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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15534 次 历史版本 0个 创建者:且听东歌 (2010/12/27 21:52:24)  最新编辑:且听东歌 (2010/12/27 21:52:24)
李悝变法
拼音:lǐ kui gǎi gé
同义词条:李悝改革
  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后,魏国力量迅速发展,疆土不断向四边扩展,已经成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魏文侯四十年(公元前406年),魏文侯任用李悝进行改革,在经济上实行“尽地力之教”和“平籴法”,在政治上采取了一套对新兴地主阶级利益有利的政策和措施。他实行“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办法,打击国内残存的旧势力,为新兴封建阶级发展铺好道路。

人物简介

 
李悝
李悝
       李悝,周定王五十四年(前455年)生,周安王七年(前395年)卒,战国时魏国人,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法家代表人物。 嬴姓,李氏,名悝,一作克。战国初期魏国著名政治家、法学家。濮阳人。曾任魏文侯相,主持变法。有的古书中还将李克写成“里克”,或讹作“李兑”、“季充”。李悝为魏文侯到武侯时人,曾受业于子夏弟子曾申门下,作过中山相和上地守。上地在河西,故李悝经常和秦人交锋作战。桓谭以为李悝为文侯师,班固、高诱以为是文侯之相。由于先秦文献缺乏记载,故此说尚难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李悝能参与机密,为文侯心腹之臣。司马迁说:“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班固称李悝“富国强兵”。这些记载都表明,文侯时魏能走上富强之路,李悝曾作出很大贡献。 李悝是魏国丞相。魏国是战国初期最早进行改革的诸侯国。李悝曾以"魏文侯相"的身份主持魏国变法,从经济、政治、法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发展封建制的改革。他的突出成就是在整理春秋以来各诸侯国所颁布成文法的基础上,编纂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法典《法经》,成为以后封建立法的蓝本。

变法的背景

概述

 
战国形势图
战国形势图
  李悝变法发生在魏国魏文侯时期(公元前445年~前396年),虽然确切的起始年份有不同说法,但大体上也就在周王承认三家为诸侯、即公元前403年前后。李悝变法吹响了战国时代各国变法的号角,从而导致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崩溃和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建立。既然春秋与战国的划分要显示出一种社会制度的变更,又要找到一个标志点,那么,公元前403年应该是一个更趋于合理的年份。

  在《史记·平准书》中,司马迁这样写道:“魏用李克(即李悝),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这句话的意思是,是李悝变法拉开了战国时代群雄逐鹿的序幕。换句话说,不是进入战国后,李悝才开始变法,而是李悝用他的变法,将中国由春秋时代推进到战国时代。
  
  很可惜,对于李悝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司马迁在《史记》中没有为他单独立传,李悝的事迹只能散见于《史记·魏世家》、《史记·货殖列传》、《韩诗外传》、《韩非子·内储说》等史书篇目中,很难窥其全貌。李悝是魏国人,有说他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也有说他出身于普通平民,不管其出身如何,他的登上政治舞台,都是靠自身奋斗实现的,而不是靠世袭传承,这是他区别于李姓其他始祖的地方。有两个关键人物直接决定了他的从政之路,他们是子夏和魏文侯。

法家思想影响

  子夏是孔子的弟子,是“孔门十哲”之一,在春秋末叶,他的影响被及列国,李悝曾拜他为师。按说,李悝接受的应该是儒家思想的熏陶,其实不然。孔子强调“克己复礼”,要恢复西周时的等级秩序;他要求君子“温文尔雅”、“坦荡荡”。而子夏则是孔子弟子中的一个异端,他认为,君子应该要知权术;作为君王,就更应该要懂得用权之术。这种思想对李悝的影响很大,他逐渐意识到,“法”比“礼”更重要,应该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制来为统治者服务。由此可见,法家思想一定程度上是从儒家思想脱胎而来,但同时又带有对后者的一种反动。

  魏文侯是魏国的建立者,这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善于延纳各类人才为其所用,他也曾拜子夏为师,还将子夏请到魏国来,让他在西河(今河南安阳)聚徒讲学,从学者达三百多人,形成名震一时的“西河学派”。除了魏文侯和李悝,子夏的弟子中著名的还有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等,这些人与乐羊、西门豹等名臣、名将一起,后来都为魏文侯所用,应该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李悝得到了魏文侯的赏识,直至任命他为相,实施变法。

