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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7609 次 历史版本 0个 创建者:1002ban (2011/2/6 0:31:28)  最新编辑:1002ban (2011/2/6 0:31:28)
崔浩
拼音:Cui Hao
  崔浩字伯渊,小名桃简,清河郡武城(今河北清河县)人。崔宏之长子。仕北魏道武、明元、太武帝三朝,官至司徒,参与军国大计,对促进北魏统一北方起了积极作用。后人称颂为“南北朝第一流军事谋略家”。

人物生平

 
崔浩
崔浩
  崔玄伯的长子,出身于清河崔氏,和范阳高门卢玄是表兄弟。连姻皆士族。《魏书·崔浩列传》说他:“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长相如美貌妇人,自比张良。崔浩曾仕北魏道武、明元、太武三帝,官高至司徒,对促进北魏统一北方做出了贡献。浩力荐灭夏、灭北凉并出击柔然,这些军事行动使北魏得以解除来自北方和西北方的威胁。尤其是北凉的灭亡,使北魏打开了通往西域的商道。

  拓跋焘镇压盖吴起义的过程中,曾亲见寺僧藏匿武器,崔浩笃信道教,主张废佛。北魏太武帝下令关闭长安沙门,焚烧寺院,捣毁佛像,史称“三武之祸”。寇谦之以杀僧过多,曾苦求崔浩,阻止灭佛行动,“一境之内,无复沙门”。但由于崔浩试图“齐整人伦,分明姓族”,卢玄劝他:“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几人也?宜其三思。”又敢于和太子争任官员,引起鲜卑贵族的不满。

  神麚二年(429年),崔浩与弟崔览邓颖、晁继、黄辅等共同著述《国书》。太延五年(439年)崔浩因修“国史”不避忌讳,著作令史闵湛、郗标竟劝其刻史于石上,树在道路的两旁,费银三百万,高允曾预言:“闵湛所营,分寸之间,恐为崔门万事之祸。吾徒无类矣。”于是“北人咸悉愤毒,相与构浩于帝”,此事最终得罪了太武帝,被囚于木笼之内,“送于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溲于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被夷九族,牵连范阳卢氏,河东柳氏以及太原郭氏,“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

崔浩之死

  崔浩之死,或以为是华夷之辨的民族问题,或以为是佛道之争的宗教问题,其实不然,其主要原因应在社会阶级方面,即崔浩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终因国史之事罹祸。

  华夷之辨,实非崔浩致死之因,《宋书·柳元景传》记载柳光世言:“虏主拓跋焘南寇汝、颍,浩密有异图,光世要河北义士为浩应。浩谋泄被诛,河东大姓坐连谋夷灭者甚众。”似崔浩有民族意识,其实不对,因为崔浩常为鲜卑出谋献策,对北魏帮助莫大,例如《魏书·崔浩传》中记载他上谏阻止迁都,其中精确的分析利害,他说:“今留守旧部,分家南徙,恐不满诸州之地……屈丐、蠕蠕必提挈而来,云中、平城则有危殆之虑,阻隔恒代千里之险,虽欲救援,赴之甚难,如此则声实俱损矣。”后又对南北朝情势做出准确的评估,说:“裕新死,党与未离,兵临其境,必相率拒战,功不可必,不如缓之,待其恶稔。如其强臣争权,变难必起,然后命将扬威,可不劳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对朝鲜可谓不遗余力,《宋书·柳元景传》说的偏袒南朝实则是崔浩依实际情势做的判断而已,且《魏书·卢度世传》论及崔浩竟未提此事,《通鉴·考异》司马光亦云:“《宋书·柳元景传》与魏事不同,今从《后魏书》。”可见得柳光世之言,不过虚张华夷之见自托于南朝,不足为据。

