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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13074 次 历史版本 1个 创建者:且听东歌 (2010/12/27 14:01:50)  最新编辑:尺素 (2011/11/14 17:41:40)
孔颖达
拼音:Kǒng Yǐngdá(Kong Yingda)
同义词条:孔冲远
 
 
孔颖达
孔颖达
  孔颖达,字冲远,河北衡水人。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4)生于一个世代书香的仕宦之家。在中国历史上,继承汉学风格,完成解决儒学内部不同流派和不同风格之争,巩固儒学壁垒这一统一工程的巨匠,便是唐初大儒孔颖达。

   是他编订《五经正义》,排除经学内部的家法师说等门户之见,于众学中择优而定一尊,广采以备博览,从而结束了自西汉以来的各种纷争;是他摒弃南学与北学的地域偏见,兼容百氏,融合南北,将西汉以来的经学成果尽行保存,使前师之说不致泯灭,后代学者有所钻仰;

  也由于他的《五经正义》被唐王朝颁为经学的标准解释,从而完成了中国经学史上从纷争到统一的演变过程。孔颖达就是这样一个对中国经学具有总结和统一之功的大经学家。

人物简介

生平

 
孔颖达
孔颖达
  孔颖达(574-648)唐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字仲达,一作仲远或冲远,孔安之子,孔子三十二代孙。生于北朝齐后主武平五年(574年),卒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终年75岁。

  孔颖达八岁就学,日诵千言,熟读经传,善于词章。隋大业初选为“明经”,授河内郡博士。唐初,为文学馆学士,后擢授国子博士,与杜如晦、房玄龄等齐称“十八学士”。贞观初年封曲阜县男爵,后除国子司业,加散骑常侍,拜国子祭酒。

  唐初,颖达与魏徽受命撰写《隋书》,为太子李治撰《孝经章句》。为统一经义以利科举取士,奉诏与颜师古、王琰、司马才章等撰写“五经义训”,定名为《五经正义》,计182卷。根据南学约简、以玄学治经和北学深芜、引用谶纬的特点,融合南北经学家的见解,形成唐代义疏派,极力主张贵贱尊卑的区别。唐代用此书作为科举取士的标准。

  孔颖达卒后,陪葬昭陵,赠太常卿,溢号“宪”。

历史变革

  孔颖达的幼年时代正是南北朝对峙时期。他出生于北周时期,政教清明,局势 稳定。一些较开明和有远见的士大夫,在魏晋以来门资恩荫的惊梦之余,开始重视 教育。如当时自南朝进入北朝的名士名宦颜之推,即告诫子孙:“积财千万,不如 薄技在身。技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仕宦之族,缙绅之家,相率督课子孙, 教以儒业。于是,在这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度里,居然儒雅重文之风,不让衣冠文物荟萃的江南王朝。孔颖达出身于有文化教养的家庭,又赶上这样一个重教育兴文化的时代,可谓兼得天时与地利。他聪明颖悟,自幼便耳儒目染以礼乐为特征的儒家文化。

  公元581年,孔颖达8岁,北周外戚、权臣杨坚取代北周,建立朝,是为文帝。隋文帝初年颇重儒术,“超抉奇隽,厚赏诸儒”,自京师达于四方,大兴学校,广置生徒。“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被史书称为:“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孔颖达也在这个时候走上了正规学习的轨道。史称他“八岁就学,日诵千余言”,悟性特佳。还在少年时代,孔颖这便明悉了服虔所注《左氏传》,郑玄所注《尚书》、《礼记》、所笺《毛诗》,王弼注《周易》;于儒经之外,还旁及诸子,兼善历算之学;更长于属文,彬彬焉俨然一少年老成之儒士矣!

求学

  少年时代,孔颖达曾师从当代大儒刘焯为学。刘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与孔颖达同郡。刘焯聪敏沈深,学通五经及诸家注解,并对《九章算术》、《周髀算经》以及天文推步,测量山海之术,有精到的研究,著作有《五经述议》,见解独到,多所创见。论者以为数百年以来,博学通儒,没有比他更好的了。与当时另一位博学宏儒刘炫,同称“二刘”。当时儒学南北分裂,经籍散亡,学者求师无门,一些精通汉师家法的老师宿儒,如徐道明、熊安生之徒,早已谢世,于是,“二刘”便出类拔萃,秀出其间,遂为后生钻仰之名师。“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而至者,不可胜数”(《隋书·儒林传》)孔颖达就是这千里负笈的佼佼者。但是,刘焯性情孤傲,怀抱不广,不仅吝于财货,责求束修,而且恃才傲物,凌辱诸 生。孔颖达初来,很受刘焯轻视,并不以礼相待。但一经颖达向他执经问难、发表意见,刘焯见其答难问对,出人意表,能发人之所未发,乃翻然改容,刮目相看。孔颖达在名师门下兢兢事学,虚心求教,在从前所学的诸经注解外,百丈竿头更进一尺,《左传》于服注外又通社预集解,《尚书》于郑注外再通孔安国传(即伪孔传),为后来他胜任《五经正义》的编纂工作垫下了丰厚的学植。学成业就,刘焯欲留颖达同馆共授,切磋学问,颖达谢绝了明师的好意,满载而归,下帷教授。其时他仅20余岁。

