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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17763 次 历史版本 1个 创建者:于归 (2011/1/19 15:07:44)  最新编辑:葛礼菊 (2011/2/3 21:22:58)
韦纯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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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纯束
韦纯束
 
  韦纯束,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原籍今象州县寺村镇中团村委交址村人,壮族,1922年生。1927年至1936年在交址小学读书,1937年考入象县国民中学,1938年冬参加广西学生军,投身抗日救国热潮中。1941年3月,他在邕宁县江西乡老口村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同年秋,在广西第六期合作人员训练班学习,毕业后在平乐、修仁、象县等地开展革命活动。1948年1月至1949年4月,任中共桂林市工委副书记;1949年5月,任中共桂林地委副书记、桂中支队副政委;同年8月,兼任中共象县工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桂中支队总队第八大队政委。  
 

简介

 
韦纯束
韦纯束
  韦纯束,原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广西象州人。壮族。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桂林市临时工委副书记、桂中游击支队副政委兼象州县游击队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桂平县县长,中共桂平县委书记,广西交通厅副厅长,南宁市市长,中共南宁市委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秘书长,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是原中顾委委员。

  1983年4月至1990年1月,象州籍人韦纯束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成为首位象州籍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韦纯束原籍今象州县寺村镇中团村委交址村人,壮族,1922年生。1927年至1936年在交址小学读书,1937年考入象县国民中学,1938年冬参加广西学生军,投身抗日救国热潮中。1941年3月,他在邕宁县江西乡老口村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同年秋,在广西省第六期合作人员训练班学习,毕业后在平乐、修仁、象县等地开展革命活动。1948年1月至1949年4月,任中共桂林市工委副书记;1949年5月,任中共桂林地委副书记、桂中支队副政委;同年8月,兼任中共象县工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桂中支队总队第八大队政委。

  解放后,韦纯束任梧州军分区独立团政委,中共桂平县委书记、县长。1954年6月,调广西交通厅工作,先后任运输局局长、副厅长、厅长。1965年11月,任中共南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文革期间受迫害,被迫停止工作。

  1973年5月,韦纯束重新参加工作,任中共南宁市委副书记、市革委副主任。1978年1月,调任自治区建委副主任。1979年8月,复回南宁任中共南宁市委书记、市长。1982年4月,调任自治区人民政府秘书长。同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83年4月,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成为首位象州籍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同年还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7年,分别当选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党的十三大,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0年,因年事已高,辞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职务。

人物趣事

 
韦纯束
韦纯束

  韦纯束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原主席。 人们碰到他时,总是异口同声地问韦主席好。尽管他常谦虚地说:“我不配这个称呼。”

  但人们还 是坚持这样称呼他,因为这样称呼他大家觉得亲切,且他实实在在是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位上退下来的。

  1922年3月8日,韦纯束出生于广西象县 寺村乡(今广西象州县寺村镇)雷山脚下一个叫交址村的壮族小山村。父亲曾任过当地小学校 长和县参议员,是地方知名的社会贤达。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他自幼勤奋好学,在寺村乡和 本村读私塾、小学成绩优良。他八叔曾对人夸他:“纯束有前途啵,吃完饭后就看书。”

  1937年他考入象县国民中学。在学校受 到教师中的中共地下党员路伟良、袁秀文的教育和影响,接触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小说《丰收》、《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家》、《子夜》、《阿Q正传》 等,滋润着他火热的心。历史老师吴帆波流着泪讲“九??一八”事变,讲东三省沦陷深深地触 动着他,抗日救亡的热血在涌动。 

  1938年11月,他与20多名同学一起考入 广西第三届学生军。在学生军里,既学习、工作 又打仗。在苏圩一带狙击日寇,目睹国民党蒋 介石的无能,南宁沦陷,日军飞机肆无忌惮地炸我圩镇毁我村庄。他悲愤交加,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拯救中华民族。次年,他的处女作《走到田间去》在《救亡日报》发表。年仅17岁的青年能在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主编的报上发表文章,委实高兴不已。1941年3月的一个傍晚,他和班长黄保华(黄耿)在南宁市郊老口圩的一 条小路上散步。黄保华知道他很想去延安,正积极找党组织,便问道:

  “你找到共产党没有?”

  “没有找到。”

  “我已找到了!……”

  得知黄保华就是共产党员时,他激动万分。

  几天后,在老口圩旁一座小山丘上,入党介 绍人黄保华为他举行了简短、庄严的入党宣誓 仪式。从此,开始了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

  1941年秋,受党组织指示,韦纯束以合作指导员和小学教师的身份为掩护,到广西平乐 县合作指导室、修仁县的四排、十锦乡及象县的寺村乡从事地下工作,开展革命斗争,在党内任 小组长和支部书记。1947年2月任象县特别支部书记,公开身份是寺村小学校长;1948年2 月任桂林市临时工委(后改为市工委)副书记。

  刚到桂林不久,暂住在凤北路一老百姓家。 一天晚上,警察突然来查户口,他虽有合法证 件,但未及时办报户口手续,被拘留在凤北区公所。第二天,他传信向任凤北警察分局局长的一个老乡求援,对方立即赶来,叫他出来看自己 与区长下棋,然后以请他吃饭为由,若无其事地 把他带出凤北区公所。

  1949年春,组织将他从桂林调桂中游击区 工作,任中共桂中地工委副书记,桂中人民解放 总队(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桂中支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当年暑假期间,有一天他和覃日茂、刘泽堪(原寺村小学教师)三人从柳州带 有党的秘密宣传资料返回象县,途中经过国民 党政府办的农林场民生公司,碰上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拦路检查,他沉着应付,对答如流,顺利 通过,转危为安。

  1949年8月兼任中共象县工委书记、桂中  人民解放总队第八大队政委。9月间,为了与驻武宣县境的桂中人民解放总队取得联系,以便合力围歼百丈之敌,他和通讯员覃日茂经大樟乡奔腾村向总队出发。下午2时许,至义路村西边桥头竹坡时,突然,埋伏着的几个国民党 兵冲出来:

  “干什么的?站住!”