  至于佛道之争极可能是崔浩致死的原因之一,《魏书·释老志》记载太武帝拓跋焘西征盖吴到长安,看到寺庙中多有兵器,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耳!”而崔浩本信天师道,遂“因进其说”,最后太武帝“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太子拓跋晃与崔浩在宗教上是分歧的,他“素敬佛道。频上表,陈刑杀沙门之滥,又非图像之罪。”可是太武帝不愿买帐,反而变本加厉的下诏“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直到崔浩死后才“颇悔之”。在废佛问题上,崔浩与太子拓跋晃虽是冲突的,但拓跋晃所上的表文并未言及崔浩。

崔浩治国思想

儒家思想为主兼容道法诸家学说治国思想 

崔浩
崔浩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就长期成为历代统治者治国的指导思想。十六国时期不少政权也相继采用了儒家的政治理念。如前所述,无论是儒学积淀深厚的家风,还是父辈所定下的儒家为本的治国基调,都使崔浩采用儒家学说作为治国指导思想合乎情理。此外,儒学融合法、道诸家学说也成为汉魏以后思想文化的主流。而崔浩本为博学之士,精通百家学说,所以他能够很好地融合诸家学说,形成一个完整的治国思想的理论基础。

  一、礼法合一,重视教化。神麚四年(公元431年)崔浩奉旨主持修订新律,旨在“务从轻约,除故革新”。这部新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崔浩礼法合一的思想。新律对“大逆不道”、“害其亲”、“巫蛊”等严重违背儒家伦常的罪行处以如腰斩、腐刑、连坐等重刑,用法制维护了儒家“礼治”的根本原则。而对于王公、官宦违法者,可以用官爵来抵罪,则体现了“刑不上士大夫”的原则。至于“妇人当刑而孕,产后百日乃决。年十四以下,降刑之半,八十及九十岁,非杀人不坐。拷讯不逾四十九。论刑者,部主具状,公车鞫辞,而三都决之。当死者,部案奏闻。以死不可复生,惧监官不能平,狱成皆呈,帝亲临问,无异辞怨言乃刑之。诸州国之大辟,皆先谳报乃施行”,都反映了“仁政”、“民本”、“轻约”的原则。可见,这部新律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结合法家学说,使教化和刑罚统一。崔浩曾说过:“阳者,德也;阴者,刑也。故日蚀修德,月蚀修刑。”这句颇有阴阳五行意味的话,很好地表明了他的德与刑相结合,德治与法治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观点。无独有偶,汉代大儒董仲舒也将法与德比作阴阳。

  《春秋繁露·天辩》:“阴者,阳之助也;刑者,德之辅也。”此外,崔浩尤其重视教化的作用,将教化摆在首要地位。“礼乐宪章,皆归宗于崔浩”。他曾花费大量心血注释《急就章》、《孝经》、《论语》、《》、《尚书》、《春秋》、《礼记》、《周易》等儒家经典,大力倡导汉代以来的经学。他还制定新字体、倡立太学、宣扬文教,从而达到教化人民,用儒家思想统一意识形态的目的。

  二、支持融合儒家思想的新道教。崔浩不好老庄之学,“每读不过数十行,辄弃之,曰:‘此矫诬之说,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习礼,仲尼所师,岂设败法文书,以乱先王之教。韦生所谓家人筐箧之物,不可扬于王庭也。’”但是经过寇谦之改造过的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与以儒为本的崔浩在思想上契合。寇谦之还宣称新道教应承担起辅佐北方泰平真君的责任,这更是与以辅佐北魏皇室统治天下为己任的崔浩一拍即合。崔浩“独异其言,因师事之,受其法术”,而寇谦之“每与浩言,闻其论古治乱之迹,常自夜达旦,竦意收容,无有懈倦”。崔因而向太武帝大力举荐新道教以建立太平真君盛世。

