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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9001 次 历史版本 1个 创建者:且听东歌 (2011/1/13 17:01:00)  最新编辑:尺素 (2011/11/6 9:32:16)
裴松之
拼音:péi sōnɡ zhī
  裴松之,字世期,生於东晋简文帝咸安二年(公元372年),卒于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公元451年)。南北朝时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史学家之一。

身世背景

 
裴松之
   裴松之
  裴松之生于世代官宦家庭,祖父裴昧,曾任光禄大夫,父亲裴珪,作过正员外郎。本人自幼好学,8岁时己学通《论语》、《毛诗》。后来博览典籍,学识益进。20岁开始做官。在晋孝武帝时历任殿中将军,员外散骑侍郎;到晋安帝时历任吴兴郡故障县(今浙江安吉县北)令、尚书祠部郎。

    在县令任上卓有政绩,做尚书祠部郎敢于直言。当时世家大族往往标榜身世,高其门第,而“世立私碑,有乖事实”。他上表建议严加限制,以“防遏无征,呈彰茂实。”此建议被采纳,从此—概禁绝私家立碑。出自世宦之家的青年,能识破自东晋以来世家大族虚自标榜的恶习,普请禁裁,可见其注重求实,敢于直谏的精神在早期已形成,这是做一个真正史学家的必备品德。

入仕为官

  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年),太尉刘裕兼领司州(西晋以司隶校尉所统辖地区为司州,治洛阳)刺史,率军北伐,松之为司州主簿,后转治中从事史,随军北进。晋军攻占洛阳后,松之即在洛阳任职。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代晋称帝, 建立宋朝。裴松之时己49岁。但刘裕认为其有“廊庙之才”,特意将其从洛阳召回江南,先后委任其世子洗马、零陵(今湖南零陵县)内史、国子博士等职,很为重用。

  宋文帝刘义隆亦很器重裴松之,曾于元嘉三年(426年)派遣大使16人巡行天下,裴松之为其中之一,出使湘州(今湖南湘、资二水流域及广东广西北部,治所在临湘,即今长沙市),甚得奉使之义,受到好评。巡行归来,又任中书侍郎和司、冀二州 (冀州,治所在今山东历城县)大中正,并被封为西乡侯。

注三国志

 
裴松之注三国志
裴松之注三国志
  由于裴松之学问渊博,精通史学,故宋文帝诏令他为《三国志》作注。他潜心3年,于元嘉6年(429年)七月完成。文帝看后,称赞说;“裴世期不朽矣。”时年58岁。

  宋文帝以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简,命他为之作补注。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三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所以裴注不仅解释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于补充原书记载的遗漏和纠正错误。同一事几家记述不同的,他都收录进来,以备参考。对于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评论;对于陈寿议论的不当,裴注也加以批评。裴注搜罗广博,引书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为了注释《三国志》,他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原始材料达一百五十多种,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约超过原文的三倍。据沈家本统计,注中引书“经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由此许多《三国志》中失载的历史事实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运用传统注释方法的地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盖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侯康说:“至于笺注名物,训释文义,裴注间而有之而不详,盖非其宗旨所存。” 杨翼骧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将这部分裴注归纳为字音、文义、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类。他认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广事实,而这一类的批注不过是附带的工作”。他注《三国志》的重点是补阙和纠谬。正如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所说:“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忘;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裴注的最大特点,就是广采博引,极大地丰富了原书的内容。特别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经亡佚,幸而保留在裴注中,因而史料价值就非常珍贵。我们在读《三国志》时,一定要把裴松之的注文当作正文来读。

  《三国志注》撰成后,受任永嘉(今浙江温州以南一带)太守,因能体恤、周济民众,故境内吏民安居乐业。后为南琅砑(今江苏句容县北)太守,致仕后拜中散大夫,太中大夫。元嘉二十八年 (451年)奉命继何承天之后撰述国史,但未及动笔,便与世长辞了。

注《三国志》方法


  裴松之所注《三国志》—书,为西晋陈寿所撰著,记载了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约60年间的史事,共65卷。人称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裴松之也认为其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是“近世之嘉吏”。但此书过于简略,时有脱漏,亦是公认的缺憾。因此,宋文帝命裴松之补注,裴松之亦竭尽全力,以三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这一工怍。
  具体注释,大致从以下四方面进行,

