，部份却是吃软饭吃来的，实在不怎么光彩。孔夫子说没有管仲，他要披发左衽（右边为任字），变成外国人了，这么推论，使中国国泰民安，身为“女闾”的人，以血肉之躯，“以充国用”，的确功不可没。虽然她们的痛苦如何，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管仲时代妓女的主要来源，是奴隶，就是所谓“奚”。奚字在象形文字中，是“手持绳圈套女人”，套到女人操皮肉生涯，加入公营企业，这种妓女，就是“官妓”。官妓的制度在中国持续极久，《吴越春秋》说“越王句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就是官妓。《万物原始》说“汉武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就是官妓。《南史》说齐废帝“每夜辄开后堂，至营署中淫宴。”就是官妓。官妓的来源，主要有三：

 

　　一、罪人家属－－古代的人权单位不是个人，而是家族。一个人犯罪，常常连累到一家。通常的公式是：男人给宰了，妻女则沦为官妓。

 

　　二、奴隶买卖－－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在人口比例上比中国多；但在时间持久上，比中国短。中国买卖奴隶，有过“与牛马同栏”的大场面，人变成牛马，还有什么可说？

 

　　三、堕入风尘－－是变相的一种人口买卖，只不过被买卖的，原属良家妇女。《北里志》所谓“误陷其中，则无以自脱”，就是这一类。

 

　　因为公营，所以官方设有专门的机构。这种机构，在唐朝先属“太常”，后属“教坊”，由“乐营”管辖。《云溪友议》记有“乐营子女，厚给衣粮、任其外住”的一个特例，是两个信释道大官的德政，反证了当时“乐营子女”是不能外住的，官妓的没有肉体自由，是和没有人身自由一致的。

 

　　因为没有自由，所以任凭处理，前程莫问。汉朝本来对“群盗妻子”发配为营妓的，但是李陵行军时，发现她们，就一律给杀掉；宋朝平北汉，北汉“献官妓百余人于宋”；胜利者意犹未足，还“夺其妇女随营”。宋朝的官妓，从宽录取，不但把罪人家属当公娼，甚至把良家妇女“系狱候理者”（在看守所中等待判决的）都派上用场！甚至公然去抢来，逼良为娼！或者干脆诬陷良民为盗匪，以便将家属收为官窑子！更妙的是：王安石变法时，一切都公卖，酒是其中之一。为了卖酒，居然派妓女助售－－“官卖酒用妓作乐”！《都城纪胜》书里说：

 

　　“官库则东酒库、南酒库、北酒库、上酒库、西子库、中酒库、外库、东外库，每库皆有酒楼。若欲美妓往官库中点花牌，其酒家人亦多隐庇推脱。须是认识其妓，及以利委之可也。”这就是酒家的前身。现在中国人很难知道：酒家原来是官办的，最早的目的是推销政府造的酒，“以充国用”。这是一位立身谨严的政治家王安石出的怪主意。王安石本人，在别人请他吃饭以妓作陪时候，拒绝入席；但他却和管仲一样，为了“以充国用”，竟不惜油然而生“皮肉之见”，使政府大吃其软饭。这些大政治家的举措，使人想到那句西方谚语－－“伟大的人有伟大的错误”。　　

　　官妓演变到明朝，有了严格的发展，《国初事迹》记明朝公娼情形说：

 

　　“太祖立富乐院，令礼房王迪管领，此人熟知音律，又能作乐府。禁文武官吏及舍人，不许入院。只容商贾出入院内。”这是很清楚的“公务员金字上酒家”模式。但这种禁令有效吗？《五杂俎》的记录，有了以下真相：

 

　　“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辄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终日倚门卖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唐宋皆以官妓佐酒，国初犹然。至‘明英宗’宣德初始有禁，而缙绅家居者，不论也。故虽绝迹公庭，而常充轫（左边为牛）里干（门中干字）。又有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者，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这段文献，透露了两种“家居”情况：第一种家居，是“缙绅”先生在家里叫姑娘，姑娘做应召女郎；第二种家居，是姑娘在家里接客，姑娘做陶公馆式私娼，两种家居都可逃掉政府的禁令，使官妓制度，遭到反托辣斯的抵制。

 

