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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4897 次 历史版本 0个 创建者:于归 (2011/1/24 14:09:09)  最新编辑:于归 (2011/1/24 14:09:09)
凌压西
同义词条:凌剑西,凌琼德,凌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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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压西
凌压西
 
  凌压西(1891—1969),号剑西,中国广西省玉林市容县石头镇石塘村人。广西陆军讲武堂、南宁军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高级班毕业。时任陆军第176师副师长兼第526旅旅长、第189师师长、84军中将副军长、第5战区中将兵站副监、陕西安康警备司令、广西第5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建国后曾任广西政协委员、自治区政府参事室参事。1974年病逝于南宁,享年七十九岁。
 
 

简介


凌压西
凌压西
  凌压西(1891—1968) 原名凌琼德,字秀华,号剑西。容县人。1918年参加湘粤桂联军,1920年入广西陆军讲武堂学习。1922年后历任广西警备军第七路军司令部副官、广西讨贼军连长、广西游击军参谋、广西讨贼军营长、团长。1933年任桂军第四五四师团长,在江西“围剿”中国工农红军。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任第四十八军七十二师副师长。9月率部北上抗日,先后参加淞沪会战、徐蚌战役及武汉外围战役。在淞沪会战中利用地形地势,采用“板凳战术”,使日军被困于战壕,取得较大胜利。1938年任第八十四军一八九师师长,开赴武昌、大冶,防堵由浙赣路北犯的日军,8月下旬至10月在大洋庙山口随县与日军激战,击退日军多次进攻。1939年6月国民政府任命为陆军少将。1940年参加武汉会战,率部在湖口枣阳县石板镇一带消灭日军骑兵1000 多人,获“铁板道人”称号。1941年起历任广西邕龙师管区司令、第五战区兵站副监、第五十二军军长,陆军中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陕西省安康警备司令、广西第五行政区(百色)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48年因不满省政府及省保安司令部的掣肘而辞职。1949年12月初放下武器向人民投诚。 1958年后当选南宁市人大第一至第三届代表,曾任自治区政协委员、自治区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转战孝丰天目山,严防告岭把雄关。

  黄梅部署君谋略,山口厮拼石变颜。

  戍守随州依众庶,坚持阵地破戎顽。

  参加随枣诸城役,“吼散倭氛”好领班。

  注:吼散倭氛:凌压西在罗田县滕家堡泗洲山上提词并刻下了“吼散倭氛”四个大字,留下“倭奴以中国为睡狮可欺,岂知狮已醒,一吼而倭氛散,一搏而倭奴灭,倭奴倭奴,死无噍类矣”的豪言壮语。

人物生平


凌压西
凌压西
  凌压西,原名琼德,字剑南。1891年农历三月十四日出生于广西容县石头乡石塘村一个贫穷农户家中,全家十口仅有八分地。1899年至1904年在家乡读了六年私塾,因家景贫寒辍学替别人放牛,1910年凌压西年已19岁方能进入福山小学读高小两年,1914年至1915年入容县县立中学肄业,1917年投考入田南警备司令马晓军部模范营当学兵接受军事教育。期间,历任民国桂系军队的司务长、排长、副官、参谋,靠战功升任营长和团长。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抗战军兴,凌压西奉第五路军总司令部命令,调升归第四十八军所辖的第一七六师少将副师长兼五二六旅旅长(师长区寿年、参谋长温克刚),随军北上抗日,参加淞沪会战。9月中旬第一七六师在南宁分批由轮船拖运到广州,部队离邕时广西各界人士及南宁群众到码头热烈欢送。轮船启动时,人头攒动挥手致意,船队按序浩浩荡荡向东顺流而下,场面感人壮观。

  到广州后,10月上旬第一七六师由广州乘火车到达武汉,10月19日赶到上海前线,接防第一七三师、第一七四师在蕴藻滨以南至陈家行一带阵地。从10月23日至25日连续三天中,和日军机械化部队反复冲杀,伤亡近半。10月26日,四十八军全线撤退到沪杭铁路南岸,构筑新的阵地。11月8日,日本军队又从金山咀登陆,企图攻击苏州河南岸守军的侧背。9日晚我中路军全部撤退,四十八军虽已极度疲惫,但仍尽力掩护主力撤退,自己殿后,又与日军苦战3天,伤亡近千人,成功掩护大军撤退。