  “到武宣走亲戚的。”他镇定地回答。

  “放屁!跟我们走!”敌人不由分说,把他们 带到国民党大樟乡公所。

  当时,他身上带着一张围攻百丈敌人的军事地形草图,如被敌人发现,暴露整个行动计 划,那可不得了!情急之间,他发现桌上有一碗 水,便说:“口渴了,给点水喝吧!”乘敌不备迅速将图纸揉碎,和在水中吞进肚子里。

  敌人怀疑他俩是共产党。当晚,他们被关在一间房子里,双脚夹上木枷,上了大锁。

  第二天早上,一个国民党军官模样的人气 势汹汹地打开房门,用三角眼上下扫视他们: “百丈一带有多少土共?哼!你们再不说实话,就要枪毙!”还一边把他们穿的鞋子脱去。
他们仍然照原来编好的话回答。

  这时,一个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士兵进来 把军官叫了出去。不久,紧急集合号响起,队伍 给拉到百丈解救吴克宽部去了(吴克宽是带队到百丈乡“围剿”屯鸾村游击队的国民党浔州专区政务室主任,曾任象县县长)。

  国民党兵走后不久,有个中年农民,手拿一 把大柴刀冲进牢房说:“他们都到外面去了,我来救你们出去吧!”说着劈开夹在他们双脚上的 木枷。

  他们冲出牢门口,绕过后门的哨兵,沿着大 樟河边飞跑,脚虽然被夹了一天一夜,但这时已 忘了疼痛,顾不得河水深浅,很快过对岸,隐没在稻田里。抬头四望,暮色苍茫。又跑了好几里路,天全黑了才敢停下来松口气,心中深深感激这位素不相识的救命恩人。次日清晨,他们到了奔腾村盘英辉家。

  从洛田村赶过来的联络员见到他们高兴极了,说:“廖司令已来到路上等我们,快去吧!”

  在村外小路边一个草坪上,见到了廖司令。 他们向廖司令报告了脱险经过,大家都说,这是 马克思在天有灵,在保佑大家逢凶化吉。在韦纯束等人的带领下,经几天跋涉,部队于9月22日黎明到达交址村。见到儿子和廖 联原司令,韦纯束的父母高兴得流下热泪。司令部在交址村召开了坚守屯鸾战斗总结 会,随即又转移到离寺村较远的屯抱村整训,9 月29日晚向大乐乡双告村进发,30日在双告 村召开骨干会议。此时,传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的特大喜讯,极大地鼓舞着与会者。 会议决定由韦章平率八大队主力继续向大瑶山 方向迂回战斗,留下少量队员就地发动群众进 行反“清乡”斗争;司令部率直属大队向象(县)、修(仁)、雒(容)三县交界地带活动,韦纯束被任 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桂中支队副政委。 由于部队生活极为艰苦,有战士闹情绪,埋怨“游而不击”,甚至有个别想离队回家。韦纯 束及时地利用大小会议机会,进行思想教育工 作。他说:“革命是会遇到困难的,甚至有牺牲的危险,但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不怕艰难险阻 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比我们现在的困难大 得多,情况严峻得多,不是靠革命精神战胜困难 赢得胜利了吗?”他还说:“我们的队伍不打无准 备的仗,不打无把握的仗,暂时不打是为今后主动地去打。希望大家严格遵守纪律,同甘共苦, 战胜困难。”听完这番话,大家的情绪稳定多了。 为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他和当地干部潘 桂佳以走访亲友为名,找到原在十锦乡中心校时与他关系很好的韦善荣老师。那天正巧碰上 韦善荣的弟弟结婚酒席,把他们待为上宾。饭 后,他们三人促膝谈心,谈局势,谈象县、修仁游 击斗争的大好形势,并请他解囊相助,解决部队暂时的困难。韦善荣听后二话没说,立即拿出 一个皮箱,把里面的贺喜封包钱全交给韦纯束, 以实际行动支持革命。
 
   1949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桂中 支队第一、第十五两个团及第三大队一部与解 放军四十五军一三三师三九八团,在象县、武宣两县交界的风门坳,合围南逃的国民党溃军。这次战斗共歼灭国民党五十六军军部和一个 团,以及其他番号的残兵败将1千余人。 1950年2月上旬,根据广西军区党委决 定,已集中到广西桂平江口的桂中支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八团,团长韦志龙,政委韦纯束,直属梧州军分区领导。未入编的指战员,原则上都转到地方工作。至此,桂中地工委、桂中支队胜利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 命。
 
  1950年9月,韦纯束调任广西桂平县县长。刚到桂平县,土匪很猖狂。有几个乡的土 匪还联手租台唱大戏,气焰十分嚣张。他组织 县武装力量,及时有力配合人民解放军清剿土 匪,将猖獗一时的土匪打得落花流水,至1951 年底县境土匪全部肃清。
 
  1952年任县委书记。当时有个“打老虎” (即反贪污)运动,凡贪污一个亿(相当于现在1 万元)的叫“大老虎”。上边给桂平县100个“大 老虎”的指标,他向地委汇报,他们哪有100个 “大老虎”?10个还有可能。地委领导批评他, 未曾搞怎么知道没有?没有就先打脑筋里的 “老虎”。他只好说,那他愿打自己脑子里的“老 虎”了。说归说,他还是按上级的指示去做了,但收效不大。后来,经中南局下令,县级以下地 方、单位不搞“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他们得以停止该运动的进行。 粮食统购统销时期,上边给桂平县的任务 过重。他立即与省府的征粮队长李发南商量, 决定写信报告上级,说桂平沿江两岸的大片农 田常受水灾,而天旱时许多望天田又受旱灾,收成并不好,哪能完成那么多的任务?他们的信 还真的有效。不久上级对征粮任务作了调整, 减少了桂平县统购任务。桂平县因此没有发生 “因灾饿死人”的事。
 
