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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9101 次 历史版本 0个 创建者:小白不白 (2011/1/14 21:39:12)  最新编辑:小白不白 (2011/1/14 21:39:12)
《论衡》
 
 
《论衡》
《论衡》
 
  《论衡》是中国历史上东汉时期思想家王充的一部著作,是一部宣传无神论的檄文,是一部古代唯物主义的哲学文献。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衡”字本义是天平,《论衡》就是评定当时言论价值的天平。它的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 (《论衡·对作》篇)。
 
 
  

作者介绍

 
王充
王充
  王充(27──约100),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东汉时代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先辈从北方迁到会稽,主要从事农、商职业。王充自小性格内向,不喜嬉戏,颇好深思。6岁学字,8岁读书,很有大人气度,受到老师、父母、乡亲的宠爱。青年时到京师洛阳求学,拜班彪为师,接触了一些学者,又在书摊上读到很多书。“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来,告别老师,离开洛阳,到北方陈留等地任过县掾功曹、都尉府掾功曹、太守列掾功曹、州从事等职。后因与上司意见不合,辞职回乡,屏居教授,同时著书立说。所著书有《政务》、《讥俗》、《论衡》、《养性》等书。今存《论衡》一书,30卷,20余万言。
 
  王充生当汉代经学僵化的时代,以一个小人物的身份,努力研究,将科学新成果,哲学理论、逻辑推理结合起来,再加上自己的生活体验,向当时僵化的经学思潮和盛行的谶纬迷信提出挑战。以“疾虚妄”作为著述的宗旨,写下了“九虚”、“三增”。对于民间流行的各种迷信也进行了分析批判,写下了《论死》、《祭意》等16篇。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杰出的异端思想家。
 
  王充在批判旧思想中,阐述了自己的新的哲学体系。他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天地,天地是没有意识的物质实体,含有各种气。天地所施放出的气结合而产生万物,包括人。这是唯物主义的天地本原论宇宙观。在批判人死为鬼之后,用气来说明人的形神关系,认为阴气构成骨肉,阳气(精气)组成精神。将形神都归结为气,是形神一元论。从而否定了当时盛行的“天人感应”和“善恶报应”的各种说法。因此,王充《论衡》成为中国历史上“攻之者众,而好之者终不绝”的一部奇书。他的许多说法与近现代科学精神相吻合,有许多合理性,是科学思想的超前觉醒,受到当代哲学家和科学家的高度重视。  

内容概述

 
  《论衡》30卷,85篇。《招致》一篇有目无文,实存84篇。朱谦之认为现存《论衡》85篇包括王充所著5本书的全部内容,并将各篇分别系于五书。蒋祖怡予以否定,认为今存《论衡》基本保存原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根据《自纪》篇称“吾书亦才出百”,认为原书实百余篇,今存属残本,已非其旧。刘盼遂赞同这一说法,认为佚失至少有十五、六篇。蒋祖怡认为“出百的“吾书”包括所有著作,不仅指出《论衡》,从本传以来都认为是85篇,从无异议。黄晖认为原有百余篇,蔡邕持归中原时,被人捉取数卷持去,故只剩下85篇。今本还保存《觉佞》、《能圣》、《实圣》篇名,说明原本不止85篇。熊伯龙崇拜孔子,也崇拜王充,他提出王充推崇孔子,不可能“问孔”,因此,《问孔篇》就是伪篇。胡适认为《乱龙篇》、《别通篇》也都是伪篇。窖肇祖认为《论衡》无伪篇,受到蒋祖怡的支持。后人不再提伪篇的问题。  

教育思想

 
《论衡》
《论衡》
  《论衡》是汉代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讲经学、哲学、科学、美学、逻辑学、教育学、文学、史学,都要讲到它。天文学家陈遵妫认为它是哲学和天文学相结合的著作,英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认为它是“非常重要的科学著作”,并大量抄录、引用《论衡》原文。现代研究各门学科的发展史,一般都要提到《论衡》。教育思想史也不例外。《论衡》的教育思想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教育的作用——改良人性,提高能力

 
  王充认为人性是有善有恶的,就像人的脸皮有白有黑、个子有高有低那样。极善极恶的人极少,多数人是善恶相混的中等人。“夫中人之性,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也”。(《本性》)经过礼义之教,可以使一般人都变成善的人。孔子的学生子路在入孔门之前被称为甚恶的“庸人”,经过孔子教育之后,“卒能政事,序在四科”,成为贤人。这是“变性使恶为善之明效”(《率性》)。孔门弟子70人,都是接受了圣人的教育,成为可任卿相的人才。王充把圣人教育比作锻炼,他说:“夫铁石天然,尚为锻炼者变易故质,况人含五常之性,贤圣未之熟锻炼耳,奚患性之不善哉!”(《率性》)铁石经锻炼而改变,人性在教育的“锻炼”下也会改变。
 
  教育不但可以改造人性,使恶为善,而且可以提高人的“知能”,智慧和能力。王充认为知识学问是一种力量,“知为力”。人生莫不有力,“人有知学,则有力矣”,“儒生以学问为力”,“论道议政,贤儒之力也。”(《效力》)知识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比体力更伟大,更尊荣。所以,萧何“以知为力”,功高于将军们的攻城野战。人学了知识,就会有更大的力量,对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孔门弟子“知能十倍”,就是接受孔子教育的结果。“教训之功而渐渍之力也”(《率性》)。良好的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王充说:“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纱入缁,不染自黑。此言所习善恶,变易质性也。儒生之性,非能皆善也,被服圣教,日夜讽咏,得圣人之操矣。”(《程材》)社会环境的教育作用不可忽视。总之,教育的作用,可以“成人之操,益人之知”(《别通》)培养人的品德,提高人的智力。
  