补缺漏

  第一,补缺漏。凡有关重要事件和人物的史料,原书记载简略遗漏的,裴松之广征博引,悉心增补。如曹操在许昌屯田是一项重大的经济措施,但本传仅用13个字记述,读者难解其底蕴;在《任峻传》中也只用了41个字,亦简略不明。松之注《武帝纪》时,引王沉《魏书》的记载,补充147字,这样,屯田一事的原委、 措施、效果,便清楚详细多了。《明志令》是曹操于建安十五年(210年)十二月公布的,系统地概述了自己的生平抱负,但本传未收。裴松之从《魏武故事》中全部抄入本传注文中,成为后人研究曹操经历和思想的重要史料,而且此文是一篇脍炙人门的自传体散文,故被各种选本采用,在社会上流传极广。

  有些历史事件和数字,对研究当时的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陈寿却漏载了。如吴末主《孙皓传》记述皓降于王濬一事时,并未叙及财物所获情况。裴注特引孙盛撰《晋阳秋》所记加以补充说:“濬收其图籍,领州四,郡四十三,县三百一十二,尸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米谷二百八十万斛,舟船五千余艘。”这些都是吴亡国时的极重要的数字,且《晋阳秋》原书早佚,裴松之的补注就越发重要了。

  又如对著名哲学家王弼的生平事迹,陈寿仅用23字附记在《钟令传》后,至为疏略.裴松之引何劭之《王弼传》,补注756余字。对著名科学技术家马钧,裴松之补注1200余字表彰他的科学成就。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条异同

  第二,条异同。同一史事,史家所载,各说不一,裴松之往往将各家说法一并收入。不能判断是非时,分别加“未详”、“未详孰是”,“未知何者为误”等案语,以备异闻。但有时经过考证,也作是非论定。如有关陈寿所纪刘备三颐茅庐一事,裴松之在《诸葛亮传注》中,又引鱼豢《魏略》和司马彪九州春秋》所已异说,认为是诸葛亮光去拜见刘备后才被起用的。裴松之引《出师表》所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颐臣于草庐之中,资臣以当世主事”一段话,对鱼豢、司马彪之说加以驳斥,说明陈寿所记更为可信。

正廖误

  第三,正廖误。裴松之对陈寿书中明显的错误记载或违背常理的议论,一一予以纠正。如《武帝纪》记载建安五年(200年)官渡之战前,曹操“兵不满万”,裴松之注文列举数条证据以辩曹兵“未应如此之少”:并在《荀彧传注》中据荀彧所说,指出当时已有“十万之众”。又如在《明帝纪注》中,考证了明帝死时不当为 36岁,而是34岁,时改正朔,可强名为35岁而已。这种纠正谬误的考辨之文,据人统计,多达196条。故清人胡应麟盛赞之日:“综核精严,缴驳平冗,允哉史之忠臣,古之益友也。”

论得失

  第四,论得失。不但补充史实,纠纰攻谬,而且常对史事及人物加以评论。或直抒己见,或引他人之论,带有史学研究的性质。如《武帝纪》载曹操之父曹嵩陶谦所害,后曹操伐谦,所过多所残戮。裴注引孙盛的评论说, “夫伐罪吊民,古之令轨,罪谦之由,而残其属部,过矣。”将读史与论史结合起来,显然是对原著的深化。而对陈寿的著史,亦多所评论,是对史学编纂的一种探讨。他既对陈寿尤于他人著述的地方,一一指出加以评定,又能对其在记事、编纂、评论不当的地方,也一一加以纠正,使其著作更趋完善。这种评论还扩及到了当时所有史著和史家,如在《高贵乡公纪注》中云:“张璠、虞溥、郭颁,皆开人令史。”在《马超传注》中云:“袁暐、乐资等诸所记载,秽杂虚谬。”在《费诗传注》中云:“松之以为凿齿论议,惟此议最善。”等等,实际上,裴松之是以《三国志》为主要对象,评论和研究了一个时代的所有史家和史著,因此,从史学史的角度,人们把他注《三国志》—事,放在当时兴起的史论史考的范围之内来研究,是不无道理的,他的评论,反映了当时的史学水平。