  1954年6月,他调任广西省交通厅运输局局长,一年不到升任副厅长,再过一年不到,又升任厅长。当时全国正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主要是对私营汽车、轮船、马车的社会主义改 造。他 到对资改造办公室工作,由于宣传思想工作做得到位,让车主船主看到社会主义改造 是大势所趋,很愿意接受改造,实行公私合营。 因此,他获得来广西检查工作的中央统战部某 副部长兼秘书的表扬,说他会团结党外人士,政策执行得好。 当时,运粮、运物资、运人,运力极为不足。 交通厅需到各单位组织公车帮忙,付一定的运 费。运粮是头等大事,那些边远穷山区若运不 到粮食就要饿死人;各种工程的大会战也要客 车载人去。无论客运货运,交通部门都要陪笑 脸,求爹告奶地去求人家派车帮忙,有些单位仍 不愿给车,司机也不愿去。尽管如此艰难,他总是能调集足够的车辆,确保运输任务完成。 为了培养交通技术人才,他牵头创办了广 西交通学校、广西航运学校、技工学校。除自己 培养人才外,他还向交通部要人才。当时国家交通部存在着“直专高”和“地群普”两种不同的 路线。前者强调什么都要直属齐全、专业、高标 准;后者则强调要依靠地方,依靠群众,普遍开花,普及为主。他既坚持“地群普”也接受“直专 高”,只要对地方建设有利,他都去争取。曾派 一位副厅长到四川省领了两批、到北京领了一 批技术骨干回来为广西所用。随着力量的增加,交通厅增加了民间运输局,管牛车、马车运 输;还成立管汽车配件的材料工业局、管政治思 想工作的政治部。 有一次全国精简机构,把地、市、县的交通科撤销。他想:庙都没有了还怎么办事?遂找 省委分管交通的副书记伍晋南说: “精简机构,把地、市、县交通科撤去,我都 没脚了还怎么办事?” 伍晋南说:“是啊,全国都这样的。” 他说:“我有个建议,各地、市、县成立交通 运输局,就放在车站里,既管交通又管汽车运输,经费由我们交通厅出,不用地方出好不好?” 伍晋南说:“好啊,那你打个报告来。”  结果,全国各地的地、市、县都裁减交通科, 惟有广西非但未裁减,还升格成立了地、市、县交通运输局,为广西交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组 织保障。 对于划“右派”、搞政治运动,他也有自己的 想法与做法:上边要搞我不得不搞,但我不会乱伤害自己的同志。期间交通厅的处长、科长都 没有一个被划为右派。整个交通厅只有公路局 一个刚大学毕业分配来不久的技术员被错划成 右派。因为交通厅划的“右派”才1个,汇报上 去他挨了批评,说他也右倾,差点也被划成右 派。 发展广西公路运输是他的得意之笔。经过 几年的努力,至1957年广西全省的公路汽车运 输量大幅度增加,汽车客运量和货运量分别比 1952年增长7.53倍和11.42倍。从来不通汽 车的天峨、凌云、乐业、凤山、金秀、资源、昭平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偏僻山区县都修通了公路,初 步改变了这些地方交通闭塞,农副产品难运出, 工业品难调进的状况。
 
  1958年国家交通部提出“全党全民办交通,水陆空交大跃进”。当时交通部管民航,交 通厅能管飞机场。他乘此东风在陆路水路建设 大干快上,充分调动地方群众的积极性,全面铺 开,稳步前进,取得了显著成效。刚到交通厅时,全省公路通车里程才两三千公里,1958年 达八千多公里,1965年他离开时已达一万八千多公里,交通闭塞的边远山区县全部通了汽车。 与1957年相比,公路通车里程增加38.7%,客 运汽车增长1.71倍,营运货车增长1.68倍;通 航里程增长13.4%;交通系统完成的货运量增长86.97%,客运量增长92.13%。1958年动 工兴建的南宁吴圩机场于1962年11月启用, 揭开了广西航空史上的新篇章;1964年5月建 成南宁市第一座邕江大桥,结束了南宁市人民 靠舟楫横渡邕江的历史。南宁市邕江一桥桥面 包括人行道宽24米,因超过长江公路大桥的宽 度,国家和省有关部门领导都不敢批准,经他向自治区领导韦国清覃应机及当时在南宁休养的老主席张云逸大将请示报告,他们都同意由交通厅设计、施工并自行批示,“桥面宽24米, 交通厅敢负责干就行了”。 因为工作出色,国家交通部曾想调他到交通部任副部长,但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就是不放人,早已拟定他到南宁市任市长了。
 
  1965年11月至1982年3月,他在南宁市 连任了三届市长(其中一届叫革命委员会主 任),两届市委副书记,一届市委书记,这在南宁市是空前的。 他当市长的第一张布告就是整顿市容卫 生。成立整顿市容卫生指挥部,他亲任指挥长, 要求各机关单位都要搞爱国卫生。那时南宁市 每周星期六全市都搞大扫除,38万市民人人上 阵,把大街小巷打扫得干干净净。当时水很丰 富,铺面门前扫过之后还用水冲洗,使脏乱差旧 貌很快改变,过去因下水道脏臭而日夜闭门的市民,晚上家家户户都敞开门窗,拿凳到街上乘 凉,甚至把饭桌也摆到街上去。 他到哪里检查工作,总不忘卫生这一项。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曾风趣地强调:“以阶 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不搞了,但爱国卫生运 动还是要搞的,这个运动是不会错的。”
 
  在整顿市容卫生的同时,他抓住了适逢工业下马有很多水泥的大好时机,大修街道,硬化 路面。采取民办公助的办法,政府出水泥、石 碴、河沙等建筑材料,市民出人力,全民热火朝 天建街道、建公路、建公园,短短几个月里就修好几十条大小街道。他还在《南宁晚报》上开辟 “人民的心愿”专栏,专登市民的意见和建议,反 映市民的呼声,此举大得人心。“文化大革命” 开始的第二年,他被造反派拉去朝阳广场批斗时,许多老百姓在下面说:“你们不要打他,他是好人,他搞了很多街道修了很多路的啵!” 过去,邕江涨水,南宁市区低洼处年年被洪水淹,损失几千万元,这几千万在20世纪70年 代可是不得了的数呀!且每次洪水都淹死人。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出任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市建委主任,又是南宁邕江防洪大堤指  挥部指挥长。中央说,你南宁市解放几十年了,又是自治区的首府,怎么还不搞好防洪的事? 他立即找有关部门设计出完整的高标准防洪大 堤方案报上级审批,并以此为由找自治区和国家水利部要经费。经多次游说,多方筹措,获得大笔资金,完成邕江防洪大堤建设重点工程。 在城市改造上他采纳了专家的意见,决定 修建一条既宽又长的民族大道。每逢炎热的夏季,东南风顺着民族大道吹进南宁市,凉遍大街 小巷。如今,市民们越来越觉得修这条美丽大 道的好处,把它誉为“鼓风机”,使南宁增添了几 分凉爽。
 
  作为市长,他亲自带领市民兴建南湖公园、西郊动物园、江滨公园和青秀山、狮山公园等旅 游景点,植树种花,绿化美化亮化城市,使南宁 市获得“全国绿化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他任南宁市委书记兼市长时,下大力气抓工业,班子成员天天跑工厂。市棉纺厂、机械 厂、手扶拖拉机厂、罐头厂、化工厂,还有武鸣县 和邕宁县的糖厂、烟厂,生机勃勃,生产形势喜 人,处处充满活力。他深入到南宁罐头厂蹲点,和工人一起劳动,充分利用区直各厅局、大专院 校的科研技术力量融于工业生产中,提高产品 产量和质量。年终,南宁市的工业总产值达10 亿多,超过了当时的广西工业重镇柳州市(现在 柳州市工业大大超过南宁市)。当时南宁市的 轻工业在全国名列前茅;他蹲点的南宁罐头厂获全国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称号。 1978年,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一纸调令 把他调到自治区建委任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主持全面工作。
 
