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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5898 次 历史版本 0个 创建者:蓝点 (2011/1/4 1:11:12)  最新编辑:蓝点 (2011/1/4 1:11:12)
美国文化影响台湾 两岸文化有何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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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香港(2011)1月4日电/浙江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助理孔小惠在《中国评论》月刊十二月号发表专文《美国文化对台湾文化发展的影响及对两岸文化差异的思考》。作者认为:“中华文化台湾文化的根基。(1)与此同时,荷兰文化日本文化美国文化等外来文化对台湾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美国文化对台湾文化发展的影响非常深远。”强调:“在两岸完成比较属于物质层面的经济合作协定架构之后,两岸目前已走到了激发两岸文化力与创造力、构建两岸新文化、新价值的历史性阶段。”文章内容如下:

  美国文化影响台湾文化发展的途径

  美国文化影响台湾文化发展的途径,既包括美国官方对台实施意识形态政策的主动影响,也包括美台密切交流带来的潜移默化影响。

  (一)美国对台意识形态政策

  美国文化对台湾文化产生重要影响,很大程度上在于美国出于其国家战略的需要,向台湾输入其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

  在冷战早期,美国对台实施意识形态政策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共同的价值观,联合“反共”。虽然在政治制度上,国民党当局基本上是一个专制政权,但是,美台双方处于反共冷战的需要,往往把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描述为“独裁专制”与“民主自由”之争。在中美对抗的时代过去后,美国宁可要一个“民主”、“自由”的台湾影响演变中国大陆,而不需要一个专制独裁的台湾刺激、对抗中国大陆。此外,美国的人权外交政策思想以及亚太地区的民主潮流都促使美国认识到,一个亲美反共的“民主政权”比一个亲美反共的独裁政权“更稳定”,更能维护美国的利益。(2)因此,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开始敦促台湾向民主自由的方向转变。

  美国对台湾实施意识形态政策的主要内容有:一是积极扶植国民党内的技术官僚。美国刻意培植国民党内的技术官僚,诱导台湾走向“财经内阁”和技术官僚时代。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对台湾进行援助时,要求台湾当局建立专门运用美援的机构并通过考试招收人员。这些机构当时吸引了大批技术官僚,并且把他们培植成与国民党内“革命精英”、“军事精英”相并列的“专技精英”。台湾许多掌权的技术官僚都是从与美援有关的机构中起家的。例如李登辉、蒋彦士是美援“农复会”出身,严家淦、李国鼎是美援基金会出身,孙运璇是美援“国营”事业单位出身。20世纪80年代,当台湾内外政局发生重大变动时,美国就开始支持这批技术官僚全面接管国民党的权力,推动他们在台湾进行政治“民主化”。

  二是促使国民党当局实行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改革。1979年,在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中规定,作为美国公开承担保卫台湾的所谓“主权”、安定和繁荣的条件,台湾必须实施“人权”,必须沿着美国式的民主轨道前进。之后,美国国会又陆续通过了所谓“台湾民主修正案”、“台湾问题解决案” 等法案,宣称“维护并促进全体台湾人民的人权是美国的目标”,要求台湾当局“加快实现完全民主的政体过程”,“迅速采取行动结束戒严状态”,“取消关于禁止建立新党的决定”。(3)

  美国借江南案和李亚频案抨击国民党的专制独裁体制,切断蒋经国将权力传子的可能。1985年,美国在其公布的“台湾人权报告书”中对国民党压制党外运动以及对台湾的人权进行了强烈的批评。1986年5月,美国少数议员专门成立了“台湾民主促进委员会”。1987年,美国参议院以多数票通过“台湾民主决议案”,呼吁国民党当局“允许人民组织反对党,促进新闻检查制度,确保言论、集会自由,朝真正的代议制度迈进”。美国对国民党当局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使台湾当局在反省美台关系的同时也重新审视自身的“民主”建设,从而在之后的政治革新中,废除了很多损害人权的规定。如国民党解除戒严,使岛内民众可以不再受军法审判;解除报禁,促使了许多新报纷纷出笼;解除党禁,使民众获得结社、集会自由。