  11月11日一七六师从上海撤退到浙江孝丰休整。孝丰位于天目山北麓,物产丰富,给养便利,而且东南两面又有天目山屏障,敌机很少到这里侵扰,很适于部队战后休整。但正当第四十八军军部和第一七三、第一七四师向於潜移动时,由长兴窜犯泗安、广德的日军约一个旅团,即将向孝丰进犯。大约在12月中旬,敌接近孝丰,与我前哨在西亩开始接触。当时第一七六师负有掩护军主力转进的后卫任务。告岭为天目山一部分山峰,是孝丰通於潜的必经之路,地形相当复杂,南北纵深不到400米,东西也不开阔,且顶界线前后,还有好几个峻峭的小山峰参差屹立,使阵地前沿很难成一线,视野更不开阔。在这样的特殊地形部署作战,左右既不能展开,前后更无纵深配备的余地,不仅不能容纳大兵团作战,即使一个步兵师也挤不下去。加之时值隆冬,气温特别低,山下虽无降雪,岭上却冰凌遍地,劲草都变银丝,树枝状如玻管,山沟流水俱已冻结,口渴只有嚼冰。既无房屋可供宿营,草木亦难遮蔽风雪,寒气刺骨,手脚冻僵。尤其第一七六师是只有一套棉夹衣服的广西草鞋兵,更难以忍受。但是告岭阵地非常重要,如果告岭不守,敌人即可越过天目山,直下於潜、分水、桐庐。这样不仅能截断我杭州地区友军的后路,浙江东南地区也会很快沦于敌手,告岭之得失,对整个战局的影响颇为重大,故第一七六师部署一个团于告岭地区。12月21日晚八时左右,敌我即开始接触。初时枪声稀疏,后来敌人用迫击炮和机枪向我前哨阵地猛烈轰击,战斗相当激烈。我警戒景溪坞口的排哨长阵亡,士兵死伤十余名。凌压西即令第527团急速增强兵力,一面战斗,一面构筑工事,顽强抵抗,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决不能放弃阵地后退,确保固守告岭。我军士气旺盛,上下同仇敌忾,与敌展开激烈搏斗。在敌人猛烈轰击下,我军伤亡惨重,但固守的阵地却无丝毫动摇。到深夜11时,增援部队第526团从於潜一都、东关到达,轮班调换作战,战况趋于稳定并四次重创敌军。但是敌人装备优良,火力強劲炽盛。12月22日拂晓,阵地前沿发现很多敌尸未及拖走,雪地上血迹斑斑。敌军仍不甘心失败,再复增兵,把重机枪安置在山峰上,向我阵地俯射,我死伤二十余人。22日晚上上半夜敌人枪声仍甚稠密,六○炮亦不时乱轰,下半夜枪声逐渐稀疏,及至拂晓,敌阵地竟寂无声息,原来敌人在拂晓前已全部撤退。我第176师官兵不怕牺牲,固守阵地,完成了确保告岭要隘的任务, 12月23日奉命开赴於潜集中,准备调往安徽,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告岭之战,计第一七六师第527团和第528团阵亡排长二人,特务长一人,战死和冻死的士兵五十余人,战伤和冻伤的官兵八十余人,敌人的伤亡在我一倍以上(事后统计,一七六师阵亡将士共139名,敌寇死伤之数则数倍于我)。天目山告岭之战,勇挫日军连下上海、南京后的锐气,大大鼓舞国军士气,以后广西军开赴安徽,作战英勇顽强,民间编出歌谣:"宁可鬼子杀,不要一三八,( "一三八"为国军番号,军纪极差)要吃鬼子肉,就要一七六。"贬褒分明。抗战胜利后,浙西各界群众在天目山告岭建立了浙西抗战阵亡将士公墓和纪念堂,藉以纪念此战役阵亡的抗日将士。

  第八十四军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新组成的部队,于一九三八年春夏间,将原驻广西南宁、永淳(现属横县峦城镇)、横县、贵县等各地区的几个独立团,先后并编为第一八八、第一八九两个师。每师只辖三个团。第一八八师师部的主要军官整个由陆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的教职员调充。师长刘任原任第一分校的步兵科长兼战术教官,副师长刘建常原任第一分校战术教官,参谋长曾应龙。该师所辖第1101团团长李光汉,第1102团团长梁达升,第1103团团长黄敬修。第一八九师的主要军官,则是由前线和后方凑起来的,1938年5月凌压西由安徽前线调回广西,升任第一八九师少将师长,副师长黄骐则以后方民团指挥部副指挥官调充,参谋长江光勖。该师所辖第1105团团长谢振东,第1106团团长黄伯铭,第1107团团长白勉初。第一八八、一八九两师组成后,由于八十四军军部尚未成立,暂归第五路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夏威指挥,协助钦廉一带防线的守备任务。1938年七月间,第一八九师奉命由广西驻地横县乘船运抵广州,再乘火车由粤汉铁路会同第一八八师刘任部开赴武昌转大冶,防堵由浙赣路北犯之日军,巩固武汉外围。