洛阳儒学大会

   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即位,改元大业。隋文帝晚年“不悦儒术,专尚刑名”(同上),关闭天下学校,唯留中央国子学一所,生员72人,于是欣欣向荣的儒教事业,一朝又复归萎缩。炀帝即位后,为了笼络人心,粉饰太平,又兼生性喜爱文学经籍,于是再开学校,重兴儒业,“征辟儒生,远近毕至”(《隋书·儒林传》)。 孔颖达应时而出,应举明经,对策高第,授任河内郡学博士。大业年间,隋炀帝广征天下宿儒,集中于洛阳,由门下省主持,仿当年汉宣帝石渠议经、汉章帝白虎论礼之故事,下令在洛阳举行大规模的儒学讨论大会。孔颖达以明经高第参加了这一盛会。

   为响应皇帝明诏,经明行修之士、方步矩领之徒,从四面八方云集洛阳,以文会友,研经讨古,为统一的隋朝政权添上教化大兴的浓墨重彩。时承文帝废学之后,老师宿儒,若陆德明、鲁世达、刘焯、刘炫之徒,都应时而出,登坛执经,各穷悬河之辩;论难问对,共研先圣之理。孔颖达少年老成,英才秀发,斩关夺将,舌战群儒。门下省纳言(侍中)杨达评第高下,以颖达为最,奏之皇帝。炀帝以孔颖达为太学助教,陆德明为国子助教。其时颖达年方32岁,是应诏诸儒最年少的大师。被他击败的“先辈宿儒”都心怀羞耻,愤愤不平,暗中派遣刺客欲加害颖达,幸得礼部尚书、爱才思贤的杨玄感出面保护,将孔颖达藏于府中,才使少年才子幸免于难。孔颖达凭着自己的渊博学识终于进入国家中央的教育和学术机构,在更好的环境、更高的层次上进行经学研究工作。

十八学士之一

  武德四年(六二一)时,天下逐渐统一。秦王李世民认为海内平定,于是在秦王宫西开馆,延请四方文学之士。出教以秦王府属官杜如晦、记室房玄龄、虞世南、文学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参军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谘议典签苏勖、天策府从事中郎于志宁、军谘祭酒苏世长、记室薛收、仓曹李守素、国子助教陆德明及孔颖达、盖文达、宋州总管府户曹许敬宗,并以本官兼任文学馆学士。李世民将他们分成三批,轮流值班,自己一有空闲,就到文学馆中,与各位学士讨论文籍,直至深夜。秦王又让著名画家阎立本为各学士画像、褚亮撰写赞文,号称十八学士。孔颖达也是十八学士之一。

五经正义

修订背景

 
孔颖达
孔颖达
  儒学经过汉晋南北朝的发展演变,家法各异,流派众多。在汉代有今文古文之争,家法师法之别。东汉末,郑玄企图统一今古,建立兼包并采的“郑学”体系。三国两晋,王肃创立“王学”,起而与郑学为敌。南北朝时期,随着政治的分离,而有南学与北学的纷争。至于儒学内部群经异说,诸师异论,更不下数十百千。纷纷攘攘,至有互为水火之势。五经越解越暗,圣学越讲越糊涂,十分不利于儒学的经世致用和发扬光大。

  唐朝统一天下之后,“文治”成了当务之急。“锐意经术”的唐太宗,有鉴于儒经文字多有异同,经义师说多门且繁杂而歧见纷出,颇不利于政治上的一统。乃命颜师古统一经典文字,成“五经定本”。贞观十二年(638),孔颖达升迁国子监祭酒,总管“六学”训导之政令,唐太宗便命孔颖达来主持统一经典章句的义疏。孔颖达与马嘉运、颜师古、杨士勋、贾公彦、司马才、王德韶、朱长才、朱子奢等多人,参酌南北经义之歧见,以南学为主,成《五经义赞》。书成奏上,唐太宗目睹盛事,大为高兴,下诏褒奖说:“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不过,对《五经义赞》之名,唐太宗不太满意,于是下诏改为《五经正义》,并将它交付国子监,作为试用教材。其卷数记载颇不一致,《贞观政要》和引《旧唐书·孔颖达传》作一百八十卷,《旧唐书·儒学传》和《册府元龟》作一百七十卷,今一般从前者。

正义解析

  所谓“正义”,即对五经传注作疏解,其体例大体上是一致的。先用“正义曰”标目,以总括章节经文义旨,然后各随经文解释,以阐发义理。再用“注某某”,“注某某至某某”等标志,对注文进行具体的诠释。在诠释经注的同时,或辨章句异同,或解释词语,或考证名物礼制,或讲明语法修辞等等。这样,综合古今,考订异说,定于一尊,以其义旨符合唐王朝的封建统治需要。《五经正义》所取注疏是:

  《周易正义》十四卷:主王弼注,其中《系辞》取晋人韩康伯注;

  《尚书正义》二十卷:主伪孔安国《传》;

  《毛诗正义》四十卷:主毛公《传》、郑玄《笺》;

  《礼记正义》七十卷:主郑玄《注》;

  《春秋左传正义》三十六卷:主杜预《集注》。

编纂过程

  在注疏编纂过程中,义例的制定,是非的考论,皆由孔颖达定夺。
 
  首先,孔颖达在众多的经书章句中,选择一家优秀的注释作为标准注本,然后对经文注文详加疏通阐释。《周易》经注,西汉的梁丘、施、高氏之学,都已亡于西晋,京氏、孟氏流于谶纬灾祥,学者不传。南北朝唯传郑玄、王弼易注。郑氏讲爻辰象数,王氏详玄学义理,相比之下,王注义例明备,“独冠古今”,故孔颖达《易》用王注。《书经》,欧阳、大小夏侯也都亡于永嘉之乱,南北朝多尊郑注。东晋梅赜进献《尚书孔安国传》,号称古文,篇章也比郑注为多,时人不知其伪,大行于南朝。