  美国力图通过促使台湾社会民主制度的建设来发展台湾的民主政治,并使台湾社会形成民主的观念。

  (二)台湾留美人员及其返台

  在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主要通过美国在台湾使领馆的“美国新闻处”(USIS),以及台湾的留学体制和美台人员交换等活动,美国为台湾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具有美国意识形态、崇尚美国价值观念的亲美精英分子。他们广泛、深入地占据了台湾政界、商界和学术界,使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成为台湾朝野精英共同的思想意识。

  “美国新闻处”有计划地栽培台湾的画家、文学家和学者,提供他们到美国参观访问和进修的优越条件。除此之外,美国新闻处还有一项至今成效卓著的工作,即广泛介绍和协助青年学生到美国接受硕士以上高等教育。这项工作包括提供美国大专院校的相关信息,协助申请奖学金等等。20世纪50年代之后,一批又一批台湾学生涌到北美洲“深造”。经过五十年后,为台湾积累了大量美国制造的博士和硕士,广泛地占据了台湾政治、外交、军事、经济、金融、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中的领导高地,影响至深且远。特别是在政治和文化教育领域,台湾留美人员对台湾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

  一部分留美归来的知识分子直接进入政界,他们热衷于西方的民主运动,崇尚美国的民主和自由。连战、宋楚瑜、马英九、赵少康、邱义仁等人都是到美国学习,在美国取得硕士、博士学位后再回台步入政坛。他们在当今台湾政坛上举足轻重,对宣传美国式的民主理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另外,很多台湾留美人员进入了校园,尤其是高等学校。这些在高等学校从事教育工作的知识分子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传播美国民主思想、美国价值观的主要旗手,在台湾政治文化转型方面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

  (三)美台密切关系

  美台之间密切的军事、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美国生活方式与流行文化向台湾的传播。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派遣大批美军进驻台湾。直到1979年中美建交、美军撤出台湾之前,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基地实际上就是美国向台湾传播美国生活方式和流行文化的视窗。

  美台之间的经贸往来在贸易、金融、投资、技术交流等领域蓬勃展开。强劲的经济贸易联系不仅促进了双方的产品交流,而且也促进了相互之间的人员、文化的互动交流。美国作为一个现代工业化国家,其优越的物质生活方式对于正在进入工业化社会的台湾来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美国社会的生活方式也借机向台湾社会渗透。另外,加上大批台湾民众通过贸易、旅游、体育、宗教、新闻、文化交流等方式进入美国,以及美国电影、音乐、图书报刊等进入台湾,美国的生活方式、价值理念传播到台湾,影响到台湾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总的来说,“台湾不但在经济上、政治上依赖于工业国家的体系制度,就是在学术上、在价值取舍的判断上,甚至在整体世界观上,也渐次习于接受西方所主宰的观念。”(4)“对台湾而言,美国不仅是军事、政治上的保护国,经济上的商品主要输出国,在文化上由于留学生政策、媒体以及美国政府的国际文化政策等因素影响,台湾整个教育系统也是彻底的美式思考编成”(5)。

  美国文化影响台湾文化发展的结果

  美国文化影响台湾文化发展的结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台湾民众的公民意识增强,公民社会在台湾得到发展。受美国文化中自由民主等价值观的影响,台湾社会文化表现出“自我意识”觉醒的特点。政治民主化,使“个体”从政治力与社会力的宰制中解放,从“个体在其自己”到“个体为其自己”。

  台湾社会中的各个“领域”(如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学术领域等)或“社群”(如劳工、农民、知识分子等)的“自我意识”都处于高度觉醒的状态,并且不同的“领域”或“社群”之间形成激烈的竞争状态。台湾文化从传统中华文化的“一元论”向“多元论”转化。在传统中华文化中,“从属原则”(Principle of Subordination)贯穿于其深层结构,它是指文化中的诸多主体(如社会、经济等主体)均服从于单一主体(如政治主体)的支配。在当前的台湾政治环境中,政治力虽然在多数场合仍发挥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但是,经济力的发展及其所培育的社会力的蓬勃也日渐显着,都共同促成了一个以“多元主体性”为基础的新社会文化形态的出现。在台湾文化中,除了政治主体之外,社会主体、经济主体、思想主体也具有某种自主性,而且处于激烈竞争之状态。近年来台湾社会中政治力对于非政治领域(如经济、社会或学术、文化等部门)的影响力虽然不可忽视,但已日渐式微。各部门的自主性日益提升,例如台湾教育部门越来越要求以人格的培育作为教育的目的,不再是如同过去以教育作为经济或国防教育的“手段”。