生产力提高

  在当时,由于牛耕和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生产力水平得到大大提高,奴隶主能够调动富余劳动力在公有制的“井田”之外开垦荒地,从而使得“私田”大量增加。虽然“井田”名义上不得买卖,但诸侯贵族之间通过相互转让、相互劫掠等各种途径,又将许多公田转化为“私田”。“井田制”的瓦解直接影响到了各诸侯国的财政收入。在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各诸侯国的军费又是只增不减,统治者不得不想方设法开辟新的财源。就这样,承认土地私有、按土地面积征税成为大势所趋。

  魏国从原来的晋国分裂而来,它的西边是一河之隔的秦国,北边是赵国,东边是韩国,南边越过中条山和黄河是秦、楚、郑拉锯争夺的地带。它被紧紧裹夹在晋东南一隅,是所谓的“四战之地”。这样一个小国要想求得生存,没有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是不可想象的。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和和国内形势的驱使下,魏国首先酝酿起了一场大变革。善于审时度势的魏文侯,在促使他的国家获得合法诸侯国地位的同时,启用李悝,实施一场前无古人的变法。

主要内容

贤任能,赏罚严明

  李悝主张,要改变旧的“世卿世禄”制度,重要官职要选任有才能的人充当,优厚俸禄要奖给有功劳的人。还主张赏罚严明。这样改革的结果,大大削弱了魏国的“世卿世禄”制度,以后的封君在封国食邑内没有治民之权,只衣食租税;官吏制度有所改善,政治情况较好。

尽地力

  “尽地力”是一种“重农政策”。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他计算说:一百平方里之内,有土地九万顷,除了山泽人居占三分之一之外,可开田地六万顷,“治田勤谨,则亩益(增产)三斗,不勤,则损(减产)亦如之。”这就是说,百里之地,每年的产量,由于勤与不勤,或增产一百八十万石,或减产一百八十万石。此数字关系重大,因此必须鼓励农民生产。

制定《法经》

 
  李悝制定一部法律,叫做《法经》,共分六篇,为《盗》、《贼》、《网》、《捕》、《杂》、《具》六律。《晋书·刑法志》曰:李悝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域、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具律》是根据情况,决定从轻或从重处罚的总论性的律文。这部法律主要是为保护剥削阶级的利益而制定的,但对魏国来说,在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政局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措施评价

  “尽地力之教”是李悝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目的是破除旧有的阡陌封建疆,鼓励自由开辟耕地,勤劳耕作,发展封建的小农经济,增加生产。李悝的经济改革中,另一项重要措施是制定了调节粮价的“平籴法”,把好年成分为上中下三等,坏年成也分成上中下三等,好年成由官府按好年成的等级出钱籴进一定数量的余粮。此即后世封建王朝的“均输”、“常平仓”等法的先河。李悝的这一套改革措施,有力地限制了商人投机倒卖粮食的活动,从而巩固了地主的经济利益,使魏国国富兵强。

  李悝在政治上推行的改革措施是实行“食有劳而禄有功”和“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的政策。军事上,他创立了常备“武卒”制度,使国家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李悝在全面改革的同时,不断广泛收集春秋末期以来各国法律条文。在这个基础上,他编著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封建法典《法经》,用法律形式把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确定下来。李悝的改革不仅使魏国很快富强起来,而且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从李悝开始,战国时代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的革新逐渐进入更深入、更广泛的层面,即整个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变动。由此,中国文明进入更广泛、更深刻的阶段。

变法的划时代意义

重农思想的肇始人

  李悝变法,首先从农业开始。在当时的条件下,他认为财富产生的唯一根源是靠农业,农业如果受到危害,国家就会贫穷。因此,他提出“尽地力之教”的原则,意思是,要教会农民尽可能地提高土地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在今天,提高粮食的单位亩产,主要依靠的是科技手段,譬如农药、化肥、杂交技术等。在那时,其着眼点不可能是科技手段,而是如何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李悝算了一笔账,他说,100平方里之内,除了山泽、人居之外,有可耕田6万顷,即600万亩;如果种田勤劳,每亩可增产3斗,600万亩就可增产180万石;如果懒惰,每亩会减产3斗,600万亩就会减产180万石。勤与懒之间,产量相差360万石。由此可见,提高种粮积极性是何等重要。

  那么,怎样才能提高积极性呢?这就要承认土地的私有制,不仅让新兴地主、也要让农民拥有一定的土地。农民有了土地,每年生产出来的粮食,除了上缴什一税外,其他剩下的就全是自己的了。这是一种封建制的生产关系,是在科技尚不发达的时代,尽可能发挥农民积极性以开发土地潜能的最有效办法。