     隋代“二刘” 也研习孔传,孔颖达初本习郑氏《尚书》,后从刘焯传孔义,认为“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尚书正义序》),遂定伪孔传为圭臬。《诗经》,齐诗亡于曹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而无传人,唯毛诗郑笺,独行于世。孔颖达正义,《诗》用毛传郑笺。《礼》,本有《仪礼》、《周礼》、《礼记》三礼之别,但是《仪礼》、《周礼》为制度仪文,缺乏义理,亦少文采,《礼记》则事文义理兼具,因此三礼之中独取《礼记》,注用郑玄。《春秋》,亦有公羊、谷梁、左氏三传,其中公谷空言说经,不及左氏事富文美,因此以《左传》附经。孔颖达历考汉晋训贴,大多杂取公谷,为例不纯,唯西晋杜预集解,“专取丘明之传以释孔氏之经”,尊经重本,“子应乎母,以胶投漆”(《春秋左传正义序》)。更重要的是杜氏为《左传》总结有“五十凡例”,补充了左氏在三传中义理贫乏之不足,与仅重文字训诂的各家传注不可同日而语。见解最高,体例最善,故于众解,独取杜氏。

编撰方法

  《五经正义》的编撰方法是,首先列出经文、注文,接着串讲经文大意,然后疏通注文,说明注文之所以然。如《诗经·周南·关雎》“窈窕叔女,君子好逑” 一句,毛传说:“窈窕,幽闭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闭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郑笺说:“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谐,则幽闭处深宫贞专之善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谓三夫人以下。”正义首先串讲经文说:“性行和谐者是后妃也。后妃虽悦乐君子,犹能不淫其色,退在深宫之中,不亵渎而相慢也。后妃既有是德,又不妒嫉,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窈窕然处幽闭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也。以后妃不妒忌,可共事夫,故育宜也。”再疏通毛传说。“窈窕者,谓淑女所居之宫形窈窕然,故笺言幽闭深宫是也,(毛)传知然者,以其淑女已为善称,则窈窕宜为居处,故云幽闭,言其幽然而闭静也。扬雄云‘善心为窕,言容为窈’者,非也。逑,匹,《尔雅"释诂》文,孙炎云:‘相求之匹’,《诗》本作逑,《尔雅》多作仇,字异音义同也。又回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闭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者,美后妃有思贤之心,故说贤女宜求之状。”以下接着又疏证郑笺。

  正义有说有证,层次清楚,释义分明,繁而有要,齐全周详。因此,于志宁称之为“万古之仪型,一代之标的”。正义为了说明注文,往往旁征博引古籍和前贤解说,体大思精,资料至为丰富。如上引为释毛氏传文,正义引用了《尔雅"释诂》和扬雄、孙炎之说。在疏证毛传关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解释时,甚至引达《尔雅》释诂、释鸟、释水、《五经定本》、俗本《毛诗》等文献资料,兼及郭璞、陆机、扬雄、许慎、李巡等人之说,还参证《诗经》江有渚、蒹葭、谷风、采蘩等篇中毛传郑笺的解释,反复周致,论证详明。人们既可以利用它来研习五经,寻求定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经正义》是教科书,是法典;在古书佚散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人们也可以通过它保存的汉晋经说来窥探汉学风貌,研究两汉以及魏晋经学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经正义》又是旧说府库、资料宝藏。由此看来,《五经正义》既作为标准范本有功于来学,也作为旧说渊薮有功于前贤。

  孔颖达所修《五经正义》,不仅仅是前贤经说的材料堆积,而且贯穿了他独到的经学思想,这集中反映在正义前言和卷首题辞中。

五经正义简述

周易正义

 
孔颖达作品
孔颖达作品
  其《周易正义》卷首题辞通过论《易》,阐发了系统的宇宙变化思想。

  首先,他揭示《易经》主旨在明变化之道,说:“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周易正义卷首》,下同)运动变化存在于天地开辟之际,世间一切事物的存在形式即是运动:“自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暑送来,日有更出。”其更新不已的力量源泉即在于运动,在于“变化之力,换代之功”。“易”之称即是对运动现象的概括。

  其次,孔颖达认为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阴阳二气的消长。圣人作卦,画“一”爻以象阳,画“--”爻以象阴;画八卦为三爻,象天地人,亦即“三才”,以示运动法则贯穿天地人之中。其曰:“变化运行在阴阳二气,故圣人初画八卦,设刚柔两画象二气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

  其三,孔颖达指出《易》经的特征是抽象性和象征性:“易者象也;爻者效也。” 象即像,即仿照;爻即效,即效法。作《易》之圣人,“仰观俯察,象天地而育群品;云行而施,效四时以生万物。”简言之,即效法天地及自然规律以生育众生,长养万物。

  其四,主“易兼三义”说。易的基本意义是运动变化,但这只是易的一个方面。孔颖达从《易纬乾凿度》说,曰:“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简)也,变易也,不易也。”简易是说:天地无言,日月星辰布满天空,光明灿烂,并不繁冗,但在此“不烦不扰,淡泊不失”的背后,蕴藏着无限神机。此即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变易,指阴阳二气运行,阴阳作为无所不在而又对立统一的两种力量,实际是事物的矛盾性。天地变化,五行迭代,四时更替,乃至人世之进退荣辱,成败利钝,无一不是这一矛盾规律的具体表现。不易,指尊卑之位。天上地下,君南臣北,父坐子伏等等皆是。