  多元主体的出现推动了台湾公民社会的发展,其表现之一是民众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台湾民众习惯透过合法的途径,迫使政府必须积极作为,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而传媒和民意代表基于提高曝光率及收视率的考量,也乐于参与类似的行动。虽然台湾的“公民社会”仍处于局部建构的雏型阶段,距离理想目标还有一段遥远路途,但自各方面来讲,台湾社会早已习惯“公民社会”的运作模式,并透过这种模式来维权,以及表达对公共事务的看法与态度。

  非政府组织是公民社会中的最主要环节。非政府组织在台湾得到大力发展。迄今为止,在台湾相关政府部门登记的台湾民间非政府组织,共计有二万多个。(6)台湾非政府组织在环保、人权、劳工、妇女权益、犯罪防治和灾害防救等许多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慈济基金会在九二一地震中最快抵达灾区现场,显示了非政府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组织动员能力强、效率高的优势,弥补了政府运作的缺陷。

  另一方面,美国文化中的负面因素也对台湾文化带来影响,如在物质文化上表现为消费文化,在社会文化上表现为“浅碟文化”,在政治文化上表现为机会主义。

  随着美国大众消费文化传入台湾,美国的生活方式向台湾社会传播。这种以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急功近利等为核心要素的消费文化,对整个社会的精神文化带来极大的冲击。

  美国文化中忽视长远利益,关注眼前利益的特质同样影响到台湾文化。亨廷顿在谈到美国文化与亚洲文化的差异时指出,“美国人倾向于不信任政府,反对权威,赞成制衡,鼓励竞争,崇尚人权,倾向于忘记过去,忽视未来,集中精力尽可能扩大眼前利益”(7)。“浅碟”文化常用来形容台湾社会文化,主要指民众的短视、狭隘。“浅碟”文化,就如同碟子一样浅浅的没有深度。这种一窝蜂的性格,造就了一些生命周期很短的产品。比如1995年左右突然出现的蛋挞热,一时间冒出了一堆卖蛋挞的店,每间店都有一帮人在排队,等热潮一过,蛋挞店又几乎全部消失。在台湾有个专门名词--“蛋挞效应”来形容这种现象。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台湾政治文化上表现为政治机会主义。我们可以看到,在台湾政治人物身上,为了选票,总是集中在眼前利益上,至于经济、教育、文化、环境、海洋资源的长远规划,由于不能带来当前的选票和权力,就不能成为他们施政的重点。

  台湾政治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李登辉。他用一句“民之所欲长在我心”解读民主,从此台湾政治人物对民主政治的理解就是选票决定一切、“迎合选民就是民主”,带来了政治机会主义的滥觞。李登辉的民主化方向,一是极大地激化台海矛盾,使外部环境急剧恶化;二是扶持特殊利益集团,使岛内企业经营环境急剧恶化,经济效率迅速降低。在严酷的国际竞争中,台湾经济地位迅速下滑。台湾民进党延续并发展了李登辉的政治机会主义。

  台湾文化与大陆文化的几点思考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国文化对台湾文化的影响涵盖了文化所有层次: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文化价值观,可谓影响深远,特别是文化价值观的影响意义重大。美国文化中的现代文明因素,使得台湾民众的公民意识增强,公民社会在台湾得到发展。而与此同时,美国文化中的负面因素也对台湾文化带来影响,在物质文化上表现为消费文化,在社会文化上表现为“浅碟文化”,在政治文化上表现为机会主义。

  美国文化给台湾文化带来了与大陆文化不同的部分,台湾文化与大陆文化有所差异,本文对这一问题提出如下几点思考:

  第一,如何认识台湾文化与大陆文化的差异性?