  虽然才工作1年零几个月,但却给建委系 统的干部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建委下属有三 十几个单位,分布在柳州桂林、南宁、宜山等地,他两个月就走遍。每到一个单位,先看你的 卫生间和厨房,然后才看其他。如果卫生间和 厨房都管不好,邋里邋遢的,其他你说再好他也 不相信。三塘公社(现三塘乡)是建委系统干部职工的子女插队的地方,他像一位慈父一样,去那里住上几天,看望那些叫“知识青年”的孩子 们。

  他和群众一起参加劳动,有时也参加城市 建筑队与工人同劳动,被烈日烤得咽喉要冒烟,可劳动财务部门仍不发给清凉饮料,说温度还 达不到发饮料的度数。他极为讨厌此种教条主 义行为,立即向上反映,结果不但给干部职工发 放了清凉饮料,还增加了粮食指标。当时自治区计委有权,凡计委开的会,各单 位都积极参加。因为它管项目,物资、木材、钢 材、水泥都属它管。建委要搞建设大会战,需要 大量的建筑材料。韦纯束找自治区分管领导说:“我建委是有枪没有子弹,有炮没炮弹,怎么 打大会战呀?”经协调,从计委那里争得了部分建筑材料指标的支配权,这使建委的同志非常 高兴。他对南宁市建材系统的企业仿照农村改 革搞大包干的办法给予充分肯定,以后他任自 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时,指名调富有改革观念、思  想比较解放的南宁市建材局长韦鼎桓到自治区建材工业局当局长,后任自治区人民政府秘书长。
 
  “人总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我出国后就觉得以前自己简直是坐井观 天。”这是他发自肺腑的语言。 他说:“我到过罗马尼亚、英国、奥地利、苏联、美国、日本、越南、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 使我大开了眼界,获得不少新的东西。看到日 本的工业化、机械化、高速公路,人家的高效率, 对比起来,我们国家就差得多了。过去总认为资本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但真正到这些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去看,认识就有改变了。人家先 进的管理、先进的技术还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的,人家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搞得多好,还有环境保护、计划生育、文化教育等,都比我们搞得好, 比我们先进得多了。” 他还说:“我在交通厅时也做过一些可笑的 事,如为了节约汽油,要求汽车下坡挂空挡滑行;还有以水代油等,都是行不通的,当时还大 搞试验;在自治区建委时搞的‘大板墙'就是钢 筋混凝土板墙,搞所谓的‘丢掉秦砖汉瓦'的墙  体革命,现在看来,那种房子不适用,隔音不好,连颗钉都打不进……” 粉碎“四人帮”不久,自治区党委召开的一 次会议上,谈到“文化大革命”的功过时,人们都 按当时流行的说法说“三七开”,即三分缺点,七 分成绩。但他发言时却说,不是“三七开”,倒 “三七开”还差不多。因为会议记录要上报中央 办公厅保存,肖寒问他:“你这句话改不改?” “不改。报不报由你们,我就是这样说。”
 
  —— —当一种潮流淹盖着另一种潮流的时 候,另一种声音实在可贵。可以说,韦纯束是广西第一个敢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  1983年3月13日,刚吃过午饭,便接到自 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光的电话,要他下午乘车赴京,具体任务待上火车后再说,且要他保密。他立刻收拾行李。家人问要去哪里,他说: “出差。”上车后,见车上已坐着乔晓光、覃应机(自 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周光春(区党委副书记)和区济文(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等人。乔晓光对他说:“我们这次上京,主要是向中央汇报调整广西领导班子问题。” 他感到疑惑:调整班子与他有什么关系? 当时他是自治区人民政府秘书长。 乔晓光似乎看出了他的疑惑,接着说:“这次上京名单是中央指定的,区济文同志将介绍 最近有关广西酝酿推荐领导班子的情况。” 到北京的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领导习仲勋宋任穷、陈丕显及中组部副部长李锐分别找他们几位谈话。在谈话中,李锐指出 广西处理好“文革”遗留问题的必要性和艰巨 性,并郑重地对他说:“中央决定对广西领导班子作较大调整,你要准备挑重担!” 3月21日,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召开会 议,专门讨论广西领导班子的调整问题,广西赴京的几位同志参加了会议。会上,宋任穷宣布中央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领导成员调整配备 意见:乔晓光仍任区党委第一书记,韦纯束、周光春、黄云、金宝生、陈辉光为副书记;覃应机因年事已高,改任区党委常委和自治区政协主席,拟由韦纯束接任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工作。  他听后深感不安。尽管他已得知,前期考核广西班子,在有1500人县处级以上领导参加 的推荐自治区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选的民意测 验中,他获赞成票1470多票,任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属众望所归。但他也深知广西当时的情 况,觉得这副担子实在很重,压力很大,难以胜 任。然而这是组织的决定,其实就是命令。命令和服从此时体现得那么严肃,一令既出,当冒死不辞。 上任伊始,迎接他的是处理广西“文革”遗 留问题(简称“处遗”),这是他感到压力最大的 事情。他说:“过去打仗我都没感到有这么大的 压力。” 为什么呢?广西在“文革”期间上上下下分裂成两大派组织,这两派组织发生冲突(即“文 革”时?的特殊现象“武斗”),死了几万人。一派是大派,当时各级班子都有人在,后台大;另一派是少数派,死人多,加上中央1968年7月 3日颁布的《七??三布告》把少数派定为反革命,他们怎么会服呢?处理了就会两边都得罪。 前两年也作过一般性的处理,深层次的东西还 没有触动,确切地说是不敢动。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无辜杀害的干部和群众,只当作非正常 死亡看待,没有彻底进行平反昭雪;死难者家属 在生活、工作上的困难没有得到全面妥善解决; 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帮派思想严 重、搞打砸抢的人(简称“三种人”)大多未受处 理,有的入了党,有的甚至钻进了各级领导班子;“文革”中的派性思想远没有消除,有些单位 由于存在严重派性,不认真执行中央的有关政 策等等。这引起了干部、群众特别是受害者家属和受迫害过的老干部强烈不满,积怨很深,造 成上访的人日益增多,严重影响社会的安定团 结和广大干部群众转入经济建设的积极性。 还在北京期间,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就决定成立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领导小组,指 定他为领导小组组长。中央要求广西新班子成  立后,在一段时间内要集中精力,把处理“文革” 遗留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要认真清除 “左”的思想影响,排除派性干扰,从思想上、组 织上进行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 清理“三种人”和严重违法乱纪的人。中央要求,“处遗”工作“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 势”,“稳妥坚实,稳步前进”。
 