  三、排斥佛教和“淫伪杂祀”。崔浩出身于儒学世家,这种渊源使他顽固地恪守儒家“夷夏之防”的观念,强烈排斥各种与儒家思想相抵触的意识形态。对于佛教,他认为“彼沙门者假西戒虚诞,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他还认为正是佛教的流传,导致东汉以来中国社会“政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炽盛,视王者之法,蔑如也。”所以佛教在崔浩眼中,是与儒家倡导的中华正统格格不入的,是以夷变夏,导致社会动荡,国家衰亡,因而崔浩极力促成太武帝灭佛。同样地,对于北方民间流传的各种迷信崇拜,尤其是鲜卑等少数民族残余的原始信仰,都是崔浩所谓的“淫伪杂祀”,不符合“神州上国”的正统地位和形象,所以应当予以彻底废除。故崔浩于太延二年(公元436年)奏议:“神祀多不经,案祀典所宜祀,凡五十七所,余重复及小神请皆罢之。”

  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崔浩在治国指导思想上是以儒家学说为根本的,并且融合了在当时条件下可以与儒家相合的诸家学说。而对于违背儒学教义的学说则坚决排斥,尤其是外来的意识形态。这种兼容法、道诸学说的儒学成为崔浩治国思想的理论基础。

高官与儒学合一治国思想

  陈寅恪先生认为崔浩“是一个欲藉鲜卑统治力,以施行其高官与儒学合一的贵族政治的人。施行高官与儒家之学合一目的,即为复儒家所谓五等之制,而方法即‘齐整人伦、分明姓族。’”这就指出了崔浩的贵族政治思想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崔浩主张恢复“五等之制”。《魏书·崔浩传》载:

  浩从太宗幸西河、太原……遂与同僚论五等郡县之制,考秦始皇,汉武帝之违失。好古识治,时伏其言。天师寇谦之每与浩言,闻其论古治乱之迹,常自夜达旦,竦意敛容,无有懈倦……因谓浩曰:“吾行道隐居,不营世务,忽受神中之诀,当兼修儒教,辅助泰平真君,继千载之绝统。而学不稽古,临事暗昧。卿为吾撰列王者治典,并论其大要。”浩乃著书二十余篇,上推太初,下尽秦汉变弊之迹,大旨先以复五等为本。

  这段史料说明了崔浩提出恢复五等封爵制的直接原因,也指出了崔浩将五等封爵制看作是王者治国的根本。这是因为:第一,《周礼·大司徒》曰:“以礼辨等,则民不越。”儒家“礼治”的政治观念就是强调按照宗法血缘关系来划分社会身份等级。五等封爵制正是这一观念的反映。它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来调节社会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确立每个人的社会地位,让人们接受自己的现实状况,不得逾越。爵位越高,则社会地位就越高,所获得的政治、经济利益就越大。为了建立高官与儒学合一的贵族政治,恢复五等爵制无疑是一种很好的手段。第二,以“复五等为本”是秦汉以来一个重要的现实政治问题,其实质是朝廷和地方关系的处理。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权禅代频繁,政治动荡,社会矛盾尖锐,分封问题是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士族势力的兴起,其社会意识是反对高度强化的中央集权,主张实行分封制。魏晋时期即有不少士人提出过此项要求。如《三国志·司马朗传》载:“朗以为天下土崩之势,由秦灭五等之制,而郡国无搜狩习战之备故也。”又如《晋书·斐秀传》载:“秀议立五等之爵,自骑督以上六百余人皆封。”而“崔浩代表汉、魏晋北方士族,崔浩的思想代表汉、魏晋北方士族的思想。”他不仅继承了前人的政治理想,而且不遗余力地提倡恢复五等封爵。第三,北魏前期实行的封爵制度并非士人理想中的制度,不仅皆为虚封,而且杂有秦汉时期的二十等爵制,还有假五等爵制,整个制度比较混乱。天赐元年(公元404年)又改为四等,仍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五等之爵。故尽快地规范北魏政权的封爵制度,确立新的身份等级制度,是崔浩竭力追求的目标。