  其五,易包有无。针对儒家崇有、老庄贵无的分歧,孔颖达采纳王弼的方法,援道入儒,提出“易兼有无”的命题。他说易之三义都是就“有”来说的,简易、变易、不易,都是有形事物的运动形式。“然有生于无”,易理中兼有“无”。因此《乾凿度》说:“有形生于无形,则乾坤安从而生?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是看不见的气;太初是气体的开始;太始是形体的开始;太素是品质的开始。气、形、质未分之时即“浑沌”,浑沌的特征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这就是玄妙无比不可捉摸的“太易”,也就是道家的“无”。可见易理中蕴含有“无”的意义。

  其六,易道广大,理备三才。孔颖达为了神化《易经》,认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易》乃圣人法天则地而作,故有天地之理;作《易》是为了垂教,故有人伦之理和王道之理:“《易》者所以继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 不仅有修齐治平(诸如“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的大经大法,以存纲纪;而且还有“度时制宜,作为网罟,以佃以渔”等具体的利民措施,“以赡民用”。只要遵循易理,就能使阴阳有序,百物和顺,社会安定,群生和洽,国祚就能传之无穷。

  其七,易历三古,人更三圣。在《周易》作者这个聚讼颇多的问题上,孔颖达综合诸家,作了总结性结论。他采用《汉书》“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认为 “伏羲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十翼。”《系辞》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圣人”即伏羲。伏羲得河图,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画为八卦,“万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系辞》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八卦虽具万物之象,但未尽万物变通之理,故圣人再“因而重之”,将八卦重为六十四卦,于是变化之理灿然明备。《系辞》说:“因而重之,爻(变)在其中矣。”《系辞》又说: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谁有忧患呢?《史记》说了:“文王拘而演周易”,这就是“作易者其有忧患”者。具体说,即是文王作卦辞。有人说爻辞也是文王所作,但是历考文王身后之事,孔颖达认为爻辞为周公所作。《左传》载,韩宣子观书太史,“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观《易》象而知周公之德,是必《周易》与周公有关,故定爻辞为周公所作。至于“十翼”,则为孔子所作。作《易》者,实有四位,而称“三圣”者,因周公为文王之子,兼于父子,故曰三圣。孔颖达一言论定,遂成千古公论。

尚书正义

  其论《尚书》也颇为典实。首先,他认为《书经》是先王史料,并不神秘:“《书》者,人君辞诰之典,右史记言之策。”全是些往古帝王的诰命和史官的记录,无非历史文献资料。他认为尚书就是以先王言行来垂教后世。他说,《尚书》之中,内容多样,涉及面广,有的是帝王设为教令来统驭群下;有的是臣下敷陈礼乐以规谏君王。有时又宣明威令以严肃政纪,有时则布列和顺来调和风雨……其间不乏垂范作用。运用得当就百事大吉,倘若失之毫厘就会差之千里。真象枢机关键,不可等闲视之。他还论述了《书》的文体,认为书有典、谟、训、诰、誓五体,皆各有源起:典漠起于尧舜,誓诰始自汤武:“勋华揖让而典漠起,汤武革命而誓诰兴。”嘉言懿行,其来远矣!至于《书》的编者,孔颖达承袭司马迁之说,定为孔子。他说孔子生于衰周,有崇高的德行却无适当的地位,道之不行,遂讲求圣人之道以教化人心,取档案资料,删繁就简,去粗取精,编为《书经》。时限上“上断尧舜,下终秦鲁,时历五代,书总百篇”;内容上,都是先王“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将来”者。但是,在《尚书》问题上,孔颖达却犯了采用伪孔传的错误,历来颇受非议。《尚书》的流传,最多纠葛。相传孔子删书百篇,秦焚书,《尚书》散佚。汉兴,济南伏生凭记忆传授,仅得29篇。当时以汉隶写录,史称《今文尚书》。

  西汉流行欧阳、大小夏侯之学,都是今文。景武之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孔氏壁藏古经,其中有《尚书》,用战国古文写成。孔安国以今文校读,多出16篇,是为《古文尚书》。当时只藏于禁中,民间并无传授,孔安国是否给它作传也很难说。由于知之者稀,汉成帝时,张霸竟伪造《古文尚书》102篇,号称“百两篇”。王莽兴古文,立有《古文尚书》博士。东汉颇有传人,但都只传其中与今文相同的29篇。马融、郑玄所作《书注》,也限于此。其余16篇称《逸书》,因无传授,渐渐失传。直到东晋,梅赜献出号称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共59篇。经后人考定,其经文有33篇系分析今文29篇而成;另外25篇系摭拾旧文,杂糅而成。又搜罗古训,配以传注,托为孔安国所作。只要考察一下《尚书》流传情况,其作伪之迹就不难发现。特别是传文有很多作伪的蛛丝马迹,出现很多孔安国身后的地名,有些注解甚至与孔注《论语》相左,如此之类,只要稍加考订便可立知其伪。可是孔颖达根本没怀疑过它,反而称赞“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复而不厌,久而愈亮(《尚书正义序》),有跨郑愈马,独步天下之势!孔颖达将自己素所研习的郑玄注《尚书》束之高阁,尽弃前学而从伪孔注,舍真取赝,实在难辞其咎!但是,这不是孔颖达一人的过错,当时整个时代风气即是如此。