学术贡献

 
裴松之
裴松之
  裴松之一生最大的贡献,在于注释《三国志》。晋代陈寿撰修的《三国志》,内容精洁,然宋文帝认为太过简略,故诏令松之作注。松之收集各家史料,弥补《三国志》记载之不足,他的注释方法有四大原则:“一曰补阙、二曰备异、三曰惩妄,四曰辩论。”清代《四库提要》将其所用方法,分析为六类:“一是引诸家之论,以辩是非;二是参诸家之说,以核伪异;三是传所有之事,详其委屈;四是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五是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六是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裴松之作注所根据的史料,可考者多达一百四十余种,较《三国志》原书多出三倍。宋文帝惊叹为“不朽”之业。从唐代开始,有学者对裴松之《三国志注》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主要针对裴注资料庞杂繁芜和体例不纯。刘知几说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达”,章学诚也说:“裴松之依光于陈寿,非缘附骥,其力不足自存也。”

  裴松之著作除《三国志注》外,尚有《晋纪》、《宋元嘉起居注》、《裴氏家传》、《集注丧服经传》、《裴松之集》等五种。只有《三国志注》流存至今,是我们研究其史学成就的主要依据。对《三国志注》的史学价值,过去有学者抱轻视态度,认为注释之文,不过附庸之作而己。应该说,这是肤浅之见。好的著述必须配上好的注释,珠联壁合,相得益彰,才能成为史学瑰宝,垂范于后世。

人物评价

  裴松之所注,有不足之处,如补充史料略嫌芜杂,考订亦有失实之处,且有好奇聘博之弊,多述当时佛教盛行之下流传的民间神奇鬼怪之事,实属荒唐,是应当纠正剔除的。但就以上的四方面的工作看来,其创新意义更为重要。可从三方面加以总结:

开创史注新法

  首先,他开创了史注新法。裴松之在释音训义的传统注释基础上,又在补充史料、列举异同,考辨真伪,发表评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丰富完善了史注体例,受到后世史家的好评。纪昀曾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这种注释“详引诸书错互之文,折衷以归一是, 其例最善。”李慈铭钱大昭等亦盛赞此例。据前人统计,裴松之所引书目达210种之多,注文多是抄录完整的资料,致使注文字数为原文的3倍,可见注者之辛劳绝不在原著以下。同时,所引魏晋时代的著述,到唐代编纂《隋书·经籍志》时,所见已不到四分之三,到宋以后,十不有一,致使注文与本文具有同样的史料价值,是一般训诂注释难以相比的。因此,裴松之的史注被辑佚家视为瑰宝,近人张鹏—所辑鱼豢《魏略》,竞有130余处引自《三国志注》。实际上《三国志注》已成为研究三国史者获取史料的渊薮。

发展历史考证学

  其次,发展了历史考证学。著史必定要考证,但以往《史记》、《汉书》等均未留下考证的经过和取舍的理由。裴注精细严密地记下了他的考证方法和结果,为后人阅读和研究提供了方便。逐渐使这一工作成为史著的内容之一,有了具体文字的表现形式。

开展史学批评

  第三,开展了史学批评。史学批评是史学发展的必然现象,也是促进史学止常发展的必要因素。裴松之通过注释所展示的广泛批评,是对以往史学的总结,也是对今后史学发展的指导。尤其对失实记载的批评,体现了我国史学优秀传统中的直笔精神,有着维护史学健康发展的现实意义。

  在魏晋南北朝急剧的社会变革中,史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范围扩大,体裁增加,数量众多,以至“一代之史,至数十家”。尤其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特别发达,随之相应的以褒贬人物为特点的“春秋笔法”极为盛行,有些史家舞词弄札,文过饰非,歪曲事实而不以为耻。一贯以上求实为原则的裴松之,将批评的矛头,主要对准了这股虚浮之风,他在《后主传注》中批评鱼豢“妄说”,在《董卓传注》中批评谢承“妄记”,在《庞惠传注》中批评王隐“虚说”,在《王粲传附嵇康传注》中批评干宝“疏谬”,等等。尤以对乐资、袁暐二人的批评为最尖锐、最严厉,在《袁绍传注》中愤然指出: “不知资、暐之徒,竟为何人?未能识别然否,而轻弄翰墨,妄生异端,以行其书。如此之类,正足以诬罔视听,疑误后生矣!实史籍之罪人,达学之所不取者也!”能有这样的识见和斗争精神,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实为难能可贵。

  鉴于以上裴松之对史注的创新贡献,他被后人列为史学大家,从而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了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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