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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9045 次 历史版本 2个 创建者:小白不白 (2011/1/14 21:20:57)  最新编辑:于归 (2011/6/27 10:12:59)
《法言》
拼音:fǎ yán
英文:fayan
同义词条:《扬子法言》,扬子法言,法言
《法言》
《法言》
 
  《法言》,西汉扬雄拟《论语》体裁,采用问答形式而撰写的哲学著作,成书于汉哀帝元寿元年。《法言》十三卷,其基本宗旨是用礼义、孔孟之道,批判先秦诸子及谶纬、神仙迷信,维护儒家正统观念,故名之曰“法言”。主张文学应当宗经、征圣。强调知识的重要,反对老庄“学无益”之观点,人性论上主张善恶混合说,承认历史之进化,肯定改革之必要,且因其对宗教迷信的批判,成为王充唯物主义学说的先导。该书有诸子集成本、四部丛刊本。《法言》的注释本,晋代有李轨的《扬子法言注》,宋代有司马光的《法言集注》,清代有汪荣宝的《法言义疏》等,内容较为详备。
  

作者介绍

 
扬雄
扬雄
  扬雄(前53一后18),字子云,蜀郡成都人。西汉末年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家境清寒,少年时好学,曾从蜀郡著名道家学者严君平受业,颇为欣赏他的德行风范。当时正是儒家经学昌盛时期,各学派都有对经文逐句逐字解说阐发的章句,读书人也多埋头于研习章句,以求学通一经而作为进身之阶。扬雄对这种繁琐、拘谨的章句之学不感兴趣,读书只求通晓训诂大义即可,而致力于"博览"和"深思"。他为人清静无为,恬淡于功名富贵,也不愿为谋取世人称誉而矫饰自己的行为。年轻时喜好辞赋,以司马相如的作品为效法的楷模。汉成帝时来到京城,任黄门侍郎。由于不善于巴结权贵,故长期不得升迁。直至王莽称帝后,按年资才转为大夫,职务只是在天禄阁上校书而已。一生始终未得重用,后期潜心于学术著述和收徒讲学。
 
  扬雄的著述很多,其所撰诗赋文章已多有散佚,宋代人取《汉书》、《文选》及《古文苑》所载40多篇,辑为文集5卷。他的主要理论著作是《太玄》和《法言》。据《汉书·扬雄传》记载,扬雄"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此外,他还撰有《训纂》、《方言》等语言文字书和《官箴》、《州箴》等处世箴言书。
 
  《法言》是扬雄晚年之作,成书于王莽称帝前夕。《汉书·扬雄传》记载扬雄自述该书写作目的,主要是因为诸子各逞其智,诋毀圣人,多为怪迂析辩诡辞,以干扰世事,迷惑大众,所以需要用圣人之道的法则予以批驳,以明辨是非。中华书局《诸子集成》采北宋治平年间国子监本《扬子法言》,全书共13卷,标题依次为:学行,吾子、修身、问道、问神、问明、寡见、五百、先知、重黎、渊骞、君子、孝至。《法言》仿效《论语》的体裁,多为简短的答问、解说或反驳,当是扬雄从事教学活动的实录,但也不排除作者设问自答的内容。标题命名方式也类似于《论语》。但各篇都有集中论述的内容范围,即《自序》中所概括的各篇大略。与《论语》各卷缺乏中心议题和编排条理相比是一个改进,更便于后人学习、研究和参考借鉴。  

思想内容

 
  扬雄的思想虽有道家和阴阳家的影响印记,但在人生观和社会政治观方面则基本上属于儒家。他将孔子奉为"神明",推崇仲尼之道为"关百圣而不堑,蔽天地而不耻"。赞扬孟子之道同于孔子,能力辟邪说,并"窃自比于孟子"。指责荀子与儒家是"同门而异户",开后世扬孟抑荀之端。他对老、庄、扬、墨、申、韩等先秦诸子以至《淮南子》、《史记》的学术思想均有批评,可见扬雄足以正统儒学的捍卫者而自居。但他又不是一概否定诸子,例如他认为老子讲道德、庄子讲少欲、邹衍讲自恃,都是可取的。他也不赞成拘泥于圣人成说,而是认为"往圣之法"不可以"洽将来",主张"可则因,否则革"。即使是经典也可以加以"损益"。扬雄对儒家思想既有因袭和继承,也有改革和创新,在教育思想方面也是如此。
  

