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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7724 次 历史版本 1个 创建者:覃欢 (2011/1/21 12:22:54)  最新编辑:luxi (2011/11/7 16:44:44)
谭寿林
拼音:Tán Shòulín (Tan Shou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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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寿林
谭寿林
 
 
  谭寿林广西贵港港南区桥圩镇谭岭村人。1921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5年秋,受党指派到梧州,历任地委书记、特委书记,为中共广西省委筹备组成员,1926年冬在梧州被捕,经党组织营救获释。1928年到上海,担任全国海员工会秘书长,同年4月22日在上海被捕,5月30日在南京雨花台就义。

人物简介

 
  谭寿林,1896年出生于广西贵县(今贵港市)一个农民家庭。1921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1924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月谭寿林担任中共梧州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发动和领导了声援省港大罢工的罢工周。同年9月,资本家勾结反动军阀,制造了梧州“三工人血案”,谭寿林发动梧州工人举行万人大会,进行了坚决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5月,谭寿林被派往广州,负责对中共广西地委的联络工作。6月到武汉出席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会后不久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派往香港巡视工人运动。12月返回广州参加广州起义

  1931年4月22日,因叛徒出卖,谭寿林被捕。在狱中,敌人对他施以各种酷刑,谭寿林始终没有泄露党的任何机密。他那“杀头当作风吹帽,坐监也要闯上天”的气势让敌人胆寒。5月30日,谭寿林英勇就义于南京雨花台,时年35岁。

生平简介

 
谭寿林
     谭寿林
  谭寿林(1896~1931) 中国共产党广西地方组织早期领导人,革命烈士。号视封,曾用名覃树立、曼殊、勉予。贵县(今贵港)人。

  1896年出生于广西贵县(今贵港县)一个农民家庭。

  1917年考上贵县中学。

  1921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在北大学习期间,结识了共产党员黄日葵等,加入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共青团。

  1923年秋,谭寿林进入北大国文系学习。

  1924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工作,主要负责编辑《工人周刊》,从事秘密革命活动。参与组织新广西期成会,任会刊《桂光》杂志编辑股主任,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5年谭寿林被党组织派往广东工作,12月被派回广西任中共梧州地委书记。他积极发展广西地方党的组织,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和指导工农革命运动,积极培养革命骨干,发动和领导了声援省港大罢工的罢工周。

  1926年秋,为中共广西地委筹备组成员,积极领导梧州地区和广西的革命斗争。同年9月,资本家勾结反动军阀,制造了梧州“三工人血案”,谭寿林发动梧州工人举行万人大会,进行了坚决斗争。10月中共广西省委筹备小组成立,谭寿林是三人领导成员之一。12月19日,被梧州国民党右派逮捕,经党组织营救于1927年春获释。

  1927年3月被党救出狱后到广州,负责中共广西地委驻广州办事处工作。6月到武汉出席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会后不久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派往香港巡视工人运动。12月11日参加广州起义,在起义指挥部肃反委员会工作。广州起义失败后,于1928年秘密来到上海从事工人运动。

  1928年起,先后任全国海员工会秘书长、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等职。

  1931年4月22日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敌人对他施以老虎凳、反上吊等各种酷刑,谭寿林始终坚贞不屈,没有泄露党的任何机密。5月23日,他被作为“要犯”押往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特务再度对他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但仍一无所获。他那“杀头当作风吹帽,坐监也要闯上天”的气势让敌人胆寒。5月30日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时年35岁。

  著有自传体小说《俘虏的生还》和政论、诗歌多篇。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5月出版《谭寿林文集》

谭寿林夫妇

相爱结合

  谭寿林是广西贵县三塘乡谭岭村人,字树立,别号祝封,1896年出生,长钱瑛7岁。在五四运动时,谭寿林是贵县中小学生爱国联合会的会长,领导了当地学生的爱国运动。他 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在上大学期间,和其他进步学生一起创办《桂光》社刊,为正义事业呐喊,于1923年加入共产党,后回广西担任梧州特委书记,领导农民革命运动。1926年,谭寿林被反动军阀逮捕。出狱后,他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全国第四次劳动代表大会。不久,谭寿林再次离乡,前往广州参加起义。广州起义失败,他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由于敌人未查出他的真实身份,谭寿林在1928年获释,辗转到上海继续从事革命工作。谭寿林英勇的斗争经历深深打动和吸引了钱瑛,加上他们都是坚定的革命者,志同道合,心心相印,感情迅速得到发展。1928年10月,两人在上海结为夫妻。
 