  黄(梅)广(济)会战前夕,第一八八、一八九师由黄石港渡江经武穴登陆,两师集中湖北广济县城附近,此时八十四军军部已正式宣布成立,覃连芳任军长、徐文明为副军长、钟纪为参谋长。一八八师、一八九师两师拨入八十四军建制,参加黄广会战。1938年8月中旬,日军由长江下游航运西犯,已有一部在九江开始渡江抵小池口(九江对岸)。八十四军即奉令与参战各友军进行战斗部署。第一八九师开赴黄梅,以县城为据点,堵击由小池口来犯之敌。第一八九师除留一团为军的总预备队外,其余两团协同友军固守广济县城(今梅川)。军部位于广济北面一个村庄里。后来军部感到黄梅县城四面均开阔平坦,并无依托,而且城墙又不甚坚固,易为敌人包围冲破,遂令凌压西率第一八九师转到大洋庙山口(黄梅城北约五华里)一带,以黄梅城沿黄广公路各要点为前进阵地。第一八八师亦转移到大河铺附近,左与第一八九师右翼衔接,沿黄广公路左侧高地占领阵地。其余各军部队由广济至武穴第一线,由广济至田家镇为第二线,四川部队则自大洋庙山口第一八九师左翼起至宿松一带占领阵地。部署确定后,各师即开始进入阵地。各部队一到指定阵地立即迅速构筑工事,但阵地工事刚刚初步成形尚来得及加固时,敌军已经接近了。战斗首先在大洋庙山口阵地打响。日军先用重炮和飞机进行狂轰滥炸,继以骑兵领先冲锋,战斗十分激烈,第一八九师利用阵前地势开阔平坦的优势,组织重机枪构成稠密火力,向进攻之敌猛烈扫射,撩倒成排成排的日军,经四个昼夜的奋战,日军夺取这一据点企图均未得逞。从8月31日开始,日军使尽各种兵种,不顾惨重伤亡,仰攻高地,逐步占领前沿3道战壕。第一八九师退至高地最后一道战壕,此阵地仍可俯瞰山脚和山腹两线地区。日军不敢冒险上冲。之后,敌军以烟雾作掩护,企图以骑兵快速冲入我守军阵地。第一八九师官兵以逸待劳,任其马蹄震响,毫不畏惧,集中轻重机关枪对准烟雾,并准备好大量手榴弹。日军骑兵未露出烟雾绝不射击,待其一出烟雾,即以密集火力猛烈攻击,把日本骑兵打得人仰马翻,仓皇后逃。迫使日军不敢再向这一地区进攻,此阵地坚守到会战结束,才奉命撤离。但在开战后的第五个晚上,由于战斗激烈,在敌人飞机、大炮狂轰滥炸之下,终使洋庙山口的一一О六团团长黄伯铭被吓破了胆,乘炮火射击间隙之机,竟然擅自将全团部队撤离战线,放弃阵地,躲到山沟里去。由晚上十二时至翌晨拂晓,该团守备地区战壕空无一人,所幸敌人畏我军有预谋,恐中埋伏,不敢突入。事后为了严肃军纪国法,军部下令将黄伯铭追捕归案,凌压西与黄伯铭为同学,友谊情感也很好,但战场军令如山,岂容循私,凌压西将黄伯铭追捕并上报军部。旋奉覃连芳军长命令就地枪决,不必再解军部。

  1938年10月,自黄广会战失利,同时江防要塞武穴被敌突破,江南我战线亦告失利,八十四军奉命向鄂北转进。抵达随县附近时,接第五战区长官部命令:“不许再向后方退却;就随县前方构筑阵地,拒止敌人,固守随县,确保枣阳襄樊。”于是先将凌压西的第一八九师展开于随县县城前方蒋家河右岸万家店至七里岗一线及襄花公路两侧构筑工事。

  由于桂系部队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后勤组织很不健全,每到一个作战地区,必须借重地方组织民众担架和运输队才能完成任务。凌压西率第一八九师到达随县时,当地县政府和一切行政机关均已撤退,城镇居民也大部向后方疏散,服役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形势严峻,凌压西抱着试试看的心情,通过随县商会会长肖均之,在三天内竟能动员大批民众组成担架运输队,解决了困难,凌压西非常惊喜。经再三调查访问得知,原来是随县地方的民间群众自动组织的“黄学会”又名“黄枪会”领头人姓王名川,是随县一个善武功的热心爱国老人,他开香堂收徒弟练武功,徒弟们自动组织起了这保卫国家的团体。经凌压西多次和王川谈话之后,并晓以保家卫国抗击日寇入侵、不能做亡国奴的大义,激发王川及其弟子们的爱国之心。凌压西又加强整顿,进行改编,办训练班,按战地需要,由师部派了解黄学会内情的军官讲授军事知识,传授运输、担架知识及如何配合军队作战方法;此外,还会同军队作小规模对假想敌的战斗演习。学员在受训过程中,均能遵守纪律,认真听课,踊跃参加军事演习。使他们适应需要,走上守土抗战救亡的道路。

   以凌压西的第一八九师为主要阵地,友军配合该师守卫随县达6个月之久(38年11月至39年4月),这一期间敌人虽曾发动过多次陆、空、步、骑、炮联合猛烈袭击,非常激烈,但均被我军击退,我阵地始终巍然不动。这除官兵的爱国守土精神和尽忠职守的决心外,和黄枪会的后勤运输,维持地方治安,是分不开的。

  1939年4月下旬至5月初,第一次随枣会战。4月30日敌滕田第三师由陆安、应山方面向第八十四军正面攻击,与敌接触仅四天,八十四军阵地即被突破,凌压西的189师奉命后撤。由黄学会改编的随县人民抗日游击国术队临时接防阵地。正面之敌未追赶,凌压西的第一八九师安然转进。可是在转进途中,于6月间却发生了一八九师副师长兼566旅旅长李宝琏叛国投敌事件。幸好我八桂子弟警觉性高,团结力量大,该旅所辖两个团官兵,抗日意志坚定,不为所动,发现他与不明身份的人员来往接洽,即予以严密监视;发现他在秘密制造投降旗帜,非常激愤,及时将李宝琏扣留,但因看管不严,使其乘夜逃脱,只身投敌。所幸整个旅人员武器装备并无损失,全旅官员由谢振东、周天柱两位团长率领,对入侵之敌不断进行截击,最后绕道至樊城附近归还建制。