  我们要认识到两岸文化存在差异性。中华文化是台湾文化的根基,台湾文化在很多表现上与大陆文化相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台湾文化与大陆文化的差异可以忽略。我们不仅要寻求台湾文化与大陆文化的共性,更要承认台湾文化的个性。当前两岸都在加强对传统文化的推崇,这并不完全能消融两岸文化差异。两岸文化的差异,使得两岸在交往过程中潜伏着文化冲突的因数。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去寻求消除它的途径。

  第二,如何对待台湾文化与大陆文化的差异性?

  首先,两岸要相互理解对方的文化。理解是行为主体间价值观的交流。寻求理解,可使主体对于他者的价值体系做出小心、仔细和善意的判断,找到主体间建立信任关系的文化价值观的切入点。(8)相互理解能深化个体间的合作,当前两岸进入到大合作大交流的阶段,扩大相互理解十分重要。大陆方面要理解台湾文化,具体来说,“大陆政府并应教育大陆民众从文化上正确认识台湾和台湾人民,表现出更加谦虚谨慎的学习精神,超越政治的包容精神,开放积极的对话精神,客观冷静的理性精神,才能促进两岸的文化理解,击退某些势力的有意歪曲和文化‘妖魔化’。”(9)

  其次,两岸要借鉴、学习对方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台湾文化与大陆文化存在着差异性,各有优势,双方应当互相学习。“台湾在传统文化的保存、多元文化的展现、创新的能力、文化产业的商品化上有其优势,台湾短小精干、变化灵活,但大陆腹地广大、资源丰沛,文化政策及艺文整合能力显然优于台湾”(10)。如上文提到的台湾公民社会的发展,随着大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大陆社会治理结构逐步发生转变,原来由政府主导的“强政府、弱社会”的治理格局受到冲击。台湾公民社会发展的经验,可为大陆的转型期社会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最后,两岸应努力塑造共同价值。二十年来两岸交流与互动,主要聚焦于经济层面。在两岸完成比较属于物质层面的经济合作协定架构之后,两岸目前已走到了激发两岸文化力与创造力、构建两岸新文化、新价值的历史性阶段。大陆学者呼吁:“实现两岸和平发展,促进祖国统一进程,根本路径就是透过两岸共同发展,培植两岸共同利益,形塑两岸共同价值,加快两岸同胞情感趋融、价值趋近、认同趋合的进程,加快两岸一体化进程,建构两岸共同体,确立两岸同胞对共同家园、共同家国的认同,最终完成两岸统合。”(11)台湾方面同样指出:“如何能在大陆推动的‘惠台’政策之外,发挥两岸文化交流的力量,创造出一个更根本的认同基础,应该是两岸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12)塑造两岸共同价值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中华文化重建、重整、复兴工程”(13),需要两岸人民共同努力。

  注释

  1“贾庆林就推进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提出五点意见”,中国台湾网,2009年7月11日。

  2李水旺,“论国民党当局的‘政治革新’”,《台湾研究》,1988年第1期,第15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编:《台湾总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90页。

  4参见台湾《中国论坛》1990年9月25日黄北豪文,第56页。

  5《大转换事情的教育改革》,台湾《国策》117期,第3页。

  6转引自林德昌,王重阳,“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建构与发展:国际与国家层面的解析”,《非政府组织学刊》(第二期),第2页。

  7[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页。

  8俞新天,“文化与当代国际关系”,《文汇报》2006年12月24日,第0006版。

  9俞新天,“两岸文化的异同与影响”,《中国评论》,2010年第7期。

  10蔡逸儒,“两岸文化协议刍议”,中评网,http://gb.chinareviewnews.com/doc/1014/3/9/8/101439868.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439868

  11倪永杰,“两岸和平发展路径探索:培植共同利益、形塑共同价值”,《中国评论》,2010年第7期。

  12“两岸文化交流影响深远”,国民党中央政策会大陆情势双周报1561期。

  13倪永杰,“两岸和平发展路径探索:培植共同利益、形塑共同价值”,《中国评论》,201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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