  但这种办法在遇到丰年或灾年的时候就可能会失灵。在丰年,由于增产,市场饱和,粮食卖不出去,或者只能低价卖出,这就是“谷贱伤农”。而在灾年,由于减产,粮食价格上涨,城里的居民就买不起粮食,这就是“籴贵伤民”。李悝认为:“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无论粮贵粮贱,都要伤到一方,一个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他就要避免这两种情况的发生,“使民不伤而农益劝”。

  李悝的办法是采取“平籴法”。“平籴法”规定每家农民收入的粮食中,除交十分之一的税及自己食用、消费外,多余的粮食由国家收购。法令把好年成分为上、中、下三等,坏年成也分为上、中、下三等,好年成由官府按好年成的等级出钱籴进一定数量的余粮,坏年成由官府按坏年成的等级平价粜出一定数量的粮食。这样做,无论丰年、灾年,粮食的价格都能保持基本稳定。从而达到“取有余以补不足”,“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就是通过这样的改革,魏国很快便粮库充盈,走向富强。

  李悝是中国重农思想的肇始人。他的“平籴法”由国家控制粮食的购销和价格,一举解决了丰年多粮、灾年少粮的矛盾,开了后来历代封建王朝均输(政府统一征收、买卖和运输货物,以调剂各地供应)、常平仓(政府为调节粮价、备荒赈恤所设粮仓)制度的先河。但也正因为有了国家的介入,从而抑制了市场自由调节的作用,后来的经济改革者们,特别是商鞅,他把李悝的办法加以扩大,视农业为“本业”,其他各业、尤其是商业为“末业”,导致此后几千年,中国的绝大多数劳动力都被束缚在土地上,工商业始终处在幼年时期。这是重农思想带来的不可轻视的负面效果。

爵禄世袭制

  在推行“尽地力之教”和“平籴法”的同时,李悝改革之刀砍向了奴隶主贵族赖以依存的爵禄世袭制。爵禄世袭制或称“世卿世禄”制,是奴隶制时代奴隶主贵族世代享有其祖上获得的爵位、官位以及相应俸禄的制度,我们已知的皋陶后代世袭“理官”的现象即是这种制度的体现。爵禄世袭制发展到私有制时代,已经日益显现出它的严重弊端,这些贵族们的子孙整日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由于长期养尊处优,骄奢淫逸,他们居官不谋官事,为国不念国政,不仅不能为国家带来尺寸之功,还要消耗大量国家财富,妨碍一大批有志之士渴望建功立业的途径。李悝送给这些人一个称谓,叫“淫民”。

  如果说李悝的农业改革措施是对旧的生产关系的打破,那么他向爵禄世袭制挑战,则是在动摇奴隶主政权的上层建筑。作为第一个吃螃蟹者,他无疑要付出巨大的勇气和智慧。记录李悝新的用人思想的是汉代刘向的《说苑》,在《说苑》里,有一段魏文侯与李悝的对话,魏文侯问李悝怎样“为国”,李悝答:“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意思是,要让那些立有功劳的人享有俸禄,要使用有才能的人,做到赏罚得当。魏文侯说:“我赏罚是很得当啊,可民众还是不愿为我出力,这是为什么呢?”李悝回答:“那是不是因为这个国家里有‘淫民’呢?”一语中的之后,李悝又一针见血:“如此者,夺其禄以来四方之士,此之谓夺淫民也。”他断然提出,要削夺“淫民”们的俸禄和官位,以此招徕四方之士。

  李悝的建议被魏文侯采纳,从此,在魏国,贵族们的特权被取消了,国家建立起了一套依靠战功和才能选拔、任用官吏的制度,从而使得一大批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乃至有作为的平民,通过李悝架设的阶梯,得以进入权力中心。

  纵观历史,魏国应该是最早具备开放气质的国家。魏文侯延纳子夏在他的国家创立“西河学派”就是一种开放的表现;而通过李悝的变法,一大批来自各国的人才被纷纷吸引到魏国来,这更是开放的明证,像吴起、乐羊、段干木等非魏国人才,就是这样为魏国所用的。

  谁能想到,作为一个新兴国家,而且是一个小国,魏国会成为战国时代最早崛起的强国呢?在魏国强大时,它西攻秦国,尽取其河西之地;北越赵境,灭中山国;东伐齐九年,破其长城;南征楚地,连克数镇,大有并吞天下之势。

  然而,通过李悝的变法,魏国为什么后来并没有发展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并进而由它、而不是由秦国来实现统一中国的宏图呢?这里还是一个用人的问题。在魏文侯、李悝相继辞世后,魏国的君主们逐渐走向自高自大、昏庸腐朽、嫉贤妒能的死胡同,导致不仅他国人才吸引不来、本国人才也纷纷流失。像吴起,他是个将才,还是个相才,竟不能为魏武侯所容,最后远走楚国,在那里发起一场不亚于李悝的变法;商鞅曾被人力荐于魏侯,魏侯不纳,后来到了秦国,完成了战国时代最成功的一次变法;孙膑为魏将,被处以膑刑,逃至齐国,就是他的反戈一击,使魏国由盛转衰;范雎本是魏国人,受诬通敌而被打成残废,弃之于厕,后来逃到秦国为相,就是他确立了秦国统一天下的坚强基石。假设这几个影响战国大局的关键人物都像李悝一样为魏所用,那战国的历史岂不就是另外一番状态了吗?