毛诗正义

  其论《诗经》,曰:“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毛诗正义序》,下同)不外乎歌功颂德、劝人从善之行吟。这些长吟短唱,作之者虽然是自我感情流露,但却有益于生民教化。对于统治者来说,《诗》还可以观为政之得失:“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诗歌是作者情感的流露,是社会的风向标,是政治的雨晴表,观乎诗即知民情之喜怒哀乐,社会之治乱兴衰。所以诗歌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诗歌还可以用于教化,眼务于政治,故圣人于六艺之中,要设诗教。关于诗歌的起源,孔颖达提出性情说。古语有“诗言志”,孔颖达认为诗歌起源于性情,情动于中,声发于外,其韵律合乎一定的节奏,这就是诗。由于诗是有感于天地万物之情而生,诗出于自然,一经产生,诗就有强烈的反作用,故能“感天地、动鬼神”,更能讽励人伦,敦厚风俗。孔颖达认为,诗理产生很古,因为性情古已有之,甚至远至人类之前。如燕雀啁噍,有烦碎忧苦之情;鸾凤展翅,有翩翩起舞之容。可见《诗》理是在开天辟地之初,动植分化之始就已具备了的。不过有形的诗歌却有其诞生的历史过程。他于是又提出世运产生诗歌之说。认为上古帝王政务质实,一切从简,无须讽谕;中古政务繁剧,有失有成,于是有沤歌的迫切需要。唐虞之时,有诗的萌芽;而黄帝之世,却不见诗迹。其后时运每降,凡经三代,故诗逾三千。诗之根本在性情,而诗之产生则在时政。今本《诗经》就是孔子从三千古诗之中,“厘正遗文,得其精华”,选编305篇而成,号称“诗三百”。

礼记正义

 
孔颖达作品
孔颖达作品
  其论《礼记》,曰:“礼者,经天纬地,本之则太一之初;原始要终,体之乃人情之欲。”(《礼记正义序》,下同)孔颖达认为,礼的终极根源是宇宙精神(太一),其直接依据则是人的情欲,具有宇宙法则的必然性和人情需要的必要性,既神圣又重要。他说:人有喜怒哀乐之志,动静好恶之心,修养好的可以克服欲望的冲动有所不为,而修养差的就会受贪欲的驱使而无所不为了。因此“古先圣人鉴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纳之德义……故乃上法国象(天),下参方载(地),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可见礼的设置完全是善意的,意欲克服人性粗野的一面,发扬其良善的一面,是维持社会安定、人群和谐的设施。礼之于人,犹堤防之于洪水,缰绳之于烈马,是一种防范和驯化措施。孔颖达还进一步从自然界的秩序性和动物的嗜欲现象中,找到了礼义精神的客观依据,论证礼的产生渊源悠远。他说:“物生则自然而有尊卑,若羊羔跪乳,鸿雁飞有行列,岂由教之者哉!”尊卑秩序是生物的本性,而事物生来就有秩序,“三才既判,尊卑自然而有”。

  可见,礼有其客观必然性。在谈礼的功能时,孔颖达综合旧说,从声训的角度训释说:“礼,体也,履也,理也。”体是体用之体,即根本法则,统之于心;履即实践,即体用之用,指礼节仪文指导实践;理即治,指礼具有使天下走向大治的功能。具体地讲,《周礼》属于体,是经邦治国的大经大法;《仪礼》属于履,是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也就是文献所谓“经礼三百(周礼),曲礼三千(仪礼)”。经之与曲,体之与履,一大一小,一简一繁,各有专主,相辅为用。至于三礼的作者,孔颖达明确认为:“周公所制之礼则《周官》(周礼)、《仪和》也。”孔子的功劳,则是在礼坏乐崩的春秋时期“订礼正乐”。《礼记》则是孔子弟子“七十二之徒共撰所闻”,其中“或录旧礼之义,或录变礼所由,或兼记体履,或杂序得失”。《礼记》是礼乐原理的理论阐述,无怪乎孔颖达要取它来代表“礼经”了。

春秋左传正义

  其论《春秋》,曰:“《春秋》者,纪人君动作之务,是古史职之书。”(《春秋正义序》,下同)《春秋》就其本源上讲,不外乎史官记事的史书。然而记事之中有书法存焉,那就是褒善贬恶,而褒贬的标准则是礼义,故《春秋》即是礼义原理的具体运用。通过叙事来寓褒贬,通过褒贬来宣传礼法,这就是《春秋》的主题思想。孔颖达说:春秋之时,“下陵上替,内叛外侵,九域骚然,三纲遂绝”。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社会治安,伦理纲常,十分混乱。孔子生逢乱世,心怀大圣,“想垂之以法则无位,正之以武则无兵,赏之以利则无财,说之以道则不用”。圣人一无所有,只有将满腔热情与愤懑诉诸笔端,著书立说以存其正论。因鲁史所记多有得失善恶之行,故依据经法来一一加以绳正,予以褒贬。他的褒贬十分贴切准确,令人信服,“一字所嘉,有同华衮之赠;一言所黜,无异萧斧之诛!”所谓“春秋笔法”,真是威力无比,足以令乱臣贼子惧!