  李宝琏,东北人,日本步兵学校出身,凌压西的第一八九师在随县整编时,由第五战区长官部委派下来充任少将副师长兼566旅旅长,到职后的几个月,都是住在离师部七、八里的旅部,非重要会议,很少接近师部,此次突然投敌,事出偶然,是否他事先与日本有联系,师部无从了解。李宝琏叛国投敌,对部队虽然没有造成重大损失,但却给凌压西的第一八九师带来不良的影响。

  1940年5月,日军向随枣地区发动第二次进攻,企图先消灭襄东地区国民党主力,然后进犯宜昌。日军的进攻部署分3路,其战略攻击目标为襄樊,其主攻方面则为桐柏、大洪两山之中间地带。第八十四军和川军第四十五军再次担任防守随枣正面的任务。凌压西参加第二次随枣会战(亦称枣宜或鄂北会战)是武汉会战后最大的一次战役。此时莫树杰已继覃连芳任第八十四军军长,凌压西升任第八十四军中将副军长兼第一八九师师长。1940年4月间,敌人纠集了五个师的兵力(包括第一次随枣会战的滕田第三师团)和骑兵部队,有炮30余门,坦克、装甲车百余辆,飞机数十架,兵力共六万多人,由随县、滚山、徐家店之线向均川第四十五军及凉水沟,塔儿湾、万家店之第八十四军进犯。是时凌压西率第一八九师的565谢振东团、566王佐文团、567周天柱团和白勉初补充团等四个团,进占随县北面高城左前方一个村庄前沿大竹山至滚山之线,为左地区守备队。师部位置于杜家湾附近,5月中旬一天的拂晓,会战的序幕终于揭开了,天一放亮,敌人的炮兵先以试射继以密集炮火向我阵地前后轰击,与此同时,敌骑兵和坦克掩护其步兵纷纷向我全线阵地进攻,一时枪、炮声震耳欲聋,很快就进入激战阶段,天大亮后敌机分批轮番在我前后方侦察和轰炸,战况颇为紧张。在开战的第一日下午,第一八九师守备地区,通过田基之一段阵地,就被敌人的炮火轰击和坦克、骑兵冲破了两个缺口,幸赖我侧防火力交叉扫射,敌才不敢深入,夜里遂自行退出,我始得乘夜修复已破之缺口。敌以其优势兵力向八十四军正面第一线(一八九师左、一七四师右)攻击,凌压西的第一八九师伤亡比第一七四师较大。开战第二天,战况比昨日更加严峻,敌人专以大炮为其主要攻击武器,炮声竟如机枪声一样稠密,加之敌机轮番轰炸,我方阵地受到沉重的打击。在敌人猛烈炮火袭击和猛攻下,我守兵伤亡惨重,被迫撤退第二线阵地继续抵抗。这一战役,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阵亡,第一七四师师长钟毅殉国,518团团长李俊雄被俘,一七四师522周敬初团、第一八九师白勉初团、第一七三师517凌云上团、518李俊雄团,四个团在后退时被敌包围并冲散,与原部队失去联络,陷于敌后。后来与长官部电台联系上,始由长官部直接指挥,令其在敌后开展游击。在如此混乱的形势下,各级军官不能很好掌握部队,但凌压西的第一八九师自白勉初团归建后,犹能整师撤退。到达老河口时,奉长官部命令派两个团增援警卫团,阻止敌人骑兵部队袭击。两个团当即将敌骑兵击退,打死战马十余匹。并再奉命驰援白唐河三十九军刘和鼎部,加入友军两翼作战。岂料我师参战,友军竟全部撤退,使两翼空虚,陷凌压西第一八九师于孤军作战,有被敌人包围歼灭的危险。凌压西当机立断,即向樊城方向转移。时近黄昏,十一集团军总部派来参谋传达总司令黄琪翔命令: “着189师在樊城北面约四、五公里处的森林边缘占领阵地,迅速构筑工事,坚强抗击来犯之敌。保卫樊城”云云。夜半又接总司令部参谋长电话,传达总司令黄琪翔口授命令:“一八九师确保樊城,拱卫总司令部,无论如何不能撤退。总司令坐镇樊城,情况紧急时,还要亲自到你师阵地巡视”。结果情况紧急时没有见总司令来巡视,不知总部何时撤走,电话总机已拆,电台不通,即派人入城了解时,总部已空无一人。据附近居民说:“约在夜半12时,总部已全部出城向老河口方向去了。”留下空城一座,没有给一八九师打过招呼,无线电台与总部又联络不上,无奈,一八九师只好决定向太平店转移。先头部队将到太平店时,即遇长官部派人来通知:“一八九师不能再向老河口撤退,在太平店集结队伍,掉转头仍向樊城前进,坚决狙击来犯之敌,长官已决定派部队增援,命令随即送到。”于是凌压西的第一八九师匆匆掉转头复向樊城前进,当晚在竹条铺宿营,并未发现敌情。 翌日即向樊城搜索前进,及至到达樊城时,始悉敌人已于昨日下午由襄河左岸向钟祥方向退走了。长官部派来增援的部队是八十四军军部并统率第一七四师和第一七三师之一部,先后开到樊城。八十四军当即向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报捷:“八十四军克复樊城,一八九师率先进占樊城。”