  另一方面,崔浩要求“齐整人伦,分明姓族”。“齐整人伦”就是以人伦取士之意:“分明姓族”是看重家族之意。崔浩选取士人,注重门第与儒学修养,二者缺一不可。“浩有鉴识,以人伦为己任。明元、太武之世,征海内贤才,起自仄陋,及所得远方外国名士,拔而用之,皆浩之由也。”其中有河东裴骏、京兆杜铨,渔阳高闾、范阳卢度世、赵郡李敷等人。最重要的一批选士是在太武帝平定统万、凉州之后,大批避乱于河西的中原士人相继回归,进入北魏政权,如敦煌张湛、天水赵逸、广平程骏、金城宗钦,武威阴仲达、段承根等等。他们参与制定的北魏各项典章制度,成为隋唐制度的一大渊源。此外,太子拓跋晃监国时,崔浩又举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各起家郡守。”这一大批士人进入北魏政权后,提高了北魏官僚队伍的文化素质水平,树立了重学崇儒的风尚,扩大了汉族士人的政治影响,对北魏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不仅符合儒家政治学说中治天下必以士人而为之的观点,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崔浩的最终目标。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繁荣昌盛是所有治国者的愿望,崔浩也不例外。但是在国家初建之时,存在着不少不稳定因素,尤其是鲜卑民族旧俗不断引起政局动荡,不利于政权的巩固。对于这种局面,崔浩提出了一些积极有效的措施,稳定了局面。

  1.主张建立长期稳固的统治秩序。神瑞二年(公元415年),云代一带饥荒严重,有大臣建议迁都至经济繁荣的邺城。崔浩则提出反对:今国家迁都于邺,可救今年之饥,非长久之策也。东州之人,常谓国家居广漠之地,民畜无算,号称牛毛之众。今留守旧都,分家南徙,恐不满诸州之地,参居郡县,处榛林之间,不便水土,疾疫死伤,情见事露,则百姓意沮。四方闻之,有轻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契而来,云中、平城则有危贻之虑,阻隔恒代千里之险,虽欲救援,赴之甚难,如此则声实俱损矣。今居北方,假今山东有变,轻骑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谁知多少?百姓见之,望尘震服,此是国家威制诸夏之长策也。

  由上可知,崔浩是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坚决反对那些体现游牧旧俗、随意迁都的主张,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获得了明元帝的认同。平城自天兴元年(公元389年)建都开始,已有18年。长期的经营使平城已初步成为北方一个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大量“国人”(鲜卑拓跋部)已开始摆脱游牧生活而定居于此,文武官员众多,人口稠密。而且平城的地理条件良好,具有攻守兼备的战略价值,在统一北方的战争进程中地位相当关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贸然迁都,必然引起社会动荡、外敌乘机入侵,国家也会失去政治、军事中心而导致国家陷入危难的境地。可见,崔浩的确是“深悉当时南北情势,其为鲜卑谋者可谓至矣。”

  此外,崔浩对太武帝过度迁徙凉州人口也提出了异议:“昔平凉州,臣愚以为北贼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人,案前世故事,计之长者,若徙其人,则土地空虚,虽有镇戍,适可御边而已,至于大举,军资必乏。陛下以此事阔远,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犹如前议,募徙豪强大家,充实凉土。军举之日,东西齐势,此计之得也。”

  2.主张实行太子监国制度,确立稳定的皇权继承秩序。北魏建立之初,皇位继承原则并不明确,兄终弟及这一鲜卑原始继承习俗仍对皇位继承有相当的影响,导致道武、明元等朝在皇位继承方面各方不断明争暗斗,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动乱。对于这一情况,崔浩向明元帝建议:“今宜早建东宫,选公卿忠贤陛下素所委杖者,使为师傅;左右信臣简在圣心者,以充宾友。入总万机,出统戎政,监国抚军,六柄在手。若此,则陛下可以优游无为,颐神养寿,进御医药。万岁之后,国有成主,民有所归,则奸宄息望,旁无觊觎。此乃万世之今典,塞祸之大备也”。太子监国制度的实行,实际上是用中原王朝的父子继承制取代鲜卑残余的兄终弟及制,有利于加强皇权,保证皇权交接的顺利进行,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国家的政治局势。