婚后革命

  1929年初,新婚未满百日,钱瑛接到中央组织部的通知,前往苏联学习。两人商量决定,钱瑛出国后,谭寿林用约定的格式、方法和时间写信给钱瑛,使她能够及时了解国内的形势;而钱瑛呢,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则不写信给国内,以便专心学习。他俩买了两支同样的笔,各带一支在身边,钱瑛还亲自选购了信纸留给丈夫。

  在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一段时间后,钱瑛发现自己怀孕,不久,女儿提前呱呱坠地。女儿先天不足,瘦小得可怜,自己却不能全心全意照料她。

  钱瑛狠狠心,把女儿送进了一家保育院代为抚养,紧张的学习使她几乎没有空闲去看望女儿。1931年春,学习期满,钱瑛就要回国工作了。这时国内斗争的形势异常严峻和残酷,谭寿林整日为革命奔波,也不可能抽出时间照顾幼小的女儿,想到回国后等待着自己的大量工作,钱瑛决定只身回国,把女儿留在苏联。作为母亲,她无比怜爱自己的孩子;作为革命者,她又不得不与孩子别离。当她临行前最后一次去保育院看望女儿时,搂抱着女儿久久舍不得放下,女儿的一举一动、一哭一笑都牵扯着她的心,她泪如雨下,心似刀绞,但仍然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归途。

  20多年以后,钱瑛才辗转打听到孩子夭折的消息。

  由于湖北洪湖地区急需干部,党组织决定派他们夫妇去洪湖工作,正欲启程,上海的工会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谭寿林主动提出留下来做善后和恢复工作,处理好上海的工作后再去洪湖与钱瑛会合。于是钱瑛再次与丈夫告别。
 
谭寿林塑像
 谭寿林塑像
  1931年4月23日清晨,谭寿林又一次被捕,后被转到南京,作为“重犯”严加关押和审讯。在狱中,谭寿林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于5月30日在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5岁。钱瑛的心头留下了永远的伤痕,她决心不再考虑个人婚姻问题,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以完成谭寿林未竟的革命事业。

  此后,钱瑛一起珍藏着谭寿林烈士的遗物,随身携带着丈夫留给她的一块怀表,房间里悬挂着丈夫的照片。她还写了许多缅怀丈夫的诗词,倾诉自己对丈夫的深切怀念。1959年,谭寿林所著《俘虏的生还》一书出版,钱瑛触书生情,写下《再读<俘虏的生还>》一诗:

  生还何处寄萍踪,骤雨狂风肆逞凶。

  几度铁窗坚壮志,千番苦战表精忠。

  丹心贯日情如海,碧血雨花气若虹。

  三十一年生死别,遗篇再读忆初逢。
 

丈夫逝世继续革命

  钱瑛1931年7月来到洪湖地区后,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担任了湘鄂西省总工会秘书长。在领导工运的同时,她还参与了军事工作,同时主持编辑和出版省总机关刊物《湘鄂西工人》。1931年11月至1932年2月,她还担任了中共潜江县委书记。

  1932年5月,正当我红三军向襄河北岸行动时,川军范绍增部一个旅占领了老龙口,企图向新沟嘴、周老口、瞿家湾等洪湖中心地区进犯。当时我军只有一个警卫团留守根据地。为了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击退敌人,保卫苏区,钱瑛监危受命,率领一支游击队绕到敌后,给敌人以突然袭击,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敌军不明我军虚实,不敢贸然进犯,停止了前进。钱瑛的行动,迟滞了敌人进攻,为我军赢得了时间,红三军主力紧急驰援,击溃了敌人。