教学的方法——反对迷信,提倡难问

 
《论衡》
《论衡》
  汉代独尊儒术以后,教育界出现了一种特殊现象;当时儒生以为儒家经传是圣贤所著,都是正确的,不容怀疑。老师对经传的讲解也是全对的,必须背诵。从来不敢向老师提出什么疑问。一代传一代,严守家学师法。这就形成一种传统,即经学传统。迷信古书,迷信老师,这是当时教育界的最大弊端。所以,王充在《问孔篇》的开篇就提出:“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圣贤说的话,著的经传,都是对的,不用怀疑,只要全都背诵下来,也就行了。王充认为这种死背硬记就像鹦鹉学舌那样,不能理解圣贤的思想。“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超奇》)死背硬记,不能理解,也就不能应用。不能应用,就无法在社会上实现价值。所以,对知识要“博通而能用”(《超奇》),才能有社会效益。
 
  王充认为,圣贤认真写书,还不能没有错误。“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问孔》)圣贤说的话有错误。有错误而不能反驳,把错误当作正确的,胡乱接受,这哪里是严肃学者的治学态度?圣贤说的话是对的,由于“意沉难见”,意义深刻,难以理解,如果不问,那还是不了解圣贤的意思。由于不能难问,所以,“世之儒生,不能实道是非也。”(《问孔》)无法分清理论上的是非。
 
  王充认为,为了辩明是非,提高认识,在教学中,师生可以而且应该讨论。在读古代经典时,对不明白、不理解、不同意的地方,也可以提出疑问,或者驳难。他说:“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于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问难之道,非必对圣人及生时也。世之解说说人者,非必须圣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晓解之问,追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问孔》)有根据,有道理,为什么不能提出来跟孔子商榷一番呢?在独尊儒术的汉代,大圣人孔子是整个社会的精神偶像,连皇帝这样中央集权的最高统治者也都崇拜得五体投地。王充居然敢“伐孔子之说”,提出17个问题,来难问孔子。实在了不起!王充哪来的这种大无畏精神?哪来的这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
 
《论衡》书影
《论衡》书影
  王充的勇气来于求实的精神。他讲疾虚妄而求实诚。为了求实,他认为自己的感觉是基础。即使是圣贤,也“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实知》)。由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极为复杂,有虚像,也有假像,所以,只凭耳目,容易出错。王充认为,要辨别是非,“不徒耳目,必开心意”。如果不用心思考,那么,“苟信闻见,则虽效验章明,犹为失实”,或者“以实事为非”(《薄葬》)。多思考,多难问,多讨论,才能获得正确认识。
 
  王充著述宗旨是“疾虚妄”而“归实诚”。虚即虚假,不合客观事实。实就是客观实际。疾虚求实,就是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精神。妄指不合道理,诚指确有道理。“疾虚妄”而“归实诚”,用现代话说,就是摆事实讲道理,也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说来容易,但在迷信圣贤、迷信老师、迷信古籍的时代,要坚持实事求是就相当困难。王充把“实诚”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置于最高地位,并用来评判圣贤经传。因此,我们可以说,王充的勇气来于效验意识和唯实精神。用“实”去检验一切理论。“实”的权威性取代了一切理论的权威性。这就是古代唯物论哲学家王充敢于“问孔”的勇气所在。反对崇拜偶像,反对迷信成说,提倡真实的知识,认为真实的知识是一种巨大的力量。这是任何时代开明思想家的共识。近2000年前的封建时代思想家王充,1500年后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思想家培根,以及近现代的无产阶级思想家,都有这种共识。这种开明思想有利于培养有创造能力的新人才。
  

培养的目标——鸿儒

 
《论衡词典》
《论衡词典》
  王充对汉代的知识分子进行详细分类。首先是儒生和文吏的区别。儒生是学习儒家经典,掌握儒家政治理论(儒道),能够参与大事的决策工作。而文吏仅仅学到一些文化,能够做一些文字工作,处理日常具体的政务。二者各有长短。王充比较重视儒生的作用,认为“文吏瓦石,儒生珠玉”(《程材》)。
 
  对于儒生,王充认为是复杂的成分。有的自卑自贱,有的随风转舵。有的坚守高志,决不随波逐流。王充欣赏这种“高志妙操之人”(《程材》)。从学问和能力来分,儒生又可以分许多等级。能够解说一本经书的,就是一般的儒生;能够解说两本以上经书,又博通古今的儒生,就是通人;不仅通古达今,熟悉经传,而且能够研究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的人,是文人;能够深入思考古今各种问题,作出系统概括,提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写成高水平的专著,那就是鸿儒。王充认为:“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超奇》)鸿儒是“超而又超”的最高级、最理想的知识分子,是“世之金玉”(《超奇》)。这种鸿儒,就是现在所谓的思想家、哲学家、理论家。任何时代,鸿儒都是“希有”的。在王充看来,孔子、董仲舒、周长生都属于鸿儒。鸿儒的特点就是能够“立义创意”,“眇恩自出于胸中”,就是在理论上有所创见。
 
  王充认为鸿儒是最高级的知识分子。他所谓教育能够培养出道德高尚、“知能十倍”的人,这就是鸿儒。他主张学生能够“距师”、“难问”,独立思考,既不迷信古书,也不盲从老师,也是为了培养鸿儒。这是他的教育培养的最高目标。汉代经学教育已经僵化,只能培养出一批“章句之生”(《别通》),一辈子只满足于“说一经”,“不闻古今,不见事类,不知然否”,“不知是非”(《别通》)。王充为了反对这种僵化的教育状况,才提出培养有独立见解的鸿儒。这种主张正是继承了孔子的启发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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