  怎样做好这一棘手的、艰苦的工作呢?他想,中央《七·三布告》(1968年)把当时群众组 织的一些错误行为定为反革命事件,作为敌我 矛盾;广西在执行上则根据这种错误的定性,号 召“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调动军队和武 装民兵,镇压一部分群众,导致大量乱杀人后果。归根结底,“七??三”布告成为乱打人乱杀 人的合法依据,必须加以否定;其他看似正确其 实错误的东西也应否定。不过,这得经中央同意。 于是,他先从“思想处遗”入手,组织政治学 习。在《广西日报》组织发表了《坚决处理好“文 革”遗留问题》、《分清党性和派性的是非》、《把 认识统一到六中全会的“决议”上来》等社论和评论文章,对干部群众反复进行彻底否定“文化 大革命”,否定“广西在‘文革'期间执行一条正 确路线”的教育,使干部群众分清是非,克服派性,增强党性,使在“文革”中犯错误的绝大多数 人对自己的错误有了新的认识。 其次,彻底平反冤假错案。按照“实事求 是”、“有错必纠”、“宜粗不宜细”原则,平反了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案、“伍修集团” 案、“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案、“广西 反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问题”案、广西地下 党遭受迫害问题等五大冤假错案。同时,抽调人员对各种案件逐件调查,凡属冤假错案的一 律予以平反,恢复政治名誉。
 
  然后是定政策。哪些人该定为“三种人”? 对众多犯错误的干部如何分别对待?这是件很 棘手而复杂的事情。经过一段时间调查研究, 并到中央学习研究了一个星期,方才拟定出可 行的政策。对“文革”中杀人的为首罪犯以及手段极端残忍的杀人罪犯予以逮捕法办,对其余参与杀人活动的有关人员采取从宽处理方针, 一般免予追究刑事责任;对党员干部中造反起 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以及严重违法乱纪的人,分别给予开除党籍及党纪、 政纪处分;对“杀人”罪行特别严重、手段特别残 忍的极少数人,按法律程序处以极刑。在一次征求意见座谈会上,有位老干部提出:对 “文革” 中被迫害致死的人,光政治上平反还不够,还应 在经济上给予一定的补偿。他采纳了这一正确意见,采取政治平反与思想弥合、经济善后相结 合的方法,对死者家属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 他们从“文革”特定历史条件下认识问题,顾全 大局,清除仇恨,做好愈合伤痕工作。争取国务院给5000万元,广西补够1个亿,作为补偿受 害者的善后问题。对遗属补发丧葬费和抚恤费,以表示党和政府对死者的昭雪和对遗属的 关怀。同时,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使许多犯有 严重违法乱纪行为的人主动向受害者及其亲属 赔礼道歉,消除积怨,增进了安定团结。向中央汇报工作时,他风趣地说:“搞‘处 遗'我两边都不讨好,一派讲我过严,而另一派却说我过宽。”中央领导说:“两边讲你不好,正 说明你搞得好、公道,一碗水端平。如果只有一 边说你好另一边说你不好,就有问题了,特别是弥合伤痕的经验很好。”为此,中央将他的汇报 材料发给各省市推广。
 
  在以周一峰为组长,毛铎和王浩为副组长 的中央工作组的帮助指导和以刘田夫为广西整 党工作组组长的帮助下(1984年中央决定广西 “处遗”纳入整党),经过2年多的艰苦工作,至 1985年终于解决了悬留10多年的广西“文革” 遗留问题,获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稳定了局势,为广西改革开放和各项工作开创新局面 打下了良好基础。中央书记处1984年10月会 议《纪要》指出: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 进行比较稳妥,整党工作也搞得比较顺利,广西的形势会很快发生突变,政通人和,经济繁荣的 局面将很快到来。  早在开展“处遗”工作的同时,他就从广西 的实际出发,注意捕捉改革开放的机遇。“处 遗”工作一结束,更是乘势而上,扩大改革开放。 广西是一个典型的欠发达的农业省区,农业比重大,经济基础脆弱,农业人口占全区人口 的85%,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山地、丘陵 面积占全区面积的85%,地区间差异大,贫困 面大。加上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处于战争环 境,至1990年才远离枪炮声,结束作为我国军事前线的历史。但广西资源丰富,属亚热带气 候,光热充足,且面向港澳、东南亚,背靠大西 南,区域位置优越,发展潜力巨大。 广西的改革开放首先从农村推行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开始,但一些干部对此怀疑甚至反对,说这样做是单干,是倒退,是复辟资本主义。
 