  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1932 年5月7日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所谓反“改组派”斗争,在洪湖苏区搞“肃反”扩大化,两个月里,制造了许多冤案、错案。对这种“怀疑一切”的搞法,钱瑛很是不解。她曾当面向夏曦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创造苏维埃的人怎么会都是反革命和‘改组派’呢?”夏曦竟回答说:“这些创造苏维埃的人正是为了消灭苏维埃。”对于这种荒谬的解释,钱瑛无言以对。看到1600多名湘鄂西特区党政军各级干部和群众领袖被捕,大批革命干部在“肃反”扩大化中倒下去,钱瑛的心情无比沉痛。1932年秋,洪湖苏区在敌人的强大进攻和“肃反”扩大化影响下,革命力量受到很大削弱,最后大部失守。夏曦和中共湘鄂西省委书记杨光华决定派钱瑛去沔阳沙湖区,领导恢复该地的革命工作。钱瑛星夜赶到该区时,沙湖区委也正准备撤退。钱瑛来不及多想,只能随同区委一起撤退和转移。途中,穿过了敌人几道封锁线。一路同行的人大都走散了,钱瑛最后孤身一人,终被白军抓住。为了不让敌人看出破绽,钱瑛借上厕所为由,悄悄将谭寿林送给她的那块怀表扔进草丛里。审讯中,钱瑛坚持说自己是由汉口来此地投亲,遇上打仗,与亲戚走散了。敌人死死追问,钱瑛便自称陈秀英,姐姐在汉口居住,姐夫是一家药店老板,其它一概不知。敌人没有得到一点口供和实据,最后只好把钱瑛放了。钱瑛脱险后,化装成一个跛足的中年妇女,一路乞讨到汉口,找到了二姐钱瑄家。在姐姐家休息几天后,一心要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并汇报工作的钱瑛又风尘仆仆赶往上海。
 
钱瑛
 钱瑛
  新中国成立后,钱瑛曾在观看歌剧《洪湖赤卫队》后写下这样一首诗,回顾这段革命经历:

  回首滨湖三十秋,几番风雨几多愁。

  狂飚蒋匪同为敌,鱼米家园两不留。

  杀敌抗洪双苦战,红军义士血争流。

  英雄智勇贯今古,一曲名扬震五洲。

  钱瑛到上海后,住到了钱亦石家。很快便与上海党组织取得了联系。1933年初,党派她到江苏省委担任妇委工作,不幸又一次被捕。7月,钱瑛被押解到被国民党称之为“模范监狱”的南京老虎桥监狱。她化名为彭友姑,始终未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在老虎桥这座国民党的“模范监狱”里,钱瑛与帅孟奇夏之栩等人一起,领导了四次绝食斗争,次次都取得了胜利。

  刘少奇当时的妻子何宝珍在上海全国互济总会兼任营救部长,化名王芬芳,1933年3月因为营救被捕的中华海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她的行踪被国民党特务盯上旋即被捕,也押至老虎桥监狱,互济会派人给何宝珍送饼子,狱方拒不接收,退了回去。狱方违背了第一次绝食斗争答应下来的条件,钱瑛主张向狱方问个明白,当监狱专管犯人的第二科科长来查监时,何宝珍质问他:“你们答应可以送东西,为什么要把东西退回去?”这位科长恼羞成怒,把何宝珍叫出监狱毒打,还要她跪下。钱瑛知道后,大声喊:“政治犯不受侮辱,不许打人。”一时间,几乎所有的“政治犯”牢房都喊了起来,为此难友们宣布绝食,绝食到了第三天,迫使狱方答应今后不再打人。由于叛徒告密,何宝珍的身份终于暴露,1934年秋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2岁。

  1936年春,钱瑛与同监难友被押解到了南京“反省院”。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周恩来到南京,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政治犯”。因钱瑛被捕后化名“彭友姑”,没被列入释放名单。直到帅孟奇出狱后向周恩来汇报,第二批她才获释。结束了四年多的狱中生活,回到党的怀抱。

  钱瑛出狱后,1937年10月担任湖北省委委员,负责农运和妇运工作,2个月后,改任湖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妇女部部长。1938年10月,武汉沦陷,省委机关撤至宜昌,钱瑛又任中共湖北省委代理书记。根据抗战形势的变化,1939年2月,钱瑛又担任了中共鄂中区委员会书记,在正面战场前沿敌我双方对峙的夹缝中奋斗,领导鄂中人民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在这期间,钱瑛为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她把从上海撤退来汉的同志组织起来,一部分送赴西南开辟工作,一部分派到湖北农村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组织战地文化服务站,还派了许多同志到郭沫若领导下的政治部第三厅工作。是时,为了给抗战工作训练、提供干部、湖北省委决定开办七里坪训练班,由钱瑛、方毅负责。她对训练班的工作一抓到底,结业时又逐个谈话,根据各人条件和工作的需要分配适当的工作,她珍惜人才,爱护同志,在党内总是赤诚相见,因而深受同志们敬重。

  1940年,钱瑛结束在湖北的工作,担任中央南方局驻川康特委代表和川西工委书记,领导这一地区的地下工作。“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掀起了又一次反共高潮,同时加紧了对国统区我党的搜捕和迫害。在这危急时刻。钱瑛采取果断措施,转移已“露红”的党员干部,改变“粉红”的工作方式,长期埋伏“暗红”的党员干部,稳住了我党在西南这一地区的阵地。