五经正义评价


  《唐会要》(卷77)说:“贞观十二年国子祭酒孔颖达撰五经义疏170卷,名曰《义赞》,有诏改为《五经正义》”。考本传,孔颖达贞观六年除国子司业,七年与魏征等同修《隋书》,十一年修正礼,十二年官进国子祭酒。可见《五经正义》的编修是在十二年孔颖达做国子祭酒任内。从受诏到成书,前后不过一年,成数十万字,为170卷,真是神速!究其原因,舒大刚认为有二:一是得博学诸儒的通力合作。参加修《周易正义》的有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马嘉运、赵乾叶、王琰、于志宁等;修《尚书正义》的有王德昭、李子云;修《毛诗正义》的有王德昭、齐威等;修《礼记正义》的有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范义囗、张权等;修《春秋正义》的有谷那律、杨士勋、朱长才等。参修诸人都是当时儒学的第一流人材,博极群书,精通五经。颜师古,是颜之推之后,“少传家学,博览群书,尤精训诂”,曾奉太宗诏考订五经文字异同,撰《五经定本》,做了经书的文字统一工作;又撰《汉书》注,大重于时,至今仍是研究《汉书》最优秀的古注。司马才章传家学,通五经,为国子助教;王恭精三礼,并私撰《义证》,“甚为精博”;马嘉运兼通儒释二教,“尤善论难”,高宗朝为国子博士,侍讲殿中;谷那律淹贯群书,被褚遂良称为“九经库”;朱子奢少习《左传》,善属文,为中书舍人;杨士勋、贾公彦都是《春秋》、《礼》学专家,杨后来撰有《春秋谷梁传疏》、贾撰《周礼》《仪礼》二疏,与《五经正义》一并传为千古仪则,为今传《十三经注疏》之一。其余诸君也都以学问官至国子、太学、四门学的博士或助教。孔颖达领导的《五经正义》编纂班子,真是英才荟萃,通儒群集,难怪乎成书迅速。原因之二是,有前人成果可供借鉴。南北朝时期,儒生依照佛教讲疏的形式,对五经作有多种义疏,孔颖达对各家义疏进行比较,选择优秀底本,再融会众说、剪裁诸家,折衷以己意。善于利用前人劳动成果,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自然见效快,成功伟。

  当时,《周易》江南有义疏十余家,但都“辞尚虚玄,义多浮诞”(《周易正义序》),于是孔颖达取其合乎孔子思想,与王弼注并行不悖的说法,著为正义。《尚书》有蔡大宝、巢猗、费囗、顾彪、刘炫、刘焯《正义》,前面数人多互相因循,义理浅略,唯“二刘”“最为详雅”。遂依“二刘”书疏为本,而删其狂傲和虚华。《诗经》义疏有全缓、何胤、舒援、刘轨思、刘丑、刘焯、刘炫诸家,也是“二刘”诗疏“特为殊绝”,于是“据以为本”(《毛诗正义序》),而匡其轻狂,补其疏略。《礼记》有贺循、贺囗、庾蔚、崔灵思、沈重宜、皇侃、徐遵明、李业兴、李宝鼎、侯聪、熊安生等疏,皇、熊二家最流行,其中皇氏最优秀,孔颖达乃“据皇氏为本,其有不备,以熊氏补正”(《礼记正义序》)。《春秋左传》义疏有沈文阿、苏宽、刘炫等家,孔颖达认为:“刘炫于数君之内,实为翘楚”(《左传正义序》),故依据刘疏,补以沈氏,若两家俱失,则申以己见。

   除此之外,孔颖达自身的才华、学识和品德也是《五经正义》能够快速修成的重要条件。刘知几曾言,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才者,文笔精妙也;学者,史料精熟也;识者,选材精当也。后者加上一个“德”字。德者,品德高尚也。对孔颖达来说,他无疑是一位兼具“才、学、识、德”的博学鸿儒。史称他“八岁就学,日诵千余言”,悟性特佳,极具天“才”。孔颖达出身于有文化教养的家庭,还在少年时代,便明悉了服虔所注《左氏传》,郑玄所注《尚书》、《礼记》、所笺《毛诗》,王弼注《周易》;于儒经之外,还旁及诸子,兼善历算之学,更长于属文,显然博“学”。在孔颖达撰《五经正义》时,虽有大量前儒义疏可为依据,但孔颖达选取这些材料,态度极为严谨。除对诸家注疏详加审定,汰劣取优外,对被选为底本的义疏,也认真甄别,严格笔削,特具独“识”。在“德”上,《十八学士图赞》称赞孔颖达说:“道光列第,风传阙里。”说他道德修养很高,有当年孔子之风。验之史迹,实非虚美之辞。公元627年即位后的李世民改元贞观,孔颖达以儒业受封曲阜县男,转任给事中。给事中乃门下省要职,掌封驳政令,议论得失,孔颖达随侍皇帝左右,数进忠言。唐太宗尝问曰:“《论语》云:‘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何谓也?”孔颖达对曰:“圣人设教,欲人谦光。己虽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访能事。己之才艺虽多,犹以为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己之虽有,其状若无。己之虽实,其容若虚。非唯匹庶,帝王之德,亦当如此。夫帝王内蕴神明,外须玄默,使深不可测,度不可知。《易》称‘以蒙养正,以明夷莅众’,若其位居尊极,炫耀聪明,以才凌人,饰非拒谏,则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灭亡,莫不由此也。”太宗深善其对。屡迁国子司业,祭酒,掌管一国教育。

  唐太宗对孔颖达寄以厚望,将储君的教育委与他,任他为太子右庶子,与左庶子于志宁一道,共同掌教太子李承乾。孔颖达兢兢业业,克尽职守。承乾曾令孔颖达撰《孝经义疏》,颖达因文见意,更广规讽之道,学者称之。后承乾不循法度,颖达每犯颜进谏。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谓曰:“太子成长,何宜屡致面折?”颖达对曰:“蒙国厚恩,死无所恨。”谏诤逾切。无奈太子承乾爱好声色,漫游无度,不听劝教;又因太宗偏爱魏王李泰,酿成嫡庶相争之祸,终被废黜。其他东宫属官也多被黜退,唯孔颖达、于志宁等由于平时对承乾犯颜直谏,尽心尽职,太宗对他们奖赏有加,信任如故。贞观十四年(640),孔颖达为国子祭酒,太宗亲临国学,举行祭祀先圣孔子的释奠大礼。会上,群儒执经宣义,孔颖达主讲《孝经》,他声若洪钟,口如悬河,义理分明。太宗令群儒发难辩驳,孔颖达“金汤易固,楼雉难攻”;排难解纷,令众儒师大为折服。太宗手诏褒之曰:“洪钟待扣,扣无不应;幽谷发响,声无不答。……思涌珠泉,情抽蕙兰。关西孔子,更起乎方今;济南伏生,重兴于兹时!”称赞他为“关西孔子”、西汉伏生,与先圣先师并辉齐明,足见孔颖达“德”望之高。
 