“学者,所以修性也”

 
《杨子法言译注》
《杨子法言译注》
  扬雄在综合前代人性学说的基础上,提出性善恶混的观点。他说:"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善恶混并非善恶不分,而是善恶混杂,即人性中既有善的因素,又有恶的因素,其发展有成为善人或成为恶人的两种可能性,如何发展则完全取决于后天之所"修"。他在《学行》篇中指出"习非"可以"胜是","习是"可以"胜非","学则正,否则邪"。可见学习对人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扬雄的人性论直接继承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观点,而对人性本质的阐述,尽管其仍未摆脱承认天赋道德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但综合了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立论更为全面;也不同于"性三品"说所鼓吹的上品性善、下品性恶、中品可恶可善的机械划分,而认为善恶是兼承于人性中的对立因素,人人皆有善有恶,人人皆可为善为恶,承认转化的可能,因而说服力更强一些。特别是在强调环境和教育的决定作用上,具有更充分的立论前提。
 
  扬雄对当时各种否认、怀疑学习的意义的观点进行了驳斥和澄清。《学行》篇中针对老子鼓吹"绝学无忧"的观点,指出:"人而不学,虽无忧,如禽何?"又针对"学无益也"的悲观思想,以磨刀硺玉为喻,强调只要努力学习、修行,就有可能成为君子以至圣贤,圣人和一般人的差别并不像鸟兽与凤凰、麒麟的差別那样不可逾越。可能会有"求而不得者",但"不求而得之者"是绝对没有的。因此人要想上进就必须求学,如果主观上没有追求,那此人就毫无希望了。学习的意义在于"修性",最终"求为君子也"。扬雄极力宣扬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说成是基于天性,就像人体有四肢一样,只有具备这些道德规范才称得上是健全之人。
 
  扬雄阐述了教化为治同之本的传统儒家观点。他主张"辟雍以本之,校学以教之,礼乐以容之",以此作为施政方略。《先知》篇中论及为政之道,认为"民可使觌德,不可使觌刑。觌德则纯,觌刑则乱"。礼教就像"川有防,器有范"那样,能更为有效地防范乱患。告诫统治者不应在律令上下功夫,而应"张其纲纪,论其教化,导之以仁,临之以廉正,修之以礼义"。如能使百姓以仁为利,以义为乐,并以美名来鼓励、引导他们向善,也就可以为政日新了。
  

“大人之学也为道”

 
《法言义疏》
《法言义疏》
  汉代建立察举制度以选拔人才,极大地调动起士人的学习积极性,但也助长了追求功名利禄的学习动机。有人公开向扬雄表示,只有"发策决科"的内容他才去学。扬雄一针见血地指出:"大人之学也为道,小人之学也为利。子为道乎?为利乎?"他认为为利禄而学,终究不过是个小人而已,要想学为君子,就必须像圣人那样,"重其道而轻其禄",这是个人修养上进的关键。
 
  扬雄认为圣人之道的精萃集中在五经之中。他赞叹说:"大哉!天地之为万物郭,五经之为众人郛。"他还具体阐述了各经的特长:"说天者莫辩乎《易》,说事者莫辩乎《书》,说体者莫辩乎《礼》,说志者莫辩乎《诗》。说理者莫辩乎《春秋》。"学问之博大、精深、纯正可以说非五经莫属,故"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是没有的,"委大圣而好乎诸子者"也是不可能"识道"的。这样唯尊经典而贬斥诸子是恪守儒家正统的狭隘成见。
 
  为了识道、行道,扬雄主张学习应由"博"返"约"。他认为"博"是"约"的前提:"寡闻则无约也。"他提倡多闻、多见:"圣人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但是,一般人多知则易导致"杂"。这种知识越多越成为上进的累赘,只有"多闻见而识乎正道者"才有"至识"。所以"博"有待于提高到"约"的层次:"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约"的标准就是圣人之道:"众言淆乱,则折诸圣。"圣人在世时以其人为则,圣人去世后以其书为则。他说:"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这些人是掌握不了大义、登不得大雅之堂的。《五百》篇中针对有人攻击五经"支离"难学的论调,指出:"盖其所以为简易也。"一旦达到简易的程度,也就不觉得支离了。君子之道体现在"易"字上,即简而易用,要而易守,炳而易见,法而易言,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效应。而要达到这四“易”,“约”是必不可缺的。由"博"返"约"体现了学习深造的正确途径,但以圣人之道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则是唯心主义的。
  