  第二次随枣会战凌压西率部在石板镇一带歼灭日本骑兵1000多人,当时就获“铁扳道人”称号。凌压西骁勇善战,稳扎稳打,在最困难的情况下,都能很好完战斗任务,由于战绩显著所1940年任八十四军中将衔副军长,驻军鄂北随县。后调防罗田县滕家堡(现胜利镇)休整。1941年3月,在滕家堡泗洲山上凌压西提词并刻下了“吼散倭氛”四个大字,并留下“倭奴以中国为睡狮可欺,岂知狮已醒,一吼而倭氛散,一搏而倭奴灭,倭奴倭奴,死无噍类矣”的豪言壮语。1941年以副军长调兼广西邕龙师管区司令,1944年5月因不满国民党中央兵役署措施遂愤然将副军长及邕龙师管区司令两职辞去,返回广西,在南宁共和路闲居。后为友人石化龙函电返复催促,1945年1月复出任第五战区中将兵站副监于老河口,同年四月调任陕西省安康警备司令。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安康机关工作结束。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中央改调凌压西任中央军委参议,但凌压西既不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军委报到,也不随五战区司令李宗仁去北平行辕,而是当即携家眷回柳州云头岭闲居,一住两年,日常从事灌园种菜等劳动。1948年1月,接广西省政府命令被任命为广西第五(百色)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同年12月,因不满省府及省保安司令的制肘,特别是不满中统特务的横行迫害,遂第三次辞职,回南宁闲居。南宁解放前夕,桂绥署主任李品仙邀其同机飞香港,但他谢绝,决意留在南宁,后受中共南宁市委工作委员会邀请协助解放南宁的准备工作,参加南宁解放促进会并将其私有枪枝子弹交给地委,还资助地下工委一些活动经费。
解放后凌压西被选为南宁市一、二、三届市人民代表和市政协委员,1958年凌压西调入南宁市政协机关担任专职驻会常务委员。凌压西一直关心祖国统一大业,积极从事对台工作,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以自己亲身经历,凭记忆,撰写不少文史回忆录(除当时已发表的外,都在文革中丢失),为后人留下宝贵的史料。1969年12月9日在南宁去世,享年七十九岁。

凌朝嵩
2005年10月整理
 2008年8月补充修改

生平年表


  凌压西(1891—1969)广西容县石头镇。陆军中将。桂军将领。

  1910年入容县水上里福山小学读高小。

  1913年在容县县立中学读书。

  1918年参加湘粤桂联军,任卫队第一营第二连司务长。

  1919年升第二连排长。

  1920年考入广西陆军讲武堂学习。

  1921年毕业后调任广西陆军第一师第二营排长。

  1922升任广西警备军第七路司令部副官。

  1924年充任广西讨贼军第二纵队第一营第二连连长。

  1925年升任广西游击军第四路司令部参谋。

  1926年调任广西讨贼军第二纵队第一营营长。

  1929年冬任桂军督战官。

  1930年升任第四十五师第一三四团团长。

  1937年升任第一七六师副师长兼第五二六旅旅长。

  1938年升任第八十四军第一八九师师长。

  1940年升任第八十四军副军长兼第一八九师师长。

  1941年改兼广西邕龙师管区司令。

  1944年辞去副军长及邕龙师管区司令职务,在南宁闲居。

  1945年出任第五战区兵站副监,后调任陕西安康警备司令,同年调任军事委员会参议,未就职。

  1948年初调任广西省第五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同年底因不满省府及省保安司令的制肘,特别是不满中统特务的横行迫害,遂第三次辞职,回南宁闲居,南宁解放前夕谢绝去香港。

  1950年至1958年经营南宁市兆和陶瓷店。

  1956年公私合营后任经理。

  1958年任政协南宁市委员会驻常委,并任南宁市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

  1969年底在南宁病逝。

人物相关


  凌压西回忆176师天目山告岭之战

  一、战前敌我动态

  负责“告岭”作战的我军第四十八军第一七六师(师长区寿年,副师长凌压西),辖第五二六、第五二七、第五二八三个步兵团。1937年11月间,自上海战役(第五二六团未参加)退集浙江孝丰县后,原定稍加休整再往于潜集中,归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指挥。孝丰县位于天目山北麓,县城虽不很大,但物产丰富给养便利,东、南两面又有天目山屏蔽,敌机很少到这里侵扰,适合部队战后休整,正当第四十八军军部和第一七三、第一七四两个师向于潜移动的时候,由长兴窜泗安、广德的日军约一个旅团,即向孝丰进犯。第一七六师奉命就孝丰北郊占领阵地拒止敌人,掩护军主力的运动,大约在12月中、下旬,开始与敌接触。第一七六师原属负责掩护军主力转进的后卫任务,本无与敌决战的必要。但因由孝丰经于潜,须越过海拔一千五百多米高的天目山,而且山道崎岖狭小,军行甚慢,后卫要掩护主力安全通过天目山后,自己才能开始撤退。因此,不得不将后卫战转为阵地战,即先将孝丰县东北郊山地且战且筑临时的野战工事,继则利用城郊民房实行村落战,步步为营,节节抵抗,坚持了两日一夜,使敌人不能危机我军的主力运动。完成后卫任务后,部队在撤退时,敌人衔尾直追,迫使我军且战且退,不能安然脱离战场。直至天目山麓“景深乌”(当地成山谷为乌)谷口处之报福镇,因山谷中只有一条可通单人行走的小路(即我军主力通过的路线)越过天目山,其余都是悬崖峭壁,无法通过,为此,我军只好回头猛烈反击,迫使敌人后退,次日拂晓后,才能安然进入山谷向天目山转移。