  孔颖达对前辈权威和自己的老师,也决不盲从。刘焯刘炫,为孔颖达素所敬仰,他称赞他们“并聪颖特达,文而又儒,擢秀干于一时,骋绝辔于千里,固诸儒之所揖让,日下无双。于其所作疏内,特为殊绝”(《毛诗正文序》)。但是,他又常常指出二人恃才傲物、好非毁先贤、穿凿附会、自立新说的毛病。如刘焯的《尚书》义疏常常故弄玄虚,求险探深,孔颖达批评他们有“非险而更为险,无义而更生义”(《尚书正义序》),就像在平缓的河流中平掀怒浪,在静止的树梢上更震狂飘,实在是无益的游戏,反教学者更生疑窦。刘炫的《尚书》义疏依焯疏删繁就简,但义理过简,文辞太华,文胜于质,也不足以作为后生典范。刘炫的《春秋左传》义疏,孔颖达在称赞之余,也不忽略其“一意在矜伐,性好非毁”(《春秋左传正义序》)的弊病,以谓刘疏聪惠辩博无人可比,但是发明义理造诣不高。对于其他各家取作底本的义疏,孔颖达也都每每指陈疵暇,各论得失。删修笔削,“必取文证详悉,义理精审,剪其繁芜,撮其机要”,从而保证了《五经正义》的质量。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书也无尽善尽美之作。尽管《五经正义》已经过通人指责、复审考校,但仍然难免小疵。前人常指责正义的失误有三:“曰彼此互异,曰曲徇注文,曰杂引谶纬。”(皮锡瑞《经学历史》)曲徇注文,指正义完全以注文之是非为是非,凡注文所言,必尽量反复为之疏通证明,有时甚至对错误的注解也不加驳证,反而曲为之说。即所谓“疏不破注”的原则。如《毛诗正义》对《毛传》与《郑笺》之异同不加评说,对二者的分歧也不判断其是非。《礼记正义》以皇侃、熊安生的疏为底本,每遇与郑注相违之处,《正义》便务申郑说,这就难免有牵强附会、曲从注文之嫌。《春秋左传正义》也是如此,刘炫曾著文批评杜预注的一些错误,对刘炫的驳正,《正义》一概加以否定。这样,承袭原书的某些错误,以讹传讹,或自相矛盾之处就在所难免了。至于杂引谶文,谶文多为伪托,义理浮浅,当然不足为据,如《易》、《书》正义就多引谶文。但这些对于洋洋洒洒数百万言的《五经正义》来说,毕竟是大纯小疵,丝毫无损于《五经正义》统一经学,垂教百世的历史功绩。

  贞观十四年(640),参与编撰义疏的太学博士马嘉运,“以颖达所撰《正义》颇多繁杂,每掎摭之,诸儒亦称为允当”(《旧唐书·马嘉运传》)。于是,唐太宗下诏“更令详定”。但次年孔颖达退休,无法再主持修订工作了。贞观二十二年(648)孔颖达病逝。终贞观之世,《五经正义》的修订未能完成。至唐高宗永徽二年(651),下诏儒臣继续重修。永徽四年(653)三月,书成,仍以孔颖达署名,正式颁行天下,作为钦定的全国性的教科书。

  《五经正义》经官方颁定后,便成为士子习经和科举考试的统一标准。自唐代至宋初,明经取士,以此为准。以科举取士取代九品中正制,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五经正义》顺应科举考试的需要,革除儒学多门、章句繁杂之弊,又折衷南学、北学(偏重南学),形成经义统一的经学,在当时确有不可否认的进步作用和积极影响。《五经正义》的颁行,一扫了东汉以来纷纭矛盾的儒经师说,如今古文学之争、郑王学之争、南北学之争等,标志着经学史上一统局面的形成,为古代经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从此以后,士子诵习儒经及应试,必须严格以《正义》的义理为依据,不得另立新论,否则便被视为异端邪说。在思想、文化、学术领域实行如此专制的一统,其结果是不可避免地窒息了学术空气,阻碍了经学的发展。

  有唐一代,《五经正义》以五种单行本,分别流传于世,且五种《正义》与它们所依据的注本也是分开的。至南宋合刻《十三经注疏》时,才开始把《五经正义》及旧注汇合一起。今通行本的《十三经注疏》中之“五经疏”,即取之孔颖达的《五经正义》。被它选用的注本地位大大提高,得以流传至今。更由于它收录了大量重要古籍的内容,很多书在后世亡佚,后人全赖此书才得以窥其原貌。因此,《五经正义》对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的思想学术和文化,也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

易学诠释学


  易卦备天下之象,据其体;备天下之理,据其用易理的无有、道器关系也是体用关系。体、用范畴是孔疏诠《易》的一对重要范畴,孔颖达认为易理备包有无,形而上者为道为无,形而下者为器为有,“故以无言之,存乎道体;以有言之,存乎器用”(《序》)。