  他的家乡象州县就有一位县委主要领导干部公 开对群众说:“只要我在世,谁也别想搞承包,谁搞承包,我就处分谁。”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压制 群众搞承包的行为。对此,他反复组织干部群 众进行真理标准的再学习、再教育,用率先实行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乡村获得成功的事例作为教育的典型材料,使存在僵化旧观念的人有较大 转变。1983年年底,全区农村全部实行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并在此基础上,由统一分配的模式向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模式转变,农村生产 力获得了新的解放。这一年,全区粮食生产创 历史最高水平,人均有粮达365公斤。接着,进一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农业内 部结构,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根据广西的自然 条件,因地制宜,把蔗糖生产列为广西经济一大 优势和支柱产业来抓,从自治区到各蔗区所在地的市、县都明确分工一名领导负责,逐级建立 健全蔗糖管理机构,抓好此项工作。1985~ 1986年榨季,机糖产量达86万吨,1990年达 128万吨,比1982年的49万吨增加79万吨。 与此同时,广西的乡镇企业和水果生产也 大踏步前进。玉林市(县级市)最为典型,不仅 形成了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生产经营体制新格局,而且在全国率先对粮食购销进行改革,调整了粮食定购价格和销 售价格,保持农村定购粮任务数量和城镇居民 口粮定量不变,把奖售物资补贴和定量口粮补 贴由暗补改为明补,废除了肉票、油票。他认为玉林的经验很可贵,应总结推广。 于是,1987年7月在玉林市召开全区深化改革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经验交流会。他在会上肯定 了玉林市的经验,并针对当时一些干部片面强 调以粮为纲,把农村中的多种经营及商品流通 当成“挖社会主义墙脚”和所谓“二道贩子”加以打击和取缔的错误做法进行批评教育,强调今 后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继续清除“左”的影响,大 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正确处理好发展粮食生 产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关系,正确处理生产与流通关系,拆除禁止商品出境的“门槛政策”;号召 全区像玉林市那样,实行“乡办、村办、队办、联 户办、个体办”,五个轮子一起转,多轨运行,以发展乡镇企业为突破口,注意扶持民营企业,使 广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不久,玉林市成为广西惟一的全国19个农 村改革试验区之一。该市经过一年多的综合试验,涌现出总收入超亿元的玉林镇和产值超 2000万元的乡镇企业—— —玉林市纸袋厂,玉林 镇夺得全国乡镇最高荣誉奖,列为“全国最佳乡镇”。  1984年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到广西视察时强调指出,广西经济要翻身,必须解放思 想,放宽政策,搞活经济。这使作为广西政府一 把手的他陷入了沉思:目前不少干部职工仍冲不破“一大二公”的模式,存在重国营、轻集体、 歧视个体的思想;在分配上吃大锅饭,怕冒富, 加上受集权思想束缚,不愿简政、放权;对承包、 租赁、物质奖励也顾虑重重,怕被扣上资本主义 的帽子。要使广西经济有跨越式发展,应进一 步解放思想,调查研究,制定出搞活经济的政策,然后实施。 于是,由乔晓光书记等几位领导带领调研  组到有关市、县调查,根据广西的实际,制定了 《关于搞活工业经济的若干规定》(简称“工业十 二条”)。数月后,中央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照一看,广西的十二条 是符合中央精神的!接着,自治区各有关部门, 根据“工业十二条”的精神,提出了整套改革措施。 当年10月,他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体制改 革委员会主任,决定以柳州市和南宁市为试点, 放权让利。自治区所属在南宁、柳州范围内的企业(除少数骨干企业外)均下放给市统一管 理;两市有权审批1000万元以下的基建项目和技改项目,有权审批外汇额度在300万元以下 的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技改项目;两市所属工交、商业、粮食、供销企业上缴自治区部分的折 旧资金从1986年1月起全部留市。给柳州钢铁厂的政策更优惠,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985年7月,在柳州市召开全区城市体改工作座谈会,他特邀了广东省专管工业的副省 长李建安到会介绍该省的城市改革经验。在会 议总结发言时,他说:“改革允许犯些错误,但绝不允许不改革。”强调要进一步提高对改革深远 意义的认识;要明确搞活企业是改革的立足点 和着眼点,发挥中心城市多功能作用。柳州市围绕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益 这个中心,大胆地推行各方面改革。首先针对 国营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经营好坏一个样的 状况,大胆实行经营责任制。即企业全体职工通过企业领导向国家集体承包,把承包指标逐 级分割下放到车间(分厂)、班组和个人,以效益 为目标,企业留利和职工收入与经济效益挂钩。 为确定合理的承包目标,鼓励向高效益竞争,他们根据企业现有水平,实行企业分等、分级,晋 级奖励,利润递增包干,多超多留利。这一系列 做法,有效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接着对 流通、财税、金融、物资体制等方面也进行相应的配套改革,成效显著。1986年,柳州市的工 业总产值达32亿元,比1983年增长39.56%,该市以占全区1/8的职工,创造了约占全区 1/4  的工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迅速跻身于全区、全 国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行列。当年被评为全国城市经济效益较好的10个城市之一。 1987年3月,国务院批准柳州市为全国68 个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之一。 由试点到全面铺开,全区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稳步向前,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增强了企 业活力,发展了商品市场,逐步建立了新的宏观 调控体系。 1984年4月,广西北海市(含防城港区)被 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之一, 这是他积极争取的结果。接到文件后,自治区 人民政府立即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北海市经济 开发问题。他决定派自治区人民政府秘书长江平秋去北海负责筹建北海开发区,提出以深圳 的速度,把北海建成广西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 口、知识的窗口、对外开放的窗口。接着先后在 深圳、桂林召开多次招商洽谈会、座谈会;在深 圳、香港举办由县长、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 干部轮训班,学习对外开放知识。这年6月,他邀请中外50多位专家、学者举行关于北海经济 开发区规划评议会。他在会上代表自治区人民 政府宣布:为吸引国内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加快 开发速度,北海市将采取更为灵活的方法,营 造 更宽松的环境,以更优惠的政策欢迎投资者。后来,国务委员谷牧、张劲夫等中央领导同志到北 海市防城港区视察,肯定了北海市的做法。同年 11月,国务院批复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开发北海市、防城港的规划的报告》。批复指出,开发北 海、防城港对西南地区具有重要意义,应在政策 上给这两个地区特别扶持。同月,北海市代表团 在香港举办的中国开放城市招商洽谈会上签订合同、协议、意向书共14份,投资总额达2亿多 港元。这是很了不起的数字了,要知道,当时广西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10多亿元。  经济交流和横向联系也紧锣密鼓地进行。 先后派人到广州、江苏、浙江、福建、上海、深圳、  香港等地参观学习,还派人到日本、奥地利、罗马尼亚、意大利、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等地考 察,区人民政府先后与中央部门和国内20多个 省、市、自治区建立了长期协作和对口支援关系。1986年9月,他担任广西经济代表团团 长,到上海举行经济界、新闻界人士座谈会。会上,他向与会者介绍广西经济发展情况和经济 优势,发布了广西近期内开展经济技术协作的 主要意向和10条优惠政策,把广西的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他还主动争取广西参加了西南、中南两个 区域的大经济协作区。开始,中央只同意广西 作为观察员身份参加西南四省五方的协作会 议,后经向胡耀邦反映、争取,终于同意广西以成员身份正式参加该区域协作。1986年5月, 他作为广西代表团团长率队到昆明参加西南第三次区域经济协作会。他发言时表示,广西愿 为西南各省“大通道”发挥作用。这次会议,对 请求尽早建设南昆铁路,联合开发工业重点项 目,开发利用南亚热带和热带资源等重大战略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会议期间,广西与各方 达成的项目有80多项,内容包括冶金、能源、交 电、化工、轻纺、食品、建材、教育和科研等。任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的第二年,召开了 全区利用外资工作会议,克服一些人存在怕承 担风险和经济责任的思想,打开了利用外资工 作的新局面。以自治区人民政府名义下发《关于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若干规定》,放宽税收 政策和审批权,使广西从半封闭经济向开放型 经济转变。1988年全区共引进技术设备511 项,利用外汇3.1亿美元;批准经营的“三资”企业280家,利用外资4.6亿美元。外贸出口规 模扩大,与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5000多家 客户建立了贸易关系。 他关注广西对外贸易的特殊形式—— —边境 贸易。当中越两国关系尚未正常化时,便抓住 边境和平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大力发展中越 边境贸易。1989年初,共成立了13个边民集市点,规模较大的有凭祥市的弄尧、浦寨,宁明 县的爱店,龙州县的水口,大新县的硕龙等。 1989年, 仅凭祥市边贸成交额就达1.5亿元,边 境贸易成为广西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有一年,国务院主要领导到桂林视察,韦纯束带他到街上走走。当时那位领导正患感冒, 走了一段他停下来说: “不走了,你带我跑街的目的是想向中央要钱,对吧?” 停 一下又说:“走一走街也有好处,我从飞机上 看,远看桂林很漂亮,而近看却有点破破烂烂。” 韦纯束便趁机对他说:“改革开放后,桂林 的旅游业热起来了,而旅社少。有游客反映说 ‘桂林山水甲天下,来到桂林住地下'。请中央 拨一点经费给桂林搞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中央领导问:“广西每年有多少外汇?” 韦纯束回答说:“有一点。” “中央设法批准给你们桂林每年5000万外 汇额度使用。” 他回去后立即与中央有关部门联系,落实 了这一外汇额度,使桂林得钱搞好基础设施,把 自己装扮得更加漂亮。  1985年11月8日,《人民日报》一篇报道 点名批评柳州市委主要负责人严重违反财经纪 律问题,建议给予必要的党纪、政纪处分。该市委几位领导见报后非常紧张,派人连夜到南宁 找他。 听完汇报后他发现事实有出入,便亲切地 说:“如果报道有出入,我们要反映要纠正,并立即派人调查。”结果,证明那篇报道确与事实有 出入。为此,他亲自打电话向中央纪律检查委 员会等有关部门领导如实反映情况,并以自治 区党委名义写报告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最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作了批复,同意自治区 党委提出的免予柳州市委领导处分意见。
 