  3.主张各民族统一与交往。神麚二年(公元429年),群臣议伐蠕蠕、高车,张源、徐辩等人持反对意见,认为“蠕蠕,荒外无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轻疾无常,难得而制”。崔浩则认为这些看法是“汉世旧说常谈,施之于今,不合事宜”,他以为“夫蠕蠕者,旧是国家北边叛隶,今诛其元恶,收其善民,令复旧役,非无用也。漠北高凉,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则北迁。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来降,贵者尚公主,贱者将军、大夫,居满朝列,又高车号为名骑,非不可臣而畜也。”

评价

  崔浩的治国思想内容丰富,涉及到北魏前期政治生活的诸多方面,如立法,选士、封爵、定都、皇位继承等,具有鲜明的现实性。这是由崔浩身居高位,长期参与中央决策所决定的,也是普通官员难以比拟的。透过他的治国思想,我们可以对北魏前期政治发展状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而通过对北魏政治的了解,又有助于我们认识以崔浩为代表的汉族士人对于当时政治的认识和处理。

  崔浩治国思想对北魏封建化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崔浩的治国思想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比如完善了北魏的法律、选士制度,创立了太子监国制度等,加强了北魏以儒为本的治国特色。另一方面,崔浩的治国思想在北魏后期大部分得到实现和完善。他所提出的“齐整人伦、辨明姓族”的思想虽未能彻底施行,却为后来孝文帝所吸收,成为太和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太子监国制度的实行,最终使父子继承的政治道德伦理深入到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秩序之中,加速了民族融合。而北魏的法律也进一步封建化,奠定了中华法系的基础。另外,崔浩所选拔的高闾等人及他们的后辈,如李宝之子李冲等,都是具有较高的儒学修养,熟悉中原典章制度的名士,在太和改制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可见,崔浩的治国思想及其实践深刻影响了北魏封建化进程,具有较高的历史地位。

大事件

早年

  崔浩比他父亲更有才华,《魏书·崔浩列传》说他:“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少年时他广泛地阅读了儒学和史学著作,对于天文、阴阳和诸子百家的著作,也无不涉猎。在精心研讨各家宗旨和深刻含义方面,当时没人能和他相比。长相如美貌妇人,自比张良。
崔浩书法
崔浩书法

  20岁时,就担任了通直郎的官职,不久升为著作郎。魏道武帝拓跋珪见崔浩擅长书法,常把他安排在自己的身边。

  拓跋珪到晚年时,病重多疑,精神失常。史书记载“初,帝服寒食散,自太医令阴羌死后,药数动发,至此逾甚。而灾变屡见,忧懑不安,或数日不食,或不寝达旦。归咎群下,喜怒乖常,谓百僚左右人不可信,虑如天文之占,或有肘腋之虞。追思既往成败得失,终日竟夜独语不止,若旁有鬼物对扬者。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其余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帝皆以为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死者皆陈天安殿前。于是朝野人情各怀危惧。有司懈怠,莫相督摄;百工偷劫,盗贼公行,巷里之间人为希少”(《魏书·太祖纪》)。拓跋珪成了名符其实的孤家寡人。北魏政局,岌岌可危。内廷许多亲近的人,都因为细小的过失而受到惩处,于是大家无不逃避躲藏,以避免眼下的不测之祸。此时,唯独崔浩恭敬殷勤,慎守职事,不稍懈怠,有时整日不归家。崔宏也小心谨慎,既不得罪,又不献媚取宠,故父子安然,得以免祸。
 
       永兴元年(409年),拓跋珪被其子拓跋绍杀死,明元帝拓跋嗣初即位,拜崔浩为博士祭酒,赐爵武城子,常为明元帝讲授经书。每当去郊外祭祀天地,崔氏父子都乘坐轩轺车,时人羡慕不已。明元帝好阴阳术数,神瑞元年(414年)时,听了崔浩讲《易经》、《洪范·五行传》,非常赞诩。命崔浩占卜吉凶,参考天文,解决疑惑问题。崔浩把天道与人事结合起来,加以综合考察,举其大要,用来占卜各种灾祥变异,多有应验。从此,崔浩得宠,“恒与军国大谋,甚为宠密”(《魏书·崔浩列传》)。