  二、战场形势和当时景况

  “告岭”属天目山之一部分,是由孝丰通于潜必经之地。从报福镇上山原有两条小路,景深乌为较大的一条,与景深乌相隔约三四里右边的一条,虽然是上告岭的捷径,但较景深乌这条路更为狭窄险峻,平时除樵夫、猎人外,行人很少从此取道,两路均会合于告岭的顶界线上。告岭的南面下山时即合而为一,山顶上南北纵深不到四百米,但还有好几个高达三四百公尺尖峭的小山峰,前后参差不齐的屹立在山顶上。在这样的特殊地形的战场上,左右不能扩展,前后更无纵深配备的可能,不但不能容纳大兵团部队作战,就是一个步兵师也挤不下。当时正值隆冬天候,气温极低,岭上雪花纷飞,满山皆白。天目山原是草木丛生森林茂密的地区,此时劲草都变了银丝,树枝则恰似珊瑚,山沟流水已冻结,口渴只有嚼冰。岭上无房屋,部队宿营在雪地里,寒风刺骨手脚冻僵,这对只有一件棉衣着夹裤的广西草鞋兵来说,就更难忍受了。但官兵们都知道,如果告岭不守,敌人即可越过天目山,直下于潜、分水、桐庐、金华,不仅截断我杭州地区友军的后路,而浙江的东南半壁河山亦很快陷于敌手。告岭之得失,关系极为重大。因此,第一七六师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仍留一个团的兵力固守这个狭小而重要的地区。

  三、战斗经过及战果

  第一七六师对告岭阵地的重要性,虽然有了认识,但对敌情的判断却不够准确,以为山高路窄,半山以上又为冰雪封冻,自我军转入山谷以后,未发现敌人来追,以为敌人不敢再向我进犯了。负责守备该地区之马伟新团,除就顶界线前派出哨兵警戒之外,并未实施战斗部署。岂料就在当日(大概12月下旬具体日期已忘)下午 8时左右,我警戒右边小路口之排哨,发现敌人向我警戒线前进,不久,敌我开始接触,初时枪声不甚稠密。且闻来敌中有说中国话的,以为时天目山的土匪来袭(后来侦知为日军在沿途强拉胁迫的莠民为向导)。但开火不久,我接到前线马伟新团长电话,说:“敌人以小迫击炮和轻机枪向我前哨猛烈进攻,战况很剧烈。我警戒小路口的排哨长已阵亡,士兵死伤十余人,并闻对方阵内有日本人的讲话声,证明是日军。”我当时电话指示马团长说:“警戒线就是我阵地唯一的主要战线,要迅速加强这一线的兵力,顽强抵抗,无论多大牺牲,万万不能放弃这一线阵地,如稍一后移,我军便无立足余地,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必须固守;”还告知,已令增派一个团兵力星夜上山,协助作战,确保告岭安全。下午9时左右,即令第五二八团覃振之团长率部队驰往增援,限11时30分以前到达阵地,协助马团长作战。

  战斗打响几小时后,因我军经过一整日爬山越岭的战备行军,部队十分疲劳,给养又供应不上,天气严寒,衣服单薄加上战斗激烈,伤亡较大,因而阵地上有些慌乱。夜11时,增援部队到达战场,战况始趋好转。

  当晚12时左右,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打电话询问战况。我答复说:“天目山山高雪重,冷气刺骨,士兵衣单裤薄,很难忍受,加之敌人的火力非常猛烈,战斗十分艰苦惨烈,但广大官兵都认识此次战斗的意义是非常重大,不怕任何艰苦和牺牲,都要固守阵地,不让敌人越过天目山。”但他仍不放心地说:“此役确属重要,告岭的得失,关系杭、富地区(指杭县、富阳一带)我军的后路和浙江东南的安全问题。我们广西人是怕水不怕山的,山高正有利于我们固守,你们必须守住告岭,不使敌人越过天目山,才对得住浙江老百姓。”黄绍竑当时是浙江省主席,不是部队得指挥官,他却以指挥官的口气,责成我们遵照他的意见完成这一任务,究其原因是因为我是他的旧部下吧!因此,我毫不犹豫地答复他说:“我们全体官兵有决心、有信心,一定把敌人打退,请主席放心。”刚放下电话,前线的马团长又报告说: “天目山的气温,入夜后更加寒冷,士兵的手指多被冻硬,扳枪机装子弹和勾扳机都不灵活了。我第一线的火力已逐渐减弱,就是在火线后方休息的官兵,亦因无处避寒,端坐在雪地里,手脚都冻僵了,大大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请赶快运木炭来,以便让在战线后方休息的士兵烤火取暖。”我即告知,师部派出运输队赶运木炭上山。