　　其实，明朝这种知识分子与妓女的情孽，本是渊源有自的，早在唐朝就大为流行。唐朝知识分子以走动秦楼楚馆为正业之一，从元白到李杜，无一例外。在杜牧的诗里，可以看到太多太多“不饮赠官妓”“娼楼戏赠”的作品，从这些结果看，中国娼妓不但达到了“以充国用”的特殊效果，又给中国饮酒作乐的知识分子“以充文用”，风化出他们笔下的文学。流风所及，中国文人几乎无一不跟娼妓饮酒作乐，写诗漫爱。这种“饮酒作乐”的特色，本来是“酒家”与“妓女户”二合一的，到了现在，形式上已经一分为二，形而上者不能搞，形而下者不能聊，所有“玉人何处教吹箫”的时代，已经完全远去，中国文人的作品也就更不堪设想了！　　

　　因为特色只此一家，由特色而来的历史，自然也就别无分号。中国历史中，有一种“家妓”。家妓是养在豪门中的妓女，算是自备的歌星、舞女兼酒家女，还没有资格做姨太太，要生了儿子，才有资格做姨太太。两晋南北朝时，家妓最多。

 

　　《宋书．沈演之传》：“奢淫过度，妓女数十，声色放纵。”
　　《宋书．杜骥传》：“家累千金，女妓数十人，丝竹昼夜不绝。”
　　《宋书．范晔传》：“家乐器服玩，并皆珍丽，妓妾亦盛饰。”
　　《北史．夏侯道迁传》：“妓妾十余，常自娱乐国。”
　　《北史．高聪传》：“唯以声色自娱，有妓十余人。”
　　《南史．张怀（玉旁）传》：“居室豪富，妓妾盈房。”

 

　　因为家妓成风，所以许多事件，也因之而起。最有名的“落花犹似坠楼人”主角绿珠，就是石崇的家妓。家妓引起家庭大血案。

 

　　别以为家妓只是豪门自己的规矩，其实是依法有据的。唐朝法令规定：“三品以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以上女乐不过三人，皆不得有钟磐乐师。”可见官做大了，就可以依法在家开“妓女户”“歌舞班”玩。相对的，官不够大，自然就不能乱开。《南史．王宴传》：“宴从弟诩，位少府卿，（束力）未登黄门郎，不得畜女妓。诩以畜妓免官，禁锢十年。”

 

　　现在人称自己太太做“内人”，如果这位太太是“从良”了的，倒真名符其实。原来唐朝称妓女叫“内人”。《教坊记》里说：“妓女入宜春院，谓之内人。”张佑的诗说：“内人已唱春莺啭，柳枝磋磋（单人旁，醉后起舞貌）轻舞来。”都特指妓女。可见从“家妓”观点看，妓女倒真正是内人，老婆反真正不内。要内，至多也该叫“内子”。内子照《礼记》、《左传》等解释，是卿大夫的正妻；但照《书言故事》、《频罗庵（广改为草头）遗集》等解释，却又指的是人家的老婆，却又明明该是“外子”！但“外子”又明明是指丈夫，于是老婆又变成丈夫，女的变成男的，又势难成立。

 

　　在现代的避孕药具出现之前，过去的青楼女子她们是如何采取避孕措施的呢？史书上鲜有记载，野史上也不多见，影视剧里也是轻描淡写了之。巩俐出演的一部电影，就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位妓女在接客之前，喝下一种汤药，说是喝了就不会怀孕了。当然，这种药究竟含有何种成分，无从考证，当关于古代的妓女避孕的方法也就众说纷纭。

 

　　有说将麝香放入妓女的肚脐可以避孕，比如堪称中国“红颜祸水”之最的赵飞燕和赵合德两姊妹就有记载采取的是这样的避孕措施。当然，赵飞燕和赵合德两姊妹还不能称其为妓女，但殊归同途。这种贴肚脐叫“了肚贴”。贴在肚脐上，就可以了结女人肚子的受孕功能，再不能怀孕了，不过这“了肚贴”已经失传。

 

　　民间还有记载，据说藏红花是宫廷传出来的避孕秘方，说如果皇帝不喜欢某个被宠幸的宫女，就会让太监把这个宫女倒挂起来，给她用藏红花液清洗下身，据说这样可以将宫女体内的精液清洗干净，还有一些野史，说以前皇帝宠幸妃子后，如果说不留的，太监就会帮那女的推拿，确保皇帝的精液不能留在那女的体内，这样可以起到避孕的效果。