驳迁都

  神瑞二年(415年),魏国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连年霜旱,秋谷歉收,发生粮荒。云中、代郡很多百姓饿死。九月,太史令王亮、苏坦对明元帝说:“平城连年霜旱,有人观天象说,必有大难,我们不如把国都从平城迁至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明元帝向群臣咨询意见,崔浩和特进周澹对明元帝说:“以臣之见,国家迁都于邺,虽可暂时解救今秋之饥,但并非长久之策。东州(太行山以东各州)之人,一向认为魏国地大物博,人口、牲畜众多。现在如果迁都,东部各州分配不了多少人,而且让鲜卑人和汉人杂居各地,处于荒野山林之中,水土不服,疾病流行,会使人们意志沮丧。四方人士知道了真实情况,也易产生蔑视和欺侮鲜卑族人的念头。同时,北方的柔然等部族也会乘机而入。那时,云中、平城就有沦为敌手之患,那时想回师援救,因中隔恒山代土,恐怕也来不及。如果暂不迁都,即使山东发生变乱,也可轻骑南出,耀武扬威,人们不知虚实,必然望尘畏服。这正是国家威制中原的长远方略。再说,到明春牧草生发、乳酪充足,兼有苹果,足以接济来秋。如果再有一个好的夏收,形势就可变好了。“明元帝拓跋嗣听了这一番高论,觉得很有道理,可又很不放心地问崔浩:“假如挨不到来秋,或者来秋庄稼不熟,将又如何是好?”崔浩献计说:“你可以把那些最穷的民户,下到各州去就食,如果来秋仍然庄稼歉收,就再想别的办法。但切切不可迁都!”明元帝拓跋嗣听从了崔浩的劝告,于是挑选了一批最穷困的民户,下到各州去就食,即山东定、相、冀3州,令汉民每户出租米50石来养活这些穷户。明元帝纳其言,于是挑选部分贫困户分赴定、相、冀三州就食,由当地开仓赈恤。第二年秋天,收成很好,百姓富足,人心安定,国家度过了难关。明元帝很高兴,赐给二人各一妾,御衣一套,绢五十匹、绵五十斤。

隔岸观火

  泰常元年(416)八月,东晋太尉刘裕北伐后秦,水陆并进。晋军势如破竹,后秦连连败退。泰常二年(417)三月,刘裕率水军自淮、泗入清河,准备逆黄河西上,为顺利进军关中,刘裕派人假道于魏。明元帝召集群臣商讨对策,北魏满朝公卿大臣群起反对,认为刘裕此举比定图魏,应该出兵阻止刘裕军队沿河西上。只有崔浩崔浩站出来反对说:‘目前柔然不断向我侵扰,国内缺粮,我们不宜出兵迎敌。如果向南出兵,则北寇进击;如果出兵救北方,则东方又面临危险。因此,不如借道刘裕,纵其入关,然后堵塞其归路。这样就像卞庄打虎,专等两虎咬斗之后再动手,就可以一举两得’。明元帝还是担心中了刘裕之计,最终没有同意崔浩的建议,派司徒长孙嵩带领步骑十万人驻于黄河以北,并派出数千骑兵于黄河北岸跟随与监视刘裕军的西上。刘裕进军受阻,遂于四月以车兵弓弩兵及长矛兵等组成“却月阵”,魏军以3万骑进攻,大败而归,阿薄干等被斩。明元帝闻魏军惨败,后悔不迭,恨不能用崔浩之计。

  等到刘裕兵临潼关时,明元帝又问计于崔浩,崔浩回复说“后秦皇帝姚兴一死,二子交战,众叛亲离。刘裕乘其危前去攻打,兵精将勇,以我看来,必胜无疑。”,他又预料刘裕不会久留关中,将来必会篡晋,而‘夏国国破家覆,孤子一身,依附于姚氏,受姚氏封荫。但却不思报恩,而乘人之危,纯是小人,虽能横行一时,但最终要灭亡的。关中比定为陛下所得’,他分析北魏自己的情况时说“我们兵马虽强盛,但没有韩信、白起那样的将领。长孙嵩虽有治国才干,但无带兵进攻的能力,不是刘裕的对手,而且我们西有夏国,北有柔然,这两个敌人还存在着,我认为等待一下,看一看形势再动,也晚不了。”这一次,明元帝拓跋嗣完全赞同崔浩的策略。历史也完全证明了崔浩的预见。