  1986年8月19日,荣获南宁市特级优秀 厂长、市先进生产工作者等称号的南宁机械厂厂长陈增以“抗税罪”被捕、起诉。他对陈增的  情况比较了解,知道此事后深表关切。经调查, 对于陈增的所谓“抗税”问题纯属错案,当即向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反 映。南宁、柳州了解陈增的人也纷纷为之四处 奔走呼号。经最高人民法院审理,陈增终于被 判无罪释放。他又及时做好陈增的思想工作,使之再度出山,出任柳州压缩机总厂厂长。陈 增到任后,克服该厂资金紧缺困难,全面完成厂 长与市长签订的承包合同。工作业绩突出,又 获得自治区质量管理优秀工作者、柳州市优秀厂长、全国首届“经济改革人才奖”等荣誉称号。  在任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期间,他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狠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次到 广东省参观,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对他说: “我是学香港,用贷款加上收费办法来修路、修桥,消灭渡口的。” 他高兴地说:“这办法好,你学香港,我学 你。” 回来后,自治区人民政府便研究决定修建 梧州西江大桥、平南大桥、桂平大桥、平乐大桥、武宣大桥、象州大桥等,还修了一批公路。过河 过路要收费,开始被人骂。他说:“别管他,不理 解就骂吧,如不这样,按计划经济办法我们一年只有修两座桥的能力,广西还有100多个渡口 要到哪年才消灭掉?” 他非常关心贫困地区群众的生产和生活, 亲任自治区扶贫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把扶贫工 作列入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经过几年 扶贫攻坚,至1988年,共为贫困地区修路1334 条,总长9867公里;修小水电站433处,输电线路268条,1266公里;修建人畜饮水工程和水利设施4759处,解决了一些地区长期存在人畜 饮水难和用电难的问题,使数百万贫困人口解 决了温饱问题。 不妨看一看他任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的 “七五”期间广西的经济建设成就:1990年国民 生产总值392.83亿元,比1985年的180.97亿 元增加了1倍多,实现了比1980年翻一番的目标。农业总产值由1985年的108.02亿元增加 到1990年的252.22亿元。工业总产值由 1985年的 139.43亿元增加到1990年的  353.43  亿元,年均增长12%。重点建设成绩突出,广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37.65亿元,比 “六五”时期增长1.78倍。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职工人均工资由1985年的1126元增加到 1990年的2135元;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由1985年的745元增加到1990年的1601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85年303元增加到1990 年的639元;1990年末城乡居民储蓄总额达 152亿元,比1985末增加118亿元。 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教育事业获摆在 优先发展地位,各族人民的文化素质迅速提高。全自治区10万人中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由 1982年的363人增到1990年的791人,增长 119.91%。着力解决中小学校危房问题,在积 极争取中央拨款、自治区财政增加投入的同时, 还广泛动员各地各部门干部群众捐资,仅1987 年和1988年就集资10.4亿元抢修中小学校危房,使全自治区中小学校危房总面积由1988年 占25.3%下降到1991年的3%,基本解决了长 期困扰基础教育发展,危及师生安全的一个老 大难问题。科技、文化、卫生事业欣欣向荣。体育成就尤为引人注目:“七五”期间,广西运动员 参加世界三大比赛(世界锦标赛、世界杯和奥运 会),共获金牌19枚;参加亚洲大赛获得金牌 30枚;参加全国大赛获得金牌138枚,产生了 著名体操王子李宁(壮族),东方大力神吴数德, “乒坛怪杰”谢赛克,亚洲体操王后陈永妍,乒乓 球世界冠军韦晴光等—— —这可看作是他任职期 间的一份答卷。 他十分重视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的建设。1984年,批准拨款修建百色起义纪念 碑。纪念碑园总占地84000平方米,碑高23.9 米,碑座正面镶嵌着邓小平题写的“百色起义烈士永垂不朽”金字,侧面有反映百色起义的浮 雕。纪念碑与其左侧的百色起义纪念馆成为闻  名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1984年为纪念百色起义55周年,他批准拨款在南宁南湖 公园修建李明瑞、韦拔群烈士纪念馆(又称百色 起义烈士纪念馆)。该馆占地9800平方米,场 地呈长方形,由主馆(陈列馆)、附馆、长廊、广场 组成,以其宽阔的场景,威武的群雕,向人们显 示了那峥嵘的岁月。陈列馆前的广场中耸立着用红色花岗石雕塑的李明瑞、韦拔群等百色起 义烈士群像,雕像无不栩栩如生,基座正面镌刻 着邓小平的题词:“纪念李明瑞、韦拔群同志,百色起义的革命先烈永垂不朽。”这里是南宁市爱 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一个重要基地,是共 青团员、少先队员经常活动的场所。位于北流 市区东北郊田螺岭的李明瑞、俞作豫纪念馆, 1995年被自治区人民政府定为自治区级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当地人说:“这个馆是韦纯束老主席争取中央拨款建的,还有李明瑞中学。”位 于桂林市山脚下的“三烈士纪念碑”,也是他批 准拨款建的。 1982年9月,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 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85年9月,当选为中 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代表;1987年11月,当 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在党的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后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第十 五、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列席代表;第六、第 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96年,韦纯束经党中央批准离休。但他仍是“离而不休”,继续为广西和家乡的“三个文 明”建设发挥余热。每天读书看报,从不间断学习,经常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活动,他常对 别人说:“适当活动身体好,心态平衡最重要,我 的目标是活到10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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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自治区主席韦纯束、副主席龙川与象州县有关部门共商桑蚕发展大计