  1943年,钱瑛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并接受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的“审查”。对康生的所谓“抢救运动”,亲身感受过当年湘鄂西 “肃反扩大化”恶果的钱瑛并不赞同,她不避风险,为被冤屈的白区工作同志申辩和作出证明,两次到中央社会部说明情况,保护了不少同志。在这时,钱瑛得悉了父亲去世的消息。原来家乡咸宁1938年沦陷后,钱训臣率儿孙避难潜江,于 1942年7月客殁马家湖。

  1945年冬,钱瑛担任中央重庆局(原南方局)组织部部长,在周恩来董必武李克农等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安排了大批到中共代表团驻地红岩村汇报、联系、接头的同志,为我党组织的力量在“陪都”重庆地区的发展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受到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器重。这年底,重庆局即将离开重庆时,一些同志因敌情严重,接不上党的关系,又不能去南京,非常焦急。对此,钱瑛以高度负责的精神,认为:没有弄清事实真相的,不要轻率地接关系;事关一个人的政治生命,也不要轻易丢掉。即使我们走了,还要交待留在当地的党组织,要做好对这些同志的工作。

  1946年,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至南京梅园新村,重庆局也改为南京局。钱瑛也来到南京,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南京局组织部部长。国民党政府刚刚“还都”的南京,情况非常险恶,梅园周围每天都有国民党特务监视,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外,来梅园新村联系、汇报工作的同志来往、安排、转移都不允许留下只字片纸。钱瑛在没有文字记载、更无档案可查的情况下,就靠坚强的毅力,对工作的认真执着和惊人的记忆力,不但熟记这些同志的姓名和藉以掩护的职业,而且对他们的履历、特点、家庭情况、社会关系等细节谈起来如数家珍。由于她的工作周密细致,在近半年的时间里,所有来中共代表团接关系、谈工作的同志都没有出过问题。

  这年7月,国共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奉党中央指示撤退。钱瑛送中共代表团回延安后,只身转道去上海,继续坚持白区斗争。

  1947年,钱瑛担任了中共上海局组织部部长,领导组织工作和学生运动,在上海这个反动势力最为猖獗的城市,开辟第二条战线。1948年9月,钱瑛到香港,秘密领导干部培训工作,迎接全国解放。在她的具体安排下,南方各省经过挑选的进步学生被分批分期送到香港,接受培训后,又被分派到各地开展工作。他们后来均成为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

  1949年春,周恩来亲自委派钱瑛担任华中局委员、华中局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后来华中局改为中南局,钱瑛本兼各职不变,还兼任了中南妇委书记、妇联主任、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人事部部长。

  1952年11月,钱瑛奉调到北京中央机关工作,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兼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9月至1959年4月,钱瑛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第一任部长、党组书记达5年之久。1959年4月,钱瑛接替谢觉哉担任国家内务部部长。她是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钱瑛身居高位,不忘群众疾苦,每年都有一半时间下基层调查研究,检查工作。六十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她下基层,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办法,直接到公社、大队和小队,到群众家中,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并将直接观察和了解的情况向党中央报告,请求调拨赈灾粮款,并指导和协助当地党政领导整顿组织,整顿作风。1962年,钱瑛根据中央指示,带领工作组到安徽、四川协助省委进行甄别工作。钱瑛坚持真理,不避风险,平反甄别了被定为“铁案”的原省委书记李世民错划右派案和张凯帆“反党反社会主义”案;对四川张西挺刘结挺一案则坚持原则,不准翻案。钱瑛坚持真理、实事求是、铁面无私的精神,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称赞,被誉为党内“女包公”。她在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时,曾到广东省进行调查研究,并向中央报告了在广东发生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况。这份报告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于1953年4月11日亲笔起草了中共中央通知,转发了钱瑛的这份报告。
 

钱瑛含冤去世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林彪江青一伙把中央监察、纪检部门当作主要攻击目标。钱瑛也被隔离审查,受到残酷迫害。1972年4月,钱瑛确诊患了肺癌,住进北京日坛医院,“监护治疗”,不准任何人前往探视。在她生命垂危之时,日坛医院党委书记、钱瑛在重庆、南京中央局工作时的上级李克农的儿子李冰借查房之机,避开看守人员去看望她,转达同志们对她的问候。她泰然地说:“我朝前看!”由于李冰等人的关照,钱瑛的病情曾一度好转,但“四人帮”一伙却不准她继续治疗,11月被“监护”出院,导致病情急剧恶化,于1973年7月26日含冤去世,终年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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