“君子强学而力行”

 
扬雄《法言》
扬雄《法言》
  扬雄将孔子之道誉为"卓之至也",圣人之经亦"不可使易知",故学习、修身非下大功夫不可。他指出:"君子强学而力行。"他以"百川学海而至于海(因川流不息),丘陵学山不至于山(因静止不长)"为喻,说明学习必须持之以恒,方能达到目标。道德修养也是如此。他指出:"常修德者,本也;见异而修德者,末也;本末不修而存者,未之有也。"他强调时时刻刻都应躬行正道而排除杂念,即所谓"君子正而不他","动则成德"。特别是要在每一细小环节均严格要求自己,即所谓"君子微慎厥德"。这些都是修身的重要原则,要做到是很不容易的,扬雄认为有时靠"性"(天资或自觉的本性),有时靠"强"(顽强努力甚至勉强而行),但目的都是一致的。
 
  学习和修身为的是行道。《学行》篇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即为:"学,行之,上也。"付诸实行是学习成果的最高体现,次一等的为成言立论,能用来教授他人又为其次,如果三者都做不到,那就和不学习的众人一样,也就等于白学了。《五百》篇中论及君子处世"仕则欲行其义,居则欲彰其道"。即使是求仕,也以行道为本,而不能"委己而从人"。既然是以行为上,则必须谨慎地对待自己的言语、行为和写作,尽量做到"事"与"辞"相称,反对那种"无验而言之"的虚妄作风。这些原则在治学和修身方面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师者,人之模范也”

 
影印木刻本《法言》
影印木刻本《法言》
  扬雄高度推崇教师的作用。他指出:"务学不如务求师。"致力于自己学习,还不如致力于寻求合适的教师,这也是符合当时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的现实需要的。汉代各派经学均由其宗师创立,例如《易》有施、孟、梁丘三家,《书》有大、小夏侯和欧阳三家,等等,均为朝廷立为博士官学,作为经学的规范,学者逐代相承,这就是扬雄所说的:"一哄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书,必立之师。"各学派通过师传关系得以延续,而学者必须恪守师法家法,方能取得社会公认的学术地位。这样,学术继承的师生关系就类同于血缘继承的父子关系。扬雄形象地类比为:"呱呱之子,各识其亲;之学,各习其师。"这种局面是汉代教育家均高度重视教师作用和地位的客观原因。
 
  基于这一思想,扬雄强调教学活动中教师的主导地位。他感叹说:"师哉,师哉!桐子之命也。""桐子"指缺乏知识和经验的青少年,他们未来的命运可以说是取决于教师的。正是由于教师对学生影响极大,因此对教师的要求也相当高。他说:"师者,人之模范也。"教师本人应成为学生效法的楷模,在作人的各个方面均需起表率作用,最根本的要求是行其义,彰其道,"事不厌,教不倦"。扬雄感叹当时"模不模,范不范"的庸师比比皆是,他贬斥那些"小每知之"便自命为师者,认为这些人怎么可以算作教师呢?天下小事甚多,如果知道一点小事就可称师的话,这类教师必然太多也太不值钱了。因此他强调:"师之贵也,知大知也,小知之师亦贱矣。"也就是要求教师掌握圣人之道。这样,扬雄就把为师的标准与治学的要求统一起来,体现了他唯尊儒学的立场。  

历史影响

 
  《法言》一书问世后颇受学者重视。《汉书·扬雄传》记载:"《法言》大行,而《玄》(即《太玄》)终不显。"该书在东汉期间广泛流传,在唐宋以后仍有较大影响。《法言》在重教、劝学、行道、修德和尊师等方面均有较为精辟的观点,在论述性与习、学与行、博与约等关系问题上有引入注目的见解。其缺点在于一味推崇儒家圣人之道和经典文献,从而限制了学习的范围和思维的发展。只是原则性地泛谈教育的作用及学习的目的、态度等,对具体的教学内容和方法罕有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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