破夏

  泰常八年(423)十一月,拓跋焘(佛狸)即位,是为北魏太武帝

  拓跋焘即位后,面临一个重大决策:先灭夏还是先伐柔然?鲜卑将领们一致主张打柔然,原因很简单,他们贪的是可以俘获大量人畜,他们怕的是夏国国都统万城坚固难攻。崔浩却没有那么短视:“柔然来的时候,像飞鸟一样霎时集结;去的时候,也像野兽一样霎时逃散。用大军追赶,一定无法追上,如果用少量的军队追赶,又无法把他们制服。赫连氏土地不过一千里,政治残暴,刑法酷烈,得不到上天保护和人民的拥护,应当先讨伐赫连氏。”

  正好几个月后,夏王赫连勃勃死了,其诸子争权,拓跋焘亲率大军进击统万城,这次虽没有攻占统万,但消灭了夏国主力,赫连氏只有守孤城等死的份了。

  第二年,五月,拓跋焘留下龙骧将军陆俟督诸军以防柔然,自率众离平城,从君子津渡河至拔邻山(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境)筑城。这时,拓跋焘突发奇想,打算巧攻统万城,决定留下所有步兵,自己亲率骑兵去进攻。所有大臣都认为步兵是攻坚主力,不可舍弃。拓跋焘力排众议,说道:“用兵之术,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后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惊,彼必惧而坚守。若攻不时拔,食尽兵疲,外无所掠,进退无地。不如以轻骑自抵其城,彼见步兵未至,意必宽弛;吾羸形以诱之,彼或出战,则成擒矣。所以然者,吾之军士去家二千余里,又隔大河,所谓‘置之死的而后生’者也。”这便是拓跋焘给群臣的理由。《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于是拓跋焘留下大多数大臣和所有的步兵以及辎重,以轻骑3万倍道先行,崔号则是为数不多的随行大臣之一。

  六月,魏帝率军至统万,分兵埋伏于深谷之中,以少数人马至城下诱战。夏军坚守不出。魏帝退军示弱,另遣5000骑西掠居民。北魏以少量骑兵直抵城下,故意示弱,诱固守之夏军脱离坚城。可是赫连昌因畏惧拓跋焘的年少威名不敢出城。崔浩献计,故意让犯死罪的士卒逃走报信。于是赫连昌终于上当,以为‘北魏军的粮草已经用尽,军中士卒每天只吃菜,而辎重补给还在后方,步兵也未能赶到。‘于是引兵追击,诱敌出洞的计谋终于成功。魏,夏两军决战之时,突遇风雨,飞沙蔽天,魏军逆风,不利作战,拓跋焘也马失前蹄,险些被俘,宦官赵倪,精于占卜术,他对太武帝拓跋焘说:“如今风雨是从敌人头上袭来,我们逆风,敌人顺风,这表明天不助我。更何况我们的将士饥渴交加,希望陛下暂时避开他们的锋芒,等以后再寻找时机。’此时千钧一发,稍有迟疑,全军溃败。崔浩挺身而出,厉声喝止说:“这是什么话!我们千里而来,自有制胜的策略。敌人贪图眼前的胜利,不会停止追击,也没有后继部队。我们应该埋伏一支精兵,适时出击,向他们发起突然的进攻。刮风下雨,乃自然现象,怎么可以认定是天不助我!”。于是拓跋焘重新部署,全力反攻,夏军终于撑不住,全军崩溃。夏主赫连昌来不及跑进城,于是便逃奔上邦。用来‘统一万邦’的天下第一城到了几乎没有人防守的地步,北魏终于进入统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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