  在开战的第一个晚上,敌人即向我右地区守备队(即第五二七团地域)进行四次强袭,企图一鼓作气夺取告岭。因我阵地构筑在告岭的顶界线上,居高临下,守兵利用手榴弹和步、机枪对付敌人,使敌人每次都受到很大的伤亡而退去,并在阵地前留下很多尸体。敌人经四次袭击惨败后,暂时不敢再向我仰攻了。

  第二日下午,敌在我阵地前的两个小山峰上以重机枪向我射击,同时发现敌阵地上的兵力增多了。根据得到的情报,敌人昨早见我军上山后,即派遣一支轻快部队,取捷径由报福镇右边小山路与我军竟进,企图先占告岭,把我军困于峡谷内而歼灭之。但敌人不了解广西的草鞋军不独习惯快速行军,而且善于爬山越岭。结果我军早到告岭三个多钟头,并在顶界线上占领了阵地迎击来犯之敌,使之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敌素性骄傲,不甘败退,因而再复增兵,并运来重机枪,安置于山峰上,向我阵地和我阵地内部交通路瞰射,企图利用炽盛的火力击溃我军。的确,在敌人的重机枪突然发射时,因第一线临时挖掘的战壕不够深,阵地内的通路,亦因草木被雪压伏不起隐蔽作用。因而前后方几乎全受敌重机枪扫射,倏时即死伤官兵二十余人。更严重的是敌在我阵地中央前的一个无名小山峰上,设置了重机枪阵地,有两挺重机,对我阵地的战斗部队换班和给养与弹药运送情况,都观察得很清楚,对我威胁极大。所幸我阵地前线亦有两个一高一矮的小山峰,高的比敌阵地高出十余米,与敌人重机枪阵地直线距离亦只五百余米,但地势峻峭非常,且满山积雪,攀登不易,当时我未派部队占领。自受敌人重机枪火力威胁后,为压制敌人的火力,遂由第128团派出排长一人(姓名已忘)率士兵二十余名随带轻机枪两挺前往占领较高的小山峰。但自该排出发后,直至半夜未听到他们的枪声。我派通信兵去联络,一时也找不到他们。因入夜后敌人已看不到远距离的目标,我们后方的运动的威胁损害也不大,亦不急需该排的火力压制了,所以不再派人多找。

  开战后第二个夜里,上半夜敌人的枪声仍很稠密,迫击炮不时乱轰,下半夜后,枪炮声逐渐稀落,将近拂晓,敌阵竟寂无声息。我第一线守兵以步、机枪进行搜索探射,亦不见还击,天亮后发觉敌人已全部撤退。

  第一七六师此役的主要任务,是固守告岭要隘,不让敌人越过天目山,威胁我军侧背和浙西地区的安全,所以自开战以来,顽强地坚守了阵地,未进行反攻出击。但当敌人退走时,未能发觉进行火力追击,竟让敌安然撤退,殊属疏忽大意。

  敌人撤退后,第一七六师当日奉命开赴于潜集中,准备调往安徽,归第五战区司长官李宗仁指挥。告岭之战,至此即告结束,时间是1937年12月下旬。

  此役虽然战场不大,参战部队敌我双方都不多,我军只使用两个步兵团,敌人初时最多是一个联队,战斗中增加多少不清楚,战斗经过时间亦很短,只有一昼两夜。但是敌我的损失却都相当大,计我参加作战的第五二七、第五二八两团,在战斗中,共阵亡排长两员,士兵冻死和战死五十余人,战伤军官八员,冻伤排长一员,士兵被击伤及冻伤七十余人。我军是纯粹的内线作战,阵地又占居高临下的优势,尚有如许损失,敌人的伤亡,估计要比我军多一倍。

  不过我军被冰雪冻伤冻死的官兵,要比战场战死的惨痛得多。这些冻伤冻死的官兵,即前面所说在战争的第二日黄昏后,派出阵地前线占领小高峰的排长一人和二十余名士兵,自出发后,即失却联络,在当晚和次日战争结束后,曾几次派人寻找都无下落,在战场附近吹号集合,亦不见他们归队,当时认为是黑夜行动,迷失方向误入敌人阵地,全部被俘去了。直到战后的第二日,天目山附近的群众,到战场收捡遗弃物资时,在远处的山顶上,看到这个小山峰的雪上面有些黑点,疑是军队遗留的物品。在他们攀登找寻时,始发见这些官兵,知是我抗日军队,但已被冰雪冻僵,不能行动和说话,且又九名士兵已冻死。当地群众对敌人深恶痛绝,对我抗日官兵则尊崇爱护备至,当他们发现这些官兵后,即召集二十多人扛扶冻伤的士兵下山,冻死的即就地掩埋,冻伤的以棉被覆盖增加体温,喂以温暖稀粥,经过一夜的护理,身体始稍能转动和说简短的话,至第三日,将他们连同武器装具等送到于潜师部。