中华法系的蓝本

  
  一部《法经》,成为中华法系的蓝本
  
  李悝不仅是一个改革家,他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会通过制定一部法律来保证他的改革措施的推行。在李悝之前,已有皋陶制定的《五刑》,还传说夏有《禹刑》,商有《汤刑》,周有《九刑》;春秋时代,一些诸侯国也制定有自己的刑法。虽然不可确知,相信身为“理官”的李姓先人在这些早期法律的形成和传承中发挥过应有的作用。到了李悝时代,他集前朝和各诸侯国法律之大成,编成了《法经》,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成文法典。

  虽然《法经》早已失传,但它的大体框架后世人是知道的。它包括正律、杂律、减律三部分,共有六篇,即《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律》和《具律》。这部法典至今仍有许多令人称奇的闪光之处。

  它首先是一部私有制法,“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是该法的立法之本,认为盗贼是法律打击的最主要对象,排在最开头的《盗法》、《贼法》就是专讲侵犯私有财产的犯罪行为及惩治办法的,对于盗窃他人财产的行为,法律规定了直至籍没其妻家、母家等最严厉的惩罚,甚至连路上拾遗的行为都要遭到断足的处罚。虽然刑罚过于残酷,但这种保护私有制、以确立崭新生产关系的决心是跃然可见的。

  该法还是最早的限制价格法、反贪污法、户籍法和婚姻法。它的限制价格是跟变法中的“平籴法”一致的,目的是防止价格大幅波动,以稳定市场;它禁止贪污受贿,违者,将军级别以下的处死,宰相则处死他的左右手;它规定,所有本国居民都必须登记在册,登记的内容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等;它还禁止夫有二妻或妻有外夫,夫有二妻的要被处死,有一妻二妾的要被处以敲掉罗丝骨。关于一夫一妻制,今天的学者还在探究,在多妻制的时代,李悝确立这一原则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它是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贯彻。

  有了法,就可以“以法治国”,但《法经》强调的“法”,是指刑法,而且是苛刑峻法,这种“法”是提供给统治者用来统治民众的。我们今天讲“依法治国”,其本质是法律高于一切,而且它还包括保护民众权利的民法,而“以法治国”,则是统治者拿着刑法去治理国家,一字之隔,其意相去千里。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法经》还是一部政治压迫法,它禁止老百姓聚众、结党,聚众一日要查问,三日以上要处死;它还禁止老百姓议论法律,否则也要处死。

  《法经》所确定的“法治”原则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其目的是要取代奴隶制时代的“礼治”。所谓“礼治”,是指依照西周时期所确定的等级制度来治理国家,一旦确立了“法治”,“刑不上大夫”的局面就将被打破。但这种“法治”驱逐“礼治”的做法是很不完善的,譬如,宰相贪污受贿,虽然刑法施用于他了,但处死的却是他的身边人;又譬如,它规定“大夫之家有侯物”是“逾制”,也是要杀头的。因此,《法经》在破坏旧的等级秩序的同时,也在建立新的等级秩序。事实上,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等级秩序从来就没有被打破过,我们今天讲中国是“礼仪之邦”,它的本意是说中国是一个特别讲究等级和尊卑贵贱的国家。

  《法经》是以刑法发达、而民法缺失的中华法系形成和走向成熟的蓝本,商鞅就是带着《法经》到秦国去的,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秦律》;萧何在《法经》六篇的基础上把汉代法律增加到九篇;以后的《唐律》,乃至明清刑律,无不秉承着自李悝以来所确立的立法原则。

  《法经》还是法家学说的奠基之作,李悝以此成为法家学派的创始人,《汉书·艺文志》中列了《李子》三十二篇,把它放在法家之首,可惜李悝的这些著作皆已失传。

  总的来说,李悝变法有效地打击了旧制度,使魏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国力日益强大,成为战国初期的一个强盛的国家。变法同时开起了战国大变法运动的序幕,各国纷纷变法强国,最终汇成了一股时代潮流,这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历时最长、成效最显著的一场变法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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