  用此解释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形成是《周易正义》的基本内容和方式。孔疏曰:“八卦备天下之象,据其体;备天下之理,据其用。”(卷八)体,即本体、实体之义,用即表现、功用。易卦由阴阳二爻组合而成,其体备天下万物的刚柔之象,其用备天下万事之理。例如,释《巽》卦曰:“巽之为义以卑顺为体,以容人为用。”(卷六)巽卦两阳居于一阴之上,象地承天之体,象征以卑顺天之象,即“以卑顺为体”;地承天象,象征地顺从于天,即“以容人为用”。体用范畴从一个特殊角度反映了易卦中物象与义理的关系。象与理的体用关系展开为如下三层:

用来于体,有体才有用

  在八卦及六十四卦的理解与解释上,汉易主取象,王弼主取义。孔疏既取象又取义,认为义来于象,有体才有用。在“卷九”说八卦名训时,用体用范畴释经卦。如:“乾象天,天体运转不息,故为健也。坤,顺也,坤象地,地顺承于天,故为顺也。”“坎,陷也,坎象水,水处险陷,故为陷也。”“艮,止也。艮象山,山体静止,故为止也。”在这里体用关系实际上有两方面:从产生上说,有体就有用,体用同时存在,有天之象,就有健之义;有山之象,就有止之义。从人的认识上说,先有体后有用。因为体为外象,是人们首先认识到的,一般的认识逻辑是从物体表象再到其特征和性质,才能认识到其功用。汉易见其体而不深入其用,王学见其用而去其体,各执一端,都有片面性。

体以明用,象以明义

  用来于体,但体本身不是最重要的。《周易》取象目的在于揭示、表示义理。“夫易者象也,以物象而明人事,若《诗》之比喻也。”(卷一)好似《诗经》的比喻,喻体是象,主体才是人事义理。但主体又不能离开喻体,义理必须通过物象才能得以体现。“易备知来往之事,莫不假象知之。”(卷九)假,即假借。取象是为了明义,这就抓住了《周易》取象的本质特征和意义。卦之物象有自然之象和人事之象的区分,取象明义包括两条途径:以物象而明人事,或取天地阴阳之象(纯阴纯阳)以明义者,或取万物杂象(阴阳混杂)以明义,例子前面已有;直以人事明义,孔疏认为易卦六爻中三、四爻象征人之位,都可以人事明其象,如《乾》之九三、九四。也有许多卦、爻辞直以人事明义,如《损》卦,“君子以法此损道,以惩止忿怒,窒塞情欲”,孔疏释《益》卦六四爻辞曰:“用此道以依人而迁国者,人无不纳,故曰利用为依迁国也。……如周之东迁晋郑焉依之义也。”(卷四)
 
        孔疏认为从卦象中得出义理有两种情形:《象传》所述多数卦都是从上下卦象的关系中取义。如:“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卷二)“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卷五)等等。另一种情形是直取卦名所含之义。如《讼》卦,乾上坎下,《象传》云“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这里所说人事之义,不取上下卦体之象,而是直接从卦名中取其义,讼即争讼,君子要防止争讼之事的出现,应“谋始”不让人们起争夺之心。

体用一如,互相化裁

  《周易》每一卦都有多种象,其义却一,多体有一用。《说卦传》汇集了八经卦各种物象的表征,各象之义都是相同的。如巽为入义,取象则多样:“巽为木,为风,为长女,为绳直,为工,为白,为长,为高,为进退,为不果,为臭,其于人也,为寡发,为广颡,为多白眼,为近利市三倍,其究为躁卦。”一卦多象,究竟取何象更为合适,孔疏认为可以“义理”化裁。如需卦坎上乾下,坎可取险象,可取雨象,还可取云象。《象传》曰:“云上于天,需。”对此,孔疏诠释为,“今不取险雨者,此象不假险难之义也,故不云险也。雨是已下之物,不是须待之意,故不云雨也。”而且,《象传》取“云上于天”之象,而不是“天上有云”,是因为“若是天上有云,无以见欲雨之义”,“言云上于天,是天之欲雨,待时而落,所以明需”(卷二)。可见卦之义决定了《需》卦的取象,起了“化裁”的作用。表明象数与义理体用一如,相互发明。
 
        魏晋玄学使体用真正具有哲学范畴的意义。王弼以体用规定无有,韩康伯加以发展,主张体用不二,郭象提出质用范畴。唐代佛、道论体用,儒家亦论体用。孔颖达继承并改造了王弼等人的体用观,以体用喻象数与义理,喻道器、无有、形而上形而下。既是对体用范畴的丰富和发展,又是以新的视角对易学诠释学的推进与贡献。

人物评价

 
孔颖达墓
孔颖达墓
  孔颖达在经学上的最大成就是奉诏编纂《五经正义》,为经学的统一和汉学的总结做出卓越贡献。如前所说,中国儒学从西汉开始便流派众多,师说不一。当时《诗》分齐、鲁、韩三家,《书》分欧阳、大小夏侯,《礼》有《仪礼》、《礼记》,其中《礼记》分大小戴,《易》分施、孟、梁邱、京,《春秋》既分公、谷二传,公羊又有颜、严之学。经学史上称这些分歧为“师法”。后来经师又在师法的旗号下更生异说,于是又分出“家法”,再由家法中分出各种专家之说。就像树干分枝,校又分枝,枝叶繁茂,渐失根本,经义难明。故有“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之叹”。后来古文畅兴,纠葛更生。《诗》有毛传与齐鲁韩争雄,《易》有高费与施孟争胜,《春秋》有左传异军突起,《礼》又出现《周礼》与分高低,《书》又得壁中古文十六篇。其间经本有无,卷国残全。文字今古,师说歧异,种种分歧,更扰得经学讲坛迷雾重重。企图解决经学分歧的统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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