  全师官兵都万分感谢群众对我军的关怀爱护,同时痛念这些伤亡的战友。尤其是我,作为师的领导看到被冻伤的官兵,手掌脚板均已肿胀发黑,失去了知觉,口里不断呻吟叫痛。据军医说,这一排的官兵,除排长较好一些外,其余士兵的手掌、脚板已无法挽救,不久会腐烂脱落,须速送后方医院截去腐烂部分,以免危及生命。对此,我喉头哽咽,两泪交流,说不出一句安慰他们的话来。次日在要将他们转后方时,率队的排长已能连续说话,讲述了他们遇难的经过:他们二十多人奉命出发到达指定占领的高峰山脚后,即从背敌方面攀登上去,在半山中绝无二十余人可以立足的地方,迫得直爬至山峰顶上,始有约一丈左右高地不齐积雪很厚的地方,勉强可以安设两挺轻机枪,只因爬了一点多钟峻峭而且积雪的高峰。大家都觉得相当疲惫,虽然山顶上北风甚猛并不时飘下一些雪花,但初时并不觉得十分冷冻,遂决定稍为休息一下,再构筑简单的轻机枪掩体,开始向敌阵射击。料不到休息不到20分钟,各人的手脚已麻木,不独不能握工具作工,即要立起来亦感到困难,我(排长)提议大家都食一些随带的干粮,以增加身体的热量,或能恢复活动,但是手指僵硬,解不下干粮袋。我们感到这种情形不妥,如果呆在风雪交加的山峰上,不独不能执行任务,还要发生性命的危险,大家都决定下山去将地形报告团长,但这时两脚又已被冻僵,伸缩不得而且发痛,即勉强用手臂带枪支撑起来,但又复跌下去,即要滚下去,又想到山上树木丛生,亦滚不动。此时大家知道自己是走不动了,而且越夜深风越猛,身上好似全无衣服一样,冷气直透心胸。到了夜里一两点钟的时候,各人的牙关被冻梗,开不得口,说不出话,只能细声呻吟,更感到我们二十多条的生命就会危在顷刻,那时唯一的希望,就是后方派人来联络,扶我们下山去才有生存的可能。果然半夜间听到有人叫喊,心里明知是后方派来联络我们的,但到了此时,我们已动弹不得,又不能发出答应,很久也不见有人上来,虽是万分焦急,但亦无可奈何。初时我们二十多个人,都是坐着的,到了次日将近拂晓时,看到离我不远的四个士兵已躺下去。我还以为他们时故意卧下去睡眠的,如果说得话,一定叫他们不要睡,睡则更会危险,当以两眼注视他们,摇头表示不同意他们睡下,但很久不见他们起来,连微弱的哼声也听不到,即断定这四个兄弟已经冻死。我们未死的都触目惊心,怀着坐而待毙的绝念,不过到了将近拂晓前,已听不到敌人阵地放枪,直到天大亮后,双方阵地都很沉寂,上午七八点钟的时候,就听到山下吹我们部队集合号音,遂知是敌人败退,我军战胜,于是待死之心又勃然活跃起来。大家虽然不能说话,但是你看我我看你面形喜色,认为后方收队时,一定会派人来寻我们,那就有生还的希望,但是直到当日下午,都未见有人上来,感到十分奇怪。我们理智还清楚,脑里这样想,如果是战败退走,不及收队而遗弃我们,尚属情理,现在听到我们的集合号音,肯定是打胜仗,为什么不要我们呢?心里真觉苦闷不解。回来这两日,才听到同连的兄弟说,因第一次派出联络我们的士兵,他们只上到半山,看不见我们上山时的脚印,就不在爬上山顶寻找,只在半山中大声喊叫,又听不到我们答应,就决定我们不在这个山峰上,即回报我们的覃团长,说我们已失踪了。团长亦以为大声呼唤不闻答应,吹号收队不见回来,也就认为我们是被敌人俘虏去了,遂不再加搜寻,但是他们为什么不考虑大风雪天气,在最高的山峰上冻死了我们,也应该派人去埋尸首呢!竟使我们在山上挨过了最痛苦饥寒交迫的第二夜,又冻死了五个兄弟。现在虽幸得好老乡们打救,使我们得到死里回生,但是各人得手掌脚板都冻坏了,不久就要腐烂脱落,生死还是不定,请求上级注意设法挽救我们的生命吧!

  我听了排长这一言一泪的惨痛报告,感到我们各级指挥人员,因粗心大意,不及时派部队寻找他们,使他们受到不必要的伤亡和痛苦,真感到万分罪愧。这十几个冻伤的官兵自送后方医院治疗后,我亦调离第一七六师,对于他们的情况竟无从过问,更为遗憾。

  抗战胜利后,浙西行署与天目山各界代表在天目山告岭修建了一座抗战阵亡将士公墓和纪念堂,纪念作战中我军阵亡的将士。我觉得我们爱护部下,不如群众对抗日部队的爱戴,更感惭愧万分,抗日胜利以来,总希望有机会,重访告岭旧战场,以凭吊阵亡将士和拜谢天目山的人民群众,稍解遗憾于万一。

  1963年1月著

  本文收录于《新桂系纪实续编(三)》(广西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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