 

　　但是，即使是现在，也没有百分之百有效的避孕措施，韦小宝就是避孕失败的产物。过去许多青楼女子在从良后，都是终身不育的，就是长期饮用破坏生育能力的一种汤药，以致绝育，说是服用被称做“凉药”的一种可以避孕的药，也含有麝香的成分，会影响生育，但不一定绝育。

 

　　也有使用“安全套”的记载，是使用动物的肠衣，有说是羊的，还有说猪膀胱是早期的“避孕套”，但据史料真实记载，西方中世纪宫廷里使用的“避孕套”就是动物的肠衣，还有个很好听的名字——“荷兰小帽”。中国古人还用鱼膘作“避孕套”。在博物馆的收藏物中，有古代人用绵羊肠子制成的避孕套，有点接近于现代避孕套的雏形。

 

　　在3000多年前的印度和埃及，像鳄鱼、大象这样被认为具有神秘力量的动物的粪便也被用到了避孕药方中。事实上，由于这些动物粪便具有高度酸性，它的确具有一定的杀精作用。不过，动物粪便所带来的强烈臭味显然会影响古代夫妻们的“性趣”。

 

　　也有采取喝水银的方法，水银的确可以避孕的，但水银有剧毒啊，也许可能喝少量的不会死人。现在，在我国的北方农村，许多老年人年轻的时候就采用喝水银避孕的方法，这肯定对身体有很大伤害。于是，过去妓女们喝的茶水或日常食物中就被放入少量的水银，据说效果很好，当然，妓女们被蒙在鼓里，还以为是可以避孕的香炉灰什么的，不然妓女们知道水银有毒不敢喝啊！

 

　　《青楼梦》亦名《绮红小史》，64回，作者俞达（？—1884年），又名宗骏，字吟香，作此书时署名厘峰慕真山人，江苏长洲 （今苏州市）人。作品除 《青楼梦》外，还有《碎红轩笔话》、《花间棒》、《吴中考古录》及《闲鸥集》等。他在功名上不得志，一生的主要职业是坐馆。书中的主人公——多情公子金挹香就是他自己的化身。

 

　　《青楼梦》成书于光绪四年（1878年），作者将妓女当作淑女，描述了青楼36位多情女子与一位多情才子的一段欢情。作者在第1回里就表明了他的生活理想：“游花园、护美人、采芹香、掇魏科，任政事，报亲恩、全友谊、敦琴瑟、抚子女、睦亲邻、谢繁华、求道德”。他一生追求功名却屡遭挫折，于是发出了“公卿大夫无一识我之人”，“反不若青楼女子竟有慧眼识英雄于未遇时也”。多情多义的美女则使得金挹香“决不以青楼为势力场”。后来金挹香官至太守，纳了五妓为一妻四妾，表现了作者对于功名富贵的强烈欲望。结尾处36名妓风流云散，金挹香弃官修道，反映了作者的没落情绪。

 

　　《青楼梦》勉强可以说是妓女题材的开拓之作。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一文中说：“《青楼梦》全书都讲妓女，但情形并非写实的，而是作者的理想。他以为只有妓女是才子的知己，经过若干周折，便即团圆，也仍脱不了明末的佳人才子这一派”。

 

　　由于小说有作者自己的生活背景，所以书中的妓女有些可能是和作者有过交情的，有些也影射着真人真事。如第44回《武雅仙订盟洪殿撰》的“洪大人榜名匀金”，实际上指的就是状元洪钧，武雅仙就是嫁给洪钧的名妓傅彩云，即后来名噪一时的赛金花。在思路和写法上，《青楼梦》均模仿了《红楼梦》，如其中的结诗社、行酒令、猜灯谜、说笑话等等，男主人公金挹香的言谈话语更是贾宝玉第二。只是作者不敢面对现实，不愿人世间留有憾事，所以他只学写了《红楼梦》中的才子佳人式故事，而没有写成《红楼梦》那样的悲剧，结局也是大团圆的结局。当然，无论是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艺术技巧等方面，《青楼梦》都是远远比不上《红楼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