  2007年1月10日,原自治区主席韦纯束和副主席龙川在县人大副主任李永新、政府副助理调研员潘庆文、县府办副主任黄桂路、农业局副局长杨波、寺村镇领导的陪同下,到寺村镇交趾村察看了桑蚕生产情况,并对该村桑蚕业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两位老主席在考察中提出,要让桑蚕业进一步发展,必须提高单张蚕种的产茧量、提高亩桑产茧量,这是提高种桑养蚕效益的必由之路。同时他们根据外地发展桑蚕业的经验,提出发展“猪-沼-桑”这一适合农村发展的模式。两位老主席的建议受到各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并根据老主席的建议和意见,在寺村镇交趾村建立了 “猪-沼-桑”模式示范区,目前这一示范已成功地运行了半年,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和效益,我县有关部门将进一步进行试验、总结和提高,争取把这一成功的模式推向全县,提高农民的种桑养蚕的效益和收入。

  韦纯束:站在新起点 谱写新篇章

  广西新闻网-广西日报记者何克玲

  窗外,挺拔的翠竹;室内,怒放的红梅;条幅上,邓小平的名言,交相映衬,给客厅营造出不同凡响的氛围。非常健谈的原自治区主席韦纯束一落座便打开了话匣子。

  “农业要走产业化发展的路子,以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规模的发展,拓宽市场空间,增加经济效益。”韦老很有感触地说起下乡调研的体会。近年,韦老仍是闲不住,经常深入一些市县村调研。他指导一些地方因地制宜种桑养蚕、种植甘蔗发展糖业。虽是辛苦,但为了农民增收,韦老乐此不疲。

  回首“十五”,韦老非常振奋。他说,“十五”时期是我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增长速度和经济实力跃上新台阶,“双过千”目标的实现很了不起,为我区“十一五”规划赢得了新的发展起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最多,力度最大,规模持续扩大,相继开工的有龙滩水电站、百色水利枢纽、桂西华银铝、金桂林浆纸一体化工程、洛湛铁路广西段、桂林至梧州高速公路、边境基础设施建设大会战、东巴凤老区基础设施建设大会战等。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取得了新进展。工业经济增加值由2000年的612.33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1263.02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3.8%。

  改革开放取得新成效。城乡市场活跃,城镇居民收入显著增加,农村人民生活也有新的改善。当前我区经济发展势头很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边疆安宁,这与“十五”计划的胜利实施分不开。

  “我区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兄弟省区发展水平相比,我们仍属后发展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仍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韦老话锋一转,语重心长地说,主要是经济总量不大,大工业企业不多,工业化、城镇化水平较低。人均生产总值排在全国倒数第4位;工业增加值低于全国水平10.7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低于全国水平9.4个百分点;经济增长方式较粗放,主要依赖资源、土地和资金的大量投入,而不是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故质量和效益不高。城乡居民收入偏低于全国水平;读书就业、社会治安、下岗职工和库区群众生活、干部作风及违纪腐败等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尚未彻底解决好。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

  韦老对即将召开的自治区第九次党代会充满期望。他说,要切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这是胜利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的关键所在。要关注“三农”和扶贫问题,关注民族经济的发展,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着力点。要走人才强桂、科技兴桂之路,注重民族地区人才干部队伍的建设。

  韦老坚信,自治区党委、政府一定会站在新的起点上,以求真务实的作风,带领全区各族人民奋发拼搏,团结进取,胜利实现“十一五”规划的宏伟目标,谱写广西经济腾飞的新篇章。

  韦纯束看望老红军亲属时勉励大家

  继承前辈遗志 关心老区建设

  2004年8月20日 来宾日报·龙州讯(记者 杨勇明 农彩云) 8月18日下午,前来龙州参加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暨龙州起义75周年纪念活动的原自治区主席韦纯束在崇左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罗殿龙和市长张秀隆的陪同下,前往驻龙州某部招待所看望应邀前来参加纪念活动的老红军亲属。

  韦纯束说,龙州和百色曾是邓小平同志领导的红七、红八军战斗过的地方,我们要好好珍惜这份荣誉,充分利用好国家给予的西部大开发和老区的各种优惠政策,团结一致,发奋努力,尽快把革命老区的经济和各项工作搞上去。韦纯束还勉励在座的老红军亲属,要以实际行动继承革命前辈的遗志,关心和支持老区的建设,为老区的振兴作贡献。

  罗殿龙对应邀前来参加纪念活动的老红军亲属表示欢迎和感谢。罗殿龙说,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暨龙州起义75周年,今天我们相聚龙州,就是要深切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让红军精神发扬光大,代代相传。龙州是革命老区,由于地处边疆以及受自然条件限制等原因,多年来,龙州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但是龙州有着优越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希望在座的红军亲属在今后的工作中对龙州县和崇左市的各项建设给予更多的关心和支持,用实际行动去完成革命先辈未竟的事业。

  前来参加纪念活动的老红军亲属对崇左市和龙州县的热情邀请表示衷心的感谢,大家纷纷表示,一定不辜负革命先辈和老区人民的殷切期望,以实际行动支持革命老区的建设,让红军精神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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